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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一
申请事项：依法行使立案监督权，督促盐湖区公安局对20xx年6月11日运城市空港开发区xxx食品有限公司火灾案立案侦查。
事实与理由。
20xx年5月9日空港开发区雍丰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勇到申请人处为位于空港金世兴源农贸市场5115号的雍丰食品有限公司投保企业财产综合险，同年6月11日冯勇向申请人报称该处发生火灾。
经查，盐湖区消防大队参与灭火并对现场勘验后发现多处起火点，根据《火灾事故调查规定》涉嫌人为纵火。遂于20xx年6月13日以（20xx）运公消火移字第0001号通知书将全案及火灾现场移交盐湖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空港责任区中队进行立案调查。
20xx年12月22日，空港开发区雍丰食品有限公司起诉至盐湖区人民法院，要求申请人赔偿其火灾损失1154000元。
火灾发生后至空港开发区雍丰食品有限公司起诉申请人期间，申请人到盐湖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空港责任区中队要求其对该案立案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犯罪予以严惩。遭到拒绝。
申请人认为，该起火灾涉嫌人为纵火，且被保险人起诉损失巨大，属特大火灾，火灾原因的查明及消防、公安刑侦部门依法对火灾损失的界定直接决定申请人与空港开发区雍丰食品有限公司保险责任的承担分配，且如不及时立案侦查，相关证据极易遭人为破坏而致湮灭，事关追查犯罪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事，申请人特依据《火灾事故调查规定》、《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等相关规定，请求贵院依法履行立案监督职责，督促盐湖区公安局对雍丰食品有限公司火灾案尽快立案调查。
此致
盐湖区人民检察院。
20xx年1月17日。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二
申请事项。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_______涉嫌*********案依法立案侦查。
事实与理由。
20xx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本人一事，向******派出所报案，民警将申请人及_______带至****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并于第二天组织了一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申请人多次至被申请人处要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立案，并且没有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知_______已涉及刑事犯罪而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v^《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三
申请人：常武军，男，35岁，汉族，住焦作市马村区演马办事处亮马村，手机：137xxxxxxxx。
申请人：王小丽，女，33岁，汉族，住址同上，系常武军之妻。请求事项：
请求马村区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监督权，责令焦作市公安局马村派出所（原马村公安分局）对加害人宋小双、张立新、荣麦全立案侦查。
事实和理由：
20xx年5月3日下午2时左右，申请人常武军和王小丽带领十余名工人在其承包的亮马村中心公路上进行修路施工。加害人宋小双、张立新、荣麦全三人酒后来到施工现场，借着酒力故意阻挠施工。三人用石头、砖头等器物先将正在工作的磨浆机（价值3000余元）砸毁，然后三人又用石头、砖头等器物在已磨平但尚未凝固的混凝土路面上肆意乱砸，且在路面上随意踩踏，导致400余平米的路面须重新翻工，直接经济损失达4万余元。宋小双、张立新、荣麦全当场扬言：谁敢报警谁敢上就弄死谁。吓得王小丽及工人皆不敢上前阻止。三人肆意阻挠施工破坏财产的恶劣行为持续长达两小时有余。
王小丽见事态严重，遂拨打110报警。九里山乡派出所出警至事发现场。民警经过讯问后，于5点左右将加害人宋小双带走。但事情并未因公安机关的介入而终止。加害人张立新、荣麦全见受害人竟敢不听恐吓而报警，加之民警并未对其二人实施强制措施，其行为更加肆无忌惮。随之二人便更加猖狂的用石头砸、脚踩等方式破坏其他路面。导致受害人损失进一步扩大。无奈之下受害人不得不再次报警，6点左右民警又将张立新、荣麦全二人带至派出所。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四
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以及刑事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刑事监督职能，既反映了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的最高追求。从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履行这一职能，对于减少和遏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执法不严的问题，及在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立法的、人为的、历史文化的等各种原因，监督不畅、质量不高、效果欠佳的情形仍然存在，立法意图不能很好实现，致使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预期应有的法律效果。本文针对立案监督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探讨相关的对策。
一、关于立案监督立法现状的解构。
对立案阶段的法律监督问题，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对此都作了规定。《宪法》第129条和第135条是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立法的原则性、宏观性、普通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通过第7条、第8条、第86条、第87条的规定将其具体化，而其中一条极为重要也是最为具体的规定是《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表述：“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从这一规定可看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一些软措施，如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
基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了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先天不足。如对于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仍不立案的处理，就仅有“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在上述时限内不予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公安机关仍不予纠正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或者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至于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的时限，以及上一级仍不能达成共识的处理办法等均没有规定。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检察院一定的立案监督处分权和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成为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一个“盲点”。
二、关于立案监督对象的完整确认。
《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监督的对象仅局限于公安机关，而未设置对其它刑事立案主体（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法律条文，从而导致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无法可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中的错误行为和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首先，从《刑事诉讼法》本身的规定来看，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涉及的`职能自动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以及检察院的自侦部门，也就是说该法所指的公安机关当然包括上述机关（部门）。其次，从理论法学角度上来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行为是否合法实施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一样均享有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权，所以对人民法院的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职责的应有之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只有将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同时列为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刑事立案监督制度才科学、规范和全面。
三、关于立案监督权限的重新设定。
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既有强制力保障，又有具体操作规程可遵循的、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作用的刑事立案监督权。立法应赋予人民检察院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中相应的职权主要有：
1、调查权，即有权调取和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案卷材料，有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不立案和撤案决定书，有权对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进一步了解、调查与核实。
2、备案审查权，即有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办理各类刑事案件受案、立案、破案的登记表册。
[1][2][3][4]。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五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涉嫌xxxxxxxxx案依法立案侦查。
20xx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xxxxxxx本人一事，向xxxxxx派出所报案，民警将申请人及带至xxxx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并于第二天组织了一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申请人多次至被申请人处要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立案，并且没有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知已涉及刑事犯罪而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六
（二）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依照笔者的设想，如将内部立案监督的权力赋予上级检察机关的批。
捕部门，并将下级院决定不立案的案件也纳入内部立案监督的对象。那么可以借鉴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做法，确定以下程序：
（一）上级检察机关批捕部门发现下级院自侦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
的案件不报请立案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制作《说明不报请立案理由通知书》，下级院自侦部门应在十五日说明不报请立案侦查理由；经审查下级院自侦部门不报请立案侦查理由不成立的，应制作《通知报请立案书》，下级院自侦部门在接到通知书十五日内应报请本院检察长决定是否立案。
（二）对下级院自侦部门已报请立案侦查而检察长不批准立案的。
[1][2]。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七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2、及时掌握发案、受案、立案情况。应经常深入公安机关，定期查阅其发案、立案登记，审查其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作立案或不立案决定是否正确，有无不破不立、以罚代刑、以教(劳教)代刑、徇私等情况。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一些重点案件也应定期予以审查。针对某些疑难复杂的发案情形，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与侦查机关加强交流、探讨，该立案的及时立案侦查，防止疑而不决。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建议书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八
我们是“xxxx”项目拥有40年使用权的租赁户，从xxxx年12月开始300多户业主多次向公安部门报案以“合同诈骗”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于xxxx年5月23日江干分局认定xxxx公司没有犯罪事实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邱常英等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不服，特申请检察院监督公安立案。为此我们又多次将犯罪事实的材料交给公安机关，xxxx年12月开始，章之江说这个案子由他在负责调查，经侦队长翁一萍明确的告诉我们xxxx的案子已经立案。由此我们以为是“合同诈骗”立案了，最后我们得知公安所谓的立案是以“职务侵占罪”拘捕了其中的一名股东，这与我们的“合同诈骗”毫无相关。事实是合同诈骗至今都没有立案!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九
申请人：
被申请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请求事项：
依法对（20xx）川3425民初3093号民事调解书执行一案（案号为：（20xx）川3425执424号）进行执行监督。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已经会理县人民法院（20xx）川3425民初309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确认，被申请人应于20xx年1月6日前向王世友、饶美兰一次性支付各项工亡损失共计人民币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该调解书已经送达双方当事人，并已经超过调解书确认的履行义务期限，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申请人富昇公司却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
申请人于20xx年3月7日依法向会理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xx）川3425执424号。但由于被执行人富昇公司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利用其人脉关系干扰执行，公司的财产被其他法院所冻结，致使该案无法执行，搁置至今长达十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之法律规定，申请人现依法向贵院提出执行监督申请，诚望贵院加强会理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的'执行，以公正执行终结本案。
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富昇公司名下还有重庆分公司和攀枝花分公司，其分公司名下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可供本案执行。同时，被执行人的6位显名股东或隐名杨洪英、严辉昌、李朝东、罗焕亮、杨志光、杨志峰在经营、管理富昇公司过程中存在隐匿、转移财产或未依法缴纳公司注册资本等行为，故执行法院可依法追加这6位股东及其富昇公司重庆分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并且上述6位股东在会理县范围内有房有车可供本案执行。
此致
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20xx年x月xx日。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十
浅议检察对刑事侦查的监督xxxxxx侦查权是指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专门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它虽然只直接关涉到少数人（嫌疑人）的利益但它有着极强的力度，极易造成严重后果，给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害。侦查是重要的审判前程序，在整个诉讼活动中处于靠前位置，侦查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以后各个环节阶段的质量，合理合法的侦查才能带来公正的审判结果。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带来腐败，侦查权也不例外。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防止权力异化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监督立案，侦查、审判、执行整个诉讼过程的重任。如何建立高效的监督将是消除现存弊端的关键，本文将对检察院在侦查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一、当前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肯定我国各级侦查机关对刑诉法中有关侦查的制度和规范的执行情况，总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侦查权缺少制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进而影响案情的切实查证。1．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都有，主要发生在某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划清，担心把人放掉会放纵罪犯；二是侦查工作出现“反复”，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侦查陷入僵局，羁押期满而未能结案；三是少数案情确实复杂，虽经批准延长羁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关规定处理。五是由于鉴定的原因等等。2、对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诱供、套供、骗供等问题时有发生。3、侦查活动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如在严打斗争中，侦查手段的选择缺乏合理性，倾向于选择最严厉的方法，从而使严打的概括性精神转向具体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4、其他不按刑诉法办事的情况。例如，不允许犯罪嫌疑人对询问笔录中遗漏或差错提出实事求是的补充或改正意见；实施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侦查行为不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等等。二、检察对刑事侦查监督的途径、方法及其不足。我国检察院目前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途径主要有：（1）通过审查逮捕、起诉工作进行监督。（2）通过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有关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3）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因此，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提出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发现侦查活动中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处理。（4）通过审查侦查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释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有相应规定。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口头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2）书面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即对于侦查活动中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追究有关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在采取侦查措施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目前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我国警检关系的基本模式：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侦查，检察机关主要负责起诉。检察机关无权指挥公安机关。侦查和起诉在程序上被明显分开，侦查是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机关独立进行侦查，除逮捕外可自行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主要通过批捕和审查起诉进行监督。这种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实际上多数也难以查实，有些虽然能够查实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给予了适当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收回。依照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其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复验，而且复查的案件，一般仅限于大案、要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都不参与。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与活动的被动性都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权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往往导致滥用。特别是刑事侦查权的行使频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和紧迫。（2）检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监督带有倾向性。检察机关尽管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它们本质上也属于国家追诉犯罪机构，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监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么坚决和明朗。尽管法律要求检察机关要尊重事实真相，并同时注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刑事侦查的一个基本情况表明，检察机关无论作为侦查机构还是作为公诉机关，往往更加重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和事实，即使进行法律监督，也经常是从如何有效进行追诉的角度进行法律监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设立中立裁判者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必然造成追诉力量的过于庞大和辩护方力量的继续萎缩，同时也无助于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这显然表明，只靠侦查机构负责人实施的内部制约或者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实上，没有中立司法机构的介入，没有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辩护律师参与范围的扩大，中国的侦查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难被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控辩双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进行对抗，裁判者居中裁判。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念。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基于这个理念进行的。任何一个诉讼制度的形成都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并形成一系列与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项制度必须考虑与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国的庭审方式改革就引发了起诉方式的改革，同样对抗式审判也要求侦查制度的改革。因为对抗的前提是控辩双方力量的均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中立裁判者对侦查机关进行制约。而我们目前恰恰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秘密审查来发布许可令状的，而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要求将羁押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也无法向承担侦查和公诉职责的司法机构提出申请。这样，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所谓“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种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听审活动在侦查程序中也无从进行。一句话，中国的侦查程序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在这里，无论是专门性调查活动，还是有关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权益的强制性措施，都是由侦查机构或是由公诉机构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机构进行授权。这种制度设计不符合“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现代法治基本原则，也会经常带来诸如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现象，主要导源于这种由追诉机构兼负司法审查职能的侦查构造。（3）侦检脱离影响起诉质量。侦查毕竟属于刑事追诉机制的一个环节，刑事追诉的成功与否，最终还要取决于检察机关能否成功地说服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在刑事诉讼中，案件不论是由检察机关还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后的出庭支持公诉都要由检察机关统一负责实施。可以说，在确保已经侦破的案件取得最终“胜诉”方面，检察机关要比公安机关承担着更大、也更为关键的责任。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检警分离的体制，却造成负责对大多数案件进行侦查的机关，与负责对所有案件支持公诉的机关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只要将案件侦破完毕，其余的追诉工作也就由检察机关去做了。于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责侦破案件和实施鉴定的公安人员极少有出庭作证的，负责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很难获得公安机关的继续支持和配合。另外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挥公安人员进行侦查，而只能在必要时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这样一来检察机关就无法从起诉的角度对侦查进行指导，进而大大影响了刑事追诉的效果。（4）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际上脱离，也不利于促使侦查人员提高素质。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较少受到制约的现状使侦查人员缺少一种外在的压力，在办案过程中往往忽视提高自身素质及改进侦查方法和提高技术手段，而是习惯于过多地依赖和使用强制处分权，尤其是偏重羁押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而这些手段使用不当又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存在的违法搜查、扣押刑讯逼供等现象，不能说与此无关，由于对违法侦查缺乏制约机制而不能有效预防及时制止并予以相应制裁，反过来又会强化侦查人员对这种现象的无所谓态度，形成恶性循环。三、对完善检察对侦查监督的思考。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侵犯个人基本权益的现象都发生在这一阶段。那些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还难以具有基本的抗衡能力，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刑事追诉机构带有行政治罪色彩的追究。因此，在重新构建这一程序时必须提高嫌疑人的防御能力，为刑事追诉活动设立一系列程序性障碍，以达到在国家追诉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之间形成抗衡的目标。另一方面，侦查程序又是刑事追诉机构发现事实真相、收集有罪证据的关键阶段。可以说，侦查机构能否成功地将刑事案件予以侦破，检察机关能否在法庭上成功地说服法庭，将被告人予以判罪，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侦查追诉活动质量的高低和效果的好坏。从这一角度来讲，刑事侦查程序的设计也必须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益这一价值目标。根据以上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刑事侦查程序应当借鉴有关西方国家的经验，结束这种分离化和松散化的局面，走向一体化的诉讼格局。将刑事追诉的各个具体环节视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统一整体，视为追诉机构为发现事实真相、惩治犯罪而必经的诉讼阶段，使得检察机关对刑事追诉活动的成功承担最终责任。与此同时，为防止刑事追诉的集中化所可能带来的权力滥用情况，应当同时确保刑事追诉活动的各个环节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得所有不利于某一个人的追诉行为和决定，都能受到中立司法裁判机构的授权、审查和救济。从我国实际出发，这种构造同刑诉法规定有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在短期内不会实现。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找到检察机关同侦查机关最有效的切入点，笔者认为，可以在侦查机关设置检察室，检察机关直接监督侦查活动，以增加透明度，从而使侦查与公诉真正成为一体，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功效。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十一
被申诉人（被执行人）：李某郭，曾用名李某国，男，52岁，汉族，广东省xx市人，住xx市河西街道办1路一横巷x号。
被申诉人（案外人）：李亚娟，女，46岁，汉族，广东省xx市人，住xx市河西街道办x路一横巷x号，被执行人李某郭的妻子，执行标的物买受人。
被申诉人（申请执行人）：xx市杨梅信用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超振，该社主任。
住所xx市杨梅镇。
指令xx市人民法院撤消（20xx）化法执字第168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的第一项裁定，将被执行的标的物即化国用（20xx）第0600096号、粤房地证字第c4631939号房地产，执行回转给化州县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机动车保修总厂。
被执行人李某郭20xx年将化州县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机动车保修总厂名下的位于xx市东山街道办上街东路69号的房产证为粤房字第1186221号、建设用地许可证号为茂许证[化]字第069号的房地产为其本人向xx市杨梅信用合作社贷款提供财产担保。其后李某郭不还款因而成讼，xx市人民法院依xx市杨梅信用合作社申请，执行该院作出的（20xx）化民初字第2670号2671号两份民事调解书，于20xx年3月8日作出（20xx）化法执字第168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将化州县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机动车保修总厂名下的`上述房地产，裁定给买受人李亚娟（被执行人李某郭的妻子）。并变更登记为化国用（20xx）第xx号、粤房地证字第xx号房地产。
前述房地产登记在化州县保安服务总公司机动保修总厂名下，该厂是化州县保安服务总公司的属下企业，两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振郁（已于20xx年2月4日身故）。化州县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是化州县公安局20xx年申请设立的集体企业，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同年，保安服务总公司申请设立机动车保修总厂。
20xx年2月15日开始，化州县公安局将保安服务总公司承包给李振郁经营，《协议书》约定由承包者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后所有经营资金，由承包者负责，所经营收处除上交公安局承包费外，均归承包者所有；承包后经营的贷款债务均有李振郁负责，公安局不负连带责任；20xx年2月15日之前原属保安服务公司的石场、地皮全部交回县公安局所有；承包经营中所需经费及一切费用开支由李振郁负责支付，公安局不负一切责任。
20xx年6月3日，化州县计划委员会核准：保安服务总公司机动车保修总厂在上街垌东湖路（现上街东路）建办公室220m2、宿舍300m2，投资9.9万元由保安服务总公司机动车保修总厂自筹解决。同日，xx市城镇建设管理局根据计委上述文件批准保安服务总公司上述项目用地332.2m2。20xx年12月29日保安服务总公司申请在上述用地建房，xx市国土局同月30日发给《建设用地许可证》（茂许证[化]字（20xx）069号），准予建职工住宅。后该公司保修总厂建成一层住宅，因扩路实建面积用地只有225m2，并在20xx年报建加建三层后建成四层住宅。此期间的用地及建房资金费用，都是公司承包经营者李振郁投资的。
李振郁负责经营管理及其后承包经营期间，曾经与被执行人李某郭签订《承包机动车辆保修厂协议书》（分包）一份，但是李某郭仅承包至20xx年度，且承包费一直拖欠，直至20xx年1月22日尚欠前一年度的承包费五万元。20xx年之后，李某郭虽然还在保安服务总公司机动车保修总厂任职，但是不再是承包经营者。据化州县公安局当年资料记裁，李某郭只是机动车保修总厂职工宿舍建设项目负责人，若20xx年1月11日有交土地地皮款给城市防洪工程东堤建设指挥部，也只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交款人还是保安服务总公司机动车保修总厂。
而并非如李某郭代机动车保修总厂到房产局办房产证时所写《保证书》所述的“我为了发展需要，我出资购地皮建办公综合楼”。并且李某郭当时出具的证明自己是机动车保修总厂法定代表人的证明内容也不实，使用伪造的公盖。李某郭从未担任过机动车保修总厂法定代表人。因此，李某郭跟执行标的物（即前述房地产）没有任何产权关系。李某郭的妻子李亚娟在化州法院将执行标的物裁定给她之后，未经合法报建，在原四层建筑物上非法加建了四层。其违章建筑不受法律保护。
以上事实，有证据一至证据十四可以证实。李某郭20xx年用于办的假证明的假公章（见证据13页、14页）与工商注册登记管理部门保存的该单位的公章印鉴（见证据十五）两相对比，可见真公章五角星右下角指向“厂”字、首末两字之间的空白间距为2.2厘米、字长0.5厘米，而假公章五角星右下角没有指向“厂”字、首末两字之间的空白间距为2.7厘米、字长0.4厘米。
根据20xx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规定，集体企业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清产核资，明确其财产所有权的归属；经清产核资认定为个人的投资，归投资者所有。《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国经贸企[20xx]895号）及《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工作的具体规定》（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财清字[20xx]13号）规定：所有在国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各类城镇集体企业、单位，在清产核资中均须按照该暂行办法界定产权；组织当事企业和有关投入方或举办方等对涉及界定的各类详细资料进行核对，依法协商界定产权归属，其中涉及国有资产的应征得同级国资管理部门同意，签署“界定文本文件”，并报同经贸部门、清产核资机构会审或认定；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原则，各类企业、单位或法人、自然人对集体企业的投资及其收益形成的所有者权益，其产权归投资的企业、单位或法人、自然人所有；未经清产核资、产权界定的“待界定资产”，在依照规定明确产权归属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
《广东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脱钩企业在脱钩中产权界定与资产处置问题的通知》对未办理脱钩手续的企业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也作出了要求。《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法规发[993]68号）对集体企业的产权界定也作出了规定。由此可见，xx市人民法院是在执行标的物未经有关部门进行产权界定的情况下，用司法权取代行政权，擅自处置产权待界定资产的违法执行行为。
违法执行不仅将诉讼、审判制度建立的公正意义化为乌有，而且造成社会关系新的扭曲。申请人作为被执行标的物投资经营者李振郁的财产法定继承人，被执行标的物的产权归属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若作产权界定，标的物产权应当归属李振郁的财产继承人。因为案件已经在20xx年4月1日之前执行终结，特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中正确适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2条、第204条规定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具状向上级法院申诉,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30条规定启动执行监督程序，依法指令原审法院撤消（20xx）化法执字第168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的第一项裁定，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将被执行标的物即前述房地产执行回转。（被执行人妻子支付的款项为被执行人财产，不予执行回转。）。
此致
申诉人：
二0xx年xx月xx日。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十二
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应当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就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法律的规定也许会有它的不合理，不完善之处，但这些不足之处却不能作为任意违反它的理由。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我国法律中的渊源主要存在于《宪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法院组织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抗诉；第14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检察院组织法》第17条和第18条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对应上述规定对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进行了细化，其中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5到188条则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提起抗诉的条件、效力、形式、方式等。这是法律当中规定得最具体的，在实践操作中就必须严格地遵守这些法律。
尽管现在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有许多的争论，有些意见认为检察机关不应介入民事诉讼，有些又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权限和范围应该加强和扩大，但应注意这只是理论上的探讨，在实践中也固然可以作一些探索，这些探索却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在理论的研讨上，学者们有必要从各方面对这个规定提出疑问而使之完善，但这需要通过立法或者修改法律的方式来完成，在法律未改变的情况下，民事检察监督的运行还须遵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检察监督的规定，在检察监督实际操作的需求下，显得过于原则。法律规定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只有抗诉这一种，虽然规定了抗诉的条件、效力、形式、方式，但在抗诉的范围、抗诉的程序、抗诉机关在再审过程中的地位这些重要问题上，法律规定则缺乏相应的内容。在“可以抗诉”这个原则性的空间之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发生了许多矛盾之处。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9月30日）中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这个解释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但对于检察建议对法院有什么样的效力、是否会导致某些程序上的后果的问题上却缺乏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配合。又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保全程序、诉讼费用负担等方面的抗诉，以及检察院在庭审中的地位、阅卷或是审查阅卷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间也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
出现上述法检两家司法解释的种种矛盾说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间需协调，在作出涉及对方职务履行的司法解释时，要先和对方协商。法检两家不经过双方协商一致而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规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三、民事检察监督应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以人民的利益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出发点，反映在民事诉讼中就是以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出发点。在探讨建立和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时候，如果仅限于从法院和检察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结论不免会失之偏颇，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考虑问题，才能建立起有坚实基础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从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出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当事人对民事检察监督的需求。笔者认为，在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当事人对法院审判的信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心理认为多一层监督就多一层正义，因此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检察监督还是有群众基础的。而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现行规定下，当事人申请法院启动再审相当困难，而民事抗诉则必然启动再审程序，故检察院民事抗诉权的行使，至少是比当事人申请再审和申诉更为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当事人容易认可民事抗诉权的存在。但是，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可以不以当事人的申诉为前提而主动提起，这不能不说缺乏当事人的需要这一基础，因而也是不合理的。民事诉讼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没有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启动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就失去存在的正当性。
从当事人的利益出发，其次要。
[1][2]。
最新立案监督申请书（汇总13篇）篇十三
申请人：周广洪，男，汉族，职业个体户，农民，1949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3，住址：济宁市高新区柳行街道办事处南营村文明西街115号。
河北省。
申请单位张家口市公路工程管理处（公章）2014年05月05日。
说明。
1、根据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质量监督规定》第十条要求：建设单位或者项目法人在完成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三十日，按照交通运输部有关规定到张家口市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公路工程施工质量监督手续。
2、该《申请书》由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填写，一式两份，根据项目送具有管辖权的质量监督部门。
3、该《申请书》附件的有关资料随《申请书》送一份。
4、没有办理监督申请的工程项目，质量监督部门不予以监督和质量鉴定。
张家口市交通质量安全管理处：
速公路张家口新区连接线）工程项目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质量监督规定》的要求，现提供该工程概况和有关资料，申请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请予以办理。
申请监督事项（一中院、基层法院）：
向法院申请再审或行使其他权利情况（高院）：
案件事实：
与法院裁判文书中查明事实一致的，可以简略。
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的，需指出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中存在哪些错误，存在多处错误的，逐一写明。
（申请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的，需指出审判人员存在哪些违法行为。申请对执行活动监督的，需指出执行活动中存在哪些违法行为。）。
此致
xx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