读后感是读者对于书籍中情感和情节的回味，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可以使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精选读后感范文，希望能为大家的读后感写作提供一些启发和参考。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一
刺客列传是汉朝司马迁所写，各位，我们看看下面的刺客列传原文及翻译，一起阅读吧！
原文：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雠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次曰夷u，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u。夷u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u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m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译文：
专诸，吴国堂邑人。伍子胥从鲁国出逃至吴国，深知专诸的才干。伍子胥谒见吴王僚，尽说伐楚之利。吴国公子光说：“他伍子胥父兄皆被楚所杀而说吴伐楚，这是为报私仇，非为吴国利益计。”吴王这才打消了攻楚的想法。伍子胥知公子光想杀吴王僚，便说：“公子光将有志于国内的事，不可说以攻伐之事。”于是便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
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大弟余祭，二弟夷，三弟季子札。诸樊知道三弟季子札贤，故不立太子，把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想最后把国家传到季子札手里。诸樊死后，传余祭。余祭死，传夷。夷死，当传给季子札；季子札不肯受国，隐匿不知去向，吴王便立夷之子僚为吴王。公子光说：“假若以兄弟为次，则秦子当立为王；若以儿子为序，则我光当是继承人，当立为王。”所以便偷偷的养谋臣勇士以伺机夺王位。
公子光得到专诸以后，像对待宾客一样地好好待他。吴王僚九年，楚平王死了。这年春天，吴王僚想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属庸率领军队包围楚国的谮城，派延陵季子到晋国，用以观察“各诸侯国的动静。楚国出动军队，断绝了吴将盖余、属庸的后路，吴国军队不能归还。
这时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机会不能失掉，不去争取，哪会获得！况且我是真正的继承人，应当立为国君，季札子即使回来，也不会废掉我呀。”专诸说：“僚是可以杀掉的。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楚国军队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前吴军在外被楚国围困，而国内没有正直敢言的忠臣。这样王僚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公子光以头叩地说：“我公子光的身体，也就是您的身体，您身后的事都由我负责了。”
专诸向公子光提出自己最后的顾忌：身体受之于母，母在不能远行，更不敢以死相托。公子光很义气：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不在，我代孝。专诸无话可说、无虑可顾了。
专诸回家一见老母，泣不成声。有其子当然有其母，母亲心神领会，谎称想喝泉水。待专诸取水返回，母亲已自缢与床。
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下身穿铠甲的武士，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王僚派出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门户、台阶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夹道站立的侍卫，都举着长矛。
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匕首（即“鱼肠剑”，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所铸五大名剑中的三把小型宝剑之一。）放到烤鱼的肚子里，然后把鱼进献上去。
到僚跟前，专诸掰开鱼，趁势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毕命。他的侍卫人员也杀死了专诸，吴王僚手下的众人此时混乱不堪。公子光趁机放出埋伏的武士，诛杀吴王僚的部下，将其全部消灭。
剪除了吴王僚，公子光于是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将鱼肠剑函封，永不再用。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二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徙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刻薄少恩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三
张仪，一个靠嘴打天下的人，就凭他的一张嘴，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
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拜鬼谷子为师，练得一身的好口才，提倡连横各国奉秦的政策。
张仪学成之后在游说诸侯之时，花光了身上的钱，一次他被人误以为偷了一块玉，被打了几百下，始终不承认。回家之后，他问妻子：“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笑着答：“舌头还能打没了？”张仪答道：“这就足够了！”从这件事看出，张仪十分在意自己是否可以靠这张嘴去游说诸侯各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后来张仪的得到秦王的重用，帮助秦国从楚国那里得到了许多土地，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楚怀王忽悠得团团转。
在我读了张仪列传后明白了一个道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可以都用武力解决，如果用智慧，就可以通过谈判和沟通去协商解决问题。就像张仪一样，可以靠嘴去说服他人，而不费一兵一卒。张仪的外交方法很像现代外交手段，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使用政治手段而非暴力来解决问题，这样才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和谐、和平。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四
司马迁。
一题解。
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
1．“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2．《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
3．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二、文字疏通。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
（这段引文见于今通行本《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为便于讨论,录于下: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a,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小国寡人”的理想社会，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在太史公看来,“至治之极”的社会是美妙的。《货殖列传》引录这段话置于卷首,当有深意。在引用这段话之后,太史公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意思是说,必须致力于此。因此,这句话当属上谈,绝句。这样才符合太史公之意,文气也才顺适。至于“附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一句,则是对晚近时期为奇说谬论,淆乱人民视听者的斥责。
那么，至治与货殖有何关系。
“至治之极”那段话里,没有一句说到货殖。乍一看来,至治与货殖殊无关系。实则,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内在联系是什么?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老子》这段话的中心内容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一句话,就是人人都享有美好生活。《货殖列传》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它一开始就指出,山西、山东、江南、北方各有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即生活必需品。但人民无法自致,须“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有待于社会分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是“货殖”一词的基本含义。太史公强调说:“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富饶则生活美好）。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针对如此世俗，为政者的应对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马迁上承其父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因之”，该就是无为的意思。所以这篇《货殖列传》第一句话摆出的就是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且明确主张这种政策）。
《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贫与富，若排除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他举出姜太公为例，说，姜太公的封地在营丘一带，是海边盐碱地，人口少，较穷，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劝其女功，极技巧”，大约是种植棉花或养蚕，并且加工出好的纺织品。二是“通鱼盐”，大约是发展海洋捕捞业，还有就是盐业，即海晒盐或煮盐。看来姜太公算是盐文化的老祖。姜太公这样把经济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闻名的地方。）。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司马迁看出世有贫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他赞成老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础。）。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司马迁说，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你这样看待范蠡的弃官从商？
范蠡的致富经对你有什么启迪？
（子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
这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据说范蠡离开越国时还带走了那位传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遥快活。
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时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司马迁说，孔子的七十子之徒当中，最会致富的，是子贡，他的商队“结驷连骑”，往来天下，诸侯国君无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是说，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从事于政治、文化、教育这些事情，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1、司马迁认为货利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文化素来重农轻商，但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接下来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来作个研究。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民主自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钉的衣眼；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先从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去的描写。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国跑了。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由此可见，想要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2．司马迁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3司马迁对于商业的经营上的观点。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
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
4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地往美国跑一样。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5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四作业。
谢老师。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五
读完司马迁的《李斯列传》久久不能释怀，感慨颇多。李斯由一小吏到位极人臣的丞相再到身败名裂，其中之事对我们多有借鉴。
李斯列传开篇先介绍了李斯当郡小吏时，看的看到办公处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这就是李斯的着名的“老鼠哲学”。可以说这句话到处了多少现在中国人的心声。河北大学一起校园撞人事故带来了一个官二代“我爸是李刚”的铿锵自白，这是对社会公平的公开叫板，可他却说出了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拼爹”时代已经到来。有网友调侃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见女友把命催，醉驾撞人咱不怕，李刚就是我老爸。”在这样的时代，真是干得好不如生得好，生得好就有权力、就有财富、就可以肆意逾越人间规则。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有关统计数字显示，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到两成，农村人口却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可以享受父母留下的庞大的人接关系网，这让出身普通的百姓想有出头之日是何其之难。
于是李斯像那些普通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地位卑贱，而不想着去求取功名富贵，就如同禽兽一般，只等看到现成的肉才想去吃，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句话可以说是李斯一生的核心理念。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学过道德经的人总是纠结于无为还是有为，李斯也算是给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答案。处在这样一个以金钱和成功来衡量一切的社会，如果你贫困和没有社会地位，说话做事都没有底气，备受歧视。就算你能有：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你能让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妻子被人看不起而置之不顾吗？如果你真的那样做了，我觉得你就算不上什么超脱之人，而只是一个消极避世的人而已。当然道家说我们不要去追寻那些身外之物，这是背离大道的。确实我们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丧失了快乐，元人姬志真曾写过一首名利与个人关系的一首诗：仆马舟车历艰辛，区区名利两相关。细思本来图安稳，却使身心不暂闲。确实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成功了就会快乐，但是事实不尽然。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较低的社会地位，连自己的基本尊严都维护不了，你难道会比那些追求成功的人快乐吗？处在一个卑贱的地位而说自己不爱那些财富和高地位，只会引起别人的嘲笑而已，只有当你拥有这些你才有资格这样而不为人所诟病。处今日之中国，想超然世外是何其艰难。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六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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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七
“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八
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以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思想。对这种说法，也有某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即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被历朝所用？其实，现在有很多学科都在谈论此类问题，以为现在一些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计算机）在中国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这些说法极力膨胀传统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论根据，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观点，对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比如说，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隐含着某种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但决不能说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翻版。下面，我想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谈谈《史记·货殖列传》里所包含的经济思想。
在《货殖列传》里，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贾之事，都是必定要发生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甚至哪个人。这是极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饭、睡觉一样。古书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身安使人懂礼节知荣辱，这是社会安定以及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说："故君子富，还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乐业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这也是千百年来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贾之事，本来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定之事。
但是，这些商贾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个地方生产自己地方特有的产品，地方与地方之间再进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山东多鱼----则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了，同时也就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验邪？"人在自己的行内，做自己行内的事，并且应该努力去做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得到你的东西，而别人同样也要做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此循环、相交，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必须是自由的、独立的活动，发挥本行内事是他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行内事，那是他的失责；同时，社会上的每一种有关经济的活动，必定是相互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某种不协调，更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上述的论述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已隐约露出有关"经济"的思想。但毕竟不能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完全等同。但是他强调各种商贾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来的交易，与商人的独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须做好分内之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时的有关"商贾"活动，只是被作为社会以及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经验性的总结。此与上升为理论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并且当时的这些思想最多也还只是一种初期的萌芽状态。因此，我们在看待古代思想时，必须要持一种历史的发展观点。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九
为了这一场注定不会成功的`刺杀，“节侠”们牺牲了太多太多：太傅鞠武直言进谏，不惜自己放弃全局；田光为明清白激荆轲，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一员猛将樊於期为了得以成功刺秦，献出自己的首级。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刺秦不成，岂不白搭性命？！
田光在临死前，在笑。他俯下身去，唯唯地答“喏”，却在笑。他一定洞察了这一切：看出太子丹对他的不信任，看出太子丹“非节侠也”。也许，这笑，正是嘲笑太子丹不信任所用之人的不讲义气。
孟子云：“舍生而取义。”义，究竟是什么？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么？田光终究自刎了，为的是他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个节侠，不能违背太子丹的嘱托，只好自杀以明“义”。为义而生，为义而死。南宋文天祥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末，于谦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再到戊戌变法中，谭嗣同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留取肝胆两昆仑”。而牺牲，他们都是为义而死，希望“义”的侠客精神永存于世，愿人们都能为自己的承诺和理想放手一搏，甘为最后一丝光明舍弃一切去奋斗，去捍卫自己的“义”。
作者：沈萱元，上宝中学七年级。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
“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三
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四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一
《史记》七十二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列传。读过该篇数次，每次读完都感觉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说出个子午卯酉来，疑问如下。
第一，为何司马迁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许你会认为没有什么，哪篇列传放到首篇是随机的，但是我不这样的认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马迁的想法，但我认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斋志异》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话，有心向善虽善不赏，无心向恶虽恶不罚，通过这句话就能写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诉读者，不能只看一个人做事的结果，还要看这个人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饭时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这是无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饭的时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同样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发点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为何这篇文章的格式与其他篇列传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传的基本结构是先介绍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写主人公与事，通过记事写人，通过人来写事。记事是为了写人而服务的，所以研究列传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选了哪些事，每一个人经历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选这个事而不用另一个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对这个人或者事的评价，评价事也主要是为了评价人。
该篇文章，开头没有介绍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写伯夷一个人。结尾处没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为何该文读后能明显感觉到司马迁有股怨气。其他文章中没有或者很少能见到司马迁这种怨气。处处疑问，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称焉？""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观之，怨耶非耶？""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轻若此哉？""恶能施于后世哉？"。
总是感觉司马迁把该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没有揣摩出来。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二
我以为，屈原即使再来一次，也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屈原生在楚国，长在楚国，他的心与楚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即使不能再在朝廷为官，他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刻刻“心系怀王，眷顾楚国”，即使曾想过“退将复修吾初服”，但也依然难敌“井渫不食”时的心恻，他选择了“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的儒家思想，选择了独立江滨的孤独。
屈原想要的是一腔的鸿鹄之志，是“君明臣贤，国之幸也”，是满腔的家国情怀。人这一生，该拼搏时拼搏，在该有的年纪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才不枉活过这一遭。历史那端的屈原，也不想看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被敌人的马蹄所践踏吧！
他，就是屈原，就是那个香草美人，那个选择儒学道路的屈原。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三
我的祖国以快60岁了，我的祖国是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才有今天的繁荣，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多少人为祖国抛头颅，但他们依旧微笑有多少人为它洒热血，但他们都觉得值，从古至今有多少的英雄人物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他们自己年轻的生命呀!
前段时间我有幸读了《屈原列传》这本书，对流芳百世的屈原有了个全新的认识。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但是他一生中遭遇了两大挫折。读《屈原列传》的时候，我感觉到吸引和震撼我的以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大的悲哀。
屈原为楚国建立了法度，办理外交使楚国的'趋势逐渐走向富强的道路，并一度成为六国联合抗秦的领导，同时他又为祖国积极培养人才。可是楚国的贵族政治，以日趋没落，楚怀王及其子，襄王都是昏君，秦国的张仪以重金收买了嫉妒屈原的大臣及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造成一个全面的政治攻势。
事后，屈原便找到楚怀王，要楚怀王听从他的建议，但楚怀王的宠妃和大臣们百般阻挠，最后没听从屈原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秦兵大举来袭，最终楚国灭了。
屈原回首再回首，拭泪，最后终于抱起岸边的一块记录楚国辉煌、中落的历史的江石投入了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天地不言，唯有江水呜呼。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我总是有一种悲叹，一个真正的跋涉者，一个真正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的人，他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后人们便流传这样一个习俗，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在屈原投江的那条河里，撒粽子，为了不让鱼虾吃屈原的尸体，以后的五月初五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节。
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想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的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我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在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迎接，战胜自我，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我相信这个道理一定会使我终身受益的。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四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屈原一生中遭遇了两次大的挫折。
屈原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代表，主要原因是他很有才能和爱国情怀，在楚国遭受打击，但是他始终不背叛楚国。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总有一种悲叹，一个真真的跋涉者，一个真真坚持自己理想与情操的人，它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
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人的意志无不在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他对生命的看法。
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走过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都理解不了古人。
读《屈原列传》的时候，吸引和震撼我的已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哀。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挫折，战胜自我，把每次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的辉煌。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五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六
《刺客列传》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的事迹，始于曹沫，终于高渐离，他们的悲剧性也在逐步加强，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这六个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荆轲，荆轲的事迹被千百代文人墨客传唱，可其余五个人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们六个人的事迹都是令人扼腕叹息，荡气回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被豫让提出来，就成了刺客的信条，他们不顾家人，不计生死，就是为了“知己”这两个字。前面已经说过，荆轲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现在看荆轲与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来注解《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与太子丹游览东宫，荆轲拾瓦投蛙，太子丹捧着金丸给荆轲。他们又一起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杀了千里马把肝给荆轲吃。荆轲在宴席之上说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来放在玉盘里送给荆轲。太子丹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谄媚之嫌。荆轲虽然为人深沉好书，与贤豪长者相结，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渐离在市集之上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太子丹对荆轲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不掺杂利益，可太子丹与荆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连荆轲也说“太子遇轲甚厚”。所以太子丹为荆轲准备好要去咸阳时，荆轲准备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荆轲，以为荆轲要反悔，试探地说“丹请先遣秦舞阳”，他们连朋友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更谈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对荆轲不薄，荆轲去刺杀秦王，就有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来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些，荆轲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这和太史公偏爱荆轲有关，《刺客列传》里，荆轲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还有他身边诸如田光先生、高渐离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来了强烈的悲剧氛围。文人墨客也写诗作赋咏叹荆轲，例如陶渊明《咏荆轲》中说：“其人虽己没，千载有余情。”这其中自然也有荆轲他一诺千金，视死如归的缘故，但是《刺客列传》其他五人并不缺乏这一特点，所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五人相比，荆轲的敌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虽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誉满天下同样也谤满天下，可这并不能抹杀他奠定中国封建王朝基础的功勋。而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对手来决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竟然敢刺杀他的荆轲当然也在历史上扬名。尼采说过，慎重地选择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选择你的敌人，朋友可能影响你的成就，敌人会决定你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随便去和他理论生气，不是所有人都配当你的敌人。
《刺客列传》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挟持齐桓公，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齐桓公交出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专诸虽然达到了自己目的，以鱼肠剑杀了吴王僚，可自己也丢了性命。接下来的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丢了性命。而且秦王因为被荆轲行刺大怒，发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为燕带来了祸患，但他们都是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死士，其悲剧结局可歌可泣，读来荡气回肠。我认为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是高渐离。
畔送别荆轲时，流传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高渐离为荆轲践行之作。似乎在这个时候，高渐离就已预见到荆轲悲剧的结局，并决定自己也踏上这个没有回头路的征途。这是何其悲壮的画面！他与荆轲的友情可见一斑！当秦始皇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时，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更名改姓给人家当酒保，伺机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为爱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双眼，令他击筑，高渐离便把铅放进筑中，再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当然没有成功，被杀。但是这个时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国，这时再刺杀他，已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高渐离不会武功，他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渐离这个击筑国手却义无反顾，这似乎有些寻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来告慰荆轲这个朋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他只是为义而死，其中不掺杂任何的金钱、收买、报恩、等等龌龊，死得轰轰烈烈。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的诗句描写了一个冷酷无情却又侠肝义胆的刺客。刺客，或者说杀手，这个职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古老传统却又有着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战国那个君子之间争霸的时代过去，“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阴冷的暗杀、丑恶的血腥，这怎么不令人怀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刺客豪侠！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七
放假以来，一直在读《史记》。近日，读到了《屈原贾生列传》，记载的是我国古代两位国家重臣、名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级别的高官，同时都是文学史上的名家，一个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另一个就是东汉文帝朝的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太子太傅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也有表述为散文学家）贾谊。
关于这两个人，很多年前就接触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屈原的《国殇》《离骚》，贾谊的《过秦论》等，但从来没把这两个人往一起联系过。因为前一个生活在战国末期，后一个生活在汉文帝时代，两人相差一百三四十岁，而且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另一个是散文家，所以感觉很难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几天读到《史记》中的这一部分，发现司马迁居然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列传，颇感费解怎么会把他们俩放到一起呢？于是查一查是否有人对此有过论述，可惜没有找到，便凭着个人认识进行一些浅薄的论证，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屈原被司马迁描述成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左徒是楚国的大夫，我理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同时左徒还是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从这段描写看，屈原博闻，而且善于治乱辞令，还负责图议国事号令应对诸侯。可以看出屈原负责国家公安司法外交商议国事发布命令等，在楚国怀王时期他真是学识最渊博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位置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重臣。
贾谊被司马迁描述成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博士就是在朝中侍候在皇帝身边、随时准备接受帝王咨询问题的`官员。还有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梁怀王虽然没有立为太子，但从班固在《汉书》记载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可见，汉文帝对这个小儿子是很偏爱的，如不是梁王坠马早亡，历史会怎样书写还真就难说了。贾谊能先做皇帝博士，后入选太傅，可见贾谊不仅是通晓诸子百家的少年才俊，而且也曾经是很受汉文帝的信任和重用的，是皇帝的智囊团中的重量级人物。
屈原为楚国能在七国中称雄争霸，不被强秦所灭，治国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保障民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致力于改革和法制建设。
贾谊在汉文帝朝中央政府工作期间，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实也是致力于变法，改良治国制度。
两人都由被重用到受到排挤、没有同志知音，最终被弄臣陷害失宠而流放，而且都流放到了长沙。屈原流放了十多年后听到颖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写下了有名的《怀沙赋》，然后怀石投江而死，这成了他生命的绝笔。贾谊流放到长沙后，路过屈原投江的地方，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三年后被召回国都，不久因梁怀王坠马而亡，便郁郁而终，这也成为生命的绝唱。
司马迁正是读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才对屈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联想到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自己因言获罪、惨遭宫刑生不如死的人生遭遇，感觉和他们二人非常相似，便对他们有了更深刻的同情，尤其在屈原的描写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应该是司马迁自己的影子。
这就是读《屈原贾生列传》后，在司马迁把屈原与贾谊放一起列传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八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热门19篇）篇十九
南怀瑾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反复读了一百遍伯夷列传，才觉得真正看懂。我没有看到那么多遍，何况要看懂，也不仅仅是在一时之间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读书笔记还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这样二十遍的状况写吧，写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这篇又觉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传是《史记》里的第一篇列传，篇幅非常短，大约是列传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别，不仅因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内容只有一个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样看似与传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说列传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马迁，听到司马迁，有哪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站出来明明白白地加以论说的，那便是这一篇了，读后感《伯夷列传读后感》。写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隐匿在行文之间，隐匿在对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点中，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司马迁却是要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说的话了。
伯夷列传里中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关系，人与现世的关系，和人与后世的关系。作为一个史学家，无怪乎司马迁谈到这两点时如此情绪激昂以至于要跳出来说点什么了。因为再将这两重关系联系到一起，就要谈到关于真正的历史和被记叙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这正是司马迁要表达他著书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记》的另一个自序。司马迁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别讨论了这两重关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来说。
人与现世的部分，司马迁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他盛赞了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浊世中的清士，他认同了这些人在举世混浊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齐提到二人时评价他们所说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怨吗？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正是伯夷叔齐临死时所做的诗歌。
诗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其实是觉察到自处于末世者的绝望叹息。他们是秉承着上一个时代禅让的政治传统和上古政治伦理的最后的人，他们自认应处在神农、虞、夏之朝，而不是这混浊的西周。他们不愿走下首阳山去看这名为周的朝代，他们宁愿不食属于这个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这样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说，"我安适归矣".
但不仅于此。司马迁用司马迁的双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别的东西。孔子针对伯夷叔齐，所判断的"不怨",判断依据是他们的求仁得仁，因为他们的现世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在他们那个干净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尘——或者说粟米。然而司马迁质疑了他们彻底不怨这个观点，认为在其间还有别的怨——非关现世，而是关于后世，关于自己的没世。司马迁在引述上面这段诗歌时，特意地提到这是他们"及饿且死"时所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现世已经坦然和无怨，所以他们的怨，是针对身后而发的，而不是针对当下所发的。这便引出了第二重关系，人与后世的关系。
这怨是什么呢？从诗中看，关键在于"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一句，而它的解释，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这就要提到伯夷列传的另一个线索——许由务光二人同伯夷叔齐二人在死后的被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在本传的开头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许由务光虽亦是节义高蹈之士，却因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见称于后世，伯夷叔齐因为得到孔子的颂扬而广为人知。那么，被后世发掘和颂扬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引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只有拥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会彼此欣赏，即便相隔几百几千年也如逢知音。他们"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个担当"圣人作"的职责，使万物得到归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传扬，使这种精神在世间继续流传。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这样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广地说，是能否还有那么一个时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认同和理解。倘若没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们经历的将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孤独。
而伯夷叔齐忧虑的，正是能否还会有这么一个时代。面对着举世混浊和大醉不醒的众人，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刚刚过去的的正是最后一个坚持着自己所坚持的这些东西的时代，所以他们哀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追忆前朝，他们哀怜后世。这是他们怨的所在。
这个时候，第一重关系与第二重关系得到了结合，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马迁站了出来，他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要使这些人被看见，他要作为一个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些历史的光源。
于是他书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将正史的关注点从一年复一年的祭祀征伐转移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构成了历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写荆轲，写郭解，他也写宁成、东方朔，他著书立传的目的和基础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尝试。于是他在这篇伯夷列传——在七十篇列传之首的位置写下他的志向。自此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笔——他所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为那些从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的人立传，称为"列传",他用一个一个血肉之躯筑成他司马迁的史书，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隐没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尘。司马迁使这些人的光照亮了历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觉得伯夷列传像是《史记》的另一个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马迁的态度和承诺，它也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当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还有八十遍要看，但这篇读书笔记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