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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一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市场工具，各大金融机构和车场景的部门在指标和竞争的趋势下确实干劲十足，在短短7个月中完成etc安装覆盖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效益，但是这种仅以“etc安装率”为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低估了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真实实力，致使了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较少。
与另两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较少，仅仅引导车场景使用etc，所针对的主体是那些主动到指定停车场的车主和新购置车辆的小部分群体，剩余未安装设备的大批存量车主们无对应引导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传导有限。
车主们大多只知道2020年启用新系统，但对新的收费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在新系统上线后跑过高速公路的车主们产生了大量质疑和投诉，而政府也是在产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对消费金额和收费方式进行解释。且车主现在无法查询新系统中etc的消费明细，相关系统正在研究开发中，无法及时做到消费信息公开透明化。
（一）完善基础建设。
一条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广使用，每一项政策都应该能够对应牢靠的物理设施、稳定的操作系统和安全值得信赖的网络。在整个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内试点，待试点区域内有了积极正向的反向后即扩大范围正式推广使用，而非在短时间内各项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行推广。
（二）引导市场机制。
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出于指标、激励奖惩和价值夺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户资源的争抢上纷纷来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场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明确所有的经济主体在遵守一定规则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指定该项规则。
创新etc的绩效考核，摒弃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系统过程化，在考核系统中加入：营销结果、是否投诉、对产品的熟悉认知程度等等，实施更有力的奖惩措施，投诉率高的机构扣减效益，完成程度较好的机构追加奖励，不仅增强机构的责任感还能够调动各大机构的营销积极性。
（三）增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社区中设立etc专项办公室，及时为居民们答疑解惑etc相关问题，相比营销机构，社区办公室更为专业中立，能及时准确处理问题。鼓励群众监督举报etc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当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个执行主体不遵守市场规则，协助政府治理，扫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提高政府实施etc政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曹宇.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权力保障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9.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二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市场工具，各大金融机构和车场景的部门在指标和竞争的趋势下确实干劲十足，在短短7个月中完成etc安装覆盖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效益，但是这种仅以“etc安装率”为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低估了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真实实力，致使了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较少。
与另两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较少，仅仅引导车场景使用etc，所针对的主体是那些主动到指定停车场的车主和新购置车辆的小部分群体，剩余未安装设备的大批存量车主们无对应引导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传导有限。
车主们大多只知道2020年启用新系统，但对新的收费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在新系统上线后跑过高速公路的车主们产生了大量质疑和投诉，而政府也是在产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对消费金额和收费方式进行解释。且车主现在无法查询新系统中etc的消费明细，相关系统正在研究开发中，无法及时做到消费信息公开透明化。
（一）完善基础建设。
一条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广使用，每一项政策都应该能够对应牢靠的物理设施、稳定的操作系统和安全值得信赖的网络。在整个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内试点，待试点区域内有了积极正向的反向后即扩大范围正式推广使用，而非在短时间内各项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行推广。
（二）引导市场机制。
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出于指标、激励奖惩和价值夺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户资源的争抢上纷纷来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场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明确所有的经济主体在遵守一定规则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指定该项规则。
创新etc的绩效考核，摒弃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系统过程化，在考核系统中加入：营销结果、是否投诉、对产品的熟悉认知程度等等，实施更有力的奖惩措施，投诉率高的机构扣减效益，完成程度较好的机构追加奖励，不仅增强机构的责任感还能够调动各大机构的营销积极性。
（三）增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社区中设立etc专项办公室，及时为居民们答疑解惑etc相关问题，相比营销机构，社区办公室更为专业中立，能及时准确处理问题。鼓励群众监督举报etc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当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个执行主体不遵守市场规则，协助政府治理，扫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提高政府实施etc政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曹宇.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权力保障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9.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关键词：人口;人口问题;持续发展。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三
形势与政策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之一。2010年考研政治课改革后，我对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了调查。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摘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态形势压力也与日俱增，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城市生活污染物未得到有效控制，工业污染源未得到严格治理，农业污染日益突出，部分河段水质受污染严重，河水发黑发臭，完全失去水质功能。本文主要对城市水环境治理及污染防治对策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城市规划;水环境质量;污染防治;对策。
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宜居水平评价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水环境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有着重要的影响。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的影响，我国城市水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在城市扩建过程中还造成了大量周边湿地的消失，造成了城市生态环境、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角度出发，恢复城市周边湿地环境、改善城市水环境与生态环境。
1、城市用水的特点。
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是城市用水的主要类型，由于城市人员密集、工业化生产程度高，所以，城市用水需要较高的质量、较大的供水量、稳定的供给，这对城市采水、供水和用水来说有着不同于农村的特点。
2、城市用水的依赖性强。
城市由于用水量大、供水要求高，所以，单纯依靠城市区域的供给和开采往往难于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大众城市往往需要从城区周边或外地调水来满足城市的用水需要，“引滦入津”、“南水北调”就是这样的举措。
3、城市水环境脆弱。
在我国北方，城市生活和生产用水大都在简单处理或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之中，在日积月累的大量污染的影响下，城市水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这一现象有蔓延和恶化的趋势，造成水环境的脆弱和生态的破坏，影响城市深入地发展。
4、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
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来源有两个，一是，城市生产和生活中大量污染源渗入地下，造成对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破坏;二是，城市地表硬化导致城市地面下渗量的减少，在大量开采地下水的同时，没有必要的补充，出现水环境的恶化。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第一点，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现实的水环境保护问题为重点，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社会，走科学发展道路。
2、优先保护饮用水源。
合格的安全饮用水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水环境治理应突出重点，优先保护饮用水源，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3、强化节能减排、效益原则。
与区县减排工作挂钩，把cod削减量考核指标纳入到区县水环境治理目标体系中，明确各区县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等量化指标。切实保障三个达标，即污水处理率必须达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负荷率必须达标、cod的减排必须达标。合理安排资金，对节能减排效果明显，有一定经济基础，技术条件成熟，符合国家和行业产业政策的项目优先考虑。
4、治本方针。
突出截污治污。河道沿线村镇、企业密集，污染来源复杂。为此，河道治理将坚持“先截污、后清淤、先治理、后换水”的原则，周密排查河道沿线污染来源，大力实施清淤、截污、生态护坡、河岸绿化等措施，加强河道水体自净和生态修复功能;在突出截污治理的同时，各区县还将坚持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同步建设，大力提升现有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妥善解决污水出路，切实提高河道水环境质量。
5、加强协作，落实责任。
市水务局于去年成立了河道水环境考核办公室，将清水工程已治理河道纳入考核范围，各区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本辖区内建立水环境管理机构和相关管理机制，有效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此外，目前市政府已正式批准本市河道水环境实施“河长制”管理意见，即将公布全市主要河道“河长”名单，构建完善的河道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为今后本市水环境由加强治理向强化管理转变打好基础。
1、底泥疏浚和河床微生态系统修复。
在河流洪水、蓄洪功能上，底泥疏浚主要体现在河流利用水面变化增加行洪、蓄洪能力。作为沉积物沉积，有的湖泊水的深度可以被调整，从而减少其调节和存储功能。增加城市河湖疏浚河道水容量后，以确保顺利排出这些河流洪水，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避免了洪涝灾害。底泥疏浚是水环境综合整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滇池、巢湖、太湖等水环境综合整治已被广泛使用。可见，合理的疏浚清除污染物，对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人工增氧技术。
人工增氧技术是基于城市河流水污染后缺氧的现象，人工的向水体中注入空气或氧气，从而加速水体复氧的进程，提高水体的溶解氧水平，恢复和提高在水中好氧微生物的活力，使河流水的污染物净化，从而改善河流的水质。河流氧气一般使用固定和移动站充氧平台两种形式。河道人工增氧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得水质不同时期达到消除黑臭、减少水体污染负荷、促进河流生态系统恢复的目的。
3、调水引流水质改善技术。
贯穿城市的内河河网水系，因为控制结构的限制，使得河流水不能够连接到外部的水体，造成水处于静止的状态，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溶解在水中的氧气浓度就会降低，容易导致水质变坏。通过改进水域水动力条件，提高水体污染物的稀释能力，增强局部水体的自净能力，许多城市在水资源利用和部署中，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解决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4、植物修复技术。
对于河道河流自然恢复应采取生态化措施，主要是通过恢复河岸植被、恢复天然湿地，在河岸种植芦苇、浮萍、睡莲、水生植物和其他湿地植物，以提高水体的净化能力。种植水生植物的城市河流水，一方面能够通过植物的根系的吸收，从而降低和遏制富营养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种植水生植物，可以也起到美化水体环境，提高城市的景观的效果。
5、生物净化技术。
生物净化技术是充分利用天然水体自净的功能，采用人工措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并培养出大量的微生物从而增强水体净化能力，以提高纳污水体氧化降解有机物能力的一种净化方法。目前国内外最常用的生物净化技术是曝气技术、生物膜技术与投菌技术。生物净化技术，其成本低，对环境的影响小，能够有效降解污染物，是水体污染处理的最佳选择之一。生物净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特别是分解菌株的培养也将被筛选到河流水污染控制技术之中，是未来城市水污染防治和治理的发展趋势。将具有特殊分解能力的菌种添加到河边，能够将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分解为无毒无害的物质，从而加速有毒物质的分解、转化，不仅可以提高河流的净化能力，而且也实现了河流的生态修复。生物产品的运用将成为人工增氧、底泥疏浚等现有防治技术的有益补充。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城市河流和湖泊污染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城市河流水有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问题。目前，在城市河流污染环境下，需要完善城市管线网络，并建设污水处理厂，具体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措施有:底泥疏浚、人工增加氧气、引水排水水质改善、植物修复、湿地水净化技术等河流强化净化技术。能够应对不同的城市的污水状况，使得城市河流水污染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促进城市河流的健康发展。
摘要疫情的爆发，各个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教育是国家的长远规划，大学生就业是社会教育的第一步。每年的上半年是我国的毕业季和就业季。今年将有874万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同期增加40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现阶段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节点。本文针对于疫情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及策略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疫情形势高校大学生就业策略。
中图分类号：g473.8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6月5日，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微信公众号登陆微信时刻，并发布了一组数据。截至5月25日，南科大本科生就业率为35.17%（其中签约率仅为14.48%），研究生就业率为48.53%。由此可见，疫情下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面对疫情造成的就业困难局面，不少人选择考研或等待明年的招聘旺季。然而，该流行病对就业影响的结束日期无法预测。明年及后年将有近900万应届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即使就业市场复苏，他们也将面临毕业生不足的尴尬局面。后疫病时代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和心理问题应该引起社会的更多关注。
1疫情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
目前，根据多地房地产协会和城乡建设局的公告，建筑业、房地产业等人员密集型行业都处于暂时暂停的状态。过去几年在春节期间蓬勃发展的电影业、旅游业和餐饮业今年的假期收入急剧下降。由于战略调整，一些企业降低了人工成本。2月2日，苏州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共同度过难关的相关措施，通过增加财政支持、稳定员工、减轻企业负担等措施，为中小企业加油鼓劲。虽然中小企业的数量没有大型企业那么多，但如果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被迫缩小规模，可能会出现区域经济下滑，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市场经济一直是影响整体的因素之一，疫情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毕业生今年面临更大壓力。到目前为止，许多地方都出台了促进毕业生就业和创业的特殊政策。通过各种措施的无缝连接，如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增加招聘比例的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扩大规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加入军队，发展中基层岗位，增加贷款支持创业，并提供就业服务补贴，等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做好了无缝对接，毕业生的就业政策是“组合拳”。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然而，874万大学毕业生将被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将对全年就业目标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疫情严重，许多公司不得不推迟甚至取消春季招聘计划。春季往往是每年大学生求职的黄金季节，而一年一度的招聘进校园、现场招聘等大型招聘活动也不得不停止，给7月份的研究生带来诸多麻烦和不便。因此，2020年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目前研究生的扩招规模也比较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截止6月28日结束，甘肃、江西、辽宁、湖北、重庆、河北、天津、广东、西藏等地出台了促进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专项政策，通过鼓励微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比重，扩大考研升学、参军和发展基层岗位的规模，推进就业服务补助贷款支持创业，无缝衔接等措施，发挥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组合”政策。
作为疫情重灾区，湖北省高校毕业生面临着特殊的形势。湖北省今明两年事业单位空缺职位数量将主要用于招收高校毕业生。同时，湖北省公务员招录计划增长20%，选聘生计划增加50%，事业单位招录计划增加3万人以上。
高校毕业生应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大学生不能只盯着以往父母眼里的‘优质工作’不放，要充分适应和融入市场化、多元化的就业环境，将多渠道就业和自主创业结合起来，多选择到基层一线、各类企业，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
为此，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今年全国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三支一扶”计划中央财政补助名额为3.2万名，比去年增加18.5%;计划招聘特岗教师10.5万名，且不将教师资格作为限制性条件;研究生预计扩招18.9万人，普通专升本扩招32.2万人;进一步落实毕业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扩大毕业生参军入伍规模。
在鼓励大学生求职的同时，各地继续为有意创业的年轻学生提供便利，贷款支持、减免税费、免费提供场地，或者直接给予创业资金支持。比如，河北将毕业生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15万元提高至20万元，合伙创业的贷款额度由90万元提高至130万元;将创办小微企业的贷款额度由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西藏对创业高校毕业生给予每人6万元、每户最高可达30万元的一次性启动资金支持。
2疫情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策略。
2.1国家战略。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就业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但新动能的开发和传统动能的升级，实际上蕴含着大量的就业机会。积极鼓励毕业生到国家重大工程、重大工程和重要领域工作，在原有渠道中占一定比例。但是，我们觉得它还不够高。我们仍然希望在这方面继续加大努力。我们认为，疫情过后，国家战略需要高校毕业生。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有必要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和升级从大专到本科，提高基层医疗和社会服务岗位的招聘规模，并增加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吸收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指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和入学时间，推迟毕业生离校报到和安置时间。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2年户口登记和档案保管，并根据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办理就业手续。
对于离校待业毕业生，应尽快与教育部门联系信息，开展实名制服务，重点关注贫困家庭和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实施“一对一”救助措施，提供各种政策服务。与此同时，教育部将始终关注湖北高校毕业生和湖北民族，与有关方面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2.2扩大重点领域招聘。
基层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大学校，也是吸纳毕业生的主要阵地。教育部门将继续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配合有关部门继续组织实施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大学生基层就业计划。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中小微企业招收大学生就业。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中小微企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阵地。我看了前三年的情况，前三年大学生就业近六成流向了微型、中小企业。正如你刚才提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给予了很大的保护。这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实施这些政策，对今年大学生就业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2.4鼓励入伍参军。
与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合作，通过优化指标配置、提前体检等措施，增加应届毕业生招聘数量。每年，全国一半以上的征兵是大学生。这方面今年继续增加。同时，它主要倾向于毕业生。在过去，所有的学生都能参军。今年，政府加大了鼓励毕业生参军的力度。毕业生的热情也很高。
3结语。
高校毕业生是稳定就业的关键群体。2020届毕业生将在关键时刻迎来创纪录的求职人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军表示，要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统筹做好毕业、招聘、考试等相关工作，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体检、签约、招生时间，帮助毕业生顺利毕业，早日就业。面对大学生的实习和就业问题，教育部下大力气，希望能帮助每一位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即将毕业的学生不要太着急。要密切关注国家政策，调整心态，定位自己，抓住市场机遇，找准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2]复工进行时：施創新举措稳就业大局——推动复工复产的新举措、新亮点及促进稳就业的新建议[j].中国就业，2020（05）：4-9+13.
[6]pbs&apabilityassessmentforhazardmitigation[eb/ol].2020.
摘要：当前，我区人口低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比例下降、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流出较多等问题凸显，同时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叠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为避免类东北现象产生，我区要进行更深刻、更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人才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加快培养和引进人才，为自治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人口区域布局。
（一）人口持续增长，二孩政策效应显现。
截至2017年底，我区常住人口2528.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2%，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23位；比2010年增加56.4万人，年均增加8.06万人，年均增长3.2‰，低于全国年均增长5.2‰的水平。一是盟市人口增减各不相同。2011—2017年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和巴彦淖尔市等7个盟市人口增加，分别增加24.1万、22.16万、11.92万、3.11万、2.36万、1.61万和1.49万人。呼包鄂城市群人口增幅均低于2001—2010年期间，特别是鄂尔多斯市，10年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45万人，近7年来年均仅增加1.7万人。赤峰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兴安盟等5盟市常住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通辽市常住人口由10年间增加5.57万人，转变为近7年减少5.57万人。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人口减幅比2000—2010年大幅度降低。东部五盟市人口占比继续下降，2017年49.47%，比2010年下降了1.82个百分点。二是二孩政策效应显现。2005年以来，全区年均出生人口22.6万人，年均出生率约9.1‰，比全国平均低3.1‰；死亡人口13.8万人，年均死亡率约5.5‰，比全国低1.6‰以上；自然增长率年均3.5‰，比全国低1.7‰左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4年我区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出生人口23.3万人，人口出生率9.3‰，比上年提高0.3个千分点。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我区出生人口明显增加。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分别为22.72万人和23.9万人，出生率达到9‰和9.47‰，二孩率为40.9%和47.76%，比全国分别高0.7个百分点和低3.44个百分点，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0.75万人和1.93万人。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
65岁以上老年人口由2010年的18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51.1万人；比重由2010年的7.56%提高到2017年的9.9%，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据统计，1956-1966年流入我区人口集中，受代际传递影响，我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虽然2016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2010年降低1.1个百分点，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达77.2%，比全国平均高4.7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增加9.8万人，没有出现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情况。我区0-14岁人口由2010年的348万人降低到2016年的335.4万人，比重由14.08%降低到13.31%，比全国平均低3.39个百分点，已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人口总抚养比从2005年的33.2%降低到2016年的28.6%，比全国平均低9.31个百分点。
（三）人口城镇化率较高。
2010年人口城镇化率55.5%，比全国平均高5.82个百分点，在全国居8位，西部地区第1位；2017年提高到62%，比全国平均高3.48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10位，西部地区第2位。
（四）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2015年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达到15.3%，比全国平均高2.8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受高中（含中专）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达到16.2%，比全国平均高0.81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受小学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22.9%，比全国平均低1.5个百分点，比2010年占比降低2.5个百分点。
（一）人口低水平增长，知识技能型人口存在流失现象。
2010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居全国倒数第9位、11位。2015年、2016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居全国倒数第6位。2017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9.47‰、3.7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6个千分点、1.69个千分点，居全国倒数第7位和第8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出生率短期出现回升，但出生率降低具有一定的趨势性；受生育行为选择变化等因素影响，长期来看，生育水平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我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大，整体上人口净流入、净流出趋势并不明显。连续6年人口净流入后，2012—2014年连续三年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2017年又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成为当年全国6个人口净流出地区之一。但我区流出人口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和已经成型的知识技能型人才。2016年我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减少6.3%。在区外就读的知名高校毕业生很少回生源地就业；在区内就读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通过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出区学习和就业。据初步统计，赤峰市大学生（含大专）2015—2017年上线分别为3.2万、2.8万、2.6万人，回到赤峰工作的分别为1万、1.2万、1.3万人。另外，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家庭、少孩家庭子女从业观念变化较大，我区部分行业出现了年轻人减少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保障亟待强化。
我区边境地区、牧区、林区人烟稀少，产业不发达，但为了满足戍边和行政管理需要，设立了旗县市和乡镇苏木；我区矿区较多，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等农区比例较大、人口较多的地区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即使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平均每个旗县市人口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每个县40万人到70万人的水平，人口布局分散，多数旗县政府所在地城镇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质量不高，集聚人口能力不强。不少盟市政府所在地城市人口少，经济规模小，还不及发达省区一个县政府所在地城镇规模。呼包鄂城市群中，鄂尔多斯市是高度依托资源型的县域经济，产业、人口分布都比较分散，东胜、康巴什市区和阿镇的产业和人口规模很难起到较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很难承载高水平的研究院所、大学和医疗机构；高端服务和高水平公共服务主要依托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区外相近大中城市。包头市是典型的重化工产业结构，受市场周期影响较大，大型企业转型升级和成长速度慢，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全国同类型企业差距越拉越大。首府呼和浩特市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较少，新经济、研发创新、教育、医疗水平仍待提高。近年来三个城市人口集聚能力均有所下降。2011年以来我区城镇化率年均增幅0.93%，低于全国年均增幅0.29个百分点。
（四）人口区域布局不合理，集中集约程度不高。
一是人口、产业区域布局分散。除呼包鄂城市群外，几乎每个乡镇、旗县、盟市政府所在地城镇（市）都存在人口规模较少、产业规模较小的问题。人口聚集程度差是影响我区非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布局分散、产业布局分散，加之能占领全国市场的轻工产品极度匮乏，物流满车进空车出，不能摊薄物流成本，造成我区居民生活成本高、企业生产成本高。二是首位度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吸纳人口能力有待提高。东南沿海及西部形成了成都、重庆、西安等一批人口超千万、gdp超万亿元的大型城市，而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人口分别为311.5万人、287.8万人，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仅200多万人，gdp分别达到2743.7亿元、3867.6亿元（2016年数据）。三是还没有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体系。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重点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仍然面临人口多、生态环境压力大的问题。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遼市、巴彦淖尔市等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的集中集约程度仍需提高。四是边境地区气候和生态环境差、人口少、收入低，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五）就业人口产业分布不合理，农牧业劳动人口有待转移。
2016年我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40.1%，比2000年下降了12.1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7.7%，比2000年下降了22.4个百分点。我区农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与全国基本持平，却容纳了40%的劳动就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2.3个百分点。大量劳动力滞留农牧业，从二、三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少，是我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降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2016年我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15.9%，比2000年下降1.2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省、广东省均比2000年有大幅度提高，并且占比分别比我区高12.9个、15个、25个百分点。我区占国内生产总值48.7%的第二产业，只承担了15.9%的劳动就业。我区工业经济体系与发达省区经过高度工业化、又开始部分去工业化有很大的区别，我区是“外部资本嵌入型”资源类为主的产业结构，资源主要由大型央企、区外大型国企民企开发生产加工，产业链条短，地方很难参与其分工合作，分享其发展成果。资源类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自动化，用人很少，煤炭、电力、化工、电解铝等大型企业从当地招工的比例也不大。我区自身劳动密集型非资源产业发育生成程度低，产业门类少，吸纳就业能力十分有限。近年来我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并不完全代表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如2016年呼和浩特市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8.6%，仅低于北京市、上海市、海口市、乌鲁木齐市，位居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第5位。我区第三产业是在制造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发展的，主要为居民生活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服务，而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农牧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不足，制约了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其就业吸纳质量。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人口增长或稳定，经济就增长和富有活力；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和活力，甚至出现增速下滑、停滞等情况。
我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年轻知识技能型人口净流出，高端人才留不住、引不进问题突出，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劳动力从农牧业向非农牧业转移速度放缓，会抑制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农牧业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提高幅度下降。生态脆弱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人口较多会对草原、森林等生态功能恢复形成压力。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过多会影响农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和农畜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和水平，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家庭负担，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从积极的方面看，人口流出减轻了我区就业压力，人口增量减少和人口布局的改善有利于减轻生态环境压力。虽然劳动力比重出现了下降，劳动力资源总量仍比较丰富。
（一）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人情社会”现象。
一是积极引进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我区设立分支机构，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二是落实高等学院办学自主权，利用教育部与我区的合作，积极与国内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合作，强化人才引进，加快打造我区高校和学科“双一流”；提高我区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水平和知名度，扩大区外学生招生规模，并促进其在区内就业。适应智能化时代需要，推进前期工作，争取大数据学院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开设工业及服务软件、大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的课程，加强普通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通识教育，促进智能化与新工科建设相结合。三是发挥市场在人才培养、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四是着力引进高端人才。发挥优势科研院校作用，加强高层次人才团队和科研设备建设，争取引进和培养一批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高端人才和院士人才实现零的突破。加大柔性引才力度，重点高等院校、医院、文艺团体、大中型企业提出解决关键问题的高层次人才需求，由自治区政府开展招聘，并落实部分资金等条件，确保“留得住、用得上”。
（三）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适应人口由乡到城（镇）、由小城市（镇）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加快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吸引人口向呼包鄂集聚。大力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和能够快速集聚人口的高水平医院、大学等，增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呼和浩特市宜居宜业水平和首府城市地位，尽快形成35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东部盟市所在地城市要增强产业集聚能力，提升城市综合功能，优化人居环境，引导区域人口就近集聚，有条件的加快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鼓励城镇人才、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农牧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政策，吸引农村牧区人口进城落户，保障农牧业转移和流动人口教育、医疗、培训、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務全覆盖及办事便利。构建覆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尽早全面实现农牧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异地报销。
（四）推进人口区域布局调整。
农畜产品主产旗县要推动人口总量适度减少和人口集约布局。开展主体功能区人口承载力测算，科学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承载力，实行差别化人口调节政策。按照自愿迁出原则，有重点、有次序地引导承载力低的地区有序疏解人口，向人居环境适宜、资源环境和产业承载力平衡的重点市镇收缩转移。提高沿边农牧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
（五）搞好人口服务。
加大对孕产妇优生优育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合理规划和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资源。确实保障女性孕期、产期应享受的政策权力，适当延长产假。做好留守家庭儿童、老人照护等工作。对失独困难家庭养老提高补贴照顾水平。以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推进完善养老助老保障制度，加快城乡居民全覆盖，逐步提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标准。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参考文献：
[2]关于印发河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ol].http：///.2017.
[3]韩似凤.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模式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论文.2017.
[6]田克敏.对电力行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j].广东科技，2013，（8）.
[7]赵建军.大唐安徽分公司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13，（1）.
[8]台州市发改委课题组.台州市人口预测与发展趋势研究——基于padis-int的分析[j].台州学院学报，2017，（8）。
[9]刘燕群，董林，乐明.武汉市中心城区养老现状调查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12）.
[10]李瑶.失能老人社区长期照护现状、问题、对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8，（12）.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四
许多台湾学者认为，两岸数十年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冲突，使得两岸政治谈判的社会信任基础相当薄弱。有人甚至断言，海峡两岸之间没有支持政治谈判的社会信任基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正文】：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中的四面环海的大陆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抗击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并在1946年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权。经过三年战争，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只占中国国土面积三百分之一的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以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从此，台湾陷入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状态之中，至今已有62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两岸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台湾问题可以说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一块心病。1949年至今，台湾问题几经讨论，两岸关系忽冷忽热，海峡形势有时迷雾一团，有时又晨光初露。但总的来说，还是在波折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尤其是邓小平1982年提出来的一国两制。真正为两岸发展指出一条明路。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一直以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是一贯的。但解决问题的方针几十年中也有所变化。
大陆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两岸交流、促进台湾民众利益的措施，诸如简化台湾同胞往来大陆的出入境手续、放宽台胞来大陆就业限制、宣布开放大陆民众赴台观光、来大陆就读的台湾大学生与大陆学生同等收费、对原产台湾的15种水果给予零关税、为大陆台商提供300亿元人民币的开发性贷款等，想台湾同胞之所想，急台湾同胞之所急，受到热烈欢迎。这些政策作为，充分体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新思维，主要表现在：
一是原则坚定、目标务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和平统一的原则、立场、方向不动摇。十六大把实现国家统一作为本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胡锦涛总书记访问加拿大期间强调，反对“台独”、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表明，遏制“台独”、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是现阶段大陆对台工作的重点。
二是以法遏“独”、以法促和：形成以《反分裂国家法》、胡锦涛“四点意见”为纲领的对台工作法律、政策框架。
三是以民为本、惠利台胞：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充分尊重、信赖、依靠台湾同胞，千方百计解决台胞关心的问题，照顾和维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这是大陆对台工作的核心。
四是扩大交流、深化经贸：积极落实两岸党际交流共识，加强与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各党派的对话与交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与往来，致力于促进建立稳定的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培植与夯实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与经济基础。
五是主动灵活、全面推进：“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务实灵活，掌握主动;操之在我的部分，主动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同时，大陆对台政策涉及两岸关系的方方面面，兼顾岛内不同的地域、党派、族群、阶层、行业等，全盘规划，整体推进。
目前，两岸间存在的政治争议现阶段很难解决。岛内绝大多数人包括统派人士都认同“中华民国”，而大陆认为“中华民国”已在1949年为中国人民推翻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取代。这是两岸关系中一个高度敏感的棘手问题。
那么，台湾问题最终将如何解决?其实无外乎三种情况：
1：和平统一。这也是我们都期望看到的结局。可以这样设想，未来的几十年，大陆秉持一国两制方针，台海两岸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未出现大的波动，中国经济、军事等实力均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届时，我们完全有能力和任何一种反统一势力叫板，等于说为统一扫清了障碍。而对台湾来说，回归大陆不仅能获得足够的自由，更将得到一个强大的靠山和无数新的发展机遇，犹如当年的香港。那么，两岸统一将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不会再有反动势力阻碍。两岸真正实现和平统一，中华民族重获完整。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的中国发展将不可估量，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等多个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
2：武力统一。中国人民统一两岸的决心绝不会动摇!如果台湾真的做出大陆所不能容忍的事，两岸关系出现不可挽回的破裂，大陆将考虑武力收复台湾。一旦两岸开战，美国必将以某种方式介入，并且拉动其他盟国参与。到时，台湾激战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不惜代价，解放军必能登陆台湾，收复台湾志在必得!但是，这将造成两岸共同的损失，不仅是经济军事的损失，更有人民生命的付出。战后，中国将花费大量时间休整。所以，这是万不得已的方法。
3：长期维持现状，不统一，不独立，最终发展为主权共享。台湾某些独立分子认识到台独的不可实现，便转而寻求互不干扰的相处模式。他们名义上不独立，实际上却和独立没多大区别。到时，台湾和大陆相当于现在一个联盟，同属于中国，但是一位大陆，一位台湾，彼此没有领土关系。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却是美国等幕后黑手极力推动的。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手段扭转结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一国两制。抓住历史机遇巩固发展两岸和平发展的好势头并使之不可逆转。
【结束语】：
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但却永远是一个难以完全实现的梦想，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就两岸和平发展而言，大陆强调和平发展，国民党主张和平发展，陈水扁也曾呼吁两岸和平发展，为何两岸无法实现和平发展?关键是没有建立起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如今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曙光，是因为两岸尤其是国共两党有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一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二是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三是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四是两岸相互信任的初步建立。五是主张两岸共同繁荣与发展。如今两岸和平发展出现了历史机会之窗，如何把握与建构，是一个两岸共同需要做出战略考虑的重大问题与需要共同努力的历史使命。过去多次出现改变两岸关系历史发展的机会，但在对时局把握与形势判断的失误，两岸错过了多次难得的历史机会，两岸应吸取教训，把握历史机遇，共创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两岸关系历经风雨坎坷，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相信，只要两岸同胞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携手同心，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继续强化两岸关系改善与发展的好势头，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台湾也不是任何外国的“保护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祖国统一之日也是祖国强盛之时，但这一美好的结局要求中华民族子孙付出智慧和汗水。发展经济、抓紧备战，是中国和平统一的最佳选择，也是和平统一唯一的希望。眼下正需要全民同心协力，以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矢志复国的锐进精神来激励自己，“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我们努力，“台独”不会成功，中国将走向富强。两者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告台湾同胞书》。
2.《中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
3.《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5.《国家统一纲领》。
论台湾问题产生原因及未来的发展。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处理台湾的问题时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贯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从不损坏别国利益，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样，中国政府也要求各国政府不做损坏中国的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正确处理和台湾的关系问题。
上面简单阐述了台湾问题主权性的毋庸置疑，但是台湾问题的发展一波三折。众所周知，不同阶段的台湾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1949年，国民党势力退居大陆，两岸分离的局面就这样造成了，这就是台湾问题的起源，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高调介入，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阻挠我国解放台湾，干涉我国内政。后来中美建交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又在后来诞生了一部《与台湾关系法》，所以美国始终是台湾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外国干涉因素。只是在两蒋时期过后，台湾问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双方由法统之争转到了统独之争，也就是现在的局面。蒋经国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登辉开始逐渐抛弃国民党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并逐渐实行台独政策。李登辉当选后，便迅速开始走所谓台湾主体路线，强调所谓台湾本土化，所以，李登辉就是台独的教父和鼻祖。
在担任总统期间，李登辉大力支持并帮助台湾本土政党也是台独党民进党的发展，并确定了由陈水扁来继承自己的台独路线。陈水扁任职八年来频繁制造台独言行，较之李登辉更为猖狂，使得台独分裂行动不断升级，挑战大陆的底线，造成两岸关系严重紧张，严重影响到了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008年，国民党重返台湾政坛，马英九担任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到目前为止，马英九的两岸政策的确可圈可点，他赞同九二共识，实行“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积极与大陆改善关系，并极力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交流，总体而言，目前的两岸关系还算比较缓和。
以上是我关于台湾问题的起源及发展历程的一个简单的阐述，下面我谈一谈台湾问题未来会以什么方式解决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台湾问题最终解决肯定是实现国家的统一，但为什么长时间保持一种不统不独，难以在近阶段解决呢?大概有这几个方面吧。
1、人均收入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436元，大陆与台湾人民平均月收入比为1：3.3，考虑到年度差异，目前台湾人均收入水平是大陆的3.4倍。2、物价方面，台湾经济发达，上世纪80年代就已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被称为东南亚的“四小龙”之一，台湾劳动力价格高，农副产品价格也高，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资料也都是大陆的2倍以上。综上表明，台湾比大陆的人均月收入高4倍，物价水平高2倍，按实际购买能力，台湾的实际生活水平当是大陆的二倍。3、台湾的福利方面。其中教育、医保、社保都比较完善，我们大陆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期，在这些方面与台湾确实存在一些差距。从这些方面来看，台湾的生活水平较大陆好，所以台湾大多数民众走进了一个误区：不愿改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愿与大陆的经济模式合并，希望保持现在的经济运行模式，不愿与大陆统一。
大约十年前，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不过，近阶段的民意调查却告诉我们，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却比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要多一些，至于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台湾人的则占最少数。国民党治理台湾，一面推行极为成功彻底的反共教育，一面推行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本的学校教育，也就是冷战年代常说的“反共不反华，中共非中国”之政策。北京搞“文化大革命”时，台北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指责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共政权是“外来政权”。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才是代表中国人的政权。然而，曾几何时，台湾人民的民族与国家认同感竟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主要因素表现有(1)李登辉主政后，解放动员戡乱时期，海外“台独”运动领导人物回到台湾加入反对党并借此宣扬其理念。
(2)1995年“江八点”讲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1996年台湾危机中共就向台湾发射导弹，文攻武吓让台湾热动怒。
(3)民进党执政后有步骤地推进“去中国化”政策。
(4)两岸长期的外交斗争和国际较劲，使台湾人民想突破重围，种种因素都使台湾民众的大陆归属感较弱。另外，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正好是一代人思想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当代台湾青年正是从那一时期成长来的，他们的人生观和意识形态都包含有强烈的独立意识。青年是希望的一代，是推动台湾回归的重要力量，但目前来看，阻力重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碰撞更加激烈，交融性更加频繁，在大陆“西化”现象严重，文化侵略在大陆表现明显。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陆的文化系统中渐渐褪色，而台湾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中华传统文化不变，至今使用的文字仍是传统的繁体字。我们知道大陆和台湾在文化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两地的文化有共同性，表面上文化认同感是相同的，有益于祖国的统一，但实质上由于大陆西化现象严重，台湾文化对中国文化更具有代表性，让台湾文化回归祖国大陆似乎存在着矛盾。
虽然台湾回归祖国困难重重，但台湾统一是必然的，台湾未来的发展一定需要大陆做其强大的后盾。统一是趋势。表现在如下方面：
1、共同的目标。当大陆和台湾面临共同的灾难时，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外国势力的阻挠，两岸的凝聚力便会发挥作用。假如真的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大陆和台湾必然会合作，共同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这便是台湾回归的一个契机。
3、台湾民众之所以归属感下降，在于目前中国大陆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不如台湾。只要大陆经济水平足够高，社会状况足够好，人民生活足够幸福，并且可以与外界力量抗衡，不受制于外部，台湾为什么不愿回来呢?4、台湾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很大一部分需要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倾斜。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台湾产品在大陆比比皆是，而在台湾几乎看不到大陆产品的影子。台湾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大陆。如果台湾真的与大陆分离，不利于台湾的发展，所以统一永远是潮流。
台湾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需要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统一是必然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所谓台湾问题，指的是从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和大陆政权的主权领土之争。台湾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正确看待历史问题必须要从历史角度去观察，不应以一时之得失，一隅之利弊匆忙断言。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原生力量，经济因素又是社会各方面确立的决定因素，所以本文将重点从经济的角度，并以香港澳门作对比，浅析两岸关系的发展。
香港1997年回归的时候，gdp占全国16%，到2014年只有3%，北上广深任一城市gdp总量都高于香港，回归18年基本没什么进步，于是很多香港人把这个问题怪罪到大陆身上。下面分析香港停滞不前到底要不要怪大陆。
再来说说澳门。我们会听说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对大陆不满，但是几乎没有听过澳门有所抱怨，为什么呢?还是要回归到经济上来，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澳门政府财政收入的85.7%依靠的是博彩业，也就是赌博，这项权利是中央政府特许的，没有第二个地方，因此在澳门赌博是合法的，正是赌博行业造就了澳门的繁荣，所以澳门很感激大陆这一点;其次在澳门回归之前，社会治安很乱，白天警察管，晚上黑帮管，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回归之后治安问题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澳门离不开大陆游客造就的博彩业和旅游业，同时和大陆经济没有什么竞争，所以无论是澳门特区政府还是人民，对大陆更多感激之情。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只要大陆的经济不断继续发展，台湾回归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重点要考虑的不是什么时候回归，而是在什么条件下回归，怎样的条件下回归对大陆最有利。首先这是我对比香港和台湾的原因，香港回归大陆后，保留着英国人留下的那一套统治理念和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限制了香港的发展，香港问题更多的是其内部的问题，但是很多港人归结原因在大陆身上，对大陆怨气很大，事实上大陆对于香港已经做了很多让步，给予财政补贴，小小的香港尚且如此，如今的台湾处在下坡路的拐点，倘若现在回归，将来台湾衰落，台人必定像如今的香港一样怨恨大陆，大陆为了维持政权统一，不得不抽14亿人的血去养活岛内的2300万人，并且给大陆带来更多的消耗，这样收回来的台湾是不稳定的，成本很高，那么大陆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下收复台湾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台湾现在还不够乱，不够惨，台湾需要自己把自己折腾得经济萧条、政治混乱、意识形态分裂，才会意识到自己更需要大陆，而不是大陆更需要台湾，到时台湾将会哭着喊着回来，重新成为中国的边陲小省，和别的省份地位相等，这样的时机才是最好的，成本最低，而且永绝后患，届时香港对大陆的态度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其次不得不说的是台湾回归对大陆意识形态的影响，前苏联的前车之鉴不远，意识形态分裂是国家衰败和分裂的开始，中国人到底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台湾的回归将是一个反面教材，台湾走了邪路、朝鲜走了老路，台湾的回归将更加鉴定中国人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将被终结。
综合上述两点，台湾回归是一个两头吃的问题，根本的解决在与大陆自己的强盛，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内部过剩产能和去杠杆问题，发展新的能源，改变经济结构，只要大陆能度过这一关，台湾最好的收回时机已经不远。
内容提要：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有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由于台湾当局的挑衅和港澳的相继回归，台湾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陆对台湾挑衅的现有回应模式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应当提出以50年作为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分两阶段解决，第一阶段以政治压力为主，军事威慑和舆论宣传为辅;第二阶段在和平统一的方式不可行的条件下，只能被迫考虑其它方式，但统一不能无限期拖延。
关键词：台湾问题统一一国两制军事威慑两岸关系。
作者简介：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台湾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又是带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它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有紧密联系的。考虑台湾问题不能不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一最核心的利益相联系，要从整个中国外交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
应当说，在海峡两岸的对峙中，大陆提出的许多善意的主张没有得到台湾善意的回应，相反，台湾当局却一再打破现状，一再挑起事端，先有李登辉1995年的美国之行，要为台湾当局开拓“外交空间”，1999年7月又有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引起两岸关系不断紧张，也使得台湾在向台独方向不断滑行。对台湾当局的这些挑衅，对台湾当局的分离主义的政策和倾向，大陆必须对此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必须显示大陆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决心。近年来大陆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很有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陆对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言论的批判和针对台湾当局的分裂行动进行的军事演习，在世人面前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强决心，有力地警告了台独分子，打击了台湾当局的嚣张气焰。
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思考，李登辉的故意挑衅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实，李登辉近年玩的是一个手法，即老鼠戏猫和踩边线游戏。李登辉每次都是故意挑衅大陆，用一些分裂的言行刺激大陆，他的言行都包含着明显但又很狡猾的内容，可以被解读为明确的台独，但进行解释时又含糊地宣布两岸政策没有改变，让人觉得还是要与大陆进行统一的。前者向前迈一步，是踩危险线，后者是往回缩半步，一反一复，李登辉主导的台湾当局还是把台湾往台独方向拖前了不少。这其中也包含着李登辉的连环套：明里是为了捞选票，为稳住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政权而显示其“勇敢”，用台湾话说是一种政治做秀。李登辉在1995年访问美国是做秀，在1996年的台湾大选中还起了一些作用;现在抛出特殊两国论，也明显是做秀，也是为了2000年的选举。但李登辉的做秀还有更大的阴谋，其一，就是要故意挑衅大陆，激怒大陆民众，刺激大陆，希望大陆在怒火中烧时做出过激的反应，激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使美国卷入与大陆的冲突，台独分子好从中渔利;其二，就是消耗大陆，拖延大陆解决自己最主要的困难的时间，分散大陆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精力和时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受阻，延缓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其三，煽起台湾民众所谓大陆以强欺弱，以大欺小，以武力威胁和逼迫台湾的情绪，引起和加深两岸民意的敌对，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推动台湾民众心绪向台独方向发展。
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根据这样一种赌徒心理在进行冒险和进行危险的游戏，在分裂的路上越走越远。1996年大陆对李登辉的批评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并没有阻止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的发展，李登辉还照样当选总统，台湾当局领导人还继续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访，没有任何收敛，并导致1999年特殊两国论的出台;在特殊两国论遭到大陆的批判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后，台湾当局又一再表示决不收回两国论;李登辉还选择在这一时候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表示坚持其两国论。大陆对台湾当局的挑衅的回应起什么作用也还难以估计。
面对李登辉这些挑衅手法，我们应当思考，作出什么样的回应会更有利祖国的统一的大业?有三点值得提出来进一步思考：
其一是关于台湾当局进行挑衅的方式与大陆回应方式的对应问题。
台湾当局为了造成国际轰动效应，不惜花巨金到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公交活动，以所谓私人身份出访外国，在国外新闻媒体上发表各种分裂祖国的谬论，这些活动产生一定的恶劣的效应，一些对中国怀有图谋的国外势力也对其给予支持和同情;大陆对此则回应以长期的批判文章，并多次进行针对台湾当局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方面向国际宣示了中国保卫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但在效果上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用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对大陆进行攻击以制造国外公众对台湾当局的同情。从大陆的立场来看，这种回应似乎成本高效果太高。
其二是国内建设与反击台湾当局的关系问题。
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对大陆来说，只要台湾当局的挑衅还没有走到非要武力的程度，那么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和繁荣和强大就应当始终是最根本的核心利益。现在我们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国内外所瞩目，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世界前例，但下岗人数增多，国企改革难度大，反贪污腐败面临如此艰巨任务，经济紧缩，外国投资减少，治理环境污染刻不容缓，哪一个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强根固本的大事。在这样的时刻似乎不宜急于把现代化建设放一边而太过于突出国家统一问题的紧迫性。
其三是大陆回应的现有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最初的较显著的效果?
我们在指出大陆对台回应模式产生的积极作用时也要看到，大陆对台方略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台湾当局并不因此而收敛其台独倾向，反而一再对大陆的善意采取挑衅，现在，台湾当局和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还未了，又有人提出什么“台湾新生论”的观点。可以预料，今后台湾当局的什么登辉们会不断地在分离的路上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会有各种谬论出笼，使台湾在台独的方向走得更远。
应当说，大陆回应模式在第一次第二次产生的效果还是很重要的很显著的。但1996年大陆对李登辉的批评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并没有阻止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的发展，李登辉还照样当选总统，台湾当局领导人还继续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访，没有任何收敛，并导致1999年特殊两国论的出台;在此谬论出台后，大陆仍以大批判+军事演习回应之，希望借此使其收回两国论，但看来大陆也再次难以达到目标，台湾当局一再表示决不收回两国论。
所以，现在大陆实在有必要反思对台方略。拥有12亿人口的大陆，在国际上是代表整个国家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的许多事务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却要被一个象李登辉这样一个地方当局领导人的举动所影响，这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形象不相称。
其实，对台湾当局的挑衅言论，一定的有份量的正面的批判文章是必要的，但大批判从根本上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希望他收回特殊两国论恐怕也是对牛弹琴;对李登辉这样的拿台湾人民的福利作赌注的的顽固的分裂分子，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是必要的，但每次都以规模较大军事演习作为回应恐怕也不对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喊打声在大陆逐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大陆也应克制台湾问题上的急躁情绪，现在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并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大陆在与海峡两岸的关系的举动，也应与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在与台湾当局的周旋中，在处理台湾事务方面，也要树立这样的形象。
在统一台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中国一定要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这首先是指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在中国，中国在始终坚持和平统一的大原则时不放弃最后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台湾是一个带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的特殊的国内问题，对中美两国和亚太局势乃至于世界和平都有重大影响。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因为外部势力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台湾事务，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就产生了两个使用武力的前提：
第一，在国内和平方式的潜力没有用尽之前，决不要轻言“打“字。现在海峡两岸可以说还没有进入到实际进入政治谈判的阶段，台湾当局一再提出所谓双方政治实体的对等谈判等进行政治谈判的前提，为政治谈判设置障碍。
其实，大陆提出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主张，其实是包括着和平统一的许多可能性的。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设想，它在港澳的实施证明这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而且，一国两制的思想首先运用于港澳但又不局限于港澳模式。一国两制思想还会在实践中产生新的形式，新的模式。所以在台湾统一的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和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思路，但思考问题时思路要更广阔一些。甚至一国三制的设想也是可以考虑的。当然这里的一国三制是指国家形式和国家制度，而不是指根本的社会制度。
第二，在考虑动武之前，一定要最大限度的考虑国际影响。这首先是指大陆最后对台湾动武除了国家主权和内政问题等根本的依据外，还必须考虑最大限度的合理合情。如果台湾当局仅以分裂言论或其他一些小动作挑衅大陆就实施武力解决，恐怕不是最好的方案。
这里值得考虑的就是中东和谈进程的例子。当矛盾的双方在和平谈判上陷于僵局时，外部的善意中立卷入可能会对打破僵局有利。当然，中东和谈与台湾问题有不可比性，就是前者实际上两个国际主体之间的谈判，而台湾问题则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两方的谈判，但两者的共同性是都由于大国的卷入而复杂化。就这一点而言，也许中东和谈进程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台湾海峡两岸政治谈判的前提差得太远，台湾当局不肯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要打破这种僵局如果没有外部的善意中立进行调解恐怕难度太大。
所以，我们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也要使用一切方法，其中既包括运用国内资源，也包括运用外部资源。任何方式，只要有利于和平统一台湾，都是可以采用的，不必太拘泥于某些原则。
同时，要从被动接受外国强加于中国的对台湾问题的消积影响，转变为争取外国对和平统一台湾进程产生有利的积极的影响。应当把台湾问题上的外部因素外部势力和外部影响，以是否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是否有利于台湾和平统一为标准，区分为对华友好的，敌对、恶意和怀有不轨图谋的，中立的和善意的三种;中国也应当以此为标准把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的立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把争取外部介入的主动权完全让给台湾当局，而大陆只是对台湾在国际上的攻势做出被动地反击、拒绝和说“不”。
从美国已经卷入，从台湾当局积极地让那些对台可能有利的势力的卷入的图谋和行动看，我们似乎不应简单地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把所有的外国因素完全加以拒绝(要拒绝也拒绝不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不惧怕外部因素已经深深地卷入台湾问题这种复杂的局势。
现在台湾问题的复杂化是对台湾当局有利，中国作为大国，不妨让它更复杂一些，使这种更复杂化的台湾局势变得不完全对台湾当局有利。
既然台湾问题并不因中国宣布它是一个内政，任何外国不应进行以干涉而使外部因素消失，既然台湾并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总想把更多的有利于台湾的外部因素引入其间，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考虑修改一下游戏规则呢?过去我们总因为台湾让外部势力卷入而担心，为什么我们大陆不能改变立场、让那些有利于我们，有利于台湾和平统一的势力卷入而让台湾当局也对此担心呢?大陆作为全中国在国际上的代表，拥有比台湾更多的外部资源，应当有信心在外交战线上压倒台湾所谓“拓展国际空间”的攻势，使外部势力卷入台湾问题的总趋势变得对和平统一台湾有利。
中国应当从拒绝一切外部卷入转变为拒绝一切敌对和恶意的外部卷入，转变为争取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外部势力的卷入，争取让那些支持台湾的外部势力转变为中立，从反对阻挠和平统一变为支持和平统一。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有过借用外部力量促进国内革命进程、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持国内和平等目标的思想。孙中山曾谋求外国支持来进行反清革命;抗战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曾设想，从中国抗战的民族大义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利益出发，从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出发，成立由美国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组成的统一指挥部，由美国将军担任司令官。
在所有影响台湾事务的外部因素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不仅已经干涉了台湾事务，而且卷入很深，是台湾统一的一个关键因素。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政府向美国表明中国政府和平统一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并进一步交换有关的观点就是绝对有必要的。
现在人们都看到了美国可能军事卷入的前景。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应继续向美国表示，中国人民将不惜任何代价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任何外国的干涉都必将失败;另一方面，也不要认定美国一定会始终支持台湾当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两面派，一方面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另一方面又压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同时还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美国是注重自己的利益的国家，支持台湾并不一定是美国最重大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在不同时期也是会有变化的，所以，中国也要以各种方式做美国的工作，试探美国在和平统一台湾问题上有没有可能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在必要时可以在不牺牲原则的条件下，在某些问题上做让步。中国政府可以向美国表示有条件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只要台湾当局不宣布独立或采取独立的实际措施，只要外国不进一步军事卷入台湾局势，中国可在最近20—30年内不对台湾动武;同时，中国还要向美国表明中国重申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统一台湾的立场，但中国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统一问题。
克林顿政府近几年来在台湾问题上多次表明三不立场，也表明美国政府并不完全是反对中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中国对克林顿政府在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坚持三不政策并批判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的立场是欢迎的，这也是中国政府争取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敌意卷入的一种尝试。
美国是和平统一的关键，但不等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美两国的立场的协调上来，要开辟新的外部渠道。既然台湾局势事关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东亚不少国家既支持一个中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又关注台湾局势的和平解决的前景，不少国家既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又与台湾方面有较多的经济关系，所以，中国也可以邀请一些有意在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政府或有影响的政治家，就和平统一问题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秘密进行。现在有报道说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曾提出联合印日对抗中国，也表明台湾一直在做东亚国家的工作。
我认为，大陆在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上，要充分考虑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如现在大选后印尼的新领导人表示出重视发展中国与印尼关系的意向，中国可以在恢复中印两国关系上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最好能恢复到毛泽东--苏加诺时期两国兄弟般的睦邻关系。在与其他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也要有意识地从处理台湾问题统一的角度来思考。对日本也是这样。俄罗斯在中国和平统一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尤其不能低估。
欧洲也是应当考虑进来的一个因素。中东和谈的成功经验证明，欧洲中立国家从外部善意的参与和平谈判的进程可能对和谈的成功起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今后的两岸关系中，大陆应改变对台工作的战略思路，打破那种台当局挑衅-大陆批判+演习---缓和---再挑衅---再批判+演习-再缓和的被动模式，打破台当局以金钱拉拢小国变节承认台湾---大陆与之断交，设法以经济援助使之承认大陆---台湾再拉---大陆再压的被动模式，变成大陆主动的大国模式。要从有理有利有节，合法合理合情，利大陆利台湾利东亚来考虑问题的解决。总的来说是要有时间表，要有明确的政治进程，要有政治军事压力，要考虑祖国统一的根本利益，但也要考虑大陆的现代化建设;以和为上，争取最好前景，但也做好最坏打算，做好两手准备。
大陆应宣布：在新中国建国100年以前以50年为最后期限分两阶段解决台湾统一问题(毛泽东在70年代曾经认为，台湾问题很复杂，没有100年解决不了)。
第二阶段从2025年到2049年，在和平谈判的潜力已经用尽而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大陆应宣布采用各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其中还包括和平方式，但对台进行封锁包围，另起炉灶成立台湾临时地方政府，考虑利用各种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并在建国100周年前完成中国再统一的伟大事业。
这种模式等于正式启动台湾统一进程，使台湾统一走上不归路，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不管台湾当局是否同意，大陆应当强拉硬拖把台湾推向统一轨道，而不是让台湾当局一步步把台湾拖向独立的道路，同时在第一阶段从现在的军事威慑、舆论批判为主的被动模式变为政治压力为主辅之以军事威慑主动模式。
第一阶段是和平为上，攻心为上，不战为上，双赢为上，是上上策，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都是仁至义尽，做了大陆应当做的一切;第二阶段表明和平统一不等于不考虑非和平解决办法，不等于统一无限期拖延。虽然这会造成巨大损失，会带来流血牺牲，是下策，但为了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又而不得不为之。
在此同时，大陆还要宣布，台湾当局宣布独立，或操纵民意表决台湾独立，或通过金钱外交使“承认台湾独立”的国家超过一定数目等使台湾独立成为既成事实，使台湾独立走向不归路的任何行动在任何时候均应被视为自动对大陆宣战。
这种模式的主要之点就是以50年为统一进程的最高限度为政治目的，把舆论压力、政治压力与军事威慑结合起来，以政治压力为主体，以宣布启动统一的政治进程作为保持长期的政治压力的方式，以时间作为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离设定的时间期限越近，压力越大，以政治压力台湾当局和台湾民众认真考虑政治统一问题;军事威慑要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正常的和长期的进程联系起来，一定规模的适度的军事演习要常规化例行进行;舆论宣传要以理服人，少批判多讲理，以争取台湾民心为主;新模式是以政治解决和平解决为先，但又不允许无限制拖延。
这样就把球抛到台湾一边，要和要打自行选择，大陆今后不再跟着台湾当局跑，一切以两条大限为界，对台湾的许多小动作和挑衅都不必太理睬。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有充分的自信心：只要大陆不承认台湾独立，台湾任何时候也不能独立;只要中国不承认台湾独立，任何大国也不能压服中国作出放弃统一台湾的决定;时间的延长虽然充满变数，但这种变化不一定对中国多么不利。台湾统一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但也实在没有理由太着急，目前也没有走到台湾独立不可逆的程度。
从今后，大陆的工作要把统一台湾问题提上日程，以此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图精励治，为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五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六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七
台湾省，简称“台湾省”设置”，台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会和省会，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北临东海，南临巴什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对。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
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参考文献：
[1]莫绍深.关于《概论》课中“台湾问题”的教学思考[j].钦州学院学报，2007，10.
[2]李曼.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0.
[3]杨华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3.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台湾问题更是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重大关切的问题之一，台海局势时时刻刻牵动着我国政府的敏感神经，可以说能不能解决好台湾问题不仅关系着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国防安全，更关乎政府的公信力与政权的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关键词：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不可让步的原则性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台湾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很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外国势力的干涉、阻挠，特别是美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诺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却又制定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向台湾大量出售先进的进攻型武器。强化美台军事交往与合作，鼓励台湾分裂势力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阻挠两岸和平统一。对此，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决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阻挠、破坏中国和平统一进程。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的理解和支持。2006年，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胡锦涛主席提出“四点建议”，明确指出：坚持“九二共识”，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归宿;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2008年年初，台湾政局发生了重要的积极变化，执政长达八年的民进党选举惨败下台，国民党重新执政。国民党深知两岸经贸关系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两岸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迅速展现出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一年多时间里，两岸两会不但立即恢复了协商，而且签订了九项协议，达成了一项共识，主要都是与两岸经贸议题密切相关的，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正迎来一个新的重要机遇。
去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与深化的一年。两岸虽然在一些小的议题上争论不断，但大陆展现对台战略新思维和新高度，不仅维系了两岸既有沟通管道，两岸交流合作持续开展，而且使举世瞩目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成功举行。大陆对台政策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有关两岸关系发展的四个“坚定不移”，而且实现了两岸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
在四个“坚定不移”的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内会见了三批重要台湾客人。一是“习马会”。2015年11月7日，在全球瞩目下，习近平与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习马会”强调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显示大陆肯定过去7年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设规立制。二是“习朱会”。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来大陆出席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是大陆领导人首次和台湾执政党的党主席会面，具有重大意义。三是“习连会”。9月1日，大陆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领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热情接见。
2016年举行台湾“大选”前，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其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即“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6月蔡英文访美期间，进一步将“两岸现状”阐释为“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对于“九二共识”，蔡英文的讲法也有所变化，从一开始的“根本不存在”到诬称是“国共共识”到“求同存异”的变化。
两岸关系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总结：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坚定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要牢牢把握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广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的主线，维护既有的宝贵成果，保持正确方向和前进势头，增强政治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扩大人民往来，推进对话协商，取得各方面新的成就，加强各领域制度化建设，从而夯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孙亚夫.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李鹏.两岸和平发展的机制化需求与建构[j].台湾研究集刊，2009，(2).
摘要：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步步提高，于今年六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还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作为中美关系谈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从建国以来，台湾问题的起起伏伏不断影响着两国关系，本篇文章将以讲述这几次起伏的过程和分析这几次起伏的原因切入点分析新中国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美三次联合公报《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逃至台湾，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埋下伏笔。对于想要“重返亚洲”和迫切希望制约苏联的美国来说，台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当蒋介石败退，美国国务远东会议上得出中共的军队将攻占台湾的结论，使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的转变。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声称“美国对台湾没有承当义务”、“美国不会卷入台湾[1]”，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称：“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之心。”这表明了美国是“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2]台湾被美国列为了“不管区”。对于这此美国放弃台湾，有着诸多的原因：第一，代价的考虑，在蒋介石政府即将被打败时，美国其实主要面临就是出不出兵的问题。出兵，就免不了与中共的军队进行正面的冲突和对抗，且长期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而如果要保证胜利的概率，就要投入大量的军援并且要动用到美国的军队，而这样大量的投资是美国不愿意的，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见军方代表时表示：“还没有人会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队的防线。所以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这么高的代价。”[3]第二，配合新亚洲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争取与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要加强日本和菲律宾为首的国家防务，用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蔓延。美国为了保证想要局势，首先，就不能过多的染指台湾问题，这种行为会造成亚太地区小国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其次，在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逐出大陆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大为下跌，如果这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话，于美国来说不利。第三，苏联问题，中苏交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对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有着重大的威胁。艾奇逊也提出国关于分离中苏的看法：“美国应该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因其的中国人民的“领土首付主义”情绪，在这种时候，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从苏联引向美国，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点高姿态。”这些都促使美国“弃台”。
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打破了美国幻想，加之台湾海峡的气候使中共军队不能及时的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随后“放蒋出笼”、《共同防御条约》，都显示美国对于台湾的重拾。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使了美国美国重新对远东战略进行考虑，加之社会主义“铁幕”的出现，促使美国制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全球战略。[4]第二点，“不沉的航空母舰”论指出：只要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那么台湾一定会成为苏联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显然对美国极为不利。第三点，在朝鲜战争的拖延，使美国进退两难，这促使“放蒋出笼”政策的出台。但实际上这种“放蒋出笼”政策位的不是要蒋介石反攻，而是“以攻为守”，确保台湾。第四点，《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划对于苏联的牵制方式，美国希望台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一道，成为西太平洋上的防线，《共同防御条约》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破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两极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多极格局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失败;中苏分裂;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美国经济的发展出现衰疲。这些都促使着美国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政策，于是就有了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强调，只有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要求美国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中美建国公报》中，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美方则希望保持同台湾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交往。而在《八一七公报》中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国”的问题，也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进行相关规定。而在这一时期，台湾就被美国“冷落”了不少，“毁约”、“断交”、“撤军”、在联合国被驱逐。而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以台制中，以华制苏”[5]可以说这些公报，特别《八一七公报》就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三个月后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台湾再次被美国拾起，台湾问题逐渐尖锐，接下来的克林顿总统的对台调整政策、李登辉访美和布什总统的“中国威胁论”，美台的关系都一直加强。主要原因如下：一，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一方面美国当心中国会迅速的占据亚洲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霸权主义的施行者，而中国以反霸权主义为外交的政策;二，“安全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了恐慌，于是想利用台湾和中国周围对中国进行限制：用日本牵制中国，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用东盟牵制中国南海。三、美国长期的对台投资，使台湾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该体系中得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作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和亚洲的立足点，使美国爱不释手。
如今的中美关系友好促进的双方的发展，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一支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心头的一个坎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是在蒸蒸日上，而台湾问题也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步步的到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始终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作为的“一中一台”不顺应历史潮流，定会被扼杀，统一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杨福昌，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中国青年出版社，74.
[2]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5.
[3]沈骏，主编.当代台湾[m].安徽人民出版社，48.
[5]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8.
摘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炮击金门”到“一国两制”再到“经贸互通”“政治互信”“外交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入手推进台海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往，并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互信，文化互通，加强两岸政治互动和交往奠定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两岸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潮流更是民心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地区人民的愿望，更是台湾地区人民实现和平统一绝不改变的方针。
关键词：台湾问题;政治互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历代领导集体用不同的方式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中心都是以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为出发点。促进并推动台湾问题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更是推动政治互信的基础。发展两岸关系，完成统一构想，由浅入深逐步从台湾历史、现行政策、两岸关系构建方面入手逐步了解历史、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本身，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是大国间相互抗衡的一枚棋子，其牵扯到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内战结束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又遇到朝鲜战争和美国干预解放台湾而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退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归日本所有，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在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于同年10月25日被奴役了50年之久的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退守台湾，为了最终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战略储备，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大陆攻打台湾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由东南战场迅速转移到东北战场，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张。
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外国势力的干预等等。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是阻止中国拓展利益维护其自身的大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之间本身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导致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身的激战。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利益拓展点在沿海地区，冲出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现实目标，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使中国利益无法拓宽和延伸，也为自己在太平洋上谋取经济利益做打算。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直接严重的干预中国内政，抑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其真实意图是控制亚太地区防线的需要。
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虽然二战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仍然有一些人勾结“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至此，日本的干预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症结所在。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是岛国其想要向亚洲大陆地区延伸，就必须依靠台湾。日本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企图干涉台湾问题，是为日本经济的安全考虑，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制约力必然会加大，这就会造成日本被动的接受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呈现出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国内各种势力以其自身利益为由干涉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允许“台独”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企图分裂中国。
台湾问题六十多年一直未得到解决，在这六十多年中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主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做出攻打金门的战略决策，最终攻打金门失利，其事实证明只靠单一陆军作战而无海军、空军的配合无法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抗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没有建立好足够完整的军队配备下是不可行的。1949年―1955年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内陆地区需要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目四纲”的对台政策，最终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渊源。
邓小平时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以实际为原则，以新的语言、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境界为导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政策选择，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路径，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重大发展。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主张”“四点意见”“四不”原则，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发扬了“一个中国”的主张，促进两岸和谈，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加强两岸经贸往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刚柔并进地应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加强中美合作，稳定台海局势，维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台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向更高领域迈进，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高瞻远瞩，谋求中国和台湾地区未来的良好发展。
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以和平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多的阻碍，但这种阻碍历史证实，已不会太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楚瑜一行时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台湾同胞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首先，缩短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划定在2030―2035年之间，这一时间的确定，是大陆政治经济稳定时期，也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确定表明不再继续容忍“台独”势力玩阴谋，也表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中不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中，充分突出了时间概念，也在讲话中等同于设定了路线图――突破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的思维模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其次，充分考虑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曾经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上层的政治需求和利益往来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此次，将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关注点，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作为最终目的，充分扩大了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了民众支持。
最后，向台湾人民表达心声，切入民族情感，促进多交流，多来往。从民族情怀谈起，在理解台湾历史过程中发展两岸关系，增进台、中友好交流，将民族情感融入台湾历史之中，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将民族情感作为纽带化解台湾人民同大陆之间的矛盾，鼓励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使其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促进两岸互信，增强凝聚力。
过去的六十多年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坚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持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靠保证。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主要从民族情感、共同打击外部势力，以及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等措施来真诚交流，促进两岸交流互通更顺畅。
1.促进文化互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情感推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从民众的情感归宿入手，只有台湾民众的认可，血脉贯通，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增强民族的、和谐的、大众的情感纽带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
2.共同打击外部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打击外部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不允许任何分裂、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危及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关系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来干扰中国民族大业的发展，实现两岸人民的双赢。
3.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
大陆对台的惠民政策，能够给两岸的发展增添动力，为两岸发展增温，继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为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祖国能够尽快统一，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有关两岸经济、民生、社会等十二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生方面的直接对接，使两岸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的维系将会进入新的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其他领域，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陆也应尽快完善时间表，落实现有工作，促进交流、沟通和政策的制定，将政策惠及民生等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黄丽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2]齐向东.“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d].济南：山东大学，2001.
[3]李刚.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变化[d].苏州：苏州大学，2007.
[4]朱芳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演进的历史追述与启示[d].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党校，2013.
[5]薛立波.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新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科技大学，2012.
[6]任惠兰.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演变[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
[7]王在希.论台湾问题与中华复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8]韩春霞.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3.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参考文献：
[1]莫绍深.关于《概论》课中“台湾问题”的教学思考[j].钦州学院学报，2007，10.
[2]李曼.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0.
[3]杨华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3.
摘要：台海危机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危机。一个中国，是中美共识的基础。和平统一，是中国的目标;不独不统，是美国的目标。为避免在双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因第三者挑动而误判发生军事冲突，中美正在并将继续就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国际危机管理交换政策，加强沟通。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多重措施，推动两岸交流，两岸统一虽然任重道远，但两岸稳定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很难改变，并且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台湾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分离主义或者叫分裂势力。二次大战以后，成立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家统一问题或者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分离主义加剧成为国际政治中显著的现象和问题。前不久，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也闹出了独立。分离现象加剧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世界上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比如苏联解体后，原来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一转身就变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还有东帝汶，2002年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来;尽管前面提到的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的状况还不确定，但是冷战后南联盟解体之下也分成了克罗地亚、波黑等好几个国家。第二个方面，就是国家的统一问题。这在二战后亚洲涌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比较突出，像20世纪50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一直处在分裂状态;像越南也是，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1976年才完成国家统一，十几年间，经历了抗法战争、抗美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总之，普遍地来讲，二战后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有不少国家都存在着分离和统一这样的问题，而且，总的趋势是国家的数量在增加。
与其他国家不同，台湾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台湾问题是在国共两党内战打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结果，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使得当时败逃到台湾岛的国民党存活了下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岸的中国人在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问题上具有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内部出现了沿袭至目前的台湾和中国分裂的趋势，他们在寻找国际上的事件、趋势包括对原有国际条约的歪曲，并寻找一些台湾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还利用所谓的民主自决权，作为自己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合法理由。台湾内部分裂势力的恶性膨胀是造成台湾局势紧张的主因，当然其背后也有着国际政治势力的支持，主要就是美国的介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政府来说，就出现了反对台湾独立的问题。
那么，台独的问题是不是只能用战争遏制?从目前来看，战争是手段之一，大陆方面现在也在做各式各样的准备。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其他的都很难做。但军事手段并不是惟一的手段。对中国大陆来说，所谓台独涉及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是从中国内部来讲，海峡两岸之间的博弈有很多层次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一段时间采取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多重措施：反分裂国家法的制订，加大经济贸易的往来，扩大两岸交流的渠道、方式，对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采取激励的措施。大陆利用这样的方式，迫使台湾的台独势力受到来自台湾内部的抵制。第二个层面是从国际上讲，通过外交的手段，如双边的、多边的各种活动，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至于说到两岸会不会爆发战争，有一种说法认为不会，他的看法是战争会影响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他有这样的疑问：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还能维持?因为背后有一个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存在。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他一定的根据，因为我们国家要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其实，就大陆的基本政策来说，无论是最后统一还是遏制台独都是争取用和平的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的统一，威慑手段自然是防止最坏情况出现的一种必要的准备，对所有的国家来说，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使用武力是最常见的手段。因此，我觉得那种完全没有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的说法，根据不够。这里面的问题太复杂了，但很多人只是简单地把用军事手段解决理解为解放军几十万人打过海峡。其实，所谓用军事手段解决，本身就有好多种：军事威慑、军事封锁、局部的军事打击，等等。在当今时代，作战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大，特别是在高科技的条件下，不像过去一般老百姓想象的，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开着大船就过去了……再一个，随着我们国防力量的不断发展，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也未必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关键就看你的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比如，美国在世界上打了那么多年的战争，也没有说其国家经济就怎么样了。再比如，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吧，但是在战争开始大概半年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就回到经济上来了，朝鲜战争很快就局部化了。总之，战争是否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绝非简单的一加一减，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力量、军事能力和指挥艺术，使用军事手段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军事行动并不必然会使国家经济建设陷入停滞，什么现代化也不能实现了。
台海危机背后美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台海危机实际上是一种中美之间的危机。从历史的经验看，台湾问题长期延续下来，与美国介入国共内战有很大关系。如果1950年不是美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也支持不了多久，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在冷战时期，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支持蒋介石，包括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那时候还不是支持台独)，主要是反对大陆，防止中国共产党完成国家的统一。到了冷战结束以后，我觉得一般地说美国支持台独有点太笼统，因为美国国内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但是美国的总体政策还是维持“不统不独”的状况。所谓不统不独，也就是说既阻止中国大陆完成国家统一，也反对台独发展到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的状态。事实也是如此，历届美国政府都反对台湾内部极端的台独势力，包括一些主张和活动。同样，美国内部的确也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并和台独勾结在一起。
那么，中美危机怎么处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双方的政策基于“一个中国”：1972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发展也还是尽量采取遏制的态度，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双方的目标是有差异的：和平的方式对中国政府来说就是统一，但是美国只是在口头上讲，只要海峡两岸都同意用和平方式，美国就没有自己的意见，但是美国通过它的实际行动，包括对台湾内部的政治操作，对台湾承担所谓的安全义务，销售武器，等等，表明其实际上还是想维持两岸处于分离的不统不独的状态。这样，在中美之间就存在着危机：就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湾内部台独势力还在发展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因为台独势力的挑动，或者双方对台海地区形势的误判，或者对对方协同能力的误判，导致双方在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发生战争，这就是这个地区为什么被视为热点地区和高危险地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美两国已经不断就台湾问题交换政策，包括在不同层次上对国际危机的管理进行交流、研究，其原因就是双方都看到了这样的危险：在双方都不情愿的情况下，因为第三者的挑动，对对方意图和决心的判断错误，导致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预先设计出有效地预防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措施?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有关机构都在进行研究，两国之间也有很多交流，比如继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建立之后，最近两国国防部部长的热线也建立了，再加上两国频繁的政治交流，这种可能性在降低。这中间，有一个情况值得双方重视：因为意外发生军事冲突以后的管理，这也是对双方很严峻的考验。
无论是国际危机管理还是国内的公共危机管理，我们国家都还重视得不够，研究得不够，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相对而言，我们处理国际危机的经验比处理国内危机的经验要丰富一些，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更重视一些。这可能与国际危机的特殊性有关，国际危机比国内公共危机种类少一些，无非就是防止一般的冲突上升为军事冲突，或者发生了军事冲突防止它扩大成更全面的战争。而国内公共危机就太复杂了，包括大规模的传染病像sars、今年南方的大雪灾，等等。有人认为，今年南方大雪灾，暴露出我们国家在必要的石油、电力、煤炭的储备上做得非常差，并且据此判断说，我们缺乏对台湾军事摊牌的应变能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能和台湾问题相比的，只能笼而统之地讲，我们公共危机管理的水平低。但是公共危机的种类太多了，要说南方雪灾严重也严重，但是死人的数量还不如1998年的洪灾多呢，实际上1998年的抗洪救灾还算可以吧，所以做这种联想比较不太合适，我觉得差别太大了，太不是一类问题了。我想，如果台湾地区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绝不会存在没水没电的问题。
最后，关于台湾问题的未来，我想强调的是：两岸关系未来稳定这个趋势是很难改变了，在未来的几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实现国家统一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总之，要维持两岸目前的状态，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因此，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台海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摘要]一个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内有两种重要的理论：构成说和宣告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宣告说达到自己“独立”的目的。本文作者从两种理论的缺陷说起提出了“折中混合说”，提出只有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从而驳斥了台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台湾问题构成说宣告说国际法。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声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并非一个合法政府与一个叛乱团体的关系，或一个中央政府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关系。到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承其衣钵，更放出“一边一国”的台独言论，两岸关系由此进入紧张状态。对此，我想就自己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对台湾问题进行试析。
台独分子在国际法上一直妄图为“台独”找到论据，为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现在台独分子所持的所谓依据主要是1933年的《关于国家权力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简称《蒙得维的亚公约》及国际法上承认理论中的“宣告说”。
针对以上说法，我想首先应指明的是，在现代国际法上，从来都没有对国家做出过统一的概念规定。而《蒙得维的亚公约》在第一条中对国家构成要素的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即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也只是一种简要的列举，在形式上对国家的一个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国家构成要素的基础，而非标准。
在国际法学界，不论是印度国际法学家兴戈兰尼，我国的国际学家王铁崖先生，还是《奥本海国际法》都承认“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时，一个正当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即：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甚至是根本属性。因为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首先必须意味着独立，不依赖其他国家，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即使拥有了固定的人口，确定的土地和对外交往，一个傀儡政府始终都不会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国际主体。
如果一个政府或国家只有依靠外国的支持才能得以维系，那么，在他所控制的确定领土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主权的独立这作为其国家的根本属性。这一点，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早已得到了普遍认可，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惯例。
就台湾而言，它拥有2200万的人口，其地区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台湾当局也已对台湾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也可以称得上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虽然现阶段民进党台湾当局在民众中声望大减，同样现在还有二十六个国家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与之建交台湾民众为此每年要付出高昂的所谓的友善费。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并未在国际关系上增加一个新的国际成员，而是旧中国的延续，只是在阶级上，由一个新的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
差异，但是，同样的，台湾现存政府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同样不能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主权是一个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虽然台湾拥有《蒙得维的亚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构成的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国家构成的形式要素，但没有主权的存在，正如一个失去灵魂的人不能成其为人一样，台湾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针对国际法上的“宣告说”，我想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宣告说”认为，新的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现存国家的承认仅具有宣告或确认的性质。“宣告说”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对承认的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承认是使一个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对外交往，成为一个独立、完全的国际法人格者必要前提。虽然在传统国际法上认为承认是一个国家单方的自主的行为，但在国际实践中只有得到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活动。而承认的效果，在国际法上得到的一致是，承认国对被承认国的国内法律法令和司法裁决的效力及豁免权予以尊重。所以，依照“宣告说”，容易造成对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过早承认，给承认国在国际交往中带来不便和法律上或国际道义上的限制。
但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对于政府或国家承认这一问题，一直也都处于一种较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一种国际惯例。完全采取“宣告说”抑或是完全采取“构成说”的情况甚至都是不存在的。对于不同政治实体，不同时期，各国根据本国利益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在国际法实践中，各国更多采纳的应是一种“折衷混合说”自己命名，知道很不恰当，但还未想到更贴切的名称：即一个政治实体成为自然国家取决于其构成国家的事实，但其成为国际法主体及完整国际法人格者，需为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所承认。
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都不会只涉及到局部国家利益，更多的是全球利益，而对一个国家的承认，已不再是一个只涉及本国利益的单方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后尚未得到承认前，他只是享有生存生活权，而不会享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共同发展交流权及其平等交往权，即这个政治实体在国际法上限制性主体类比于国内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对于后种权利，是一个主权国家才所能够享有的。
而针对台湾的现状，在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承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虽然有二十六个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都缺乏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也不过是几千万，当然不能引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当然地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向。所以国际社会中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已明确地做出答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综合以上，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国际承认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台湾某些分裂势力在国际法中为“台独”寻找依据的做法是枉费心机的!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商务印书馆.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3]陈体强.国际法论。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八
台湾省，简称“台湾省”设置”，台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会和省会，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北临东海，南临巴什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对。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
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参考文献：
[1]莫绍深.关于《概论》课中“台湾问题”的教学思考[j].钦州学院学报，2007，10.
[2]李曼.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0.
[3]杨华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3.
摘要：台海危机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危机。一个中国，是中美共识的基础。和平统一，是中国的目标;不独不统，是美国的目标。为避免在双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因第三者挑动而误判发生军事冲突，中美正在并将继续就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国际危机管理交换政策，加强沟通。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多重措施，推动两岸交流，两岸统一虽然任重道远，但两岸稳定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很难改变，并且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台湾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分离主义或者叫分裂势力。二次大战以后，成立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家统一问题或者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分离主义加剧成为国际政治中显著的现象和问题。前不久，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也闹出了独立。分离现象加剧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世界上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比如苏联解体后，原来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一转身就变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还有东帝汶，2002年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来;尽管前面提到的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的状况还不确定，但是冷战后南联盟解体之下也分成了克罗地亚、波黑等好几个国家。第二个方面，就是国家的统一问题。这在二战后亚洲涌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比较突出，像20世纪50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一直处在分裂状态;像越南也是，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1976年才完成国家统一，十几年间，经历了抗法战争、抗美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总之，普遍地来讲，二战后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有不少国家都存在着分离和统一这样的问题，而且，总的趋势是国家的数量在增加。
与其他国家不同，台湾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台湾问题是在国共两党内战打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结果，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使得当时败逃到台湾岛的国民党存活了下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岸的中国人在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问题上具有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内部出现了沿袭至目前的台湾和中国分裂的趋势，他们在寻找国际上的事件、趋势包括对原有国际条约的歪曲，并寻找一些台湾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还利用所谓的民主自决权，作为自己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合法理由。台湾内部分裂势力的恶性膨胀是造成台湾局势紧张的主因，当然其背后也有着国际政治势力的支持，主要就是美国的介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政府来说，就出现了反对台湾独立的问题。
那么，台独的问题是不是只能用战争遏制?从目前来看，战争是手段之一，大陆方面现在也在做各式各样的准备。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其他的都很难做。但军事手段并不是惟一的手段。对中国大陆来说，所谓台独涉及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是从中国内部来讲，海峡两岸之间的博弈有很多层次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一段时间采取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多重措施：反分裂国家法的制订，加大经济贸易的往来，扩大两岸交流的渠道、方式，对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采取激励的措施。大陆利用这样的方式，迫使台湾的台独势力受到来自台湾内部的抵制。第二个层面是从国际上讲，通过外交的手段，如双边的、多边的各种活动，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至于说到两岸会不会爆发战争，有一种说法认为不会，他的看法是战争会影响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他有这样的疑问：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还能维持?因为背后有一个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存在。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他一定的根据，因为我们国家要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其实，就大陆的基本政策来说，无论是最后统一还是遏制台独都是争取用和平的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的统一，威慑手段自然是防止最坏情况出现的一种必要的准备，对所有的国家来说，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使用武力是最常见的手段。因此，我觉得那种完全没有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的说法，根据不够。这里面的问题太复杂了，但很多人只是简单地把用军事手段解决理解为解放军几十万人打过海峡。其实，所谓用军事手段解决，本身就有好多种：军事威慑、军事封锁、局部的军事打击，等等。在当今时代，作战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大，特别是在高科技的条件下，不像过去一般老百姓想象的，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开着大船就过去了……再一个，随着我们国防力量的不断发展，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也未必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关键就看你的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比如，美国在世界上打了那么多年的战争，也没有说其国家经济就怎么样了。再比如，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吧，但是在战争开始大概半年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就回到经济上来了，朝鲜战争很快就局部化了。总之，战争是否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绝非简单的一加一减，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力量、军事能力和指挥艺术，使用军事手段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军事行动并不必然会使国家经济建设陷入停滞，什么现代化也不能实现了。
台海危机背后美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台海危机实际上是一种中美之间的危机。从历史的经验看，台湾问题长期延续下来，与美国介入国共内战有很大关系。如果1950年不是美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也支持不了多久，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在冷战时期，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支持蒋介石，包括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那时候还不是支持台独)，主要是反对大陆，防止中国共产党完成国家的统一。到了冷战结束以后，我觉得一般地说美国支持台独有点太笼统，因为美国国内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但是美国的总体政策还是维持“不统不独”的状况。所谓不统不独，也就是说既阻止中国大陆完成国家统一，也反对台独发展到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的状态。事实也是如此，历届美国政府都反对台湾内部极端的台独势力，包括一些主张和活动。同样，美国内部的确也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并和台独勾结在一起。
那么，中美危机怎么处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双方的政策基于“一个中国”：1972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发展也还是尽量采取遏制的态度，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双方的目标是有差异的：和平的方式对中国政府来说就是统一，但是美国只是在口头上讲，只要海峡两岸都同意用和平方式，美国就没有自己的意见，但是美国通过它的实际行动，包括对台湾内部的政治操作，对台湾承担所谓的安全义务，销售武器，等等，表明其实际上还是想维持两岸处于分离的不统不独的状态。这样，在中美之间就存在着危机：就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湾内部台独势力还在发展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因为台独势力的挑动，或者双方对台海地区形势的误判，或者对对方协同能力的误判，导致双方在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发生战争，这就是这个地区为什么被视为热点地区和高危险地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美两国已经不断就台湾问题交换政策，包括在不同层次上对国际危机的管理进行交流、研究，其原因就是双方都看到了这样的危险：在双方都不情愿的情况下，因为第三者的挑动，对对方意图和决心的判断错误，导致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预先设计出有效地预防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措施?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有关机构都在进行研究，两国之间也有很多交流，比如继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建立之后，最近两国国防部部长的热线也建立了，再加上两国频繁的政治交流，这种可能性在降低。这中间，有一个情况值得双方重视：因为意外发生军事冲突以后的管理，这也是对双方很严峻的考验。
无论是国际危机管理还是国内的公共危机管理，我们国家都还重视得不够，研究得不够，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相对而言，我们处理国际危机的经验比处理国内危机的经验要丰富一些，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更重视一些。这可能与国际危机的特殊性有关，国际危机比国内公共危机种类少一些，无非就是防止一般的冲突上升为军事冲突，或者发生了军事冲突防止它扩大成更全面的战争。而国内公共危机就太复杂了，包括大规模的传染病像sars、今年南方的大雪灾，等等。有人认为，今年南方大雪灾，暴露出我们国家在必要的石油、电力、煤炭的储备上做得非常差，并且据此判断说，我们缺乏对台湾军事摊牌的应变能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能和台湾问题相比的，只能笼而统之地讲，我们公共危机管理的水平低。但是公共危机的种类太多了，要说南方雪灾严重也严重，但是死人的数量还不如1998年的洪灾多呢，实际上1998年的抗洪救灾还算可以吧，所以做这种联想比较不太合适，我觉得差别太大了，太不是一类问题了。我想，如果台湾地区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绝不会存在没水没电的问题。
最后，关于台湾问题的未来，我想强调的是：两岸关系未来稳定这个趋势是很难改变了，在未来的几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实现国家统一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总之，要维持两岸目前的状态，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因此，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台海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台湾问题及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研究》。
摘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炮击金门”到“一国两制”再到“经贸互通”“政治互信”“外交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入手推进台海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往，并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互信，文化互通，加强两岸政治互动和交往奠定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两岸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潮流更是民心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地区人民的愿望，更是台湾地区人民实现和平统一绝不改变的方针。
关键词：台湾问题;政治互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历代领导集体用不同的方式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中心都是以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为出发点。促进并推动台湾问题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更是推动政治互信的基础。发展两岸关系，完成统一构想，由浅入深逐步从台湾历史、现行政策、两岸关系构建方面入手逐步了解历史、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一、台湾问题的形成。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本身，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是大国间相互抗衡的一枚棋子，其牵扯到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内战结束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又遇到朝鲜战争和美国干预解放台湾而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退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归日本所有，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在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于同年10月25日被奴役了50年之久的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退守台湾，为了最终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战略储备，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大陆攻打台湾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由东南战场迅速转移到东北战场，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张。
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外国势力的干预等等。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是阻止中国拓展利益维护其自身的大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之间本身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导致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身的激战。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利益拓展点在沿海地区，冲出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现实目标，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使中国利益无法拓宽和延伸，也为自己在太平洋上谋取经济利益做打算。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直接严重的干预中国内政，抑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其真实意图是控制亚太地区防线的需要。
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虽然二战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仍然有一些人勾结“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至此，日本的干预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症结所在。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是岛国其想要向亚洲大陆地区延伸，就必须依靠台湾。日本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企图干涉台湾问题，是为日本经济的安全考虑，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制约力必然会加大，这就会造成日本被动的接受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呈现出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国内各种势力以其自身利益为由干涉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允许“台独”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企图分裂中国。
二、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台湾问题六十多年一直未得到解决，在这六十多年中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主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做出攻打金门的战略决策，最终攻打金门失利，其事实证明只靠单一陆军作战而无海军、空军的配合无法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抗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没有建立好足够完整的军队配备下是不可行的。1949年―1955年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内陆地区需要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目四纲”的对台政策，最终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渊源。
邓小平时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以实际为原则，以新的语言、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境界为导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政策选择，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路径，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重大发展。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主张”“四点意见”“四不”原则，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发扬了“一个中国”的主张，促进两岸和谈，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加强两岸经贸往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刚柔并进地应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加强中美合作，稳定台海局势，维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台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向更高领域迈进，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高瞻远瞩，谋求中国和台湾地区未来的良好发展。
三、解决台湾问题大陆政策的新特点。
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以和平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多的阻碍，但这种阻碍历史证实，已不会太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楚瑜一行时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台湾同胞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首先，缩短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划定在2030―2035年之间，这一时间的确定，是大陆政治经济稳定时期，也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确定表明不再继续容忍“台独”势力玩阴谋，也表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中不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中，充分突出了时间概念，也在讲话中等同于设定了路线图――突破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的思维模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其次，充分考虑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曾经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上层的政治需求和利益往来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此次，将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关注点，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作为最终目的，充分扩大了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了民众支持。
最后，向台湾人民表达心声，切入民族情感，促进多交流，多来往。从民族情怀谈起，在理解台湾历史过程中发展两岸关系，增进台、中友好交流，将民族情感融入台湾历史之中，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将民族情感作为纽带化解台湾人民同大陆之间的矛盾，鼓励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使其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促进两岸互信，增强凝聚力。
四、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
过去的六十多年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坚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持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靠保证。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主要从民族情感、共同打击外部势力，以及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等措施来真诚交流，促进两岸交流互通更顺畅。
1.促进文化互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情感推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从民众的情感归宿入手，只有台湾民众的认可，血脉贯通，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增强民族的、和谐的、大众的情感纽带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
2.共同打击外部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打击外部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不允许任何分裂、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危及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关系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来干扰中国民族大业的发展，实现两岸人民的双赢。
3.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
大陆对台的惠民政策，能够给两岸的发展增添动力，为两岸发展增温，继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为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祖国能够尽快统一，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有关两岸经济、民生、社会等十二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生方面的直接对接，使两岸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五、结语。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的维系将会进入新的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其他领域，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陆也应尽快完善时间表，落实现有工作，促进交流、沟通和政策的制定，将政策惠及民生等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黄丽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2]齐向东.“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d].济南：山东大学，2001.
[3]李刚.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变化[d].苏州：苏州大学，2007.
[4]朱芳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演进的历史追述与启示[d].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党校，2013.
[5]薛立波.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新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科技大学，2012.
[6]任惠兰.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演变[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
[7]王在希.论台湾问题与中华复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8]韩春霞.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3.
【正文】：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中的四面环海的大陆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抗击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并在1946年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权。经过三年战争，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只占中国国土面积三百分之一的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以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从此，台湾陷入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状态之中，至今已有62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两岸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台湾问题可以说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一块心病。1949年至今，台湾问题几经讨论，两岸关系忽冷忽热，海峡形势有时迷雾一团，有时又晨光初露。但总的来说，还是在波折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尤其是邓小平1982年提出来的一国两制。真正为两岸发展指出一条明路。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一直以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是一贯的。但解决问题的方针几十年中也有所变化。
大陆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两岸交流、促进台湾民众利益的措施，诸如简化台湾同胞往来大陆的出入境手续、放宽台胞来大陆就业限制、宣布开放大陆民众赴台观光、来大陆就读的台湾大学生与大陆学生同等收费、对原产台湾的15种水果给予零关税、为大陆台商提供300亿元人民币的开发性贷款等，想台湾同胞之所想，急台湾同胞之所急，受到热烈欢迎。这些政策作为，充分体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新思维，主要表现在：
一是原则坚定、目标务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和平统一的原则、立场、方向不动摇。十六大把实现国家统一作为本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胡锦涛总书记访问加拿大期间强调，反对“台独”、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表明，遏制“台独”、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是现阶段大陆对台工作的重点。
二是以法遏“独”、以法促和：形成以《反分裂国家法》、胡锦涛“四点意见”为纲领的对台工作法律、政策框架。
三是以民为本、惠利台胞：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充分尊重、信赖、依靠台湾同胞，千方百计解决台胞关心的问题，照顾和维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这是大陆对台工作的核心。
四是扩大交流、深化经贸：积极落实两岸党际交流共识，加强与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各党派的对话与交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与往来，致力于促进建立稳定的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培植与夯实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与经济基础。
五是主动灵活、全面推进：“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务实灵活，掌握主动;操之在我的部分，主动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同时，大陆对台政策涉及两岸关系的方方面面，兼顾岛内不同的地域、党派、族群、阶层、行业等，全盘规划，整体推进。
目前，两岸间存在的政治争议现阶段很难解决。岛内绝大多数人包括统派人士都认同“中华民国”，而大陆认为“中华民国”已在1949年为中国人民推翻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取代。这是两岸关系中一个高度敏感的棘手问题。
那么，台湾问题最终将如何解决?其实无外乎三种情况：
1：和平统一。这也是我们都期望看到的结局。可以这样设想，未来的几十年，大陆秉持一国两制方针，台海两岸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未出现大的波动，中国经济、军事等实力均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届时，我们完全有能力和任何一种反统一势力叫板，等于说为统一扫清了障碍。而对台湾来说，回归大陆不仅能获得足够的自由，更将得到一个强大的靠山和无数新的发展机遇，犹如当年的香港。那么，两岸统一将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不会再有反动势力阻碍。两岸真正实现和平统一，中华民族重获完整。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的中国发展将不可估量，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等多个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
2：武力统一。中国人民统一两岸的决心绝不会动摇!如果台湾真的做出大陆所不能容忍的事，两岸关系出现不可挽回的破裂，大陆将考虑武力收复台湾。一旦两岸开战，美国必将以某种方式介入，并且拉动其他盟国参与。到时，台湾激战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不惜代价，解放军必能登陆台湾，收复台湾志在必得!但是，这将造成两岸共同的损失，不仅是经济军事的损失，更有人民生命的付出。战后，中国将花费大量时间休整。所以，这是万不得已的方法。
3：长期维持现状，不统一，不独立，最终发展为主权共享。台湾某些独立分子认识到台独的不可实现，便转而寻求互不干扰的相处模式。他们名义上不独立，实际上却和独立没多大区别。到时，台湾和大陆相当于现在一个联盟，同属于中国，但是一位大陆，一位台湾，彼此没有领土关系。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却是美国等幕后黑手极力推动的。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手段扭转结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一国两制。抓住历史机遇巩固发展两岸和平发展的好势头并使之不可逆转。
【结束语】：
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但却永远是一个难以完全实现的梦想，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就两岸和平发展而言，大陆强调和平发展，国民党主张和平发展，陈水扁也曾呼吁两岸和平发展，为何两岸无法实现和平发展?关键是没有建立起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如今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曙光，是因为两岸尤其是国共两党有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一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二是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三是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四是两岸相互信任的初步建立。五是主张两岸共同繁荣与发展。如今两岸和平发展出现了历史机会之窗，如何把握与建构，是一个两岸共同需要做出战略考虑的重大问题与需要共同努力的历史使命。过去多次出现改变两岸关系历史发展的机会，但在对时局把握与形势判断的失误，两岸错过了多次难得的历史机会，两岸应吸取教训，把握历史机遇，共创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两岸关系历经风雨坎坷，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相信，只要两岸同胞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携手同心，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继续强化两岸关系改善与发展的好势头，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台湾也不是任何外国的“保护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祖国统一之日也是祖国强盛之时，但这一美好的结局要求中华民族子孙付出智慧和汗水。发展经济、抓紧备战，是中国和平统一的最佳选择，也是和平统一唯一的希望。眼下正需要全民同心协力，以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矢志复国的锐进精神来激励自己，“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我们努力，“台独”不会成功，中国将走向富强。两者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告台湾同胞书》。
2.《中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
3.《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5.《国家统一纲领》。
摘要：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应立足于内政性质，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导之下，积极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台湾问题;“一国两制”;对策。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台湾问题”的形成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但是，因为美国等国的反华政策，台湾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台湾问题将如何解决?今天我们就来作一个理论上的梳理和分析。
一、解决台湾问题的困境。
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国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推行的是“接触”加“抑制”政策。美国插手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绝不是为了台湾，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
政治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日益感到中国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其防范与遏制的重点目标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移到中国身上来，而台湾问题当然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美国力图通过加强与台湾关系，控制海峡两岸局势来阻挡中国的统一与强大，维持亚太地区目前的战略均势，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及其在这一地区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
军事上，台湾海峡是美国在亚洲安全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首先，台湾可以作为美军向波斯湾、印度洋部署力量时的补给、休整地。而如果中国统一，美国失去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对它的军事部署带来很大的困难。其次，台湾是中国直接面向太平洋的唯一岛屿，海峡两岸的分离有助于限制中国海权的发展。战时通过控制台湾海峡，可以切断中国与海南舰队的衔接。第三，中国东南地区是经济重镇，台湾距离中国东南地区很近，美国控制台湾，可以对东南沿海构成巨大威胁。
迄今为止，美国巧妙利用各方因素，设计了一套牵制和驾驭各方的台海战略。它从大陆和台湾同时获得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在外交场合它公开宣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甚至和中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暗地里怂恿台独势力，从对台军售中获取巨额利润。美国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台湾的战略牵制作用，企图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
另外，同样处于美国保护伞下的日本也积极参与台湾问题。由于中日两国历史的宿怨和日本对中国统一台湾后将切断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恐惧，日本必然积极参与台湾问题，它最希望中国天下大乱。日本因素使和平统一台湾更加复杂化和困难。
(二)台湾当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阻力。
台湾现在有完整的“国家”架构，它设有“总统”、“副总统”，其下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个院，这五个院之下又有许多部委;除立法院，还有国民代表大会;军队也是中央政府的建制，设有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联勤总司令;法院和监察院也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配套。完整的国家机器养活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希望失去现有的统治地位，从而失去权利和利益。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他们都在想方设法抵制“一国两制”，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阻力。
由于台湾和大陆目前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大多数台湾同胞希望两岸暂时维持现状。笔者认为，除了因为两岸隔绝的时间太长，以及台湾当局长期对大陆刻意的歪曲宣传，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不深，心存疑虑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历史因素。
在历史上，台湾人民有过两次痛苦的殖民回忆。一次是甲午战败，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使他们受到50年殖民统治的屈辱。另一次是台湾光复后，台湾人民满怀希望和欣喜，但迎来的却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令人大失所望。终于在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起义，最后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由于这种任人宰割的痛苦经历，台湾人民一直盼望当家作主。而现在台湾实行的“总统”直选满足了他们多年的愿望，所以大部分台湾民众不希望改变现状。
其次，现实原因。台湾的一些“台独分子”，在感觉到“政治台独”是死胡同后，就试图走“文化台独”这条路，采取以“台语”取代汉语，削减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等手段，影响岛内二、三代青年台胞，以割断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联系的纽带，进而削弱和淡化青年台胞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和历史认同。从大陆看，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而来的一些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等所造成的一些台商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等问题，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使台胞对统一后的前景心存疑虑、持观望态度。
二、我们的对策。
台湾问题的性质是由法理“一个中国”与分裂的中国这个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因此台湾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今后，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祖国统一模式仍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之下，具体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好准备：
(一)国际上，促使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使台湾当局和日本失去靠山。
冷战结束以来，各国之间以增强科技和经济实力为标志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美经济贸易持续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潜力十分巨大;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则把开拓中国市场看作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目标。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作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并把抢先占有中国市场作为美国发展海外贸易的战略重点之一。可以说，只要中美关系正常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前景将不可估量。无论是美国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都决不会把自己拴在“台独”的战车上，为“台独”分子流血卖命，决不会为了“台独”而丢掉大陆市场。
(二)国内，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及民族凝聚力。
逆差。这说明我们在经济上，对台湾有能力大有作为。其次，军事上，大力加强军备建设。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台海地区达到与美日军事势力的平衡。目前如果单独和台湾比，大陆的军事实力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但关键在于我们要考虑美国和日本因素。如果把美日和台湾放在一起比较，中国大陆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劣势。因此要加大军备建设。
另外，要增强民族凝聚力。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解决的好坏和人心向背有密切的关系!建国初期，我们能靠“小米加步枪”在朝鲜战场上和装备精良的美国达成平手。今天的中国人民如果不允许台湾独立，那台湾独立会比登天还难!
(三)做好对台工作。
一方面，解放思想，增强信心，积极主动地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据统计，目前在大陆的台商及其家属、技术人员达40多万人，来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有3500多名，在大陆定居的台胞有3万多人。两岸日益密切的广泛交流为我们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台湾与大陆有着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两岸文化同根、同宗、同源、同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维系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因此，我们要按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增强信心，继续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不论什么阶层、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拥护祖国统一，我们都坚持同他们的联系，达到瓦解“台独”势力、争取“观望”民众、扩大“统一”力量，实现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
另一方面，坚决遏制台独。台独不等于台湾，台独分子不等于台湾人民。对台独势力决不能姑息容忍，要坚决打击和消灭。这方面我们国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是非常好的举措，它从法律上规定了台独行为的违法性。真有台独分子敢踩红线，我们有法可依，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想这其实很简单：台独之日就是统一台湾之时!中国高层早就在几年前说过：奥运会对于中国就像“锦上添花”，锦都没有了，还要什么花啊?台独分子真要敢触犯底线，那我们武力统一就有理有据，任何外国的介入就是侵略中国。
三、结语。
台湾问题的解决，一定是中美日三国的博弈中中国胜利后的结果。只要我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统一台湾的时间表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的军事实力上去了，我们就有能力控制台海局势;只要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就能处理好统一后的治理问题。
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两岸的分歧一定会越来越小，外部条件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和平统一，台独势力一定会越来越受到压制，两岸的和平统一也一定会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湾总览[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摘要]一个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内有两种重要的理论：构成说和宣告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宣告说达到自己“独立”的目的。本文作者从两种理论的缺陷说起提出了“折中混合说”，提出只有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从而驳斥了台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台湾问题构成说宣告说国际法。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声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并非一个合法政府与一个叛乱团体的关系，或一个中央政府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关系。到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承其衣钵，更放出“一边一国”的台独言论，两岸关系由此进入紧张状态。对此，我想就自己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对台湾问题进行试析。
台独分子在国际法上一直妄图为“台独”找到论据，为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现在台独分子所持的所谓依据主要是1933年的《关于国家权力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简称《蒙得维的亚公约》及国际法上承认理论中的“宣告说”。
针对以上说法，我想首先应指明的是，在现代国际法上，从来都没有对国家做出过统一的概念规定。而《蒙得维的亚公约》在第一条中对国家构成要素的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即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也只是一种简要的列举，在形式上对国家的一个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国家构成要素的基础，而非标准。
在国际法学界，不论是印度国际法学家兴戈兰尼，我国的国际学家王铁崖先生，还是《奥本海国际法》都承认“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时，一个正当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即：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甚至是根本属性。因为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首先必须意味着独立，不依赖其他国家，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即使拥有了固定的人口，确定的土地和对外交往，一个傀儡政府始终都不会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国际主体。
如果一个政府或国家只有依靠外国的支持才能得以维系，那么，在他所控制的确定领土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主权的独立这作为其国家的根本属性。这一点，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早已得到了普遍认可，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惯例。
就台湾而言，它拥有2200万的人口，其地区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台湾当局也已对台湾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也可以称得上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虽然现阶段民进党台湾当局在民众中声望大减，同样现在还有二十六个国家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与之建交台湾民众为此每年要付出高昂的所谓的友善费。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并未在国际关系上增加一个新的国际成员，而是旧中国的延续，只是在阶级上，由一个新的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
差异，但是，同样的，台湾现存政府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同样不能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主权是一个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虽然台湾拥有《蒙得维的亚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构成的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国家构成的形式要素，但没有主权的存在，正如一个失去灵魂的人不能成其为人一样，台湾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针对国际法上的“宣告说”，我想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宣告说”认为，新的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现存国家的承认仅具有宣告或确认的性质。“宣告说”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对承认的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承认是使一个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对外交往，成为一个独立、完全的国际法人格者必要前提。虽然在传统国际法上认为承认是一个国家单方的自主的行为，但在国际实践中只有得到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活动。而承认的效果，在国际法上得到的一致是，承认国对被承认国的国内法律法令和司法裁决的效力及豁免权予以尊重。所以，依照“宣告说”，容易造成对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过早承认，给承认国在国际交往中带来不便和法律上或国际道义上的限制。
但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对于政府或国家承认这一问题，一直也都处于一种较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一种国际惯例。完全采取“宣告说”抑或是完全采取“构成说”的情况甚至都是不存在的。对于不同政治实体，不同时期，各国根据本国利益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在国际法实践中，各国更多采纳的应是一种“折衷混合说”自己命名，知道很不恰当，但还未想到更贴切的名称：即一个政治实体成为自然国家取决于其构成国家的事实，但其成为国际法主体及完整国际法人格者，需为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所承认。
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都不会只涉及到局部国家利益，更多的是全球利益，而对一个国家的承认，已不再是一个只涉及本国利益的单方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后尚未得到承认前，他只是享有生存生活权，而不会享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共同发展交流权及其平等交往权，即这个政治实体在国际法上限制性主体类比于国内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对于后种权利，是一个主权国家才所能够享有的。
而针对台湾的现状，在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承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虽然有二十六个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都缺乏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也不过是几千万，当然不能引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当然地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向。所以国际社会中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已明确地做出答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综合以上，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国际承认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台湾某些分裂势力在国际法中为“台独”寻找依据的做法是枉费心机的!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商务印书馆.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3]陈体强.国际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
[4]肖佳灵.国际主权论.时事出版社.
[5]刘颖，吕国民.国际法资料选编.中信出版社.
摘要：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步步提高，于今年六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还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作为中美关系谈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从建国以来，台湾问题的起起伏伏不断影响着两国关系，本篇文章将以讲述这几次起伏的过程和分析这几次起伏的原因切入点分析新中国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美三次联合公报《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九
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财政形势的问题探讨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新成绩，这突出表现在增长速度加快，并初步呈现出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良好发展势头。同时，各地区加快发展的积极性高涨，许多指标均创近几年新高。但是，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除了某些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有所抬头，还有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如有的地区对加快经济发展的热情很高，对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警惕性不够;对加大投资力度研究得多，对启动消费需求考虑得少;对发展城市经济的对策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少;对增加经济总量比较关心，对调整经济结构关注较少;对经济发展态势的正面效应认识充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滞后效应估计不足。这些新的情况和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1、增长加快，首季度gdp增长9.9%，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这也是1997年以来最快的增长。
2、结构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加快调整，高技术产生迅猛发展，电信、物流、咨询、社区服务等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
3、效益提高，前三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94%，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7%。
4、物价回升，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增长0.5%，尤其是一些先导性价格指数上升颇为明显，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甚至上涨了5.5%。
今年以来的好形势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同时，对于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必须高度重视。
1、“非典”已经对旅游、航空、餐饮、外贸和利用外资等方面带来较大冲击，对国内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日益显露，如果持续时间较长，还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2、一些行业出现投资过热的苗头。如房地产投资增长偏快，结构不合理。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4.9%，大大高于去年全年增长21.9%的水平。又如，冶金、建材纺织、汽车等行业发展持续升温，带动了原材料、燃料等价格上扬。一些重工业产品尤其是高耗能产品增速明显超常，加剧了一些地方电力供应紧张的矛盾。钢铁工业投资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又猛增153.7%，而且新增产能中相当一部分档次低、污染重、能耗高;电解铝生产能力的扩张严重超过市场需求;国家明令禁止的立窑水泥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复燃;纺织行业投资增长65.8%;汽车生产增长54%。个别地方在政府保护下盲目发展汽车项目，汽车行业规模小、布局散和自主开发能力弱的矛盾突出。由于某些行业过度投资中很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一旦市场需求变化，势必加大金融风险。
3、重复建设问题依然很严重，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部分行业重复建设回潮。一些地方不顾国家禁令和市场供求情况，新建了一批钢铁、水泥、玻璃、铁合金、电解铝等项目。国家花费很大力气关掉的一些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小玻璃等企业又死灰复燃，部分已被淘汰压缩的过剩生产能力重新投入生产。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出现了重复建设问题。据了解，不少城市都已经或计划投资上百亿元生产半导体材料。这些项目建成后，生产能力将大大超过目前国内市场需求量和可能出口的数量。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光缆建设也出现了严重重复建设，国家公用通信网资源大量闲置。
三是基础设施的重复、超前建设。一些地区机场布点过于稠密，建成后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沿海、沿江新建扩建大型深水泊位码头成风，吞吐能力严重闲置。一些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地方花费巨资修建的高速公路，车流量稀少，难以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将进一步加剧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延缓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进程。
4、消费增长仍较缓慢。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8%。然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并不尽如人意，与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增长相比较，消费需求增长略显缓慢。今年1至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2%，虽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比1月份下降0.8个百分点，比gdp增长低0.9个百分点，比投资增长低18.6个百分点，比出口增长低24.3个百分点。今年前3个月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呈现下降走势，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比1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由此看来，消费需求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5、部分生产要素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比如，一些地区电力供应紧张。近年来，电力需求增速持续走高，继2001年增长9.2%之后，2002年又增长11.7%，今年一季度进一步增长16%。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十
摘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炮击金门”到“一国两制”再到“经贸互通”“政治互信”“外交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入手推进台海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往，并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互信，文化互通，加强两岸政治互动和交往奠定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两岸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潮流更是民心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地区人民的愿望，更是台湾地区人民实现和平统一绝不改变的方针。
关键词：台湾问题;政治互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历代领导集体用不同的方式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中心都是以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为出发点。促进并推动台湾问题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更是推动政治互信的基础。发展两岸关系，完成统一构想，由浅入深逐步从台湾历史、现行政策、两岸关系构建方面入手逐步了解历史、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本身，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是大国间相互抗衡的一枚棋子，其牵扯到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内战结束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又遇到朝鲜战争和美国干预解放台湾而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退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归日本所有，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在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于同年10月25日被奴役了50年之久的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退守台湾，为了最终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战略储备，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大陆攻打台湾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由东南战场迅速转移到东北战场，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张。
2.影响台湾问题的新因素。
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外国势力的干预等等。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是阻止中国拓展利益维护其自身的大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之间本身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导致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身的激战。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利益拓展点在沿海地区，冲出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现实目标，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使中国利益无法拓宽和延伸，也为自己在太平洋上谋取经济利益做打算。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直接严重的干预中国内政，抑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其真实意图是控制亚太地区防线的需要。
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虽然二战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仍然有一些人勾结“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至此，日本的干预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症结所在。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是岛国其想要向亚洲大陆地区延伸，就必须依靠台湾。日本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企图干涉台湾问题，是为日本经济的安全考虑，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制约力必然会加大，这就会造成日本被动的接受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呈现出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国内各种势力以其自身利益为由干涉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允许“台独”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企图分裂中国。
台湾问题六十多年一直未得到解决，在这六十多年中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主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做出攻打金门的战略决策，最终攻打金门失利，其事实证明只靠单一陆军作战而无海军、空军的配合无法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抗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没有建立好足够完整的军队配备下是不可行的。1949年―1955年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内陆地区需要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目四纲”的对台政策，最终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渊源。
邓小平时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以实际为原则，以新的语言、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境界为导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政策选择，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路径，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重大发展。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主张”“四点意见”“四不”原则，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发扬了“一个中国”的主张，促进两岸和谈，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加强两岸经贸往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刚柔并进地应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加强中美合作，稳定台海局势，维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台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向更高领域迈进，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高瞻远瞩，谋求中国和台湾地区未来的良好发展。
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以和平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多的阻碍，但这种阻碍历史证实，已不会太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楚瑜一行时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台湾同胞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首先，缩短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划定在2030―2035年之间，这一时间的确定，是大陆政治经济稳定时期，也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确定表明不再继续容忍“台独”势力玩阴谋，也表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中不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中，充分突出了时间概念，也在讲话中等同于设定了路线图――突破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的思维模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其次，充分考虑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曾经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上层的政治需求和利益往来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此次，将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关注点，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作为最终目的，充分扩大了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了民众支持。
最后，向台湾人民表达心声，切入民族情感，促进多交流，多来往。从民族情怀谈起，在理解台湾历史过程中发展两岸关系，增进台、中友好交流，将民族情感融入台湾历史之中，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将民族情感作为纽带化解台湾人民同大陆之间的矛盾，鼓励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使其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促进两岸互信，增强凝聚力。
过去的六十多年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坚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持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靠保证。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主要从民族情感、共同打击外部势力，以及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等措施来真诚交流，促进两岸交流互通更顺畅。
1.促进文化互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情感推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从民众的情感归宿入手，只有台湾民众的认可，血脉贯通，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增强民族的、和谐的、大众的情感纽带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
2.共同打击外部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打击外部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不允许任何分裂、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危及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关系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来干扰中国民族大业的发展，实现两岸人民的双赢。
3.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
大陆对台的惠民政策，能够给两岸的发展增添动力，为两岸发展增温，继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为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祖国能够尽快统一，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有关两岸经济、民生、社会等十二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生方面的直接对接，使两岸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的维系将会进入新的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其他领域，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陆也应尽快完善时间表，落实现有工作，促进交流、沟通和政策的制定，将政策惠及民生等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黄丽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2]齐向东.“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d].济南：山东大学，2001.
[3]李刚.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变化[d].苏州：苏州大学，2007.
[4]朱芳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演进的历史追述与启示[d].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党校，2013.
[5]薛立波.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新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科技大学，2012.
[6]任惠兰.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演变[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
[7]王在希.论台湾问题与中华复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8]韩春霞.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3.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
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参考文献：
[1]莫绍深.关于《概论》课中“台湾问题”的教学思考[j].钦州学院学报，2007，10.
[2]李曼.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0.
[3]杨华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3.
摘要：台海危机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危机。一个中国，是中美共识的基础。和平统一，是中国的目标;不独不统，是美国的目标。为避免在双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因第三者挑动而误判发生军事冲突，中美正在并将继续就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国际危机管理交换政策，加强沟通。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多重措施，推动两岸交流，两岸统一虽然任重道远，但两岸稳定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很难改变，并且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台湾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分离主义或者叫分裂势力。二次大战以后，成立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家统一问题或者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分离主义加剧成为国际政治中显著的现象和问题。前不久，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也闹出了独立。分离现象加剧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世界上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比如苏联解体后，原来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一转身就变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还有东帝汶，2002年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来;尽管前面提到的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的状况还不确定，但是冷战后南联盟解体之下也分成了克罗地亚、波黑等好几个国家。第二个方面，就是国家的统一问题。这在二战后亚洲涌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比较突出，像20世纪50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一直处在分裂状态;像越南也是，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1976年才完成国家统一，十几年间，经历了抗法战争、抗美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总之，普遍地来讲，二战后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有不少国家都存在着分离和统一这样的问题，而且，总的趋势是国家的数量在增加。
与其他国家不同，台湾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台湾问题是在国共两党内战打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结果，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使得当时败逃到台湾岛的国民党存活了下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岸的中国人在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问题上具有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内部出现了沿袭至目前的台湾和中国分裂的趋势，他们在寻找国际上的事件、趋势包括对原有国际条约的歪曲，并寻找一些台湾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还利用所谓的民主自决权，作为自己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合法理由。台湾内部分裂势力的恶性膨胀是造成台湾局势紧张的主因，当然其背后也有着国际政治势力的支持，主要就是美国的介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政府来说，就出现了反对台湾独立的问题。
那么，台独的问题是不是只能用战争遏制?从目前来看，战争是手段之一，大陆方面现在也在做各式各样的准备。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其他的都很难做。但军事手段并不是惟一的手段。对中国大陆来说，所谓台独涉及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是从中国内部来讲，海峡两岸之间的博弈有很多层次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一段时间采取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多重措施：反分裂国家法的制订，加大经济贸易的往来，扩大两岸交流的渠道、方式，对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采取激励的措施。大陆利用这样的方式，迫使台湾的台独势力受到来自台湾内部的抵制。第二个层面是从国际上讲，通过外交的手段，如双边的、多边的各种活动，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至于说到两岸会不会爆发战争，有一种说法认为不会，他的看法是战争会影响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他有这样的疑问：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还能维持?因为背后有一个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存在。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他一定的根据，因为我们国家要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其实，就大陆的基本政策来说，无论是最后统一还是遏制台独都是争取用和平的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的统一，威慑手段自然是防止最坏情况出现的一种必要的准备，对所有的国家来说，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使用武力是最常见的手段。因此，我觉得那种完全没有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的说法，根据不够。这里面的问题太复杂了，但很多人只是简单地把用军事手段解决理解为解放军几十万人打过海峡。其实，所谓用军事手段解决，本身就有好多种：军事威慑、军事封锁、局部的军事打击，等等。在当今时代，作战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大，特别是在高科技的条件下，不像过去一般老百姓想象的，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开着大船就过去了……再一个，随着我们国防力量的不断发展，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也未必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关键就看你的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比如，美国在世界上打了那么多年的战争，也没有说其国家经济就怎么样了。再比如，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吧，但是在战争开始大概半年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就回到经济上来了，朝鲜战争很快就局部化了。总之，战争是否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绝非简单的一加一减，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力量、军事能力和指挥艺术，使用军事手段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军事行动并不必然会使国家经济建设陷入停滞，什么现代化也不能实现了。
台海危机背后美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台海危机实际上是一种中美之间的危机。从历史的经验看，台湾问题长期延续下来，与美国介入国共内战有很大关系。如果1950年不是美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也支持不了多久，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在冷战时期，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支持蒋介石，包括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那时候还不是支持台独)，主要是反对大陆，防止中国共产党完成国家的统一。到了冷战结束以后，我觉得一般地说美国支持台独有点太笼统，因为美国国内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但是美国的总体政策还是维持“不统不独”的状况。所谓不统不独，也就是说既阻止中国大陆完成国家统一，也反对台独发展到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的状态。事实也是如此，历届美国政府都反对台湾内部极端的台独势力，包括一些主张和活动。同样，美国内部的确也有一些政治势力是支持台独的，并和台独勾结在一起。
那么，中美危机怎么处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双方的政策基于“一个中国”：1972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讲得非常清楚，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发展也还是尽量采取遏制的态度，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双方的目标是有差异的：和平的方式对中国政府来说就是统一，但是美国只是在口头上讲，只要海峡两岸都同意用和平方式，美国就没有自己的意见，但是美国通过它的实际行动，包括对台湾内部的政治操作，对台湾承担所谓的安全义务，销售武器，等等，表明其实际上还是想维持两岸处于分离的不统不独的状态。这样，在中美之间就存在着危机：就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湾内部台独势力还在发展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因为台独势力的挑动，或者双方对台海地区形势的误判，或者对对方协同能力的误判，导致双方在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发生战争，这就是这个地区为什么被视为热点地区和高危险地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美两国已经不断就台湾问题交换政策，包括在不同层次上对国际危机的管理进行交流、研究，其原因就是双方都看到了这样的危险：在双方都不情愿的情况下，因为第三者的挑动，对对方意图和决心的判断错误，导致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预先设计出有效地预防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措施?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有关机构都在进行研究，两国之间也有很多交流，比如继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建立之后，最近两国国防部部长的热线也建立了，再加上两国频繁的政治交流，这种可能性在降低。这中间，有一个情况值得双方重视：因为意外发生军事冲突以后的管理，这也是对双方很严峻的考验。
无论是国际危机管理还是国内的公共危机管理，我们国家都还重视得不够，研究得不够，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相对而言，我们处理国际危机的经验比处理国内危机的经验要丰富一些，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更重视一些。这可能与国际危机的特殊性有关，国际危机比国内公共危机种类少一些，无非就是防止一般的冲突上升为军事冲突，或者发生了军事冲突防止它扩大成更全面的战争。而国内公共危机就太复杂了，包括大规模的传染病像sars、今年南方的大雪灾，等等。有人认为，今年南方大雪灾，暴露出我们国家在必要的石油、电力、煤炭的储备上做得非常差，并且据此判断说，我们缺乏对台湾军事摊牌的应变能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能和台湾问题相比的，只能笼而统之地讲，我们公共危机管理的水平低。但是公共危机的种类太多了，要说南方雪灾严重也严重，但是死人的数量还不如1998年的洪灾多呢，实际上1998年的抗洪救灾还算可以吧，所以做这种联想比较不太合适，我觉得差别太大了，太不是一类问题了。我想，如果台湾地区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绝不会存在没水没电的问题。
最后，关于台湾问题的未来，我想强调的是：两岸关系未来稳定这个趋势是很难改变了，在未来的几年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实现国家统一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总之，要维持两岸目前的状态，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因此，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台海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十一
摘要：近几年来，朝鲜核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同时它也成为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热点与难点问题。朝鲜核问题能否较好解决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也关系到全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各国外交部现已在探讨寻求各种途径、方式，和平有效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国与朝鲜为邻国，且在历史上有过合作，同时中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故中国应该坚持本国外交政策，有坚定且正确的立场，对此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美国根据卫星资料怀疑朝鲜开发核武器，扬言要对朝鲜的核设施实行检查。朝鲜则宣布无意也无力开发核武器，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它的安全。
朝鲜半岛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着军事对峙，朝核问题实际上是冷战对抗的延续。朝鲜指控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美国则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认为，朝鲜核问题是由美国敌视朝鲜政策造成的，要解决核问题首先需美国转变对朝政策。朝鲜重申，只要美国不放弃敌视朝鲜政策，朝鲜也就不能放弃核遏制力。为解决问题，朝鲜一直要求与美国进行直接对话，并多次提议与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美国则要求朝鲜先行放弃核计划，并坚持认为处理朝核问题的恰当方式是通过多边对话。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由此爆发。
中国与朝鲜山水相邻。历史上历史上唐、明、清等朝多次出兵抗倭援朝，以及1950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一千年以来朝鲜半岛的安全一直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目标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所以中国希望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
（一）、国家安全战略利益考虑。
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地位十分重要，要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就必须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一旦该地区发生战争，周边国家将会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卷入战争中，造成该地区混乱局面。而朝鲜若坚持使用核武器，将会产生核污染，甚至更加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不限制核武器，韩国、日本等国家可能为了本国利益也研发核武器，从而掀起一场核武器开发的国际竞赛。，从根本上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二）、经济利益考虑。
战争必然影响经济、中国同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有着公共的经济利益。一旦战争爆发会破坏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
（三）、边缘政治利益考虑。
朝鲜半岛是中国制衡美国的战略缓冲地带，是制衡美国抑制围堵中国战略的筹码。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反对美国通过战争，军事手段，经济手段制裁朝鲜的计划，从而确保朝鲜半岛继续保持制衡美国，这符合中国边缘政治利益。
综上所述，中国必须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和稳定。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获得了50年的和平。在处理朝鲜问题时，我们同样应采取一贯的积极防御战略。
我国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场；维护我国的独立与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中国积极参与对朝鲜核问题进行的系列国际管理，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朝鲜半岛局势和平稳定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坚持和平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调和朝鲜核问题争端。中国政府对朝鲜核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
（一）、中国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朝鲜半岛局势变化直接威胁着中国国土安全，同时她也关系着全球地区的安全问题。中国坚持主张“无核化”不仅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世界和平局势着想。
（二）、中国不赞成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002年12月，美国以朝鲜违反核框架协议为由停止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朝鲜则宣布解除核冻结，重新启动电力生产所需的核设施。2003年1月，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退出该条约不利于国际对于核问题的解决。
（三）、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核的使用至今仍受到争议，其不稳定性威胁着世界安全。目前应该采用限制核武器方式维护社会共同利益。
（四）、各方保持冷静，避免采用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
反对释使用武力，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朝鲜核危机、对话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对话解决朝美双方各自关切问题，以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朝鲜核问题早日解决。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且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推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
总之，中国在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充分考虑多方关系。中国对朝鲜危机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人云亦云，否则只能一再陷入被动，使中国利益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1】何静文，沈艳杰.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立场和政策选择【j】学报，2010，（5）【2】敖广.中国对朝鲜核问题影响【j】舰船知识2003（9）。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十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70%的粮食来自灌溉农业，增加可灌溉耕地面积，提高灌溉耕地的土地生产率，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和乡村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自农村改革以来，农田水利领域的改革亦突飞猛进。然而，从近年我国种植农业频遭旱灾这一结果来看，已有的农田水利制度改革在许多方面并不成功。基于此，对当前农田水利的若干政策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于完善农田水利政策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田水利的市场化改革。
1、农田水利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自1980年代初以来，农田水利改革的总体趋势是推进市场化，不断提高农业用水的市场化程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对水利工程单位进行企业化改制，与隶属的事业单位脱钩，这方面的改革起始于1980年代初，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启动的。1981年国家农委批转水利部《关于在全国加强农田水利工作责任制的报告》，要求对各类水利工程实行承包责任制。1985年5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电力部《关于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开展综合经营问题的报告》指出:“全国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都要实行经费包干和经营承包责任制。由主管部门商情财政部门对水利管理单位实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约留用的办法。各级主管部门对所属水利工程单位逐个落实工程安全，调度运用，综合经营等方面的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和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并与之签订经费包干、经营承包合同。增收节支获得的效益，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利益挂钩，使其有责、有权、有利”，到1990年代初，水利工程单位与隶属的事业单位脱钩改革全部完成，水利工程单位转制为企业化经营。(徐小青，)第二、推动农田水利收费制度改革。经过企业化改制的水管单位，为了维持自身生存，不得不将原先主要是公益性的服务转变为成本核算基础上的经营性收费。为此，1985年国务院发布《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明确水费是水利工程单位的主要收入。1990年，水利部、国家物价局、财政部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执行《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通知精神发布的相关文件，进一步提高了水费标准。水费制度改革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水价不断攀升，二是农业水费转为经营性收费项目。前者意味着国家将水利工程的管理成本转嫁到农民，后者意味着水利工程单位进一步与政府脱钩，转变为市场经济主体。第三、通过租赁、承包、拍卖等方式变更水利设施的产权或使用权，以此来盘活水利资产，缓和水利经费的紧张局面。据统计，截止底，在全国现有的1600万处小型水利工程中，已有264万处进行了产权制度变革，其中实行股份合作制的39万处，进行拍卖的37万处，租赁的19万处，承包出去的169万处。(林万龙，)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把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三类，划定了不同类型水管单位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农田水利的市场化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
2、市场化改革的局限。
市场化取向的农田水利改革，其着眼点在水利工程本身的经营机制上，忽视了这一机制得以运行的其他相关条件，从而使这种单兵突进式的改革遭遇到难以避免的尴尬。因为农业用水市场的建立除了水利工程单位要转变经营机制外，它还需要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而目前，至少就买方来说尚不能算是合格的一极。卖方若想通过市场经营来维持自身生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水能卖出去，二是卖水的钱能及时收上来。就前者，不仅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而且农户还有许多替代性选择，经营者完全无法预测;就后者，水利工程单位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不要说农户是否合作放水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即使放水，收费成本也会高得让水利工程单位难以忍受。据笔者调查，许多水利工程经过市场化改制后，由于乡村组织的退出和农民合作灌溉的瓦解，其有效灌溉面积正在不断萎缩，甚至在干旱时亦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罗兴佐，;罗兴佐，;罗兴佐，)。
二、农田水利建设筹资筹劳的“一事一议”制度。
1、“一事一议”制度。
“一事一议”就是农民以村为单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品供给，由村民决定是否修建某个公共工程，修建在何处，如何修建，并由村民民主管理由“一事一议”筹借的资金。
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条例》，并于1月1日起开始施行。《条例》确定了筹资筹劳必须遵循“村民自愿、村民受益、量力而行、上限控制、民主决定、程序规范、使用公开”的原则，所筹资金和劳务必须“用于本村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等集体公益事业，并符合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使用事项”。《条例》还同时规定了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一事一议”的程序、所筹资金的管理、使用以及有关部门、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安徽省“一事一议”制度的创新与实践为其他省制定相关制度提供了参考。如湖北省制定的《湖北省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办法(暂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收费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规范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大量借鉴了安徽省的规定和做法。因此，可以认为，作为税费改革的―项重要配套措施，“一事一议”在全国各地具有相同的政策意蕴，即希望通过村级民主方式解决诸如农田水利等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2、“一事一议”制度的现实困境。
自20安徽在全省实施“一事一议”，至目前“一事一议”作为全国农村公共品筹资的基本制度被推行，“一事一议”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事一议”筹资费人均仅1.6元，按人均筹资15元的上限和议办一事匡算，真正开展了“一事一议”的行政村的比例，只有10%多一点。调查同时显示，筹资并没有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和“一事一议”的广泛推行而增加，与2003年的1.8元相比，20人均筹资反而下降了12.9%。即使是试点省的安徽，村级公益事业的兴办状况也不尽人意，实事求是地说，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真正开展“一事一议”。可见，“一事一议”试图通过村级民主的方式来达到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许多本应开展的村内生产公益事业出现了停滞局面，路破、桥断、树倒、渠塌，在当前的'农村已不是个别现象。(黄坚，2006)。
之所以以“一事一议”来替代以前由乡村组织统筹共同生产费和农民“两工”(义务工、积累工)制度，是为了控制乡村组织借统筹共同生产费和农民“两工”而搭车收费，从而加重农民负担。“一事一议”的好处是因为目标(“一事”)明确，而使乡村组织不能挪用经费，但“一事一议”最大的难题是:如果有村民不同意大多数村民“一议”的决策，或者虽然赞同“一议”的决策，却不愿意出钱，乡村组织是否可以强制向不缴费的农民收钱，及是否有强制的手段。
简单地说，因为农田水利供给的社区内筹资，需克服社区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就需要社区范围的“一事一议”具有强制力。而恰恰取消农业税后的“一事一议”制度，事实上并没有赋予多数人决定的法律和行政强制力，从而无法解决少数人拒绝缴费的难题。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流动频繁，村庄共同体正在快速解体，村庄舆论力量越来越不足以克服村庄水利供给中少数人搭便车的难题。因此，离开了带有公权力性质的法律或行政强制力，农田水利及其他公共品供给中的“一事一议”制度，很难真正有效地实施下去。
三、农业灌溉组织的农民用水协会。
1、“农户用水协会”制度设计。
“农户用水协会”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在乡村组织以外建立的非行政性农田水利的组织制度。
早在20国办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以各种形式农村用水合作组织为主的管理体制”，中央一号文件又指出“加快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资产归合作组织所有”。20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的意见》再次指出“鼓励和扶持农民用水协会等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工程建设、使用维修、水费计收等方面的作用”。2005年，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加强用水户协会建设的重要性、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将组织农户用水协会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原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司长冯广志认为，小型农村水利改革“要以组建用水合作组织，明晰工程所有权为核心”。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投资，谁所有”原则，组建用水合作组织，明晰所有权，是小型农村水利体制改革的核心。(冯广志，)。
之所以国家希望通过农户用水协会这类社会性而非行政性的组织，来解决农田水利供给中的搭便车难题，是因为之前正是因为乡村组织的行政性，使乡村组织借农田水利供给，而搭车收取了很多不该收的税费，做了很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正如冯广志所担心:首先，乡政府不行，因为它是政权组织。政府包办农村水利，容易使农民或者产生依赖心理，或者产生对立情绪。其次，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小组或村委会，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代行“集体”职责，村内工程按“一事一议”原则协商办理，但它毕竟不是管水组织。(冯广志，2001)行政性背后有公权力的基础，公权力使乡村组织收费具有强制力。乡村组织的行政性及强制力，是农村税费改革前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乡村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容易出现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税费改革的制度安排要求，乡村组织退出农村共同生产环节的事务。
但是，农村水利与乡村组织的地域性有关系，它是建筑在土地上的公共设施，具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从而使私人供给不可行。在缺少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建设这类公共设施，需要由社区来组织其供给。这正是为什么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制度设计中，要强调建设社区组织的原因。
非行政性社区性组织的好处是，因其非行政性，其权力是私权力，这种社区合作组织就不能强迫社区成员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这样的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就可以达成最好的公共品供给均衡状态。但也正是因为非行政性社区组织私权力的性质，社区组织不能强制社区内成员的行为，从而使“少数”不去服从“多数”时，虽然是民主的水利供给决策，也没有办法实施。最终，在缺少公共财政基础上的水利供给时，农村社区也无力供给水利，从而使农村水利供给水平远远低于理想状态，并因此极大地损失了农民潜在的公共性收益。
2、“农户用水协会”制度的局限。
农村水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务，仅就农田灌溉来说，就可以作以下一些划分，这些划分出来的不同类型的水利，具有相当不同的性质。从水利设施的受益范围来讲，有大中型水利设施、小型水利设施和微型水利设施。从水利设施本身的特征来讲，有排涝设施和抗旱设施之分。排涝设施往往因为外部性极强，而具有较抗旱设施更多的公共品特征。不能排涝，往往是所有农田受淹，而不能抗旱时，则可能只是水源条件更差的农田先被旱死。从水利设施使用的精细程度来讲，有漫灌、渠灌、管道灌溉，有过水灌溉、非过水灌溉。从农作物本身的特性讲，有需水量相对较少的旱作物灌溉，和需水量较大的水稻作物灌溉。从不同水利设施的关系来讲，有大中型水利设施之间的相互补充关系，或相关抵消关系的差异。
不同性质的农村水利，可以对应有不同的解决农田灌溉的办法。对于北方旱作物基础上的农田灌溉，因为缺少地表水，农作物灌溉依赖于深井，且旱作物需水量较水稻作物少，就使得北方旱作区可以通过打深井来解决农田灌溉的问题。这样，对于北方旱作区来讲，解决农田灌溉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筹措到足够的用于打机井的钱及如何解决机井的维护和使用问题。机井灌溉因为可以通过管道或较好的毛渠，将不交费的农户排除在灌溉受益的范围之外，而可以防止搭便车，并因此克服了农村水利中普遍存在的作为公共品的难题。
正是因为旱作物需水量较少，深井灌溉可以排除搭便车行为，而使北方旱作区的农田灌溉具有了效用的可分性和消费的排他性，从而使北方旱作区的水利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改革，解决农田灌溉的困境。也使农户可能基于利益，而组织起来建立用水合作组织。事实上，水利部门所列举的成功的农户用水合作组织，大多是北方旱作区的例子。
而在南方水稻灌区，因为水稻用水量大，一般的水利设施无法解决灌溉中的搭便车行为，即在农田灌溉中，一些农户的灌溉无法阻止另一些不交费农户的受益，例如，从大中型水利设施放水灌溉，一些农户的农田在水渠边上，即使这些农户不缴费，他们的农田也可以得到灌溉(水渠渗漏或漫溢)，这样，就总会出现不缴费的农户。一户不缴费，就会带动10户乃至更多户不缴费，最终，农户不再能够从大中型水利设施中得到灌溉。因为大中型设施灌溉所具有的“效用不可分性”和“消费非排他性”，而致完全依赖自愿的灌溉解体。
农户用水协会在解决一些可以克服搭便车行为的农田灌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即对于那些可以排他、共同享用的收费物品，可以通过市场化和农户用水协会来解决。但市场化及农户用水协会，只能解决那些可以排他、共同享用的收费物品供给的难题，却并不能解决所有水利供给的困境。
四、结语。
以上对当前若干农田水利政策的反思基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归纳起来看，当前的农田水利政策之所以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出好的效益，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缺乏相应的实施基础，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农田水利制度必须从当下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忌用想象代替现实。笔者以为，当前农田水利制度改革的深化，既要跳出单一的或国家、或市场、或村庄的简单化设想，又要避免抽象地将国家、市场、村庄三者笼统地合在一起，而应从农田水利的特性、乡村社会的性质、国家的稳定以及市场经济这些基本前提出发，在国家、市场、村庄三者中寻找最佳的结合方式。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十三
xxx县与好孩子集团，自去年4月29日在上海国际自行车展初次对接，到今年3月29日刘市长亲自带队前往上海促成该项目成功签约，仅用了11个月的时间。
期间xxx县主要领导先后5次前往好孩子集团进行对接洽谈，并通过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联系沟通不下200余次。
（一）营造氛围，实施责任招商。
对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层层分解，明确责任，各单位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实行一月一通报、一季度一排队，年底严格兑现奖惩。
切实把招商引资工作压力传递下去，充分调动了全县上下抓项目、抓招商、抓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人人关心招商，个个热心招商”的浓厚氛围，进而使服务招商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县财政把300万元招商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切实为招商工作提\\供保障。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进行宣传，扩大了我县对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二）瞄准重点，实施敲门招商。
一是面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京津、上海、长三角、珠三角为重点，集中精力，全力突破，有针对性、目的性的开展小团组式敲门招商，主动出击，走出去宣传xxx、推介xxx，邀请客商进来考察。
二是在每次敲门招商活动中定时间、定项目、定企业、定责任单位、定人员、定洽谈对象，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做到月月有招商活动，每个单位有招商任务，推介招商项目，寻找合作商机。
今年以来，全县外出敲门招商180余次，县领导带队先后赴台湾、江苏、北京、上海、天津、安徽、广东等地进行敲门招商30余次，效果明显。
成功促使江苏好孩子集团、xxx大尔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八五零电子有限公司、江苏安腾集团、天津玉泉工贸有限公司、武汉凯迪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落户，上海凤凰集团、江苏ab集团、霸州贝司克斯乐器有限公司、xxx中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一批战略投资者的合作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洽谈之中。
（三）发挥优势、实施产业招商。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xxx县工业园区已初具规模，投资、发展环境明显提升，同时自行车主导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水平，产业配套环境和产业集群效应日益明显。
为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实现资源有效对接，我们以自行车产业、机械制造、城镇建设、农业产业化等为重点，瞄准上下游配套产业链条、瞄准世界500强、瞄准行业龙头企业，高起点、高标准的开展“产业招商”。
（四）借助平台、实施展会招商。
精心组织企业参加各种展览会，充分利用知名大型企业、商会、协会云集的大好时机，加强与各类商会、协会的联络，争取他们的大力支持，利用商会、协会人熟面广的优势开展各类活动，推介宣传xxx，扩大影响力、提升知名度。
（五）突出载体、实施以商招商。
一是充分发挥企业招商载体作用，利用各种方式，调动企业的招商积极性，并帮助督促他们进行项目包装、外出寻求合资合作伙伴，或拉长产业链条，扩大规模，促其产品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
并利用他们信息灵、渠道多的优势，鼓励、引导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捕捉关联企业的投资信息，引进资金和项目。
二是通过认真做好已引进客商的工作，将其作为xxx的名片和最好的广告，充分挖掘他们的人脉资源和信息资源，让他们现身说法、推介xxx，介绍客商入驻。
三是为调动企业参与招商工作的积极性，选拔了6名对在支持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突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负责人担任招商局名誉副局长。
（六）优化环境、实施服务招商。
一是在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基础上，加大了对工业园区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交通、电力、供水、绿化等配套设施，合理划分园区产业功能，努力为外商打造优质的投资硬环境。
二是积极主动服务，对重大招商项目提供全程“保姆式”跟踪服务，实行县领导分包责任制，严格落实已制定实施的投资优惠政策，加强跟踪管理服务，努力为投资者创造优良的政策环境。
三是建立健全了政府联系企业制度，定期走访沟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促进盈利，进而通过企业扩大宣传xxx的投资环境、政策。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十四
摘要:《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学生有必要学习并掌握好《形势与政策》，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努力把自己培养成祖国所需的人才，为祖国的发展、繁荣、昌盛做贡献。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要求。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与国即存在合作发展关系，又处在竞争与斗争的局态，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尖锐复杂；国内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和发展的黄金时期的矛盾凸显时期，我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一定的冲击。在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惑，亟需教育和引导，特别要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引导我们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高度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帮助我们拓宽视野，开阔胸襟，立志奋斗。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是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
2.《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提高我们思想政治素质的需要。
我们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敏感、勤于思考，但科学思辨能力不强，容易受到各种思潮的侵蚀。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使之更贴近社会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既对形势与政策以及重大事件进行理论阐述，又针对学生思想实际进行指导，帮助其正确分析认识党和国家面临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这对提高我们思想政治素质、坚定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念具有重要意义。
要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必须认真学习《形势与政策》课，使其实现帮助我们形成科学的形势与政策观，掌握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方式、方法，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最终目标。努力成为思想觉悟高、精神面貌好、人生价值科学、社会追求高尚、社会需要、祖国需要的人。
我们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可塑期。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的自身发展也呈现出一些不协调，如对事物反应敏锐但分辨是非能力较弱；重知识技能而思想修养略显欠缺等，我们也因自身发展的不协调易受各种不利因素影响。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形势与政策》课，认识掌握《形势与政策》，帮助我们全面、正确、准确地把握形势，认识事物，培养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实现自身全面协调发展。
二、大学生与《形势与政策》。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国家未来的希望,我们有必要了解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提高自己。
1、时刻关注时势、社会、国家、世界。当代大学生生活在这个空间间隔日益缩小，已演变成为一个地球村的世界就更加应该关注时势政治，关注实时动态，做一个关注时势的有心人，睁眼看世界，而不要做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当代大学生要依靠广阔的眼界和丰富的见识来充实自己，提升能力。同时，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一定是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和世界的，由于关注时势，关注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动态，就是爱国的一个表现。所以，当代大学生应该从自己做起，时时关注时势政治，这样既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又能了解社会，更好的生活，也可以为以后进入社会打好基础。
2、要修身。注重道德修养，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为祖国提供更好的服务。
3、要勤学。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要珍惜大学时光，发奋学习，刻苦钻研，学习好科学理论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打好人生成长进步的根基。认识掌握形势政策，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报效祖国。
4、具有沉着冷静面对困难的能力。在困难面前，自强自立，乐观面对，经得起磨练。在面对危机、突发事件沉着冷静，积极应对事件，寻找问题的原因，采取有效处理问题的对策。随着当今的国际形势变化多端，更需要这种处理问题的能力。
5、要有为。要面对社会，面对挑战，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敢试敢闯、有所作为、实现自身的价值。当今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很严峻，作为大学生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考虑，认清自身的责任、义务。
结束语：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是具体的,也是深远的。因此，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我们必须学习政策，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的变动方向，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人生目标，努力奋斗，不断提高个人能力；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才！为祖国的发展、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形势与政策》。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精选15篇）篇十五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基础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路桥工程作为基础建设之一，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有诸多便利，但因其具有涉及面广、施工条件复杂、工序繁琐、劳动强度大等特点，给路桥工程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对路桥工程管理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提升路桥工程管理水平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