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国政治读后感篇一
中华民族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起到清朝的覆灭，前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在这几千年中，朝代更迭，制度兴灭，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都与之休戚相关。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秦朝的大一统，西汉的辉煌，唐朝的盛极一时，宋朝的积贫积弱，明朝的黑暗，清朝的翻天覆地，都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把一个朝代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根系。伴随着中国的版图不断地扩大，如果没有较为完善、考虑周全的政治制度，这棵大树就难以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是普适的、完美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从中汲取精华，吸取教训。
钱穆先生作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他选取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五个朝代对它们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纵向的比较，进而得出了一些有关历史发展的结论。
初读此书，我对之前不甚清楚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再读此书，我横向地看到了政治制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纵向地看到了历史变迁的轨迹。
政府组织是政治制度的根本，从一朝的政府组织可以看出窥见当时的政治风貌。在中国古代的政府组织的更替过程中，主要存在两对此消彼长、相互制衡的力量。一对是皇权与相权，另一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整体的趋势是皇权加强、相权衰落，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力衰落。过去我们总把古代的政治制度用“封建集权”一言蔽之，然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尽管看起来皇帝处于所有人之上，统管天下各种事务，但实际的政权却是在政府手里的。宰相代表政府，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简单来说，皇帝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宰相则是决定政治的人。在相权极度衰落，皇权不断加强之前，古代政府是皇权与相权互相制衡的。因此如果把中国从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都描述为“封建统治、皇帝专制”恐怕是不合适的。在秦汉时，我们有郡县制，中央政府设有三公九卿，宰相统领行政权。到唐代，相权被分割，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职权加起来才相当于汉朝宰相的权力;到宋代，相权愈加衰落，只剩中书省在皇宫内承旨，设立了专门的选人用人机构，财政、军事权也被分割，皇帝专制也随之加强，但还并未形成完全的皇帝专制。而到了明清两代，宰相被废除，行政权落入了皇帝的手中，此时才是真正的皇帝专制。历史上有明君也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也难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有充足的精力来独自治理好整个国家。皇权的加强是权力欲望的膨胀，是对拥有的权力的一种不安全感。从皇权的大小与社会兴衰的关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过度的皇帝专制是朝代覆亡的一大原因。
纵然适当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定，但过分的专制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活力的缺失确是不可估计、难以弥补的的损失。在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如何管理好这一大片土地是一大难题。如果过度中央集权，地方政治将会失去活力;而如果过度放权，则会出现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由此观之，集权和放权的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的平衡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回看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在汉唐时代，重要的是解决地方的混乱问题;而在明清之后，更大的问题则是如何避免过度集权使整个国家失去活力。
土地是古代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制影响着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这描述的是先秦时的井田制，井田制下土地名义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被贵族占有，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随着私田的开垦，这种制度也不复存在。到了汉朝，则实行的是土地的私有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进行征税。但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是土地买卖兼并的情况，富人拥有大片土地，而穷者却没有赖以生存的一亩地。而唐朝则是沿袭了南北朝和隋朝的均田制度，国家将土地分给无地耕种的农民，在耕种一定年限后土地归农民所有，在死后归还国家，此时的税额仅为四十收一，极大地为贫穷百姓减轻了负担。
形容政治清明时我们常说“轻徭薄赋”，因此除了土地与税收之外，影响百姓生活水平的还有徭役。在唐代以前，兵役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可以说是“全农皆兵”。由于军队储备是一个国家的必须，取消兵役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尽可能地为百姓减轻负担是统治者应当考虑的。汉代的政治制度在兵役上为人民考虑颇周，在家中有多年连收的余粮时才让壮丁去服兵役，免得家中无人支持;取消了秦朝大一统以来的“戍边三天”的不合理举措，采用以税代役的措施……这样的兵役制度，在体察了民情的情况下，也增强了百姓服役的积极性，这也是西汉繁盛的原因之一。反观宋朝的兵役制度，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饥荒之处，把灾民募为兵。募兵加重的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无赖之人，没有纪律性，而灾民身体孱弱，没有战斗力，这就是北宋对外软弱的原因了。到了南宋，军队更加松散，宋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废弛的阶段。
由几代的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何西汉会出现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而宋朝却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扼腕叹息了。纵观历代政治制度，得民心者得天下，顾得民生的统治者往往也顾得国家;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统治者同样也无力拯救国家，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患。
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一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朝代和制度的不断更替中，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功也有过，有得也有失。没有一种制度是不论古今皆可用的，政治制度在制定时一定是考虑了当时的时代情况的。政治制度是一朝风貌的根基，也是各朝兴衰变迁的源流。我们在评价一种政治制度时不仅要辩证地看待，更要结合其时代背景，而不能单纯地以现代的眼光评价过去的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读后感篇二
前不久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通过这些勒定成文，看似硬梆梆的制度，向我勾勒出古代的政府这一政治机器是如何运作的，通过这些政治制度，也似乎朦朦胧胧的看到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古代的官吏甚至古代的平民百姓们，他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虽然写得是制度，但是因为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人的生活，人的一举一动，而显得活泼，从而使其本身也迷人起来。
以上这些，是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性，抽象的认识，接下来这些就是一些理性的，具体的认识，即读完这本书，我学习到了什么。
书的内容很多，我挑其中的三点来说。
第一，我了解到了人事和制度的区别。什么是人事呢，就是用人以治事，关键在于人。制度呢，就是一些法令法规等等。人事灵活而制度稳定。一个政治机器的运作是即需要人事也需要制度的`，二者要相互配合才能维持一个政府的运作。有好的人事却没有好的制度，比如东汉初年，汉光武帝把政权全都操在自己手里，三公九卿只是名位高而无实权，这样做，当你是一个好皇帝的时候自然是风调雨顺，可是如果皇帝坏了，而政权又全都集中在皇帝手中，没有了约束皇帝的制度，那么政府的运作肯定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有事无政”有好的人事而没有好的制度带来的弊端。同样的，有好的制度而没有好的人事也会出问题。比如唐代有账籍制度，每隔几年来对各个地方的人口进行普查，通过人口数量来分配土地，收税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需要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这些繁琐工作做久了，人们难免偷懒马虎，这种人事的松懈使得这一制度后来也崩溃了。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制度，也要有好的人事，二者相互配合，这样才能维持政府的运作。
第二，我了解到了制度的特点。一、制度会随着人事的变动而变动，因为制度说到底是由人来制定的，要了解某一时代的制度先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事。二、制度总是有利有弊，评价某一制度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时代性，要设身处地的站在那个时代进行评价才显得真实而客观，不能乱开上帝视角，以当下时代的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三、制度的出现与成熟必定伴随着某种需要，包括外在的需求和制度设立内在的用意，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是也不能随意揣测。四、各项制度之间绝不是相互孤立的，一定是相互配合的。
第三，关于制度运用的实例我有了一些了解。比如汉代的大一统局面其实和当时的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有关。从汉代选举“孝廉”开始，中国历代的选举或者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的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个地域的人民来参加，中央政府永远代表着全国。同时各个地方又都是郡县制而非世袭，郡县长官由中央指派，一般也避用本县人使得地方政府避免陷于地方性，这样大一统的局面才能维持。
书中内容丰富，先写这三点啦。
中国政治读后感篇三
正如我不知哪里看到的某人所论，钱老的叙述里头，读得到对旧的中国政治制度满心的怜惜。结合这本书写作的环境看来，也从钱老在书中的总论里读出，著史之人能力避盲目批判之风，从受到万人践踏的“封建腐朽”之中捡起对传统政治的尊敬，乃是真学者。我以为这也是钱老写书讲演用意所在。
但此书由此也有个弊端，就是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怜爱之下，则有些结论的得出还真是有待商榷。如果我后面有了更深的阅读，那么钱老的这种偏袒则更加清晰明了了。尤其是讲清朝制度那一篇，开篇一段话就把清朝制度贬到了街边弃蓆不值一提的程度。大概，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曾身处的时代，因为见惯了它的制度暗面，所以还真叫人生不出半点同情。恨不得亲自将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才可解心头之恨吧。
不过总而言之，这本书算是中国古代史启蒙最佳普及读物之一了。
中国政治读后感篇四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结构严谨主题宏大，节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以为代表，从政府组织、选举、赋税经济、兵役等方面分别论述，大体上可以窥探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了，我能理解的有限，仅分享几点我的一些体会:
2、书中提到很珍贵的了“历史意见”，即当时的人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而非用我们现代民主视角，井田制发展到后来的均田制，在某个时期是符合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的，同时西方的选举制，放在古代的中国，幅员辽阔交通落户，完全没有可行性。
3、制度与人事是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话题，我想提二类人，张居正们以及绍兴师爷。他们的共同点都有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虽然制度约束难以撼动，但是他们还是凭借着独特的个人魅力绽放在历史的星空下。
这也得说到，任何事终究要落到人这个字上，一旦由某个人参与，必然带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构成我们文明中璀璨的光，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成就每个独特的自己！
中国政治读后感篇五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再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掌人事任用。官吏须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民政户口），礼部（掌宗教教育），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建设）。此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末，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次序时有变动。唐初为吏、礼、兵、户、刑、工；太宗时改为吏、礼、户、兵、刑、工；宋初为吏、兵、刑、户、工、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吏、户、礼、兵、刑、工，该次序为以后所沿袭。
六部相较于汉代九卿，可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名称恰当。又如掌管军事的卫尉，仍是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偏于皇家祭祀；唐代改为“礼部”，确定为政务官。由此可见，只论汉、唐两代官名的变化，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还是从观念讲，都是很大的进步。汉代九卿，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情的家务官；唐代的六部，显然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尚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中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头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系玄宗时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编纂，因记载六部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闻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终成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的变动只在发布命令的中书门下，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者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组织的描写。其最值得后代重视的是，政治理想的全部制度化，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而是具体严密的客观记载。由此便可想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才并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演进到《唐六典》，也可认为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极大进步。对于《唐六典》，不应仅当它是一部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同时应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体现着唐代人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思想、对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的考虑，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相较汉代有了进步，但地方政府却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首推汉代。唐代已渐渐演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代地方政府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以上为“州”，全国有358个，比汉郡多两倍余，刺史为“州”的行政首长。唐县依三千户、六千户分上、中、下三等；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为“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长官为“长”。可见唐县比汉县小。唐州依二万户、十万户分上、中、下三级。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的职权比汉代相差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吏部。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一心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分为多级。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也灵活。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才定黜陟（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渐分清浊，极大影响行政实际效力。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唐代设有“御史台”，不属于三省。即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这是与汉代相异的点。
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中央，主要是监察尚书省六部，中书门下并不在列，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地方，谓之“分巡”。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巡察使”“按察使”或“观察使”。在唐代，名义上是观察使被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由本来的两级变成了三级，最高一级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若监察使巡视边疆，停驻边防重地，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拥有该地区的用人大权，形成了“藩镇”。而且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了军人割据。东汉末年的州牧即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也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强大。其先是想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尾大不掉，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在剥夺地方职权后却回过头来反抗中央，终至唐朝灭亡。这与后来清代情形相似。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清代总督、巡抚，应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但结果常驻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致使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于是便解体了。
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任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的崩溃根源即在此制度上。总之，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国家，必须统一，实不宜过分中央集权。这在中国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