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巴金散文集读后感优质

《巴金散文选集》，散文集。巴金著。杨川庆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xx年出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激流三部曲(2374)》。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内容。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真挚灼热、畅达自然，是巴金散文的基本“风骨”，是巴金作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和美质的融合。这种“风骨”，正是巴金区别于其他现代散文诸大家的独特个性，也是巴金一贯主张的“写作同生活的一致”、“作文和人的一致”的生动体现。

作家的气质和作品的风格、美质、自然受制于作家的生活和思想。在分析巴金散文的创作道路及其特点的同时，不联系巴金独特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就散文谈散文，那是难以切中肯綮和深入堂奥的。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几位文学巨擘之一。巴金研究及其争论同他的创作道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自然主要是因为巴金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巨大，同时也与巴金前期复杂的思想信仰，以及特定时代左翼文坛某些激进的情绪有关。引起争议的焦点，是巴金及其作品前期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或是几者兼而有之?他的基本思想又是怎么形成的?与散文创作有什么复杂的关系?与很多大作家相似，巴金气质、思想，以及作品风格、美质的形成和发展，其源头广阔而博杂，其过程曲折而漫长，人和文的关系既复杂而又清晰。

巴金1920xx年生于四川成都北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巴金在成都老家生活了20xx年。他后来多次说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三位先生”“在生活态度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的行为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巴金：《我的几个先生》)。但是封建家庭的专制、虚伪和残酷，以及相互倾轧和腐化堕落，封建军阀社会的黑暗和种种罪恶，又使少年巴金的内心产生了‘憎恨’的苗”。他由“爱”而懂得“恨”，是对专制制度叛逆性格的第一步，同时在感情上也沟通了少年巴金接受丰富复杂的“五四”新思潮的通道。这一时期的“爱”、“忠实公道”、为理想而“自我牺牲”以及对虚伪、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恨”，构成了巴金第一阶段思想基本的核心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以后巴金整个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无论今后几十年中巴金思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充实了多少内容，这最初的思想“种子”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如前所述，巴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渠道错综、源流庞杂的，也有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也深深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成都老家的黑漆大门挡不住新时代潮流的冲击，封建专制的旧礼教的高墙也禁锢不了少年巴金寻求光明和理想的思绪。渐长，少年巴金“兴奋地读着”从革命热情高涨的北京、上海传入四川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新潮》等宣传新文化的刊物，“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花一般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他也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写的和类似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和文章。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高德曼、刘师复等的文章，以及成都一群激进的热血青年出版的《半月》上的《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宣言》等。他被那些“带煽动性的笔调”“征服”了，于是“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的世界”、“无组织的自由结合”、财产“属于全体人民，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所需……”、劳工“是社会上的主人翁”、“举行大示威运动”，“为推翻那万恶的政府和万恶的资本阶级”“奋斗、牺牲、流血”、“上断头台”种种的理想、精神、观念、主张都鱼龙混杂地涌入少年巴金的脑海中。但即使是在他参加成都一些青年人组织的“均社”团体，并自称“安那其主义者”时，他只是零星地读了一些宣传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多种思潮的文章。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接受无政府主义理论，如1920xx年，年仅17岁的少年巴金在4 月份以“芾甘”的名字发表的第一篇短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和之后陆续发表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几篇短论，其内容几乎都是对当时一些含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色彩和倾向的文章的介绍和复述，甚至有些语句都相似。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他主要编写一些宣传品式的短论和试写一些小诗，以抒发他憎恨黑暗和专制，挚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理想和光明的感情。

封建旧礼教对有热情和有理想的年轻人的迫害、专制制度造成的黑暗、落后，纷至沓来的“五四”新思潮的启蒙和引导，少年巴金的灵魂骚动不安，内心热血沸腾。1920xx年，巴金终于冲出了成都老家禁锢的黑漆大门，到了上海、南京和北京，又于1920xx年初乘船到法国。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青年巴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刊物，埋头阅读和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卢梭的著作、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等。广泛接触思想激进的青年，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同时办刊物，继续写《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短论，编写《断头台上》等传记，翻译《俄罗斯的悲剧》、《面包略取》等论文和著作。青年巴金称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同时也称法国民主主义先驱卢梭为“启蒙老师”，相信卢梭的“人生来是平等的”等理论。与此同时，还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一是两个为自己祖国寻求前进道路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被美国政府处以上电椅的酷刑;二是国内传来“四·一二”国民党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两次血的教训更激起了青年巴金为祖国的光明前途和人类的平等而“献身”的热情。在异国，青年巴金对“不幸的乡土”的怀念和对“祖国的命运”的渴求，像烈火似的日夜在心头燃烧。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青年巴金这一阶段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阅读和研究充满了梦幻般的热情，较前一时期广泛、自觉、系统;同时，民主的、人道的、爱国的思想也更为丰富、强烈和执著。创作上，这时期巴金主要写短论和杂感，只在旅法途中写了表现离国之痛和描写旅途风光的散文《海行杂记》，抒发浓烈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1920xx年底，青年巴金被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同时又满怀着自以为找到的济世良方，离法回国。虽然这时用“巴金”笔名第一次发表的中篇小说《灭亡》为他在文坛赢得了不小的声誉，他却热心于社会政治宣传，在短短的两年左右时间内翻译、撰写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传记，如《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下)、《俄罗斯十女杰》等，还编著了一本他自己一生中唯一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青年巴金自称这本书为“指示革命道路”的书。但由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得一些志士仁人的欢迎，同时，又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的空想性和虚弱性，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任何实际问题，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失去了二十世纪初那种煽惑青年的锋芒，在群众的革命风暴中多次碰壁，有的无政府主义信徒甚至站到了革命运动的对立面。青年巴金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感到彷徨、痛苦。“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路。”(《巴金年谱》下册)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水深火热的人民和危机重重的民族，青年巴金将自己内心的矛盾、愤怒、痛苦以及对真理+的探索、对光明的追求，这种种积郁都倾吐于纸笔。赫尔岑说过：“凡是失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巴金多次说他创作就是倾吐感情。在巴金思想发展到1920xx年至1936年这第四阶段中，他对社会的政治宣传由热衷很快转入怀疑、厌倦、淡漠，而文学创作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尤其在1931年开笔写长篇小说《家》之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散文和小说创作。这些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短短的几年中，就写作和出版了《短筒》(一)、《生之忏悔》、《点滴》、《旅途随笔》等四、五本集子。这些散文，以同情疾苦、憎恨黑暗、追求光明为中心内容，比小说更直接、更热烈、更明快地抒发了他内心忧郁、痛苦、挚爱和执著的感情。

1937年抗战爆发直至1949年，在巴金前期思想发展到第五个阶段时，巴金的社会政治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般说，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种质变的明显标志是：从这一时期起，巴金基本上不再翻译和编写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和传记、史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政治观基本决裂了;同时，反封建专制、反侵略、反压迫以及爱国爱民、追求光明、为理想献身等原有的思想、政治观和人生观更为强烈、更为火热、也更为深厚和执著。促进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虐杀，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空泛无力，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以及全民反帝爱国传统精神的高扬，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运动和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都使进步、正直、不倦探索真理的巴金彻底清醒和热血沸腾。他参加文艺界抗日团体，在抗日宣言上签名，大量创作以“发散热情”、“宣泄悲愤”、“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使年轻人“看出黎明中国的希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更为丰富，结集出版的有《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控诉》、《梦与醉》、《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静夜的悲剧》等。这些散文明显的特色是愤怒揭露政府的黑暗，控诉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同仇敌忾的斗志和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艺术上强烈而深沉，明朗而醇厚，叙事、怀人、议论和抒情融为一炉。这一时期巴金的散文创作已渐臻圆熟洗炼的境界。

从以上筒略勾勒，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用渠道错综而清晰，源流庞杂却丰富来概括巴金在1949年前思想形成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与他散文创作的血肉联系，是比较准确的。

巴金说的“创作和生活的一致”，不仅是自己创作几十年经验的总结，也道出了创作与评论的一条真谛。这与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讲的“风趣刚柔，宁致其气”、“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其基本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因文体、样式各自长期形成的规定性，散文总是比小说更贴近作家自身，更能映照作家的本性心境。巴金的散文更是如此。

在概览了巴金前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散文创作历程之后，不难发现，巴金前期18本散文的美质，就是自始至终地跳动着、燃烧着一颗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和反对封建专制、反对侵略战争，以及探索真理，寻求光明的火热的心。

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到未来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目标会把中国拯救的。(巴金：《烽火·卷头语》)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记叙抗战的惨重场景，讴歌抗战的精神风貌，这是民族危难之际巴金散文的可贵风骨，也是巴金人格和信念的闪光。研究巴金散文的风骨，如前所说，必须将他的散文创作和他的生活道路、人格气质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巴金临难而不苟且，处危而自信。他在1932年以“佩竿”的笔名发表的一首小诗中，就在沉沉的黑夜呼唤着“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这“红灯”在散文中也多次出现，给寒夜里的人“一点勇气”，为荆棘丛中的行人“指示应该走的路”。很显然，它是光明、理想、信仰、真理以及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仁人志士的象征。这种象征性的描写，有时是“星”、“火”、“雷”，有时也可以是有生命的“飞蛾”、“龙”，甚至是一些为光明和信仰而战斗、而牺牲的友人们。写于1941年7月的《龙》，描写“我”和龙会见时的一段梦境。他们相互倾诉为“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而痛苦，叙述为“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而不倦地“往前面追求”。在漆黑的四周，龙“冲上天空”，“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但“意志不会消灭”;而“我”表示：“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巴金笔下的龙已人格化，巴金赋予它以勇士的形象、猛士的斗志和为人类光明的未来而甘愿自我牺牲的革命先驱的精神;文中的“我”是后来者，是“龙”的精神、意志的传人。“龙”与“我”融为一体，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先驱者融为一体，凝聚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高大形象。其中无疑地折射着巴金的人格、意志和精神，也寄托着巴金的感情、理想和信仰。正如左拉称赞都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那样，巴金也是“把他自己的个性与他要描绘的人物和事物的个性熔铸在一起”，作家和作品“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而又在作品里获得了再生”。(左拉：《论小说·个性表现》)

几乎所有优秀散文家的作品都重情、重情理并茂，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巴金也不例外，但从风骨学的角度考察，巴金散文在写情理方面又有个性，即融真诚、纯朴、灼热于一炉。读巴金的文，就知巴金的人，知巴金的人，更懂巴金的文。巴金的散文往往以童心般的真诚和炭火般的情感去“感人心”，他“写得痛快、不追求“含蓄”，但他只要“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文思马上潮涌而来”。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庄子：《渔父》)，真是金石之言!试看现当代散文园地，“强”颜欢笑、“强”发愁绪为文者不乏其人，他们虽然苦苦寻找音韵铿锵、色彩浓烈、气象壮阔、语意缠绵的辞藻，有时一篇中也不乏巧妙的构思、生动的段落和细节。全篇最终给人留下的感觉却是故作姿态、空谷传响、虚无缥缈。问题的症结在于“强(qång)”和“伪”。散文第一要素是纯朴、灼热的真情，巴金散文在用情方面成功的基本要素恰恰就在于真挚和自然。

哟!雄伟的黄沙，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巴金：《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这篇散文简短，感情却真挚、灼热，尤为动人的是写出了20世纪初爱国、爱民、有朝气、有抱负的一代先驱和青年人的共同情感，鲁迅、郭沫若如此，闻一多、郁达夫等等莫不如此。“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和新文化战士，虽然尔后的人生之路有别，但都有一颗为国捐躯而又报国无门的心，他们矛盾、苦闷、挣扎过;他们追求、探索、渴望过。巴金是“‘五四’的产儿”，受“五四”精神的感染，唯其如此，他的一些作品才特别激动人心，能引起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鸣。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维持生存的权利是每个生物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这正是顺着生之法则。(巴金：《生》)

紧接着作者顺理成章、无可辩驳、坚定不移地写道：“侵略则是违反了生的原则的。所以我们说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应该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到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这是一篇对“生”的热情赞歌，更是一篇融形象、议论、抒情于一炉的声讨侵略战争的檄文，有作家独特的感受和见解，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情真意也深。

《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e accuser”(我控诉)。

每个字仿佛从心底迸发而出—像火山从地心喷射那样。如果读过那中篇，听过那个女郎的故事，再读巴金这几句“点睛之笔”，我们就会和作者一样感情激荡，就会和作者一起对专制制度发出“我控诉”。在巴金写人的一些散文中，这种情真到“理深”的“点睛”描写，运用得更加自然、动人。

财产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巴金：《爱尔克的灯光》)

有真心、真情，始有真文。研究作家作品的风骨，必须紧密联系“人”和“文”的复杂关系来论述。一个时期来，文坛不乏将“人”“文”分裂、重“文”轻“人”，由“人”图解“文”的分析法。其实，作家和作品两者的关系虽然既简单又复杂、既明朗又隐秘、既清晰又微妙，而其基本点定然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整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对巴金及其散文也应作如是观。所以，巴金散文的特有风骨，就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抒发上，也同样表现在行文构思和语言文字上。

巴金多次说过，“写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写作不应雕琢斧凿，编造虚假，而应如“清水出芙蓉”，“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巴金一贯主张真心待人、吐露真情、说真话、说心里话。他为人如此，创作散文尤其如此。他的书信、游记、抒情小品、随笔、序跋等，都是有真情要抒发，才执笔为文。他的散文很少凝思积虑、很少精心剪裁、很少谋篇布局。毋庸讳言他的一些散文欠精炼，少含蓄。但是，由于巴金善于倾吐真情，生活和心理都相当丰富，又有文学创作的禀赋、气质、素养和日臻深厚的功力，他的相当一部分散文在行文构思和语言：丈字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甚至有一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如《鸟的天堂》、《爱尔克的灯光》、《静寂的园子》、《寻梦》、《火》、《春天里的秋天)序》、《复仇)序》、《纪念憾翁》等等。

唐古文大家王安石说，好文章“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道出了古今作文构思的真谛。历来评价散文的一个标准即“形散神不散”。如果单从构思角度来说，散文最忌的也是内容构思起承转合上的八股味，而大凡“看似寻常”实际“奇崛”的优秀散文，又都有作家自己的独特的、灵活的、自然的巧思和结构。巴金1940年10月在昆明创作的《静寂的园子》就达到了“寻常”而“奇崛”的“无技巧”的最高境界。题为静寂的园子，起笔就写静，后写绿树丛中可爱的松鼠的追逐，小鸟的歌唱和麻雀的叫声，由自然界中的静到动，由花的寂寞到乌的欢乐，写动旨在写静;但是“我”由于“半月来的空袭警报”在心理上造成的惶恐不安，感到静寂中潜藏着不平静，由自然界的“动”，写到“我”心理上的“动”，进而为下文设笔;果然警报响了，不一会儿又解除了。如此反复，再写松鼠、小鸟、蝴蝶又在静寂的园子中的欢乐。行文有跌宕，结构有张弛舒缓。顺势写来，自然而然地引人进入“静寂”的艺术氛围。最后，石破天惊地写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那“嘹亮”、“雄壮”的声音“划破万里晴空”，行文戛然而止，却如第一声春雷炸响，余声回响不绝。行文构思皆在情理之中，毫不突兀，毫无斧凿之痕，而又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全篇达到了“无技巧”的“最高境界”。《寻梦》的行文构思近似荒诞，却十分真实。从“我失去一个梦，半夜里披衣起来四处找寻”起笔，经过大江、高山，历尽艰难、几经挫折去寻找“能飞的”、“发亮的”、“梦”。其寓意不说自明，其构思也是“奇崛”而“自然”的。现代作家的散文在行文构思上能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的篇章为数不少，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秋夜》，周作人的《鸟声》，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茅盾的《雷雨前》，冰心的《寄小读者(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苏雪林的《溪水》等等，都是“文章天成，妙手得之”的佳作。

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石壁上的红灯还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根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到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起初四周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朋友陈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这是两段令人拍案叫绝的文字!作家的感觉多么敏锐!语言多么传神!前段写一簇堆、一簇堆的绿荫，又写翠绿的新叶的明亮，视觉形象之后，又进而写作家的感觉，由绿色感觉到“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平易而又传神的文字，谱写的是一曲动人的生命力的礼赞!后一段由“静”到“动”，由“动”到“闹”，由“掌声”到“鸟声”，人鸟相“闹”成趣，群鸟鸣叫动人;乌儿神态呢?有的“站”，有的“飞”，有的“扑翅膀”。简洁而又有节奏、有乐感的文字，进一步谱写了活泼泼的生命力的赞歌。读完全文，仔细玩味，真令人如游其境、如闻其声、如观其景、如悟其趣。巴金的散文语言，以往不为研究者注重，其实，和现代一些大作家一样，他的文学语言也是独具一格的。

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尼基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她认为优秀散文应“够得上称作史笔与传记”(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真是精辟之论，已超越了就散文论散文的市井之见。我们纵览了巴金二十余年中创作的散文，就仿佛翻阅了一幅中国现代的历史长卷。其间有的如工笔画似的精细，有的如写意画似的筒炼，有的如油画似的浓烈厚重，有的如水墨画似的情韵隽永。巴金的散文又是传记式的，作家的经历、感情、个性、气质，以及欢乐、痛苦、理想和追求，都“渗入到作品里”。这种历史性的传记性的艺术结合，是巴金散文风骨的基本内涵，使巴金跻身于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散文大家的行列。

评：大江来从万山中，错综清晰杂却丰。

我以我血荐轩辕，合而为一获再生。

动人情态何须多，真挚自然情理融。

清水芙蓉去雕饰，构思语言似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