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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一
岁未年初，清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事，江苏省常州、徐州两市公推公选金坛、沛县两个县（市）的县（市）长推荐人选无疑令人瞩目，祛魅与重构论文。然而，在江苏省这次“公推公选”县(市、区)长的过程中，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资格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都是相当有限。例如，沛县规定，参加“县长推荐人选”选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在徐州市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两年以上。结果，徐州仅有89人符合这些条件。并且，只有副处级及副厅级以上的干部，才有投票权。
这就意味着没有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工作的不具备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是无缘于公开选拔，也就基本上不可能以此途径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要成为领导干部或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要依靠公开选拔方式进入领导层，首先要进入国家机关、国有企业，获得资格，其次还要熬足资历，否则无法跨越那一道道高高的级别门槛。
那么，打破官僚体制的门槛限制，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有何益处呢？我们都熟知的是行使公权力的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一种权力带来的优越。这种优越感还因为行使公权力的人恒为管理者、相对人恒为被管理者而不会发生倒置得以增强。当然从权力来源而言，行使公权力的人也明白公权是基于民众授权而生，但如果仅仅是单纯是民众选举代表，再于代表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这一单一间接民主形式，单个选民的意志在层层转折中不断淡化，更多是众多选民的集中意志。而行使公权力的人在管理中真正面对的却是单个公民，单个公民权利通过代表形式制约权力过于遥远使得行使公权力的人几乎无关痛痒，换言之，他们可能不敢触犯众怒，却可对少数人横眉冷对，因此他们对于被管理者服务意识也不可能得以充分改观。所以，现代的民主不应仅仅包括选举，立法听证、行政公开等等直接民主形式也应得以充分张扬，选举前置的程序――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资格审查程序当然也应成为制约公权的直接民主形式。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二
[论文]重构我国财产课税制度的设想（一）。
财产课税制度是一国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税制改革曾对我国财产课税制度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完善，但相对于所得税制、商品税制来说，财产课税制度改革的步子要小得多。目前我国财产课税制度在税种设置、税制设计、组织收入等方面有其明显的不足，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财产课税制度，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平、有效、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产课税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世界各国财产课税的发展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财产课税历史悠久，曾是各国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目前世界各国都已开征并着手建立一套种类齐全、功能完整、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财产课税制度。从财产课税的实践来看，根据应税财产的形态不同可分为动态财产税和静态财产税。动态财产税是对转移或变动中的财产课征的财产税，主要包括遗产税和赠与税。静态财产税是对纳税人在一定时间内拥有的财产进行课税，是财产课税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静态财产税依据其征收方式不同，分为综合财产税和特种财产税。综合财产税，又称为一般财产税，是对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实行的综合课征。这种财产税的应税范围较广，原则上包括纳税人所有或支配的全部财产。实行综合财产税制度的国家主要有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新加坡等。特种财产税，又称个别财产税，是对特定类型财产课征的财产税，主要包括土地税、房屋税、车辆税等。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以土地、房屋和车辆为课税对象的特种财产税制度。综合财产税和特种财产税虽同属财产税系，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在税制设计、征管方式、课税对象和作用侧重点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课税范围较广、公平性较强、筹集的收入相对较多，但计征方法比较复杂，偷逃税问题比较突出。后者以土地、房屋和其它特定的财产作为课税对象，课税范围相对较窄，但不宜隐匿虚报，计征方法相对简便。发达国家由于居民的纳税意识较强，征管手段比较先进，征管制度比较严密，多选择综合财产税制度并普遍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有许多欠缺，多实行特种财产税制度。同时，还应看到，过去由于顾虑征管难度较大和税源较少等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在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征了遗产税和赠与税，并取得了良好的财政效果和社会效果。可以预见，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逐渐增多。
财产课税制度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呈现出许多以前所没有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1、财产课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但仍是一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课税是最古老的税收形式，曾是各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课税的主体地位已被所得税和商品税所取代，在全部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小。发达国家财产课税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0－12％，发展中国家平均仅为5－6％。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财产课税在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调节人们收入水平、促使闲置财产投入使用等方面，仍具有所得税和商品税说没有的功能和特点，它能有效地补充这两个税系的不足，如商品税不能对不动产、继承财产进行课征，所得税对不使用资产和未实现的资产增益无法课税等。因此，财产课税的地位比较稳定，仍然是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财产课税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财产课税具有税源分散广泛、区域性等特点，地方政府易于做到对本地区的税源实施严格监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同时财产税收入主要用于为本地区提供公共服务，有利于形成“多征税，多提供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许多实行分税制国家将大多数财产课税归为地方税。在发达国家中，无论是美国、德国等联邦制国家，还是日本、英国等单一制国家，大多数财产课税的税种归地方政府，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据oecd组织1990年的资料，在地方税收中，美国财产税占80％，加拿大占84.5％，英国占93％。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极为重视财政分配关系的调整，并多把财产税划归地方管理和支配，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而且，随着地方政府权限的扩大，一些国家正逐步下放财产税税种的立法权，增加财产税税种、调整其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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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三
摘要由互联网主导的全媒体深度融合强烈冲击着电视的传统发展及运营模式，使其出现了产品定位模糊带来的收视群流失、维系家庭文化功能弱化以及核心媒体地位动摇等诸多困境。电视发展不仅要面对与新兴交互式媒体终端竞争市场份额的外部生态，同时更要解决内生型结构转变的内在要求。作为电视发展困境的深层原因，信息垄断为电视研究提供了新的批判思维范式。实现对电视生态的重构，关键在于恢复人的自然性与精神性内在同一之本体性的合法地位，坚持产业行动者与受众的审美自觉，打破信息垄断的桎梏。
关键词媒介融合；电视生态；信息垄断；审美自觉。
2014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同时也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元年，“多屏看剧”已成为全民收视的新常态。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来，即时交互性极强的新媒体迅速在信息产品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且大有囊括半壁江山之势。传统电视媒体为应对产业生存危机纷纷加快媒介融合进度。以智能互联网电视的点播功能为例，电视融媒后最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两大观看模式分而并立的结构，即传统的滚动直播模式与脱胎于新媒体的平面点播模式。与互联网共生的平面点播模式具有传统直播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有效地解决了信息社会如何实现处理庞杂信息，筛选有价值、个性化内容的成本收益最大化问题。在滚动直播模式下，人们为了收看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需要等待其他节目播放完毕，而点播模式则大大缩短甚至消解了由于等待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在这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的维度—时间—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场/缺席的二元逻辑，喜爱的节目可以通过点播永远在场，而不感兴趣的内容则会永远缺席。生产—消费过程越来越倾向于基于个体需求的定制消费思维。
1媒介融合视阈下电视生态的现实困境。
1.1产品定位模糊，电视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然而电视在借鉴了新媒体定制消费这一理念的过程中，其结构性缺陷同样显而易见。考察当前电视融媒发展态势，电视研发的设计者着眼点始终处于抽取新媒体在市场测试中较为成功的运营模式，全盘拿来或将其“肢解”成碎片化的功能元素，急于把未经系统整合和市场测试的外来功能附加在自身产品之上并相对独立于电视的内生型结构。事实上，电视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已经陷入了机械原子主义的误区，过分追求功能的多样化而是整个电视的融合理念显示出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弊端。偏差的融合理念必然体现在电视结构升级实际操作层面的困难重重。例如，智能电视上的应用平台开放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鸡肋应用”，电视厂商将那些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众口铄金的极其流行的应用不加选择地移入到智能电视，结果导致了十分糟糕的用户体验。智能互联网电视不仅在内生性结构与吸收自新媒体的元素存在兼容问题，而且电视框架与其他媒体同质化的思路，使其在产品功能定位与价值性存在意义等根本性问题上饱受质疑。智能互联网电视搭载的`操作系统大多与手机等移动互联终端基于同一技术架构——androidpro，而推送信息的数据源也以互联网资源为主，而不是模拟电视时代的有线电视网络。这造成了电视厂商在电视硬件销售之后很难再获取用户后期应用软件和资源服务的收益，电视不得不直面与强大的互联网生态（如腾讯、百度、奇虎360等）竞争和分利的局面。尽管如此，电视运营仍然在技术支持、结构框架以及节目资源上都在竭尽所能地与新媒体同步。客观看来，不同媒体在融合趋势下界限不断被打破是互联网时代的正常现象，但与此同时，电视区别与其他媒体的特质逐渐淡化。既然电视能做到的，其他媒体也能做到，那么电视缘何还有存在的必然性？电视与新媒体的区别仅仅在于屏幕的尺寸不同所带来的观影体验差异吗？事实显然远非如此。
1.2维系家庭文化的影响式微，特质功能退化不容忽视。
电视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家庭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家庭成员社会化、内化社会规范体系、形塑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等诸多任务。社会学家杨善华认为“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是夫妻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的核心功能是感情满足的功能[1]。”上文已经阐述到，电视是维系家庭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电视实际上成为了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影响作为生活世界的家庭的通道，电视节目逻辑的准确性恰好弥补了家庭成员互动中索引性表达的随意性。反过来，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迁也会影响家庭功能（共同在场的电视收看）的执行情况。在当前我国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的前提下，家庭关系主要是姻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电视节目在内容设计上主要围绕这两大家庭关系进行。基于家庭受众群体的姻缘、血缘两大家庭关系而设计，一方面准确把握了受众主体的心理需求，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收视效果，另一方面也对维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新媒体的强烈冲击下，晚餐后家庭成员围坐在电视前其乐融融的景象已经越来越少。“多屏看剧”不仅冲击着传统电视“一屏看剧”的格局，同时也在冲击着家庭有机团结（organicsolidarity：埃米尔涂尔干）的整体，点对点的传播模式虽然满足了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但也剥夺了人们共同分享情感、交流观赏体验的欢乐。综上所述，家庭成员共同看电视的预设难以满足的情况下，电视的维系功能显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了，电视的另一大主要功能面临着日益萎缩的风险。
2哲学重构：实现审美自觉，冲破信息垄断。
自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定时播出电视节目的机构，从此电视经历近80年的不断发展，不仅在节目制作水平上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同时各国新闻媒体管控机构对节目内容的审核和筛选也是有增无减。而电视与新媒体的一个难以同化之处在于电视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其权威发布媒体的合法性地位也使电视能够达到新媒体难以企及的宣传效果。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电视剧制作遵循市场竞争原则，一方面对个人制造虚假需求，这种欺骗行为在消费社会中尤为奏效；一方面竭力迎合低俗化的虚假需求，批量生产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获取丰厚的竞争优势。“西方媒介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不是以粗暴方式呈现出来的，而是以一种更微妙、更缓和也更为有效的形式表现的[2]。”了解了大众媒介信息垄断的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流行文化是电视媒体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在文化工业统治的社会中，一个文化产品是否流行成为了判断其好坏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一部最新上映的电视节目被冠以“流行”的标签，一时间万人空巷、趋之若鹜。但是“不管大众文化的形态如何花样翻新，它们都带有大工业‘批量生产’的痕迹，同类产品缺乏明显差异，就像生产流水线上出来的东西，总是同一的、无差别的、缺乏个性的和千篇一律的[3]。”流行文化既不是大众创造的，也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而是在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包装和传播的，它首先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在无休止的重复劳动后人们不免视觉疲劳，审美能力退化，连评判美丑的能力都被流行文化剥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就描述了这样一种景象，人们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向度，唯电视媒体竭力推销的流行文化马首是瞻，人于是丧失了本体性特质，成为了卢卡奇称之为“物化”意识的表现。艺术美学的原则是总体性原则，它以形象思维表达了个别的感性现象，在追求个性解放和本能欲望的满足时力求感性与理性、理想与现实、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工具理性由于始终狭隘地专注于自然功利，崇尚控制社会，而虚化了人的本体性解放，将人寻求超越了精神性悬搁起来，与人倚赖现存的自然性产生割裂。审美活动作为人把握客观世界的主观意识，是人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按照美的规律来把握现实的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实践。由于人的实践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自然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人对同一客观的美得审美倾向既可能趋同，也可能迥异。因此人的本体性决定每个人都应有独立判断美丑好恶的心理机制而不受制于环境的可能性，也就是达到审美自觉。面对电视发展的诸多困境，实现对电视内在价值的重构，就是要重新实现人的审美自觉。这对电视的产业行动者和受众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作为电视的产业行动者，要有把握正确审美观的操守，从人们真正需要的美的体验出发，感悟人生超越的意义。作为电视的受众，一方面要有所坚持，运用艺术理性抵御流行文化的裹挟；另一方面要勇敢地进行抗拒性认同。所谓抗拒性认同，就是“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诬蔑的行动者所拥有。”[4]观众也许不能选择电视上播放的内容，但可以选择收看或者不收看、收看此节目或不收看彼节目，不做沉默的螺旋底部的悬浮物，表明自己的真实声音。
3结论。
电视毕竟是提供观看服务的设备。近年来，曲面电视、量子点技术、4k超清、uled动态背光、体感操控等概念不一而足，搭载这些先进技术的电视符合了人体工程学设计，观看舒适，能够营造影院式的沉浸感，这些往往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终端难以做到的。人们对于电视的需求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其实早在70年前，当电视诞生后不久，就有人预言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将随着电视的普及而消亡。事实证明，传统媒体并没有因为新媒体的冲击而退出历史舞台，电视和其他媒体在各自的领域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综其所述，无论是画质表现、观看体验还是智能操控都是其他新媒体之于电视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电视在直面和解决现实困境的前提下仍然有极大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参考文献。
[1]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1.
[2]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1.
[3]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03.
[4]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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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四
论文摘要经济法制度体系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目前在理论界尚未完全形成共识。为创新经济法基础理论，本文试从统编教材对经济法制度体系的划分入手，从新的视角提出经济法制度体系的重构问题，力求从经济法内部结构的意义上来认知经济法的本质，从而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法制度体系，为经济法具体体系的构建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制度体系宏观经济法微观经济法。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市场竞争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越来越离不开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在经济立法、司法甚至执法过程中，经济法理论都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经济法制度体系作为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点，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划分不仅有利于我们对经济法的整体状况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当我们从整体框架的意义上对经济法的制度体系有了认知时，我们将更能从经济法内部结构的意义上来认知经济法的本质，从而为经济法的具体体系的构建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从经济法出现以来，众多学者致力于对经济法制度体系进行一个合理的划分。各家学派的观点在其学术著作或者编著教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杨紫烜教授在其编著的《经济法》教材中提出，经济法制度体系可划分为经济法主体、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等。
李昌麒教授在其编著的《经济法学》教材中提出，经济法制度体系可划分为经济法主体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等。
潘静成教授、刘文华教授在其编著的《经济法》教材中提出，经济法制度体系可划分为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法等。
从统编教材对经济法制度体系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上是按现有经济立法状况对经济法律、法规作了一定编排和归类，看似合理，实际上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制度与法律规范的关系。法律制度是指运用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各种法律制度，它调整了多少社会关系就包含有多少种具体的法律制度如政治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等。而法律规范是指通过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或者认可的，用以指导、约束人们行为的行为规范的一种。我们不难看出，法律规范是法律制度用以调整不同社会关系的手段而不是划分标准。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不应当以法律规范为标准来划分，而应当按照的法律、法规调整的特定经济法律关系来确定法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综上所述，在分析了我国统编教材对经济法制度体系的相关内容后，我们应当意识到要正确理解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律规范的关系，以特定经济法律关系为标准来破解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对经济法制度体系构成进行分析。
二、整体构成。
法国经济法学家a.雅克曼与g.施朗斯曾提出过微观经济法与宏观经济法的划分，他们把以规制企业为中性的法律统称为微观经济法;而把规制整个经济活动为中心的法律统称为宏观经济法。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学被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个领域。
笔者认为，微观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在财富创造领域(直接创造领域)、市场竞争领域(经营者与经营者作为市场竞争主体间的竞争关系)、及生活消费领域中的经济主体间的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统编教材所划分的经济法制度体系没有提出市场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竞争关系调整的归类，这无疑是一大缺陷。
而宏观经济法，主要是调整生产领域中国家调控的整体合作和国家介入微观经济领域的国家帮助，以及消费领域中国家消费和社会消费中的特定经济法律关系的法律。统编教材涉及这一部分的所划分的经济法制度体系并不全面，值得我们去完善。
下面，笔者将从微观经济法和宏观经济法的划分为视角，以特定经济法律关系为标准来重构经济法制度体系，从而更好的让微观活动与宏观控制结合起来，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微观经济法律制度。
微观经济法侧重于监管，监管在财富创造领域中劳动者直接创造财富、市场竞争领域中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生活消费领域中法律与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的相关法律如《个人独资企业法》，《破产法(试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可以成为中国微观经济法的主要的来源。
(一)财富创造领域。
微观经济法中的财富创造领域主要是指财富的直接创造领域，表现为一种合作创造与分享，这种合作创造是由劳动者进行的，因此也应由劳动者共同分享收益。笔者认为，劳动者可以分为主动劳动者和被动劳动者。主动劳动者，顾名思义，是指主动进入财富创造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劳动者，主要是指投资者。被动劳动者则是在主动劳动者投资的公司、企业进行直接劳动，与主动者一同对公司财产进行生产性使用的劳动者。由于被动劳动者普遍不具备稀缺性，依赖于主动劳动者的投资，因其在利润的分享上仍不可与主动劳动者同日而语，被动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在目前一直存在着。主动者与被动劳动者对于公司而言，都是经营者，共同对公司财产进行生产性使用(只是使用方式不同)，合作经营公司。
劳动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劳动创造能力，经营者们运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创造财富，促进公司、企业发展。财富创造领域的微观经济法调整公司、企业的主动劳动者与被动劳动者之间共同创造财富和相应地分配利益的关系，这可以从利益分配上公正地保障人们的经济发展权，使人们基于对各自利益的关心促进整个公司、企业的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利益。
(二)市场竞争领域。
微观经济法在市场竞争领域所调整的是经营者与经营者作为市场竞争者之间的竞争关系。笔者认为，竞争，是创造能力的比赛，是创造力权在竞争领域的'表现，而不是财产权、公权力的比赛。法律的内部目标是体现公平，外部目标是追求效率，运用法律来保护能力的竞争可以从根本上实现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满足消费者需求，降成本、提效益、增品种，实现交易机会，提高市场份额。
目前，在我国市场竞争中较普遍的存在着运用财产权、公权力干预竞争的现象。其实，财产权与公权力可以参与市场竞争，但是不能直接参与，而应当间接参与入竞争中。经营者可以行使财产权，使用资金培养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业务素质，通过提升劳动者的自身能力来创造财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而公权力的行使者们，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限制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竞争者的合法权益，为创造能力的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以此达到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利益的目的。财产权和公权力的这种间接参与，不仅没有违背公平，在稳定市场的同时发挥了自身优势，以此获得长足发展。
(三)生活消费领域。
生活消费以竞争为基础，在通过竞争法调整之后，主动劳动者获得交易机会、交易份额，完成交易，而被动劳动者获得工资、奖金、红利等，由此劳动者们进入生活消费领域。
在生活消费领域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弱势问题。作为一个法制社会，我们在处这一问题时，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去规制经营者的优势滥用，同时，还要鼓励消费者同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者做斗争，不仅由国家对不正当竞争者进行惩罚，而且还需由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对主动追究的被害人加以奖励。这样一来，这不仅维护了消费者权益，也限制了经营者的不法行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其次，这有利于维护竞争公平，使正规经营者获得更多交易机会和交易份额;再次，这有利于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提升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
四、宏观经济法律制度。
宏观经济法侧重于调控，调控生产领域中国家机构与市场经营主体的合作，调控国家消费、社会消费等问题。它从社会总资本增值，即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角度来调整特定主体间的经济关系，采用促进国家机构与市场主体合作共赢、介入微观经济领域帮助合法主体等手段保障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和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以达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的目标。计划法、财税法、金融法、政府采购法、涉外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是宏观经济法的主要来源。
(一)生产与竞争领域。
竞争有利于平等的发展，使人们在经济发展中享受到种种利益。但是竞争的自发性最终会导致两极分化从而造成经济过剩的经济危机直至政治危机。同时，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竞争还会加速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失衡，这种状态的持续会形成资源、环境及生态危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不可持续。竞争作为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是不可能由自然界自行平衡的，只有由人自己加以制衡才能预防和减轻危害。所以，竞争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的原因。因此，国家需要在生产和竞争领域中进行调控，以减少损失，防范危机的转嫁。
在笔者看来，国家对国家经济不应只承担政治责任，还应承担经济责任，在此层面上，经济法是国家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在生产领域中，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国家机构应该与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在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造成整体非理性的状况时，国家机构理应并且有权对此行为进行调控，这种调控不是民事行为(无违约)，也不是行政行为(无侵权)，而是国家作为经济体，在国家机构与市场经营主体双方行为都是正当行为时，市场监管者与市场经营者的整体合作。同时，国家也应当介入市场主体间的微观经济领域，在市场主体的个别合作中出现一些经营者利用不正当竞争，滥用垄断地位，以损害市场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来获得更大的利润等问题时，国家应帮助合法主体，采取如为受害者代为诉讼等措施，更彻底的实现合法主体与国家的整体合作。
(二)消费领域。
笔者认为，在宏观经济法律制度中，消费领域可以分为国家消费和社会消费。
国家对内要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金融机构、完善的信用体系、健全的医疗保险、普及的公共教育等，对外要积极应对国际竞争、防范危机、提高国际影响力等，因而国家消费的目标应是促使国家调控能力提升、财政收入提升、国际竞争力提升等，使纳税人的钱真正用到实处。
人类从一万年前就学会了群居生活，随着周遭环境的变化，人类在一个地方定居并逐渐创制出文明，进而演变成今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社会消费关系到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衣食住行，也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健康发展，是否可持续发展。因而社会消费理应促进生产能力提升，生活水平提升，环境质量提升等，使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五
「摘要」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影响下，环境法学从关注当代人的环境利益转向了保护后代人的利益，在方法论上，则表现为环境公共利益的泛化，以及对相关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不加鉴别的吸收，这是环境法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复魅。环境法学的祛魅，应当从关注后代的同等权利转向当代人对环境利益的要求，从强调环境公共利益转向研究区别的环境利益。祛魅就是转变环境法学的研究主题，从环境利益分析切入，关注不同地区、全国和地方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环境利益的公平分享和环境义务的合理承担。
「关键词」环境法理，复魅与祛魅，区域环境利益，环境利益群体。
楔子。
哈利・波特的书太畅销了，几乎占据了所有书店的抢眼位置，令人忍不住要翻一下，魔幻的情节带来超越现实的轻松和愉悦，难怪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这种愉快的体验，显然比阅读枯燥、生涩的法律专著要兴致盎然得多。其实，十年前，就有类似的读物流行，这是美国女作家黛安娜・杜安的系列小说――《少年魔法师》。该书主人公要打败的巫师首领是熵的制造者，而熵则是环境污染、能量损耗、生命死亡和宇宙衰老的罪魁祸首。1尽管坊间学者对环境法的研究现状颇有微词，但就贴近普通大众的感性认识而言，环境法研究者做得还是令人称道的。当前，环境法的研究主流恰恰就是生态平衡、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甚至子孙后代的福祉和命运。
人类的文明史实质就是一个不断挣脱自然和神灵――或者是自然和神灵的糅合体――控制的过程，同时也是理性不断张扬的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再也不像野蛮人那样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了，凡事不再祈求神灵，而是依赖技术和计算，这意味着理智化，韦伯将其这一过程称为“除魅”。2然而，对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而言，人类理性又带来了什么呢？纵观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过程，它的发展大致沿袭了两条思路。一是人类出于对自然神秘性的恐惧而产生崇拜，襁褓之中的人类3渴求自然的怜悯和恩赐，以求得自身福利的增加。二是认为人乃万物之灵，凭借人类的力量完全可以改造、驯化自然为我所用，事实上，人类的实践活动也一直沿着这一条思路进行。可是，人的理性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自然界的演变规律呢？进化论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的产生就是自然界本身演化的结果，这是人类自身根本无法预料和控制的。如果人类自恃对局部的、有限的自然规律的掌握，而大肆奴役、掠夺自然，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使人类的`命运更加前途未卜。韦伯由衷地感叹，人类在寻求理性的祛魅中，非但没有获得自由，相反却成了理性的奴仆。4这是人类文明――包括法律文化――祛魅的意外馈赠。
反思人类理性的缺憾，环境法学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方法论上开始了复魅的历程，迷恋了上可持续发展的神话，并取得了环境法基础理论的绝对统帅地位。次之，环境法学过分青睐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学科，开始演变成多学科的杂糅体，渐渐远离了法学。
一环境法学的出走。
在所有部门法学中，也许只有环境法最急于寻找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期望获得与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法理基础。因此，环境法学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包容性，几乎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所有学科都堂而皇之地被吸纳，可是事与愿违，环境法学非但没有找回自己，却失去了自我。
（一）泛化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环境法学基本理论，可持续发展是绝对性的流行话语――至少当前如此。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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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六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主要代表的。儒家讲内圣外王，内圣是仁义道德、心性修养，外王就是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讲德治、仁政、王道，因此可以说是追求善的政治哲学。
儒学也是产生于社会与政治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社会陷于混乱，各诸侯纷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这时有许多有识之士奋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目的在于消除战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同时探讨战乱的深层原因，设计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儒学创立者孔子及其弟子特别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政见，周游列国，目的在于说服诸侯王施行仁政，拯救苦难的人民，从而形成了有特色的政治哲学。
孔子的终极关怀应该是天下太平，他的理想人格就是古代圣王。例如，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尧、舜都是古代圣王，伟大的政治家。这正是孔子极力推崇的对象，是他的理想人格的偶像。
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过去都把它们只看作伦理的范畴，实际上都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仁，孔子及其学生都有一些论述。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能“立人”、“达人”的人，自然不是普通百姓，应该是有一定权力的政界人物。如果说这里还有疑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论语》的另一段话中得到明确的论述，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诸侯统治的国称为“邦”,卿大夫统治的封地称为“家”。这里讲的就是统治“邦”、“家”的主宰者，就是诸侯、卿大夫。上述“使民”更明确了他们统治者的地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要对百姓滥施淫威。
关于义，孔子讲到“君臣之义”,讲“君子喻于义”,“其使民也义”,就是说掌握权力的君子要知道义，“使民”也要符合义，总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当官的实际内容就是行义。行义，包括对上级的忠诚，与同僚的和谐，也包括合理地“使民”。礼，主要是等级制度。“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臣“事君尽礼”(同上),“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礼是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仪式，特别是处理君臣关系以及君臣与民的关系。这些关系主要也是政治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智，就是知人，知人是为了善任。任贤使能，这是政治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樊迟问知，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孔子又作解释：“学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还不明白，又去问同学，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拿直的木板放在弯的木板上面，能使弯的木板变直。提拔正直的人去管理百官，百官中有些邪念歪风的人也会变成正直的人。
信，守信用，主要是对人民守信用，取信于民。作为国君，要取信于民。当子贡问政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又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对于士人来说，首先要取得上级的信任，才能当官任职，“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对于人民，也要在取得信任以后，才能役使他们，否则，人民就会以为是虐待他们：“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
说天讲命，论道议德，圣贤、礼乐、忠孝、刑政、教化、学思，几乎讨论一切问题，孔子及其弟子都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可以说，春秋末期，孔子和弟子们所创立的儒学，就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学说，就是关切社会的政治哲学。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七
一方面，迅速崛起的经济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信息时代的产业更替几乎冲击着一切领域。在中国植根的现代艺术设计，不得不仓促上阵，以非常不成熟的理论与实践，迎接着信息时代快节奏产业革命的挑战，为中国的产业化提供着力不从心的服务。
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对现代设计人才需求的高起点，批量化，又逼迫着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尽快为社会提供着必须的现代设计人才。这一点可以从现阶段中国高等院校遍地开花式地开设艺术与设计学科看得真真切切。
再一方面，中国现实的艺术设计教育状况，又十分令人难以满意，社会，或者说市场不能满意，业内不能满意。社会不满意，主要是人才数量和质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问题。业内不满意，最核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基本可以成为指导思想的设计教育理论，教育的方向还无法清晰透彻，教学方法还不能适应设计教学实践的需要。甚至可以说，仅仅有二十几年历史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还拿不出一个自己满意，社会满意，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反映到教育实践中，就是艺术设计教学的无序，师资队伍的不整，教材取用的随意，教学方法的陈旧，招生制度的落后。反映到社会上，就是学生因受教学校的不同，专业水平、职业素质、工作能力等等，有着极大的差异。
高等教育，历来就是出人(培养社会需要人才)、出理论(总结和建立专业理论体系)的地方，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也不例外。现代设计的实践，要求艺术与设计教育积极回应社会的这一要求，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仅从教育着眼，我们的教育革命已经进行了上百年，从20世纪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有鲁迅、蔡元培等人发起的教育革命运动，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方式，走向了与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教育革命，提出两个“必须”，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又恢复到从前的轨道上，近些年，我们又开始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我们暂且不论过去进行的教育革命的内容，以及取得的成果如何，至少说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从未停止过对教育的革命。
这是葛鹏仁先生积极提倡的教育革命观点。葛鹏仁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被称为：当北京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渐渐脱胎换骨进入当代后，唯有葛先生还执著地留在现代。
葛鹏仁自欧洲游历数年之后，一直在中央美院倡导艺术教育应引入后现代艺术内容，而且竭力鼓吹后现代主义。为此，葛鹏仁放弃了第四工作室，办起了“当代艺术研修班”。葛鹏仁认为，因为我们的教育和传统文人封闭的心理模式，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一种大文化观。他们看问题只是从专业的、局部的、个人的、地域的角度，这是非常狭隘的。比如很多画家现在所关注的还是“语言”本身，其实现在的“第四画室”也局限在“语言”里，什么语言的“张扬”了，视觉的“满足”了，根本没有涉及到文化观念和文化信仰问题。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八
“主义”的奴役指令与意识形态的“祛魅”
当下中国用来维护极权主义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已经声名狼藉，“上层建筑”已摇摇欲坠。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它能够取而代之的意识形态由此就逃避了一种“合法性的危机”。作出这个判断的逻辑基点是：在历史上，理论体系的主义化、意识形态化常常导致它们的价值前提的摧毁。随着话语阐述者的不断染指，既存语境的不断扬弃，话语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也不断地分裂，以致能指在模糊的状态中不断地变异，最终建构了一种奴役的逻辑。“主义”几乎难以避免异化。它的意识形态化几乎不可避免地从笑容可掬变得面目狞狰。
这种现象相当复杂。任何一种“主义”都具有其内在精神，但它并不一定能获得“主义者”的精神世界的呼应。换言之，由于“主义者”的素质，“主义”无法和“主义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同构性，更无法进入“主义者”的价值本体。“主义者”的认知图式，他的“理解的前结构”也不一定能切入主义运演的逻辑。而由于任何一个“主义者”在“解读”“主义”时已经以其原有的知识结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对“主义”的语符进行了“编译”，隐藏在语符中的价值信息就有可能失真。当这种失真不断地被放大时，“主义”将变形。比知识结构更能扭曲“主义”的是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它们就像是一套编码的思维的程序，先以文化心理删除掉“主义”曾经的文化指令，后以思维方式将“主义”模式化，无视其语符的价值信息而将它纳入一个既存的逻辑体系。在此意义上，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不变而仅仅是“主义”语符的变异并不能取消不同“主义”之间“编译”后的同构性。“主义者”可以自如地在它们之间游弋，因为如果“主义”语符的价值信息不进入他的价值本体，“主义”便仅仅是一个语言游戏，它们分沾了“主义者”由既定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所赋予的属性，在它的指令下遭到“编译”，丧失了各自的特征。
“主义者”之所以“相信”这种“主义”，有两点原因。一种是真诚的“主义者”，他信奉这种主义在于对它的基本理念的认同，或对其语符所携带的价值信息的捍卫，或是屈服在“领袖”的权威下，由对领袖的崇拜转到对领袖所挥舞的“主义”的认同。但不管怎样，这绝对不意味着“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他的内在精神是同构的。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主义”的语符不仅仅停留在“主义者”的思维结构，它还渗入了“主义者”的价值本体，变成了他的一种可以确证其存在的属性。或者说，已经成了他的存在价值的一种支撑。攻击这种“主义”，已经等同于攻击这个“主义者”本身。如果不捍卫这种“主义”，在心理上他就无法生存。按道理讲，这是成为“主义者”的最高境界，但现实是，世界是复杂的，这个“主义”仅仅是看待、解释、规范世界的某个视角，它所看到的仅仅是世界的某个侧面，甚至它都有可能是错的。就算它是真理，也只在它所起作用的某个领域或层面才有效，越出自己的边界，它就不再具有规范的权力。但一个真诚的“主义者”既然已经将“主义”化成他的一种存在的属性，他就必须将他看成真理，并不断地给它以规范性。因为“主义”越是真理，越有价值，反过来越证明他的存在价值的优越性。这是人的一种“自我扩张”的心理机制，越被“主义”同化，越具有一种极权主义的思维，越需要确立“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越不懂得宽容，越需要将别的与之不同甚至对立的“主义”贬为垃圾。因此这种“主义者”越“真诚”，越歇斯底里，不可理喻。
另一种是趋炎附势、见什么“主义”得势就扛起什么“主义”的旗帜混水摸鱼想捞取利益的人。这是一些高度聪明的人，他们本质上是虚无主义者，除了利益以外，什么也不相信。利益可以是物质的、精神的，甚至仅仅是心理的，但不管它是什么，它永远是他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一切在他们眼中都是工具。这种人在今天这个“主义”得势时就宣称信奉这个“主义”，明天那个“主义”得势时就宣称信奉那个“主义”。如果说一个曾经的真诚的“主义者”在“反叛”当初自己所信奉的“主义”时尚有换血蜕皮的阵痛，因为这是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怀疑和否定，他必须“恨”自己，恨与自己当初所信奉的东西在语符或属性上有关的一切，如此才能避免看见自己当初的影子并消除对自己的怀疑，才能确证自己的“反叛”的合理性，以便在心理上生存下去的话，那么一个并不“真诚”的`“主义者”则没有这样的心理历程。而也恰恰是这种人，因其聪明，非常容易从“主义者”们中脱颖而出，在“乌合之众”中具有影响力。他们开口闭口这种“主义”，不断地“代表”这种“主义”，既无视“主义”与“人”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属性，也从不对自己进行“资格论证”。在这些人对“主义”的解释中，“主义”的指令不断地在不同的场合遭到修改，即使自相矛盾也在所不惜。由此必然导致“主义”的某些指令被遮蔽，某些指令被无限放大，最终使“主义”丧失其逻辑上的自洽，并声名狼藉。
而“主义”无不追求自洽，否则它就无法对自身的存在理由，以及存在的意义进行论证。在这种意义上，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化简直是个宿命。它所涉及的对象总是超越自身，而它往往又追求一种规范外物的权力。表面看来，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首先只能代表理论者或信奉他的理论的某个团体的观点。而任何观点显然并非天然地契合了某种真理而仅仅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和规划，这种解释和规划也许很荒谬，也许更接近于世界的真相，但不管怎样，它都无法付诸以一个客观公正的裁决而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事实上，即使它所发现的是真理，也不能证明它本身就是真理。和任何其它观点一样，它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性诉求、是否符合经验事实等角度上去评判其它观点，或仅仅能从自己与世界的联系上去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能强行将自身当成真理迫使其它观点、迫使人对自己俯首称臣。但事实却是，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隐含了影响人、改变人的精神结构的指令。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对世界的重新编码，借助于对世界的解释、规范以及对人的精神的整合和对人的人格结构的改造，它非常容易将其语码所代表的内涵转化为人的存在属性，并以其“事实判断”作为存在于人思维结构中的世界而取代现实的世界，以其“价值判断”重新设计人的情感反应模式、对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道德的基本态度，从而通过“人”这一中介实现了对与其语言所指与能指不相容和相互排斥的世界的颠覆。这样，这种理论体系本身便已不是要把握世界，而是要企图规范世界、控制世界，使世界按其意志而有序地进行演绎。存在于它的语符深处的内在指令天然地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渴望，它具有了排它性，并随时准备冒充为唯一真理而迫使其它解释世界的体系向它俯首称臣。在这种情况下，它一旦与权力结合，便确立了奴役的“现实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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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九
当前，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发展正在迫使我们全面接受全球化这一概念。伴随着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来临，西方价值观向全球扩张的趋势愈加明显，然而，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力量，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向全球散播，它在西方文化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也唤醒被征服地区的文化自觉，支持非西方文化反对文化全球化。如果我们需要继续延用全球化这一概念来描述当前整个世界的形势，那么，全球化就必须是一体化和多元化的综合。它在物质层面，如在经济、技术、信息交流上追求一体化；而在精神层面，如在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上追求多元化。当然，要想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正常进行，人们就不得不在精神层面寻求某种文化间性，以此作为人们普遍认同而维系交往的原则。这是一种现实的情境，任何源自西方现代性传统的叙述实践都不得不与此适应，同时也要参与当下社会情境的演化。世界历史写作作为一种叙述实践的行为，它曾经描绘出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表达作者的世界观，并定位不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逐渐得知，重构世界历史的思想包含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要素。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问题，事实上，连历史学本身也从来不是某种超脱现实的学术活动，世界历史的重构必须直面现实，回应现实对历史学的要求。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种世界历史，读者会意识到，每一种世界历史都是围绕着它自己的主题构造而成。这种主题有的记录帝国的兴起（如波里比阿的《历史》），有的表明宗教信仰的力量（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有的确立自我中心（如伏尔泰的《风俗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有的证明某种交往体系的形成（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世界历史的表现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重构世界历史，希望读者按照他/她的叙述来重新理解世界。这样，当我们将世界历史编纂视为一种叙述实践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世界历史编纂者事实上就在争夺一种话语权力，每时每刻都在现实世界中为自己所代表的力量争取前进的有利位置。作为一个反例，中国世界史界曾经普遍接受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这无疑证明了西方世界历史编纂曾获得的巨大权力。
如今，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要求解构现代历史叙述中那种追求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这并非是说它们不应存在，而是它们不应自认为是唯一性的存在。任何世界历史叙述都不应具有绝对权威。人们或许会这样理解，世界有多种面貌，任何世界历史叙述不过是表现了其中的一种，以此来反对某种试图一统天下的世界历史或普遍史。其实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来认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观念，它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概念性存在，既然我们按照某种形式、结构、体系来接受并唯有如此才可能接受的世界历史都是历史叙述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从来不存在客观的世界历史。这同样是在说，世界原本没有什么现成的、等待历史叙述者去发现的面貌，任何世界历史的叙述都是在建构某种世界的面貌之时来展现这种面貌。
认识到客观的世界历史是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这将有助于我们摆脱世界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客观化幻象，也是承认世界历史多元化的首要原则。据此，我们将意识到，有多少个建构世界历史的心灵，就将出现多少种世界历史，并且，只要我们承认人们有进行历史叙述的自由，就应当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承认每一种世界历史具有的存在的权利。
个体性世界历史理应是世界历史存在的基本形态，只有以此为基础，人们才可能追求获得更大认同的世界历史，如主体间的或文化间的世界历史。鉴于每一部世界历史都会有自己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总是反映出叙述者的利益所在，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在当前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必定是以多元的方式存在，这不是因为人们刻意要排斥一元性的世界历史，而是因为人们尚未对某个主题及其体现的价值形成全面的认同。我们若是将表现世界大同视为世界历史的终极理想，显然，只有在世界大同实现之时，这样的世界历史才有可能真正出现。
这样，我们可以构想世界历史的存在形态，即将它描述成一个连续统：连续统的一极是个体性世界历史，另一极是表现出世界大同的理想化世界历史。我们已经见识过多种世界历史，但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所体现的叙述实践描述成一种连续的、合目的的行为链中的一环。这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所接触到的叙述世界历史的实际经验，还无法在连续统的两极之间建构起一部进步的历史，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证据表明普遍人性或世界大同是每一次世界历史的叙述实践暗含的目的。我们可以将世界大同作为一种理想，我们可以预先将现实中的世界历史叙述构想成实现这种理想的艰难历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必须清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为此，在现实情境下重构世界历史必须采取某些适宜的策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策略？我们要将世界历史重构成怎样的？带着这样的疑虑，我们很容易将目光集中到世界历史叙述者身上。然而，在我们明白了客观的世界历史不过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每一位叙述者都有权编纂他/她自己的世界历史之后，现阶段有关世界历史之重构的核心问题就不再只与世界史家相关，它更是有关世界历史接受者/读者的问题。一旦接受世界历史的读者意识到，他/她所面对的世界历史，是世界史家通过其主观构想对处于混沌状态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与综合的产物，世界历史曾经拥有的客观性以及由此具有的权威性便将还原成世界史家个人具有的权威性，而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个体权威性的质疑并非不可能之事，这样就为世界历史编纂的大众化开辟了道路。在精英文化主导的世界历史编纂中，重构世界历史的目的在于征服，即以文本中表现的单一的价值观念征服世界，种种体现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文本便是例证；而在大众文化主导的世界历史编纂中，重构世界历史意在丰富，即自觉表明世界历史文本中的主观性，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这样，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仍然可以在其编纂过程中围绕单一性主题进行，更多在文本内部具有单一性主题的世界历史共同构成了多样性的世界历史呈现并被接受的形态。一方面，它符合后现代主义对多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仍然满足了世界历史或普遍史概念本身对于单个世界历史文本提出的要求。
通过在认识论层面上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构成的揭示，世界历史编纂将处于一种全面的竞争状态，它们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不过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物质层面的全球化将为传播蕴含了不同价值观念的.世界历史提供技术支持，最终使得某种单一性世界历史成为更多读者的可选项，也为某位读者提供更多的单一性世界历史文本供他选择。于是，即时、低廉并触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传播方式将造就一种世界历史观念的自由竞争状态，世界历史将伴随着现实的发展，在读者的心灵中进行不断的交流、碰撞、重构，诸多单一性世界历史内含的主观叙述动机，客观上将通过交流，促使世界历史叙述成为寻求主体间性、文化间性的一种有效的叙述实践。
由上所知，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并不是指以某种单一性主题及其代表的价值观为中心来重构世界历史，从而取代原有的单一性世界历史叙述，它事实上旨在以更多的单一性世界历史叙述丰富已有的世界历史叙述，并将选择甚至重构的权利交予大众，避免某些文化精英假借客观性世界历史之名，行垄断世界历史解释权之实，最终令世界历史叙述重新回到现代性的阴影之下。
在人们对历史叙述具有更多自觉的情形下，我们重构世界历史还将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我们不再否认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观念主导的世界历史在现实中具有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目前还不可能要求这些世界历史的叙述者成为那种普遍人性的替身。如果上述世界历史可以视为集体性世界历史的话，个体性世界历史可能仅仅表现个人眼中的世界。这种世界历史可能只表现他对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看法，也可能表现他就整个人类历史的个人观点；它可能只反映空间范围内的局部地区，也可能包括全球任何地域；它可能只是呈现历史上某个时间片断下（如某一年、某一个时代）的全部世界，也可能描绘生命起源直至现在的历史，甚至还以预构的未来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目的。世界历史将被重构成何种形态，这完全取决于在叙述者的概念体系中，世界历史的观念是什么，就好像巴勒克拉夫仅仅将他所确定的当代史视为全球史或世界历史。这样，只要作者认为这个历史文本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看法，我们都可以将它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
在我们认可多样性世界历史的存在之时，表现世界历史的权力分散了，这是在全球化时代破除绝对中心、破除绝对权威、破除迷信的方式，我们将不再接受哪一种力量以自命不凡的方式宣称自己代表了世界的潮流。如果说我们仍然将世界大同预设为重构世界历史这种叙述实践的终极理想，那么，多样性世界历史的存在，便是我们追求那种理想切实可行的现实策略。这种策略将赋予读者选择和接受的权利，叙述和实践的权利，而不容许人们具有遏制这些行为的权利。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
古文字奇才没有才应为高考作文“祛魅”
中国大学网。
因在高考时写了一篇布满古文字的作文，四川考生黄蛉被称为“古文字达人”。他的幸运并未止步于高考录取，还在两年内实现了三本到一本的“两级跳”，从川大锦城学院转入川大本部学习。但是，川大专门安排来给他“开小灶”的返聘教授何却认为这名学生缺乏做学问的定性，“有些浮夸”，而且也没有表现出真正的文字学功底和天分。于是这位教授拒绝继续指导黄蛉。（11月5日《成都晚报》）。
少年多轻狂，“浮夸”一些也不是大毛病。但没有真正的文字学功底和天分，却可以说是“致命伤”。毕竟，黄蛉当年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关注，就是因为高考作文中的“古文字功底”。被社会冠以“偏才”“怪才”称号的他，得以让学校以“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名义予以特招。然而，社会大众都忽略了一点：黄蛉当年的高考作文卷其实只是一篇类似于火星文的编造文章。事实上，甲骨文可识别的不到千字。一个普通高中生，只需花一两周时间，就可以把它们描摹熟练，凑成一篇谁也看不懂的天书。如果将其中的古文字翻译成现代文字，其实与作文本身毫无关系。可以说，黄蛉只不过是借高考这块平台，狠狠地自我炒作了一番。
每有奇文出现，社会各界都纷纷交口赞誉，仿佛如果不给作者优待，就是扼杀人才。这种对异才的'渴求，反映了社会对高考制度、教育制度选拔人才的千人一面的不满。人们想象：人才是有的，只是被教育制度扼杀了；天才是有的，只是被高考给磨灭了。于是，以偏怪面目出现的人，也就成了“人才”。人们似乎都在以“不拘一格”为乐、为荣。另一方面，公众，乃至于评卷者，却没有对考生是否真正人才的判断力。高校为了吸引眼球，不问究竟，对奇人异士广开方便之门，也形同火上添油。这就正是在这种对人才的幻想之中，高考制度本身的公平公正性被破坏了。在高考作文怪才的事件之中，我们深切地看到，当今社会依然没有学懂遵守规则和制度。要祛除此种乱象，当为高考作文祛魅，让它回归到最基本的书写和写作能力中去。
(红网)。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一
哲学的目的是追求世界或者宇宙的终极，它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式上与其他科学不同。科学都是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所有科学问题的极点。在这一点上，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传统哲学并非以追寻世界本源为根本目标，而是通过对宇宙观的讨论来明示人的生存哲学。在哲学方法上，中国传统哲学一直采用辩证法，而不是西方哲学的运动哲学。这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别造就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典型特征，即学说都是为社会治理服务的。本文在这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在受到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如何重新构建其理论体系，发挥其实际价值。
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人这一生物自出生以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社会一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发展。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永远不会满足现有的生存状态，总是在追寻更高层次的存在。这是人类的哲学本性，即不断追寻人类发展的终极。这也构成了任何一个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当前科学日益昌盛，但是仍然解决不了这个重大的命题，而且似乎离人类的终极关怀越来越远。虽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对人的讨论上存在方式上的差异性，但是其本质目的都是一样的。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其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以“本体论”为主。[1]西方哲人一般通过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来构建高于外表世界的虚拟世界，即世界上所有事物存在的本质世界。从西方哲学的构建方式看，西方哲学都是通过逻辑模型构建的，不属于任何世界实体，从而表达了西方哲学家的终极追求。自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等人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之后，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和完善，西方哲学已经发展到了其高峰，大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同时，西方哲学目前也面临着其发展中的困境，很多西方哲学家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而与此相对，中国传统哲学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哲学从来都不为科学和思想解放而服务，而是关照人的生存问题。
先秦著名思想家老子自其著作《道德经》问世之后，各种“道”的思想纷纷涌现。中国古人从不以逻辑思维作为思考方式，而是通过“悟道”的方式来实现终极理想。可以说“道”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甚至传统文化的根本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都是由“道”而来。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这与西方的本体论截然相反，但是其同样具有追寻世界本源和终极的目标和作用。根据老子的“道”的思想及其他思想家的学说，“道”是世界存在的本源，任何事物都是由“道”而生，随“道”而变。“道”既可以包罗万象，囊括天下于其中，也可以细微如尘，任何事物中都有“道”的存在。“道”的思想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说什么都讲“道”：茶有茶“道”，武有武“道”，棋有棋“道”。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说清楚什么是“道”，但是确实能够体察到它的存在，体会到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对人们的影响。古人言明证道需要体悟，是靠人的悟性来修得正果。可见，“道”这一存在与人的思想一样，虽然摸不着看不见，但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道”对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虽然西方哲学也在追寻超越人的思维之上的存在，但是其采取的是本体论的方式，在人的主观世界之外重新构建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世界”。[2]这里就涉及到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任何哲学的起源都与宗教有关，西方宗教在探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时是将人和世界分离开来的，中间存在上帝。人和世界的交流需要通过上帝才能实现。但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一直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中间没有分离开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实现人的思想超越是“悟”，从世界的内在实现思想上的超越；西方哲学中的超越靠“证”，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超越。随着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很多西方的思想理念都出现了种种的矛盾和冲突。按照西方哲学的说法，世界是以逻辑的形式存在的，“绝对真理”存在于逻辑世界当中。
这样的哲学形式虽然表面上非常显明而直观，但是内在的逻辑矛盾层出不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概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二者如何进行沟通，二者的桥梁是什么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没有实质性的障碍，人可以通过“悟”的方式来实现二者的统一。西方哲学本身就是超越科学的独立存在，而往往西方哲学家在研究哲学命题时采用科学的方式，这样就容易出现悖论。这都是因为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世界分离开来，从人的理念的视角来研究外在世界，很容易走向世界这个对象是不可知的困境。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已经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种种问题，这是西方哲学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中，“阴”和“阳”的辩证思维是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占卜文化极为繁荣，“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柱。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易”而生，生克变化往返不息。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用逻辑思维，而是通过研究万物的特征来给其定性。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从狭义上来看仅仅包括老子《道德经》的道经部分，甚至排除了德经部分。因为狭义上的哲学是追问宇宙的终极，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而德经包括后来各大思想家们都是在讨论人伦和人的生存的现实问题，并不是哲学的真正意义上的追求。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在利用辩证思维研究宇宙中取得了较为丰盛的成果，但是辩证法仅仅是哲学的低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高层次哲学研究的范畴。很多问题如果用辩证法来回答往往是无果的。[3]例如回答“阴”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清其本质什么东西，只能用“它是阳的对立”来回答。而这样的回答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虽然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缺陷，但是它通过对世界特征的归纳来研究意象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者说是参照。
中国传统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在理论系统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西方哲学体系是围绕本体即自我意识本身来建立的，它以追寻宇宙终极为目标。而中国传统哲学以“天”和“道”为中心，讲究“天人合一”，并非追寻知识本身，而是通过探寻天和人的关系来教诲人应该怎样为人。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的价值观并不是像西方那样成为了独立的伦理学说，而是渗透在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人无论从哪一领域都可以探究人和天的关系，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发掘到最后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注重对事物和规律的认知，即使有些情况涉及到高深的科学知识也是浅尝辄止，从来不会应用到生活当中。中国传统哲学从实质上来看可以说就是道德哲学，因为其主要为道德和价值观服务。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知和行的统一，人和自然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在探索天人关系时主要通过顿悟而不是求证。[4]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以生存为背景，以人伦关系为重点，主要通过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探讨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理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我国著名的学者张岱年先生就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哲学家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现状，探寻更高层次的生活状态；中国的哲学不是以逻辑推导为基础，而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的世界分离开来，用人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中国哲学注重人和宇宙的统一，从宇宙内部看待人和宇宙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真和善是统一的，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善，宇宙真理和人生至善是统一的。[5]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体系上有很大不同，但并不表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不完善。相反，中国传统的哲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只不过这一体系都是围绕价值观建立的，所有的内容都和价值相关联。[6]先秦诸子百家在其著作中都阐明了君子之道，通过求知和为学等途径来完善自我，实现人生至善的目标。
第一，重构太极图的形。我国传统哲学以《易经》为根基，通过辩证思维阐释了宇宙万物的生克变化。自宋明两代的“太极图”问世以来，我国传统的哲学发展到了高峰，“格物致知”成了中国哲人的主要研究方式。当前我国国学没落，传统哲学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显得一蹶不振，有必要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昌盛中国文明。因此要再造“太极图”，延续中国传统哲学的命脉。当然，这里并不是主张恢复旧有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去粗取精，吸收传统哲学好的部分加以创新和丰富。[7]宋明理学讲求通达，主要研究身和道的关系。理学家认为追寻道应该从身出发，让自身回归到自然的世界中去，一切以身为开端。放在哲学理论中来讲，身在这里指的是处于宇宙当中的“此在”属性。身是宇宙万物的化身，通过对身的参悟可以领悟到宇宙的真谛。这和西方哲学中原罪等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对身的理解，中国哲学可以依靠其重新构建“太极图”的形，也就是将身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围绕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这样就避免了盲目地追寻传统哲学中无法捉摸的“道”和“法”。自“太极图”问世以来都是以“道法自然”为核心思想，但是缺少实际意义上的主体，导致哲学研究走入了困境。将身这一主体引入到“太极图”当中能够为“道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打好根基。太极中的两仪实际上就是阴和阳两种属性，以往对其的解释玄之又玄，如今引入了“身”的概念之后，在哲学研究中可以很容易将其理解为男性和女性。这样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古人所关心的事物都是和其生存有关的事物，很多现象在古人眼中都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从而出现了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体现了古代生存环境紧张，古人关注生命形成转化的现实生存状态。从阴和阳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并不仅仅作为人而存在，而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关键，阴由阳而生，阳由阴而发。它体现了人伦关系，也体现了传统哲学追求生命生生不息的伟大愿景。
第二，重构太极图的势。除了要丰富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之外，还要对其研究方法进行相关的讨论和完善。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问题的方法都是理论和方法一体，理论可以当作方法，方法可以用作理论，这显然存在不合理的方面。[8]身是研究的主体，宇宙变化是其演化的环境。这种全新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另一大特点，是与其方法二重性相应的体用二者的兼备。实际上，阴阳两种属性可以作为方法论，而五行是演化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身即生命，生命由两性而来，两性形成家族群体；身又可以说由五行生克变化而来，五行构成了物质世界的体系。二者同属于研究宇宙万物的方法论，各自是独立的，不能混为一谈。传统的哲学将自然放在太过显著的地位，导致很多哲学讨论都陷入了虚无主义。当下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要将阴阳这两种自然属性严格地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形成独立的哲学研究体系。中国哲学既需要传统的体察思维，又需要格物致知的观察思维。不仅要研究天道，找出自然生克变化的自然规律，还要研究人道，通过人的属性特征来弥补哲学体系中的漏洞。总之，要将人与天二者区分开来，独立进行研究，同时也要着力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整体上构建中国哲学的体系。
第三，重构太极图的义。“太极图”的阴阳属性带有强烈的生化含义。阴生阳，阳生阴，二者在循环往复中构成了宇宙万物的模型。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生命的讨论和西方哲学截然不同。西方哲学在研究宇宙生命的起始和发展过程时采用的是线性思维，而中国传统哲学采用的是回互性思维。无论是从阴阳的角度还是从五行的角度，生命的起始、发展、衰落和灭亡再到起始都是循环的，生是死的开端，死是生的结果。老子有云：出生入死，说的就是人从一出生就朝着死亡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生命逻辑是共生的。我国传统的道教和从印度引进的佛教关于生与死即阴与阳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死亡绝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生命的开始。道生一是万物的起源，也是生命循环不息的开端。中国哲学在研究传统的生命观上具有独到的建树。当下中国哲学更需要注重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弥补自然主义好虚无主义的缺陷，为研究人和宇宙的关系提供科学的方法。“太极图”的重构绝不是复原传统的阴阳和五行，而是要通过对事物属性的研究中找到研究天人关系的路径。
四、总结。
本文首先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然后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宗旨，最后说明了如何对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起源都与宗教有关，西方宗教在探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时是将人和世界分离开来的，人和世界的交流需要通过上帝或神才能实现。中国传统的宗教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中间没有分离开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实现人的思想超越是“悟”，从世界的内在实现思想上的超越；西方哲学中的超越靠“证”，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当下阶段，需要解决虚无的自然主义问题，其关键是要形成研究天人关系的方法体系，再造“太极图”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二
1、土地征收概述。
土地征收简称为征地，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的所有，并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予以补偿的行为。
在我国，有关土地征收及补偿的条款最早出现在1944年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中，该条例确立了“租用、征用或者以其它土地交换”的初级形式，后几经发展完善，但一直沿用“土地征用”这一名词，对土地征收及补偿制度大多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修正或修改前，没有区分“征收”和“征用”的不同，统称“征用”。从实际内容看，《土地管理法》既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的情形，实质上是征收；又规定了临时用地的情形，实质上是征用。20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和补偿的概念，明确了征收和征用两种土地流转方式，为今后农村土地征收及补偿制度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宪法上的基础和保障。8月28日，《土地管理法》也对相应条款作了同样修改，我国的土地征收及补偿制度正逐步得到完善。
但是近年来一些文件、报告时常混用“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两个概念，主要原因是实践中人们还存有模糊认识，认为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表述不同。实际上，二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征收的法律后果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征用的法律后果只是使用权的改变，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征用条件结束需将土地交还给农民集体。简言之，涉及土地所有权改变的，是征收；不涉及所有权改变的，是征用。
2、土地征收的特点。
（1）强制性，土地征收是一种行政行为，在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中，由有权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来行使，征地方与土地被征收的集体组织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土地，无需被征收土地的所有人同意。国家征收土地作为一种行政行为，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组织必须服从。
（2）行政性，土地征收行为并非基于双方的自愿和一致的民事行为，而是有权行政机关行使其职权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有人认为土地征收属于国家行为，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土地征收和其他行政行为没有区别都是由行政机关行使法定的职权的行为，国家行为是不可诉的，征地属于行政行为，可以对其申请行政复议和起诉。
（3）公益性，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指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国家依法征收土地的唯一原因。
（4）土地征收必须以补偿为必备条件。国家在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同时，应当对被征地的农民集体和享有集体土地使用权农民进行补偿，的应当保障被失地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征地下降。
3、目前的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各地掀起投资热潮，城镇周边的大量耕地被占用，变成了开发区和商品房。这股“圈地”的热潮给我国带来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负责人郭宝平先生介绍说：“（非法占有土地）主要是指违规设立开发区，大量圈占土地。目前，全国的开发区（面积）比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面积还要多。有些地方（政府还）滥用征地权，大量征地，造成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社会不稳定。”据介绍，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大片的耕地被以各种名义征用，而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的经济补偿却很低。郭宝平先生指出，由于目前中国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普遍以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为主要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出“政绩”而盲目设立各种不必要的开发区，或开工建设重复性投资项目，这是当前中国出现圈地热潮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方政府热衷于征收土地，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最为突出的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土地征收引发的群体性案件迅猛增长，据了解，，国土资源部受理的涉及农村征地纠纷的来访为887起3157人次，其中因安置补偿问题来访的为776起2757人次，分别占87.49%、87.33%。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补偿标准偏低；二是违法征地；三是在占地过程中存在暴力行为。
据介绍，1至11月，中国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7.74万件，清理非法占用土地1万多公顷，然而土地征收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在上涨。
笔者以为目前，我国土地征收存在以下严重的问题和弊端。
（一）土地征收程序不规范。
由于片面的追求政绩，以及部分地方领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加之土地征收属于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特点，部分地方在征收土地的时候没有全部依照甚至完全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在笔者的执业过程中，当事人咨询以及我承办的案件中，60%以上的征地行为存在少批多占、未批先占的行为；90%以上没有依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履行失地农民知情确认程序；80%以上在征地规程中没有依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组织失地农民参加听证，此外征地补偿标准偏低、截留征地补偿款、以租代征、越权审批、占地过程中滥用公检法部门等现象也非常严重。另外，发生纠纷后部分地方政府组织人员截访，法院对于农民的起诉以各种借口推脱不予受理，并不做不予受理的裁定。致使失地农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后连最起码的司法救济权都受到侵犯。这些行为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在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事件。
（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且补偿对象不一致，部分地方截留征地补偿。
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时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来执行的，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作为征地补偿的主要部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都是按照土地年平均生产值的倍数来确定的，而不是由国家（政府）和农民协商或按“市价”补偿。也就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没有按照市场应当有的价格来实现其价值。由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所以地方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会自己制定本区域的补偿办法，所以出现了各地的补偿款分配不一致的现象，如山西省明确规定了将土地补偿费的80%支付给失地农民，但是贵州省可能未作这样的规定，区县政府、国土资源局和村委会有可能会支付该部分款项给失地农民，也有可能不予支付。此外各个地方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农民如出嫁女、外迁户等给予的补偿都不一致。最为严重的是部分地方政府截留农民的征地补偿款，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的原则是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用土地而降低。征用土地后通过补偿和采取各项安置措施，要使被征地单位的农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征地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不到，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提高补偿标准，最高能提高到30倍。这样即使存入银行，按目前的利率也可以保证农民的收入高于被征用土地之前的水平。如果30倍仍然不能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用土地而降低就应该由国务院批准继续提高，但是事实上这种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再提高补偿标准的，是很少的。
（三）公共利益的界限模糊，大量占地不属于公共利益需要。
土地征用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公益目的而抵偿取得非国有土地和个人土地的行为，行政征用权的行使仅限于公益目的虽然《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却没有明确何为公共利益，如何确定公共利益。这就导致国家的土地征收权事实上不受限制的情况，造成权力滥用。据调查在我国现有的征地中80%以上的征地都是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而非公共利益，一些地方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政绩工程”的促使下，滥用土地，把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和工业用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四）存在大量的非法占地现象。
土地征收属于行政行为，无论如何它根本上是依据法律来实行的，但是由于征地报批的时间较长、程序比较繁琐、审批比较严格的原因，部分地方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回避正规的征收程序，采取如“村改居”“城中村改造”“以租代征”“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非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这种没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占地的行为属于非法占地。
综上，我国土地在制度上和时间上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现在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以及其他高层国家机关对此已经很重视，对于土地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也在逐步的加大，相信这些问题终会的到解决。作为一名土地律师，笔者希望本书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有所帮助。
4、对土地征收纠纷的分析和对策。
为防止土地问题的大量出现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农民权益的实现，如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协调裁决机制，征收土地确保农民之请确认、开展百日行动查处违法占地、健全严格征地审查报批程序、制定土地区片最低价等，这些措施使农民权利保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细化，但是并没有减少土地纠纷的发生，相反在农民土地维权行为反而比以前增加，不少地方政府解决这类问题的靠的是“公检法”，这种方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的激烈。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呈报和审批过程中存在违法性，对于农民属于来讲属于程序上的问题，并不是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根本原因征收土地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即土地被征收后农民能够得到多少的补偿，失去土地依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问题。
关于现行的征地补偿依据是《中华人民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该条对于征地补偿是这样规定的：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关于征地补偿如何分配，对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安置补助费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中没有争议，应当属于失地农民。但是对于土地补偿费我国现行法律有着不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分配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
集体土地被征收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是没有问题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也是按照土地所有权进行规定的，但是就集体财产应当如何分配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自由支配，而是必须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进行分配，各地省政府基本上都制定了具体的分配办法，一般情况下分配比例为8/2，即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20%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由其依据村规等依据进行支配。
从法律的规定和征地实践来看，这种征地补偿制度并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而仅仅是对征收土地给农民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的补偿，这样的补偿制度对于农民失去土地而间接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是不予补偿的，在法学界这种补偿的原则被称之为不完全补偿原则，这种不完全的补偿制度对于农民而言极具不公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征地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这就决定了我国征收土地的行为属于国家征收行为，而不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不会按照标的物具有的价值来进行补偿的，即法律授权政府可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标准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成国有，将农民正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终止并转让到他人手中。
该原则从强调“所有权的社会义务性”观念出发，认为财产权因负有社会义务而不具有绝对性，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加以限制。但征收土地是对财产权的剥夺，它已超越了财产权限制的范围。因此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地依法准许财产权的剥夺，使财产权的保障成为一纸空文。
（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现象严重。
在法律授权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地依法征收集体土地的同时。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即在土地出让金百分之七十属于地方政府财政，在发达地区，土地出让金数额巨大，成为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土地收入除了增加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各个部门可以借此征收土地规费，也提高了部门的积极性。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将卖地作为自己的主要财政收入，我们称之为“卖地财政”。陈锡文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披露“每年可以向农民征收多少土地是由国家根据发展规划来确定的，比如在金融危机暴发以前，正常年景下，国务院审批的对各省可以使用的建设用地大约是400万亩，其中有280万亩是要征用农民的土地。今年由于情况特殊，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各地的建设规模就比较大，所以今年针对这样的情况，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总量是630万亩，其中315万亩是要征用农地的。”。其实在国家控制指标外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量的超标占地，未批先占的行为时大量存在的，而少批多占的行为则更为严重。
并且对于土地出让金这种不稳定的财政收入也不会纳入财政预算，这一定程度上增长了腐败现象。为追求业绩地方政府依靠卖地的收入大搞形象工程建设，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搞形象工程大肆挥霍，甚至土地违法、腐败等现象滋长，对于这些行为农民是非常反感和愤怒的。
（二）、征地补偿款与国家土地出让金相差太大，集体土地的价值不能平等交换。
以耕地年产值来确定的补偿标准不能正确的实现土地的价值，且集体土地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限的所有权，农民集体自己无权对其进行处分，只有作为非所有人的国家才有权进行处分，这一规定一方面维护了我国集体土地的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集体土地价值的实现，将集体土地大量限制在农用地范围上时，以用途来确定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实际上不符合平等公平的原则。农民在土地被征收时其得到的补偿一般在2―5万元人民币以内，但当这些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进行出让时其价格达到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这样的明显的差价使农民难以接受。
（三）、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行为与法律不一致，法律对地方政府没有产生限制作用，这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占地的欲望。
物权法规定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但在现实中大量被征收的土地是用于房地产等商业用地，商业开发当然不能归类公共利益。而且在实施征地方案时地方政府对于农民的反抗往往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协调和解决。在有些地方常常会出现农民因土地纠纷采取上访、阻工等措施来抗议而受到了行政处罚甚至刑罚，公检法等专政机关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使土地纠纷更加显得严重。
一方面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一方面征地补偿不合理，同时有些地方在征地过程中采取强制征收的措施，对群众思想和民生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使土地问题越来越显得严重。
对我国土地纠纷的处理问题，温家宝总理曾发表过观点。温家宝在承诺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永远不变的同时指出，必须对那些被占用土地的农民给予应有补偿，其中“土地出让金主要应给予农民”。昨日，他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出如上表述。温家宝简明扼要地陈述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观点。他称，中国政府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他进一步解释，更加坚定是指“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表示，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英国金融时报一位记者问道，如何让中国农民更好地实现土地价值，抵御非法侵占。温家宝表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属于集体，但生产和经营权属于农民。对此，他认为，“这是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随后，他论述了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对此，他使用了一组排比句：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保护农民对土地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占用农民土地必须给予应有的补偿。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必须依法严惩那些违背法律、强占乱占农民土地的人。
总理客简明的话语，其实已经客观的为我国土地问题解决指明了方向。结合总理的观点和当前土地问题产生的根源，笔者以为解决土地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改变以往以耕地年产值来确定补偿标准的原则，在征地补偿中要充分农民集体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二、限制征收土地的条件，建设项目使用土地的应通过政府主导和监督下与农民协商的方式处理，在协商难以解决时方可采取征收这种国家强制手段。
三、对地方政府征地进行有效的监管，严格履行征收土地审批制度，对征收集体土地的理由是否属于公共利益作为审批的重要条件。
四、土地出让金应上缴国家财政，以减少地方搞土地财政的源头，由国家建立各地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征收集体土地所得到的土地土地出让金应全部用于失地农民。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三
文化馆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化馆公共服务的开展质量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质量和进度。首先文化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虽然我国的文化馆事业发展相对缓慢，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以文化馆为代表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其对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日渐突出，文化馆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优势和主导性逐渐被发挥出来。文化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其本身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其对社会文化的组织辅导与示范作用。作为组织者，其帮助群众将业余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促使群众在唱歌、跳舞、看戏等文化活动中消除疲劳的同时获得精神的满足；作为辅导者，其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了文化知识的普及，有效的提高了文化生活的质量；作为示范者，其为其他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促进了更多优秀文化活动的出现。
二、新时期文化馆开展好公共文化服务的对策。
1、用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生活。
人精神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人对文化的需求不可能只局限于一个方面，所以民众所希望的文化生活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覆盖方方面面的。而多样化的公共文化生活应具备以下几点特征：首先其需要具备广泛的社会性，能够调动起全民的参与积极性；其次，公共文化活动本身的形式必须是多样的，是面对大众而展开的公共文化活动，；再次，鉴于公共文化活动是以满足和丰富民众的公共文化生活为目的，所以其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体现出现代社会的人文思想理念，只有这样公共文化活动才能被大众所接受，只有这样大众才会积极的参与其中，也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大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大众文化道德素养的全面提高。以昭通风景画展为例，该画展由昭通市文体局主办，昭通市文化馆承办，秉着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繁荣昭通美术创作的理念自首届画展起，至今已跨过了第十个年头。该画展在每年的春节期间举办，在最初时画展上的作品数量仅有75件，虽然内容相对比较丰富，但是画作的种类也不是很多，其中采用现代技术进行创作的美术作品仅有5件，2件是电脑制作，3件是图象制作。而到如今，不论是展出作品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以及文化活动的参与人数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且如今到了昭通风景艺术展还衍生出更多的艺术作品展，诸如油画展、摄影展、少儿书画展、国画展、书法展等等，其中不乏名家大师的作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艺术展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而是遍及昭通的十县一区，其中甚至还有部分艺术展开到了昆明市、曲靖市、文山市等。这些艺术展会活动的举办不仅向民众提供了一道丰富多样的文化大餐，极大的满足了民众对文化的需求，同时也给了广大的文化爱好者们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为社会的和谐文明发展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每年举办各类展览、音乐会，各类文艺比赛、各类培训班、并长期开设“丹娜外语培训班”、“少儿音乐、舞蹈、美术培训班”、“小提琴培训班”、“书法培训班”、“电声乐培训班”，辅导留守儿童、业余文艺团队、组织公益性讲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2、优化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队伍。
在公共文化建设中，人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力量，是公共文化建设的生命力与动力，要想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支思想好、业务能力强、组织精良、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必不可少的，且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要求的不断提高，精品文化工程的建设势在必行，一专多能型人才的优势越发突出，文化建设对优秀人才依赖性更加明显。鉴于此，笔者认为文化馆在对优秀人才的培养上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对文艺骨干和精英人员的培训和与教育。大力提高馆内辅导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在年初就明确的向馆内各专业人才提出今年的工作目标，例如要求各专业人员在今年推出的作品中有1-2件作品的影响力是能够达到省级水平甚至是国家级水平，同时对于精品生产上有杰出表现的工作者不仅要给与政策上的表彰，还有给与经济上的奖励，从而有效激发全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其次，提高对社会资源的利用率，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对人才培养。比如文化馆可以多与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机关沟通，动员他们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来，从而逐渐壮大公共文化服务的.队伍。
3、建立社会文化事业单位的公共文化形象。
当前，公共文化事业正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对于文化馆而言，其要想彻底发挥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树立起良好的公共文化形象，促进文化馆品牌建设，发挥文化馆的品牌影响力。具体而言，在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形象的树立过程中，首先要统一其名称，设计出能够凸显其公益文化性质的标识，同时明确文化馆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理念等。另外，鉴于文化馆对知识文化的普及功能，我们还需要建立起多级式的文化网络。以昭通市为例，其当前的文化网络主要由市文化馆、区（县）文化馆、街道（乡镇）文化馆以及社区文化站（室）构成，且不同级别的文化馆在功能和名称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然而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文化设施和文化功能的不断增多与丰富，再用文化中心来命名低级别的文化站或文化室显得过于笼统，所以为准确定位低级别文化室与文化站的功能作用与地位，统一和规范各级文化单位的名称是十分有必要的。
4、根据当地的文化特色构建公共文化服务。
在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要求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实行政事分开原则，昭通市文化馆在开展工作时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实行管办分开。公共文化服务从服务的标准化向均等化转变，从服务这个角度对公共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群众需求为文化服务的导向，创新文化服务工作，将送文化改为种文化。昭通市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开展和文化体系的建设中非常的接地气，将昭通市的本地文化情况与特色有机地融合到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之中。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和群众文化活动中，积极整合社会文化资源入手推进群众文化建设，引导街道、社区、单位挖掘潜力，突出特色，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围绕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主旋律，为构建和谐的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体现了新形势下群众文化建设中涌现的先进文化理念。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新时期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体现了昭通市文化馆服务面向大众的理念，又凸显了昭通市文化馆本身的特色与个性化，促进了昭通市文化馆品牌的树立，为特色公共文化服务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四
建设文化强国机遇下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对策。
1完善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发展规划和管理办法。
2建设体育基础设施，丰富人民群众体育文化生活。
3扶持体育文化产业发展，体现体育文化的经济价值。
4开展民间体育运动，发挥传统体育文化优势。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国际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不同民族的文化也不断交流、互补，从而实现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而在体育文化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竞技文化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跨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并积极地吸收了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凭借着西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奥运模式全球化发展，迅速成为当今体育文化领域中的主流文化[2]，使我国的体育文化也受到了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这从我国的竞技体育制度和内容上都有迹可循．但我国历史悠久，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无论是物质文化景观还是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和习俗都对世界各国人民充满了吸引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了具有传统养生思想、内外兼修、身心并兼的体育文化形式，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和谐、养生、修身、正心等．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人们对待体育强身健体的文化认同感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这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所具有而西方体育文化不具备的吸引力优势[4]．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形式草根性、平民性、廉价性的特征也更满足正努力向小康社会迈进的中国人民对为他们提供健康和娱乐而又能够消费得起的廉价体育的要求．体育部门和相关机构应该抓住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这一优势，大力开发传统体育的健身与娱乐价值，立足国内，大力开展气功、太极拳、跑步、踢毽、舞龙、舞狮、赛龙舟、扭秧歌、抖空竹等民间体育运动，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进体育文化的发展，发挥体育文化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作用。
结语。
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为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国体育管理部门和体育界人士应努力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促进我国体育文化的快速发展．针对目前我国体育文化发展还比较滞后的现状，体育管理部门应该从完善体育文化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发展规划和管理办法，建设体育基础设施，扶持体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民间体育运动等方面作出努力。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五
在中职学校文化建设中，校园环境建设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学校要坚持以社会文化为背景、校园为阵地、学生为主体，让师生共同进行校园文化以及校园环境的建设。在校园环境建设中，要充分优化教学资源，建设良好的网络环境，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不断推动校园文化的形成。
第1：中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校园环境建设。
[摘要]在中职教育工作中，中职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校园文化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职学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坚持人文性与职业性的统一，同时不断创新校园环境建设，完善教学基础设施，以此来不断提升教育工作效率，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
主要对中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校园环境建设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校园文化;校园环境;中职;探讨。
在中职学校文化建设中，校园环境建设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学校要坚持以社会文化为背景、校园为阵地、学生为主体，让师生共同进行校园文化以及校园环境的建设。
在校园环境建设中，要充分优化教学资源，建设良好的网络环境，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不断推动校园文化的形成。
一、中职校园环境建设的功能探讨。
中职校园环境的建设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首先就是能培养学生的职业情感。
主要包含学生从事职业的荣誉感、热爱本职工作以及敬业乐业等情感，学生形成职业情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学生职业道德的形成与发展。
在校园文化长廊、橱窗以及相关的实训基地等传递职业文化以及企业文化，以此来让学生获得人生经验，不断提升学生的思维认知能力。
其次就是能培养学生的职业观。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十分重要，校园环境建设是职业指导的有效途径。
因此中职学校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媒体资源进行宣传，让中职学生了解自身的就业方向，同时对相关企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最后是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良好的校园环境能够对学生的思想、情感以及心理产生凝聚作用，以此来不断激发学生对学校的认识，能够维护学校的责任感，不断引导学生形成使命感和归属感，不断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
二、中职学校校园环境建设的措施。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来说，其中包含了校园的建设设施、园林绿化、校舍、教室以及体育场等，并且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校园文化的物质体现。
中职学校要不断地完善建筑设施，对校园的环境进行建设，以此来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于客观物质来说，在经过了教育者根据相关的教学目标进行设计后会将其中的内涵充分展示出来，从而让校园建筑物以及人文环境活起来。
对于中职学校来说，提升环境建设，将会在环境中展示出学校的文化气息，能够对学校的价值取向以及志趣爱好等有一个深入的展现，这也是中职学校办学的理念以及精神文化的显示。
中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地体现出职业性，并且也符合职业学校的育人特点，能够充分表现出青春的活力和热情。
中职学校务必要进行全面的规划，合理地进行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保证教学理念以及校园文化的展示，不断促进学生健康地成长。
(二)优化配置教学资源。
中职学校必须要统一安排，能够对图书馆、体育馆以及实验室等教学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配置，以便于充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对于中职学校来说，实训基地的建设非常重要，其中分为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基地主要是利用工学结合的方式来对学生进行教学实训以及对外服务实习，同时利用现场模拟教学组织来进行设计，提出一个与实际岗位较为贴近的技能训练空间。
在环境设计方面要让学生感受到处于真正的职业环境中，能够让学生自主进行设计、探索以及开放等，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教师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要求，在实训中不断地对学生进行指导，从而引导学生进行合作，不断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
(三)建设校园网络平台。
对于校园网络平台来说，就是在学校的范围内，遵从一定的思想以及理论指导，从而为学生的科研、教学以及管理等工作提供资源，不断促进其信息的交流，建立完善的网络系统平台。
校园网络平台能够为学生的学习活动提供信息化空间，实现信息化教学，同时也会与社会各界进行信息的交流以及联系，不断促进学生以及教师的学习与工作更加开放与灵活，从而提升学习效率。
在中职校园网络平台上要增加一些服务功能，不断为师生提供全面的优质服务，要将学校的规定以及政策等公布其中，让学生对学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让学生在平台上找到需要的学习资料等，以此来不断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学校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完善校园的环境建设工作，以此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不断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带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六
企业会计文化是由会计理论知识、会计实务操作能力、企业会计目标、会计人员素质、企业会计精神等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全面系统的企业会计文化有利于企业明确发展目标，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此而言，企业会计文化重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1.含义分析。
所谓企业会计文化，就是具有企业自身特色、企业目标，在企业的发展史中将领导和会计人员的企业精神和企业物质财富的组合。企业会计文化包括：会计理论知识、会计实务操作能力、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企业精神、企业财富等等。企业会计文化是组成企业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2.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1)重构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占据着重要位置。
企业会计文化将企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相互融合在一起，会计文化的重构有利于企业文化的更一步加深，在企业的发展史中，使企业文化更加丰厚富有内涵，在整个企业的发展中起到引导性的作用，使企业员工拥有企业文化精神，明确企业发展目标，共同努力推动企业未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2)强化企业综合实力。财会部门是整个企业的核心部门，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有利于提高财会部门的管理能力，有利于提高企业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和财会工作的责任感与自豪感，从而推动企业综合能力的提升，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有实力，能够脱颖而出，谋得发展道路。
(3)调整企业文化氛围。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有利于员工对企业文化发展历史的了解，能够使企业员工更拥护企业的管理体制，相互支持为企业的发展共同尽心尽力，这可以有效的调整企业文化氛围，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作热情。
1.多元化方式。
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只通过企业会计人员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需要企业领导、会计科研机构、会计行业协会等等多部门的大力支持，在重构的前期需要对会计人员的会计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能力进行更深层次的培训，需要会计行业的专家针对于本企业的会计工作进行考察，找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并且制定解决方案。
同时，本企业的会计人员也要根据自身能力进行有效的自我培训，要进行工作之余的充电学习，使自己的会计专业知识更加全面，会计文化素养在学习中得到有效的提升。
2.动态化模式。
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一直是在动态的情况下进行的。企业会计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精神和企业财富的相互融合，重构是以企业的发展目标为基本标准，在推动企业发展的情况下进行企业文化重构，企业处于一直发展的状态，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是不同的，会计人员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也会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加深，所以，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处于长久的动态化模式。
3.文化的'融合。
企业会计文化重构不但要重视企业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更应该成功将同行企业的优秀文化和社会正能量文化融入其中，经过文化的重构创新出富有企业自身特色的企业会计文化。
4.渗透融合。
我国是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会计人员要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会计知识理论和实务操作当中，使企业会计文化更加丰厚。同时，对于优秀的企业文化要取其精华，结合自身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创新调整，运用到自身的会计实践中，推动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
1.规划重构方案。
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方案中要将会计理论、会计实务操作和会计职业素养作为重构的重点，融入企业的精神文化，使企业会计文化更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为企业员工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使从领导到企业员工都参与到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的工作中，使企业会计文化真正的源于企业，用于企业。
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要“以人为本”，坚持以会计人员为核心展开各种重构工作，即强化会计人员的专业理论体系、动手实务操作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三方面的构建。
使会计人员在工作学习中相互协作相互交流，在专业技能较强的基础上，严格遵守会计法律法规，在任何的会计工作中做到公平、公正、维护企业利益、严守企业秘密，作为企业的核心部门，为企业的发展尽最大的贡献。
四、结语。
企业会计文化是企业精神和企业发展财富的总和，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有利于企业财会人员对于财会业务的管理与操作，能够使企业更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推动企业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七
[摘要]新媒体的出现为校园文化建设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传播迅速、互动方便等特点也为校园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但是新媒体的出现也为学生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威胁到学生自己之间的信任和友谊，甚至各种心理问题。
在新媒体下，学校要借助新媒体的优势，建设积极的校园文化环境，还要加强教师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建立良好的校园环境氛围，加强数字化校园的建设，为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基础。
就如何在新媒体下进行校园文化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媒体;校园文化;建设。
近几年，微信、微博、ins等社交软件的火热兴起，带来了新媒体这一概念的关注。
新媒体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席卷了社会各界，学生作为新兴媒体的一大承载群体，必然参与到新媒体的潮流中。
但是学生的思想观念还不够成熟，很容易受到新媒体带来的影响，那么学校就要鼓励师生共同参与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从信息素养、软件设施、硬件设施等几个方面入手，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素质，构建一个积极和谐的校园文化体系。
一、注重校园合理布局和建设。
要加强校园的文化建设，需要学校进行各个部门的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好各个部门的作用。
制度建设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是不可或缺的，是维系校园各个部门协调发展和校园秩序的保障。
校园文化的传播需要明确目标，以发挥各个部门和人员的优势，促进校园应有的健康、积极氛围的营造。
如果一个学校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干净整洁，且具有特色的建筑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那么在这个学校学习和生活的师生就会有着怡然自得的心态，在审美中陶冶情操、学习和教学。
校园的新媒体建设要与学生的需求相符合，在设施、设备上加大资金的投入，满足学生和教师的求知和教学要求。
扩大校园内网络信号覆盖范围，能够满足学生和教师随时查阅资料、交流沟通的需求。
提高校园文化传播的影响力，用丰富的内容、高雅的艺术、先进的思想充实校园新媒体传播内容，促进校园文化的建设。
二、提高素养以消除鸿沟。
选择、理解、创造、评估、制作等能力的具备，是人们面对媒介信息时的媒介素养。
目前，高职校学生群体中存在一种“信息沟—知识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消除，必须使学生的媒介素养得到提高。
新媒体的发展，为学生在网络中带来了更多的独立和自由，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发表意见和言论。
但是作为受到高等教育的群体，学生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
学校也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和道德素养，建设文明的媒介和校园环境。
开设新媒体的信息讲授和媒介素养课程，提高学生对新媒体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对新媒体的应用和辨别能力。
学校还要举行信息技术的培训，开展网络互动、文献检索等活动，提高学生对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的辨别力和抵抗力。
除了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还要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让学生对现实和虚拟有明确的区分，能够自觉地进行网络环境的'净化和维护。
例如学生在使用微博、微信这些新媒体社交软件发表自己的言论时，要拒绝语言网络暴力，不仅自身语言、行为得体，对于他人语言暴力的行为也要给予批评和纠正，为和谐网络环境的形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创新校园文化内容。
新媒体之所以能够吸引学生不仅仅是因为载体新颖，更多的是有趣、潮流、新鲜生动的内容。
校园文化的建设要考虑这一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建设一个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体系，引起更多学生的喜爱和热情。
高校都有校园网，可以借助这一载体进行社会问题、热点的交流和探讨，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凝聚师生的智慧。
学校可以建设具有引导性、科学性、知识性等特点的综合型网站，主动进行阅读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关注学生的阅读需求，为校园文化的建设提供新的途径。
在内容创新上可以多注意学生需求，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加入学生关心的问题和内容，让学生在校园网上进行阅读和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新媒体的新在于它的全员参与，那么新媒体下的校园文化的建设就不只是学校领导和员工的参与，还需要学生这一主体的参与。
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他们积极投身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
学生是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群体，学校要发掘这些极富潜力的学生，让他们为校园文化的建设增添魅力。
每一个学生都是校园文化建设中一抹独特的风景，都可以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而且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成长，通过新媒体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学生对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发展眼光。
因此，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的建设，有利于集思广益，赋予校园文化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特色。
总之，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网络文化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那么学校就要利用新媒体这一平台，凝聚师生的创造力，形成良性的校园文化建设体系，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和思想成熟，为学校以后更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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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八
一、提升教师语文素养是重构语文课堂文化的前提。
在新形势下，语文大纲中的语文能力变成了语文素养。语文素养内涵更为宽泛，主要指学生在语文方面的修养，其中包含了听说读写能力、审美能力、品德修养、思维能力等，很明显，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的层次更高，已经提升到了文化的真正内涵上，体现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语文教学由原来的注重知识积累逐渐转向了能力训练。教师作为课堂文化的引导者，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的今天，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要有创新意识和现代意识，还有具备深厚的文学积淀和灵性、悟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鼓励学生自由发挥，为学生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还要具备一定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能力，在课堂教学中能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最后，教师要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扬长避短，优化课堂教学，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二、转变传统教学观念是重构课堂文化的基础。
课堂文化的构建是需要教师和学生一起来实现的，当然，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更新教学理念，树立学生主体观，学生都是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和思维，教师要重新思考学生在课堂上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对于中学生来说，他们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思维活跃，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能力，只有教师尊重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活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课堂才能散发出无限生机。其次，教师要树立新的教育观，按照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语文教学不单单是为了让学生学习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也不能一味追求高分，最主要的还是让学生获得全面发展。
在初中阶段，学生的思维、情感、判断能力都会迅速提升，改变教师的教育目标是关键。改变教育目的，要淡化应试教育，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真正使学生在责任感、道德品质、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各个方面得到良好发展。
三、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是重构课堂文化的重点。
教师要认识到学生才是课堂文化的主体，要想落实课堂文化的重建，先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从单纯接受知识到交流探究学习方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是新课程改革的重点内容，学生都是个体的存在，在探究的时候难免会有独特性和自由性，因此，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充足的思考时间，同时要给予指导，使他们的思考和交流更加有效，取长补短，进而实现最佳的交流探究学习效果。为了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创造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实施探究性学习是不可或缺的。合作学习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通过合作学习，增强学生的反思能力，为学生提供了不断完善的机会。针对学生之间的个性差异性，在合作学习时，要鼓励学生相互帮助和促进，共同承担责任，树立合作意识，以求共同进步。
四、创设良好的课堂氛围是重构课堂文化的保障。
为学生创设和谐的课堂氛围，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新课程改革强调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因此教师要激活学生思维，拓宽学生思路，鼓励学生对课文、对教师质疑，引导学生不断思考，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养成自主探究、创新的习惯。
为学生营造民主的课堂氛围是构建高效语文课堂的保障，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只有调动积极性，实现教和学的.统一，才能构建和谐有序的课堂教学。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尝试：（一）实施交流互动式教学模式。（二）课堂教学形象化，直观化。（三）重视课堂教学的节奏性。（四）创设课堂艺术氛围。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不断探索多种教学方法，突显学生的主体意识，重视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个性，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五、语文课堂的智慧是课堂文化的主要方向。
要想课堂具有文化品位，课堂应该是和谐的、智慧的。智慧型课堂是课堂文化重构的主要方向。促进学生心智发展，启迪学生的智慧，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目标。
构建智慧型课堂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应指导学生思维的方法；第二，要实效多样化的学习方式；第三，要使课堂教学充满智慧。优秀的教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能丰富学生情感世界，甚至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
课堂有文化品味才是有效的，有效性是评价课堂文化技术层面的标准，它更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不要求学生都会，只要求学生真正理解。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效率，实现三维目标的整合和发展，有效落实预期的教学目标，满足学生的个人需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总之，智慧型课堂，重视学习力的生成，可以实现知识和智慧的有机结合，体现人生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的语文课堂才能充满活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堂气氛才能更加活跃，最终实现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
总而言之，教学的本质不在传授，也不在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让学生掌握多少技能，而是引导和激励学生。良好的课堂气氛能感染学生，启迪学生智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舞学生的斗志，大大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因此，广大语文教师要优化教学过程，创设课堂生态文化。
参考文献：
[1]阮朝辉。高校图书馆服务于大学精神文化--以贵阳学院图书馆为例建设转型的策略[j].经济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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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红梅。谈新课程改革下高中语文教学模式的创新[j].学园：学者的精神家园，2011（8）。
[4]孙俊逸。初探新课程改革下如何提高高中语文课堂教学[j].科海故事博览：科教创新，2011（10）。
祛魅与重构的论文（热门19篇）篇十九
(一)系统性原则。
企业会计文化是一个由多层级、多要素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在企业会计文化建设中，要以整体思考的方法深入研究，深思熟虑，细密量化，从整体上把握各要素之间及要素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发挥各个要素独特效用的同时，充分重视各要素间的协调配合，使会计文化达到最优。
(二)客观性原则。
企业会计人员工作和生活有其自身规律。在企业会计文化建设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中突出个性，就会产生文化感召力、亲和力、吸引力和冲击力，能给人以强烈印象，带来良好感受，也易于被人接受和认可。在构建企业会计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客观实际，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根据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原理，借地方会计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从企业会计活动的实际需要出发，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企业会计文化。
(三)人本性原则。
企业会计文化的作用对象是企业会计人员，而企业会计人员又是遵守会计文化要求，并不断创新和发展企业会计文化的实践者和原动力，而且企业会计人员的价值取向、知识水平、工作能力、道德准则、思想觉悟等，是影响企业会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因素。如果在企业会计文化建设中脱离了对人的考虑，则最终无法形成有效的文化影响力和认同感，相反很可能会对企业会计工作的开展带来相当大的`阻碍。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的因素在企业会计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注重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善于激发会计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这样才能保持企业会计文化长久的活力。中国论文服务网是为广大评职称客户提供全文方位的会计文化论文下载、企业文化论文快速发表服务的首选网站。
首先，企业会计职业道德文化滑坡。近几年来，我国不少企业中出现了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这是企业会计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这里面也折射出企业会计人员及其企业负责人职业道德存在着严重滑坡问题。有的企业会计人员个人利益膨胀，故意伪造、变造、隐匿、销毁会计资料，利用职务之便贪腐、挪用公款，以身试法。某些企业负责人出于经营业绩的需要，对会计人员施加压力以达到对利润的操纵。从公开曝光的造假、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典型案例来看，负责人的授意、指使、强令是产生虚假会计报告的关键因素。
其次，企业会计制度文化不完善。(1)部分企业未制定与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内部会计制度。目前，部分企业直接以国家颁布的1个会计基本准则和38个具体准则作为企业内部会计制度，没有制定适合企业本身要求的内部会计制度，致使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实务与企业管理的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质量。(2)会计制度执行乏力，致使其严肃性受到损害。尽管有些企业制定了内部会计制度，但是没有很好地执行。一些企业的会计人员不顾内部会计制度的规定，完全按厂长、经理的意图进行会计处理，导致核算不实、数据不真，或设置“两套账”以应付财政、税务等机关的审查;另外，一些企业虽然在审计或财务检查中查出了不少问题，但在处理上大多对负责人从轻处理或不予处理，这就纵容了会计上的违规违纪行为，损害了会计制度的严肃性。
(一)发挥导向功能，重视理论建设。
理论来源于实践，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是最能发挥企业会计文化导向功能的基本要素，企业会计文化建设不可避免要解决好理论建设的问题。首先，更新观念建设。观念的更新是企业会计文化建设的前提，要围绕企业会计文化的主题，对新时期企业会计行为与社会管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公共关系学等关系问题展开理论研究，要树立和宣传新的会计文化观念，要激发企业广大干部、职工都关心、支持会计文化的建设。加强会计文化建设，采取寓教于乐的宣传、娱乐等多种活动形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财务知识，了解各种财经法规，增强企业各部门人员遵守法律、法规和理解财务监督行为的自觉性。其次，文化价值观建设。价值观是人们对于人生价值的根本观点，是对价值的本质、功能、认识、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价值观建设要从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方面入手，要深入探讨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坚决摒弃弄虚作假、造假账和会计无用论的行为和思想，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
(二)完善企业会计监控体系。
完善企业会计监控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会计系统内部分工协作机制，明确出纳与会计的分工，总账与明细账的分管，报表与总账的分管制度;健全企业财务内部审批手续，使凭证到报表每个环节都有专人审核、批准，每个流程，每个环节都有质量监控，保证会计信息在传递、加工制造过程中不走样失真;并建立健全党委理财制度，定期或不定地召开理财会议，建立理财审核小组，对企业会计行为进行监督，从而克制财务管理中会计人员的不合规行为。二是建立企业资金双向监控协议，通过从银行方面获得的资金运动信息来起到实时监控部队资金使用状况的作用。三是健全严密的企业会计系统。伴随企业会计业务的不断拓展和业务日趋复杂，科学严密的企业会计系统，能够及时发现不合理、不合法的会计行为，并能通过行政手段加以制止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