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一期末中国近代史纲要题库篇一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一期末中国近代史纲要题库篇二
让我们明白了，学习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去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去总结，更好的向前看，向前发展。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学习了这门课程，更应该明白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积极探索，努力奋进，让悲惨历史不再重演，让我们的祖国朝着更加光明的方向发展。
大一期末中国近代史纲要题库篇三
如何针对当前高校学生特点，通过改进世界近代史教学方式、方法等，达到通过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实现学生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成为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通过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有效的改革对策，旨在为教学提供参考。
一、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应用型教学思维下使世界近代史课程设置存在问题
近几年，学校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全面、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在课程设置进行了不小的改革，除增加了适应当前社会要求的应用型课程外，还增加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性课程、实践等，这虽然增强了学生综合素质。受这种应用型学习思维的影响，许多教师将关注点放在对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热情上也对这些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虽然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样也培养学生能力，但受学生、教师的关注度不够，这也是造成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时间受到压缩。世界近代史课程被严重压缩，但是，教学大纳及教学要求没有改变，这就要求世界教师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所有内容全部讲完，这必然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形成教学质量下降、学习关注点降低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二)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陈旧
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应以教师阐述历史为主，通过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活动的阐述，通过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反思，研究，达到对其科研能力的培养的目的。但是，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仍以政治性分析为主，学生对于历史学习，仍以背诵标准答案以应付考试为主要目的，学习过程僵化，无自主能力，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流于形式，失去对学生分析能力、总结能力、科研能力的培养的作用。
目前，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仍像高中教学一样，以教师课上讲解，学生被动听讲、记笔记的方式为主，教师只重视课程内容的灌输，而忽略了对学生主观能力的培养。单一、重复的教学方式，易使学生对课堂产生厌倦心理，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三)世界近代史教学与中国近代史等相关学科断层
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课本上的内容，而忽略了与本时代历史事件相关连的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与相关历史知识断层的问题，使不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仅将之作为一件独立的事件来看待，缺乏连续性、全面性的思考，使历史事件、人物分析相对片面。
二、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改革初探
(一)教学内容与形式多样，课堂重视学生参与度
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不仅以教授知识为中心，更重要的还是要重视对学生查阅史实、分析史实的能力培养为主，因此，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注意将课堂多放给学生，通过布置资料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要学习的历史时期的全部史实，由学生向学生讲解的方式，达到学生间相互学习的目的，这也是对学生查找资料、分析问题等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工具选择的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图册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图册可以通过形象、直观的图画展示，向学生讲解相关历史。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利用历史图册向学生展示所要讲解的历史史实的脉络，引导学生清晰地了解当时世界各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与此同时也可与中国近代史相联系，使学生能够建立全面性、系统的历史观。
近几年，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得到不断的应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影像资料的展示，向学生展示更为真实的世界历史，有利于学生记忆。如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课程学习中，我们通过播放关于二战史实的资料影片，配合教师前期的讲解，加深学生对二战的认识，同时向学生布置作业，指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自行查找资料，分析二战对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许多学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甚至提出了如果没有发生二战，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将如何的反思。
(三)介绍学术界相关研究信息与成果，让学生自行分析
通过向学生介绍世界近代史当前的相关研究信息与学术成果，丰富教学内容、深化历史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对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质疑，发表不同观点，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告知学生，通过抛砖引玉的形式，由学生向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提出问题，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此教师应注意对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合理筛选，选择适宜学生理解的问题。
总之，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通过改革教学形式、应用多种教学工具，通过对现有的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分析，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科研的能力，从而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学质量，使世界近代史课程真正达到其教学目的。
大一期末中国近代史纲要题库篇四
目录
一实践目的
二行程介绍
(1)白玉山(2)万忠墓纪念馆
三思考与讨论
四心得与感悟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个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觉悟。为了进一步陶冶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加强自己的思想品德教育，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奠定爱国主义的基石，切实把深入学习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行动落到实处，今年五一，我们到旅顺白玉山和万忠墓进行实践活动。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大连，群山多姿，风景秀美，物产丰富。旅顺在清朝时期就已经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一个备受外国列强蹂躏之地。近百年来曾被沙俄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占领，长期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近代历史中的战争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战争中的种种遗迹，使得旅顺成为一座战争博物馆。这些遗址既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惨无人道的殖民统治的铁证，也是记载了旅顺口在近代史中悲惨的命运。
(一)白玉山
白玉山是大连市十大风景之一。光绪六年，李鸿章陪同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视察旅顺口时说，旅顺有黄金山，也应有白玉山。从此得名“白玉山”。山顶有白玉山塔和高达110米的电视塔及海军兵器馆。登上白玉山顶，旅顺口军港及市区风光尽收眼底。日俄战争结束后，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和陆军第三军军长乃木希典的倡议下，殖民当局决定在白玉山顶修建“表忠塔”，以表彰在日俄战争中为天皇效忠的官兵。该塔高66.8米，塔内有螺旋形阶梯273级，塔尖为弹头形状(也有说是蜡烛形状，表示长明不熄之意)。1985年，旅顺口区政府将塔名依据山名改为“白玉山塔”。
白玉山开启了那段痛苦历史的回忆，一个旅顺口，中国半部近现代史，给我们强烈的启示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段惨痛的历史不但值得我们深思、反省，也时刻告诫我们，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二)万忠墓纪念馆
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是中日甲午战争旅顺殉难同胞的墓地，万忠墓纪念馆是侵
华日军旅顺大屠杀的铁证。是为纪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日军杀害的近2万名中国同胞而于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新建的。该馆陈列内容包括“甲午战争前的旅顺口”、“甲午战争与旅顺口的陷落”、“震惊中外的旅顺惨案”、“旅顺万忠墓”四部分。该馆真实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旅顺制造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罪恶行径，提醒着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虽有爱国官兵奋勇抵抗，清军仍是连连失利。11月21日，日军攻陷扼守京津门户的战略要地旅顺口，开始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近2万名旅顺同胞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旅顺市区内仅存36人，留做抬尸之用。1895年春，旅顺大屠杀遇难者尸体被集中焚烧后，骨灰丛葬于白玉山东麓。1896年，清政府主持为旅顺大屠杀殉难同胞竖碑修墓，建立享殿，题“万忠墓”三字。1994年，重修万忠墓，文物工作者在清理万忠墓墓穴时，发现了大量死难同胞遗物和遗骨，仅老百姓衣服上的铜扣就有成千上万个。这一发现为揭露日军的暴行提供了更加确凿的物证。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加速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沦陷的进程，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旅顺口作为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是这场战争陆地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有近两万无辜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万忠墓就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当人们从血泪斑斑的甲午痛史中走出，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中时，会深刻地体会到：只有繁荣富强才能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
经过这次的爱国主义教育旅顺行，我们受益颇多，引发了我们的许多思考与讨论。
这次的实践除了收获愤怒、震惊，我也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要学中国近代史。
古人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看见我们民族的前世今生。看见我无辜倒在外国列强枪口的同胞;看见三元里人民的拼死抗争、“致远号”二百五十名将士以舰殉国的英勇悲壮，看见“戊戌六君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爱国之举。
看见是为了不要忘记。
《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条约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把中国深深的拉入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中。
苦难的中国近代史是一本滴血的书，翻阅其间，字字句句写满中华儿女的屈辱与不甘，也许只有血的教训才能让人真正明白：无实力无以言尊严、不自强无以论实力、不变革无以图自强这三句话的真正意义。
无实力无以言尊严。近代中国是与外国列强签署不平等条约最多的时期。所谓谈判，实则是不谈只判，除了割地赔款外，别的免开尊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谈判桌后面是一字摆开的兵舰和大炮。朝廷的腐败，国力的空虚，助长了列强的专横。应该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高呼“公理战胜强权”、要求从德国人手里收复青岛时的情景。然而，列强们完全无视中国人的要求，竟拿着中国领土做起了交易。事实教育了中国人：公理是存在的，但是面对列强，没有实力做后盾的公理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今天我们仍能看到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余风，但和一百年前相比，当年列强的耀武扬威不复存在。因为今日的中国已不是昨天的中国，从各方面实力来看，我们不再无足轻重。尊严不是乞求来的，是自己拼搏来的，“弱国无外交”永远是不变的真理。
不自强无以论实力。人们很难理解，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文化之灿烂，怎么会沦到虎落平原被犬欺的悲惨境地。是因为朝廷腐败，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民不聊生，躯体虽大却弱不禁风。古人云：“政亡，则国家从之。”一个无法团结起来、凝聚起来的民族，一个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的国家，虽地广人众、高城深池，却不足以为强为固。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要使中国强大起来，首先要靠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十三亿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才能屹立不倒。
不变革无以图自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苦苦思索的问题，因而变法图强构成了近代史最为动人的一章。一棵树的树叶腐败了，只需要修修剪剪，但如果它的树干腐败了，就只能把它铲除，而清王朝就是这棵腐败的树，这就是变革，中国只有变革才能自强。
大一期末中国近代史纲要题库篇五
[摘要]近现代思想史中对国民性的讨论批判从未停止，国民性问题关系着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而近代民众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许多思想家均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现树立介绍了即为典型的思想家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对其进行简单对比。
[关键词]国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启蒙思想萌发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逐渐发起国民性讨论的热潮。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与探究。国民性在政治心理学中是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将国民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国民性与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该民族的成员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心理特点。国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环境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产品得以表现，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特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和行为特质、性格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观念往往会集中地展现其民族心理特点。因此在讨论国民性本身的同时，也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会对国民的政治行为有导向作用。
近代中国思想史中之所以发生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讨论，是在列强压迫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企图通过国民性的改造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摆脱民族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国民性”这一话语是从西方传人的，18、19世纪，西方以及日本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精英群体深受其影响，从中获得启示：一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可以通过培养出一些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习惯或特性，来提高本民族成员的素质，从而推动民族的文明进步；二是消除阻碍民族进步的消极因素，使人从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能够促使民族的进步。近现代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严复。“国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广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现代“国家”、“国民”意识的出现为前导的，而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国民”概念，是在晚清启蒙运动中才产生的。据梁景和考证，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进而提出挽救国家危机的措施，严复思考的国民性问题，是怎样能够实现民族的复兴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论事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来探索中国的国民性：“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认为中国人“好古而忽今”。严复推崇进化论，其进化论来自于西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而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细胞在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关乎国家强弱存亡的一件大事。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而精神的涣散衰颓、道德心的丧失，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严复提出的启蒙“三民”说，是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具体方案，成为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乏独立、自由之德。“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依赖古人，言政术则依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依赖官吏。百姓依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唯倚赖之是务。”而且奴性深重“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既然如此便罢了，但国民不能自己视自己为奴隶。并感叹“吾不解吾国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梁启超认为奴性导致中国数千年的腐败，而且奴性不除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当时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他对国民性的论述主要也是对劣根性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专制压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动因。民主法治观念几乎没有，而且在教育上，学而优则仕的导向，后来严格的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压抑了国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认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发展到另一方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中庸”，强调克制自己来达到整体的和谐，学会宽容与忍让，这样的思想理念在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使国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与反抗的精神。在趋同的过程中磨损了个性。
梁启超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启超主张以“新民”来“新吾国”。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两个途径：“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不同于严复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梁启超也看到了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中华民族精粹的同时采补外来文化中新的价值观念，学习其它民族的优秀文明以实现本民族国民性的改组。梁启超强调国民意识的塑造，除了有“国”的概念，还看到了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国权”与“民权”是紧密联系的。国民个人权利的倡导将个人由以往的对君主意志被动服从的臣民而推为主动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国民，由“国”而“人”的观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前提。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改造与提升视为社会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
晚清启蒙意识到这个国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国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传统的“用民”的角度出发来倡导“重民”甚至“新民”。他们的“新民”之道，还是比较狭隘的，设想的是在旧有的文化体系内部借助一些外来文化的力量以辅助民族实现自新、自强。在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民”的概念是作为建立“民族一国家”的必备因素被提出来，其涵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质差别。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反省国民性的弱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家。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灵魂。鲁迅在其众多文章以及言论中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迅笔下的民众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无知，鲁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锐的词汇也不吝以最恶来论述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世纪末思潮视现代文明为颓废、摧丧本能、造成人种退化，认为文明的再生有赖少数天才或杰出的个人。鲁迅笔下的革命者作为杰出个人，为了革命流血牺牲，课面对的是无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为他们献身，他们非但不会理解，而且还把他的遭遇受刑当作娱乐节目。鲁迅一方面对庸愚大众进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离开群众，他不能没有听众。鲁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虫豸，而虫豸一般是族群意向，需要相互协助完成艰难的任务。这体现出对群众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众，至于庸众，却连自己被贬为昆虫都不知情。这是一种复杂的双重情感。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来源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封建礼教的束缚另外还有外来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里面。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便是认为国民病的不是身体，病在国民的性格国民的素质，麻木愚昧的民众是不可能有带领其走向反抗、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语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也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近现代思想中的热门话题。这是如当时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单从国民性本身来看，可能包含的内容会更多也更温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并企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民众的觉醒民族的复兴。中国国民的国民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关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其“仁”的核心并由此而来的行为导向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思维习惯道德风俗。道家等阴阳调和无为自然的思想也对国民性格有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本就是辩证的，有精华的同时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级教化的束缚等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祸根。封建专制统治的登峰造极，使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的性格受到严重压抑。而中国的闭关锁国在思想技艺上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后的对比更加使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劣性彰显。
近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均从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入手是因为国是由民组成，民众的思想行为会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近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种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发展复兴。所以欲救国，首先要开民智要改造国民性。
从主要思想家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发展创新之处，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来谈谈自己的总结归纳。
一、正如前文所诉，从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后者更多了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与重视，不再是在国家一民族的构架中来，讨论因为民众是其组成部分，需要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的思想意识存在问题所以要对其进行开化。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多的是从人本身来论述，看到了国民应该拥有权利。
二、陈独秀等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纲常礼教，改造国民性的要求是与反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相符合。
三、我认为对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由于提出反对传统文化的口号，虽然严复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显然要更激进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说。对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思想家们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国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刺激，而且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了文化中落后之处，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处方。都看到了民众在国家发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将民众作为民族发展的载体，只有民众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进而谈进步谈发展。
国民性的问题一直都在提，现如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如集体过马路便不用管红灯等也会归结到国民性问题上去思考讨论。我认为，国民性虽是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还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地域环境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保留，但同时绝对会有发展变化。因此它包含的内同是十分丰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背景的，在当时，只有将国民的思想打开智慧开启，才能够求得民族的发展。我们现在再来谈国民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对自己的观照，能够以之为镜，进行反思，实现现代人国民性的发展。国民性问题应该重视和思考，但是不能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