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者通过阅读一本书后的内心体验和感受的总结和反思。以下是一些深入浅出的读后感范文，读者可以借鉴其中的观点和表达方式。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一
中华民族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起到清朝的覆灭，前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在这几千年中，朝代更迭，制度兴灭，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都与之休戚相关。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秦朝的大一统，西汉的辉煌，唐朝的盛极一时，宋朝的积贫积弱，明朝的黑暗，清朝的翻天覆地，都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把一个朝代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根系。伴随着中国的版图不断地扩大，如果没有较为完善、考虑周全的政治制度，这棵大树就难以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是普适的、完美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从中汲取精华，吸取教训。
钱穆先生作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他选取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五个朝代对它们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纵向的比较，进而得出了一些有关历史发展的结论。
初读此书，我对之前不甚清楚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再读此书，我横向地看到了政治制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纵向地看到了历史变迁的轨迹。
政府组织是政治制度的根本，从一朝的政府组织可以看出窥见当时的政治风貌。在中国古代的政府组织的更替过程中，主要存在两对此消彼长、相互制衡的力量。一对是皇权与相权，另一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整体的趋势是皇权加强、相权衰落，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力衰落。过去我们总把古代的政治制度用“封建集权”一言蔽之，然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尽管看起来皇帝处于所有人之上，统管天下各种事务，但实际的政权却是在政府手里的。宰相代表政府，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简单来说，皇帝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宰相则是决定政治的人。在相权极度衰落，皇权不断加强之前，古代政府是皇权与相权互相制衡的。因此如果把中国从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都描述为“封建统治、皇帝专制”恐怕是不合适的。在秦汉时，我们有郡县制，中央政府设有三公九卿，宰相统领行政权。到唐代，相权被分割，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职权加起来才相当于汉朝宰相的权力;到宋代，相权愈加衰落，只剩中书省在皇宫内承旨，设立了专门的选人用人机构，财政、军事权也被分割，皇帝专制也随之加强，但还并未形成完全的皇帝专制。而到了明清两代，宰相被废除，行政权落入了皇帝的手中，此时才是真正的皇帝专制。历史上有明君也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也难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有充足的精力来独自治理好整个国家。皇权的加强是权力欲望的膨胀，是对拥有的权力的一种不安全感。从皇权的大小与社会兴衰的关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过度的皇帝专制是朝代覆亡的一大原因。
纵然适当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定，但过分的专制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活力的缺失确是不可估计、难以弥补的的损失。在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如何管理好这一大片土地是一大难题。如果过度中央集权，地方政治将会失去活力;而如果过度放权，则会出现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由此观之，集权和放权的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的平衡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回看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在汉唐时代，重要的是解决地方的混乱问题;而在明清之后，更大的问题则是如何避免过度集权使整个国家失去活力。
土地是古代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制影响着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这描述的是先秦时的井田制，井田制下土地名义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被贵族占有，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随着私田的开垦，这种制度也不复存在。到了汉朝，则实行的是土地的私有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进行征税。但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是土地买卖兼并的情况，富人拥有大片土地，而穷者却没有赖以生存的一亩地。而唐朝则是沿袭了南北朝和隋朝的均田制度，国家将土地分给无地耕种的农民，在耕种一定年限后土地归农民所有，在死后归还国家，此时的税额仅为四十收一，极大地为贫穷百姓减轻了负担。
形容政治清明时我们常说“轻徭薄赋”，因此除了土地与税收之外，影响百姓生活水平的还有徭役。在唐代以前，兵役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可以说是“全农皆兵”。由于军队储备是一个国家的必须，取消兵役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尽可能地为百姓减轻负担是统治者应当考虑的。汉代的政治制度在兵役上为人民考虑颇周，在家中有多年连收的余粮时才让壮丁去服兵役，免得家中无人支持;取消了秦朝大一统以来的“戍边三天”的不合理举措，采用以税代役的措施……这样的兵役制度，在体察了民情的情况下，也增强了百姓服役的积极性，这也是西汉繁盛的原因之一。反观宋朝的兵役制度，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饥荒之处，把灾民募为兵。募兵加重的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无赖之人，没有纪律性，而灾民身体孱弱，没有战斗力，这就是北宋对外软弱的原因了。到了南宋，军队更加松散，宋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废弛的阶段。
由几代的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何西汉会出现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而宋朝却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扼腕叹息了。纵观历代政治制度，得民心者得天下，顾得民生的统治者往往也顾得国家;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统治者同样也无力拯救国家，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患。
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一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朝代和制度的不断更替中，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功也有过，有得也有失。没有一种制度是不论古今皆可用的，政治制度在制定时一定是考虑了当时的时代情况的。政治制度是一朝风貌的根基，也是各朝兴衰变迁的源流。我们在评价一种政治制度时不仅要辩证地看待，更要结合其时代背景，而不能单纯地以现代的眼光评价过去的政治制度。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二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三
第一点，在简单的文字中，虽然政权、专制纷繁复杂，但读来确是那么简单，让人能一口气消化下去，对中国的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第二点，从流水的篇章中，对古代经典文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新的理解。比如说一个人，我们知道其人其事，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只有把其人其事的所作所为放在历史的大环境里面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一颗种子长出漂亮的花，土壤是很重要的。这本书就是大环境，就是土壤。
建议你来读读这本书，你会略有所得，略有所思……。
作者：上海杨思医院党总支张亚州。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四
前段时间，我们中青二班三支部主要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块，几位老师的精彩报告和实践教学，让我对“民主政治”这个主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充满兴趣、充满热情地读起了史书，特别是渴望重回中国历朝历代寻求政治体制的发展和变化。于是，我读起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我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介绍和对比，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可以说，该书是一本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非常精彩。
首先谈谈对汉朝的认识。可以说，汉朝是吏治相对较好的一个朝代，官员总体人数少，只有中央和地方两级，而且中央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流动属于正常行为，没有高低之分。汉朝的经济发展也还可以，“三十税一”，总的来说老百姓的税收是相对低的。皇帝和宰相分工也非常明确，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宰相具有管理政府的实权。汉朝的选举是举荐制，理念是很好的，不过举荐制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就是只有富人才有条件读书，穷人失去读书和当官的机会。
再谈谈唐朝，唐朝和汉朝时我国历史中最为鼎盛的时代。看看唐朝的政治体制，相权被分割了，分成了三省六部制，不过呢，相权还是有的，只是相互牵制罢了。地方管理和汉代就有差距了，县的数量增加了。再说选举，汉朝是采用科举制的，这个制度对于选拔人才更有效了。府兵制的军事制度，后来也还是出了问题了，形成了军事割据。
书中谈的的第三个朝代是宋朝，宋朝是文人治国，但政治体制太弱了，特别是军事上，以防守为主，不敢进攻，节节败退。宋代的中央政府的首领宰相被进一步削掉了军权和财权。而钱先生在表现士族政府对于皇权的退让时，以宋初宰相让座的缘由出发对于历史演变剖析的入木三分。宋之于唐，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而已。只能说有变动，却不能说有建立。宋之于唐，似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无制度建立。
到了明朝，朱元璋取消了宰相，这个对于太祖本身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但给后面的皇帝埋下了祸根。取消宰相意味着皇帝专制，对于打江山取得政权的太祖来说，是可以的，但是越往下的后代，实际上是很多困难的。虽然后来也新设了内阁大学士，但此职位官位太低，作用不大。到了后面，甚至还出现了太监干政，皇帝的事情让太监代劳，太监成了“真皇帝”，长期以往，被清兵取代也是必然。明朝的选举制度还是科举，可是已经变成八股文了，按作者钱穆先生理解，八股文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律诗。
最后，是关于清朝，对于清朝，我和作者钱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说前朝治国理政都还是制度的话，那么清人治国只能说是玩弄法术了。清代的中央政府在钱先生眼里就是一个部族统治的工具，以至于皇帝的集权达到了最高峰——设立了军机处。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清朝背后是整个满族，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部族的“私利”，以致后面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等，想要得到清人的绝对支持，那是很难的，甚至有一部分势力是反对的。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字虽然不多，但贵在语言精辟、观点鲜明，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总结也很精彩，它基于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体制的历时性分析，得出对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现状及未来政治发展态势的预判，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在理。在我看来，我国文化的得失能够被钱先生简洁明了，深入浅出的娓娓道来，确实佩服。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五
前不久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通过这些勒定成文，看似硬梆梆的制度，向我勾勒出古代的政府这一政治机器是如何运作的，通过这些政治制度，也似乎朦朦胧胧的看到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古代的官吏甚至古代的平民百姓们，他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虽然写得是制度，但是因为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人的生活，人的一举一动，而显得活泼，从而使其本身也迷人起来。
以上这些，是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性，抽象的认识，接下来这些就是一些理性的，具体的认识，即读完这本书，我学习到了什么。
书的内容很多，我挑其中的三点来说。
第一，我了解到了人事和制度的区别。什么是人事呢，就是用人以治事，关键在于人。制度呢，就是一些法令法规等等。人事灵活而制度稳定。一个政治机器的运作是即需要人事也需要制度的`，二者要相互配合才能维持一个政府的运作。有好的人事却没有好的制度，比如东汉初年，汉光武帝把政权全都操在自己手里，三公九卿只是名位高而无实权，这样做，当你是一个好皇帝的时候自然是风调雨顺，可是如果皇帝坏了，而政权又全都集中在皇帝手中，没有了约束皇帝的制度，那么政府的运作肯定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有事无政”有好的人事而没有好的制度带来的弊端。同样的，有好的制度而没有好的人事也会出问题。比如唐代有账籍制度，每隔几年来对各个地方的人口进行普查，通过人口数量来分配土地，收税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需要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这些繁琐工作做久了，人们难免偷懒马虎，这种人事的松懈使得这一制度后来也崩溃了。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制度，也要有好的人事，二者相互配合，这样才能维持政府的运作。
第二，我了解到了制度的特点。一、制度会随着人事的变动而变动，因为制度说到底是由人来制定的，要了解某一时代的制度先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事。二、制度总是有利有弊，评价某一制度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时代性，要设身处地的站在那个时代进行评价才显得真实而客观，不能乱开上帝视角，以当下时代的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三、制度的出现与成熟必定伴随着某种需要，包括外在的需求和制度设立内在的用意，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是也不能随意揣测。四、各项制度之间绝不是相互孤立的，一定是相互配合的。
第三，关于制度运用的实例我有了一些了解。比如汉代的大一统局面其实和当时的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有关。从汉代选举“孝廉”开始，中国历代的选举或者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的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个地域的人民来参加，中央政府永远代表着全国。同时各个地方又都是郡县制而非世袭，郡县长官由中央指派，一般也避用本县人使得地方政府避免陷于地方性，这样大一统的局面才能维持。
书中内容丰富，先写这三点啦。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六
从年前一直读到年后，断断续续竟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这本小小的书。读此类学术性很强的书籍，我向来读的慢。不过每天读一点，反倒读的下去。
豆瓣书评中，很多书友说书读起来稍感艰涩，因其艰涩难免让阅读枯燥无趣。诚然，钱穆先生在书中的用语和现如今的大白话相差甚远，但我反而觉得，书中的遣词造句尽显大家风范，很多语言和描述都值得反复品味。用某豆瓣友邻的话来说，别人需要长篇累牍才能讲明白的事情，钱穆先生三言两语便能道个明白。
读了这本书，我愈发觉得，天下道理，无不相通；讲政治的书，如果仔细体会，深谙其意，何尝不能用诸生活和工作中，甚至对人生有启发意义。
下面是几点读完本书的感受，记录之。
可能是受初高中历史教育的影响，也或许受影视剧荼毒，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皇帝往往都是“专制”“皇权”等等刻板映像。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汉唐宋时期的皇帝并非独裁专制，“皇权”是受到“相劝”的制约的；到明代时，宰相虽被明太祖撤掉，但明朝皇帝依然受制于当时的制度，绝非专制；直到清代时，才实现了专制，但也并非皇帝个人的专制，而是皇帝背后的满洲部族的专制。但清代的专制也有其历史原因所在，绝不同于前朝历代。
而我们后世人好像以一清代就代替了历朝各代，确实既不客观又不公正。
这一点认识对我的冲击算是比较大的，自己笃信了十几年的事情，忽然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推而论之，生活中有多少我们觉得是对的、深以为然的事情，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是对的，便不会去追究其真伪，所以如非机缘巧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背后真相。
钱穆先生在书中说：“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后世人看待古代政治制度总习惯以“封建、专制”一言以蔽之，先不说光谈专制本身就是偏颇的，只说封建也不一定就是错的、不好的，细论起来，如果一个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错的，断不会延绵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必然是其产生之初利大于弊才会被大众所接受。
现代人总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如国外，但中国的教育制度延绵数千年，自有其道理在。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抡死。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也既“历史意见”。
而后世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用“时代意见”裹挟“历史意见”，未免是站在上帝视角。
这让我想到，作为互联网从业者，有时我们习惯性去点评别家的产品，大有一副指点江山的架势；但是抛开每个产品内部的环境和条件，以及其他我们不可知的背景，我们妄自评判实在可笑。
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朝空降而成也不是一夕拔地而起的，自有其历史因由。
有些事情孤立地去看，只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去看，很可能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但是如果往回看看，追究事情发生的起源和历史，却能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推而论之，我们现在的所有处境，都是我们的过往造就的；遇事只停留在当下埋怨，不妨回到过去寻求原因。
最后一点让我影响很深刻的是自汉唐以来就存在的谏官制度。
书中描写，唐朝皇帝和宰相议事时，谏官可参加列席。有时宰相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谏官却可直言；但谏官本身阶位却不高，皇帝听其言，是因为谏官本身职责便在谏言，不关乎其身份高低。
这让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可以抛开对个人的偏见，仅就其职责和专业性看，沟通是不是会更顺畅；在此前提下，即使大家互有争论，但只从职责看，也断不会有大的不良影响。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七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结构严谨主题宏大，节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以为代表，从政府组织、选举、赋税经济、兵役等方面分别论述，大体上可以窥探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了，我能理解的有限，仅分享几点我的一些体会:。
2、书中提到很珍贵的了“历史意见”，即当时的人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而非用我们现代民主视角，井田制发展到后来的均田制，在某个时期是符合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的，同时西方的选举制，放在古代的中国，幅员辽阔交通落户，完全没有可行性。
3、制度与人事是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话题，我想提二类人，张居正们以及绍兴师爷。他们的共同点都有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虽然制度约束难以撼动，但是他们还是凭借着独特的个人魅力绽放在历史的星空下。
这也得说到，任何事终究要落到人这个字上，一旦由某个人参与，必然带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构成我们文明中璀璨的光，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成就每个独特的自己！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八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再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掌人事任用。官吏须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民政户口），礼部（掌宗教教育），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建设）。此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末，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次序时有变动。唐初为吏、礼、兵、户、刑、工；太宗时改为吏、礼、户、兵、刑、工；宋初为吏、兵、刑、户、工、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吏、户、礼、兵、刑、工，该次序为以后所沿袭。
六部相较于汉代九卿，可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名称恰当。又如掌管军事的卫尉，仍是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偏于皇家祭祀；唐代改为“礼部”，确定为政务官。由此可见，只论汉、唐两代官名的变化，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还是从观念讲，都是很大的进步。汉代九卿，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情的家务官；唐代的六部，显然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尚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中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头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系玄宗时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编纂，因记载六部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闻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终成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的变动只在发布命令的中书门下，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者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组织的描写。其最值得后代重视的是，政治理想的全部制度化，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而是具体严密的客观记载。由此便可想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才并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演进到《唐六典》，也可认为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极大进步。对于《唐六典》，不应仅当它是一部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同时应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体现着唐代人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思想、对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的考虑，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相较汉代有了进步，但地方政府却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首推汉代。唐代已渐渐演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代地方政府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以上为“州”，全国有358个，比汉郡多两倍余，刺史为“州”的行政首长。唐县依三千户、六千户分上、中、下三等；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为“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长官为“长”。可见唐县比汉县小。唐州依二万户、十万户分上、中、下三级。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的职权比汉代相差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吏部。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一心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分为多级。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也灵活。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才定黜陟（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渐分清浊，极大影响行政实际效力。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唐代设有“御史台”，不属于三省。即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这是与汉代相异的点。
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中央，主要是监察尚书省六部，中书门下并不在列，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地方，谓之“分巡”。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巡察使”“按察使”或“观察使”。在唐代，名义上是观察使被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由本来的两级变成了三级，最高一级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若监察使巡视边疆，停驻边防重地，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拥有该地区的用人大权，形成了“藩镇”。而且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了军人割据。东汉末年的州牧即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也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强大。其先是想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尾大不掉，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在剥夺地方职权后却回过头来反抗中央，终至唐朝灭亡。这与后来清代情形相似。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清代总督、巡抚，应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但结果常驻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致使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于是便解体了。
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任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的崩溃根源即在此制度上。总之，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国家，必须统一，实不宜过分中央集权。这在中国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九
钱穆先生是史学界鼎鼎大名的大师，不过念书之时，也没读过他的几本书，印象寥寥。几日前师大一位故人在微信告诉我，近日正重读钱穆，然其满篇崇古，着实让人不忍卒读。在他的鼓动之下，我便挑了钱穆先生最薄的一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探究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宾四先生的讲稿整理而成。全书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钱穆先生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重点考察一朝一代之政治得失，制度方面则侧重政府组织、财政税收、铨选制度与国防兵制，四项都可谓是立国之本。钱穆先生在自序中便清楚地解释了他完成此书的意义，他谈到“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视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政治之误解。”可见，钱穆先生并非坚定不移的崇古，而只是作为一个严谨学者为中国传统政治正名，这是他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一要务，我以为可以概括为“破除误解”。此外，钱穆先生还说道：“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这一观点我想可以概括为“人事、制度配合论”，即人事与制度均不可偏废。
钱穆先生从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再到清代，一条线讲下来基本上中国王朝制度的脉络就十分清晰了。一个朝代不到两万字的篇幅，从阐述政府组织中皇室与政府之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关系，以及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一代政治制度之特点、政治之得失立现。环视当今，恐难再有人能出其右。
掩卷而思，从秦至清两千年的传统政治，不能简单说它是专制政治，但是客观而言，除了很多宝贵经验之外，也有很多流弊。中国传统政治的进程似乎是越走越狭隘，到最后的清代部族政权将之前的优良政治传统几近耗光。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他又说“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回头来看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些政令，方才明白原来每一项均有来历有出处，有出于公的制度，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私心的权术。历史、大众、精英、权谋与制度这一切具有裹挟力量的因素将国家的走向推向未知。钱穆先生从严谨的历史研究中总结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走向或者说是趋势：
一是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国家统一是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二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这一点可能与大家平日的想法有差距。钱穆先生说的平等并非西方普世价值中的“人生而平等”，而是指贵族、大门第的没落，中国社会自宋以下，造就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用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中产阶级的消亡与缺失。
三是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实质在讲中国知识分子在绵连几世的皇权面前自感卑微。结果便是皇权的日益尊贵，而经铨选制度进来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政府之权的日益卑微。
四是中国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治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这也被当代的管理学家称之为“钱穆制度陷阱”。而且钱穆还有一个可能与今天社会共识相矛盾的.观点，他认为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法治的，即制度化，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
大师的书往往不仅让人学到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人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从古至今都在困扰着我们，或者说是今天的解决方案也未必让人满意。所谓读史以鉴今，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了一条新路，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减轻一点人的武断。”钱穆先生说：“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为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回顾自身，读书不多，武断不少，到如今方才正本清流，开始有些许独立思考。拉通来看，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种毁灭重生的螺旋趋势吧，只是悟的早与晚的问题。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十
中国古代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一层不变的，也绝非简简单单的封建专制所能形容。
首先封建一词更是与中国实际大不相符，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主并鲜少拥有西方领土地主式的政治资本，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多是中央力量的在地方的延伸，正是所谓中央集权(当然这同样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即使是西周的分封制也与西方的封建制大不相同，西方的封建更多是中央权力不足以对地方进行控制，而自下而上产生的一种封建制，而西周的分封制则是中央为巩固政权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制度。
而专制也并非完全，首先是专制的主体到底是地主还是皇权，如果是说地主专制显然并不符和实际情况，事实上，古代的科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和古代西方社会相比，古代中国可以算是一个开放社会而非封闭社会。而皇权专制尽管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但在从秦汉到唐宋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着相权的制约。
2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在我们谈论中国人的奴性时，并不能把古代的某一阶级假想成为一群在主观层面上刻意为之的阴谋者，或者，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尽管中国政治文化中，没有人权的思想，但也绝非将民众简单地看做的奴才，中国古代崇尚的贤人政治，即有着良好德行的士大夫有着责任和义务兼济天下苍生，这里并不存在权利被剥夺的概念。所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与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是制度合法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3、制度的激发善和惩治恶。
贤人政治的理想自然是以孔孟之道为蓝本，也有一种说辞是孔孟之道本就是地主阶级进行压迫的思想宣传工具。思想宣传工具确属于值得商榷的概念，但统治者的利用也应该是一定存在的事实，要不然孔子也不会周游列国却终不得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过分仰仗统治者政治德行，或者是一个不惩恶的制度，若有个好皇帝、好父母官，便是百姓之福，若碰到个坏皇帝、坏官员，便是百姓之祸。人性之恶鲜有制度性的约束。似乎又回去那个司空见惯的观念，好的制度一定是激发善而惩治恶的，至少在传统的权威失去合法性的现代是这样的。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十一
正如我不知哪里看到的某人所论，钱老的叙述里头，读得到对旧的中国政治制度满心的怜惜。结合这本书写作的环境看来，也从钱老在书中的总论里读出，著史之人能力避盲目批判之风，从受到万人践踏的“封建腐朽”之中捡起对传统政治的尊敬，乃是真学者。我以为这也是钱老写书讲演用意所在。
但此书由此也有个弊端，就是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怜爱之下，则有些结论的得出还真是有待商榷。如果我后面有了更深的阅读，那么钱老的这种偏袒则更加清晰明了了。尤其是讲清朝制度那一篇，开篇一段话就把清朝制度贬到了街边弃蓆不值一提的程度。大概，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曾身处的时代，因为见惯了它的制度暗面，所以还真叫人生不出半点同情。恨不得亲自将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才可解心头之恨吧。
不过总而言之，这本书算是中国古代史启蒙最佳普及读物之一了。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十二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讨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权分配、政治组织，从选举、经济、军事等角度详细介绍了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他在文中反复强调，任何制度都是有利有弊的，评判的关键依据在于制度实施时的真实反馈。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我们需要尊重历史中客观发生过和存在的，不能仅凭现代理论或熟知的价值观做出主观推测。
制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代表性。每项制度的背后都有其理论思想和历史原因，如果只就事论事，抽象地讨论某一时期的制度，既不合理也不严谨。钱穆先生认为，政治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一项制度从制定到执行，涉及的社会因素繁多复杂，带来的社会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设身处地，剥茧抽丝，充分考量。
制度是动态的。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现实情况，如果情况有变，制度也将相应调整。因此，制度评判也应是动态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此外，成熟理性地分析制度需要明白，没有永远的好，也没有永远的不好，因为“若一项制度一直好，则会使政治窒息，不需后代人来奋斗努力;惟有制度出错，才能让人保持警醒，始终保有改进努力的心态”(35);更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制度不断被修改、被推翻，但制度背后的核心观念需要被发现、被提炼，“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原之可靠性愈大”(56)。
中国传统社会鼓励书生考取功名、走上仕途，造成了读书人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所以钱穆先生“诊断”中国传统政治有臃肿病。这一现象的优点是，官员可以在政治表现中试炼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与实际得以结合。弊端则更加明显，大量知识分子集中到政治一途，文官的社会地方不断上升并愈加牢固，很难再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与文官相庭抗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明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196)。“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值得被称颂、被学习，但当是否能写出精彩文章成为衡量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主要标准时，社会价值观已经偏离失衡。受篇幅限制，钱穆先生不能在书中辅以更多史料，但结合相关书籍文章，可以看出，受文人当道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务虚的社会。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水利工程，不同朝代都出现过“不是专业人不干专业事”的纸上谈兵事件。一方面，有志有才之人拥挤在从政做官之道，另一方面，工商等社会其他行业鲜有人问津，再加上繁密的法令制度，重重束缚，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社会难以革新、没有起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制度面向社会大众，应当是无私的。当然没有绝对的平等，但公私之间可以权衡。钱穆先生认为，有私心、谋私利的只能称为法术，而不是制度。清朝的政治制度恰恰有许多私心，所以他在本书中作了严厉批判，言辞虽然激烈，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少数民族政权抑制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不禁让我联想到孔飞力的《叫魂》。也许在钱穆先生看来，那场惊动全国的“妖术”恐慌正是清代法术的直接印证。
制度是在宏观层面制定的，但却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清代中叶以后，丁册不再需要，于是一个国民，如果没有田地，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违反乱纪，可能永远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也许在富足的和平社会，不少个人甚至会拒绝主动与国家发生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个体的信息无法传递汇总至政府，那么执政者很难对宏观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也更难顾及到那些弱势人群。
钱穆先生提到立国关键在于向心凝结，全国人民要有共尊共信心,颇有感触。想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是帮助、促进国民建立共尊共信心，虽然可以高度总结成标语、口号，但是只有渗透在制度中、落实在行动上，才有可能实现，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浮于表面。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但社会过于平铺，所以缺乏组织力量。确实，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区建设还停留在政策执行阶段，民众自主自发的意识和力量都比较缺乏。然而，共尊共信心恰恰是自下而上积累而成的。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十三
“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这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前言中说到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用什么样的制度,不用什么样的制度。一定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一项制度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同时,历史在不断前进,人事在不断的变化,制度也应该不断的变化以适应人事。人事,就钱穆先生此书来说,有深刻的含义,指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制度则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历朝历代,两者都有着积极且双向的互动,由此又影响着中国历史的演进。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寥寥九万八千字，钱穆先生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中国历史上五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从政府组织结构，考试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兵役制度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优劣、来陈述历代得失。我认为，组工干部读书的面要广博一些，要通过读书培养自己的历史观、大局观，提高文化素养。这本书偏重于政治制度的论述，对广大组工干部来说，既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通俗读本，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了解中国政治制度演变发展的好书。我们要做好组织工作，有必要深入细致地研究行政权力的架构和运作模式，洞悉规章和人事的分离与配合。
从这汉、唐、明等五个五个朝代,三个大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个重要国家制度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各个方面的制度都和人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事可以使制度适应时势,使之趋于完善,但是人事在制度的实际操作过程里也有可能阻碍其理想效果的发挥,从而导致制度失之应有作用。人事从来都是有双面效应的,所以从历代政治得失当中得出的经验也应该借鉴到当今的国家制度建设当中,实现制度和人事的有效积极互动,最大程度的发挥两者的作用。
钱穆先生写道:“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之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这本书可以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的必然性。钱穆先生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钱穆先生给我们留下看待历史的角度是笔宝贵的财富。没有完美的制度,亦没有完美的人事。封建不是黑暗的过去,他也曾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西方制度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更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应重视其地域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制度，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模式，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是正途。因此我们说,对于历史的功绩切不可一笔抹杀。放到当今社会来看,对于一个正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在面临许多社会以及民生问题的时候,多数人都倾向去狠批制度,痛陈弊病,可他们却常常忽视了制度能带来的好处,或者去想这个制度存在长久的意义和产生的原因。
回顾历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不论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说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道路都是不行的。而最终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这让我想起一段历史，就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畅谈“历史周期率”。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问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我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改革步入深水区，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以非凡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推进改革，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改革部署全面展开。5年多来，1500多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节奏推进之快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政治变化，也许会有阻碍和波折，但最后肯定会走向真正的民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阅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辩证看待历代的政治体制，也知道了历代的变化更替。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值得警惕，值得思考，作为一名组工干部要学习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白世事兴衰的因缘，思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考察政治和文化积淀，把握制度变迁的脉动，唯有如此我们在组织工作中才能更加理性、客观，更加公正、平和。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为著名的国民大师钱穆，钱老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出了提要钩玄的概观和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今天我就以其中的考试制度谈点体悟。
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为选拨政治人才而诞生。虽然今日之高考，早已判若云泥，但人们两千年来的流品思想根深蒂固，依旧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认知，究其原因，不可不追溯到历代考试制度。今读钱穆先生《中国历史政治得失》，叙述古代制度精辟有力，对于中国古代制度，很多人印象里多是封建专制。却不知道，中国古代人才选拨制度的公平、开放、民主程度，一直领先西方至近代。秦汉时期开始，贵族权力世袭逐渐打破，普通官员的子女已不能继承权力。汉武帝后，汉代形成“察举制”，以孝廉加考试的标准选拨人才。从此，中国政治面向全国开放，此时的政府不再是贵族政府，也不是军人政府，更不是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士人政府。汉代用分封制削弱贵族，同时规定“当官不能经商，经商不能做官”;唐代规定商人和工人不得参加考试;宋代的“重文抑武”，更是大张旗鼓。综上，虽然执行各有偏差，但历代都尽全力去营造一个“读书人”的政府。西方社会政治对政党贵族开放，而中国对全社会读书人开放。中国的读书人是来自各阶层，往往不能形成统治集团，难怪有这样说法：西方有阶级，无流品;中国无阶级，有流品。中国考试制度，本意在于开放政权，选拨政府各部门真才。而到清代，通过考试，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尝到甜头，不致绝望造反，考试制度变为了巩固满洲政权的小手段。至此，中国的古代考试制度，正式寿终正寝。
我们观历史，中国往往人治多于法制，好制度往往因人而变。这是中国人的灵活变通，也算是旧俗陋习了。我们观历史，一旦发生变革事件，读书人为了保住已得势力，往往倒向贵族一边。这或许可以解释，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吧。综上，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创造性把政权开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读书人手里。读史反思，在当代，如何把知识分子的力量合理分配到各个阶层，避免读书人为“贵族”服务，或许更值得我们去探究。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者，《易·贲卦》的象辞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的“文化”一词从源头上就有着“以文教化”之意。当下中国人对汉唐时期引以为傲，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文化能够感召、吸引和教化周边的民族。虽至现代，文化的含义发生了改变，但文化一词仍包含着这种教化、培育、改造的基因，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集体创造，也能够感召、凝聚和引导整个中华民族。
然而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在近现代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很多怀疑和否定的声音，这是源于我们近代的落后挨打的历史，使得我们对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政治体系乃至更深层次的文化体系产生了深重的怀疑。到了当代，在世界浪潮的冲击下，当前社会甚至出现了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的思想，这对整个民族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论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曾写到：“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起不满意。因对于历史上传统政治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否定自身文化，奉行拿来主义，并不是像修枝剪叶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会产生动摇根系动摇全局之重大影响的错误行为。究其原因，某些人正是缺失了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告诫我们的“文化自信”。对于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进而否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即便他们仍然是黄皮肤黑眼睛的面孔，其内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我们都缺乏这种信心，这个民族也就名存而实亡。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精辟论述实际上就告诉了我们要如何正确的认识、对待、和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我们要直面历史和传统，不回避，不丢弃，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不能是叶公好龙，而是要主动自觉地去认真学习和深入了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善于去粗存精，在学习和了解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发展和需要，平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有了才华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同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修好了“内功”，重塑我们的文化价值体系，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才能够更好地面对来自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向世界彰显我们的风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十四
秦以前的中国，基本上为封建诸侯统治，没有形成体系。
秦汉才开始施行统一政府管理，中央设政府，地方设郡县。
皇帝世袭担任，政府里的官职则或推荐或考取不一定能世袭担任。
中国有着读书人治天下的悠久历史。
皇帝身边，来来去去的有门第贵族、军事集团、宦官团体，但一直有着读书人的身影。
后来，朝代更迭，皇帝无数次易主，但政府这一形式已经确立，后续大多是在此基础上的更变。
汉代为宰相治理全国；唐代三省六部制；明代则废除宰相由皇帝全权负责。
这些治理方法有好的一方面也存在弊端。
汉代宰相治理全国权利相对统一，有利于集中统治。宰相就有可能篡夺年幼皇帝的权利，形成外戚夺权，发展家族势力。
唐代三省六部制一方面把权利分给部门，决策时进行民主讨论，另一方面权利分散，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扯皮，不利于政务执行。
明代废除宰相由皇帝负责，权利也相对集中，但是有的皇帝几十年没有上过朝，在内阁办理事务，于是大臣和皇帝隔绝，给了太监可乘之机。
上面说的还只是各个朝代的政府组织，书中还讲述了各个朝代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对人民进行户籍管理及税收的方式、兵役及军队的运行模式等等，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让我对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制度是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是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时期所产生的，肯定是有利也有弊的。
我们不能仅仅用现在的标准去完全推翻当时的制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吸取好的经验，防范有可能产生的弊端。
这本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读后感（通用15篇）篇十五
这是一本我看了之后爱不释手，并且向身边人强烈推荐的书。被称为神作不是没道理的，很少遇到过让我在短时间内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划了又划的书。
书虽然很薄，可是知识点之密集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即使你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你也必须承认看他的书能长很多见识。
对于汉唐为何而强，明清为何而颓的分析非常到位，所谓的黑暗专制并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可能更多有当时人的妥协平衡与无奈，能够体会到钱常说的对古人常保留一丝温情和敬意背后的深意。
严格说起来，钱穆是经学家，而不是专业的史学家，这本书难免会有史料上的未及之处和漏洞，我们看个总体的分析就好。
从分权和集权的角度。
大体的趋势是地方权力逐渐向中央集权的过程。
汉代的地方政治制度可能是最优秀的，地方大员和中央官员在待遇和地位上都基体上平级。
唐代的中央政治制度则比汉代要更政府化一点，地方权力开始减弱。表现在地方大员的下属也必须由中央安排。
宋代开始向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靠拢，地方官员的权利也进行了分拆，削弱地方财政。
明代则更加集权，地方官员的权利进一步分拆细化，进一步削弱地方财政。
清代因为是部族统治的缘故，将集权发展到了极致。
当然分权也不一定是好事，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就是中央一旦衰弱，就无法控制地方的豪强化，进而反过来下克上，造成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乱象。宋代也是总结了这个教训而进行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好处在于使得地方衰弱，无力对抗中央；但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却难以形成凝聚力，一旦中央政府被击破，基本上就是国家的整体灭亡。
当代商业上可以参考中国移动在各地分公司权力大的时候，展现出的活力和创新力，以及在权力回收总公司后，展现出来的官僚化和迟缓化的表现。
从皇权和相权的角度。
大体的趋势是皇权逐渐压倒相权，最后完全吞并相权的过程。
汉代的皇权相权是共治关系，甚至相权在实权方面更多，管得也更多。
唐代相权开始削减，从个人负责制，拆分为三个衙门的委员会形式。
宋代相权进一步削弱，没有兵权、财权、用人权和监察权。
明代取消了名义上的宰相，要行使宰相的功能则成为了权臣才敢做的事，皇帝只依靠内阁这种秘书处来办公。
清代在内阁基础上增加了军机处，实行皇帝政务不公开的秘密政治。
中国的皇相两权，比较类似董事长和ceo的关系，创始人需要有能力的人才为自己和子孙后代服务，然而要担心的是，权力放出去以后，还怎么保障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权力。
“田代姜齐”的故事并没不是孤例，历史上相权到达了顶点的最著名事件，是有名的“穿越者”王莽。当代商业上可以查看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和陈晓的故事。
从经济的角度。
经济的问题比较复杂，大体趋势是从一开始的力役、兵役、土地税都要交纳，逐渐变为只有财役税收统一的形式。
汉代税收较轻，有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长时间免收田租的时代，需要全民服兵役、力役，可以通过付钱回避服役。不过国家对人民的责任不多，民间经济也更自由。
唐代的“租庸调制”是力役、财税都要缴纳，不过总体税比汉代更轻。并且国家对人民责任更多，比如土地政策上的“计划经济”,后来转为“两税制”,变为自由经济。
宋代将五代时期力役、财税都交纳并严重毁灭地方经济的“差役法”,改为花钱消灾的“免役法”,从此中国人再也不用服“力役”了。兵役制度采用了以终身雇佣形式的“募兵制”.
明代从一开始的依据人口统计的土地统计的财税制度，走向了只收田赋的“一条鞭法”,不过收银不收粮的形式，让人民还要受到商人的再次剥削，而国家也因为银本位的制度而造成国家资源被西班牙掠夺（中国缺少白银资源，“元”这个字来自于西班牙）。兵役则采用了唐代的“府兵制”.
清代的经济钱穆没有说，我觉得可以一说的有康熙的“永不加赋”这样的理想主义政策，雍正的“火耗归公”、“养廉银”这样的现实主义政策。
从力役、兵役、财役都要交纳，向只有财役税收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古代的通信水平落后，兵役、力役需要精密的人口管理统计，需要长时间付出极大的精力物力和人力，所以最后都转向了相对简单的土地税收形式。而长期只收土地税又会让力役、兵役再次开始征收，导致人民压力越来越大。
而土地买卖的自由化则会造成大量的土地兼并，加上人口的增多，工商业的不发达，当生产力和人口关系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古代人类难以摆脱的“马尔萨斯陷阱”就会一次一次的重来。
从人才选拔的角度。
大体趋势是从贵族、大族垄断向门第，再向全民开放；从推举到考律诗到经义，再到考八股文。
汉代人才是“选举”制度，比如地方推举，官员推举，举“孝廉”等形式。
唐代中国人拥有了考试的科举制度，把进仕之路向全国人开放，但依然以门第为主。
宋代门第势力已经衰落，科举制度真正的走向了全国人。
明代整合了宋代考“经义”不够严谨客观的事实，开始考变相的律体经义“八股文”.
清代出于异族统治的需要，在考试上为满族等统治民族增加了更多的名额和更简单的上升渠道。
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世界上的很长时间都是非常先进的'，而且也是中国的政治官场中少数几乎没有贪污舞弊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最优秀的人能进入政府机构。不过成功模式被人为的的单一化，也造成了最优秀的人不愿进入工商阶层等其他空间。
读后感。
1、政治制度离不开当时的人事，脱离了人的动机这个关键，制度就只是单纯的条条框框。
2、政治制度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各个时代的制度之间，各个制度都有潜在的联系和交织。
3、看上去很好的制度也有变坏的一天，看上去很坏的制度在设立之初往往也来自于良好的用意，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不停变化的，不要以现代人后世所处的世界准则来抹杀已往的历史。
4、决定制度的关键是文化，决定文化的关键是民族，决定民族的关键是生活习惯，决定生活习惯的是作息，决定作息的关键是自然环境，决定自然环境的是地理。所以制度的决定一定是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5、对历史和过去带着一些敬意和温情，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好一个时代的事，而人类是一代踏着一代的肩膀才站立起来的，不要因为有过黑暗的部分而将整个历史都全部抹杀了。这也是我不喜欢黑格尔和他的门徒们用国外的单一角度对中国历史的负面评价的原因。
最后再以钱穆的话作为结尾。
“我们不要说中华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说，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那里。”
“不要以时代事实取代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纵然有过失但总有其当时的存在意义，万不可将历史之过失全盘否定。只有学习得，借鉴失才能对当下改革有积极意义。”
看到这些话，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大师在主流的“民族虚无主义”下的执着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