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怎么写(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有关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怎么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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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

11月7日，美国主流媒体宣布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尽管后续仍可能面临特朗普团队的法律诉讼等问题，但美国法律界和政界认为大选终局基本已定。相对于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行为方式更加理性且坚持美国传统外交理念的拜登将为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变与不变？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对《财经》记者表示，长期来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仍将延续，并且会更多强调对等，如今的大环境也让拜登无法在经贸冲突等领域做出立竿见影的改变，但由于拜登政府强调游戏规则以及美国需要承担国际责任，这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合作契机。

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大选期间不断就对华关系发表渲染脱钩和新冷战的言论，但外交议题并未成为本次大选的决定性因素，在赵穗生看来，特朗普败选主要原因还是应对疫情不力，导致经济衰退和族群矛盾激化。虽然外交议题未主导美国本次大选，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三四十年来，中国议题首次成为美国大选外交议题中的首要焦点。

过去四年间，特朗普政府给中美关系带来无以复加的伤害，从贸易关税战到科技领域脱钩和限制留学生签证以及暂停富布莱特项目，特别是疫情期间，两国关系遭遇重大挑战，甚至互关总领馆。美国民调机构皮尤中心在疫情期间的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受访美国人高达73%，比2018年同期增加26个百分点，仅22%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能否出现转机因而成为人们关切的焦点。目前拜登团队已开始筹划组阁。在外交团队方面，赵穗生认为，拜登可能会吸收奥巴马、小布什乃至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一些曾经有处理中国问题经验的外交官和顾问。

无论谁最终进入拜登外交团队，但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将回归美国传统外交理念，趋于理性并且更有系统性，而不是特朗普政府所坚持的看似强硬但却无序的外交政策。赵穗生认为，总体来说，拜登政府不会从脱钩角度构建中美关系，会淡化“新冷战”这个概念。而且，拜登政府定义中国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敌手，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相对稳定因素。

在对华政策方面，竞争的总体基调将被延续。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在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曾表示，中国唤醒了美国人dna中的竞争精神。“中美关系原来是以合作定义竞争，现在将是以竞争定义合作。”赵穗生认为，拜登政府强调遵守规则，会与中国采取基于可预测利益的有序竞争，这与特朗普政府无序且损人不利己的竞争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美国将会越来越多地与中国强调对等，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和美国对等的大国。

这种有序的竞争包括回归美国传统外交价值观，拜登上台后预计将迅速修复与主要盟国关系，并进一步强化多边合作，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联合盟友在科技、地缘、外交等层面一同对华施压，如果说特朗普时代中国要面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单边强硬施压，那么拜登时代，中国则要应对来自西方阵营的联合施压。

因为对等和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主旋律，一些备受关注的议题（例如关税）可能无法立即得到解决。赵穗生认为，拜登政府会将关税问题作为谈判筹码，另外对于中国科技企业，拜登政府可能会在对等的基础上继续保留对华为的制裁，但不会简单采取封禁tiktok和微信等手段。

竞争中也存在合作契机，因为拜登政府将回归多边主义外交并且承担国际责任，重新加入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这就为中美两国提供合作契机，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疫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这些合作将为中美关系建立更多共同点而不是由“脱钩”和“新冷战”等概念所主导。

对于新一届美国政府以及中美关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表示，中美之间虽然有分歧，但也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保持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沿正确轨道发展。

赵穗生也认为，中美关系虽然不能回到从前，但是能回到正确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要为促进中美合作创造良性舆论环境，为双方改善关系制造一些空间。

《财经》：美国媒体已经公布拜登胜选，特朗普连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赵穗生：败选主要原因是疫情应对不力。中国国内有这样一个误解，认为拜登的中国政策是其选举议程的重中之重，事实上美国的选举很少被外交政策左右，更没有被对华政策左右，历史上只有卡特总统受到伊朗人质危机影响，但他连任失败更主要的原因也是当时经济萧条。因此美国大选最重要议题还是内政，中国议题对拜登和特朗普的各自选情没加分也没减分，即便特朗普对华政策摇摆不定，但这些并未成为大选最受关注的议题。

此次大选特殊的是新冠疫情发挥关键作用，疫情出现之前，特朗普和拜登选情不明朗，即使很多人对特朗普做法不认同，但他的经济政策没有出大问题，但疫情暴发致使美国经济大衰退，之后又遇到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种族不平等的示威运动，对于疫情出现的一系列连带问题，特朗普并未很好应对，这为拜登胜选创造机会，有些人选拜登不是因为喜欢他，而是只要有人能替代特朗普他们就不会选特朗普，铁锈带翻盘的州都是疫情严重且经济出现很大问题，这些才是造成特朗普败选的主要原因。虽然外交并不是大选最重要议题，但中國议题是此次大选外交议题中最突出的，这是我在美国生活三四十年前所未见的。

《财经》：特朗普执政四年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影响力造成怎样的影响？

赵穗生：特朗普政府没有一个系统的外交战略，只是以美国优先为主导，在这个理念下，他的外交政策大起大落。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就是单边主义、反全球化，中国人称其为“退群”，其实就是在国际社会中推脱责任。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特朗普是个商人，其外交政策从美国狭隘的经济利益出发。的确如此，这种外交理念对美国外交政策伤害很大，因为特朗普几乎将美国所有盟国全得罪了，一边推卸责任，一边让盟友承担更多责任。不仅如此，他还对所有盟国都打贸易战，就像“威尼斯商人”一样恨不得咬别人一口，这对美国国际形象和传统外交关系伤害巨大。

美国曾经在国际社会上是“国际警察”和“世界领袖”，但特朗普这四年出尔反尔，没有人可以再相信美国了，这对美国国际信誉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形成信用赤字（trust deficit），即使拜登要挽回美国国际信誉，短期也恐怕很难。世界其他国家凭什么再相信美国，美国以往承担很多国际责任，特朗普说不承担就不承担了，他们再和美国打交道，怎么能不担心美国是否又会不守信用。美国外交官士气都被他伤害了，他这几年不断减少外交预算，我的很多学生甚至都担心学习国际关系和搞外交没有出路。特朗普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念也造成很大伤害，他对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一概不予重视，完全作为经济外交利益的筹码。只是美国现有建制本身对这些问题还有一些影响力，在某些议题上美国价值观念还能反映出来。

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对国际社会造成很大伤害，破坏了国际秩序，造成反全球化大趋势。全球化是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主导引领的潮流，但现在特朗普将全球化翻转过来，反而给了中国成为全球化领头羊机会，美国则开始强调中国曾经强调的双边主义、国家主权等理念。

特朗普也没有实质性外交成就，在朝鲜议题上只是吹嘘得很厉害，但没有实际成果。在伊朗议题上，制裁也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连美国人都认为这是失败的，试图与中国搞新冷战，不仅压制中国崛起，还试图改变中国政权性质，这些目的也没达到，伤害中国的同时也伤害了美国。以贸易战为例，现在贸易赤字没减少，又回到贸易战之前水平，美国制造业也没回归。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外交成绩乏善可陈。在中东方面，推动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实现建交，虽然可以算作一个成就，但为时已晚，因为在整体外交战略失败背景下，无法炫耀这个成就。

《财经》：虽然已经胜选，但距离拜登明年1月正式就任总统还有一段时间，在交接阶段，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做出不利于中美关系的举动，因为有分析认为国务卿蓬佩奥等人试图让拜登政府无法改善中美关系？

赵穗生：拜登已经胜选，特朗普政府已经是跛脚鸭（lump duck），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国会也快到期了（立法不太可能），行政令随着他的下台也会终止。但这是一般正常情况，因为特朗普，特别是蓬佩奥，什么都做得出来，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伤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过去三四十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因为疫情不满中国，认为疫情导致连任失败，我也不敢完全保证他们在未来几个月不会做让所有人想不到的事情。

《财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团队会由哪些人组成，有分析称可能包括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苏珊·赖斯（susan rice）等人？

赵穗生：胜选后外交安全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首先要确立国务院、国防部和商务部三大班子，以及国家安全顾问。目前猜测很多，甚至说可能会留任现在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原本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与中国打交道过程中，这个人出现了变化。现阶段还没办法确定对华团队由哪些人组成，我也不想猜测，但很显然布林肯已经在外交方面牵头，包括对华外交，他在拜登团队整个外交理念塑造方面起很大作用，虽然有呼声，但布林肯能否成为国务卿还尚不确定。在我看来，奥巴马时代的一些人会加入拜登团队，发挥很大作用，但拜登不会全盘用奥巴马时期的人，小布什时期和克林顿时期的某些人也会被启用。甚至留用共和党的温和派人士以显示其包容性。

《财经》：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对华战略会有哪些变与不变？

赵穗生：先看不变，中美在2008年以来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有增无减，特别是在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例如，中国经济升级创新发展带来的“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与美国经济产生了结构性冲突;在安全领域，在南海和台海等热点地区上的矛盾也没改变;在意识形态上，尽管中国不像前苏联那样搞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成功模式与美国民主衰退让某些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威胁，拜登上台必须要面对上述现实。

特朗普对华政策之所以变得如此强硬是因为他找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但他发力发错了，找对病症下错药。这种病症存在主要是因为中美之间利益对抗逐渐加剧，拜登上台后会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利益竞争。我记得拜登在2015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表示：“我们欢迎公平和健康的竞争。坦率地说，你们唤醒了我们。我们觉醒得慢了一点……在20世纪最后一部分，我们生活得有点过于闲适。你们唤醒了每一个美国人dna中所固有的竞争精神。”这表明拜登当选后一定会与中国竞争，在所有方面——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在竞争的基调下，拜登政府会与中国强调“对等”，如今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等”会被越来越多地强调，不接受一方利多，另一方利少，以往愿意为互利做出让步，现在不会了，对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必要条件。

2020年11月7日，人们聚集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针对选情最新变化，美国多地有拜登的支持者上街庆祝，也有特朗普的支持者上街抗议。图/新华

《财经》：以经济领域为例，中美将展开怎样的竞合关系？

赵穗生：中美关系原来强调共同利益，以合作定义竞争，现在强调利益冲突，以竞争定義合作，不管谁当总统，这种利益竞争态势会继续进行下去。拜登政府要聚焦于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和重振国内优势，因此重点会是解决国内矛盾，包括种族矛盾、社会不平等、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拜登会重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以前美国人不愿意搞产业政策而是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决定产业走向。但今后美国政府会更多干预市场，这会是美国经济政策重要转变。希拉里近日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也提出美国要大力发展产业政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制造业政策就是产业政策，但他没搞成。拜登上台后会下真功夫，会扶植某些产业在国际上竞争，还会推动购买美国产品（buy america）。在我看来，美国人批评“中国制造2025”，但美国现在搞的这个产业政策和“中国制造2025”没什么区别，都是通过产业政策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财经》：继续竞争的同时，拜登对华政策在战略层面会带来哪些新变化或契机？

赵穗生：特朗普与中国展开的是无序竞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今天脱钩，明天限制学生签证，后天又“抓间谍”，谁也不清楚这届政府想做什么。虽然看起来很强硬，但却让人摸不着头脑。这种无序竞争损人不利己，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也没增强美国利益。拜登政府则会减少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与中国展开基于美国利益的有序竞争。例如，不会坚持关税贸易战的方式竞争，因为伤害中国的同时也伤害美国消费者、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不会是双赢，如果要出台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他会考虑是否会同样损害美国利益。与中国的合作竞争会建立在可预测的利益上。

拜登政府还会将对华政策放在多边框架下，这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特朗普试图构建遏制中国的战略联盟，这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例如，“四方联盟”（quad），这些国家加入特朗普组织的联盟，不是因为认同他，而是“威胁感知”（threat perception）。拜登则会修补和盟国关系，强调共同价值观和利益，让这些国家感到美国会在经济和价值观念上都与他们利益一致。美国还会重新加入特朗普退群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很可能重新回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中。美国不仅会重返亚太，还会重塑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领导力。但今非昔比，美国的国力和软实力这些年受到极大削弱，中国的国力和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则不断加强，美国必须重新定义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合作竞争以保持地区稳定繁荣的方式。

中国也应该欢迎美国承担更多大国责任和义务，包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因为这就会与中国增加合作契机，例如，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气候变化、新冠病毒大流行、跨国犯罪、核武控制，这些方面不是零和游戏，大国有很多共同利益，合作点会很多。正如拜登曾经在上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明确指出，在制定这些新规则过程中，只要有可能，都应该有中国参与。负责任的竞争，遵循共同规则，对于管理有分歧领域和建立长期可持续的美中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财经》：相比合作，过去一段时间，脱钩和“新冷战”成为舆论环境中描述中美关系的热词，拜登上台后会否终结这种危险的趋势？

赵穗生：拜登不会从脱钩这个角度构建中美关系，而是会重视建立中美交往规则，既在双边框架下，也会在多边框架下，从科技到安全等各个领域。关于“新冷战”，我一直很不愿意用这个概念，但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渲染新冷战概念，他试图通过“新冷战”这个概念统筹对华全面对抗行动，使我不得以而用这个概念。但新冷战很难看到谁输谁赢，因为中国不同于前苏联（无强大经济力量与美国全面竞争，只能用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与美国展开竞争），中国和美国都很难击败对方。从其外交理念看，拜登政府会淡化“新冷战”这个概念，会从现实出发，在具体议题上对抗，而不是冷战格局对抗。拜登团队外交人员主要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蓬佩奥这种不着调的冷战斗士。拜登政府不会强调改变中国，而是强调尊重彼此利益，会通过外交手段沟通。

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曾担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曾批評特朗普政府不会搞外交，搞外交就是要做妥协和做交易。拜登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过程中会逐渐体现出现实主义理念，尽管存在很多分歧，但在与台湾关系等敏感问题上会比较谨慎。

《财经》：你谈到了中长期的中美关系发展趋势，那么短期内特别是拜登就任总统后，中美关系会在哪些具体政策层面有立竿见影的缓和？

赵穗生：中美关系竞争格局决定了拜登不可能在某些问题上立即做出改变，以关税问题为例，拜登不会在就任后立即取消或减少关税，拜登政府甚至会用这个做谈判筹码，在多边框架之下谈判，例如wto改革，然后再调整关税。中国要抓住机会，给拜登时间做出调整，在某些问题上彼此要有妥协，在某些问题上重新找到共同点，例如，气候变化和疫苗合作，这些合作有利于双方。同时也要避免刺激美国，挑动对立情绪。总统竞选开始时，拜登曾反驳“中国吃美国午餐”（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观点，但马上被特朗普攻击对华软弱，他不得不改口。在如此格局之下，若想修复双边关系需要时间，耐心是美德（patience is a virtue）。中美这么多年积攒的结构性矛盾，彼此都有问题。中国现在所做的强调改革和承担国际责任，这很好，要继续做下去，这会让中美有更多合作契机。中美之间有些问题会很快改观，例如留学生签证问题，人员交往、科学技术和高校学术交流也会逐渐恢复正常，因为这些交流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

《财经》：中美双方应该如何才能抓住机会修复关系回到正轨？

赵穗生：我朋友希尔（上述）曾问我，如果让他去中国做大使，他与中国领导人第一句对话应该是什么。我建议他对中国领导人说，他们对美国有一些误解。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中国也不是美国的敌人。我们面临着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还有其他一些国内矛盾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中美两国都要意识到彼此的问题。中美关系虽然不可能回到过去了，但能回到正确轨道（right track），避免全面冲突和新冷战。因此与拜登新政府打交道不是强调所谓回到过去，而是回到正轨。另外，媒体也要创造促进中美合作的舆论环境，给拜登创造一些空间，也给美国民众创造一些空间。

编辑：郝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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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怎么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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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美关系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尽管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地位，力图通过经贸摩擦、結盟对抗以及推行西方价值等方式对中国进行遏制与打压，但因中国积极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加大市场开放力度，结伴不结盟，主张发展模式与理念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使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冷战思维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对中美关系与世界发展发生影响。可以预期，未来中美关系仍将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继续向前推进与发展。

【关键词】百年大变局  中美关系  相互依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qy.2020.07.005

当今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是最大变量。很大程度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为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国际地位的下降与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并引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相应调整的过程。在这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深刻的社会变动中，难以想象的是美国会将世界第一的位置心平气和地拱手相让，可以预期的是中美两国矛盾与竞争不可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主张“美国优先”，在政治、军事、科技和经贸等各方面遏制中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使得中美关系的对抗性遽然提升，引发人们有关新冷战格局的话题，“越来越多人相信中美冷战已经开始”。[2]所谓新冷战格局，即中美两个国家经贸、政治与意识形态基本隔绝;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意识形态体系，相互对立、对抗以及相互攻讦。本文认为，这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极小。

关于世界范围内形成两个对立或平行市场的可能性

中国是百年大变革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的gdp开始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1978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2/30，到了2018年，则变为2/3。[3]有学者推测，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跃居世界各国首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4]“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从国会山到白宫，从华尔街到硅谷，甚至普通民众都会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格外敏感。”[5]在这一背景下，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恶化到中美建交后最严重程度，但尽管如此，中美关系依旧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判断“只到了冷战的山脚”，[6]不可轻言未来两国必有一战，包括冷战。

新冷战格局的形成须以中美经济彻底脱钩为前提，但本文的判断是：在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在科技、经贸方面的矛盾与摩擦在所难免，局部脱钩有可能，但彻底脱钩不可能。理由很简单，美国方面不完全想脱，中国方面完全不想脱，两国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的现实，客观上决定了不可能脱。

目前美国主张与中国脱钩的是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人。美国建制派和军方或许想脱钩，但华尔街不想。“华尔街之所以支持向中国施压，是希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让他们赚钱。”[7]虽然制造业想通过减少购买中国制造的方式重获新生，但农业依旧指望把更多的大豆、猪肉销往中国。美国政府想在高科技领域中断与中国的往来，但因此要承担失去中国市场的后果是苹果、英特尔、高通等企业难以接受的。

即使在高科技领域，美国也有所保留。美国的精英层很清楚，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是中国超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重要路径。因此，美国政府努力争取第一流高科技国家形成一个“反中联盟”，如于2019年3月组成由美、英、加、澳、纽、德、法、日参加的“八眼联盟”，以共同抵制华为5g技术，给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增加阻碍。但是，美国又想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提供的好处，从而继续就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与中国谈判，表现出不愿意彻底与中国切割的立场。

投反对票的还有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曾明确指出：“中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非常明确地表示希望同时与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保持经贸关系，不接受以与一国脱钩的代价来维持与另一国的经贸关系。因此，中国或美国若想把全面脱钩强加于第三国，只会自我孤立于世界。”[8]中国方面则根本不想割断与美国以及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密切联系，即使未来美国进一步加大遏制、打压力度，也不可能再次把自己封闭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时，更加明确地否定了所谓的“中美脱钩论”。[9]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美国能够与苏联决裂并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苏间的“利害关系微乎其微”。[10]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相比，今日中美关系可谓天壤之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推进国际交往合作、加强与世界经济体的联系实现了本国的高速发展，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赖。单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1978年，中美贸易总额仅为25亿美元，2018年，达到6335亿美元，增长了352倍。当前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11]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前所未有，也使两国“脱钩”的代价和成本极为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深受资本逐利性制约的西方国家不仅不可能彻底断绝与中国的交往，反而还会加强与中國的联系。历史上，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西方国家不惜发动鸦片战争，实施炮舰政策，让商品跟着刺刀走。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仍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达4亿人，单是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就已超过美国总人口数和欧盟总人口数。[12]只要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改变自身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中国继续实行开放政策，这些国家毅然决然中止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放弃全球最生机勃勃市场的情形断然难以发生。2019年1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她希望在不引起美国不满的情况下，保持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13]欧盟权威智库布鲁格研究所所长贡特拉姆·沃尔夫、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也表示，与中国“脱钩”绝对不符合欧盟的利益，欧洲不应该也不可能跟随美国“孤立”中国。[14]

中美两国人口占全球的25%，经济总量、制造业产值总量分别占世界的41%和47%，其中经济总量美国占世界的25%，中国占16%。基辛格指出，冷战时期的苏联并非世界经济大国，且苏联和美国间基本不存在经贸往来。与此相对，当前的中美两国都是经济大国，“所以我们必然在全世界踩到对方的脚趾头”。[15]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能够构建一个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封闭市场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丧失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有所下降。1880年，西方国家工业制成品产量占世界总量的90%，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60%，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降至40%。与此相应，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经济总量的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且这些数字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16]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单独建立一个封闭市场，不仅意味着失去全球贸易主导权，而且还面临被边缘化的可能。回顾历史，在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以及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贸往来匮乏。例如，由苏联组织建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总额仅为西方国家间贸易总额的1/20。[17]但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已形成紧密程度远超以往的相互依赖关系。

史蒂文·奥尔特曼认为，以资本、信息和人员流动为衡量基准的全球化在2017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而且新兴经济体的交易密度与发达经济体相当。[18]尽管发达经济体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但随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各方面联系的加强，“脱钩”成本对世界经济发展而言是难以承受的。[19]组建一个仅包括发达国家的“超级自贸区”，或是与之相反，组建完全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经贸集团，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缺乏可行性。

在冷战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是美苏两大阵营缺乏经贸联系的重要原因。经互会成员国推行计划经济，导致价格机制等要素欠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经贸规则也无法与西方集团有效对接，且两大集团处于敌对状态。但在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市场经济、遵循国际经贸准则，也不存在与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的敌对状态。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秉持融入世界、遵守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并未在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外“另起炉灶”。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以国际规则坚定维护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迄今已签订400多项多边条约，加入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20]

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后，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同样遭到病毒严重袭扰，并引发经济明显衰退。面临这场全球性危机，中美两国理应加强合作，共同抗击疫情，但部分美国政治精英却试图借助疫情因素进一步促使中美“脱钩”，试图通过制造业回归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学术界也有人担心，疫情在世界范围得到控制后，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会出现断崖式下滑。但中美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尤其是中国向美国援助大量对方所急需的医疗物资深刻表明，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离不了两国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努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所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实际上，抗击疫情期间，中美经贸关系已出现缓和迹象。2月份，在以举国之力抗击疫情的同时，中方如期履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相关条款，降低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解除对美禽类和禽类产品的进口限制。3月初，为满足抗疫需要，美方则对多项进口中国的医疗相关产品进行了关税豁免。可以预期，新冠疫情会对中美贸易额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导致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不大。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济体系何去何从，“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线索。“一带一路”所包含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凡是认可、支持这一倡议的国家都可参与，且参与各方无论大小强弱，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以“一带一路”为参考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能够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关于两大政治阵营和两个世界体系形成的可能性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两极并立”，各自领导着两大国际“阵营”，在第三世界中也划分了势力范围。[21]可以说，这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直接对立，在“冷战”这种独特的敌对状态下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22]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存在形成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国家集团的可能性。

最近几年，美国在政治方面排斥、打压中国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2017年12月，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该报告表示“将应对其正在面临的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美国不但在所谓台湾问题、新疆问题上刻意寻求与中国的对抗，在南海屡屡挑战中国领土主权，而且还有意拉拢盟友与其共同寻求与中国对抗。但今日中国不是昔日的苏联，中国主张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坚持“结伴不结盟”，从根本上避免了中美发生严重对立与对抗的可能性，使形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前提条件难以具备。

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立。目前美国在欧洲有北约，在东亚构筑了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美泰等盟友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又力图构筑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联盟”，目标主要针对中国。

为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多年来中国外交一直以“不干涉、不结盟、不当头”为基本原则，主张构建平等、包容、和平的伙伴关系，摒弃对立对抗。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23]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时再次重申，要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新路。[24]就实践层面而言，中国在当前已初步构建起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伙伴关系。

在冷战结束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依旧坚持奉行结盟政策，主要动机在于继续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长期以来，美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一直高居全球首位，并以此确立了牢固的国际领导地位，形成了本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也未发生根本转变。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政治与科技力量出现的新变化，在价值理念、体制机制和秩序安排等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都有所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中国对美国世界领导地位取而代之，美国不择手段对中国加以遏制打压，包括不怕与中国打一场甚至多场结果必然是双输的贸易战，不惜暂时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也包括在凭一己之力难以如愿以偿的情况下，借助盟友的力量围追堵截。

与美国的立场有所不同，中国的發展无意挑战谁、取代谁，无意改变已有世界秩序，不谋求地区和全球主导地位。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25]与美国力图建立唯我独尊的国际关系格局不同，中国从未尝试颠覆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是通过不断增加与美国的交流合作，力图在中美两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世界发展。中国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主导这个世界，认为中美两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追求。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都是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大国。根据军事大国自身的逻辑，二战结束后两国各自演变成军事扩张集团。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部分出于向世界炫耀武力的动机，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发动或参与了海湾战争（1991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但今日中国既不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也不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中国人崇尚“和为贵”，安全上以防卫为主，从来没有与美国搞军备竞赛的意图，从来没有对外扩张，也从来没有在海外建立任何军事基地。

现有国际秩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进入新的调整期，但不存在被完全否定、彻底颠覆的可能性。相关预测显示，到2030年，中国、美国和印度将排在全球经济总量前三位，老牌发达国家和欧洲国家大多被挤出前5位。而在全球经济总量排名前10的国家中，将出现4个发展中国家。[26]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带来两种不同反应，美国认为这是现有国际秩序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不利于美国造成的，而新兴市场国家则认为现有国际机构和机制在权力分配、规则制定等方面没有充分反映自身的合理诉求。尽管如此，无论是美国及其代表的西方国家，还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至今依旧在现有国际秩序下行事，没有否定，也不会推翻现有国际体系。此外，双方也无力构建一个又一个以对方为敌的阵营，从而在世界范围形成分裂的、对抗的新冷战格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退群”成瘾，目前已经退出tpp、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等十多个群，还在扬言要退出wto甚至联合国。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要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回到门罗主义，也不意味着美国决意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而是认为现有国际体系已经不太合美国人的胃口，致力于朝有利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方向加以修正与改造。

与美国的做法截然不同，中国没有选择对立对抗，而是在不挑战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从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历史性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坚持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与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尊重现行国际规则并行不悖甚至达到有机统一，为人类社会发展树立了可供参考借鉴的重要榜样。正如李光耀所言：“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的，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27]即便中国主张对既有国际体系进行改革，但这是改革而非革命，是一种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创新完善而非彻底颠覆。[28]除了中国以外，当前正在崛起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跟进者。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大都以经济依赖与政治互信作为国际交往准则，高度重视对外关系，试图更好地利用现有国际规则促进自身发展。例如，2012年8月，在经历了漫长谈判后，俄罗斯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印度和巴西也在力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各项工作。秦亚青等学者也指出，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能够实现国际秩序的稳定健康发展。[29]这也使新兴大国并未试图单独挑战或结盟对抗国际格局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原有大国，而是通过维护并改善现有国际规则，建立与原有大国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以实现合作共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发展趋势，是国际实力结构更为匹配、规则和利益分配更为均衡，最终形成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一个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下，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各异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在国际社会占据一席之地，形成更加包容和多元的世界体系，西方大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互利合作。中国、美国、世界，三者紧密关联。国际秩序的良好发展，需要中国和美国加强战略互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加强战略沟通，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双边关系。

两种意识形态对抗发生的可能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可能再次发生冷战时期那种两种意识形态对峙、对抗的情况。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大国都宣称自己的意识形态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意义，并不遗余力地在世界范围加以推广，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今天美国在意识形态取向方面与冷战时期相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今日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存在本质区别。就美国的情况看，美国的“国教”基督教是典型的一元宗教，主张上帝为世间惟一的神。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自诞生之日起，便相信自己是“山巅之城”，拥有指引世界发展的“天赋权力”。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美国人主张一元论，普遍认为在上帝的指引下，美国拥有主导世界、改变别国发展路径的义务和责任。[30]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美国人对本国制度高度自信，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的统治模式”和最高道德，美国是唯一具备领导世界资格的国家，美利坚民族有责任将自己的制度与价值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使美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成为所有国家的最终归宿。与美国这种对世界发展的理想主义观点和一元论认知相反，中国自古以来就坚持“和而不同”，并未强行在别国推广自身的制度模式与价值追求，而是承认并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强调世界各国应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间应当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31]按照美国的“唯一正确标准”，虽然这个世界上存在少数值得赞许的西方国家，但也存在许多国家需要美国的改造和拯救。自上个世纪成为世界唯一霸权后，美国更加认为自己有责任干涉别国内政。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不顾其他国家或地區在历史、文化以及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强行干预别国内政，运用各种强力手段推行美式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理念。为同化或消除国际社会中“异己”的成分，美国对那些不愿或不能向美国靠拢的国家，尽可能加以孤立和制裁，甚至不惜投掷炸弹、投放军队。前国务卿赖斯直言不讳，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主、结束暴政、把世界所有国家都改造成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32]

美国曾把经济贸易作为演变中国、改造中国的手段，现今又当成遏制打压中国的手段。美国自2018年开始对中国单方面挑起贸易纠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部分美国政客和上层精英认为，美国在以往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经贸手段“重塑”中国的战略是失败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等都发表过类似言论。换言之，美国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非但没能如美国所愿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理念，反而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对手。[33]

与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力图改变世界的做法不同，中国一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自主作出的符合本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称霸、不扩张，不结盟、不与别国对抗，也反对将本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34]中国方面坚持认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任意改变别国发展模式，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与合理性受到时间、地点与人群的深刻影响，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是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但并非适用于全世界，所谓的“救世主”并不存在，各国也不能指望其他国家来决定本国命运。

虽然美国长期以来将改变世界、改变中国作为自身处理国际关系和美中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但中国从未有过改变美国的想法和行动。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35]习近平主席更加明确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36]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不进行对外扩张、不划分势力范围、不搞国强必霸，也不强迫或诱导其他国家以满足本国私利。

在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日益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可以预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的观念与价值将更加多元与繁荣，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成为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民族将会团结成为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近代以来，关于人类社会“走向何方”的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各种思想和论断都打上了阶级或民族等烙印，以至于众说纷纭、相互对立、彼此攻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民族国家中心范式和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明确了新方向、新目标，符合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拥有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制度的世界各国正日益加深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尊重国际机制，力图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下推动世界格局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在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交往实现了利益共融，也为彼此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遇。世界各国在实现多层次、全方位互利共赢的同时，共同维护了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一种单方面的主张，不是为世界各国划定“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也不是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一个统一行为体，更不是用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用一个制度替代另一个制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世界各国能够在国际交往中实现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利益共生，与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命运相联、休戚与共的发展现实高度一致。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8年6月23日。

[2]郑永年：《中美关系会糟糕到什么程度》，《联合早报》，2020年1月14日。

[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8年中国的gdp为美国的65.4%;预计2022年中国的gdp为日本的2.97倍。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9。

[4]张维迎：《把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 网易财经，2009年12月4日。

[5]张金峰：《中美关系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印象》，第203期。

[6][美]基辛格：《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的山脚”，热战若爆发将比一战严重》，《联合早报》，2019年11月23日。

[7]郑永年：《中美关系会糟糕到什么程度》，《联合早报》，2020年1月14日。

[8][美]基辛格：《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的山脚”，热战若爆发将比一战严重》，《联合早报》，2019年11月23日。

[9]《習近平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新华网，2019年6月7日。

[10]george kennan， "the long telegram"， moscow， 22 february 1946， http：///，上网时间：2020年1月17日。

[11]陈文玲：《对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分析与研判》，《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7月上。

[12]“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1日介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已经超过4亿人，2018年还会增加。”参见《统计局：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超过4亿人》，《人民日报》，2019年1月21日。

[13][美]基辛格：《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的山脚”，热战若爆发将比一战严重》，《联合早报》，2019年11月23日。

[14]《欧洲权威专家：强行与中国“脱钩”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中国青年报》，2019年9月5日。

[15][美]基辛格：《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的山脚”，热战若爆发将比一战严重》，《联合早报》，2019年11月23日。

[16]李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构成与应对》，《东北亚学刊》， 2019年第3期。

[17]李文：《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的深层客观原因》，《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8月下。

[18]steven altman， "five myths about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19.

[19]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20]李文：《在和平合作的时代大潮中贡献中国力量》，《经济日报》，2018年4月19日。

[21][美]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推荐序二，香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9页。

[22]布热津斯基指出，冷战后美国在全球力量具有四个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能力，在经济方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在技术方面，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具有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参见[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33页。

[23]《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

[24]《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网，2015年9月29日。

[25]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7页。

[26]张蕴岭：《对“百年之大变局”的分析与思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27] [新加坡]李光耀口述，[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阿里·温尼（ali wyne）编著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8]《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网，2015年3月8日。

[29]秦亚青主编：《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30][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编者絮语第2页。

[31]《习近平答金砖国家记者问 增进同往访国人民友好感情》，《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3月21日。

[32]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信仰根源》，《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

[33]李文：《高调反华与美国“救世情结”的破灭》，《人民论坛》，2018年第4期。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9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3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新华网，2017年12月1日。

责 编/肖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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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美关系是中美双方在各自国际关系战略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国际政治中备受关注的双边关系。然而，由于中美在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文化历史多个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所以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个时期均存在一定的分歧与冲突。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货物征收高额关税，企图利用贸易壁垒扭转中美之间的大额贸易顺差，中美贸易摩擦自此全面升级为贸易战。本文旨在梳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现状，分析和研究中美贸易战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 中美关系 贸易战 影响

1中美经贸关系现状概述

经济贸易是中美双边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特点是相互依存又相互警惕。

相互依存体现在中美双方都利用对方的优势从中谋求利益，中国利用美国的资本投资、技术转移和管理经验进行高速工业化发展，积极融入到美国构建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来，参与到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事务中来，美国则利用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降低工业制成品成本，同时也能转嫁环境污染风险。相互警惕体现在中国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跨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占据垄断性地位，从而削弱对于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所以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逐步分批开放的过程，保留了基础设施、电信、国防安全等关乎民生的垄断性行业不对外资全面开放，而美国警惕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撼动美元霸权，十分忌惮人民币国际化对于美元作为全球主流结算货币地位的弱化，从而多方阻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十分警惕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获取先进科学技术的转移，所以对中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封锁。

中美经贸之间的核心矛盾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挑战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经济霸主地位的弱化，无疑会导致美国在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上利益的受损，这也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现在中国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无疑会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所以美国指责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不作为，对中国的科技发展百般阻挠，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正是基于这种背景。

2中美贸易战梳理

特朗普于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宣布以“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为由，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涉及商品总计达600亿美元，正式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大幕。中国商务部随后作出反制措施向128种美国进口商品征税。

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正式对来自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标志着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正式实施。中国商务部其后在声明中指出，“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事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向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它们立即恢复孟晚舟的人身自由。2019年1月28日，美国司法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要求引渡孟晚舟，并以23项罪名起诉华为。

2019年5月5日，特朗普宣布对另外价值约2000亿美元，合共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该措施于6月1日起正式对到达美国港口的中国商品生效，自此贸易战已全面激化。

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把华为公司及其关联方加入该局的实体名单。向该实体名单上的某一公司或个人出售或转让美国技术需要发放许可，如果该出售或转让会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许可可能会被拒绝。

3 贸易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对于中美关系的第一点影响就是会伤害中美双边关系的战略互信，增加中美之间的对立程度。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大于分歧，所以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对于无论是对于中美双方还是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而经济贸易战的对立氛围无疑会蔓延到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中，造成中美之间在这些领域的对立，增加双方的敌意和顾虑。但是考虑到美国两党制的制度特点以及中美利益的错综复杂，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全面崩溃到也言之过甚，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要做的就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中美贸易战对于中美关系的第二点影响是会坚定中国的发展决心，全面开始摆脱欧美技术垄断的自救之路。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彻底暴露了西方对于中国的野心和敌视，华为仅仅因为在通讯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突破就被美国封杀式的打压制裁，可见核心技术的发展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知耻而后勇，只有坚定自力更生的决心，加大研究领域的投入，建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链，才能防止美国的芯片讹诈和贸易霸凌。

中美贸易战对于中美关系的第三点影响是会影响中美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民众当中一直弥漫着一种对于中国的仇视情绪，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媒体的恶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也会导致中美两国民众的好感度降低，由于产业空心化的影响，美国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工业人口生活水平偏低，社会衰退严重，受到衰退影响的普通民众也普遍把这种衰退归咎于中国的制造业竞争，从而对中国十分仇视。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美国一方面是中国崛起的指路灯，以美为师，中国在经济，法律，科技，文化上对在努力追赶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依旧是资本主义霸权的象征，侵略朝鲜半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干涉台海事务，种种事实也让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印象不佳，所以美国挑起贸易战无疑也会导致中国社会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增大中国的外交压力。

【参考文献】

[1] 秦唏. 美国贸易战的真实目的[j]. 新理财：政府理财， 2019.

[2] 王洪涛. 新世纪中美关系研究与中美关系[j]. 现代国际关系， 2009（06）：59-65.

[3] 朱锋. 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19， 000（004）：p.1-14.

[4] 牛丽娟. 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發展趋势及对策研究[d]. 东北财经大学.

作者简介：黎子菁（ 1995-），女， 汉族， 江西省抚州市，景德镇陶瓷大学， 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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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扣押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这件事表明，北京方面有意以更强硬的方式回击美国在南中国海的监测活动。在特朗普即将迎来总统就职典礼之际，中美两国间的紧张气氛正在升温。

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局消息，中美双方经友好协商，于12月20日中午在南海有关海域顺利完成美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但这起事件凸显了在不确定特朗普将采取何种立场的氛围中，美中关系发展方向令人担忧。

自参加大选以来，特朗普一直对中国批评有加—从贸易政策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动。而胜选后，他与蔡英文通电话并暗示可能放弃40年来一直指引美國台海政策的“一个中国”政策，引发北京方面以及华盛顿许多专家的警惕。这位美国当选总统就此次无人潜航器被扣事件批评中国称，该事件“史无前例”，随后又表示“美国应让中国留着这个设备”。

虽然美中关系在美国政府换届之际通常都会进入一段不确定期，但分析人士表示，此次争议水域潜航器事件引发的担忧，与近年来两国海军关系不断改善的势头背道而驰。“这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些年的专业化相悖，因为中国海军似乎正在接受与美国建立信任的措施，”悉尼智库洛伊研究所安全问题分析家尤安·格雷厄姆表示，“一艘海军舰艇近距离干扰另一艘海军舰艇作业，这是严重升级了。”

上海政法学院海军专家倪乐雄表示，此次扣押是提醒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他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捍卫本国领土的立场。

五角大楼表示，这具由美国“鲍迪奇”号海军测量船操控的无人潜航器，12月15日在距离菲律宾苏比克湾50海里的水域被一艘中国海军舰只“非法”捞起。“鲍迪奇”号由非军事人员操纵，而此类无人潜航器通常用于收集水深、盐度等海洋数据。中国国防部表示，捕获该无人潜航器是为了防止该装置对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产生危害。中国国防部还重申，反对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李明江表示，北京之所以愿与华盛顿在这起最新事件中冒险升级态势，是因为它担心美国计划在南中国海增加部署海军潜航器。“解放军高层有充分理由担心美国海军正在构建的在东亚与中国对抗的新战略。如果该战略成为现实，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可能相当不利。”

解放军退役上校岳刚表示，虽然“鲍迪奇”号或许是在国际水域航行，“但几乎可以肯定该潜航器在‘九段线内进行间谍活动”。北京方面依据“九段线”主张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这一主张引起了争议。岳刚表示，北京的反应是对美国政策不满的一个“重要信号”，同时也让海军有时间分析这架潜航器，以获得“间谍活动的证据”。

西方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这种行为会破坏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心。一些安全分析师称，扣留潜航器事件将促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重新思考如何部署民用勘探船和水下潜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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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回顾这学期所从事的初一初二美术教学工作，基本上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当然在工作中我享受到收获喜悦，也在工作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我所享有的收获我会用于下个学期的工作中，我所碰到的.问题我要认真反思改进。现作一番总结，以便择优汰劣，取长补短以待以后的教学水平更上层楼。

学期初，和理科组的老师一起，认真学习学校工作计划和教务处工作计划，明确了学期工作的目标和任务，结合本美术组工作的现状和特点，按照《初中美术教学大纲》的要求，本学期新课开始之前即已制定了周密详尽的教学计划。教学中认真遵照教学大纲要求，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思想教育和技能教育，大力推广素质教育，按时按质地完成了本期的教育教学工作。

1、按照学校工作管理规定，认真备好课，写好教案，努力上好每一节课。美术科学校安排的课时比较少（一周每班一节）这对于学生来讲的很重要的一节课；对老师来讲是比较难上的一节课。所以怎么上好每节课对老师对学生都是很关键的。除了备好课、写好教案外，还通过上网以及制定一些美术书刊查找相关材料。

2、利用学科特点，和自身条件，组织部分学生参加学校书画协会，利用星期六下午的时间给他们上课，在安全方面上与家长作好联系，学期末在校科技文化节术节举办了作品展览，取得了较好的影响。参加的还是以初一的学生为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水平进步的很大。

3、在美术课教学中有的放矢，有重点有难点，注意美术课内容的调整，教学中注意体现民族特点，充分发扬我国民族、民间优秀的艺术传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美术教学中体现时代精神，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充分利用本地区的美术资源，查找课外的内容，丰富美术教学的内容。美术教学中注意适合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注意循序渐进和趣昧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教学内容的选择注意到联系学生生活的实际，按10－－20％的课时比例补充乡土内容，以反映当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通过美术教学，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与爱好；

学习美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初步的审美能力和良好的品德情操；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想像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在教学之余，我也注重自身发展进步。除了听课，评课，参加教研组教研活动外，还积极到兄弟学校参加开展的一些公开课的听课，评课，我还注意到要自学，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在生活上注意形象，为人师表。作为教师教学工作是主要的，但除了教学工作外，我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其它活动。

1．要充分发挥美术教学情感陶冶的功能，努力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中生的审美能力。

2．要贯彻启发式原则，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大胆地进行艺术表现和创造。

3．教师应加强示范，并充分利用展示图片、美术作品、录像片等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直观教学。

4．要关心美术教学的改革和发展，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实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5.美术教学要尽量注意学科间的联系。如在讲到点、线、面等概念时，可联系数学中的相关概念来解释。

5月中旬，我指导的王淏西、杨洪同学分别获得天长市中小学硬软笔书法现场比赛二等奖和三等奖；6月，本人撰写的教学论文《让美术课在新课改中升级——农村初级中学美术教学有感》获得天长市中小学艺术教学论文比赛的二等奖。

总之，本学期工作顺利圆满完成，不足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通过总结反思，我将在下一学期的工作中，戒骄戒躁，以饱满的热情，取长补短，以待来年教学水平更上一层楼。

有关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怎么写六

有关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怎么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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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关注中美关系这棵树，而忽视了整个世界这片大森林，就难免得出脱离实际的

片面结论，比如“中美必有一战”或者“中美共治世界”。两国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进步，

共同应对世界上的失衡和失序，才是避免对抗的最有效途径

美国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看过《中美关系200年》这本画册，当对这一判断有更深的理解。

画册把200多年的中美关系史分为四个时期：1784年至1911年，主要交往集中于晚清时期；1911年至1949年，即民国时期；1949年至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至今，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相信中美关系专家对这样一种分期不会有太大争议。值得回味的是，中美关系史的分期，同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几乎完全重合。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都没有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分水岭。这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塑造中美关系的”

中国历史学家章百家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套到中美关系上，可以说“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塑造中美关系的”。1949年中美关系的遽变，是这句话最显著的例证。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对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实行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对新中国采取了军事遏制、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的政策，此前150年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从民间到官方的深度交往完全中断。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但建立全面的经济、安全、外交、人文交流关系，还是在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可以预料，只要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不变，中美关系的第四阶段还将延续下去。

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可以看到，在更多情况下美国是个恒量，而中国是个变量。换言之，中国国内政治的重大转折，能够直接影响甚至扭转中美关系，而美国国内政治则起不到这种作用。

过去两百多年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主流价值观没有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政治领导层换了一代又一代，共和党和民主党轮番入主白宫、统领国会。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6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权运动、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然而这些事件都没有动摇当时美国对华关系的基础。美国的族群构成变化带来了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但也没有直接影响对华政策。

相互影响之对比

200多年来，中国通过改变自己而扭转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却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深深地烙上了美国的印记。这一点当属研究者的共识，不消多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对于1949年以前中国军政大事的直接参与。美国通过在中国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美国人，“引导”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特殊方式。

画册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参加清朝剿灭太平天国军事行动的华尔，在中国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后称常胜军），任队长。华尔娶中国人为妻，还加入了中国籍，最后在同太平军作战中阵亡。1867年，刚刚卸任美国驻华公使（当时的“公使”相当于现在的“大使”）的蒲安臣，即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出使欧美诸国，开中国近代外交活动之先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离开中国成立保皇会，聘请美国残疾青年人荷马李为军事顾问，组建了一支军队在美国受训；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任命荷马李为首席军事顾问。1942年，美国将军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同蒋介石争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1945年底，杜鲁门政府委派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调解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冲突，以图避免内战。这是美国在历史上首次介入外国政治调停。马歇尔曾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但调停努力却以失败告终。创办了燕京大学并亲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毛泽东的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使他闻名于当代中国。

从1949年司徒雷登离别中国，到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派特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其间几乎没有任何美国要客驻足过中国大陆。但是，美国的政治渗透却以潜移默化的其他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中国政治主流一直相信，一旦放松了政治教育，美国的意识形态就会卷土重来，让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境内敌对势力都到美国土地上去安营扎寨，同一些美国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即在知识界展开了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美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帝国主义的总代表，反美宣传成为群众运动。即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这根弦也没有放松。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官方高度警惕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图谋，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至今还是最大的。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书籍、影片和音像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被大量翻译出版发行。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过贡献的美国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如为画册撰写序言的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在中国广受尊敬，知名度很高。在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美国人之一，是不久前出版了《论中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在中国长达40多年的声望和人脉关系，让同时代任何其他国际人物都难望其项背。

反向来看，200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政治影响就相形见绌了。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美国的政治造成了冲击。1950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发动了对所谓“亲共”的美国人士的政治迫害，将几位同中共有过交往的美国人，当成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其实，还有一件不应遗忘的事，证明中国也曾试图介入美国的国内政治，服务于自己的对外战略：毛泽东于1963年和1968年两次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并在声明中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不过，没有事实说明，这两纸声明对美国政治和种族关系产生了多大冲击。

中国对美国政治影响的增加，是在1979年建交之后通过双边经济和社会交往的急速扩大而间接实现的。近年来，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保持在1.2万亿美元以上；双边贸易额在5000亿美元以上，2015年中美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到美国旅游的中国公民每年有200多万；2015年在美国就学的中国留学生达30万以上，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所占比例最高。

从理论上说，双方经济与社会交往如此密切，中国对美国政治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确在不断上升，但在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选举政治、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关系、宏观经济决策等方面的影响力，多年来似无明显提高。冷战结束后，总有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场合口头攻击中国，以迎合部分选民，可是迄今为止，涉及中国的议题从未在总统选战中占据重要位置。

反差为何如此巨大？

为什么两国彼此之间的政治影响有如此强烈的反差呢？我们当然可以用双方国力之差距做出解释。然而近几十年里两国的实力地位逐渐接近，中国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美国去宣传自己，却依然高度担忧美国的政治渗透，反向的担忧却无明显增加，可见国力差距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回顾历史，或许我们应当暂时抛开实力因素，从其他方面找找原因。

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是早期中美交往中两支重要的力量。商业利润和宗教热情，至今仍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美国将二者相结合，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其他西方国家显著。

画册详细描绘了著名的“庚款退还”的过程。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清朝驻美公使梁诚等人推动下，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以支持在中国开办和津贴学校，资助中国人留学美国。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递送备忘录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声称“成功教育中国这一代年轻人的国家，将成为花了一笔固定支出的努力，即能在道义、知识、商业影响中获取最大限度回报的国家”。罗斯福总统1908年亲自撰文予以赞许。他说：“美国人应当为本国将此项赔款的主要部分归还中国之举感到由衷的欣慰。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学校现时必须在提升中国人品行的工作中起主导作用。”

被选送使用庚子赔款而留美的中国学生中的许多人成长为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包括胡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等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同时，美国人也利用“庚款”和其他社会捐助在中国开办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以及雅礼医院（后来的湘雅医院）、协和医院等教会医院。今日北京大学校园（原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古典建筑及其设计，都是由司徒雷登请来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完成的。美国人在中国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国留美学生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社会精英。

正如中美关系专家陶文钊教授所总结的，两百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信息与价值观的自由流动”。近代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当代同中国交往的美国企业家和教师、科学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都自觉或不自觉服务于美国对华政策这一始终不变的目标，成为美国“软实力”的化身。

反观中国的对美关系，在1949年以前的150多年里，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美政策谈不上什么连续性主动性；1949年以后，中国国内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等动荡，对美政策也几经调整。如果说现代中国的对美政策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除经济利益以外，大概还是维护主权和政治稳定，防范美国价值观渗透入中国，而非促进中国价值观向美国流动。

200多年来，无论中国发生怎样的变化，从根本上始终没有建立过试图打动美国人心灵的精神追求。从19世纪末在美国修铁路的中国劳工，到今天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的中国学生、企业家、专家学者、媒体人士，还有今天多达200万左右出生于中国、长期居住于美国的公民（所谓“新移民”），都在塑造着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但是，很难说他们都在主动承载并弘扬着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服务于中国对美政策。更不消说，“新移民”中间的大多数人及其后代，最终选择了持有“绿卡”或加入美国国籍。这种现象，可以对两国之间政治影响的差距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

沟通能减少战略互疑吗？

200多年来丰富多彩的中美人文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和国家层面的战略互信呢？答案是见仁见智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交流越多，就越容易产生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这似乎是常识。但是，中美关系的历史却没有给这种认识提供充足的佐证。

在当代世界上，中国和美国是相互交往最多、共同经济利益最大的两个大国，这可以找到数据为凭。例如，中美之间直飞航班上的乘客每天超过一万人。中美元首见面与通话的次数之多，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层次之高、规模之大，两国结成友好省州、姊妹城市的数目之众，两国各地、各界的官员、学者、专业人士之间熟悉程度之深、交流之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两个大国。但是，今天中美关系的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却在谈论如何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时可能产生的对抗；两个国家的军队每时每刻都在做同对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和预案。

在笔者看来，当前中美之间今天难以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原因不在于相互沟通了解不够，也不在于文化差异，而在于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不兼容。

两国在冷战初期的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东南亚陷入直接对抗，固然有缺乏直接沟通的因素，但当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利益冲突是引发对抗的主要原因。中美建交前后，两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共同安全威胁，达成了某种战略互助的默契，政治矛盾暂时被掩盖了。冷战结束时，两国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态度完全相反，中美政治对立便逐渐突出起来，十几年前，当两国实力差距巨大时，中国还能够以“韬光养晦”的心态应对美国的压力，而美国尚可以“静观其变”的心态，期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来政治自由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日益怀疑正在崛起而又拒绝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中国将破坏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及其领导地位，而中国对美国要破坏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疑虑有增无减。两国国内政治的不兼容，金融和经济利益的冲撞，加上地缘战略的相互竞争，三方面矛盾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中美两国中对于对方国家了解较多的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向本国公众作出有力的解释，说对方国家的战略意图并非如此邪恶，而本国的合作能够换取对方的和解或妥协。本画册所提供的历史故事，能够告诉我们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却无法证明增加沟通可以避免国家陷入战略对抗。

中美对抗的另一个诱发因素是，两个国家里都有一些政治上有分量的人，视中美关系为“零和格局”。他们说，对方国家视本国为最大敌人，在敌我双方势不两立的情况下，要想中美关系好，只有牺牲本国的核心利益去取悦对方；所以，要想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和原则，中美关系不但不可能好，而且不应当好。还有人认为，将对方国家视为最大的敌国和安全威胁，有利于本国增强内部凝聚力。于是，主张对中国作出妥协、加强合作的美国人，被一些美国舆论攻击为“熊猫拥抱者”；主张同美国和解并相向而行的中国人，容易被扣上的帽子就更不中听了。

好在中美两国三十多年来的历届领导人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都坚定不移地加强合作，避免冲突。1989年，中美关系曾跌入建交之后的谷底，但邓小平当年12月对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当近年来两国关系面临滑坡压力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都表示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强调增强中美战略互信，避免对抗。

目前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更多一些

画册所讲述的历史故事，还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世界大环境、大变局、大趋势对中美两国及其相互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用广角镜去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都会有新的理解和体会。

在第一个历史阶段，欧洲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列强加上新兴的日本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国正处在“和平崛起”阶段，在这一阶段晚期已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大清国则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国运可以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来形容。美国参与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只是“协从”而非“首恶”。

在第二阶段，俄国革命震惊世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从崛起走到灭亡；美国和苏联开始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但已经以一支独立力量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美国先是为打击日本而支援中国，后是因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而反对中共，在这一阶段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最大。

第三阶段的中美关系被冷战阴影所笼罩，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两国因朝鲜而陷入大规模战争，因越南而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双方为了应对共同的苏联威胁而走向了缓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但同美国的经济、教育、科技差距拉大了。

在第四阶段，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秩序趋于稳定，国际规则被普遍接受，各国的共同威胁转向了贫富悬殊、恐怖主义、政治失序、金融波动、生态恶化等等全球问题，而大国战争的危险逐渐远去。在这一阶段，中国既是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也对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中国在崛起，而美国相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大国的实力也在上升，维持着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回顾上述历史想说明的道理是：中美关系固然重要，而且在当今世界上越来越重要，但两个国家受到世界大环境的推动和制约，都有其他重要的国内外事务需要关心和处理，必须根据国内国际大局确定对方国家和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仅仅关注中美关系这棵树，而忽视了整个世界这片大森林，就难免得出脱离实际的片面结论，比如“中美必有一战”或者“中美共治世界”。两国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进步，共同应对世界上的失衡和失序，才是避免对抗的最有效途径。

审视200多年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有理由感到自豪。100多年前，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是何等的耀武扬威，中国是何等的孱弱。现在，就世界地位和国家实力的总体而言，中国已经超过了当年参加过八国联军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来讲，仍然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的经济总量，但两国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高等教育以及软实力方面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甚至有扩大的可能。两国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目前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更多一些。

中国能在21世纪成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吗？中国的影响是何种性质的影响？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将主要在中国方面寻找。

在应何迪先生之命撰写画册序言时，我不由得想起我们和其他中美学者一起，参加1986年首次中美关系史双边研讨会的情景。那时候我们还属于“青年学者”，而今都步入老年，其中有些还抱上了孙儿。从那次研讨会开始，中美关系即已成为我们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尽管人微言轻，我们今天仍然在为中美友好、为子孙后代的和平与福祉而尽心尽力。因为我们都坚信，“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作者系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为《中美关系200年》画册序言之一，经作者授权刊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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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怎么写八

美术教学原则是美术课教学的基本准则，是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用于指导中学美术教学的一般性原理，也是具体教学中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依据，

初中美术教学反思

。认真贯彻教学原则，有利于正确处理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教与学的关系，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美术教学法是教师根据美术教学原则为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方式和手段。当然，教学方法本身又是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和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所谓 “教学有法而无定法”，就是这个道理。教的方法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方面，这进一步说明正确选择教学方法对于完成预定之教学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教师应认真研究和正确选择美术教学方法。

中学美术课教学方法很多，但根据《中学美术教学大纲》精神的要求和笔者长期从事美术教学的经验体会，最常用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讲授法。

这是一种由教师用生动的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即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方法。它包括讲述法、讲解法、讲读法等。一般理论性的讲述、美术常识、欣赏教学以及技法课训练前的讲解，都采用讲授法。用这种方法教学的长处是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强、效率高，照顾面宽。但其缺点是容易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缺乏感性知识，如无法解决怎样画等问题。鉴于这种情况，使用这种方法教学时，应该注意下述情况：

( 1)对所表述的内容要有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统性，以给学生一个合符逻辑的完整的概念。如中国人把描绘大自然为主的作品称之为“山水画”而不叫“风景画”，学生肯定会问一个“为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讲：一是从中国人的情感习惯去讲，在通常情况下，“山水”、“山河”、“江山”、“河山”是“祖国”的同意词或同义语，因此山水画也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艺术中的反映;二是山水画的画家经过拟人化加工处理了的作品，它是画家艺术修养的表现。而风景画属西画的称谓，它是写实性作品，是自然的客观表现。经过分析和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山水画”不能叫作“风景画”。

( 2)语言的形式要符合语法，要清晰、准确、精炼，要通俗易懂，要形象生动，要富有感染力，

( 3)要善于组织学生听讲，所述问题能引进学生的思维共鸣，要善于洞察学生的反映，及时调整讲授的内容，变换讲授的方式。

( 4)可以借助板书、板画或示范图等直观教具，以加深学生的印象，达到帮助理解的目的。

(二)演示法。

演示法是为了配合讲课和练习，通过操作性的示范表演，使学生增加感性知识，加深印象，明了作画(或其它美术作品制作)的方法步骤。这是美术课尤其是技法课教学常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当堂作画要求之全过程演示;按作画步骤要求学生跟随教师一起进行的同步性示范;有意识地找准难点作局部演示。

运用这种方法，应该做到：

( 1)演示的内容必须与课堂讲述的内容和要求完全吻合。做到“讲”是“练”的前提和基础;“练”是“讲”的深化，是所学知识的表现、运用和实践。

( 2)课堂演示要做的简明扼要，要图象清晰、准确、生动熟练，并能使全体学生都能看到、看清。

( 3)为节省时间，有些示范可以在课前先制成毛坯、半成品，在课堂上选择关键的过程适时演示。

(三)练习法。

练习法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以达到巩固知识、形成各种技能技巧、把新知识变换为能力之目的的一种方法。这是中学美术教学活动中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这种练习包括视觉观察练习、造型技法练习、工具材料之操作练习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练习等。按新编教材的要求，它在整个初中的教学活动中要占80%以上份量。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要求特别讲究：

( 1)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并且目的要求恰当，引起学生在心理上形成共鸣;还要注意组织教学，以便提高学生练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切忌盲目性和单纯的为练习而练习的作法。

( 2)应注意指导和检查学生掌握练习的方法、步骤的情况;要科学合理地分配作业练习的时间。

( 3)教师对学生练习中存在的问题及优缺点应予及时总结，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可以个别问题单独讲，普遍问题集中统一讲。

(四)谈话法。

谈话法是通过同学生互相交谈来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包括启发式谈话法、提问式谈话法和指导式谈话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启迪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积极思维和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信息的积极反锁。但谈话法的缺点是意见容易分散，不易控制，运用不好还容易使所传授知识支离破碎。因此，运用谈话法应做到：

( 1)教师要有充分的准备，提问的目的要明确，要带有启发性，并且难易得当，要切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和知识水平，还要注意对学生回答问题可能出现的麻烦情况要有充足的预计，并为此还要准备好正确的答案。

( 2)对此法的运用要带有启发性，所提问题要构成前后连贯，层层深入、逐步引向结论的问题系列，还应讲究谈话技巧，要面向全体学生

( 3)提问要注意让学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应搞突然袭击，而且谈话的形式要活泼多样。

( 4)对学生回答的问题，正确与否，教师均应有明确的表示，要鼓励他们敞开思路，大胆发言，错了也不宜过多批评。

(五)参观法。

参观法是丰富学生的感性知识、扩大视野，使教学同实际生活相联系并从中受到实际教育的一种方法。其内容有参观书画摄影展览、作业观摩展览、还有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建筑物体、自然风景、动物花卉等。这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热爱生活教育的一种较好的教学形式。

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时，应注意下列要求：

( 1)教师对参观的内容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其参观活动要有充分的准备，并有明确的目的。

( 2)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规定，切不可放任自流。

( 3)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认真讨论，结束时教师要认真总结。

上述教学方法具体怎么选择，可以根据教学的内容、目的、任务，以及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灵活选择运用;还可依据课型，有时仅用一种方法即可，而有时两种甚至三种联用。

总之，中学美术教学的特点决定了美术教学的原则，其特点和原则又确立了符合美术教学规律的方法，作为中学美术教师，只有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实事求是，遵循中学美术教学的原则，灵活机动地选择最佳之教学方法，切实上好每一堂课，方能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

有关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论文怎么写九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

从目前看，中国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原有中美力量的均衡，打破了两国关系的稳定。中国自主的持续发展，现如今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能够以中国自己的方式搞好14亿人的小世界，拉动30 亿人的中世界，影响70 亿人的大世界。中国发展的同时施惠于周边，不搞霸权、不搞所谓“掠夺经济”，对全世界就有说服力。这有利于中美力量在新高度上实现新的均衡，有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也有利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从长远看，中国在不依赖美国市场和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将表明中国模式的成功；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

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