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读后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用意和思想，深化对文学作品的品味和欣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优秀的读后感作品，或许能够给我们写作提供一些灵感和借鉴。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一
在第19个世界读书日期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陈雨露教授在中国知名大学校长推荐书单上推荐了《乡土中国》这部经典著作。《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著述中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书中所提出的“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为历代圣贤所推崇。
主要内容简介。
该书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在此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
费孝通，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8年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81年，他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他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同时出版了《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代表著作，书中作者记述了中国乡村的种种事项。那么关于乡土中国读后感该怎么写呢？这次白话文为您整理了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1000字（优秀4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东校区高一·2班张永江。
很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有人对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评论：“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望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确有千丝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是这段颇高的评价使我萌生了对《乡土中国》的兴趣，果然，读完过后，感触颇多。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给我们打开了认识旧中国农村的一扇大门，它对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师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
有人认为，费孝通在这本书里主要是提出了“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这两个概念。而我却认为他的最大成果是把中国乡村的根挖出来了，而且给我们介绍得十分详细，头头是道。比如他就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当然土气并不是实质上的贬义。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比较稳定的，即使经受过战乱、迁移，这些灾难也不是社会的主流。
在社会结构上，《乡土中国》细致地把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团体格局指的是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这个架子，再互相发生关联；而差序格局则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老还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而所谓伦理，也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多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当代中国社会又何尝不是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在办事的时候，部分人往往总是想着“找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导致了许多“走后门”的现象，也导致了很多的贪污腐败的现象。这一个比喻浅显而又深刻，在看待人的私心问题上，令我受益匪浅。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礼治秩序全面打破，血缘和地缘分离，社会变迁剧烈，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这就导致了更多的乡土本色被花花世界所淹没，但总的来说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还是“土”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写到这里，我不禁赞叹费孝通先生持之以恒、敢于探索的精神，虽然费孝通先生已经逝世，但是这本书里所研究出来的理论仍然散发光芒，他对于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本质看得是如此透彻。因此，我要继续把这本著作精读几次，加深自己对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理解。
郭芳语。
初读《乡土中国》是在一年前，陌生的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让我觉得这本书晦涩难懂，在老师的讲解下才基本理清思路，看到了传统中国的轮廓。时隔一年，我再次翻看这本书，又有了新的收获，找到了与我们现代社会的丝丝联系。
文章的第一节就明确的定义了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现代社会，“土”成为了一个骂人的词汇，去讽刺乡下人见识短浅。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从小是吃着土生土长的粮食长大的，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以牛排、面包为主食。也正是因为中国人这样靠土地吃饭的生活习惯，才使得人员不流通，形成了乡土社会。“土”这个字是中国人的依靠，如今也正是因为有庄稼人驻守在田边，才会有一袋袋米面运往超市，他们的“土”并不是一种缺点，不是人们讽刺的对象，而是对土地的执着坚守。
现代社会，应聘会看简历，注重你的学历、文化水平，社会上不免会产生学历高低的比较和歧视。那么如果在几十年前，大学还没有普遍化，这种歧视是存在的吗？那么在唐宋元明清时期又是存在的吗？不可否认，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的。“文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贬义词，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并且大部分是乡下人。乡下人就被扣上了“没文化”“文盲”帽子，被人低看一眼，甚至称为“愚”。“乡下人”以种地为生，“城里人”以文化谋生。乡下人之间所构成的熟人社会，是不需要文字来维系的，更多应用的是语言、表情和相互之间的信任，文字是少的；城里人所处的环境是流动的，对于事情交代的关系是薄弱的，并不可以靠语言文字进行保障，文字的使用率自然也就大大提升。但这里“愚”的恒定标准是是否认识文字，若“愚”的标准是是否会种地，当下的现象就会大相径庭。理科的实验中讲究“控制变量”，但是乡下人所处的生活的环境、学习条件都与“城里人”大不相同，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说乡下人“愚”。
时间在流逝，时代在进步，中国也从未停下脚步。我们不能用“土”“文盲”“愚”去评价乡下人，但是在全国共同进步的潮流中，文字的使用与工作技术都需要与时俱进，学习也就成了我们共同奋斗的工具。这本书带给我了一个带有乡土气息的中国，也让我对那个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我对这本书的理解还是浅显的，希望在第三次第四次的阅读中，会有新的收获。
首先，愚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笨，蠢；另一种则是大智若愚的愚。相信很多人对于乡下人的看法就是不识字，粗鲁野蛮。但是现在一定没有人会不愿意识字了，因此他们只是缺少环境让他们学习罢了。
在我的老家——一个普通的小农村，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都有许多哥哥姐姐考上了重点高中或是一流大学。每次回到乡下，听家里的人说起，我总是羡慕不已。可见，乡下人并不愚蠢，只要拥有学习的机会，他们一定不比别人差。
小时候，听到方言，我常问母亲，这个字怎么写呢？她总是笑笑，然后我又问，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母亲狠狠地拍了下我的头就走掉了。现在，我慢慢地了解，每次当他们讲方言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围绕着他们，尽管我还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进行交流，但是我却能体会到其中的感情。
一天中午吃完饭，外婆坐下来慢悠悠地说，“我帮他们家捡了几颗青菜去，没到他们今天拿了这么多菜过来，真的是……”说着外婆便起身拿了几个鸡蛋要我给他们送去。这青菜、鸡蛋的迎来送往便是乡下人的语言，里面透着浓浓的邻里乡情。
那时我才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淳朴，厚道了。而这就是乡土社会的“愚”，没有算计，不懂世故，睦邻相亲。真好！
这样看来，认为乡下人“愚”的精明能干、识文断字的城里人倒显出了几分愚来了！
崔芳语。
初读《乡土中国》是在一年前，陌生的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让我觉得这本书晦涩难懂，在老师的讲解下才基本理清思路，看到了传统中国的轮廓。时隔一年，我再次翻看这本书，又有了新的收获，找到了与我们现代社会的丝丝联系。
文章的第一节就明确的定义了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现代社会，“土”成为了一个骂人的词汇，去讽刺乡下人见识短浅。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从小是吃着土生土长的粮食长大的，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以牛排、面包为主食。也正是因为中国人这样靠土地吃饭的生活习惯，才使得人员不流通，形成了乡土社会。“土”这个字是中国人的依靠，如今也正是因为有庄稼人驻守在田边，才会有一袋袋米面运往超市，他们的“土”并不是一种缺点，不是人们讽刺的对象，而是对土地的执着坚守。
现代社会，应聘会看简历，注重你的学历、文化水平，社会上不免会产生学历高低的比较和歧视。那么如果在几十年前，大学还没有普遍化，这种歧视是存在的吗？那么在唐宋元明清时期又是存在的吗？不可否认，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的。“文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贬义词，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并且大部分是乡下人。乡下人就被扣上了“没文化”“文盲”帽子，被人低看一眼，甚至称为“愚”。“乡下人”以种地为生，“城里人”以文化谋生。乡下人之间所构成的熟人社会，是不需要文字来维系的，更多应用的是语言、表情和相互之间的信任，文字是少的；城里人所处的环境是流动的，对于事情交代的关系是薄弱的，并不可以靠语言文字进行保障，文字的使用率自然也就大大提升。但这里“愚”的恒定标准是是否认识文字，若“愚”的标准是是否会种地，当下的现象就会大相径庭。理科的实验中讲究“控制变量”，但是乡下人所处的生活的环境、学习条件都与“城里人”大不相同，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说乡下人“愚”。
时间在流逝，时代在进步，中国也从未停下脚步。我们不能用“土”“文盲”“愚”去评价乡下人，但是在全国共同进步的潮流中，文字的使用与工作技术都需要与时俱进，学习也就成了我们共同奋斗的工具。这本书带给我了一个带有乡土气息的中国，也让我对那个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我对这本书的理解还是浅显的，希望在第三次第四次的阅读中，会有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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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三
这本书很薄，置于掌心，不过一寸有余，但它也可以很厚，厚到要让人一遍又一遍地从头看起。每次拿起书的那一刻，说实话心中永远是抗拒的，那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词，一句又一句的深奥语句，天堑般阻挡在我和书之间。但当一页翻过，目光扫向第二页时，人仿佛就被吸了进去，一个个生动恰当的例子，永远适时地为我解开疑惑，给我往下读的信念。
全书从社会结构入手，阐明了乡土与城镇两种社会。乡下人并不愚笨，身上的那份土气也是代代耕耘此地而流传下来的。随着一个个论点的提出，这本书也愈加扑朔迷离了起来。
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对稳定的社会，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论述中心逐渐向人的情感发展，直至长老社会的诞生，“礼教”一词逐渐展露在人们面前。管理社会的方式也大多成为了教化，这是属于乡土社会的.特有管理方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上一刻都成为了过去，环境、社会都随之改变，当然，乡土社会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微妙的变化，但“生于斯，死于斯”终究还是决定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仍会流传下去，烙印在乡土文化中，不易改变。
全书共有十四个章节，将乡土社会分割成单独的小块，但当十四个章节融会贯通时，又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乡土社会，我认为就是传统的中国，几千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也许有些因素会因时而变，但世代终将薪火相传！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四
《乡土中国》主要讲述了在解放前那个艰难的年代，作者费孝通本着“行行重行行”的实践理念，充分运用自己在学校，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考察当时在整个中国占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广大农村乡野当中去，为研究中国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实地研究和考察总结了西南片区的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状况，并运用自己的独到见解和集体智慧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境况做出了精辟性总结，其中所提出的开创性见解对当代的城市和农村发展建设是有很大的积极影响的`，尤其是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所要建立的社会注意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作用和宝贵经验。
作者开篇就提高挈领的提出了乡土特色这一大的主题，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尤其是中过农村社会，是具有很大的乡土性的，作者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先是说乡下人是很土的，但是在后文中确实表达的乡下人土的可爱，土的天真，作者通过分析乡下人土的原因，深刻解析了乡下人土的本质和意义，以及与城里人的区别，从这一点来看，城里人与乡下人应该是平等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五
《乡土中国》分为十四篇，综合起来可以分为8个主题，下面分别来进行讨论。
一、“乡土本色”、“礼治秩序”、“无讼”——礼治与法治的衔接。
在“乡土本色”这一篇中，费孝通先生讲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在“无讼”中他说：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而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我们可以知道，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正是“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差别，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激速变迁中，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礼治”的逐步解体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紊乱亟需“法治”去调整。
或许，乡土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大阻碍。“旧俗”是否一定要破?“法治”的推行是否要完全抛弃我们两千年来的乡土习惯?法治思想能否与与我国的传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所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冒充内行的城里小姐对着苞谷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于是乎，可以说，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从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写到：“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所称的时势权力。”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多少农村孩子由于没有财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去“见世面”的机遇。这导致他们终生都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我们不禁要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当今中国，知识还能带来权力吗?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愚与非愚，或许既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而当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费孝通先生文章里所提及的“变化”。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无形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当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改变，还不如这短短几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既让人新鲜又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我们前辈的社会经验已经无法让我们拿来去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上文提到的“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其实也正是这种急速变化的大潮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字下乡，更需要思想启蒙。文字下乡是前提，思想启蒙是目的。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三、“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我们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吗。
在“差序格局”中，费孝通先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与西方像一捆柴组成的团体社会不同，我们是由一张张以自己为中心的蜘蛛网组成的差序社会。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文中提到：“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于是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了权利的概念。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但在我们的传统道德系统中，我们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是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另外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此，传统的道德里找不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无法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所以，在这种极富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但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正因如此，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隐讳。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所以我觉得，我国现在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有的的确是政治体制问题造成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根植在我们骨子里的这种传统道德观念在作祟。
四、“家族”、“男女有别”——婚姻与爱情。
关于婚姻、家庭制度，费孝通先生在另一本书《生育制度》里有着更为深刻的阐述。在这里我只就《乡土中国》里的这两篇文章来简单的谈一下我的收获。
费孝通先生在“家族”一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在“男女有别”一文中提到：“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
我们知道，反对封建礼教的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争取婚姻自由，无数的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对封建社会限制男女感情、遏制婚姻自由的控诉。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文章，让我明白了为何封建社会要控制男女自由结合，这是因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在乡土社会，男女之间的结合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
但是当今中国，随着西方思想的冲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的发展，乡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我们正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随着大家族的瓦解，小家庭成了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传统的择偶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变化。可是，我们也并没有完全走出传统观念的影响，与西方重视的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否开心，而不在乎家庭、婚事等的束缚相比。我国却是什么都要面面俱到。想要门当户对的理性，想要两个人的爱情合适，也想要一见钟情的浪漫。尽管现代人接受了新的观念，对于婚恋也不再是以前的保守态度，但是一旦涉及到婚姻，作为父母就一定会出来干涉。每个人都会受到盘根错节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瞻前顾后，导致了择偶难度越来越高。”
当今的年轻人，正是在传统观念束缚和新思想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五、“无讼”——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本来想把“无讼”这一篇的感受和“乡土本色”与“礼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单拿出来谈一谈。
费孝通先生在“无讼”里讲到：“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费孝通先生还谈到：“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尽管费孝通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上世纪40年代写的，可是说他是描写我国当今的司法现状也不为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中国人以和为贵，宁愿息事宁人也不愿诉之于法庭。村民发生冲突与纠纷,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通过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的某种民间法来进行调解和缓和,通常使用本着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具有浓厚血缘家族和乡土意识的民间法进行劝导、调和,国家法相反成为他们的参照。
在王连保先生的《我国乡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视角解读》一文中写到：“乡村的法律秩序存活和发展的外生变量是国家政权的干预程度。国家工作基本上通过村干部来执行,村干部享有国家赋予的强制的制度性权力，对于乡村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村干部生长于乡土社会中,他的任何违背乡村法律规则体系的行为,都可能遭到来自乡土社会和制度制约的双重压力,所以他们在执行国家工作中必须顾忌乡村的规则。其他执法机关也会面临同样境况,基层法官在审理农村纠纷案件时,往往不按法律程序办案,甚至有时有意规避法律条文,以达到平息纠纷为目的。”
文章还说，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然而,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国家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也往往退让妥协。这突出表现在民间规范、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不一致上,其实质可以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从文化的视角看,这种冲突其实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会宽容和理解现存的乡村法律秩序，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无讼”、“和谐”的观念,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视血缘关系的思想,不是必然与现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它们在维持农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农村法律秩序中有积极作用。
六、“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名实的分离”——民主与历史周期律。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他讲到：“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费孝通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费孝通先生提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分离。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
七、“血缘与地缘”——城市化进程。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的取消是大势所趋，血缘关系社会中将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全的地缘关系社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而当代的中国，正在进行着这种转变!
八、“从欲望到需要”——社会的进步。
费孝通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尽管离题有些远，但我在这里想到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把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在乡土社会中缓慢的社会变迁如同缓慢的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导致了乡土社会中人的欲望和行为的印合。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但是这种印合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这种印合如同漫长的自然选择导致的物种进化一般，可以说是天工，而非人力。
又或许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的依“欲望”而“行为”，到现代社会的因“需要”而“行为”，正是一种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自身自然属性的减少和社会属性的提高。
费孝通先生说：“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做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也想说，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的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的过程中，或许充满着痛苦，或许充满着矛盾。可是，这的确是一种进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的坚持，后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九、结束语——我们来自乡土。
《乡土中国》一书解释了中国社会人们身上一些很深层的东西，虽然费孝通先生先生指出他所写的是中国的基层，但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是有基层发展起来的，或多或少的带着乡土的痕迹。尽管此书写于几十年前(1947年出版)，上面说乡土性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也许有很多人在看到这本书中某些篇章时会会心一笑，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书中所描绘的现象依然能在我们心中找到共鸣。
摆脱封建统治才百余年的我们，依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在城市人西装革履之下隐藏的乡土气息，如“熟人社会”，“长幼有序”等，当今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乡土”痕迹的中国。乡土社会和儒家思想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深刻影响，正因为此，中国乡土社会的完全解体或许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六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古代称国家为“社稷”，“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土”是百姓的命根子，民以食为天。“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他们追求的幸福生活。乡土中国是“聚村而居”的，乡土社会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族群文化，他们会形成族规民约，遵守共同的规矩，人与人建立信任关系，受到道德的约束和制约。他们的生活经验是长期积累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人与人交往的广泛，这种单一的交往方式就显出了流弊，被称为“土气”。
作者的观点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乡村的研究。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振兴乡村战略都具有意义，要研究乡村固有的生存生态，文化生态。
费孝通先生的论述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不识字就是愚吗?没有文化就是没有德吗?没有文化就是低智商吗?原来愚不愚只看接受书本知识快慢是不够的，乡下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里有一则关于船夫与哲学家的故事：一次，一位哲学家坐渡船过河，他问船夫，你懂哲学吗?船夫回答不懂。哲学家便说，那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半。过了一会，狂风大作。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不会。船夫就说，那你的生命就将全部失去了。这个故事也同样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对于乡村，也不能以一个“愚”一概而论。
至于文化与德的问题，文化与智商的问题也与此有类似的道理，不可以偏概全。所以费孝通教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全面，要认识乡土社会的本质。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会引起不同的道德观念。费孝通形象地将差序格局比作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就是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种社会格局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通俗地讲就是个人中心主义，儒家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而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平等的，类似于墨家的兼爱思想。
认识了差序格局，我们就会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社会格局，分析由此而形成的以族群为主的乡土社会，从而理解家族、男女感情、礼仪、道德等的形成。这里也使我想起辛亥革命为什么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是那样的微弱，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那样的无助，她的抗争又是那样苍白无力，为什么在年节里祭祀的都是男人，为什么妇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配拥有，费孝通先生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有意筑起了一道男女之间的鸿沟，妇女成为一种附属品，男女是有别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人们对故乡具有很深的情结。乡土社会的安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先生认为主要靠礼治，当然也不排除长老统治。“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夫子一再倡导治国以礼，处世以礼，修身以礼，“立于礼”，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必须学习礼，“克己复礼为任”，一个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因此，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对于不符合礼的东西不看，不听，不说，不做。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育，形成一种生命的自觉，乡土社会有许多礼数，是人们长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男儿膝下有黄金”告诉我们人要有尊严;“父债子还”告诉人们诚信是道德的底线;“远亲不如近邻”告诉我们要处理好邻里关系;“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是讲人要有包容的心理;“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告诉人们要居安思危，珍惜当下;“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讲幼教的重要性等等。费孝通先生说“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内心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强调了修身克己是要靠教育之力的，教化使人们养成了敬畏之感。乡土中国就是靠着这样一些公序良俗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在振兴乡村计划的国家战略中，这种朴素的仪礼仍然能发挥巨大作用。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七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读后感。《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而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是由单独的社会团体承担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间的感情维系，乡土中国的“家庭”则以家法和纪律维系。以纪律维系家庭，反过来又影响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别”的现象。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费孝通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八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宗旨，蒋廷黻在“总论”中有所交代：“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由此可见，作者是想通过该书的撰写来抒发自己爱国爱民的热切之情，以及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国情来寻求救国之道和强国之路。
那么，近代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救国、强国之梦呢？蒋廷黻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显而易见，蒋廷黻认为中国在近代只有积极而迅速地融入世界，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实现近代化，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强国之梦。其具体途径包括：重视科学、发展机械、养成民族观念。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九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搜集了在过程中的十四篇论文的集合，于1948年首次出版。出版至今虽时间漫漫，但依旧是现在研究我国农村面貌的重要资料。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费孝通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中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留下了百万字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
通过对于本书的阅读，其中几张篇目让人印象深刻。这里就包括了“再论文字下乡”，它重点讲述了乡人不识字并不是因为乡人的愚昧，而是乡下的环境本身并不需要乡人掌握文字，在乡下这个熟人社会中，口语、表情和肢体语言可以解决一切沟通问题，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文字的表现力远不及非文字的`交流。既然乡人没有学习文字的义务，当然乡人不识字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了，这就好像是城里人不会种田是一样的道理。
在“差序格局这一章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认为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组成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简言之，西方社会犹如一捆柴，将社会成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划分是刻意的，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即使一个人可能处在多个团体中。而中国的社会组成结构则是差序格局，犹如一汪平静的水面突然之间投入了小石子泛起阵阵涟漪，而以这个圆心四散开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交际圈。
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的乡野研究，费孝通先生为此创造了诸多理论和名词。尽管读者阅读时会有些困难，但是结合起我们自身的文化底蕴，不能发现这部社会学著作有着我们太多现实生活的写照了。
透过《乡土中国》，我们仿佛触摸到乡村的脉搏，感受到乡土的气息。对于很多人而言，比起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更喜田野的欢脱，青瓦的朴素。炊烟以昏黄为底色，闻起来是一种温馨的味道。生活在乡间，我们与自然更近一步。生长在中国，我们有割舍不下的乡愁。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
很早便听说了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中国农村的主要特征，涵盖了人文环境、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等内容。为何要讨论中国的基层社会呢？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初次出版于1948年，正处在我国从乡土社会转向现代化都市社会的过程中，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并进行对比和解读。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许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但上一辈或上几辈定在农村生活过，因此乡土社会是我国的基层社会。正如书中所说，“因为只有直接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简单来说就是乡土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小，村子里的人祖辈都生活在一处，彼此间很熟悉，甚至是亲戚。就连我这个生在城里的孩子，每次回老家见到任何一个人总能发现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亲戚关系。先辈的经验以及礼俗也得以通过语言流传下来，并不需要依附于文字。由此可见，乡土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文字在乡下的非必要性，我们若是因为多识得几个字而沾沾自喜，那便是肤浅了。
其实一直以来有个问题困扰着我，为何我们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差如此之大？不敢说我从《乡土中国》中找到了确切答案，但确是汲取了一些想法。我们的乡土社会是依赖于农耕的，所以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祖辈的礼仪文化通过一代代的言传身教得以延续。因为周围都是熟悉的人甚至亲戚，所以“面子”就显得很重要，也由此衍生出了礼俗。例如向别人借了钱，不仅要及时归还，还要再多送对方些东西以示感谢，否则便是失了礼数。这些礼俗也好，亦或是道德准则也好，可以说都是模糊的共识。并不需要法律的要求，每个人自出生就会从长辈那里了解到这些共识。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格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文化差异。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一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这些学界前辈毕路蓝缕，在曲折艰难中将社会学研究推向了发展的繁荣时期，不仅使其在中国扎下深厚的学术根基，而且形成了世界所瞩目的中国社会学派。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二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该书再版时的那段话：“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通览全书，可以感受的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三
这是一本深入中国农村的一本著作，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内容只就农村而言。虽然如此，但中国上千年来的压迫封建思想并非短短几十年就能从我们的血液中消失的。即使在今日的城市，也依旧有着乡土的特性。因而从农村着手描述，更能反应出原汁原味的中国。
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社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这种乡土独有的气息蕴含着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乡村独有的气息。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和乡土中国情绪，恐怕是难抒发出来的。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乡土中国》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大家小书，获益匪浅。同时，这本书对我来说也难以“有感”，更多的是获取知识，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引导进入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心，找寻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是怎样一种文化传统。
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公”与“私”的界限问题，解决了一些曾有的困惑。度娘解释的词条其实并不明晰，只有读过完整的论述才能真正了解它在说什么。这种富有弹性的伸缩关系网络，可以跟随境况来判断公私，夺定取舍，看来有趣，实际也是如此。费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果说西方是“个人主义”，文化传统里有平等与宪法的观念，那么我们则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想来有时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双重标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主义作祟。
与父母长辈的观念之争也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说法。过去的家族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复杂的功能，不仅生育一则，大家族是荣辱与共兴衰并在的。因此在教化之中，孝就是“无违”，在长老的经验下循规蹈矩延绵香火。文化与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是这样：“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因此在如今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之中很多东西留存着，很多坍塌了，也有很多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分裂地挣扎着。所以也不能太贪心，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做个自我批评，不能一边向往着西方的自由，一边眷恋着传统的关怀。
一本值得一读又读的书。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四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搜集了在教学过程中的十四篇论文的集合，于1948年首次出版。出版至今虽时间漫漫，但依旧是现在研究我国农村面貌的重要资料。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费孝通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中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留下了百万字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
通过对于本书的阅读，其中几张篇目让人印象深刻。这里就包括了“再论文字下乡”，它重点讲述了乡人不识字并不是因为乡人的愚昧，而是乡下的环境本身并不需要乡人掌握文字，在乡下这个熟人社会中，口语、表情和肢体语言可以解决一切沟通问题，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文字的表现力远不及非文字的`交流。既然乡人没有学习文字的义务，当然乡人不识字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了，这就好像是城里人不会种田是一样的道理。
在“差序格局这一章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认为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组成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简言之，西方社会犹如一捆柴，将社会成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划分是刻意的，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即使一个人可能处在多个团体中。而中国的社会组成结构则是差序格局，犹如一汪平静的水面突然之间投入了小石子泛起阵阵涟漪，而以这个圆心四散开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交际圈。
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的乡野研究，费孝通先生为此创造了诸多理论和名词。尽管读者阅读时会有些困难，但是结合起我们自身的文化底蕴，不能发现这部社会学著作有着我们太多现实生活的写照了。
透过《乡土中国》，我们仿佛触摸到乡村的脉搏，感受到乡土的气息。对于很多人而言，比起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更喜田野的欢脱，青瓦的朴素。炊烟以昏黄为底色，闻起来是一种温馨的味道。生活在乡间，我们与自然更近一步。生长在中国，我们有割舍不下的乡愁。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五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老先生根据解放前夕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完成的著作。书中详细阐述了费老在深入中国乡村社会后，于基层中洞悉的彼时中国的社会特点。费老在书中从政治，如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经济，如乡土本色、血缘和地缘；文化，如文字下乡、家庭、男女有别等方面进行说明。虽然很多写实的描述早已时过境迁，不适用于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但它对当今学者对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的研究仍然有着巨大值，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费老首先在第一篇的乡土本色中引出他对于“乡土”的概念——社会基层的乡土性，土是指泥土、是乡里人谋生的工具。“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老写得好，这是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囿在土地上、耕种活动的分工程度也浅得很，可以自己自足的人们自然是流动性小、社会变迁速率小。我认为，从全书来看，费老的乡土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就是我们的传统社会。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一直是我们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传统是一种不易被打破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着农业的本性。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周围都是熟悉的人，完全不需要去耗费时间精力来适应陌生的“新面孔”。生活上的固定性使得我们产生了活动范围的限制性，形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熟人相见就打声招呼，法律、合同什么的是面对陌生人时才会有的，所以乡土中国才不是个法制社会，我们“生于斯，长于斯”。
而对于现在，许多原本世代以务农为生的家庭里的年轻人甚至父辈母辈放弃家乡里的土地，涌进城市务工。这不得不说是社会发展而形成的结果，表面上似乎他们应该会得到与城里人平等的待遇。但也正是由于上千年沿承下来的传统，他们是基层社会里的人们，与城里人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在今天，他们与城里人还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维护，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社会并未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
在文字下乡中，费老则是选择了现身说法。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自然不甚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包谷、不会下河摸鱼、不会猴子上树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取笑的。之前也说到，乡土社会是熟人的社会、是“面对面的社会”，各家各户独立自己、见面也只用打招呼而已，语言是足以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的。这样想来，文字对他们来说就并不是必要的了。推行“文字下乡”于费老看来，似乎有些“削足适履”了。但在这推行过程中，我们要找对方式，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费老并非反对推行。我认为，这也正是与现在重视教育的原因如出一辙，社会在进步，教育强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读书是他们的“出路”，一间间乡村的希望小学正在被盖起。费老得出这些认识正是来自于他在乡间生活的经历，这也正是他所推崇的“田间考察”的研究方式，也是注重实践经验的“实证主义”的重要体现。
差序格局中，费老指出“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普遍，于是生出了许多，滋生了许多贪污无能的问题，并以此引出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社会联系。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中的人伦，“人和人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这种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就看站在哪个角度去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导致不同的道德观念。这也是西方社会“团体格局”与我们社会相区别的原因。“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也是由费老提出来的，并逐渐被国际社会学学者所承认接受。
家族这一章中，有人说乡土社会也包含着团体，比如家。其实就社会结构的格局而言，西方社会与乡土社会内部都有团体式的社群，也都有差序式的网络，但就其主要形式而言，西方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团体格局，乡土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这个只是取决于不同的侧重点。东西方都有的“家”，在结构和功能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这反映出社会格局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
在西洋，“亲子指结构，生育是功能”、“主要的是生育儿女”、“西洋家庭里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成年即离开……不在家庭的功能分区里”费老如是说。而在中国，“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
乡土社会的家庭呈现出比较强的差序格局特性。家庭成员不限于亲子，可以依需要而以父系原则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人类学称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为氏族，乡土社会的家在结构上就是氏族，称为家族。除生育外，家族可担负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家族必须是绵续性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是绵续性的，所以家族不因个人的成长或死亡而分裂或结束。这种除生育之外的绵续性事业社群凝合的基础不是两性情感，而是家族事业的需求。“中西家庭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中国人在家庭情感上尤其是在两性情感间有着矜持与保留”，女性于传统中被教导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决定了这一切。
在男女有别这一章中，费老提到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阿波罗式的，一是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没有尽头的创造过程，不断地在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属于前者，现代社会属于后者。
对于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挫折愈多，生命也愈顽强，生活的意义也愈深。其中隐藏的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因为生即使，每一天的生只是向死更迈进了一步。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费老说“家庭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于同性方面去发展”。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同性恋虽然大部分是先天的，但后天过多地与同性接触或环境影响，也是有可能的，我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在无讼中，“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为了内在的习惯。”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中国当代的教育，创新意识在一定层面上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很多学生们在高考这个独木桥面前被转化成了一个个的做题机器，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脱节的。但庆幸这一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在血缘与地缘中，“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而括号里的“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向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费老是不否认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决定着你的出身地位，但在这其中又隐隐含着一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声讨。如陈胜、吴广，都有揭竿而起之时，这一切又都是传统使然。
名实中，很多结果都是你做这些事情时附带而来的，是当初做这些事情时所未料想到的，而这些后果又真实地发生了并且又碰巧地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
整本书中，费老前后结合，乡村的即是传统的，而他也在一直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讨论，经典而又准确，于细微中用最朴实的语言把他所经历的乡土社会展现出来。颇有感触的是他在重刊序言里说到的——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是的，而不仅仅只是传道授业。费老想借乡土中国这不成熟的果实所展现给我们的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也确实是值得我们观摩和学习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六
以《乡土本色》开篇。乍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句话，费孝通仿佛就给中国给定了含义，此处不谈。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的流动性是较差的，我比较喜欢书中的一种表述：将乡土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颗老树，人们共同依存着这株老树生存，一起享受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起为它的根茎供给营养。当承载这颗老树生存的土壤无法结出完全供给所有人的所需的果实时，人们就会作为“蒲公英的种子”向远方漂流，重新播种成为新的大树。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实，乡土中国并非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因为哪怕是哪些飘散出去的种子，也有共同的文化来作为“根”来彼此连接。
这一点与美国起于拓殖时代产生的乡下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是颇不一样的。中国乡村的“孤立”与“隔阂”相对体现在聚居地上，而并非个体。这或许也是中国并没有产生像美国那样突出的“独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彼此的连接是不可隔断的，时间与空间对他们束缚力相对较小。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土本色》。
文中有一个词汇让我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熟悉”。这个词汇不禁让我联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驯服”一词，因为它同“乡土性”一样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线。
乡土社会的信誉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如果说西方的履约是由于外在束缚的契约精神的一种捆绑，那么中国的履约更多的发生于一种植根于基因与血脉里面的本能。在乡土中国并不需要大范围的法律的限制，相对于法律，他们反倒觉得彼此之间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中国人的抉择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顺从约定俗成是社会性的，而跟从内心是个人性的，这就与费孝通在书中写道的“从俗即是从心”不谋而合了。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文字下乡》。
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变化速度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变更，于是乡村出现文化脱节的现象，由此产生的“乡下人”这种类似的词汇附带上了贬义的意味。
但是这与中国的乡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贴合，比如它们的生活由于更多的用语言来传递信息，不通字词的现象被冠以“文盲”的概念就是一种失误了。农村人的知识来自于生活，农民看到蚂蚁搬迁巢穴就知道要去开垦沟渠，而农民本身是不知道或者不熟知这背后蕴含的气候知识的。
如果说“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不识字就不能作为愚与不愚的评判标准。知识的底蕴往往与时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中国五彩斑斓的文化灿烂如星海，这就与中国有不断绝的五千年文化紧密相连。而语言相对文字而言无疑有更加悠久的历史，那么乡土中国的农民代表选择以语言而并非文字来作为往来交际的载体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则是不是也是一种理念上的舍近求远呢?这种说法看似是一种诡辩，但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都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种间接的说话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随手而记，随心所欲，随笔墨的流动写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七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八
花了二十来天才看完这本《乡土中国》，而也是这本书，让我对自己的阅读量和阅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反思。今天这次写读后感，可能更多地却在对自己读书上的反思了。
无论怎样，还是先得说正题。《乡土中国》这本书是值得并且需要读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的。我习惯读一本书的时候先了解作者作这本书的年代和时代背景，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其背景对其影响一定是很重要的，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上的小文章所综合的，时代背景是处于极度艰难的抗战时期。而也恰巧是研究之艰难，信息流通之不便，也使得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结果具有很鲜明的个人特点和创新的视角。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他所著《乡土中国》，估计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时候能够比起那个时代更乡土的了。
《乡土中国》一书还是比较全面的讲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费孝通先生言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总结，加之后面的各项阐述，很具有总结性。不仅在那个年代，即便是现在，所谓的现代化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了，我认为，中国社会乡土性的烙印还是很深的，现在的内陆地带，现在的农村，还是有很多保持着一贯的乡土性。
而中国人的很多性格也是乡土性而造成的。
人制与法制，究竟哪种更适合？社会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想必很多人觉得该依靠法制，但是对于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这一点上肯定会有很多争辩。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比之于西洋几乎可以用诉讼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社会是很少想到用打官司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西洋遇事，可能很快想到诉讼，而中国人却往往只会在其他所有办法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会去打官司。因为，在西洋人看来，打官司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而为被告为原告也都很可以理解，成为被告的不一定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中国就不一样了，即便是在现在，打官司的被告基本首先就会给人以坏形象的印象，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很多谴责的，而原告也不一定好运，人们也可能会说“破大点事就打官司，难道没有别的解决方式了吗？”。
中国司法制度的推行不力，不仅仅是因为腐败和权钱当政的原因，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与已经保持了几千年的乡土“礼治秩序”的冲突的。譬如说，妻子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丈夫动手打了奸夫，最后法律判过来，无法给奸夫和妻子以任何处罚，却可以拘留甚至刑罚于丈夫，但是以所有人的道德和“礼治秩序”的处理方式，丈夫打人是无可厚非的，妻子和奸夫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丈夫却没事，两种方式结果截然相反。作为旁观者，你是如何看的呢？群众的看法和抉择就会直接决定最后选择的社会秩序的方式，所以法制的推行阻力重重，社会原因是占很大比重的。
文字的下乡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几乎扫除了所有文盲的社会已经很难体会，但是放诸于解放前的几乎纯农村的社会确实有很多耐人回味的地方。城里人说乡下人土，不识字，说乡下人笨，费孝通先生认为乡下人不识字不是因为学不会，而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不需要用到太多文字，不识字也无妨，所以自然不回去学太多，而不是因为笨而不识字的。这一点我相信是肯定无可辩驳的，当初全国恢复高考的时候，农村孩子在读书方面就从来没有落后过城里孩子。而现在，城乡教育基础差别如此之大的时候，农村孩子依然可以学得很好，说乡下人笨的说法是无法站住脚的。
我想，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应该要反思一下读书方式了，不去对于每一本书都求之一定程度的甚解，现在这个阶段就应该广泛涉猎，“好读书不求甚解”，待到需要认真的做研究时，再去甚解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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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19篇）篇十九
《乡土中国》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研究中国社会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作品以文字下乡为起因，论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婚姻爱情、礼治法制、政治统治、城市进程及社会变革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反面的感想。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古代称国家为“社稷”，“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土”是百姓的命根子，民以食为天。“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他们追求的幸福生活。乡土中国是“聚村而居”的，乡土社会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族群文化，他们会形成族规民约，遵守共同的规矩，人与人建立信任关系，受到道德的约束和制约。他们的生活经验是长期积累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人与人交往的广泛，这种单一的交往方式就显出了流弊，被称为“土气”。
作者的观点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乡村的研究。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振兴乡村战略都具有意义，要研究乡村固有的生存生态，文化生态。
费孝通先生的论述破解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不识字就是愚吗？没有文化就是没有德吗？没有文化就是低智商吗？原来愚不愚只看接受书本知识快慢是不够的，乡下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里有一则关于船夫与哲学家的故事：一次，一位哲学家坐渡船过河，他问船夫，你懂哲学吗？船夫回答不懂。哲学家便说，那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半。过了一会，狂风大作。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不会。船夫就说，那你的生命就将全部失去了。这个故事也同样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对于乡村，也不能以一个“愚”一概而论。
至于文化与德的问题，文化与智商的问题也与此有类似的道理，不可以偏概全。所以费孝通教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全面，要认识乡土社会的本质。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会引起不同的道德观念。费孝通形象地将差序格局比作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就是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种社会格局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通俗地讲就是个人中心主义，儒家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而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平等的，类似于墨家的兼爱思想。
认识了差序格局，我们就会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社会格局，分析由此而形成的以族群为主的乡土社会，从而理解家族、男女感情、礼仪、道德等的形成。这里也使我想起辛亥革命为什么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是那样的微弱，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那样的无助，她的抗争又是那样苍白无力，为什么在年节里祭祀的都是男人，为什么妇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配拥有，费孝通先生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有意筑起了一道男女之间的鸿沟，妇女成为一种附属品，男女是有别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人们对故乡具有很深的情结。乡土社会的安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先生认为主要靠礼治，当然也不排除长老统治。“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夫子一再倡导治国以礼，处世以礼，修身以礼，“立于礼”，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必须学习礼，“克己复礼为任”，一个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因此，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对于不符合礼的东西不看，不听，不说，不做。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育，形成一种生命的自觉，乡土社会有许多礼数，是人们长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男儿膝下有黄金”告诉我们人要有尊严；“父债子还”告诉人们诚信是道德的底线；“远亲不如近邻”告诉我们要处理好邻里关系；“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是讲人要有包容的心理；“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告诉人们要居安思危，珍惜当下；“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讲幼教的重要性等等。费孝通先生说“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内心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强调了修身克己是要靠教育之力的，教化使人们养成了敬畏之感。乡土中国就是靠着这样一些公序良俗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在振兴乡村计划的国家战略中，这种朴素的仪礼仍然能发挥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