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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多年的历史演变，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在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典。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肯定有自身价值以及它所在时代的意义。经典历经千年甚至更久一定是经得起批评家和作家的反复解读与诠释，也是与所存在时代的政治等相磨合的。各种各样因素的变幻及排列组合，衍生出了反经典。在古代文学史上经典与反经典是相互依存的。反经典有时可能会影响经典的地位，也有可能是对经典的补充。从这一方面说它们也是辩证统一的。现如今，反经典并不是一味的“反”，不会出现旧时代的极端反经典。所以，现在我们提到经典与反经典，应该顾全古代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环境，将“传统”与“现代”结合，更好地认识经典与反经典。提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我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不断变化下，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在各种各样的因素下，自然而然也就衍生出了反经典文学。从某方面说，经典与反经典是相互依存，是共生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有了文学经典的观念，这种观念一直持续至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经典是怎么形成的'，历来文学家是如何评判这些经典的，一直是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不同，人们对经典文学的认识及诠释是不同的，出现了“反经典”现象。毫无疑问，反经典会对经典文学的地位产生一定影响，但也会使经典延伸并得到完善，使经典更具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反经典的方法是极端的。但是在中国古代中，人们反经典通常并不是很激烈。从这些来看，我们应该意识到经典与反经典并不仅是古代文学的问题也是当代的文化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各方面的因素，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经典必定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条件不断地组合、变化渐渐就形成了经典。古代文学的经典早已深入人心。时代不同，人们心中的经典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一提到经典，我的脑海里不自觉就出现了《红楼梦》这部作品。我们常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当然还有很多，这些都是相应时代的标志，我们只能感叹时代不同，文学代表不同。经典必然有它成为经典的价值，它一定能经得起文学家的批判，历史的考验，最终会形成它的语言特色，肯定会有其他文学作品无法企及的价值。除了这些之外，经典文学的形成与当时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我们都知道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有些作品价值到现在都无法说明，他们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影响深远。大家都知道，这是陶渊明的作品，他之所以能留下千古名句，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他所处的朝代不清明，他的作品大多表达了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流露出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态度，兼有平淡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的这些情趣理想是文学弟子向往的，这些都奠定了他的经典地位。现代教育中，《论语》一直是小学课本所学的文章之一。四大名著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红楼梦》的价值我们至今没有研究出来，我国现在成立的“红学”一直没停止过对它的研究，它的内容涉及之广且语言功底深厚，里面的药方也有一定的价值。《桃花源记》语言优美，描写的生活是人们所向往的。《诗经》的文学价值也是相当高。这些文学经典往往有相近的地方，他们有着共同的特性。
二、反经典。
前面提到了经典与反经典相互依存，反经典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形式多样。谈起反经典，会想到李零的《丧家狗》。他在很大程度上个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历史是不可能被复制的。李零的作品从某方面来说消解了孔子身上的神圣感，可是太过主观，既有可取之处，也有过激之处，他没有全面考虑当时的社会形势。还有，我们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他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得以确定的。很多文学家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也曾在《史记》中引用刘安的话高度评价屈原，赞美屈原的高尚人格。经典必然会引起争议，与此同时，扬雄第一次在文学史上提出了自己反经典的立场，作了《反离骚》，但他也非常敬佩屈原的文学才华和高尚品格，同时他觉得屈原很可怜，很同情他的遭遇，可是对他投河自尽不赞同。扬雄对屈原的评判有赞扬也有贬低。从某种程度上说，反经典的出现是政治的需要，有时候是政治的有意推动，从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理念。
三、结语。
现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要适度运用文学，这样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古代文学经典与反经典。我们看待经典与反经典，首先要了解传统与现代环境条件的不同。我们在现代的背景下认识传统经典，要两者都考虑到，有辩证的眼光，既不能忽视古代传统下的背景又要重视现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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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二
在理集材料的过程中，会逐步涌现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待积累的材料比较丰富、充分时，使可以考虑选题的问题了。选题，从其种意义来说，比做题更为重要。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选题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论文的价值和质量，出此一定要慎之义慎。
散文。
辞赋小说戏曲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和代表作家，以人之力，木可能全部掌提，n此，可以从各个历史阶段中选择一个历史阶段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从各种文体中选择一种文体来研究，还可以缩小到诸如研究某一时期的某种文体，甚至还可以再缩小到研究某个流派.以至于单个作家作品c题目愈小，在材料发掘和论述分析方面就能愈加深入细致，对初学论文写作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三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神话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素材和文学样式，也提供了精神典范和文化心理。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和材料库。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神话提供统一的民族精神。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1]。虽然我国上古神话受到种种破坏，但人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到古代先民的智慧与理想。
一、神话为我国文学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统一的族群心理和精神取向。
神话中乐观进取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征服自然的气慨，对后世文人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古神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为质朴的纪录。上古神话中蕴含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泉与脉络，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或者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2]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文人精神。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依照某种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自己的思维构建，阐述某些思想。所以，神话作为最初的文学的渊源，神话中催人奋进、乐观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融入我国的民族精神中，对我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上古神话展现了人们不屈服自然，勇于与自然的斗争的精神。
原始人们不屈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威力，幻想通过神力战而胜之，借神话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神话中所表现的人类先祖与大自然积极抗争的生动情景，一直给人们一定程度的力和美的享受，鼓舞人们在逆境中奋起反抗。首先，神话带给现代人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神话的现实性引导人们直面现实的生存环境;神话的抗争性指引人们勇于挣脱各种各样的束缚，保持一种死而不己的反抗精神;神话又使人们深思自身的存在价值，特别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引导人们面对生存做出种种思考和抗争。比如屈原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塑造，遨游天阙，驾驭众多神灵、御飞龙乘鸾凤遨游昆仑仙境的神话就来自上古神话的精神追求。后世诸多文人的诗词歌赋寄予的众多神话形象也都蕴含着某种激昂奋进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神话人物有着丰富的民族性格，其实也是文人自身的精神底蕴。
神话促进我国文学发展。
一、神话促进中国各种文学体裁发展。
神话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神话具有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二、神话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神话是原始先民面对自然生活的夸张想象。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原始神话认为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有神灵，如河出现神、山神、水神、雷公、电母等神灵。
初民在创作神话时，一般是从现实生活中具体个别的事物出发，通过想象和幻想，赋予具体个别的事物以一定的概念和思想感情。鲁迅先生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赌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4]初民把每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力都看成是由神灵在操纵着。战国时的《庄子》一书中不少寓言就是根据神话改编的。如《逍遥》中的鲲、鹏就是《山海经》中北海神兼风神的化身。汉代的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就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
三、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及表现手法影响了后世文学。
神话是原始人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神话中的各种精神和理想抱负为以后的文学提供了借鉴。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屈原对清明政治的追求，陶渊明对桃花源式的乐园的向往，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遨游天际的畅想，屈原《离骚》《天问》中对神话人物信手拈来的潇洒化用，李白诗歌中的神话人物更是被赋予了众多浪漫开朗明艳的思想感情，让后人拜读之后自然而然兴起的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畅想。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思考和感受，包含着浓郁的情感因素。神话对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神话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
结语。
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我们可以更好地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因为由神话开创和莫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巨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都曾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进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只要秉承这些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精神品质，一个崇尚道德、境界高远的华夏民族将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57.
[2]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华夏出版社，1990：146。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人民出版社，1972：113.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四
摘要：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
2、张嘉林.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1).
3、毛义玲.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文学教育,2007,(10).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五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一）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三）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二）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三）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
2.自强不息与人格尊严。
《易经》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铿锵之声。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篇章都强调了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大学》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要培养的“浩然之气”是以德配焉，强调的仍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即便是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求人们努力达到“含德以厚，比如赤子”。不仅如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对人们日常行为做出的具体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则使得孝悌成为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谨慎、信用、宽厚成为华夏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诫人们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现出一种和谐、体让的自我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更是强调了对气节、人格尊严的重视。这种主体修养通过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表现的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当一个人尽了应尽的责任，有了目标和理想，生命就显得充实。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走一条“目中有人”的人性路径，让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生命，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六
通常来讲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中的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门专业课程从本质上讲涉及知识领域较为宽泛，不仅涵括史学知识，同时还涵括文学知识，甚至是哲学知识也包含在内。课程从内容上讲可以说是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学知识综合体，不仅含有较为丰富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含有众多的文学形式。因而可以说该门专业课程对于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实际演变过程和相应的文体发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较多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学生了解古人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状态，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文学知识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价值。其三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学的实际学习能够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以及帮助学生具备崇高的文学情怀，并促进学生将这种文学素养以及文学情怀实际的应用在现实的工作学习中，进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教学方法之启发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首先要从启发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启发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依据学生学习客观规律以及教学任务最大化的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处于主体学习地位，通过正确引导学生进而帮助学生主动解决学习中实际遇到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该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良好启发与引导，通过应用该种教学方式进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学知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文学思维给与有效拓展。如果将该种教学方式进行比喻的话，启发教学就是在教师的循序引导启发下让学生自主开启文学的学习大门。例如教师在讲解“《诗经王风》”中可以就“悠悠苍天而此何人哉”这句话向学生进行提问，而之所以专门针对该句话提问的原因在于：对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题的关键所在[1]。而教师在提出该问题之后可以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由解读并对在解读之后阐述对“何人”的个人见解。通过这种启发提问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向并最终获得文学知识。
2、教学方法之情境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情境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创设一些生动的场景氛围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文学知识并促进学生实际心理机能获得良好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文学审美进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师在讲解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著名诗歌时就可以进行文学情境的有效创设，通过播放“春江花月夜”进而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感知诗歌内在情感，同时通过动人旋律在大脑中勾勒出诗歌联想画面，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情感感知则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于诗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师在讲解庄子的名作“《逍遥游》”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制作漫画课件来创设文学情境，学生通过这种漫画课件的形式犹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将文学知识更加的形象具体化。总结来讲无论是利用音乐还是多媒体来进行文学情境的实际创设都可以较好的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有效深层次获取。
3、教学方法之表演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两种教学方式之外，还可以从表演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表演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学生放置于实际的文学情节演绎中进行促进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最大化的发挥文学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学生不断提高文学创新意识。例如教师在讲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进行角色划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通过自身对于该文学作品的实际理解来进行文学表演，而具体的情节设置以及演绎道具都需要学生进行实际准备，而学生在该种文学演绎过程中也会直接加深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自己的一些文学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师在讲解“《红楼梦》”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学方式来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总结来讲通过表演教学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有效理解还能最大化提高其创新意识。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传承，而作为实现文化良好传承的中文专业则逐渐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关注。而作为中文专业中较为重要的古代文学课程而言，良好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的促进该门课程教学实际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利用启发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讲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这五种教学方法进而真正的促进中文专业学生获得人文素养的有效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为其今后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张海楠。对开放教育专科《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实践探讨[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5:80-82.
[2]王自红。民族地区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111-113.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七
近30年的语文美育研究呈现出某些全新的格局与更为深入的学术探究渠道。我们有理由预期语文美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将更趋于成熟、更趋于完善，但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我国语文美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尚需认真审视某些自身的不足之处。如语文美育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够高，表现为低层次重复研究较多。无论哪个学科，都需要把握研究的前沿，语文美育也不例外，这种对学科前沿的把握要求我们做任何一项研究时对以往的研究予以梳理。近30年对语文美育价值、途径的研究始终是语文美育界的热点问题，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大主题中的重复、雷同、相似现象也最多，缺少深层次的整合与分析，因而难以带来整体的推进。语文美育研究需要踏着他人的脚印前进，既借鉴他人，又不拘泥于他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2．语文美育自身建设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3．语文美育研究对实践的关注还需进一步加强。
语文美育主要通过三种形态来体现其存在，即专业的语文美育、大众的语文美育和个人的语文美育。从本质看，语文美育终究是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关注实践始终是语文美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如何关注实践，语文美育界一筹莫展。这种思维定势必须要打破。语文美育目前进入了一个剧变时期，旧的运行机制已被打破，新的运行机制尚未建立，语文美育与社会互动的矛盾与冲突大量存在，语文美育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把理论探讨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突出应用性，才能使语文美育研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八
东海县近些年水晶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世界水晶的集散中心。如今水晶行业已经成为东海县的支柱产业。但其丰硕的成果后面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水晶创意产品的选题为了迎合市场多以宗教和媚俗题材为主，题材面窄。东海水晶文化产品中缺乏文化性和艺术性。
一、东海水晶创意中的文化性研究。
1.东海水晶创意中要发掘水晶自身的文化内涵。
水晶是透射心灵的，我们都要有一颗水晶般的心，一颗代表真善美的水晶心。正如作家冰心曾说过：我们都要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正能量的水晶心。西方人认为紫水晶是二月的生辰宝石，属于心灵的，故宜摆放和佩戴。水晶代表纯洁和谐、心境平谧。相传睡觉时把紫水晶置于枕下，可以诱发思考或做一个美梦，使人睡的安泰。人们认为水晶原石能开发个人的潜能，带来希望。在古代的传说中，水晶具有神奇的功效，它可解毒与避免受伤。古人认为它可以带来幸福和长寿，甚至能够防止人患上怀乡病，如同护身符。历来，收藏水晶和玩水晶的人都相信，水晶代表灵性和智慧。接触水晶，能够提高灵性，增长智慧，摆放水晶会使人身心愉悦、清心寡欲。
2.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与当地文脉相融合。
水晶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倘若以水晶为载体，为媒介融入连云港本地的文化内涵，会使水晶产品创意更加广阔。连云港地处黄海之滨，东夷之地，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这些朝代中以海洋为母体演绎出诸如徐福文化、淮盐文化、西游文化等灿烂悠久并极具特色的海洋文化体系）。这些文化是连云港独特的地域、历史、人文元素的承载和展现，其蕴含了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实用价值、时尚价值等内涵。连云港的水晶产品要创新思路，将这些悠久的文化通过视觉语言的提炼，形成代表连云港独特文化的图形符号并与水晶载体的现代产品完美融合，从而丰腴东海水晶的文化内涵。例如，设计一款孔子望海的案头水晶摆件，整个摆件展现的是多年前孔子和他的两个学生在海州城南的一座小山上登山看海的情景。这个摆件很好的诠释了连云港沧海变桑田的历史文脉。再如，水晶以其天然、环保，长期佩戴对人体有保健功能。鉴于此在现代产品设计中依托水晶载体，融入海洋生物元素可设计成首饰。如海豚、海星、鱼等不同造型的胸坠、耳坠，螃蟹等不同造型的戒指，海鳗等不同造型的手镯等。也可设计成各式海洋生物造型的摆件，或将海洋文化纹饰图案应用到日常用品之中。如水母环保节能台灯、海螺烟灰缸、珊瑚镂空果盘等。相信水晶以它特有的优秀品质并结合海洋生物形象设计出的产品既带有水晶文化又承载了连云港本地的海洋文化，这样的`产品定会得到受众人群的青睐。
二、东海水晶创意中的艺术性研究。
1.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的题材创新。
我们东海水晶创意产品的选题为了迎合市场多以观音、弥勒佛、福、禄、寿、喜等宗教和媚俗题材为主，题材面窄，这些题材的产品基本都是以观赏和祈福为主。现在大众开始越来越注重自然、简洁、有思想性作品。当今人们对珠宝工艺品的需求已不是以前单一观赏性或单一的功能性，而是向着观赏性与功能性两者完美结合的需求发展。珠宝文化产品不仅要带给人视觉愉悦和视觉美感的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如开发一款以东海水晶为材质，以西游文化为主题，以笔筒为功能的水晶案头摆件。
2.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的制作工艺创新。
水晶雕刻作为一种新的艺术门类，是近十年间才发展起来的。东海水晶创作工艺沿袭传统，创新比较迟缓、单一。水晶文化产品的工艺要达到精美、细致的程度，必须要在制作的技法上和高科设备投入上下大力气。水晶的创意必须借助先进的设备和高科技。比如，激光3d雕刻技术、3d打印技术、抛光技术等的出现，能弥补水晶艺术创意中人工所不能达到的工艺效果。这样不仅增加了水晶创意形式的多样性，也提高了水晶工艺的艺术价值。譬如激光水晶内雕技术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流行的玻璃内雕刻加工方法。它是将脉冲强激光在玻璃体内部聚焦，产生微米量级大小的汽化爆裂点，通过计算器控制爆裂点在玻璃体内的空间位置，构成绚丽多姿的立体图像。借助高科技设备可以弥补手工制作达不到的效果，从创意的角度会使水晶创意产品的表现形式更多样化、更艺术性。
3.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手工制作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的手工艺主张切合自然状态的“质则人身，文象阴阳”,强调尊重材料特性的“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采”等，通过手和手工劳作，人的生命信息和生活个性和社会文化经验，自然而流畅地抵达制作物品的表面和深层，使之成为蕴含丰富的“文化产品”,可弥补现代机器产品的情感缺失。东海水晶创意产品的制作过程是艺人的情感在物上升华的过程。水晶产品制作过程中艺人凭借经验和情感手随心动、一气呵成。这种创作艺术情感的升华对于机器是所不能及的。（这里所指的艺人不是流水线上的一般技工，而是既有深厚文化素养和精湛技艺的水晶创意高级技师）这是制作高水品的手工水晶文化产品的核心和关键，高水平水晶雕刻艺人所做出的水晶创意产品才能更具有亲切、安全、丰厚的文化内涵，通过个体差异来实现艺术审美的多元化，从而弥补机器的统一呆板化，充分的体现了手工水晶制作的温情性。
4.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与科技的结合。
借助水晶独特功能进行产品创意。水晶在科技上的运用已非常广泛。国外报道：曾在古墓中挖掘出心脏起搏器即为黑水晶做，由此可见水晶有防辐射的功能。今天款式新颖、创意独特的多用途首饰体现出设计者的奇思妙想。例如耳饰既可做耳环佩戴，也可拆开来变为可以分开佩戴的耳环和吊坠。将优盘做成时尚的手镯形式，既可以作为数字文件储存器使用，也可以作为首饰佩戴。华丽精美的衣纽在作为配饰装饰服装的同时，也起到了链接衣襟的作用。此外水晶纽扣是否可以做手机上蓝牙耳机功能有待进一步的研发。
总之，东海水晶要做大做强，必须打造“东海水晶”的品牌。这个品牌的打造必须要挖掘水晶自身文化内涵，且要与当地文化相融合，体现其地域性、文化性、历史性。还要加强文化创意产品的题材的多样化、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的多元化；最后，结合现代科技和现代产品特点进行高品质和符合现代人使用的水晶产品。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九
摘要：2014年4月18日，《舌尖上的中国2》第一集《脚步》播出后，收视率2.481%,成为收视冠军。“舌尖上的中国2”犹如一场飓风席卷了国民餐桌，里面的种种美食一时间成了所有国人争相讨论的热点，其成功的制作理念和播出机制，与市场充分接轨的经营理念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舌尖上的中国2》；大众视角；播出模式；销售模式。
一、大众化视角下的制作理念。
《舌尖上的中国2》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运用了高科技手段的拍摄手段，创作了美妙抒情的解说词，更为重要的是该片自始至终体现了纪录片创作“大众化”的理念和贴近生活的场景展现，片中有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物和故事，有用心用情制作的精美事物，也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这些“真实”和“真诚”打动了最广泛层面的受众群体，他们可能是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人，也可能是身处乡村同样在制作和品尝这些美食的亲历者，也或许是来到城市后对片中美食还存有清晰印象的追忆者，他们都能够从片中熟悉、回忆那些或者陌生或者知晓亦或亲自尝试制作、品尝过的各道美食。
大众化理念始终贯穿着《舌尖上的中国2》该片通过现实中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美食个体和制作个体展开叙事，通过一幕幕普通劳动者用辛勤和汗水采集、制作美食的画面来打动观众。片中看不到什么技艺超群、名震四海的“烹饪大师”或“美食专家”,表现的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或是为了生计采集食材和制作食物，或是为了全家人的好胃口而对美食情有独钟，比如，职业养蜂夫妻，采集蜂蜜的父子，和妻子合作制作挂面的陕西老汉，扬州的评书艺人等等。该片没有把美食流传的历史或者各地各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或者各类美食及食材的描述作为表现主体，反将“普通人在普通生活制作的家常美食”作为叙事的主要载体。镜头记录了这些劳动者在生活中与美食有关的点滴片段，其中既有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也有对家乡美食的颂扬和传播。这种对中国美食朴素细腻的描述方式，对中国人和事物的关系的巧妙处理，悄然传达出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劳动中所产生的智慧思考以及味觉审美。
另外，作为一部介绍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没有从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现中国美食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而是从另一个侧面--美食与人情的角度来突出这样一个主题：“每个人舌尖上都有一个中国，每个人舌尖上都有一个家。”
很多观众在观看之后不仅赞叹片中的美食文化，更为其中一个个生活化的场景所感动。比如介绍“挂面”的时候，就以在平常不过的农村大院为背景，在《相逢》一集中，主人公程世坤老人从美国归来定居，站在沙滩上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的情景，原来他从小都在海外漂泊了大半辈子。又如《家常》那一集，展示的是家庭聚餐的场景，大家有长幼次序落座分享美味，是交流彼此之间作为情感共同体的重要仪式，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的是美食，品味的却更是人情。这些都是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朴拙平静生活之下涌动的这种暗流，正是纪录片核心价值的体现。这些生活化场景的运用使《舌尖上的中国2》很容易地就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样的镜头在片中俯拾皆是。众多网友在看这部纪录片时，纷纷回味起“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对真实和平凡的恰当解读使这部纪录片具有了感人至深的力量，应该说纪录片的成功因素有很多，但能否在把握现实、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赢得受众才是关键，《舌尖上的中国2》在此方面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二、首创周播纪录片模式。
《舌尖上的中国2》时隔两年“千呼万唤始出来”,其周播模式首先引发了众多“舌尖”迷的质疑和热议。《舌尖上的中国2》从4月18日开始播出，并未延续第一季的日播方式，一周仅播出一集，开创了国内原创纪录片周播模式的先河。央视综合频道（cctv-1）拿出了每周五晚间9点、纪录频道（cctv-9）拿出了每周五晚间10点的黄金时段播出。应该说与第一季相比，第二季在保留相似制作流程的前提下，《舌尖上的中国2》为更加细致地展现被拍摄的食物与人物的故事，大大增加了制作成本，延长了拍摄时间，制作方倾力将这一季作品打造成可资观众细细品味、反复把玩的精品，因而播出周期也刻意相应拉长，目的是不让观众一气囫囵吃完。
作为国产纪录片代表性作品，《舌尖上的中国2》大胆引进欧美电视剧播出模式，采用每周播出一集的周播模式，这当然有基于自身“舌尖”品牌的足够自信，更是《舌尖上的中国2》商业化运作路径的重要标志。每周更新一集，吸引观众紧跟“追剧”,这其实是欧美电视剧的'通行做法。其实说白了，采用周播模式就是为了延续时间的热效应，而效应延时直接受惠的是赞助商和广告商。如果采用日播模式，短短7天的播出周期很快就结束了，留给赞助商和广告商的空间相当狭小。改为周播后，播出周期抻长为长达60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赞助商和广告商的收益。在热炒宣传背景下，裹挟着第一季强劲的轰动效应，《舌尖上的中国2》海外单集预售价就超过了4万美元。事实也证明，正式播出将日播改为周播，《舌尖上的中国2》的广告收益直线飙升。从央视纪录频道提供的官方数据来看，苏泊尔和四特酒分别以4532万元和4399万元成功中标全媒体合作伙伴企业，作为一部专题纪录片，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这样制作单位、赞助商、播出平台、广告商多赢的局面也是一部美食纪录片成功秘诀之一。
三、开启纪录片与营销平台的“双赢”模式。
在《舌尖上的中国2》招商中，天猫商城旗下的天猫食品，就成为《舌尖上的中国2》的独家合作平台，同步首发每期节目中的食材和美食菜谱，天猫网在首页设立“舌尖上的中国”专栏，受众可以边看边下单。根据数据，第一集《脚步》播出时，贵州鱼酱厂的一年存货都卖光了，四川腊肉7天卖出1万份，臭豆腐销量增至750份，空心挂面两天卖了1156份。节目中出现的西藏蜂蜜、浙江跳跳鱼、贵州稻花鱼、四川腊肠都成了热卖品。例如“跳跳鱼”,首播当天在百度的搜索量从原来的每天约400次大幅增加至1.3万多次。除了大批订单量暴涨外，网页搜索产生的流量费也是一笔客观网络附加盈利，它存在于网购过程中，但又获利于订单额之外，这是在新媒体视域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商业现象。这样实现了《舌尖上的中国2》在受众中的二次传播，也为营销平台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客源。
四、结语。
综上所述，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是必然的。可以说，从艺术创新、品牌锻造到商业运作再到传播策略，“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所作的一系列积极探索，势必对中国纪录片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和启迪作用。在经济飞速发展，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舌尖上的中国2》呈现给我们的已经超出了美食范畴所能给我们的启发。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十
在中国佛经翻译发展史上，从最初的汉译佛经开始，就出现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论争。文与质不仅是翻译方法或风格的分歧，更是在译入语的操纵下，译者如何选择文或质的翻译策略，然而文与质的相别相争最终在玄奘新译中实现了相合相融。
学界对中国佛经翻译史的研究，一般都要追溯到汉译佛经。佛经翻译自东汉桓帝末年开始，魏晋南北朝时得以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期业已势微，至元明以后逐渐销声匿迹。在历时近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中，文与质的相争相融贯穿始终，成为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在本论文中，笔者拟从文质之别、文质之争和文质之合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与质。
一、文与质之别。
文和质这两个概念源于《论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在孔子看来，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而质则指仁义之类内在的道德修养。由原意引申开来，文便指文章的遣词造句等外在形式，而质则指文章的中心内涵等实质内容。而吕则认为，“文是修饰，在翻译时修辞力求与汉文接近，质就是朴质，在翻译上忠于原本，采取直译的方法，与汉文就有一些距离，比较艰涩难读”。在其看来，文即意译，在翻译过程中，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有所改变;而质即直译，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尽可能的忠实于原文。然而，直译并不意味着译文没有任何润色修饰，意译也并不意味着译文一定要文采飞扬。译文的华丽或质朴，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文自身的特点，而非翻译方法。因此，文质和直译意译不可简单的画等号。
围绕着佛经翻译的文与质，中国的佛经译者大抵可分为文质两派。如以释道安为代表的佛经译者为再现佛经原作的本来面目，多用音译，虽晦涩难懂，尽显朴拙，但也存其真质，翔实可靠，因而被归于质派。
释道安(314-385年)，东晋前秦时高僧，常山扶柳人。道安是质派的典型代表，十分强调原文的作用，主张严格的直译，反对删削原文，其著名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其中的“二失本”和“一不易”对文质问题都有所论述，“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然般若经三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
而随后以支谦为代表的.佛经译者，则主张删削原文，并对译文加工润饰，但凡有胡音的地方，尽量删减，重新用汉语表达，所译佛经文辞华丽简约，通俗易懂，因而被归于文派。
支谦，又名越，字恭明，原为月支人，生于中国，深受汉文化熏陶。他主张对译文加工润饰，让接受佛经的大众看懂，所译佛经简略文丽，易被汉人接受。支谦在改译支谶翻译的《首楞严三昧经》时，凡是支谶译文中辞质多胡音的地方，尽量删去，重新用汉语表达。一些人名，如须菩提舍利佛等，支谦也用相应的汉语释义，翻译为善业和秋露子。《合首楞严经记》赞扬支谦“才学深，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
二、文质之争。
所谓文质之争，指的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质两大派别围绕佛经翻译展开的一系列关于翻译实践和理论的论争。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先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质派，其译法相对保守，采用的是再现佛经原文精华的音译。须知在佛经翻译初期，译者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工作，难度极大，而且佛经翻译者皆为信徒，对佛经原文顶礼膜拜，不敢有丝毫逾越，再加上佛经的最初译者大多为自西域、天竺而来的僧侣，其汉语水平十分有限，因而，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质派最先出现，并在最初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发展，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后人不断改进，为使译文通顺流畅，符合汉语的阅读习惯，进而出现文的倾向。这些文派的佛经译者，或生于中国，或久居中华，因而对汉语及汉文化都有较深入的了解，所译经文也就更倾向于汉语，于是在质派之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史上又出现了文派。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关于文质最早的一场争论出现于公元224年。当年，天竺译者维祗难将《法句经》带到武昌与竺将炎共译;之后，让“学深澈，内外备通”的月支译者支谦对其进行校译，没想到一开始，支谦就批评竺将炎“虽善天竺，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质直”，嫌其所译“其辞不雅”。维祗难替竺将炎辩护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认为佛经的翻译贵在质朴，不加文饰。维祗难的观点得到其他译者的赞同，他们纷纷举出老子和孔子的言论来说服支谦：“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译经达。”最后，尽管支谦让了步，但是他的翻译理论却在此后的佛经翻译中逐渐占据上风。这便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的一次文质之争。
在这场文质之争中，两派争论的焦点不仅是译文风格的质朴或华丽，更有翻译手段和价值取向的分歧。但从文化背景来看，这场争论实质上是关于保持经文原貌和译文汉化之间的抵牾，同时也是译者对于两种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的争执。事实上，通过对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质之争的追溯，不难发现，文质之争自始至终伴随着佛经翻译，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然而，从整体上来看，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从最初的以质为主，到后来的以文为主，最终在唐朝的佛经翻译中走上文质融合的发展道路。
三、文质之合。
到了唐朝，佛教传播在中国进入了全盛时期，佛经翻译也达到了顶峰，佛经译文不管是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著名的翻译家――玄奘。玄奘对待佛经的翻译态度极为严谨，再加上他身为佛教高僧，熟知佛教义理，精通梵语汉语，因而对佛经翻译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玄奘既不属于质派，也不属于文派，而是对文、质两派的思想进行了融合，兼备文质的优点和长处，至此，翻译思想已臻于成熟。慈恩宗曾评价玄奘译文说：比较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
所评：“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中国的佛经翻译到了玄奘那里，达到了巅峰。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十一
[摘要]“文”与“质”一直是古代文艺观中，争论的重点。不论是从以质为主还是以文为主，都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观念下，对文学作用的不同追求。而“教化”与“审美”则变成了其中的重点。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这种对内容上的凸显，使得形式上受到过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时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视，但“文”始终没有占主体地位。而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在“文”与“质”，这种内容与形式来说，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对在艺术方面的成为其主要特点，从《伊利亚特》和《奥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和欧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妇女》，都是运用着写作的形式，艺术的方式，来取胜的。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都体现着“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对人的教化作用确是没有显现出来。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写的那样，把一切诗人与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亵渎神灵，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谎言夹杂其中，而这种对“人”的描写，更会滋养人的情欲，使人心灵中低劣的部分显现出来。
后来亚里士多德的《诗艺》更是在其书中论述了艺术作品形式的重要性，他对文艺观的理解是文艺模仿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塑造生动的具体形象，而且文艺创作在选材方面要认真。通过柏拉图对文艺作品的批评和亚里士多德对文艺作品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西方在文艺创作中，对文艺作品的形式上的追求要比文艺作品的社会公用价值更为重要。
所以，窥探中国古代“文”与“质”关系和西方对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文艺观念在其教化的社会功用上是占主要地位，使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在大多数时期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就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创作的多样性，尤其是在文艺作品中“人”的“人性”已经被淡化掉。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十二
摘要：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应指原则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和载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需要。
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使命。
在“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古代文学工作需要进行理念转换、回归元典、强化基础等，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人教育经历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的相悖，服务于当代文化的重塑。
关键词：中国文化价值认同古代文学。
当下中国，文化是传播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
然而，在文化意识不断升温的同时，文化概念的内涵却显得模糊和泛化。
文化的成果之一是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期盼着现代人去重新认识。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
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
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
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
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
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
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
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
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
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教学中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
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
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
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
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
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
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
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
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
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中国文化的重塑与古代文学。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
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
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
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
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
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
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
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
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精选学习内容：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
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
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
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
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
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著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
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
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
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
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
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
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
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
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利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其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应用，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塑。
参考文献：
[2]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11).
[3]帅泽兵.论“80后”文学的当代资源与精神传统[j].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01).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十三
忠义一方面指的是忠贞义烈，在《后汉书恒典传》之中写到献帝即位，三公奏前与何进某诛阉官，功虽不遂，忠义炳著。在我国古代唐朝时期崔融的《西征军行遇风》之中，他言道，夙龄慕忠义，雅尚存孤直。忠义另一方面指的忠臣义士，在《后汉书臧传》之中曾写道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专先诛忠义，岂合天意？明·无名氏《鸣凤记·拜谒忠灵》中曾经写道“忠义关心，奸邪触目，莫非感慨。”明朝的钱谦益在《袁可立父淮加赠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曾说过“以忠义勉其子，过庭多长者之言。”的话，虽然钱谦益违背了忠心，投向了清朝，受到人们的唾弃，但是其话语确实真正描写了忠心的含义，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曾写道:“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这里面指的是明朝末期，政治腐朽，在当时社会的大臣已经缺少了对皇朝的忠心，以至危局，政权丧失在李自成的大顺起义军与满清的铁骑之中，导致覆灭，从另一角度上来说，也说明了忠义思想在维护皇权统治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明史》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大肆屠杀功臣，就是怀疑手底下诸将，如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傅友德等人对皇权的忠心，最终导致杀戮，历朝历代的封建皇朝也不免这样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局面。
而在这其中，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古代文学作品之中，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之中，忠心也有着另一面反面的作用，比如在水浒传之中，虽然宋江等梁山好汉把行动宗旨立为替天行道，并立下了聚义厅的牌匾，但是却仅仅的局限在了愚忠的范围之内，虽然宋江最后的招安得到了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认可，但是他却给梁山众好汉带了了死亡，虽然忠心在一定程度上能维持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宋江却对当时宋朝末期奸臣当道，乌烟瘴气的朝堂环境缺少一个清醒的认识，最后把梁山带的走向了失败，在小说后期，宋江已经完全的沦为了朝廷的鹰犬，他不惜牺牲广大梁山兄弟，比如林冲，扈三娘，孙立等人，也要征服同时农民起义军的方腊，田虎，王庆等人。最终变成了愚忠，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最后宋江也没有意识到他所谓忠心的局限性，他过于相信朝廷，相信皇帝，但是宋徽宗及蔡京、高俅、童贯等人却仍把他认为是盗匪，最终以毒酒的这种稍微仁慈的方式将他杀害，而可怜又可恨的宋江就是到临死前也没有醒悟过来，竟然将一生忠于他的李逵杀死，可见愚忠之害人，但是在梁山之中也不乏有“聪明者”的存在，李逵和鲁智深虽然都被大家认为是粗汉的存在，并且都不存在像宋江那样所谓的对宋皇朝的忠心耿耿，但是鲁智深却与李逵的命运不相同，他在认清之后，毅然的做出了选择，选择了就算出家再次当和尚，也要远离那种他认为恶心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忠于本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它不同于常人的，可以在一方面说，他在征方腊之前认识到了本是农民起义军却在互相残杀，最终收渔翁之利的却还是腐朽的朝廷与贪官。可以说，从这一方面来讲，鲁智深拥有着现代人的思维，做到了思想上的“穿越”。所以说，忠心既有优点，也有弊端，值得我们从古代史籍以及文学小说之中体会出其经典思想“忠心”的真正含义，并加之以自己的观点，分析品味。
在三国演义之中，关羽可谓是“义”之人，他作为忠心的代表，也无时不刻在感染着其他人，关羽为什么要有如此的忠心，我们可以细究这个问题，从西汉初年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当时社会上这种忠义的思想就被人们所称颂，汉武帝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即提出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新儒学，经过汉朝时期封建统治者的历代推崇宣扬，忠君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核心主流，而私学的创办也为其提供了基础，在这里，我们无法去探究关羽受到了多少私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小说之中看出，关羽自幼熟读《春秋》，素知忠义，他在桃园与刘备，张飞等三人义结为三兄弟，并在以后他们三个人互相扶持，虽然事业受到挫折，但是其情感其忠义却为历代所敬仰，被人们崇拜。
但是，在这本书中，再后来的叙事描写之中，也创造了忠义的最高境界，刘备与关羽因为与曹操作战失败而分散，关羽沦落曹营，但曹操却给之以厚待，关羽为了感谢曹操的厚待，既是出于义气，他为曹操诛颜良，斩文丑，立下奇功，算是报答了曹操，但是在得知故主刘备的消息之后，关羽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与曹营其他将领对他的有色眼镜去投奔故主，带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加以照顾，并抛开曹操给的锦衣玉食，投奔实力弱小的故主刘备，真正的做到了忠义，虽然这本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是明代人，但是在当时封建的环境下，我认为这种忠义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传承，虽然“忠”中有很大的愚忠成分，这点在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但是他却从古至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即对现在社会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思想的铺垫作用，虽然古代之精神与现在与很多地方不相符，但在这里，我要借鉴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故忠义在古代不可或缺。
而在小说之中，整部小说都以曹操为反面，刘备为正面，但是其实，文章以另一种角度以关羽与曹操的另一细节描述出关羽的忠义，在华容道，曹军大败，关于为了往日曹操对自己的情义而释放了曹操，释放了曹操，却又是仍然忠心耿耿于刘备，使读者感觉到忠义的最高境界，而在其他人物的渲染之中，其他人物也似乎被关于所感染，比如张飞的义释严颜，刘备的为了兴复汉室而讨伐曹操，诸葛亮为了忠于蜀汉而六出祁山最终客死五丈原，甚至在孙权团队，周泰，太史慈，吕蒙等人也是对主公肝脑涂地，舍生忘死，这在另一种角度上烘托出文章的忠义，三国演“义”，在演什么，演的就是义，即忠义，而这个忠义，则是咱们在之前说的那个古代的忠君，忠友，而不是现在的忠于人民，这就是时代的局限。
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文章中诸葛亮几乎以一个国师的角度来针对时弊，上述请奏，其实在这其中，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臣子对国家，对皇帝刘禅的忠心，而这其中的军事，经济，政治，人事等措施也是为了国家考虑，人民考虑，因为它不仅是刘禅的臣子，同时他也是国家的宰相，而且他也是为了报答先主刘备三顾茅庐的情义，我认为在文章这里，忠义已经超出了君臣的界限，诸葛亮，刘备父子的君臣关系与情义虽然有情感的原因，但我认为，这已经成了古代君臣和谐关系的典范，可以说，在这里文章又将忠义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味人民所传颂。所以，依我之见，这里的忠义是与以往古代帝王将相的正史小说中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在其他小说如水浒传，以及汉书，史记，明史等史书中虽然强调了忠义，但多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味道，但我为什么要强调三国演义的不同呢，就是在这里，忠义达到了一个境界，就是几近达到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的地步。即达到了一个比较和谐的地步，这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也是非常难得与少见的。
为什么许多作品之中凸显出忠义的作用呢，在这其中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封建君主的推崇，但是另一方面，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内核，即与“仁”“德”等并列的“忠”思想，在现在看来，谈起这些虽然有些老土，但是在当时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浪潮的。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在这其中，我们主要是看到了诸葛亮忠君为民的一面，但是受了时代的限制，这也跑不了有一丝愚忠的色彩，诸葛亮的政治军事建议固然是好的，固然是符合蜀国的发展的，但如果刘禅是个庸君，不是那么一个听话的人，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诸葛亮的主张，或者出于其他的原因与诸葛亮产生激烈的矛盾，相比这个情景又是另一种局面吧。
“忠”这个词在古今之所以有着解释含义上的非常大的不同，这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时代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性影响到了社会上的主流思想意识。而主流的社会意识同时也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它影响到了人们以及作家的思想方面上的不同，故而形成了作品上忠义观本质含义的不同，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要树立自己独特的思想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既要从中借鉴，也要学会加以分析，取之糟粕，这才是我们应该做到的，现在有一些人全盘去否定古代所谓的忠义情节，这其实是一种不太明智的表现，从古代的文献中淘出我们现代人需要借鉴的思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做到的，去完成的，我们要借鉴的思想是去用忠的思想去维护自己的朋友的正当利益，这也是处理朋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忠诚乃人之根本，其思想内涵我认为永远不会腐烂，落后，过时。这是从小的角度上来说的，从大的角度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在未来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忠于国家，现在我们可能会意识不到其中的重要性，这可能使我们的社会经验所限，但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将它悬于心中，无国即无家，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也是最需要我们做到的。
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之中，我们不免会看到体现着“忠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阅读之时，我们要加以领会，加以辨别，加以分析，分析出古今思想上忠义观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来体会其思想，体会之时，也要在我们未来的为人处事，学习工作之用到，这才是我们阅读这类思想作品之后最大的，得到的价值所在。注释:钱益谦: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明亡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为礼部侍郎。
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十四
摘要：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财政激励，本文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科教文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文教卫类公共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但地方自有财政收入与其却呈反向关系，这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教科卫类公共服务供给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分权能够提高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美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支持了这一结论。但是，在中国，west和wong（1995）发现，财政分权导致配置在卫生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减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它明显恶化了当地居民的福利状况。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我们除了要考虑分权办法可能对地方性公共产品产生的影响，还需要考虑财政体制外的一些制度因素对分权效果的影响，如国内学者均指出中国户籍制度极大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同时官员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极大削弱了地方居民向政府传达公共需求信息的效率。因此，中国激励地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官员惩奖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竞争流动性更强的资本要素为目标的激励。
一、中国财政分权与文教卫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的分析。
在“用脚投票”机制下，居民会通过选择居住地来表达其对地方公共物品组合的偏好，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也将作出相应的反应。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户籍制的存在将大量的流动人口排除在其就业地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内，因此居民的流动更多的是以追求更高的收入（或更好的就业机会）为导向。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公共产品对居民流动的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已经具有较高教育素质的劳动力。无论居民以何种目的而流动，对于劳动力净流出地来说，劳动力外流会伴随着部分公共服务受益（如义务教育）的外溢；对于劳动力净流入地来说，劳动力的流入意味着其以较低的公共成本获得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人口向东南沿海(包括新疆)迁移已经持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有大量劳动力移出的中西部省份来说，就缺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激励，因而会降低在教文卫上支出的比重，并且，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具有后发展优势，他们并不用过多的去担心技术进步的问题，且这些地区资本短缺的问题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更严重，其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更大。
因此，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普遍忽视诸如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需求，而更重视通过改善本地区投资环境而提高其对物力资本的竞争力。对于劳动力净流入的地区，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这些地区往往不对没有户籍的劳动力提供完全的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医疗等直接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服务，户籍制度对这些地区供给文教卫公共产品会产生负面的激励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济发达地区在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过程中，资本和技术进步逐渐取代低成本劳动力，成为推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竞争的主要目标，而这类生产要素对投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相对于低成本劳动力更高，于是，这些地方政府又不得不通过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和投资环境，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性公共产品来提高其在全国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其在科教文卫上的支出变化是不明确的。
二、模型的构建和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如上分析，文教卫类公共服务最终受益的对象是具有较强流动性的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更偏好于见效更快的经济建设支出。根据这一基本判断，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wjw表示人均地方文教卫支出，用来代表地方提供文教卫公共产品水平；city代表全国城市化水平；tran代表中央向地方人均转移支付；rev代表地方人均自有财力；fd代表文教卫公共产品供给执行分权程度；gdp代表人均gdp。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以不同的指标所反映的财政分权的意义和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地方自有收入、转移支付以及具体公共产品供给的执行分权度对具体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首先，我们用人均科教卫财政支出衡量政府供给这类公共产品的状况，即因变量。经济增长会对这类公共产品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我们将人均gdp放入到解释变量中。地方政府对不同来源财政资金（自有收入和转移支付）的自主程度和支出倾向存在很大的差别，自有收入的自主程度较高，如上所述，地方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将其用于见效快、受益内敛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投资；转移支付的自主程度较小，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具有专款专用的性质，地方政府只是代理中央政府执行特定的公共产品供给之责任，没有实际决策权，因此这类资金的使用更多的是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志。另外，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将公共产品供给的执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由于“信息优势”的存在，可能更有利于提高其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我们将执行分权考虑其中。此外，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和人口变动的影响，我们将数据以1994年价格为基数进行了处理，并将数据进行人均化。
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具体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总体财政分权程度（即各省与中央政府间的'财政分权度）基础上的，如乔宝云等在考察中国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关系时采用省级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尽管总体分权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央与地方在各省的总体事权分配情况，但具体到各类公共产品的支出分配上，他们之间的分权程度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如地方受益较强的公共产品（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更多由地方负责，相应的分权程度也会比较高，而外溢性较强的公共产品则分权程度相对较低。因此，研究财政分权对具体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应建立在相应事责分权程度上，当然，具体到各省分的研究时，由于可参考的数据不够详实（各种年鉴中并未对各省特定公共产品支出资金的来源进行分类），这时候以各省财政分权程度作为替代是无奈之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对中央与地方间各类公共产品分权的总体状况进行考察，即：
文教卫公共产品执行分权度=地方用于文教卫的支出/全国用于文教卫的支出。
三、模型回归结果的解释与结论。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1995-的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计量回归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得出各数据均为二阶单整，且具有协整关系，对其进行误差修正后，回归得：
回归各系数基本通过检验，dw值等于2.1，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且拟合程度较高，结果表明：
1.地方政府文教卫支出与城市化相关性不强，原因在于目前我国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还停留在较低水平上，还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收入水平不高，他们对流动目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并不高；同时，在户籍制度尚未破除的情况下，劳动者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主要是与其户籍挂钩的，中国绝大部分流动性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他们很难获得城市户口，他们对公共服务的诉求也就难以得到当地政府的关注，可以说，地方政府缺乏对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平等公共产品的激励，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的公共服务。
2.文教卫公共产品供给与其支出执行分权程度有较强的正向关系，说明财政执行分权有利于增进地方文教卫公共产品的供给，分权程度每增加1%，则相应的支出水平增加0.69%。其原因主要是地方相对于中央而言在供给文教卫这类公共产品问题上，是具有信息优势的。
3.文教卫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正向关系，gdp每增加1%，地方政府就会增加0.83%的供给。这符合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即随着经济增长，人们对于公共产品需求的种类和数量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文教卫是与人们健康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类公共产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于这类公共产品的需求也会不断的增长，此外，经济增长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财力。
4.与自有财政收入呈反向关系，而与中央的转移支付呈正向关系，地方自有收入每增加1%，文教卫支出就减少0.76%，转移支付每增加1%，文教卫支出就增加0.69%。其原因可能是在我国行政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在安排公共资源过程中，始终以经济增长这一政绩指标为出发点，文教卫公共产品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贡献不大，因此，地方政府在对其可控财力进行分配时，更偏向于其他见效快的投资。相比较来说，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完成的自上而下的职能委托，更有利于增进科教卫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因为中央政府更重视地区协调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在官员晋级机制不能够有效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且亲民时，中央政府不得不集中大部分财力后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将部分文教卫公共服务供给职能委托地方执行，即地方用于文教卫支出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中央的转移支付。我们在对和公布的全国财政收支决算情况的考察中得到了相关的证实，20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决算）为1603.71亿元，其中只有491.63亿元为中央本级直接安排，其余都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委托地方安排。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十五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包装新材料和包装新技术在我国商品包装形象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这也使得很多商品包装盲目追求奢华，从而将失去了地域特色以及文化底蕴，进而导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商品包装上得不到很好地继承和发展。而包装设计教学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教学模式陈旧、缺乏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不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因此，应当加大对包装设计教学的分析和研究。
1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包装设计教学的重要性分析。
（1）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促进包装设计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包装设计教育是为社会提供包装设计人才的教育，应当把我国传统文化作为其教学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强调以文化特色、人文历史、民间传统艺术作为包装设计教学的资源来进行教学。这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装设计教学，能够对其中的艺术内涵和文化精髓进行讲解。再结合包装设计方法，能够促进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引导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实现大胆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包装设计的教学模式，能够为学生提供一种文化学习的平台，帮助学生更快的吸收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并促进其对于这种文化的运用。
（2）融入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教学能够体现出办学的特色。很多院校在办学模式上都一味的模仿名牌学校，将别人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生搬硬套到本院校，体现不出自己院校的办学特色。而融入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教学，能够实现教学内容的定位和方向，能够促进本院校文化内涵以及人才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根据本院校的优势来制定科学的发展方向，体现出本院校的办学特色。这对于包装设计教学来说也是一样的，应当根据不同的设计教育思想来办学，其设计教育应当体现出当地的传统文化特色，并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艺术设计，包括包装设计在内，其发展不能够脱离国情特色以及民族传统文化，因此，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包装设计教学，不仅能够体现出办学特色，而且对我国设计教育体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范文（16篇）篇十六
文学作品虽然可以起到陶冶人们情操、提升人们生活能力的作用，但不能像现代影视剧那样将作品形象生动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以达到吸引消费主体和提高消费主体热情的效果。因此，将文学作品具有净化心灵和陶冶情操的功能与多媒体技术进行有效对接，不仅可以达到提高人们观影激情的目的，还可以帮助人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认知文学作品，进一步激发人们探索优秀文学作品的欲望。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和经济化的时代，将文学作品与传播学进行有效融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提高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市场占有率的重要途径，从而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在这种大环境背景和影响因素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坛有一位女作家，她的作品屡屡被知名导演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改编，都不会失去她作品鲜明的特色，依然会让人们保有极高的热情，她就是张爱玲。就张爱玲文学作品的传播热而言，主要有三次。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一部《传奇》让世人了解到张爱玲传奇的一生。《传奇》是张爱玲真实的人生和生活写照，通过自身的所感所想，站在充满年代感的视角，运用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描述了一个“纸醉金迷”的上海和一个“千疮百孔”的人生。随后一段时间，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张爱玲作品在大陆活跃的频率逐渐减少。第二次热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思想观念和环境发生了巨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政治原因和人为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和束缚，使张爱玲以及她的文学作品重新被发掘。不论是影视剧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就文学领域而言，文学研究者对张爱玲的作品以及张爱玲生平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作品受到市场的热捧。就影视领域而言，很多知名导演对张爱玲的作品喜爱有加，为进一步改编其作品奠定了基础。张爱玲文学作品带有浓厚的批判色彩和深刻的世俗特色，其作品在与当时那个世俗年代的碰撞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深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第三次热潮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她的文学作品被广泛流传于影视界、商业界和文学界，逐渐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无论是张爱玲本人的家庭、爱情还是作品，已经深深与大众市场捆绑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张爱玲本人以及其作品就像一部部生动的戏，这也是导演偏爱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关键因素。在舞台上，张爱玲的作品呈现出完美的画面感和鲜明的艺术色彩，阅读张爱玲作品，可以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和艺术视觉感。比如，播出的电视剧《半生缘》和播出的《倾城之恋》，这两部文学作品都带有强烈的年代色彩，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作品与时代的契合度，都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让观众在心理上与影视剧和作品本身产生共鸣。
就传播媒介而言，文学作品通过纸质形式只是展示出一个模糊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但是通过多媒体技术，不仅可以使人物形象具体化，还可以使人物形象性格特征鲜明化。比如《半生缘》中曼桢这个人物形象，一旦观众看了电视剧，观众心中对曼桢的勾勒就变成了林心如或者吴倩莲。由此可见，电影或者电视剧对文学作品本身的人物设定有一定的影响。就传播环境而言，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大众媒体进入现代消费市场，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众媒体与文学作品的契合度逐渐加强，由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逐渐向视觉为中心的感性主义转变。
三、影视改编对张爱玲作品文学风格的消解。
1.“苍凉”意境和“传奇”故事的消解。
张爱玲本人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她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过自己的喜欢和自己的作品风格。由此可见，“悲壮”是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基调，“苍凉”是其文学作品的主调。但是大多数由张爱玲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剧，对张爱玲作品的基调和主调认识并不清楚，对张爱玲作品风格的改变，正是影视剧领域对其作品的最大误解。比如，第一部将张爱玲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的《倾城之恋》，可以看出这部电视剧的前后与主次：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是整部戏的前景，政治战争作为故事背景，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香港沦陷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时代变迁给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增添了一抹政治气息。但是在1984年上映的电影中可以看出，导演许鞍华将重点放置在电影场景的建设方面，并运用多视角的艺术表现手法创设出当时香港经历战争时的情景。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并不能与张爱玲作品本身所表达的“反讽刺”意义挂钩，把作品淡化的历史政治背景放在主人公爱情的前景之前。尽管导演在电影上映之后对其有所反思，但是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举动在世人看来，确实是将张爱玲作品本身的苍凉主调与基调进行了互换。《金锁记》被世人认为是张爱玲最好的一部文学作品，著名文学家温儒敏曾经说过：《金锁记》是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演绎到了极致。著名导演穆德远在20将其改编成电视剧，并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但是实际拍摄出来的效果与原著之间的联系只剩下纯粹的人物。
2.缺陷人物和畸形情爱的修正。
文学研究者对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强烈的`“人生写照”和“参差对照”特色。这种“写照”与“对照”之间的有机组合，不仅丰富了作品本身的结构和层次，也使作品人物形象更加丰富与饱满。正如张爱玲本人所言，她的世界里除了悲凉和爱情，还有生老病死等一类普通的现象存在。文学家就是这样，无论是站在社会还是人物角度，都可以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世俗社会的日常百态，比如畸形的爱情、极端化的人物、无爱的婚姻等。纵观张爱玲作品可以看出，她极少描述善良朴实的人物形象，这要归结于她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比如电视剧版本的《金锁记》，对张爱玲作品进行了过度修改。除了名称之外，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已经看不出是张爱玲的故事写照，整部作品浅薄庸俗，没有深度。电视剧所表现的主题与思想，解构了小说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一改编不仅使张爱玲一贯的苍凉主调被抹去，还将人物形象性格进行了改变，抹杀了原著作品本身所表达的人物形象特色。
四、结语。
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影视领域，张爱玲的作品都有极大的影响力。随着现代多媒体技术与文学作品不断融合的脚步加快，环境、传者、媒体、受众共同写出的张爱玲神话，给人们留下许多有意味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石兴泽.从老舍作品改编看影视媒介挤压下作家创作的窘境[j].学习与探索,2012（04）.
[2]袁勇麟,李薇.张爱玲研究的趋势与可能——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例[j].扬子江评论,2012（03）.
[3]王云芳,张琴凤.互动视野下的文学生态考察——评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j].创作与评论,2014（22）.
[4]林吉安.电影史:媒介维度的引入——试论媒介视野下的电影史写作[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