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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一
姓名：张雪涛。
学院：计算机学院。
学号:08093556。
班级：信科09-2班。
[摘要]印象派画家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家对色彩的研究成果，经过反复的写生实践，印象派画家意识到潜在于自然表象中的视觉的内在真实性。与古典学院派相比，印象派在艺术创作中推崇的是人的感觉，而不是人的理智。印象派画家在艺术上表现的是自己对自然的真实感受印象派对光与色的迷恋，为西方绘画技法、观念革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象派绘画的视觉革命在西方绘画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字]印象派、光与色理论、色彩视觉、莫奈、德加、凡高。
[正文]印象派是19世纪后半期诞生于法国的绘画流派,他们吸取了柯罗、巴比松画派以及库尔贝写实主义的经验，根据光色原理对绘画色彩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其代表人物有莫奈、马奈、毕沙罗、阿德加、莫里索、巴齐约以及塞尚等。他们重写生、重实践，主张走出画室，描绘外光和大自然的瞬息变化，用奔放的笔触和没有调和的颜色在画布上直接糅合，形成冷暖色调对比强烈的新画风。借用“物体的色彩是由光的照射而产生的，物体的固有色是不存在的”这一最新的光学理论，印象派画家认为，景物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有不同的颜色，他们的使命便是忠实地刻画在变动不居的光照条件下的景物的“真实”，这种瞬间的真实正是印象的表现。色彩成为了印象画作的主旋律，而整个画面的自然气氛则成为了他们追求艺术的目标。
印象派画家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家对色彩的研究成果，经过反复的写生实践，印象派画家意识到潜在于自然表象中的视觉的内在真实性，他们开始觉悟。莫奈的画描绘了从大自然中得到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印象，散涂的笔触急骤地涌上画布，给画面上最暗的阴影区也带来色彩。莫奈便是第一位以他的给画深入探讨这种视觉的艺术家。1874的一幅《日出印象》导致一个新的运名称（印象主义）由此产生。在他晚年的壁画《睡莲》中，他从自然中分离出各种亮色彩运用点彩的方法加以表现。已将光与色发挥的淋漓尽致，展现在人们的是以绿色调为主色彩，画面鲜亮而且活力。完会突破了形、传统用色的束缚，更多的是随心所欲，但任不乏色彩的科学存在性。印象派的绘画为了很好的表现光对色彩生成的规律，大多运用纯色，用点彩的方法使色彩在画面上达到一种空间混合的效果，要观众也参与到绘作中来，用眼睛来调和画面的色彩，这是印象派作品的一个普遍规律。这样更有利于观众及其作品的交流。
印象派画家不单纯只研究阳光对色彩的影响，也还研究室内灯光，室内舞台光钱的魁力。德加是一个喜欢表现舞台题材的印象派画家，他不同于莫奈、西斯莱、毕沙罗，他认为“我是善于用线的色彩画家”，颜色使物体表面光彩熠熠，让舞蹈演员们轻薄透明的短裙闪烁着光亮，他就这样达到了作为十九世纪末标志的最辉煌的一种仙境。
凡高是最具有情感个性的画家！他的每一笔都几近疯狂的流露出他的情感的内心世界。应该说他的画上的色彩并没有脱离印象派画的客观性，只是他次这种客观加入了情感而已。心高的《星夜》显示了如何运用色彩获得强烈的表现效果。深紫色的天穹，黄色的星光，向上缭绕的绿色柏树侧影都给人一种极其不安和骚动。他的这幅画运用了许多不安份的带有色彩的线条，略不同于点彩，但其空间混合的原理则是一致的。他对较深的色彩十分敏感，所以又在谈到《夜晚的咖啡馆》时说：“我试图用红色和绿色为手段，来表现人类可怕的激情。”《夜晚的咖啡馆》是由深绿色的天花板、血红的墙壁和不和谐的绿色家具组成的梦魇。金灿灿的黄色地板呈纵向透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进入到红色背景之中，反过来，红色背景也用均等的力量与之抗衡。这幅画，是透视空间和企图破坏这人空间的逼人色彩之间的永不调和斗争。凡高把他的作品列为同印象主义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
印象派把精力主要用在探求外光和色彩的表现上，在光和色的追求中表现内心感受，表达客观物象的美，不仅为风景画开辟了新画风，而且还由此引发了西方绘画革命。这种变革不仅是在技术层面，更主要在观念层面，那就是艺术的自由。艺术从过去“画什么”变为“怎么画”，这也是世界美术史不断争论的话题。印象派告诉我们“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画”。这是印象派的一个成就，它引起了艺术史上对于形式的变革，使艺术不断地花样更新，使艺术表现手法更丰富多样。
印象派尝试着纯粹的“外光”描绘，以及新的色彩关系分析，并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法则和他们的艺术观点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是光的照射作用，才显现出它的物象；而一切物象又是不同色彩的结合，太阳光是由七种原色组合而成。如果离开了光和色彩便没有这个世界。他们还认为：画家要认识这个世界，主要是从“光”和“色彩”的观点上去认识，“光”和“色彩”既然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也是画家认识世界的中心，所以画家的任务也就在于如何去表现光和色彩的效果。“光”为“色”之母，有光才有色，世界上任何具体的物象和事件只是传达光和色彩的媒介罢了，它本身的意义是次要的！这种艺术观念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从而支配他们的创作活动。为了对光和色的效果进行研究，印象派画家们把画架从画室搬到了露天，以便对日光——自然光下的事物进行研究，捕捉和描绘物体在阳光照耀下色彩的微妙效果。
另一方面印象派画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光和色的效果上，即把光和色从事物中分离了出来。本来光和色都是依附于事物本身，或固着于事物本身的。现在它们被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因素。这样，事物本身的实体感、实在性被抛弃了，由光和色所达成的组合效果来代替。所以在印象主义绘画中，事物的实在性消失不见了，一切都显得通体透亮，空灵无比。印象主义因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绘画语言，即依据其调子而不依据题材本身来处理一个题材，采用原色并列、重叠和补色手法。为了表现物体的动态变化和光色的斑斓绚丽、光怪陆离，印象派画家采用小笔触和色调并列的方法。有些颜色不再是在调色板上调配，而是红、黄、蓝三原色并列或重叠，并把红和绿、黄和紫、蓝和橙色互补对比，使色彩在强烈视觉冲击中产生新的和谐。印象派新的“光色”技法形成了新的绘画语言，令人耳目一新。
可以说，印象派绘画在光与色的表现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他们的画在光、色中求形，以光与色的讴歌表现意和美。他们理解了光、色、形、意、美在绘画语言中的辩证关系，把闪烁的阳光和微妙的阴影引入画面，使得绘画变得清新明丽、生机盎然。在印象派绘画作品中，光和色是基本的绘画语言、艺术要素，是快速跳动的音乐旋律和慢慢流淌的文化符号。光和色是形、意、美的艺术起始点，形、意、美在光和色中成形、达意、示美。印象派画家最基本的绘画技法是竭力探索一种有效方法，以突破物体单一的、表面看来一成不变的“固有”色。他们力求捕捉物体在特定时间内自然呈现的瞬息色彩，亦即那种受一定环境条件、空间距离和周围其他物体影响的颜色。他们从画水开始，把水波反射出来的五光十色描绘得惟妙惟肖，进而扩大到从建筑物到天空的光与色的表达。
印象派继承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表现，而且进一步深入到绘画语言本身，展现了色彩动感、明亮的视觉感受。而古典学院派绘画只注重刻画形体，相对地不重视色彩的变化，认为光与色是两回事，色彩关系主要是用素描色彩，以棕色调为绘画的主要基调，以褐色或黑赭色表现物体的体积和明暗调子，用色相对淡出，仅仅是出于审美观的不同要求或者是为了作品的主题考虑。印象派绘画最突出的视觉革命就是摒弃了学院派绘画最为重视的固有色观念，由光的变化来决定色彩的变化，从而引发了一场色彩的革命。印象派画家不认同固有色，认为色彩的根源在于光，他们在直接的光线状态下观察事物，以描绘出大自然的光色变化，把握对事物的“瞬间印象”。他们改变了色彩单调的传统画法，采用一种符合光学原理的新画法，即按照“光谱色”选用颜料，以便充分表现大自然在阳光照耀下的复杂微妙的色彩变化，在这里阴影也不再是单调的灰色或黑色，而是画面上物体颜色的补色。由于不再使用轮廓线，物体的外形因而模糊，这使得印象派绘画变成了光影、气氛和色彩融合之作。
从世界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在印象派绘画这个部分，尤其色彩鲜艳和斑斓。印象主义绘画一般被认为是一场色彩的革命。作为一种美术思潮，印象主义绘画在世界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推动了以后美术技法的革新与观念的转变，是划时代的绘画流派，为20世纪现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二
西方绘画源远流长，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彩陶绘画。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的绘画艺术经历了文艺复兴、巴洛克、浪漫主义等多个时期的变革与发展。每个时期的绘画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风格，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艺术观念。西方绘画一直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高度赞誉和追捧，成为世界绘画史上的一颗明珠。
西方绘画在艺术特点和技巧上有着独特之处。首先，透视法是西方绘画中的重要技巧，通过控制线条和色彩的透视关系，使画面展现出更生动的立体感。其次，色彩运用精妙，西方绘画强调色彩的对比和光影的变化，通过色彩的运用，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氛围。此外，西方绘画还注重细节的描绘，并在人物形象、背景细节和静物构图等方面力求真实和细腻。这些艺术特点和技巧使得西方绘画成为世界绘画艺术的瑰宝。
西方绘画的艺术题材丰富多样，包括肖像画、风景画、历史画、宗教画等等。其中，肖像画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要特点，通过画家的技巧和刻画表情、姿态等方面的突出，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风景画则着重于描绘自然的壮美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运用色彩和光影的变化，使画面具有强烈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在风格上，西方绘画包括写实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多种风格，每种风格都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内涵，各有其受众和价值。
欣赏西方绘画，让我深深感受到其卓越的艺术魅力。首先，西方绘画给我展示了不同的时代和文化的艺术风貌，它们在题材和风格上的多样性令人叹为观止。其次，西方绘画通过对细节的描绘，展现出画家的造诣和独到的艺术眼光，在我欣赏中充满了对艺术创作的赞叹和敬佩。最后，欣赏西方绘画也使我感受到艺术对人情感的触动和启发，其中蕴含的思想和情感引起了我对自身内在世界的深入思考。
西方绘画给我带来了许多启示和反思。首先，艺术是跨越时空的语言，它可以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其次，通过欣赏西方绘画，我深刻认识到艺术创作需要对人性和情感的敏感和理解，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世界和生活的感悟和思考。最后，欣赏西方绘画也让我发现自己对美的追求和个人审美的特点，这让我更加重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独特的艺术品味。
总结：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和时代的精神，更是对生活、情感和人性的体现。欣赏西方绘画不仅可以拓宽眼界和enrich自己的审美情趣，还可以引发对艺术和生活的深入思考。因此，我们应该珍惜这一绘画艺术宝库，从中汲取艺术的智慧和灵感，使之成为我们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的一部分。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三
绘画是一门能够通过色彩、线条、形状等元素表达情感和思想的艺术形式。在西方绘画中，艺术家们通过精妙的技巧和个人风格，创造出许多精彩的作品。作为观者，我深深被绘画所吸引，并从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和心灵上的满足。
西方绘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如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等崛起，他们开创了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他们追求真实和完美，创造了许多不朽的作品，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艺术界，也对后世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段：西方绘画技巧的研究。
西方绘画在技巧上相当讲究。从色彩运用到透视法的运用，都需要艺术家具备深厚的素养和扎实的基础。在观摩西方绘画作品时，我发现艺术家们常常能够运用透视法创造出立体感，使画面更加真实而生动。此外，色彩运用也是西方绘画中一个重要的技巧。艺术家能够通过色彩的运用传达情感，让观者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些技巧的研究和运用，使西方绘画作品更具有吸引力和艺术性。
第四段：西方绘画的题材和风格。
西方绘画的题材多种多样，无论是风景、肖像、历史场景还是抽象等，都有丰富的表现方式。例如，印象派的艺术家们喜欢通过捕捉瞬时的光线和颜色来展现自然界的美丽。而表现主义则更加注重表达内心情感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每一种风格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审美价值，使西方绘画更加多样化和丰富。
西方绘画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启迪。通过绘画作品，艺术家能够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与观者产生共鸣。我在欣赏西方绘画作品时，常常会被作品所传达的情感所触动，从而产生对生活、对世界的更深入的思考。西方绘画给予我一种平静和安慰，它使我看到了人类的艺术创造力和对美的追求。
总结：西方绘画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通过对其历史背景、技巧、题材和风格的研究和欣赏，我意识到绘画作为一门艺术形式的独特之处和无穷魅力。西方绘画的心灵启发和触动让我更加热爱艺术，并激发了我对创作的渴望和追求。通过继续学习和实践，我希望能够在绘画领域取得更多的进步，并为创造更加美好的艺术作品而努力。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四
始终无法忘记初中时刚接触绘画，听老师讲起梵高，在美术书上看到他的向日葵，我说不出他的画那里好，但他的画就是让我着迷，如痴如醉。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也许是他的热情感染了我，我希望我就是那朵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
后来慢慢的对梵高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生性善良，热爱生活，但在生活中屡遭挫折，艰辛倍尝。他献身艺术，大胆创新，在广泛学习前辈画家伦勃朗等人的基础上，吸收印象派画家在色彩方面的经验，并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许多洋溢着生活激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向日葵》、《星夜》、《麦田群鸦》等代表作，大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表现了他心中的苦闷、哀伤、同情和希望，透过这些作品，我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梵高，更加理解画家的精神和思想。
文森特•威廉•梵高，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24岁之前曾在海牙、伦敦、巴黎等地的古匹尔画店当店员，后来成为传教士，在比利时西南部的博里纳日矿区传教，由于同情和支持穷苦矿工的要求而被解职。在度过了一段极度失望和贫困的生活后，他决定在艺术的探求中完成自我的解脱。1880年以后，他到处求学，向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求教，向荷兰风景画家安东•莫夫学画，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学。在1886年以前，他的作品还都处于探索的时期，代表作有《吃土豆的人》、《纺织工》等。1886年梵高随他担任古匹尔画店高级职员的弟弟来到巴黎，结识了图鲁兹一劳特累克、高更、毕沙罗、修拉和塞尚，并参加印象主义画家们的集会，在色彩方面受到启发和熏陶。1888年2月，他同高更结伴同行，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写生作画，长达一年之久。这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南国的强烈阳光和阳光照耀下的市镇、田野、花朵、河流、农舍和教堂，使他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明亮一些，再明亮一些!”但后因两人意见不合，高更离去，梵高的精神也开始逐渐分裂。梵高于1888年12月23日发病后，病情时好时坏，时重时轻，一次次住进医院。1889年5月他被送进离阿尔一公里的圣雷米神经病院，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病人。但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梵高的绘画竟然突飞猛进，风格迅速形成。然而这奇迹的代价却是一个灵魂的自焚。1890年，经过圣雷米的德莫索尔精神病院的长期住院治疗，病势稍有好转后，梵高回到巴黎，住在瓦兹河畔的奥韦尔，接受伽塞医生的专门治疗，并勤奋作画，作有《伽塞医生肖象》、《奥韦尔的教堂》等。但是，在1890年10月27日，在同伽塞医生发生争吵之后，梵高在麦田里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梵高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直到去世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些作品中作者突出地追求自我精神的表现，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这样的艺术对20世纪表现主义影响甚深，特别是苏丁和德国表现派画家，从梵高的作品中吸取了不少重要的原则。他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画家。但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一共只卖出过1幅画。
提起梵高的经典作品，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向日葵》。它是梵高在阳光明媚灿烂的法国南部所作的，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画面上那种仿佛是从作者内心里流淌出来的金黄色肆意渲染，单纯的陶罐花瓶，粗糙的台布，层层叠叠的阳光交织成的背景，在台布上泛动着光晕；充满朝气的9朵向日葵正值盛开时节，花盘未尽显露出来，甚至带着娇嫩的绿色，而另外几朵向日葵则是苍老的、成熟甚至是行将颓败的，花瓣残缺不齐，枝桠僵硬并扭曲倾斜。这似乎暗示着某种宿命，虽然在强烈阳光的沐浴底下，向日葵还是逃脱不了苍老颓败的结局，仿佛一切都那么短暂地辉煌，世间万物都不可能像太阳一样永恒放光，短暂似乎是一切万物的宿命。然而，梵高将阳光的金黄色强加给了所有的背景物，空气、花瓶和台布等等。当他一笔笔仔细地完成从调色板到画布的颜料转移时，他应该看到，整个画室里已经被那种耀眼的金黄色所照亮了，包括他的脸，他那严肃的表情，他的精神世界。在梵高的笔下，那一团团如火焰般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他们更狂放地表现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烈渴望与顽强追求，宣泄着画家对生命的尽情体验与永久激动。
梵高的另一幅代表作品《星夜》，画于1890年6月，现藏于纽约现代美术馆。《星夜》呈现两种线条风格，一是弯曲的长线，一是破碎的短线。二者交互运用，使画面呈现出眩目的奇幻景象。这显然已经脱离现实，纯为梵高自己的想象。在构图上，骚动的天空与平静的村落形成对比。柏树则与横向的山脉、天空达成视觉上的平衡。暗黑的龙柏树巫一样飘舞着，涡旋般的星云、旋转的大小星体、甚至是新月都在快速旋转中。那种狞厉的流纹仿佛是宿命的流向，一切都是动荡不安的，摇摇欲坠的。而教堂的尖顶显得那么渺茫无助，它的尖顶几乎被夜空的涡漩所淹没。梵高的世界其实就是如此脆弱无助，而他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涡漩中。全画的色调呈蓝绿色，画家用充满运动感的、连续不断的、波浪般急速流动的笔触表现星云和树木；在他的笔下，星云和树木象一团正在炽热燃烧的火球，正在奋发向上，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梵高曾在给弟弟迪奥的信中写道“凝望着璀璨的星空，我总是不由得浮想联翩……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夜空中闪烁的亮点不能像法国地图上的黑色标志那样容易到达呢？我们只需坐上火车就可以到达特鲁斯肯或卢昂，而到达星星那里却要经历一次死亡之旅”。梵高所描绘的那些搅动着的漩涡似的星辰，在我们看来也许只是新奇创意的景色，但事实上那是作者心中的暗涌，以及对死亡的诠释。或许对于梵高来说，死亡并不是灾祸，而是通向天堂的隧道，是种精神的解脱。
梵高的最后一幅油画是《麦田群鸦》，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幅逼真而可怕的写照，也是他留给世人一份刺目的图像的遗书。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一块被三条岔道切割成两等分的麦田，最左边的道路几乎呈现出一种边界的状态，中间一条道路以令人无限遐想的s形向远方延伸，道路的尽头全是一片迷茫与阴森，道路旁边是充满敬意的绿草，另一条道路向右边遽然偏离并消失。它仿佛一个举着双臂的人，平躺着，双肩上举着丰收的麦田。那种令人激动并慰藉的金黄色，仿佛太阳照耀的圣域，它点燃了一个人的内心的喜悦。而却在此时，天空令人不安地被乌云遮住了，准确地说，那是一群会飞动的阴影，它是一群乌鸦，纯黑色的乌鸦以及远处天空中出现的阴霾仿佛是女巫的黑色大氅一样遮住越来越少的阳光和麦田的光芒。它是一种矛盾的心情，是一种内心深处隐约的恐惧。这就是濒临死亡之前的梵高的世界，他眼里的世界分为两种颜色，一种是令人激动的金黄色，它是属于他那执著的精神的阳光色彩，另一种是令他恐惧的阴影和失望，他对那个世界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他的心情因此被切割瓦解，一块麦田因此陷落，一片阳光因此而支离破碎。
梵高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作画，像荆棘鸟般用灵魂与鲜血谱写生命的最后华章。在这幅绝笔画中表达出梵高的“悲伤与极度的寂寞”，他的结局似乎早就注定了。于是在奥维尔，七月灿烂的夏天，他朝自己的胸膛扣动了扳机，倒下的一刹那他的灵魂归于永恒的金黄色大地，这位癫狂的天才画家终于得到了解脱。
我要向我灵魂深处最爱的艺术家致敬，梵高一生坎坷，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破碎。一如大海，风暴时起，颠簸倾覆，没有多少平稳的陆地了。然而与之相对的，却是他对艺术的爱。在面对不可遏止的疾病的焦灼中，他说：“绘画到底有没有美，有没有用处，这实在令人怀疑。但是怎么办呢?有些人即使精神失常了，却仍然热爱着自然与生活，因为他是画家!”“面对一种把我毁掉的、使我害怕的病。我的信仰仍然不会动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绘画有着偏执信仰的“疯子”，用其短暂的一生向我们描绘了他对生命的热爱与追求，诉说着他的激情与理想，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永恒的色彩。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五
《西方的智慧》是由伟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著作的，是继《西方哲学史》后罗素的又一部哲学著作。写作《西方的智慧》时，罗素已年逾八旬，可以说，这是一个智慧老人一生研读西方文明的结晶，因而，将此书视为学习西方文化的入门书也不为过。
罗素说，只凭阅读本身并不能提高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如果一生中能读到一本好书，在阅读中又感到乐趣，这种乐趣又把我们引深到思考中去，在思辨中再得到更大的乐趣，这才是一本好书应有的介值，也是它真正存在的意义。而《西方的智慧》正是一部能够把人引向真正的思考，而阅读起来又倍感轻松的智慧书。
“哲学家们工作的时候都在干些什么？”
开篇第一句，罗素的设问。他没有直接地、明确地回答，而是用了四十多万字细数了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大部分为“兼职”的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研究的内容。兴许罗素写作此书时情况还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兴许他通过这本书想要传递下去的思想也远不止这个问题的答案，抑或他只是希望能抛砖引玉地引起读者的思索、而不在乎具体思索的内容，但处于21世纪的我读完全书后却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
个人认为，哲学更像是把其他所有“专业”整合起来、从中提炼出一些本质东西的工作。“专业”发展到后来便是“职业”，而哲学是并不那么容易成为“职业”的。现实情况的复杂可能并不允许每一位哲学家都对所有科学理论的最新进展了如指掌；但或许，只要依然记得古典哲学的精神、尽可能去看一看“全景”、对这个世界的老问题以及不断被人类制造出来的新问题有个大体上的了解，就能“有所长进”，至少能避免许多主观性错误。
当然，这些思考并不妨碍我在阅读《西方的智慧》的过程中同时发现许多快乐——自由思考的快乐，理性的快乐。“通过非我之伟大，自我的界限便扩大了；通过宇宙的无限，那个冥想宇宙的心灵便分享了无限。”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封底上爱因斯坦那句话：
“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苏联双簧管专家的到来，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来自西方的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方法。当时苏联专家的教学风格是注重手指技巧，轻视对音色的控制和基本功训练，哨片偏薄，音色也薄而亮。当时国内乐团因急需双簧管演奏员，多从唢呐演奏员里挑选人员转学双簧管演奏。到了上世纪50年代，我国聘请了德国演奏家魏切西和捷克演奏家亨邓塔在北京开办大师班，经他们培训出的双簧管学员，首次接触到了有别于苏联的教学方法和演奏技巧，使我国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文艺事业翻开了新篇章，大量西方古典音乐唱片、磁带以及cd出现在市场上，音乐爱好者们见到了不同演奏家、不同演奏风格的音乐作品。双簧管作品录音在当时的市场上虽数量极少，但以霍利格尔、谢林博格为代表的德国体系演奏家录音资料的出现，仍然极大地开拓了国内双簧管爱好者的眼界。能够赴欧洲特别是西欧学习，成为了当时国内双簧管学者的梦想。有个别学者通过罕有的机会得以赴欧美留学，如今这些学者除个别留在欧美工作外，大部分都已归国任教，并成为第一批将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带回国内的教师。他们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学积累，已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科学方法，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双簧管教学领域的顶梁柱。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大批国内音乐学院学生得以赴欧美学习双簧管，这其中又以赴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居多。他们大多在国外学习多年，能够全方位地接触到西方音乐和教学方法的精髓，这些学者归国后大多成为了当今各大音乐院校和乐团的青年教师与演奏员，为中国双簧管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机。更有甚者，通过自身努力已与欧美著名演奏家、教育家比肩而立，例如现担任纽约爱乐乐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的王亮，以及年纪轻轻就已获得德国著名音乐学府莱比锡音乐学院双簧管教授职位的林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当代国内各大音乐院校的双簧管学习者既能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音乐资料，也有机会在学习期间参加国内外各类双簧管专家的大师课，学习到更多先进的演奏技巧和方法，最终通过科学的练习达到更高的演奏水平。经过几代双簧管教育者的努力，中国双簧管学者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二、哨片和基本功训练。
哨片对于双簧管演奏者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发声载体，它就好比人体声带对于歌唱者一样重要。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非常重视学生对哨片的控制以及基本功训练。通常学生在初学阶段，必须掌握单独吹奏哨片的技能。一般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在哨片上练习从低音到高音，再由高音返回低音的长音、音阶以及滑音，学生需要通过哨片尽可能吹奏出最低音(通常是低至小字一组的so或升fa)至最高音(通常为小字二组的re或升re)的每个半音，直到能够将音阶节奏吹奏得平稳均匀且音准准确，然后再练习由最低音到最高音的上下行滑音，有的教师还要求学生能够在哨片上吹奏出部分乐曲的旋律。这一练习旨在提高学生对哨片的掌控能力，体会如何使用嘴型和气息的变化去控制音高和音量，因为在单独吹奏哨片时，嘴和气息的压力要远大于在乐器上吹奏，所以当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吹奏哨片的方法时，也就能在吹奏乐器时更加轻松。近年来，此种哨片练习法已逐渐被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熟知并加以运用，对于快速提升我国双簧管初学者演奏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哨片制作方面，西方双簧管教师一直主张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哨片，并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哨片制作的全过程，有些音乐院校还会定期举办哨片制作研讨会。反观国内在此方面的现状，虽然教师们特别是有留学经历的教师大都具备教授学生制作哨片的能力，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生们更多地选择直接购买成品哨片，很多学生甚至不具备对哨片做细微修整的技能，这不得不说是极其遗憾的。哨片制作虽然工序繁琐，耗时费力且成品优质率较低，但通过制作哨片，学生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哨片的发声原理，并明白在吹奏时哪些问题出自哨片，又应该如何调整而使吹奏变得更容易。笔者认为，只有通过亲手实践，才能充分了解哨片乃至乐器的工作原理，从而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平。值得庆幸的是，近两年来，国内出现了以葛克迅先生为代表的具备工匠精神的发明人才，研发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技术的做哨机。他研发的做哨机可在法式和德式哨片模具中切换，且体积小巧，容易操作，在哨片精修步骤中为双簧管学习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使哨片制作变得更轻松、灵活且具有很高的成功率。这一研发成果得到了中西方双簧管演奏者和教育家们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双簧管人对全球双簧管爱好者的一大贡献。基本功训练主要指强化学生在气息、音色、音准、节奏等方面的训练，此类训练对学生掌握优美的音色、正确的音准和稳定准确的节奏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的训练尤其以德国教学体系最为系统和科学，德国拥有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交响乐团和双簧管演奏家，这和他们历来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基本功训练密不可分。近些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强化基本功训练已成为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的共识，并着力在提升学生气息、音色、音准等专业素养上创造出更多的科学方法。首先，在强化学生气息运用上，中西方双簧管教育者有着一致的方法和见解，即通过有节奏的吐气、吸气练习，以及运用吹吸管、吹纸巾、变换站姿和坐姿等方法，让学生充分了解到吹奏双簧管的呼吸原理和控制气息的能力，然后将这种呼吸法逐渐运用到长音、音阶和乐曲的练习中去。其次，在熟练掌握气息运用的前提下，通过嘴型的配合让学生吹奏出圆润而优美的音色，同时加强训练学生的听力，让其逐步摆脱对校音器的依赖，最终靠听力分辨所奏音符的音准。在节奏训练方面，由浅入深地使学生掌握好每一种节奏型，从最简单的四分音符开始，运用各类教材上的节奏练习，强化学生对每种节奏型的记忆。在练习乐曲时，应让学生分段、慢速练习，当学生在慢奏时既能做到节奏准确，又能做到运指清晰，接下来便可提升到下一个更快的速度，如此反复练习。最后的目标是让学生在演奏中既拥有优美松驰的音色，又让听众在音准、节奏上找不出问题，从而达到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演奏水准。
三、乐感的培养。
双簧管的演奏既要有“器”，更要有“乐”，要使二者融为一体。[2]如何培养学生在演奏时的音乐感觉和处理方式，一直是音乐教育者的重要课题。在此方面，中西方具有各自的教学特点。在西方，以德国、法国为例，德国的双簧管教师往往要求学生熟知所吹奏乐曲的时代背景、作曲家和作品特点以及当时的音乐风格，并在遵循乐曲时代风格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和声变化，从而确定乐句的走向。学生对乐句的处理和衔接，以及对音准、节奏的准确把握，是他们所看重的。而在法国乐派，教师们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更偏好启发学生的想象力，着力培养学生在音乐处理上的个性化，在遵循乐句基本走向的同时强调突出重音、强弱对比以及音头音尾的细节处理。由此可见，在乐感的培养方法上，中国的教学模式与法国体系相近，擅长采用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更多的是通过给学生讲故事或营造画面感的方式，调动学生想象力。当然，这种教学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由于缺乏对乐曲和声、旋律的分析，音乐处理过于自由，容易出现学生每次演奏同一首乐曲时都有不一致的处理，并且音乐线条不够连贯，乐句走向不够清晰，学生受自身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很大，容易造成音乐处理时好时坏的结果。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学生实际来确定教学方法。如果学生具备较好的基本功，即拥有优美圆润的音色，能很好地控制节奏和音准，则应对其在音乐处理上着重进行启发式教学，在学生分析完作品背景和乐句走向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画面感，增加学生在演奏时的肢体动作。应针对不同风格的乐曲段落，营造不同的场景和故事。如果要演奏一段忧伤的旋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出一个忧伤的故事情节或回忆一段忧伤往事。而如果要演奏一段节奏明快的舞曲，则可以在演奏前先带领学生编排一段相同节奏和速度的简单舞蹈，用脚步或手掌击打出重音的位置，帮助学生找到所演奏舞曲的`韵律和节奏特点，在吹奏时也可以加上之前编排的肢体动作，从而演奏出作曲家想要传达的效果。反之，如果学生基本功较差，在演奏时需要顾及诸如呼吸、音色、音准、节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演奏负担较重，则应在加强学生基本功训练的同时，引导学生从作曲家、乐曲时代、乐句走向入手分析，在乐谱上为学生明确规划好音乐处理的细节并加以标注，尽力让学生在演奏时有一个清晰的线索和轻松的状态。
四、重奏、合奏课程及舞台艺术实践。
重奏、合奏课是音乐演奏专业不可或缺的课程，它能够帮助学生增强对音准、节奏、音乐处理等全方位的控制能力，训练学生在与其他乐器一同演奏时协调音量平衡、强弱对比等方面的合作技能，为学生毕业后加入职业演奏团体打下基础。现今中西方的音乐院校普遍都开设了重奏、合奏课，中西方在课程开展方式上也基本相同。重奏课多是由指导教师布置乐曲，牵头组织不同专业学生搭建重奏组，也可由同一专业的多名学生组建重奏组或室内乐团。西方音乐院校极其重视学生的重奏课程，除要求学生每学期必修此门课程并完成学分外，还鼓励学生登台演出。不管是在校内免费音乐会，还是在校外的商业演出，抑或在教堂里的公益性演出中，经常可以见到学生重奏组或室内乐团的表演。在国内，近些年来重奏课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学生们登台演出的机会，特别是在校外舞台展示的机会仍然不多，社会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偏爱室内乐重奏的观众群体，学生们的重奏技能和曲目难度也与西方院校有较大差距。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与国内院校较少邀请国外重奏专家来做有关重奏技巧的专题讲座有一定关系。在合奏课程的设置方面，中西方均是以学生乐团的形式来开展这一课程的，不同的是，国内院校的学生乐团多采用标准的乐团编制并只选拔优秀学生参加乐团，虽有个别院校设立了不只一支学生乐团，但仍然会出现一部分学生难有机会加入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情况，特别是像双簧管这样在乐团里只需两到三人编制的声部。针对此问题，西方大型音乐院校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比如将乐团双簧管声部由双管编制扩大到四管甚至更大编制，或者每学期轮换不同的学生加入乐团，通过这种灵活的方式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参加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机会，增强他们的舞台实践经验。除此之外，西方音乐院校还普遍开设有乐队片段课程，由具有丰富乐团工作经验的教授为学生授课，指导学生演奏交响乐中的困难独奏片段，这一课程不仅是为学生加入学生乐团作准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提前学习职业交响乐团招聘考试必吹的乐队片段，为学生顺利就业打下基础。近几年，一些国内音乐院校也开设了此类课程，以期达到同样的教学目的。在舞台艺术实践方面，除了中西方共有的重奏、合奏演出形式，更重要的是还举办学生独奏音乐会。在西方院校，每一位双簧管教师在每个学期都会组织一至两场教学班音乐会，音乐会多以免票入场的形式在校内音乐厅举办，目的是吸引社会群众和学生的亲朋校友前来欣赏教学班的教学成果，同时也见证学生们的专业进步。学生需演奏一至两首完整的或节选的乐曲，积累舞台经验，也为未来登上更大的舞台或其职业生涯做准备。国内院校也常常举办双簧管教学班音乐会，但举办频率不及欧美院校，且国内部分教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学生登台演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在曲目选择上往往要求学生演奏难度较高的曲目，或必须完整演奏整首乐曲。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对学生登台演奏设置过高的门槛。此类教学班音乐会的主要目的应为展示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成果，如果学生在演奏中有较多失误等不理想的状况发生，或者通过演出发现与其他同学存在较大差距，也许他们会因此自责或产生一定的挫折感，但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在心底暗自与自己较劲，从而增强与同学的竞争意识，也找到了在下一次演出时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带给他们长远的专业进步和舞台经验。
中西方在传统的双簧管演奏和练习曲目上并无太大差异，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双簧管乐谱和教材都更容易分享与获得，但中西方在曲目选择上仍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区别。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在选择双簧管独奏曲目时，除选择传统的从巴洛克到古典再到浪漫主义时期曲目外，越来越多的现代新音乐曲目被演奏家演奏或被国际双簧管比赛选作规定曲目。这些新音乐乐曲多由当代作曲家(大多是西方音乐院校的作曲系教授们)创作，乐曲往往并不悦耳，所表达的意境多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如表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内心的挣扎、现实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战争与饥荒、环境保护等，甚至有模仿现实生活中各种噪音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被当今大众所接受，但仍然是西方严肃音乐未来发展的趋势。许多西方作曲家认为，这类新音乐实质上并非为讨好现代人而作，而是面向未来的人类听众，相信它们终有被理解并接受的一天。这类作品对双簧管演奏来说极其困难，需要用到多种新指法、新技巧，作曲者大多要求演奏者通过夸张的形式吹奏诸如颤音、顿音、重音、弱音、滑音、范音、多音以及二分之一音、四分之一音等音型，以期达到作曲家所想表达的意境或诉求。在中国，音乐院校的严肃音乐作曲家们也在创作新音乐作品，但他们通常会在作品中加入中华民族音乐元素，并且不会过多使用西方新音乐式的极端技巧。可惜的是，在这类新音乐作品中，为双簧管而作的曲目极其稀少。当今可供双簧管演奏的中国曲目大多改编自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民族音乐作品，其中有反映民族生活题材的作品，如辛沪光的《黄昏牧归》、黎国荃的《牧羊姑娘》《小放牛》、祝盾编曲的《蓝花花》、赵季平的《陕南素描三首》等，还有自然风格主题的作品，诸如朱践耳的《春天的歌》、何占豪的《草原上》、钱恺的《伊犁之歌》等，此外还有孙亦林的《喜讯传到瑶山寨》等社会题材的乐曲。[3]笔者经过多年教学观察发现，当国内学生演奏这类民族作品时，往往能较好地把握乐曲的曲风、节奏和韵律，吹奏起来也比吹奏西方乐曲时更加从容自信，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这片文化土壤上，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了解，但也从侧面证明，若想演奏好西方音乐，也必须从学习西方文化和历史入手，充分了解西方音乐产生的背景和乐曲所要表达的思想。结语综合以上几方面来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与西方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在双簧管教学方法上大都与西方主流教学方法接轨，并且在某些方面保留了中国特色。虽然在针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和艺术实践等方面还需努力，但总体上我们的教学水平正在快速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双簧管这一来源于西方的乐器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让更多中国人享受到它纯美的韵味。
参考文献:。
[1]杨光.双簧管教学及演奏在中国的发展[j].艺术教育，(9).
[2]杨华玉.近十年双簧管教学之得[j].艺术教育，(6).
[3]王向东.试论中国双簧管音乐中民族风格的体现[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5).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七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周易》十分重视管理方法，而其管理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二类，一是变易，二是协调。正是通过变易和协调来实现管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
（一）交易。“易”就是变化，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周易正义序》)，《易传》也讲“生生之谓易”(《系辞》)，认为易就是变化、变易。变易亦即变化、变通、改革之意。这成为其管理的主要方法。为什么要变易、变通、改革呢?首先，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就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永远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水平上，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因此说变易、变通、改革是事业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础。其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通畅，只有通畅了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与发展，并使社会统治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周易》主张对于过时的方针、政策、制度要进行改革，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传系辞》”
（二）协调。无论哪种管理，都是对人财物的管理，实际上，管理就是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其中尤其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现代管理学的要旨，也是《周易》所推崇的管理方法。《周易》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要求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矛盾激化，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它反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出现“太过”和“失中”两种情况。并指出太过则反，即物极必反，人就会走向反面。而失中则致于凶，会使自己(指统治阶级)处于凶险的境地，故而它提出协调的中和、平衡思想，认为“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这同孔子的和为贵以及《中庸》的致中和思想极其相似。它的协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正。《周易》认为中正是管理中追求的`较为理想的协调结果。它指出“刚柔分而刚得中”，“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易传彖》），认为中正可以观天下得吉利，有利于上下级关系的协调。从《易传》对经文的解释看，经文中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二爻、五爻为得其中。因为二爻、五爻分居下、上卦之中，而传统的理解认为得其中则为吉，即使不得位的阴爻阳爻也可因其得中而吉。如《易传彖节卦》“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刚指上坎为阳卦，柔指下兑为阴卦，刚得中指九二、九五分居下，上卦之中。王弼注云；“坎阳而兑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为制主，节之义也。”故“节，亨”。
2、当位。《周易》之爻有当位不当位之说。一般说来，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实际上位是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或代表的身份。当位指地位的恰当，说到底，当位是统治阶级强调尊卑关系，让百姓民众安于现状的一种理论，因为它把阳、阴、君子、小人的关系及君臣、父子间的主从关系看作是自然赋予的一种不可移易的本性。《易传》指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因此可见，《易传》的作者把人们之间的那种尊卑、主从、依附、上下的关系当作是当位的东西。这些当位的东西不能随意变化，若变化则为不当位，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周易》把当位看作是协调的另一重要内容。
3、相应。协调也指上下相应，对立统一。因为对立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并且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协调；统一相应也是协调。所以《周易》除追求中正、当位外还强调相应与对立统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看，乾坤二卦是父母卦，其它六十二卦皆由此而生，这些卦中有许多是对立统一的，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都是完全对立的卦象。这成了六十四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周易》强调对立更重视相应、相交、和谐、统一，如《易传》讲“泰：小往大来。吉，亨”，指的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彖》，把上下相交当成事物亨通的条件。并对否卦的上下不交而带来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后果深感不安。所以它反对上下不应上下不交，要求上下相亲，指出“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易传文言》）。在它看来上下相亲即是相应，相应则社会上下团结一致，从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总之，《周易》是要通过变易、协调等管理方法以实现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从而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代管理学在把人、财、物当成管理对象的同时，也把人当成管理的主体。《周易》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人是管理的主体，把人看成是社会稳定、发展，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之所在。它的主体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为邦本，重视圣人的作用。《周易》认为易有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称为三才。其中，天道、地道只有通过人道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它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杰出代表，正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才“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而设卦观象系辞主要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从而“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气”以便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同上)，通过圣人而通天、地之道，察百姓之情，即“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同上)，把天地、自然界中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给天下百姓，让老百姓运用它像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尧、舜则“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上)。正是圣人能通天地之道并效法“天地变化”而治理百姓，“穷理致性以至于明”，从而使人能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以发展社会。除此外，圣人还通晓人道，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传彖》)，能“通天下之志”而“民从之”(同上)，从而，“知进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易传文言》，化成天下，使百姓安于现状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易传彖》)。
2、重视管理者的道德修养。
由于圣人、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的代表，其道德品行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百姓的教化、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易》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崇德，并能坚持不懈加强修养。特别是《易传》对此问题的认识更高，如前所提它曾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把“履”卦当成树立道德的基础，以“谦”卦为施行道德的柯柄，以“恒”为巩固道德的前提，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周易》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道德的修养与维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于生产，满足于现状。它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要求百姓手中也有一点财富而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综上所述，《周易》有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特别是其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它的精华。如果史料记载不错，我们的分析无误的话，那么，科层制管理可以提前到公元前2000余年前，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出现早了800余年，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管理学的杰出贡献。另外，其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及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周易中的管理哲学思想》作者：李来忠。
《周易管理思想探微》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作者：郭继民；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八
提要：20世纪30-40年代，世界现代性遭遇全面危机，以毛泽东、卢卡奇、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解救现代性危机同时发出以主体性文化复兴为核心理论的呐喊。本文通过比较三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时期的文化观，分析三者在文化创造主体、过程和成果方面的理论差异，发现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化主体性建设理论具有重大的超越性和全面的重建性，对当代中国现代性文化重建也同样具有范式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毛泽东；卢卡奇；马尔库塞。
20世纪30-40年代是世界现代性迅速发展并遭遇-全面危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20世纪30-40年代那样展现出戕害甚至灭绝人性的恐怖场景：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以罪恶的战争和集体式屠杀将对人的践踏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惨痛的悲剧；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借助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构造出丰富的物化生活与强大的消费意识形态，它不但疯狂地掠夺和摧毁着原本和谐状态的自然环境，更解构着人的主体性意识，使人在工具性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中醉生梦死。作为时代精神的文化观念也随之出现忽视理性价值的全球性态势，人类面临理性走到了尽头、人性被无情摧残、自由遭到禁闭、民主被深深地毒害的严重困境中。正是这种现代性生死抉择的历史时期，以生活在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生活在前苏联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和正在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毛泽东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发出了以主体性文化复兴为理论视点，反法西斯、拯救现代性和人自身的呐喊。本文以这三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为例，比较分析三者在文化创造主体、过程和成果方面的理论差异，重点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重要论著中关于文化构建问题超越当时一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权威见解的重大意义，及其对当下现代性文化重建的范式价值。
1文化创造主体——人民本位观的重建。
面对20世纪3040年代的满目疮痍的自然界和主体性沦丧的人性，整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在检讨主体性失落、理性隐去的现实，并努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重建实现对现代性的拯救。特别是当时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从各自的现实生活环境和文化斗争的语境出发，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建立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尤其在文化创造主体问题上开展理论探讨，借以抗御各种非理性的文化。
文化的主体性原则由近代启蒙运动创建，主要为了实现抵抗传统神学而标榜现代的人道主义价值追求。主体性原则一开始就被构建在关于人的存在的定位中，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主体功能”、费希特和谢林的“同一自我”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主体性都是精神性的概念界定。而20世纪30－40年代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却从现实出发，没有按照既定概念来理解主体性。美国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马尔库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性质进行了深入的剥离和抨击。他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选择了迎合消费文化的非理性主义，有意放弃了黑格尔、马克思理性批判传统，使文化丧失了批判功能。继马克思之后，卢卡奇是首先将文化主体的确立从精神世界转向现实活动中的人。这位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现实主义的历史》中，着眼于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强调文化的理性价值，认为文化的主体是人，人的理性价值的展开与确证使文化具有了人道主义性质。他热切希望这个文化主体能够使人民大众自己的生活经历不断向前发展，给工人阶级以自觉。他执著地站在人类历史生成、发展的高度，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视为社会总体过程的一部分。他明确指出，文化的存在、本质和功能“只有在整个系统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卢卡奇1980：227)。但在卢卡奇的心底，文化的创造者主体是人民的教育者、启蒙者，是拯救人民的精神救主。马尔库塞曾批评卢卡奇这种救主式的文艺主体，指出卢卡奇给出的文艺创作者隐藏着西方传统的贵族气息和蔑视民众的文化霸权，这种文艺主体根本无法完成建造工人阶级意识的历史使命。而身处亚洲历史悠久、现实矛盾极为复杂的文化历史语境和中国现实民族矛盾、现代性政治斗争中的毛泽东，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面挑战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境遇，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动力、性质与方式的把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极大的不同。在《讲话》中，毛泽东将文化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全面、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文化主体性问题。
毛泽东认为，历史的发展决不是个别“英雄”、“圣人”的意志表现，历史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实践活动，历史的现实价值和追求目标是人民大众通过反抗斗争而获得的自由解放，因而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可以说，毛泽东准确理解并发展了马克思历史观。正是坚守这种人民主体的历史观，毛泽东发现，在现实中，文化的主体性并非先天设定、与生俱来。实际上，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活动由于缺乏与生活的深刻联系、轻视广大民众的生活价值与生存意义，造成表达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都不具有真正的、广泛的主体性的严重后果，文化从未实际地成为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内容。在现代性视域中，文化应是自由的行为，自由使文化获得了普遍的主体性，而文化的普遍主体性又是人民大众成为更为广宽的社会主体的重要途径。文化应是超越的活动，超越使文化具有了人民解放、社会自觉的功能。而这自由超越的总原则就是文化自身最终回归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1969：817)。20世纪30一40年代的现实生活，一方面是-全球性的人性灾难、理性沉沦、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则是人民对压迫的拒绝，对暴政的抗争，对自由民主新生活的求索、创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旦反映了这真正属于人民的真实生活，就获得真正的主体蕴含。因此，《讲话》告诉我们，文化的主体性是指在文化的创造和享受中，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的、全面的、自觉的人；是人性复归、获得自由民主的过程，是把人民应有的东西还给人民的过程。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历史跨入现代性的新纪元，这不仅是人民大众拥有了一种新的世界解放精神，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对象化方式进入到人民靠自己建立自由民主公正社会制度的自我确证与实现的时代。文化作为现代性新纪元的表达是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重要方式，其主体性的承载者正是人民、正是那曾被旧有一切统治阶级和传统意识形态边缘化，被包括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等西方许多学者视为被拯救对象的“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可以断言，毛泽东对文化主体的全新界定超越了人类以往所有对文化主体性的论断和设计，打破了文化的贵族性、神圣性。就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而言，毛泽东的这一结论不仅代表了20世纪30-40年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最先进观念，而且迄今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本体论出发点。
2文化创造过程——人民实践的大众化。
无产阶级理性意识在20世纪初到30－40年代曾遭遇两次重大挫折：第一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迷惑下卷人战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第二次出现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使无产阶级革命全面实现，相反产生了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法西斯社会。在这种历史情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弥漫着对无产阶级的失望情绪，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低估无产阶级的理性意识，导致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悲观评价，也造成将艺术家视为民众文化导师与救主的错误理论，这些都注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在现代性社会冲突和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真正重建文化主体性。而毛泽东则深刻地领悟到人民大众是社会发展的本体和动因，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首次将人民大众确立为文化主体，使文化第一次拥有了广阔的生存时空、成为众人思想、行动、感受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也使得文化的创造过程和价值功能可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估。在毛泽东那里，文化创造者既不是人民大众的导师，也不是人民大众的救主，而是实现人民为文化主体的中介，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在人民大众的主体性实践中实现的。
毛泽东高度注重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人的能动主体性和文化实践性原则。他认为，文化创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大众的主体性实践的过程。为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探讨了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化创造中介如何实现文化实践大众化的途径。他首先提出文化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同时指出不应只是看到文化工作者对大众进行启蒙、教育、改造的一面，还强调文化工作者向大众学习的一面，从而提出了文化工作者要“深人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的斗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从而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的观点。毛泽东再三告诫文学艺术家：“无论高级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毛泽东1969：820)。文化创造就是要使社会生活主体的人民大众转变为文化主体，将文化作为推动历史发展和展示生活价值的基本方式，实现文化实践的大众化。毛泽东的观点既超越了卢卡奇把人民大众当成被救者的西方意识，也是对当时中国解放区许多有着小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意识的文学艺术家把文艺的大众化理解为“文艺化大众”错误理论的批判。《讲话》曾明确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毛泽东1969：808)。许多人所做的不外是如何迁就大众，迎合大众，改良大众，一句话就是如何化大众，而不是使自己大众化。在《讲话》看来，文学艺术家要真正承担起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主体的责任，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才能在文化创造过程中实现大众化。文学艺术家不应只是把人民大众作为题材加以表现，而是通过对题材的超越去揭示人民大众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发掘、开拓人民大众生活的深广度，使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力得到确证、升华、发展。只在素材、题材、语言上迎合大众趣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穿草鞋，讲粗话的愚昧百姓，其深层动机不过是想向大众推销自己的作品，并用自己的作品去改变人民罢了。事实上，在现代性视域中，毛泽东的这一洞察、论断的精神实质与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家拆解文艺批判性和建设性功能，一味迎合商品意识、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异曲同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文学艺术家想真正成为文化主体的实现中介，必须熟悉人民大众的生活，使自己的情感成为对民众生活的体验，与人民大众心心相印、血脉相通，才能自觉地、亲和地了解人民，才能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必须通过其创作活动使人民大众与实践生活的价值创造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创造的大众化，文化主体性才能实现其存在意义和功能价值。
3文化创造成果——人民创造生活的存在与确证。
从本体论而言，文化创造的成果是对人民创造生活的存在与确证，同时也是生活世界的意义发掘，是历史存在与发展的一种自觉的符号物态化。但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主体的特殊界定，导致他们对文化创造成果理解的偏差。他们大多在利用资产阶级文化优秀成果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文化思想和革命实践与当代各种文化现象结合起来，以此来实现文化成果功能的展开。马尔库塞在《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认为，当代文化创造的目的只是在粉饰、美化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它只具有“为了少数强大的经济集团及其追随者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的社会功能”(董学文等1990：240)，马尔库塞只看到少数强大的经济集团的文化成果，忘却了世界上还有由广大人民大众创造的另一种性质的文化成果，这种观点显然具有片面性。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化理论对文化创造成果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性和党性，这对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影响很大，卢卡奇极富悲剧性的拯救意识使他在把握文学艺术文本时，只将教科书意义上的符合现实主义的作品文本视为文化创造的成果。由于卢卡奇把文学艺术的创作者视为文化的唯一主体，视为对人民的治疗者，因而对他来说，文化成果的批判性只是疗治民众的一种方剂，只是向民众展示病毒原理的教科书，却无法真正消灭现实的病毒。这也根本无法实现文化解放和建设的功能。毛泽东始终把文化成果看成实现人民主体性和推动历史发展的方式，对他来说，文化成果的价值不仅在于显现生活，还在于干预生活、创造生活。只有通过干预生活、创造生活，人民在作为生活主体的同时成为文化主体，成为文化主体的人民才能返归属于自己的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新生活。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文化成果的存在价值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创造者，只有为广大的社会生活创造者所认同，文化成果才能具有普遍而久远的生命力。文化只有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人民大众，被他们接受并在精神上满足他们创造和享受的需求，实现他们显现文化意义和价值愿望，文化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他对文化成果的理解虽宽泛但深刻。他认为，通过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创造成果“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1969：818)。“更高”，指文化成果表现的社会生活比现实的日常生活具有更高的质量，包含更丰富的价值与意义；“更强烈”，指文化成果所表现的包含着人民大众的审美文化情感比日常状态中的情感流露更浓烈；“更集中”，指文化成果表达的人民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具概括性；“更典型”，指文化成果表现的生活更富个性；“更理想”，指文化成果创造出的艺术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民的愿望、诉求比日常生活更明确、更动人。这“六个更”一旦在文化成果中出现，也就实现了对人民实践创造性生活的确证，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的肯定就更具普遍有效性，这就是“更带普遍性”。毛泽东所讲的“六个更”不只是在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意义上讲的，同时也包含了对文化成果艺术性的要求。《讲话》一再强调：“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1969：826)。针对前苏联文艺思想指导下的苏联作品和-3040年代国内一些艺术性较差作品的客观现实，《讲话》指出：“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毛泽东1969：825)。这一观点批评了那些认为人民为主体的文艺作品只能是民间文艺或艺术层次较低的娱乐普及读物的观点，对指导当代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艺术趣味仍具有重要意义。
4结束语。
在东西方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创造的主体、过程和成果是文化现代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在20世纪3040年代现代性遭受重大戕害，面临全面危机之时，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更成为拯救和重建现代性的主要方式。通过对以毛泽东、卢卡奇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观的比较，我们发现，《讲话》不仅代表了东方马克思主义重建现代性文化理解的最为强劲并富有个性的声音，而且也实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无法突围自身传统和语境的超越。《讲话》所表现出的非凡的开放精神和伟大的自信心，不但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独树一帜，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语境中，对于现代性文化事业的建设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意义。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九
从我国现有的条件看，要研究西方音乐史还没有足够的资源，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西方音乐史在我国其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本文就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从我国目前条件上看，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是很有局限的，比如，在我国的图书馆里对于国外的一些藏书、原着的文稿、外国的音乐原作作品并不多，而能够出国学习的研究者并不多，这就给研究西方音乐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国的研究者从外语水平上看，普遍较低，给阅读原文带来困难，这就使原版引进或译着并不多，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使专业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受到限制，大失信心，所以，虽然最初选择了从事外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但最后还是没能坚持初衷，他们经常对本学科的情境担忧，而关键问题却是文化心态。
中华民族不仅具有几千年的文化史，同时具有文化向心力和博大的胸怀，对于外来的文化具有着包容的精神，对外国文明也具有很强的自信心。如今是信息时代，复杂纷繁的文化观扰乱了人们的心，但对于西方的理论，依然有很高的关注度，只是出发点不同。
人类不断经历着变革，全球经济一体化，可是各种文化领域依然有坚固的堡垒。在所谓的“艺术阴谋”下一边堤防着一边去进行学习研究，这种既复杂又矛盾的心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一定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们要敞开心态，开放包容，去学习和研究西方音乐史。人类所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的满足感，只有当物质和精神都达到了满足，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满足，这是西方和我们所达成的共识。换而言之，只有物质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最终才能够使人类升华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音乐艺术，它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食粮。人类的进步和音乐的创作是脱离不开的，也是人类优势生命体构成的一部分。
西方音乐史对音乐进行了记录并进行了分析，它重塑了人类的精神和思想，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探究，从而反应出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我们一定要向国外虚心地学习，可是，也不该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文化角度出发，放眼去看外国的文化，吸取精华，放弃糟粕，为我所用，用他国之长处补我们之短处，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西方音乐史学术思辨成果，为我国的学术做出贡献，使我国的精神文化领域不断拓宽。
有人认为，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处在一个两难之地，在西方音乐史和评论研究之间，既要有理论思维，又要有艺术感悟，而这两者间无疑存在着矛盾，从而会直接影响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然而，换个角度看，其实我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是有着很多优势的。中国文化对于“总括”这种具体的概念比较重视，而对于“推概”这种抽象的东西却不是很重视。而西方音乐史是属于人文学科类，它非常适合于“总括”，却不适合于“推概”。中国人很擅长的是，直接通过事物的内在、体察心灵与事物之间的共鸣。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于诗意，这的确对逻辑思维产生了影响，但是，中国人对于逻辑思维能力却不缺乏，只是在研究问题时，不经常运用逻辑思维方式，因此，这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并能构成影响。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把理论思维能够和艺术感悟很好地进行结合，那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来讲，应该能有一番大作为。
近几年，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人士有上升的趋势，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了成果，但是，和中国的其他艺术相比，显得有些缓慢，在进行研究中，遇到的常见困难：一，资料来源存在问题。要想从国外取得第一手材料，必然会造成物力、财力、精力上的大量耗费，所取得的材料还要进行真伪的甄别，这就加大了工作的难度。二，语言方面存在问题。即便取得了第一手材料，而且也很可靠，但是，怎样才能使翻译得比较准确，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聘请专业人员，不仅要懂外语，还要动西方音乐史，而这方面的人才又非常的欠缺。三，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这一点是很难克服的，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上会有很大的误区。四，我国人们对于西方社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缺乏。想要很好地研究西方音乐史，就要正确地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且对其要深入正确地理解，因为，西方音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影响都很深，所以，不得不对西方音乐史材料的翻译人员提出较高的要求，甚至显得有些苛刻。
如今，中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科学价值，这就难免会存在着学科和文化上的差异。
怎样使文化心态达到理解和平衡，这是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基础条件，所以，我们要用理解和包容的心态，接受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的文化艺术的差异性，找到两者的平衡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西方音乐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未来面临更多的是机遇，因为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具有更大的潜力和价值、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我国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我国音乐学者想要发展民族音乐，西方音乐史无疑是很好的借鉴，所以，西方音乐史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班丽霞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缺失[j]人民音乐。2009,09。
[2]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j]音乐研究。2013,03。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十
2、斯多葛派政治思想对基督教政治思想的影响。
3、新共和主义新在哪里。
4、论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分歧。
5、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文化的诠释。
6、混和政体思想：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发展。
7、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国家”概念的复归。
8、近代社会契约论与自由主义的国家观。
9、论近代人权思想在当代的命运。
10、论卢梭的“公意”思想。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十一
在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中就“存在神学”问题的探讨，是历代学者们经常予以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史学家从多方面曾做过诸多论说。“存在”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两千多年来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因此，本文就“存在”这个概念进行浅显的分析。
巴门尼德存在唯一本质。
“存在”概念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处于繁芜丛杂的流变中，直接对于万物进行研究，只能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由于事物的流变性而不够稳定与可靠。他认为，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而其认识对象必须具有永恒性，因而只有常驻不变的东西才是真理认识的对象。自希腊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为最高理想，而自然哲学由于自身局限于感性领域而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基于对自然哲学局限性的认识，巴门尼德将眼光从流变中的万物投向单一的本质，从而提出“存在”这一概念。进而开创了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之路。
在《论自然》一开头巴门尼德就借助女神之口提出了两条研究的途径：第一条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第一条路被他称为真理之路，第二条被他称为意见之路。他认为，只有沿着第一条路研究，即认为承认万物的本原——存在，并对其进行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真理性认识。接下来他又描述了“存在”所具有的属性：
第一：存在是唯一的，连续的和不可分的。
第二：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也不灭。
第三：存在是不动的。
第四：存在是完满的。
第五：存在是思想的对象。
从上述的几条我们发现：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我们所能具体感知到的经验的存在，而是一种由我们理智所把握到的一个抽象范畴。前四条所描述的属性，使得我们很难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设想出这么一个东西，这也是巴门尼德所要达到的效果：他所认为的“存在”，是一种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次的范畴，这就不能用具体事物的属性来描述与辨别。但是，在巴门尼德那里，他并没有对于存在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描述，这也为后世研究存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于人们所具有的常识性的思维方式，人们在理解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的时候，会尝试着用常识的思维模式去理解（特别是在古希腊时期，这一点在自然哲学家身上显得尤为突出），这样就违背了巴门尼德的初衷了。因而在这里，人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则分为对于“存在者”（存在物）的理解和对于“存在”本身的理解。而对于这两个不同方面的理解，产生了后世缤彩纷呈本体论思想。
性主义哲学发起了挑战。这样，人们就不得不通过海德格尔，来重新评价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并进而重新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了。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１８８９—１９７６）是现代西方、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不是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区分”。他认为，“存在”与“存在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存在者”；而“存在”却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它又不是“种的普遍性”，而是一种“超越者”，超越于所有的存在者。宇宙本身也只是一种最大的“存在者”，它生发了“存在”，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存在”。任何可以定义的东西，都只是“存在者”；而“存在”既然不是“存在者”，当然是无法定义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他。“认识是在世的一种方式”，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万物，是因为人一向就已经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这就是人与其它存在者的特殊之所在。海德格尔说：“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不仅向思想隐蔽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根据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在他看来，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就有两个追问方向：一是追问“存在者”，一是追问“存在”。但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的占主流的西方的传统哲学，就其总体而言，忘记了“存在本身及其真理”，模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并以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孜孜以求。而追问“存在”的哲学思潮，虽然在古代曾经有过可喜的开端，但后来几乎被淹没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长达二千五百年期间，这种迷误居然得以延绵。因此，新哲学的使命应是：重提“存在”问题，揭示“存在”的真相，以恢复其“超越者”的地位。
围绕着对存在的研究，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两种追问的对象：追问“存在”与追问“存在者”；两种追问的方法：“客体化”取向与“主体化”取向；两种类型的智慧：采取“客体化”取向、追问“存在者”而得到的理性主义的智慧，以及采取“主体化”取向、追问“存在本身”而得到的“非理性主义”的智慧。
从追问“存在”的视角来看，哲学应当是关于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既不能把哲学等同于具体的实证科学，也不能将哲学仅仅归结为认识论。哲学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1]高秉江。《从语言与存在的维度看巴门尼德的being》。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十二
文艺复兴时期油画诞生，早期的油画有着壁画、蛋彩画的痕迹。尼德兰的扬•凡•艾克兄弟的油画改变了西方艺术界一直使用蛋彩的历史。早期绘画主要以树胶和蛋黄为主要的结合剂，在经过了无数画家反复实验后，油画的结合剂转变为以油为主。早期油画的主要特征是鲜明的人物形象、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逼真的质感。文艺复兴前后的油画作品，颜色仅有黑、白、灰，色彩语言并不丰富，不会刻意追求色彩冷暖的对比，只是些许点缀其他色相的颜色，色彩的生动性十分欠缺。但是油画色彩不断地发展、变革，并由客观表现逐渐发展到主观表现，极大地提高了表现力，绘画语言逐渐完善。油画色彩在19世纪有了新的变革。画家康斯特布尔从室内绘画转向室外写生，在写生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色彩并将其表现在画面中。康斯特布尔凭着对大自然的仔细观察，感性地认识了补色原理。而德拉克洛瓦在其启发下将补色关系更多地运用到绘画中，在画面中采用了更多的色彩对比关系，提升了色彩的明亮度。景物的环境色、光源色、固有色是法国巴比松画派画家在不同天气条件下多次写生后认识到的，这对油画创作中准确地描绘时间、烘托画面气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油画史中色彩方面最重要的一次变革无疑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的创新。印象派画家将油画色彩从之前固有色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努力捕捉外光景物瞬间的色彩印象，画面中淡化了景物的素描造型，更多的是强调用色彩造型及光色的表现，注重运用色彩的冷暖对比，并尝试采用多种绘画技法。后印象主义画家在发展印象派丰富的色彩表现力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画面中个人情感的表达。这次色彩的转变使艺术家更加确立了绘画中主观色彩在油画中的地位，色彩的主观表现逐步增强。凡•高的油画造型和色彩语言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他通过独特的色彩表现炽热的情感。
二、西方油画艺术中色彩的主要体现。
1.色彩的主观性。
艺术家在创作中并不是完全地将景物照抄在作品中，不会完全地再现物象的色彩，而是以个人情感为依托根据画面需要去创造，形成富有个性特点的绘画语言。色彩在油画作品中的主观性也是相对的，是对于景物所呈现的色彩本身而言的。
2.色彩的装饰性。
色彩一直以来都是进行装饰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为了装饰自己开始往身体上涂抹颜色。随着时代的演变，色彩在更多的装饰途径中发挥了作用，如陶罐上的花纹、布料上的各种色彩和图案。而色彩的装饰性在油画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幅画中都有画家独特的情感表达，各种情感状态都可以表现在作品中。在视觉的作用下，各种颜色都可以带给人们特殊的感受。著名画家克里姆特的作品《接吻》采用金色调，除了部分花纹外全部采用金色作为装饰，是一幅极富装饰性的油画。凡•高在《向日葵》中较多地采用了暖色调，黄色布满了画面，色彩不受拘束，大胆、奔放，极富表现力。
3.色彩的表现性。
三、结语。
在中西方文化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下，西方油画在中国发展传播，油画色彩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油画艺术趋向多元化。在这样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艺术家应该不断创造，不能简单重复前人的绘画理念、色彩经验，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拓展出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色彩语言，丰富我国的油画艺术。
西方美术作品论文（模板13篇）篇十三
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的一页，人类正在迈向新的二十一世纪，论西方法的精神（一）。本世纪伊始，西方学者聚首法国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比较法大会。时隔近百年，比较法研究的历史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处在世纪之交、发奋图强的中国人而言，深入研究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乃是比较法学的迫切课题。本文第一部分简析西方法的概念，第二部分结合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西方法律制度研究，着重探析其内在的精神。第三、四部分论述西方法的主要观念和形式。
或许是比较法学源起于西方国家的缘故，从整体上将西方法作为比较法研究对象的这类文献，似乎并不多见。通常，人们是根据历史与现状，将西方法分解为不同的法系（或法律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比如，英国三位比较法学家合著的《比较法律传统》（简本）开宗明义：“本书旨在以较短的篇幅，逐一地对西方三个主要法律传统的'一些重要方面加以讨论。”[1]这三个主要法律传统是指，民法传统、普通法传统和社会主义法律传统。该书中文版的《译者前言》道：“对于作者仍把社会主义法系归入‘西方法律传统’的范畴，则是颇值得商榷的。”[2]诚然，在冷战后的今天，该书所谓的“社会主义法系”已不复存在，但是，《译者前言》反映了这样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什么是西方法？恐怕，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学界，这也不是一个没有分歧，或不言而喻的问题。
法和文明是不能分离的。西方法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法。美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教授在《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对“西方”或“西方文明”的词义作了如此解析：“本书中所说的‘西方’（thewest）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或文明，它的特征可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概括，这取决于该种概括的目的。它习惯上被称为‘西方文明’，被认为包括继承古希腊和罗马遗产的全部文化，与‘东方文明’相对，……西方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一种文明，不仅区别于东方，而且区别于在‘文艺复兴’各个时期所曾‘恢复’的‘前西方’文化。这种恢复和复兴是西方的特征。……从这个观点出发，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3]尽管伯曼尔提出了“前西方”的概念，但是，他仍然和其他西方史学家一样，承认近代西方文明渊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对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社会）类型作比较研究时，从宗教的角度将被称为“西方基督教社会”的西方社会与古代希腊社会解释为具有“子体关系”的衍生联接体，并认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与东正教社会是古代希腊社会的双生子，两者的分化“从第八世纪的圣象破坏运动的纠纷开始，到1054年关于神学上某一问题的最后破裂为止。”[4]这与伯尔曼所说的西方社会起点为1050—1150年这一观点，不谋而合。
可见，西方文明在母体阶段，并无“西方”之限定。“西方”的说法，最早可能源起公元284年，罗马帝国沿当时的潘诺尼亚与默西亚、阿非利加与奥里恩斯分裂为“东罗马”（theeastroman）和“西罗马”（thewestroman）这一重大历史事件。[5]随后，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形成的欧洲文化，逐渐演变为近代西方文明。权威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描绘这一过程时，强调：“五、六世纪的‘蛮族入侵’和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先后相继在罗马帝国版图内定居这两件事，是传统的欧洲历史的开端。”[6]欧洲，则当然地包括了以欧洲版图为中心的俄罗斯（前苏联的主体）。这样，在欧洲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格伦顿等学者将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律传统纳入西方法律传统的范畴，也不难理解。不过，人们注意到，伯尔曼在探讨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时，限定在“西欧”的历史框架内。[7]于是，地处东欧的俄罗斯及前苏联便自然被排除在外。
在冷战后，讨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传统是否属于西方法律传统，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就本文的论题而言，西方法的概念不包括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法，但是，它也没有“前西方”与“西方”之分。换言之，同西方文明的源渊并行不悖，西方法的起点应该是古希腊法。
法国的孟德斯鸠以其《论法的精神》一书闻名于世。孟氏说：“我不是探讨各种法的本身，而是其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存在于法与不同事物可能有的各种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