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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一
摘要：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广大社会公众也更加密切关注并自觉地使用政府发布的统计信息，这使得地方统计质量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以地方政府统计质量为研究目标，对影响地方政府统计质量的原因进行研究和探究。
关键字：统计；质量；核算制度。
一、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每天面对着大量的数据，从国民生产总值到天气预报，从人口预测到股票投资，统计存在于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数据处理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统计质量问题与我们每个现代公民息息相关。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其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不仅增加了搞好统计工作的难度，而且也对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的统计体制中存在着诸如：核算制度不完善问题、信息混乱、数据失真问题等，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不是中国统计工作的主流，也不影响我们的统计数据总体上能够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如果不认真地加以解决，必然严重阻碍中国统计事业的发展。
二、影响地方政府统计质量的原因。
2.1统计核算制度不够完备。
统计核算制度不够完备，使得统计质量受到威胁的原因。一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基础资料不够扎实。gdp调整和修正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缺乏灵敏反映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内在机制;全面统计报表指标较为臃肿，但有些国民经济核算所必需的资料往往难以及时获得，部分数字要估算。二是现行gdp核算制度不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现行的gdp核算中，它仅能反映经济活动中“货币化”的部分，体现经济发展、繁荣的一面，而不能反映对资源、环境的消极影响的一面。
2.2统计核算制度的执行难度加大。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经济主体日趋多元化，投资方式、就业方式、收人分配方式、消费方式日益多样化，经济结构和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化，地区间、城乡间、各个社会阶层间的差异更加明显，统计调查对象数量成倍增加，变动相当频繁。被调查者更加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对统计的支持和合作程度有所下降。统计核算内容面临调整压力。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核算对统计核算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关心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对那些过时的、用处不大的统计调查项目和指标进行清理和精简，增加反映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文化产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统计内容。
2.3数出多门和一门多数而造成信息混乱。
统计综合部门和部门统计之间、统计部门专业报表的重复设置及各类普查与专业统计的重复性工作，常常形成同一指标在不同的部门统计存在多个数据，同一指标在同一部门当中存在多个数据的局面，既浪费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信息混乱，又影响决策的准确性。数出多门和一门多数而造成人们对统计质量产生信任危机。地方统计在业务上受上级统计部门领导，国家统计局专业司、普查中心、调查队在工作上各自为政，各司其职，对于普查和各类调查缺少沟通协调，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及全面统计报表中的指标设计不尽合理，重复交叉的现象时有发生，出现了同一指标在同一时期不同调查方法中数据相差很大的情况，使各种数据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协调性，浪费了许多信息资源。
2.4数据失真现象严重存在。
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统计数据与局部及个人利益更加密切相关，以权定数、以利谋数的现象屡有发生。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完成年度下达的计划，随意修改统计数据，直接违反统计法。同时，个别地方政府限制甚至干涉统计部门的执法活动。一方面统计执法力量薄弱，而统计调查对象量大面广，无法对所有的违法现象进行查处，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交织，使对统计违法行为的处罚难度加大，统计执法乏力，缺乏应有的打击力度，使统计法律、法规失去了应有的震慑作用，助长了统计违法行为的滋生蔓延，使本已非常淡薄的统计法制观念更加淡薄，直接破坏的统计质量。
三、确保地方政府统计质量的对策。
3.1改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
建立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统计调查体系，为改善核算基础提供保证我国现行核算体系基本上依赖于层层汇总的'全面性统计报表，这种方式比较稳定可靠，但同时又非常笨重，难以为宏观经济核算提供及时、系统的信息资料，进一步加大了我国核算基础资料的缺口，因而，要改革我国现行统计调查体系，大力推广抽样调查，积极地逐步地运用抽样调查方法调查社会经济现象，同时注重多种调查方法结合运用，多渠道保证核算的依据资料更准确，如采用重点调查和科学推算等方法搜集核算资料。另外还要改进、统一核算方法，特别是制定和完善一套适合基层统计部门核算的方法，使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更标准、更规范。
3.2建立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健全的国民经济核算不仅能使人类更清楚地看清生产和生活的现状，使人类珍视对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也能使环境和资源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整套的报表体系、指标体系，很多已不适应现今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用过时的统计指标要舍得抛弃，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新情况新问题的统计指标要及时增加。比如反映社会、环境与资源、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文化产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统计内容。对于专业交叉、重复设置的调查要坚决摒弃，对于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报表要坚决取缔。
3.3理顺地方综合统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决定了地方统计对地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的经费干部任免主要由当地党委和政府决定，地方统计工作就必然会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和制约。因此，需要重新理顺地方综合统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才能使统计质量坚持下去。一是改革统计隶属关系，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将统计综合部门的人、财、物归上级系统管理，不受地方条件制约。二是各级地方综合统计部门应加速业务职能为主向管理执法职能为主的转变过程。把职能、职责定位在该做的事上，用主要精力做好国民经济核算，准确及时进行经济预警、发展趋势预测、经济景气度测算，开展前瞻性统计工作。提高统计质量和权威性，提高统计数据的使用效率。
3.4建立和完善统计数据质量保障体系。
要从制度上入手，健全和落实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包括上报统计数据质量负责制;上级审查统计数字质量负责制;统计数据质量举报制度。完善数据质量评估制度;建立经常性的数据质量调研和检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完善统计部门的自律、监督机制，在统计部门，建立起一套责、权、利相协调的管理机制，完善统计部门的自律、监督制度，以严格约束、监督统计工作。此外还要完善统计数据质量考核办法,严格奖惩;扎扎实实做好统计基础工作,以使统计数据所受到的人为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就目前来说，要象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一样，大力发展注册统计师事业，建设一支业务素质高、社会信誉好、客观公正，数量充足的注册统计师队伍，使注册统计师审查行为具有独立性、公允性，充分发挥“统计警察”的作用。要按照新时期市场经济的特点,建立和完善统计师事务所体制,从制度上保证注册统计师的独立性,同时对注册统计师的公正性进行明确规定。另外，要将统计监督的中心和重点由事后监督转向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
参考文献：
[2]夏凡，李夏阳.浅议数据的衔接[j].统计与决策.,178:70.
[3]方军武．对现行统计体制的改革设想[j]．统计与决策.2007,243：66.
[4]杜文平.关于统计法制建设及统计执法的思考[j].当代经济.2007,8:37.
[5]黄本春，李国柱.统计执法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j].商场现代化.,468:215.
[6]巫建新.统计体制改革必须重视的两个问题[j]．中国统计.,3：60.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二
b1.(2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是一个矛盾体，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是以能源的快速消耗为代价的。（错误）。
c1.(2分)产品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指同样的产品，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可以达到碳排放减少的目的。（正确）。
2..(2分)从中长期来看，气候变化问题有可能成为促成能源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契机。（正确）。
d
1.(2分)低碳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进程。（正确）2.(2分)低碳经济就是零碳经济。（错误）。
3.(2分)低碳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态度和习惯。（正确）4.(2分)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的区别与各个国家碳排放结构差异有关。（正确）5.(2分)低碳经济就是交易经济。（错误）。
6.(2分)低碳发展对于不同国家具有相同的含义。（错误）7.(2分)当前中国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建筑领域。（错误）8.(2分)低碳经济发展必须遵循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9.(2分)低碳经济就是节能减排。（错误）10.(2分)低碳经济不意味着高投入。（正确）。
11.(2分)德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在风能利用上的领导国家。（错误）12.(2分)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才需要考虑的事情。（错误）。
13.低碳经济将与全球化、信息化技术一道成为重塑世界格局的三大力量，将成为战胜金融危机走出经济长期衰退的新引挚。（正确）。
最佳路径和重要的操作平台。(正确)。
g1.(2分)规划引导是中国促进低碳转型过程中最常用政策手段，但是国外以法律手段促进低碳转型(错误)2.(2分)《广西壮族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已颁布出台实施。(正确)3.广西珠江流域治理再造林项目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第一个注册再造林碳汇项目。(正确)。
j1.《京都议定书》确立了量化的减排目标和减排时间表，但由于美国没有参加而不具有广泛性。(正确)2.(2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唯一方向。（错误）。
3.(2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正确)4.(2分)《京都议定书》中确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正确)。
k1.(2分)科学技术水平可以决定能源的使用效率。(正确)。
l1.(2分)绿色经济就是低碳经济。(错误)。
m1.(2分)每年6月全国节能宣传周的第三天是“全国低碳日”。（正确）。
q1.(2分)气候变化问题是科学事实，没有不确定性。(错误)2.(2分)气候变化的影响有正有负，但负面影响为主。(正确)3.(2分)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博弈是由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正确）4.(2分)气候变化是由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错误)5.气候变化问题是科学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错误)s1.(2分)随着经济发展，碳排放水平一定随之上升。（错误）。
t1.(2分)碳关税的主张引起发展中国家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担忧，因而遭到许多国家反对。（正确）。
2.(2分)碳足迹是指产品使用过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错误）。
3.(2分)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是一种特殊的边境调节税。(错误)4.碳生产力是单位gdp产出的碳排放，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效率水平。（错误）5.碳足迹是指一个人或区域的碳耗用量。（正确）6.碳排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问题。（正确）。
w
1.(2分)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举措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正确)2.(2分)我国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发展。（正确）。
3.(2分)为对付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正确）。
4.(2分)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紧缺，所以政府要倡导节约的消费模式，并率先垂范。(正确)5.(2分)温室气体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能源消耗的结果。(正确)6.无论从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考虑，减污与减碳都是直接关系到人体健康的，所以减污与减碳必须同时进行(错误)。
x1.(2分)循环经济就是低碳经济。(错误)2.(2分)西藏的碳排放很少，因此西藏已经实现低碳经济。(错误)。
监管部门都要追究责任，给予处分。(正确)。
z1.(2分)在城市快速化的发展进程中，工业产品大部分都要进入最终消费领域，从增量看，最终消费的增长将占主导地位。(错误)2.(2分)中国低碳试点城市就已经是低碳城市。(错误)3.(2分)最早提议征收碳关税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错误)4.(2分)在我国节能和提高能效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制定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正确）。
5.(2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简称为ccx，是全球第一个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平台。（正确）。
2013广西低碳经济公需科目考试题库。
(也许是最全的了，题目无重复，答案全对)。
一、单项选择题。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核心的原则是：a.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2.森林碳汇是指：a.森林生态系统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3.2010年4月1日我国实施的关于低碳转型方面的法律是：c.《可再生能源法》4.低碳的关键影响因素是（b.单位经济产出的化石燃料消耗量），即“碳生产力概念”。
9.低碳经济理念产生的背景是：c.气候变化。
12.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a.能源活动。
13.欧盟能源战略的核心是：d.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19.世界能源系统以化石能源为主，（c.促进节能、提高能效）是实现经济发展与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重要途径。
20.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象会议上，科学家们将全球变暖问题提上了科学研究的日程。
21.（c.技术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的核心内容。
25.“碳锁定”是指：c.整个社会对化石能源高度依赖的状态。
28.从（a.消费角度）角度讨论一国国民实际消费导致的碳排放，更有助于采取公平视角从源头上推动低碳发展。
32.（b.巴西）的低碳发展模式主要致力于发展生物质能以及相关的新能源汽车产业。33.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表现为：c.大范围海水温度比常年高3-6℃34.（a.温室气体排放权）是碳金融的原生产品。
43.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是：b.英国的《气候变化法》。
45.从终端用能角度看，能源消费最大的三个部门是：a.工业、交通和建筑。
46.不同温室气体对地球的温室效应不同，为统一度量温室效应，规定（b.二氧化碳当量）为度量温室效应的基本单位：
53.各国的碳排放具有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可以用（b.碳排放弹性指标）来表示。
56.自产业革命以来，高度依赖（b.化石能源）的技术成为各产业的主导技术。
57.实现低碳经济的物质基础是：c.资源禀赋。
60.欧盟国家对太阳能发电行业的扶持制度是：“固定价格收购”制度。
二、多项选择题。
c.对经济危机本质的认识的日益深刻d.对气候博弈本质的认识的日益深刻。
c.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交易d.对气候变化受害方的资金补偿。
d.加快发展服务业、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5.目前，国际上对“低碳排放”的理解有不同角度，这些角度基于的原则有（bcd）。
a.代际公平原则b.国际公平原则。
c.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成本效益原则d.人际公平原则。
7.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其努力形成的发展方式是（abcd）。
d.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
10.各国在低碳转型中所采用的市场手段主要有（abc）。
11.中国优化能源结构的制约因素有（ac）。
a.受资源禀赋的制约b.受文化教育水平制约c.受资金技术的制约。
12.近年来，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有（abd）。
d.《马拉喀什协定》谈判阶段。
16.尽管中国节能成绩有目共睹，但能源效率仍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原因有（abcd）。
d.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20.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常用的经济手段有（bcd）。
21.国际财政政策支持节能具有明确的领域，这些领域主要有（abcd）。
22.影响一国人均能耗基本水平的因素有（abc）。
a.消费模式b.工业结构c.国家情况d.人口素质23.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的开发种类包括（abcd）。
a.生物质能源b.核。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三
[摘要]中国经济在创造了增长奇迹之后的今天，如何创造出持续性的高速增长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文章认为，快速从过去的增长模式中实现中国特色的发展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切实可行的做法其实是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针对性的开发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这种极具排他性的产品的创造必将在全球化市场中独树一帜。这一增长策略将为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可能。
[关键词]经济增长;文化;市场。
1引言。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绝对优势为劳动力便宜且多，而且是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现代化发展导致所处的大环境下想象到得还要便宜得多且劳动力多得多。并且，中国地大物博，原材料充足。那么，在了解了本国的特色或者说绝对优势之后，为了激活资本，中国首先进行了资源限价，以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价格配合上劳动力，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成功地将本国的绝对优势放大到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不仅累积了充足的资本，更是因为在国际上的分工，获得了“中国制造”的地位统一及高度认可。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外的消费力普遍衰退，再加之“中国制造”的地位受到了更加新兴的别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冲击，中国因为之前非常明确的在国际上的近乎垄断的分工与合作的模式而实现了短短几十年就如此稳定且迅猛地gdp增速的局面开始不稳定了。回顾中国高速增长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在之前的快速增长过程中更大部分的承担了价值链的低端角色。增长的繁荣是低端技术，大量劳动力积累的繁荣。其增长效率和质量与增长速度在事实上形成巨大的反差。表现为，多年来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实现与发达国家一样快速的发展。而更多的甚至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在很多时候，总是对差距有一种聊以自慰的探讨。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目前的科技实力比之于三十年前缺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在飞机制造和高铁南车北车上更是大显身手。但是，整体来看，差距横向来看，就很容易发现，更多行业的创新发展都是围绕着低端进行。真正的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甚至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某种依赖。值得回味的是，依赖是单向的。中国对发达国家某些技术和产品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对方对于中国的依赖。这种增长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一直以来的增长依据设定为比较优势，那么我们甚至愿意说，这里的比较优势正逐步转移为了一种劣势。
于是，在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努力的实现新经济尝试。比如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诸多领域都在大力推进。这一举措在逻辑上是合理的，符合了历史的给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阻力非常大。因为在技术和劳动力上巨大层面的差异，还是在短时间极大的影响着这一策略的效果。而更重要的是，高新技术更新速度非常的快，如果在技术创新上缺乏速度保证，那么很容易一直跟随在别国的技术创新之后，形成一种路径锁定的依赖。这又会在未来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试图以此切入，探讨在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如何实现价值链的攀升。
2经济增长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经济增长？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结论。比如资本，技术，劳动力乃至于一国的政策和制度。但是，从经济增长本身来看，单纯意义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增长，或者我们最多称之为某次或某段时期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强调的是一种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的概念来看，一直都致力于经济实现长期而持续性的增长，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产品和服务能够被快速的消费掉。当然这个过程中，自然需要有效的投资的参与。因此，投资、生产和消费才能在事实上完成增长这个过程，而长期持续的投资、生产快速进行，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支持。
回顾中国过去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如此。各种资本和技术的进入，众多生产基地的出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最后在全球市场上大规模的分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过程。但是，这一模式的推进，在客观上需要如下三点支持：一是资本、技术的持续投入;二是足够大的生产规模;三是全球化开放性市场。这三点缺一不可。具体来看：
第一，资本和技术的持续投入。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来看，其资本和技术的匮乏是不证自明的。那么，如何吸引资本和技术的进入？那就是给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方更大的利益回馈。资本和技术是非常冷静的。它会耐心进行评估其机会成本。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区域和国家的壁垒不断被削弱，资本和技术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搜索更大回报的地区。中国准确的抓住了这一契机，准确的进行了设定，提供了低成本的可能。于是，资本和技术蜂擁而入。从全世界来看，很难看到一个国家能够在短时间里吸引到如此巨大的资本。
第二，足够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说到底就是物质规模和人力规模。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支持。足够大的生产规模，在中国的实现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在物质资源的储备上有着丰富的基础。所以大规模的开采和建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基于技术的外来特点，不需要太多自主研发，要的只是职业培训和技术推广。这又恰到好处的和中国储备的大量劳动力形成的对接。
第三，全球化开放性市场。市场的基本要素，包含两个，供给和需求。投资和生产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但是，最后需要市场的推进。足够大的生产规模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在客观上强化了产品的竞争力，于是，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于是，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市场中，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巨大的消费量为中国式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
其实，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投资、生产和消费三个阶段来看，中国似乎丧失了巨大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说去盲目地跟随这些国家的步伐，用累积下来的资本去投资甚至是寄希望于这些连风险都无法评估的概念上，还不如以现在传统所认为的为“退”的制造业，甚至还是偏向低端的，想办法转化成为“进”，而且还是稳定的，自主的“进”，将优势发挥到淋漓极致。
这一结论的得出，首先源自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过去的经济增长，在事实上忽视了国内的消费。但是，国内市场非常的巨大。因为，几乎任何一种产品，忽略了中国市场都很难实现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将产品的消费场所定位在了国外。那么，在贸易战的硝烟下，倍感压力。其实，可以极大的开发国内的市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投资和技术。大量资本技术的外逃，给中国的生产活动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是，这里包含了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在经过了如许多年的快速增长后，其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某一阶段的比较优势会慢慢得到加强也会慢慢退化，这其中包含一种优胜略汰的演化过程，我们无法设定。从今天来看，资本匮乏未必再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刻计划经济印记的国家来讲，集中各种资源办事是其一大优势。
第二，生产规模和合作。巨大的生产规模在其过去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累积了各种管理经验和技术。在事实上具备了巨型生产规模也不是单纯意义的资源积累，也是一种技术的学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发国内市场具有其基础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之前按照国际标准，定向于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是不是就是合适于本国的呢？不同的文化影响下，不同的区域对于产品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习惯。因此，客观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会有不同的产品需求和产品要求。
中国幅员辽阔，蕴藏了较大的文化差异和产品要求，盲目的提供统一的产品，其实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产品的生产技术上进行某种符合区域文化的调整，让产品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这一产品必将造成某一地区的垄断销售。
事实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更关注的是性价比。因此，不同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资源的不同，和产品认知，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层次。
4文化与产品开发。
英国人类学家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观。文化的要素主要包括：精神要素、语言和符号、规范体系、社会关系、物质产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幅员辽阔，也意味着文化上具有较大的不同。不同的文化碰撞结合就很容易针对本土的产品需求进行包装，也容易沉淀在特定的需求上，形成了一种产品，亦即文化产品或者创意产品。
文化产品中包含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方面的积累。而它更能在深层次上投射和满足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人们内心的渴望，诉求和期待，乃至于某种苦痛都可以通过有形产品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不单单是对于个体需求的满足。同时也能反映出某种社会关系。它不同于物质产品，它还是某个社会群体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持。
由于这一特点，形成的产品极具区域特色，那么很具有某种排他性。而演变出的文化产业则在特定的区域开展，这个区域拥有特定的市场空间和区域人口，会回应这一产业的发展。这一互动过程的相互影响下，消费者得到了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而文化产业也在文化创意的路径上得到了螺旋式的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在特定的环境下，有着其特定的发展空间，几乎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外来文化也对它很难构成威胁。文化产业将充分利用好区域提供的各种资源要素条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独树一帜。
尤其要提到的是，文化产业或者文化产品，是很难效仿和超越的。一国或地区，在文化产业不断的摸索过程中，会演化出其特定的产业路径和发展模式。文化产品的这一特点，非常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需要。因为这种植根于本土，符合本土人口需求的产品，在技术和创意上，具有某种唯一性。而对于中国的幅员辽阔，为产品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的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定的文化产品又可以极大的激发出某种文化力量，推进经济实现更快的发展。积极开发中国文化的意义，还在于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和特质内涵，深刻的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政策取向以及各种资源开发和生产要素组合的水平，从而也就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质量和速度。经济要取得持久发展，必须要有文化上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不单单是创造和推荐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新时代，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的底蕴、环境和特质，将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与水平。如果只重经济，忽视文化，发展就难以持久。
5结语与展望。
中国在2018年，经济增长经历着巨大的考验。这主要表现为，在过去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在积极的发展新兴经济和新兴产业。5g，人工智能等等都在国家发展的重要部署之中。对于一个经历了多年高速經济增长，如果增长乏力的国家，大力开发高新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中国也是在过去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培养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而在低端制造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贸然大力推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发展未必是符合当前实际的选择。相反，可以更具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形成了当前经济增长和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衔接。我们认为，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我们应该注重国内的产品消费。而面对全球化市场，看似产品越来越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而其实是对于消费者个性化消费追求的模糊化。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多年来积累的资本和技术，重新开发培养的巨大的生产规模，生产符合中国人自己需求的产品，调动国内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较大，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对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和革新。这是对于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一种尊重。而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勤劳而踏实的文化传承，这种力量得到有效的开发，又会促进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
当然，注重现有资源的利用，不等于固步自封。我们一样对于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有着较好的期待。所以，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在各个高新技术领域寻找一席之地。但是我们更建议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在重视中国市场乃至于全球化市场发展的方向上，进行努力和革新。当前来看，我们需要努力，还需要耐心。
参考文献：
[1]戴维.n.维尔：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四
【提要】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延续2018年以来的走势逐季回落，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年经济增长6.1%。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还会继续显现，兼之年初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建议把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左右，物价控制在3.5%左右。中国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对外开放，加快国企、土地、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放管服。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尽管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经济总体运行基本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金融稳定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运行在调控目标之内，显示总体经济基本稳定。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符合6%-6.5%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明显高于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5.3%之间。全年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0.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9%，在3%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2019年8月份破7后基本稳定，到2019年底又回升在7以内。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及时处置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
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9%，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4，比上年缩小0.05。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6%。
（三）内需相对疲软。
2019年经济增长的6.1%中，消费拉动3.5个百分点，投资拉动1.9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投资从2018年7月份跌入低谷增长乏力，2019年5月份开始再次减缓，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基建投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设施投资近乎零增长。汽车、家电、家具、珠宝等耐用消费品增长明显减慢。出口下降叠加内需不足，进口增速下降较快，出现了衰退性贸易顺差，支撑了经济增长。
（四）物价走势出现分化。
由于需求相对不足，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7%左右，离82%左右的合意水平相差较大，工业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再度凸显。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0.3%，而上年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升3.5%。自2018年11月以来本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与2012年3月-2016年9月那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不同，那一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由产能过剩造成，社会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基本正常。经过了2016-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11月以来的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表现为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受猪瘟和环保影响，猪肉价格从2019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带动禽肉类价格上涨并推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为1.6%，消费品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困难和风险增多。这些困难和风险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此外，湖北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在2020年春节期间爆發，导致湖北武汉等多地封城，其他各省也关闭了部分公共场所，也会影响零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增长。数据显示，2003年3月份发生的“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我国经济下降约1-2个百分点，2003年全年下降0.3-0.5个百分点。
（一）企业经营困难。
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全年住宅销售额仍增长10.3%，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的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中国处于中低水平的60%的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40%的中高收入群体。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33%的高收入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60%的低收入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这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缓慢。
2018年7月以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支撑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财力不足。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存量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影响了基建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难作为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健康、环保、老旧社区改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需求巨大，也有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往往涉及拆迁、补偿和部分居民不能受益甚至受损等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需要不同层级政府周密规划、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精心工作。由于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官员考核、投融资等制度约束，地方官员对此类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不高，而往往热衷于修路、绿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缓慢。
（四）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
尽管中美达成阶段协议，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开放，改善企业预期，稳定中国经济，但由于关税的滞后影响，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将继续出现下跌局面。一些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现象也不时出现。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并从经贸领域向金融、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扩散。
（五）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多亿元，非税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财政基建支出增长乏力，一些融资平台和城投债会出现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也会频发，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企业经营困难、金融风险积累、政府官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小。
2020年将是考验中国驾驭经济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把更多精力聚焦到国企、土地、财税、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上，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積极性，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不断优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主要经济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通过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2020年，在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达到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人，另外，每年还有约200万左右农民工进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猪肉价格仍处于上升周期，要明确提出猪肉等禽肉价格上涨是供给冲擊造成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会引发物价工资联动，产生物价螺旋式上升。同时，应积极扩大禽肉进口，平抑物价;通过价格引导作用，扩大猪肉和鸡肉等替代品生产;在元旦、春节等关键节点加大储备肉投放，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经济发展具有韧性和潜力，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全年呈现前低后稳走势。
（一）2020年中国内需企稳。
从政策效应看，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按照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严格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投资者和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投资者和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和投资，财政政策是中性。按照凯恩斯理论，减税等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应增加投资和消费。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存在对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效果大于政府支出效果;经济收缩期间，政府投资不完全挤出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减税降费100元人民币，同时减少政府一般性支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3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3左右。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2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2左右。202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预计可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左右。
从投资看，2019年以来，制造业增值税减税会继续减轻企业的负担，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还有约4000亿元，会直接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趋于稳定，企业利润水平会相应稳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土地要素也有利于制造业投资落地。2020年，制造业投资仍会低位回升，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在5%左右。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额度会继续增加，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并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5g网络建设也会启动，基建投资会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6%左右。2017-2018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较高，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中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2年以来，中国库存增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以内，年度库存变动对经济变动的作用在0.2%左右。从2018年7月份开始，中国进入减库存周期，到2019年年底，库存进入低点，预计从2020年起开始进入缓慢增加库存阶段，预计拉动2020年经济增长0.2%左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消费稳定，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左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库存对经济呈现正拉动，内需总体稳定。
（二）中美经贸摩擦效应持续显现。
中国工业仍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工业品价格缺乏上升的基础。世界经济增速偏弱，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2019年工业品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几乎为零，预计2020年工业品价格低位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零左右。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低位徘徊，未来8-12月内，猪肉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加上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在2.2%左右，预计2020年全年cpi在3.5%左右。但剔除禽肉后的价格总水平不会超过2%，物价会对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不构成实施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掣肘。
（四）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应设定在6%左右。
综合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00万人。目前，中国经济潜在速度在6%偏上一点，经济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基本满足1500万人新增劳动力就业需求，也需要经济增长6%左右。建议2020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居民消费价格控制在3.5%左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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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五
一般情况下，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都是由“资源—产—废品”的结构组成的，是一种单向循环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煤炭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会导致我国资源匮乏，并且同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很多专业人士开始了对煤炭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希望以此来实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下面本文就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相关的分析。
(一)保护国家能源安全。
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也必须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而煤炭作为最主要也是最宝贵的能源之一，其是否能够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对于我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持续性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资源的安全，能够有效地缓解我国面临的能源压力。
(二)构建节约型新社会。
近几年国家的政策明确表明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中，煤炭资源的利用率不是很高，这就代表着该产业中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的现象，这严重违反了我国社会建设的原则，因此，必须用新型的发展模式来取代原本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排放，从而降低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由此可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煤炭行业的应用，是响应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号召的重要体现。
(三)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对我国现有煤炭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不难发现，煤炭资源出现了枯竭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煤炭资源的开采数量将会增大，这样一来，现有资源的运用时间将会缩短，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资源可用的现象。因此，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我国煤炭产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同时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资源开采环节。
在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资源的开采环节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步，其为之后资源的利用等环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根据调查可以得知，目前我国的大型煤炭企业的资源回采率大约在50%左右，小型企业的回采率相对较低，一般不到20%，这样的数据就说明在煤炭资源的开采环节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煤炭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附近地区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对开采数量进行一定的控制，做好合理有序地开发，对煤炭的开采工作进行合理的规划，这样保证在资源的开采环节不会产生过于严重的浪费的问题，也能给之后的运用的环节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对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动力。
(二)废弃物排放环节。
在煤炭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是避免不了的，这个环节也是煤炭产业会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环节中，矿井瓦斯爆炸等灾害对矿工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对废弃物的排放完全不控制，其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健康的威胁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按照相关规定对废弃物排放环节进行严格的控制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企业在废弃物排放的环节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例如利用抽排瓦斯技术发电等等。煤矸石是煤炭生产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废弃物，其长时间的大量堆积会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破坏生态的平衡。因此，对煤矸石进行废物再利用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项举措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土地占用量，还能减少对周围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时为煤炭产业节约了一部分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近几年来，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是煤炭资源产业中常见的一种手段，具体就是根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在不同的产业之中进行物质资源的集成与共同利用，进行信息的共享，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共享资源、相互依存的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举措。这种工业生态园区在煤炭产业中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因为在煤炭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下游工业，其与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煤炭工厂周围，可以建设以煤炭生产为核心的区域产业。就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生态工业园区是符合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一种产业形式。煤炭企业如果脱离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范围，那么企业就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遇到更多的困难，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企业发展步伐的停滞。这样看来，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在其周边建设一个资源共享、零排放、高效益的生态工业园区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很难做到持续供应，如果煤炭企业仍旧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象。因此，实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要之举，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能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为煤炭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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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铁镛.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j].煤炭企业管理,2006。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六
论文摘要：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合作的形式和文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却有所不同。
在浙江省开化县农村，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四位一体”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得以推广，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论文关键词：四位一体;合作;民主。
习惯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被统称为“三农”问题。
中央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出台过很多政策，减负型的，如取消农业税;输血型的，如建立农村医保、低保制度，而通过创新农业农村生产服务体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重建农村社会的主体结构，从根本上推动农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型政策不多。
合作是农民应对自然、市场、政策风险的必然选择。
在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经验教训和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的基础上，浙江省从2006年底开始尝试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称为“三位一体”，即“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联合构成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作为全省“试点”之一的开化县，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即通过一定的利益机制、组织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把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科技信息合作四类组织融合在一起，增强为生产服务的流通、金融、科技三重功能，发展贯穿县、乡、村三级的组织网络而构建的新型合作体系。
“四位一体”是农村经济合作制度的一种新发展，其本质是基于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的基础上对于“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制度创新，其出发点是发展经济，但实践效果却远远超出初衷。
本文试从经济学、社会政治学两个角度分析此项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一、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的背景。
(一)农村缺乏市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亟需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农业农村原有的经济形式、经济体制和服务体系对生产经营要素的适应能力与吸纳能力不断弱化甚至丧失。
就市场而言，在现有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分”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统”的环节却很薄弱，造成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难以对接或者对接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土地而言，缺乏有效的流转机制，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就人才而言，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业后续劳动力不足，有沦为“老人农业”的危险;就资金而言，农业生产缺乏获得信贷的有效途径，各种金融单位不断把农村资金抽向城市、流向工商业，农业农村不断“失血”。
据统计，2003～2006年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面向大农业贷款占总贷的比例是77.68%;就科技而言，单家独户小规模生产阻碍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留守农民的素质制约了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难以突破。
这就是当前“三农”发展面临要素缺乏的困境。
(二)农村现有生产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前些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单干”、公司+农户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在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上，在增强市场主体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其覆盖面不广，服务功能不强，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也逐渐显现，而且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刚刚颁布，很多专业合作社运作不规范，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不高。
作为为农服务的经济组织供销社、信用社也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和局限性，面对分散和众多的农户，服务范围窄、成本高、风险大。
农民仍然是市场竞争的弱势群体，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
在当今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农民在专业合作社之上迫切需要一种合作面更加广泛，服务功能更加强大，合作程度更加深入，制度更加规范的新型合作平台。
(三)政府对农村农业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既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形成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主体的要素配置和生产组织的格局，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加和改善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
目前，我国对农业的公共产品供给既存在数量不足、内容不全的问题，又存在途径单一，效能低下的问题，特别是存在“条自为政，互不配套”和“条配置多，块整合少”的“条块分割，条强块弱”的现象，这不仅可能导致公共资源配置千篇一律，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延续管制性管理的老路。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块为主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市场与政府，条与条，块与块的资源整合，引导政府从管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变。
二、“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农民经济增收。
(一)“四位一体”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
在“四位一体”中，农民专业合作是生产主体的联合组织，是联合体的基础或基点，也是其他合作组织的最终服务对象;供销合作是流通的血脉，是生产发展的依托;农村信用合作是生产发展的坚强后盾;科技信息合作是生产腾飞的翅膀。
合作实现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使生产、流通、销售结成一条有机的产业链;合作克服了四类经济组织分头为农服务，相互脱节的局限性，使服务更全面，更及时;合作使农民不再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单薄的，没有信息导航的“孤舟”，而是联合起来的“航母”。
经济学家发现任何“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它们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现代农业也不例外。
现阶段，这些要素除自然资源外，在农村农民自身极其匮乏，而在城市的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相关事业单位却相对过剩。
新型农业服务体系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架起了桥梁。
一方面，为非农主体投资农业、支持“三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产业间、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和渗透，促进农业和工业、供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融合，促进一、二、三次产业间的对接，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它把各环节的生产要素和各种服务通过合作协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农民提供全程服务，有利于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2007年1～6月份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农贷款占总贷比例达90.2%;6～8月份仅池淮镇农户通过联保贷款机制从信用社就获得1200万元资金支持，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每天为各合作社提供各种科技信息5到10条。
(二)“四位一体”合作服务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收益。
1、降低交易费用。
农户市场交易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农资费用、服务费用、谈判费用。
单一农户交易量小，主体相对独立、分散，总体来说，交易次数多，重复投入多，交易成本高。
建立农村合作协会后，服务体系内部交易按照合作协议规定，由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和科技信息服务中心统一协商，既能保证服务质量又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根据池淮镇《农资供应服务协议》，农资公司承诺：“决不销售‘三无’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商品，假冒伪劣及过期商品;开展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延长营业时间、送货到村到户等多种便民服务;在价格上给予优惠”。
合作体系外交易，以专业合作社为主体，联合其它经济组织与客商进行谈判，可以使一次谈判在同一个合作社甚至多个合作社内部普适化，既提高了谈判实力又减少了谈判交易次数，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七
[提要]本文从有效需求角度分析经济减缓现象产生的原因，共涉及到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外国部门。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之后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的上升，必将逐渐丧失此领域的比较优势。如若不能在高新技术产业及时提高创新能力就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真空，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并阻碍经济发展。最后，本文从产品创新、消费信贷、社会保障以及资本结构优化等方面给出建议，以解决需求端带来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产业升级;需求不足;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0月29日
引言。
gni的中国人均数值在2010年达到4，26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跻身中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在2015年第一次跌破7%，2017年下降为6.9%。近几年的gdp增速都在6.7%～6.9%上下波动，经济增速由高速变为中高速。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意味着中国步入高等收入国家的时间是否面临着延后？因此研究经济放缓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具备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现在许多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文章都是从供给端等方面来考虑，很少从需求端来分析，所以本文研究由此角度展开。
（一）消费需求。
1、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的人口现在接近14亿。据不完全统计，超过4亿人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球排名第一。高收入群体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中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
由于高端消费品的生产通常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多的资本，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富人的偏好可能导致国内收入外流。一方面国内资金短缺，一些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另一方面需求量小的产业发展迅速，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国情。巨大的消费差距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大和升级，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2、收入预期不足。长期收入假说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即一个人期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得的平均收入，期间随着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房屋贷款、婚姻、教育，医疗等因素带来的沉重压力降低了消费者的欲望。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增加社会保障才能进一步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购买力。
3、消费信贷不完善。信用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方式，是指消费者消费所用金额是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得来的。这种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消费者能够根据永久收入安排消费。当前，中国缺乏信贷消费主要表现在：（1）信贷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国的信贷消费近年来有所增长，而中国的消费信贷立法仍然不完善;（2）个人信用体系尚未整体建立。中国的信用体系仍在建设中，无法跟踪每个人的信用信息，准确反映借款人的整体信用状况，这将约束信用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需求。就近两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普遍呈下降趋势。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较2018年下降了3%，由8%下降到5%。
从产业分布来看，中国三大产业民间投资增速均存在不同程度下滑，且产业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由6%下降到2.5%，第一产业由2018年第一季度的26%下降到-2.23%。第三产业也由2018年年初的10.1%下降到现在的7.17%。可得知，这种全国性的私人投资增长率下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
（三）外贸需求。
1、外贸保护。关税等问题使得优质产品价格依然较高，中等收入人群转向海外购。中国的高价格是消费者转向低端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麦肯锡表示，中国消费了全球32%的奢侈品。事实上，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中，在中国销售的所谓奢侈品并不昂贵。进一步降低包括高端消费品在内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是推动消费增长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重点之一。
2、产品升级缓慢。优质产品稀缺。近年来，由于产品质量不佳，虽然国内商品价格非常低，很多人纷纷涌向海外购买产品。而且由于内部市场存在垄断问题，极高的进入门槛使得它们没有必要加强创新，只要坚持日常经营就可以获得高利润。电子科技等高端型技术产业也会因为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而消极营业，创新需求和能力低下。例如百度，每天烦恼的问题是如何增加更多的广告而非产品升级。
（一）主要结论。中国初期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型，所以中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若转型成功，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极强的活力。
中国众多的人口使得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时不得不考虑收入差距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实现绝大多数人均能够达到gni的中高收入标准，并非少数群体。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但整体经济依然具备充足动能。具体表现在我国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未来国内快速、持续的城镇化发展，能够积极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随着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不断提升，可以使内需进一步扩大，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所以，我国具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动能。
（二）政策建议。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产业大致分为四类，对发展周期不同的产业要实施不同的政策：第一类是核心技术落后于国际水平的产业，这类行业虽没有很大的竞争力，但拥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政府应出台政策积极支持对其核心技术的研究，确保有效供给。第二类产业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主导产业。这个行业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政府应帮助公司进行基础研究，可以通过充当卖方来支持这些产业，帮助其进入世界市场，提高品牌影响力。第三类产业是失去优势的衰退产业。政府可以一方面帮助一些公司通过员工培训和教育实现内部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僵尸”公司，应通过政府干预这些公司的破产清算，及时止损降低其负外部性。第四类是拥有新技术的快速增长型产业，如中国互联网产业，已基本可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这些行业需要国家的激励，可以通过创立孵化器来保护其生长，引入风险投资解决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出台政策增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大规模创新，使其健康无忧的发展。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合理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步。对于金融、it等新兴行业自然垄断效应极强的行业，其极高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应最大限度让市场决定市场，严格对信息披露程度的要求。激励多种所有制的均衡发展。（2）税收工具是规范收入再分配的核心工具。在公平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低收入人群税率，提高高收入人群税率，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收入分配结构。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资源税的征收政策改革，利用财产税的完善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应发挥暴力机构的作用，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3、完善消费信贷体系。（1）豐富消费信贷产品的品种和适用范围。根据我国国情和市场的现实需要，研究新产品，以充分满足社会各界对消费信贷的需求。目前，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乡镇。乡镇的消费能力下降与落后的消费体系有很大相关性，因此要加快脚步开拓乡镇市场。（2）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形成信用信息申请服务体系。基于应用服务系统，将信用信息应用到每个现实场景中。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利率风险。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做好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建立一个度量模型，对利率风险发生时的风险进行量化。
4、激发企业及个人投资积极性。面对民间投资边际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首先要稳定民间投资预期，通过大幅度降低融资成本、税收和供应成本的其他因素，提高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其次通过放宽过渡门槛和实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扩大私人投资的渠道。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强对私人资本权益的保护，确保有法可依。
5、提高对资本的投入，优化要素结构。（1）建立要素稟赋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要素稟赋结构。在要素稟赋结构中，增加资本的相对丰裕度。保持公开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各种因素的相对稀缺性反映在市场价格中。（2）加速新兴产业在各行业的渗透和融合。按照工业革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新技术成熟后，关键问题变成渗透和融合。首先，深化新兴产业对制造业的渗透，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各个生产环节的转型，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智能生产线。其次，加快互联网对服务业的融合。智慧旅游、智慧金融等概念己不陌生，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促进了服务业更具有普惠性。因此，改革需紧紧握住互联网和大数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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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燕小青，罗晓慧.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影响因素综合评估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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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凌敏.浅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及政策建议[j].山西青年，2018.9.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八
部门成立不久，在时间紧、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及相关网站的信息，通过对国内外经济数据的分析，结合工业区的重点工作以及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究，提出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工业区经济的影响，完成了【201_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简要分析】、【经济形势简要分析与201_中国经济展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建议】、【中国开发区当前的问题】等研究报告，为对工业区领导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2、认真学习掌握有关政策，做好商务合同审核把关。
商务合同的审核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不仅需要掌握相关的政策法规，还要熟悉合同协议签订的要素，要求具备相当的知识和经验，为此，我们一方面大量查找文献及网站资料，学习招商引资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法规，另一方面虚心向有关部门请教学习，做到心中有数，为这项工作的顺利对接做足准备。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商务合同审核，截止目前共审核合同、协议近200份，涉及30多个直属部门和子公司，合同、协议的内容从招商引资房屋租赁到总务物业绿化管理，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到设备系统维护保养，涵盖了工业区几乎所有部门和机构的工作内容，为贯彻工业区规范管理的工作制度和要求，我们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合同审核登记及档案管理制度，对每一份合同进行审核、登记、备案，以备查阅。我们还参与个别合同的起草(如：商检项目)，为合同的签订提供意见和建议，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商务合同的审核不仅政策性强，而且工作量大，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克服困难，急事急办，加班加点，必要的时候，请工业区法律顾问确认把关，确保文件审批快速优质完成。
3、开展有关调研工作。
为帮助工业区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今年下半年，总经济师室在工业区范围内进行了技术工人培训专题调研，先后调研了大金空调、保力马科技、赛博电器等10余家落户企业，通过调研，摸清了工业区企业在技术工人培训方面的现状、做法和需求，提出了下一步工业区应如何利用社区学校、群益职校等现有资源，为企业搭建技术工人培训的平台，并争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支持，为企业开展技术工人培训提供帮助。
4、培训及专题报告演讲。
今年8月，按照工业区组织部门的工作安排，为了更好地满足青年干部的学习需求，举办了工业区年轻干部专题培训班，并作了《园区发展与个人成长》的专题培训演讲。
按照工业区部门及直属公司的要求，举办了“园区开发建设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国内外工业区改造的典型案例”等专题报告及演讲会。
通过专题报告演讲，让公司员工了解工业区的发展历程，加深员工对工业区经济结构、经营模式、管理体制三大转型工作以及工业区发展建设总目标的认识，更好地为工业区建设服务。
5、配合领导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参与接待市经委来工业区开展“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调研工作；做好__区领军人才评选及申报工作；做好社区股份合作社章程修改建议；协助区政研室开展《__区高端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__区产业创新转型的影响及对策》课题的企业参观、座谈等相关工作。
6、做好机关工会兼职工作、为职工服务。
为关心职工身心健康，解除员工后顾之忧，使员工全身心投入到工业区建设的工作中去，协助机关工会做好职工福利、职工文体活动、职工体检、困难及患病职工慰问、退休职工等职工后勤保障工作。
7、不足之处。
通过一年的努力，总师室各项工作已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是，对照工业区三大转型工作的总体要求，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缺乏政策、法律等专业知识和专业水平，合同中一些条款的用词不当，存在法律风险，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改进和提高。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九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起伏与变迁，我参加了一场主题为“中国经济史报告”的学术研讨会，通过听取专家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历史的讲述和分析，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发展奇迹与挑战，在此将我对此次研讨会的心得体会进行总结与归纳。
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详细讲述了中国经济的兴衰史。中国经济自古就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使中国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在近代史的背景下，中国曾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规模大幅度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正因为了解了中国经济的兴衰史，我对中国经济起伏的原因和长远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三段：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
在研讨会中，许多专家学者还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其中，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认识到保护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时，需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也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提出了积极的看法。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空间和潜力依然巨大。加强国际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都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此背景下，作为普通成员，我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
第五段：个人研究兴趣与展望。
通过这次研讨会，我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对中国经济研究的兴趣和方向。我希望能够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政策、改革与创新，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影响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改革与进步。
总结：
通过参加“中国经济史报告”学术研讨会，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历史的起伏与变迁，了解了中国经济的兴衰史、突出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机遇。这次研讨会不仅帮助我扩展了对中国经济的认知，同时也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和研究动力。我相信，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潮中，我将不断学习探索，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再添一抹色彩。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十
摘要：在本文中，为了需求中国经济法学主导理念的这一盏明灯，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创新观念，并论证其重塑不只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特性，并且能够使经济法学更好地整合本身力气，从而承当起构建整个经济法学体系的世纪重担。
一、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在悠悠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每一次社会提高都是随同着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并且每一次社会的转型多是在“痛苦”的抉择和整合社会利益中渡过，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社会进入了加速开展的转型期。当下的转型期和人们的利益最为亲密，其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都遭到宏大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这就需求各种手腕来加以管理，而法律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中国经济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变革最为亲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肩负着为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保驾护航的重担。中国经济法担负着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学界普通以为，经济法学的产生是遵照“市场缺陷--需求国度干预--经济法产生”这样一种西方范式。但是，我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国情不同，使其肩负的任务亦不同。正如陈教授所论述的：“中国的理想不是市场充沛兴旺后呈现的市场失灵，而是没有市场，市场发育不全；政府当下的主要任务不是干预市场，用其有形之手替代市场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是要充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的自在调控机制。”因而，随同着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时向前推进的经济法，必需担负起为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而不时完善本身的理论体系的任务。中国经济法是使得“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分离的最佳调整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分离。社会主义是一种公有制的经济，以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有为目的；而市场经济强调是以市场竞争为前提，以市场机制来自发的优化资源配置。
2.中国经济法学之于中国经济法的重要性。
依据普通的法理学理论，任何法律部门的呈现或者存在皆有法学部门与之相对应，中国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概不例外。中国经济法学是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的理论支撑。经济法学若无自我法学理论的构建，将使得中国经济法这个部门法失去了存在的根底，成为无本之源，无木之林，无根之基。并且，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的经济法担负的任务具有不完整相同性，中国经济法学必需构建具有中国特殊国情的外乡化法学理论，所以中国经济法学的自我构建之于中国经济法意义特殊。
学界通说以为，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法学这个学科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同着变革开放推进而不时向前开展。的今天，迈入“而立之年”的中国经济法学，在迂回行进的过程中获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其更存在着许多开展中的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而转型时期，常常又是百花怒放的时期。中国经济法学的学术气氛，也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面，但该场面却又很快的偃旗息鼓，犹如稍纵即逝。主要缘由在于我国经济法学界的各种观念林立，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于是在人为无谓的争论当中，使经济法学理论的.力气逐渐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为经济法学理论构建作奉献的一些学者逐渐丢弃经济法这个阵地，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
关于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当其开展到一定的水平，就有必要对其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从而笼统出共性的东西，才干有利一个新兴事物开展的稳定性。但是，当代的中国经济法学界却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场面，其人为的削弱了经济法学本身的力气。就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例，本来以十分成熟并能够定论的理论，却呈现不同窗派的学者有不同的相似主张。
4.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
中国经济法处在一个时期的穿插路口，而此时也正是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我国经济法学，这个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现代法大有作为之时。任何有所作为的“世纪伟人”，都必需是天时、天时、人和的有机统一。经过上文的阐述，能够探知我国经济法学这位“世纪伟人”，曾经占领中国这块“热土”以及中国变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变革这样一个大天时。
但是在这样有利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法学为什么还会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呢？主要缘由是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应有的“人和”。所以，此时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时期任务，是整合本身力气，克制本身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不失机遇地促进“人和”。但是，以什么样的规范去整合中国经济法学的本身力气，则是中国经济法学的一个终极迷雾。
二、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解读--中国经济法学迷雾中的明灯。
经济法是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研讨更为短暂，学界关于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的概念论述并无定论。笔者以为，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要作为一个主导的理念来统领整个经济法学的理论体系，其必需契合以下两点。首先、经济法的“人”本主义必需不能偏离“以人为本”的实质，即真正的尊重人、关爱人以及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其次、从经济法视域的时期角度去了解“人”的含义，赋予经济法学人本主义新的时期理念。经济法视域中的“人”不只限制于民商法学的单个人的个体，而是从社会整体以及更高层次的角度去关爱人。
1.经济人与社会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社会人。
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人性的假定是树立在“经济人”的理论根底上的，其以为每个单个人多是以取得本身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这与民商法上的个人权益至上存在着某种逻辑的相同性。但若不假思索，对任何法律部门都一味的生搬硬套“经济人”假定则是不合时宜的。人历来多是、永远将是社会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某种水平上能够说，个人的利益只是社会关系要素之一，在许多状况下是不占主导位置的。并且，个体是存在差别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存在不同的竞争力，假如地道任由自在竞争必然招致社会呈现贫贱富贵的鸿沟，当其弊端积存到一定水平，便需求一定社会系统工程来加以管理，而立足于社会本位，具有相当时期性的经济法学便要偏重于从社会人的角度来对之进行维护。
2.传统人与现代人，经济法学更关爱现代人。
经济法学是新兴的一个法律部门，是一个对新时期（特别是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回应而产生的法律部门，所以其对人的关心，无论是对其学问的应用，还是对社会各种问题的处理，都应该偏重于立足现代。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具有显著的区别特性，因而经济法学对人的关爱方式亦将进行改动。例如在当今学问经济时期，为了表现对学问的尊重以及更好的优化劳动力资源，现代经济法有必要以“现代人”的理念去对学问劳动者进行关心，对新型劳动关系进行调整。
西方国度在益于其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以及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浪潮的过程中，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其不只在不时消灭本身的生存的环境，也以惊人的速度透支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账户。
3.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更是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有机统一。
经济法学“人”本主义对社会人、现代人、后代人的关爱不是截然分化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经济法学“人”本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关爱理念是源于其立足的不同角度，但在实质是分歧的，且表现出相互印证和相互容纳的特质。例如：站在社会整体利益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社会人，站在时期利益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现代人，站在可持续开展角度的“人”本表现的是后代人；而这三种角度的有机统一点多是以为了更好的尊重人、关爱人，从而促进人走向自在盲目和全面开展这样一个实质为依归的。
由于中国理想国情的需求，当代中国选择了“渐进式变革”来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是人类社会每次胜利的革新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攻坚时期,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进一步奠定中国经济法学的独立局部法位置。
部门法又称为法律部门，即指依照本身的性质以及一定的规范或者办法所划分的同类法律标准的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已被世界各国的理论界和立法界所认可。经过了二十年的论争，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曾经具有阶段性的改动，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经济法已被确以为具有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占领了一席之地。
固然，不供认经济法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存在着学科的成见，但我们亦不得不供认，用传统的部门法划分规范来界定经济法学的独立位置的确存在着缺乏。鉴于此种状况，笔者以为，在论证经济法学独立法律部门这个论题上，传统的划分规范固然必需给予肯定，但在遵照传统理论的同时，不能一味地拘泥于传统理论，而应该翻开眼界去关注理论的需求，从而寻求另一种作为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规范。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能够担负其这样的一个重担。首先、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是经济法学所独有的理念，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等固然历经较长的法学开展史，但其并没有构成像经济法人本主义理念这样上位阶的后现代性理念。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世人公开发布的《中国的法制建立》白皮书中，以官方的方式供认了经济法学法律部门的独立作用，为经济法学的开展带来了无限的活力。若理论届能进一步的寻求其他划分部门法的规范来佐证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位置，与传统的划分规范共同发挥作用，无疑是为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位置在理论的火焰上加上了理论论证的燃料，使其独立部门法位置铜墙铁壁。
“人”本主义理念的重塑有利于中国经济法学的资源整合。
中国经济法学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便纷争不时，其部门法位置得到官方的正式供认亦阅历三十年左右的争论。我国经济法学不断以来呈现如此混乱、分散的场面。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由于我国经济法学界观念林立，并且许多观念缺乏充沛的论证，且在人为的争论当中，使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力气在争斗当中耗费殆尽，使一些本能够获得共识的观念在争论中无形地被历史所埋没。到了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今天，为了拨开迷雾，探寻中国经济法学开展的真理，理论届曾经开端对以往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深思。
此时最主要的是能找到一个能高于或者统领其他理念的终极理念来进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分散的理论进行整合。“人”本主义理念是经济法学其他理念的终极理念，由于法作为一种维护并促进人类社会对幸福理想生活的追求，并使人走向全面开展的一种手腕，必然是以人为本的法，这应该是不证自成的。所以笔者以为经济法学的“人”本主义理念具有这样的适格条件。经济法学有了“人”本主义理念的指导就能够消弭了前文所论述的我国经济法学之所以混乱不堪的缘由。经济法理念是经济立法需求与经济法之间的一座桥梁，是前者向后者转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时期的不时革新招致了不时变化的经济立法需求，而此时若有了经济法这样一个具有时期特征的“人”本主义理念的指导就能够有了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并制定出具有时期转型特质的“良法”，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法学者统一思想，使经济法学从求“异”求“新”转移到求“同”求“合”上来。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十一
摘要科技强国战略离不開高校的支撑，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对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践履价值，同时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科技人才及扩大社会影响力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效应，二者耦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科技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能力构建面临着认识层面“三重三轻”、服务层面“四多四少”、政策层面“五个缺少”等现实困境，完善体制机制以实现能力构建的具体路径包括：设计顶层机制，确保协同发展;完善规章制度，确保有章可循;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完善信息机制，确保共建共享，形成良好的计划、行动、实施、反馈立体体制机制。
关键词科技强国;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体制机制。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需要一流的高等院校作支撑，高等院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四大职能，社会服务能力是高校发展水平重要考量指标，其核心在于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科技服务。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底，我国高职院校总数已达1418所，高职院校在我国人才培养体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然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却始终是各项基本职能履行中的薄弱环节。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对学校、对社会、对国家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效应。
（一）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历史演进逻辑。
我国国内高职院校产生与发展和科技服务有着天然的联系。我国高职院校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清末时期。清末的戊戌变法，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用来改变清末落后生产力的现状，实现资产阶级的自我革命。这一时期，出现了“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师范学堂”，其中，“高等实业学堂”的设置，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培养当时社会变革所需的工、农艺等技术型人才，横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类，纵分高等、中等、初等3级。由此可见，我国高职院校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科技发展的特定需求。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施政理念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离不开行政、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离不开具有科技服务职能的高等院校。从经济层面来看，无论是经济发展动力及潜力需求，亦或者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客观要求，大力促进科技产业发展都必将成为新时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而当前我国科技产业发展，则主要依赖于高校为其注入丰富的人力资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必然也必须要具备相当的科技服务职能。
（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现实价值效应。
第一，为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力资源则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技术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亟需人才。三大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型人才作用的发挥。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就是不断向三大产业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人才服务，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提供无偿的技能培训，帮助社会人不断提高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为他们顺利参加工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利用师资优势、专业优势，向企业提供无偿的技术服务，如帮助他们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从而提升企业效益。通过这两种途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技能人力资源。
第二，为社会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是重要组成部分，但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大不相同，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知识型、研究型人才，而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其中“实用”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也最终会走上企业、社会一线工作岗位，提供最直接的技术性服务。通过高校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让在校大学生走出校门，提前步入可能走向的工作岗位，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学校所学理论知识的实践，用实践来丰富理论体系，弥补纯理论教育的不足，找出自身接受教育中存在的短板，并在今后的学校生活中加以弥补，以真正成长为社会实用型人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必须同社会实际需求相匹配，这样才能保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实用性。
第三，为学校发展扩大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对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生源保障。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学生及其家长才有可能选择这所学校接受高职教育。其次，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师资保障。当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科研、创新、理论等领域在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内取得较大影响力后，部分高水平教师才能为了自身发展选择前来就职。最后，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发展动力。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政府有关部门才会意识到该所高职院校的重要性，才会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便利。高职院校通过履行科技职能，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大与群众、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获得广大群众、有关政府部门的价值认可。
（一）认识高度表现为“三重三轻”
其一，学校层面“重教学轻服务”。受当前就业环境影响，多数企业在招聘高职生时，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在校成绩，特别是专业课成绩，而极少会去考虑学生是否进行过科技服务。受此影响，高职院校在“教学”与“服务”之间，毅然决然的会选择“教学”。因此，尽管很多高职院校也会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关于履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要求，但具体组织实施时主动性差，“等、靠”思想严重，等上级部门统一组织，靠上级部门协调、督促。其二，教师层面“重学术轻实践”。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满足于现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任务上，而不愿浪费在科技服务这个“副业”上;另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追求个人事业上的进步，特别是受现有职称评定标准的影响，更重视学术研究，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较低。其三，学生层面“重学业轻服务”。从当下高职院校学生对科技服务的认识现状来看，多数高职院校学生会把科技服务看作是学业之外的活动，参与科技服务积极性不高，即使参与也有娱乐化倾向，质量不高。
（二）服务广度表现为“四多四少”
其一，行业服务多，区域服务少。相当一部分的高职院校是由地方性职业学校或者中等专科学校发展起来，这类高职院校通常比较依赖其传统优势行业教育。因此，在为社会提供科技服务的过程中，多选择其传统优势所在行业开展服务，而很少会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实际需求，因此在科技服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盲目性、主观性，行业服务多且质量较高，但区域经济服务少且质量较低[5]。其二，技术服务多，科研服务少。一方面，高职院校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而言，招聘教师的要求较低，一部分教师在所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不强;另一方面，相较于科研服务，技术服务所需时间、精力、人财物力都相对较少，因此部分高职院校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能够出工作“量”的技术服务上。其三，老牌专业服务多，新开专业服务少。对高职院校而言，开展社会服务就是一次次的学校宣传，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更愿意把自己的老牌优势专业拿出来参与科技服务，以展现学校的专业能力，加大老牌专业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力。而对于一些新开设的专业，则不愿意拿出手，怕被人看了笑话，损害了学校的声誉[6]。其四，学生服务多，教师服务少。部分教师或是满足现状忙于教学，或是忠于“学术”，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因此，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重任就落到了学生身上，高职院校学生成为高职院校履行科技服务职能的主力军，服务质量明显不高。
（三）政策深度表现为“五个缺少”
其一，缺少制度引领。目前高校开展科技服务职能更多靠的是思想自觉，甚至是行政压力。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以何种方式开展、向哪一部门报批、基本程序是什么等基本问题，都缺少必要的政策制度机制来予以明确，缺少制度的引领，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主动性自然不足[7]。其二，缺少管理机制。从高职院校的机构设置上可以看出社会科技服务职能与教育职能、科研职能的不对等。高职院校会设立教学管理办公室、会设立科研办公室，但很少有高职院校会设立专门管理科技服务的科技服务处。其三，缺少激励机制。之所以高职院校会出现重教学轻服务、教师会出现重学术轻服务、学生会出现重学业轻服务的“三重一轻”问题，其根源在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因而也就缺少了参与科技服务的动力。其四，缺少信息機制。信息机制的缺失，使高校实际提供的科技服务与社会实际需要的服务内容不匹配，这也是高职院校科技服务水平不高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五，缺少协同机制。当前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过于关注高职院校作用的发挥，而忽略了与“企业”这个科技服务协同者的配合，二者相互协调沟通少，缺乏科技服务协同机制。
（一）加强顶层设计，确保协同发展。
顶层设计是一项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只有构建了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做好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才可能真正落实到位。其一，加快组织机构顶层设计。从国家机构层面来讲，教育、科技相关部门应设立专门负责管理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的组织部门，相应的省市地区也应建立起基层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管理部门，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从社会层面来讲，高职院校应成立区域性的科技服务理事会、科技服务管理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统一管理区域内高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其二，加快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科教园区是当前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重要载体，但也面临着顶层设计混乱、共建共享不足等困境。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应突破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孤立无援的现状，就必须注重发挥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作用，真正实现工学结合、共享共建，加快科教园区建设。通过地方政府牵头建立科教园区，积极引入一批优质企业，协调高职院校与企业建立实训基地;同时，以科教园区为载体，大力推动高职学生创业浪潮，把高职院校的技术创新发展为真正的创业项目，转化为真正的社会价值。
（二）完善制度机制，确保有章可循。
高职院校有效履行科技服务职能，政府将是最大的受益方。一方面，它承担了许多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科技服务职能，如技术转化、科技培训等;另一方面，它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区域发展水平，间接增加了政府收入，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在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方产业、行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方向等，对地方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目的、内容、程序、方式、范畴等做出政策规划，规范区域内高职院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同时，高职院校应把政府所建立的规章制度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在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建立本校的科技服务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科技服务活动[8]。
（三）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
科技服务（社会服务）职能是当下高职院校各项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管理机制建设，建立一个多功能、立体化的科技服务管理部门，建立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际确保制度得以贯彻实施。如建立科技研发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具有研发能力和兴趣的教师及学生参与具体项目的研发;建立外联管理部门，负责与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的外联工作;建立服务规划部门，从整体性、连贯性上着手，科学规划学校社会服务行为，解决零碎化科技服务难题等。通过管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逐渐把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发展为科学化、规范化、统一化、效率化的高校行为。
（四）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
政府部门与高职院校要针对高校管理者、教师及学生分别制定完善的激励机制，提高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履行的主动性、全面性和效率性。针对部分高校参与科技服务被动化、形式化的问题，教育部门应改善高校评价机制，把社会服务纳入评价机制之中，并以科技服务质量作为评判标准，提高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主观能动性，杜绝以量取胜的评价行为;针对部分教师参与科技服务主动性不足的问题，应完善教师晋升机制，把科技服务纳入考评标准中，通过设立“科技服务之星”等荣誉奖励的方式，提高高职院校教师参与科技服务的主动性;针对部分学生参与科技服务形式化、娱乐化的现状，建议将科技服务纳入学分管理之中，并提高学分占比，通过学业刺激的方式提升学生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
（五）完善信息機制，确保共建共享。
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需要完善的信息机制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服务需求信息，并通过服务信息反馈不断改善科技服务行为，扩大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9]。因此，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是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信息机制的首要任务。当然，这个信息平台的建设，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部门，需要社会、企业及高校多方积极参与进来，站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度、站在服务地方社会建设的高度，建立一个高质量、权威性、时效性的信息共享平台。当然，也要注重这个信息平台的信息反馈作用，及时把有效信息反馈给高职院校，帮助其改变科技服务方式、调整社会服务计划等。
参考文献。
[4]刘毅.服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力促地方现代产业发展——专访华南理工大学珠海现代产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房俊东[j].广东科技，2018（9）：14-19.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十二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部分，经济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经济史同样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经济史。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其经济历程也经历了波折和曲折。本文将围绕着这一主题，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的探究和实践，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我的心得体会。
一、经济起步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起步时期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这一时期尤以毛继盛和张謇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的成功活动为代表。他们积极投资于新兴企业，推动了许多新产业的发展，并在形成现代企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机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影响很大，奠定了中国经济在20世纪初期的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如农村混乱和废墟垒积等问题。这也促使中国经济开始向外开放，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改革开放的兴起。
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放缓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涉、引进外资、发展私人企业等，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适应了市场经济模式，大量引进了外资，不断推动着高科技产业、服务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同时，改革开放也引发了贫富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难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着新的挑战。
三、经济腾飞的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势头的不断扩张是无可非议的。近年来，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之一，其高速增长的态势令人瞩目。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从初出茅庐的起步阶段到不断突破的阶段，再到今天的稳步提升阶段。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不断扭转困境，逐步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但同时，中国的经济也受到了年龄金融周期、失业和恶劣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四、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近年来，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一方面不断增加贸易限制和打压中国的进口商品，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中国出口的贸易优惠。中国经济也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许多挑战，面临着商品价格下降、市场降温和失业增加等问题。然而，中国并没有放弃继续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相反，中国还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减税降费、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等，以稳步完成重大目标，实现国家经济增长。
五、艰辛的奋斗和希望。
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进行，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的同时，迎来了新的机遇。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必须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善生态环境和保障民生，进一步适应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使别人更好地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全球市场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
总之，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充分说明了经济与人民生活质量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密切相关性。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掌握形势发展，积极引导市场和促进中华大地的和平与繁荣。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十三
摘要：本文指出，由于六个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中国gdp的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这六个原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资金成本上升。我们的使用数量模型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如果承认增长潜力的下行，则宏观政策的基本前提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gdp增长率下次再降到7%时，就再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应该理解为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不断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另外，今后几个季度，即使同比gdp增长速度可能降低到8%左右（环比增长在三季度可能到7％），都只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
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枯燥的学术命题，但却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政策含义，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反应最终也会影响到每个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的gdp增长潜力只是7%，而政策却人为地将增长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经济中注入过多的货币，从而导致通胀、资产泡沫、银行坏帐等恶果。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之后则是政策紧缩和经济大幅波动。从经济结构来看，如果增长超出潜力，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会出现投资过度、能耗和污染大幅上升，随后的下行周期中又必然出现产能过剩。
打一个比方，一定年龄段内的孩子的体重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如果非要他“快速成长，”迫使他超量进食，短期内会使他体重迅速增加，但此后会导致肥胖，最终不得不去看医生减肥。搞得不好甚至会影响其终身健康。再用开车做另外一个比方。汽车在“正常”时速下行驶是最省油（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损坏汽车的零部件（可持续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减少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驶，一时间固然风驰电掣，但驾驶同样距离的能耗反而会增加，机件损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车辆寿命缩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驾驶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所以，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制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误判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人为的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结构失衡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如果宏观(总量)政策失当，结构调整就必然面临“两难”。例如，当gdp增长达到12%时，经济规律表明能耗增长必然超过gdp增长，节能减排就自然成为空话。换句话说，结构优化的前提是宏观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接近潜力、避免大大超过潜力。笔者认为，所谓科学发展，在宏观政策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
下文分析了将改变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六大原因。前三个原因（包括出口、地产和城镇化）主要从需求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潜力的变化。此后两个原因（包括劳动力、生产率）从供给角度看增长潜力所受到的制约。最后一个原因（资金成本）则从供求两个方面影响增长潜力。
根据这六大原因，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今后十年的gdp增长潜力很可能只有7%（甚至低于7%），远低于过去十年（定义为1999到）10.1%的gdp平均增速。笔者因此建议决策层在下一个“五年”和“十年”发展规划中将gdp增长预期定在7%。另外，基于这个7%的gdp增长潜力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我认为适度的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应该是14%，而不是17-19%。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原因之一：出口减速。
过去，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今后无法复制的。
第一，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在2002到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年均出口增长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到最近几年，中国入世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步消失。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个百分点。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按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增长达每年1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增长就达到每年18%。面对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行业将很快失去竞争力，许多工厂将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口年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减速。笔者估计，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2%，为过去10年均增长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产需求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三：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第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第三、下文将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镇化速度放缓。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这与联合国开发人口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是，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此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降为年均0.8个百分点。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对这个趋势的判断。比如，根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cbd、大广场、度假村、欧化建筑等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原因之四：劳动力增速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资本的.高速积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的研究认为，在1983到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第一文库网将逐渐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根据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中国人口红利在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则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另外，上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原因之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
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等）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过去，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但这个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今后也将难以持续。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再靠简单“复制”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我们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在30年以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过去30年，只有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从“发展中”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例如韩国的人均gdp从5000美元（按美元不变价）翻了四倍，达到现在的20000美元。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在30年以前与韩国的人均gdp相当，但在过去30年之内几乎原地踏步。比如，按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巴西的人均gdp在1979年到20之间累计只增加了29%，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陷阱的背后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没有做到。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是巴西难以维持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这比巴西好一些，但远远低于韩过去30年的水平。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很难重现韩国在人均gdp在超过5000美元后所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加大保护力度、自主创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原因之六：利率将逐步提高，从而增加投资成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同时，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的长期实际贷款利率只有2%左右，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则接近5%。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点已被国际实证研究所证明。我们用20多个国家过去2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际利率与通胀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抑制通胀要求提高实际利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实际利率过低，会导致和加剧通胀和地产泡沫；另外，负的实际利率会加剧通胀预期。因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则要求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帐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上述六个原因对gdp增长潜力有多大影响？首先，我们用最简单直观的分析办法判断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出口减速和房地产增长减速――带来的影响。然后，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估算这些原因多gdp增长的总体影响。
出口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5个百分点：如前所述，出口增长减速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3%下降到今后的12%，减速11个百分点。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出口增长减速7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就会减速1个百分点。所以，出口减速1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gdp增长潜力下降约1.5个百分点。
地产需求增长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2个百分点:?如前文所述，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0%下降到今后的10%。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2%，假设地产需求与地产投资增长基本一致，则需求减速10个百分比就意味着gdp增长减速1.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地产投资减速导致的产业联带效应，则对gdp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仅仅由于出口和地产需求减速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从10.1%降低了2.7个百分点至7.4%。城镇化的减速从需求面来看对gdp增长潜力还有额外的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的下降、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金成本的上升等对gdp增长潜力还有来自供给方面的负影响。[2]?所以今后十年gdp增长的潜力很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在今后十年的后半部分增长潜力甚至可能低于7%。当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设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估计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新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长的加速基本上会被今后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减速所抵消。
我们的cge模型表明，gdp增长潜力会下降到7%：为了比较系统地量化上述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模拟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形。这样就可以将对需求和供给面的各种冲击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内综合考虑。基本假设包括：与基准情形（即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年均10.1%的gdp增长的经济环境）相比，今后十年的（1）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个百分点；（2）劳动力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2个百分点；（3）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偏好变化，导致地产销售增长比基准下降约10个百分点；（4）在出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国外对中国出口的年均需求增长下降12个百分点；（5）资金成本比基准提高1个百分点。上文提到的城镇化放缓的部分影响已经反映在房地产增长减速中，但城镇化减速带来的其他服务需求的减速则比较难量化，暂时没有在模型中处理。
在上述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显示，gd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情形约下降3.1个百分点，使得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到7%左右。结果与我们前文的判断基本吻合。
宏观政策含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笔者估计，今年三季度gdp环比增长会降到7%；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也很可降低到8%左右。但这些都仅仅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准确判断增长潜力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从更长期看，在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几年以后m2的增长速度恐怕只需要高于名义gdp增长2-3个百分点，届时12-13%的m2和贷款增速就足够了。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注：
[2]注意，来自需求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简单叠加。比如，如果需求下降3%，而相应的供给同时下降3%，则对经济的影响就是3%，而非6%。在本文研究的六个因素中，出口、地产、城镇化基本属于需求面因素，劳动力、生产率基本属于供给面因素，资金成本则同时影响供需两个方面。
最热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4篇）篇十四
内容简介：
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预测，包括通货紧缩，经济结构，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体制，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等问题。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过去20余年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这一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下述三方面：
(1)由于改革，使资源的分配得以优化。
(2)由于推行市场化，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提高。
(3)中国的改革是由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村有将近9亿人口。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与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促成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低附加产值的农业转入到高附加产值的制造业、建筑业和各类服务业等。这点是国际主要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予以十分重视和强调的。在今后相当的时期，中国仍然必需十分重视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以进一步促使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
2.增长的核算(growthaccounting)。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及未来前景，国内外学者都应用了生产函数和其他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中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作了增长的核算分析及预测。结论不尽相同。有的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应由9.7%调整到8.5%。对于增长核算的具体分析及预测数字上的差异，难作结论。经济分析工作者都知道，各类模型测算的结果都有赖于采用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及所作的经济假设。在本次会议中，相当的与会者都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些异议。与会统计局的负责同志也对此作了解答。尽管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不尽相同，但其共同之处是中国今后10年中gdp的增长率不会低于7%。邹至庄先生则对中国未来10年经济的增长，有更乐观的估计。从学术观点上，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数量经济工作者宜加注意的。其一，进行一般的宏观经济总量预测，适宜于采用简单集结的生产函数(aggregateproductionfunction)，而不是方程式的数量愈多愈好。由于经济分析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工程分析，大量的参数不可能十分精确，方程式的数量愈多，往往使参数及计算的误差难以得到纠正。而集结的生产函数，通过集结过程使经济参数成份中的许多误差，正负可以互相抵销一部分。其二，中国作为后进的国家，通过引进设备与技术，也会导致tfp值的提高。因此，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应十分注意加强引进设备、技术与管理的宏观政策引导，以促进经济发展。
二、关于通货紧缩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也确实为过去大量重复建设及各级地方政府与企业的部分低效益投资所困扰。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经济过热，已有教训，一般认为除了基础设施领域外，中国业已出现了生产过剩，似乎找不到可以投资的领域。但这可从两方面来研究：第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体制改革还未到位。传统的投资体制与各级政府的干预，传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企业投资行为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等等，影响了中国投资体系效益。以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例，它们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一经验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重视。世行专家yusuf先生1992年在韩国kdi和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上所作的有关中国非国有企业兴起的报告，曾从社会代理人与市场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原因。其中提到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还是受到各级政府及社会代理人的影响。各级政府仅把乡镇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作为财税来源，而对其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国内外市场发展前景的信息服务，付出服务的力量较少。而国外的政府，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在很早时期就重视对小企业的技术扶植与提供市场信息。第二方面是各类体制的错综影响(投资体制也是体制之一)。以中国的外贸进口商品为例，中国的进口额约达1500亿美元(人民币约1.25万亿元)，其中75%为工业制成品，这其中相当部分是中国自己可以制造的。有些不必进口的简单制成品，也由于体制的约束而进口，这点在后面另有叙述。
关于解决通货紧缩，在目前的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下，将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但在目前“大银行，小财政”的情况下，恰当的货币政策也是必要的。
三、关于经济结构。
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已是一个老话题了。应该肯定，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的下降；所有制结构中，各种所有制结构的比例有所调整；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economyofscope)都得到了注意等等。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及中国即将参加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例如，美国工商业瞻望中，曾对149类制造业未来5年的增长前景作了国内外市场分析及预测。而且由于其服务业比重已占其gdp比重的75%，因此对其使用了将近50年的工业分类标准，于19改为新标准(基础工作)。因此研究经济结构调整，是需要做深入工作的。以下仅重点探讨两方面：
中国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增长(会议认为中国的经济不能不高速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现有12－13亿人口(下世纪最高可能达16亿)，每年将新增1100万人口就业和目前在农村的3.6亿农业劳动力需要逐步地进行转移，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又存在差距，如果在今后10年内不能保持6－7%的经济增长率，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将很难解决。但是用“发展”代替“增长”这一词，也许更为恰当。因为从经济学的词汇来讲，发展(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有不同的涵义，前者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发展因素。这一点，业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共识。欧盟曾在19组织过“可持续社会发展指标”国际研讨会，中国也需要考虑适合国情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江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曾明确地向我们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点我们需要作更多的探索。
2.关于经济结构中的第三产业比例问题。
中国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由于体制及统计问题，中国第三产业的统计数字是十分偏低的。与会者提到中国结构性矛盾之一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标准，提到了服务业增长的滞后及滞后的基本原因是垄断。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应该补充一点。在一段时期全民经商的大浪潮中，几乎所有部门与企业，都兴办了低层次的服务业，卡拉ok、宾馆、高级饭店几乎遍布中国的县、镇，这些在国外书刊杂志都有所描绘。江泽民主席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决心与毅力及时地扭转了这一趋势，命令要害政府部门与政府机构，必需和经营性企业脱勾。但遍布城乡的现实现象是，除政府部门外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都在经营着第三产业，以及难以统计的大量农村劳力流入城市从事家庭服务及各类摊贩活动等等。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范畴，而未列入我国现有的统计。至于高层次的第三产业，如金融、法律、保险、咨询、教育、航空等，在我国应有更大的发展余地。但这些领域，目前大部分均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所垄断。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中也存在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要预见到进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将面临竞争的难度。但在战略上应立足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主动政策，而不宜长期依靠国家保护垄断的被动政策。至于战术性的阶段或局部保护，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四、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
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变化的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问题，它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的过程。与会者的发言，联系到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看，结合分析中国的改革过程及现状，却又成为一个迫切的中近期问题。会议中曾讨论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变化，在左右，是劳动人口年龄有较快的增长时期。其确切的时段，与会专家各方面的估计，有少量差别，这在定量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现象。尽管劳动人口年龄增长快，是生产要素增长源泉有利的一面，但中国人口众多，还有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又带来了就业与失业的压力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全面考虑养老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的难度之一就是，这些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不同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
这一点，在过去drc作了《中国》的研究后，业已察觉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约在1986年左右，世行的一个代表团曾来与我们讨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问题。那时世行有部分意见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太慢，因为那时西方学者对前苏联体系的改革研究中，有一派激进的思潮。这一派思想，当时在国际上曾经占有上风。而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不全在经济方面，而更在社会方面。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就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整套的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国有企业职工享有全套的福利；但那时国有企业职工数仅约1000万，而1986年到达了1亿多，因此国有企业难以实现破产。对职工既有福利制度的改革，绝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改革难以急进的主要原因。一位英籍世行专家立即同意这一观点。他说：“英国撤切尔夫人在推动英国改革时，面临政府部门、企业与职工们极大的阻力。”多年来，中国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设，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江总书记曾提出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时，要充分考虑改革各方面的衔接，即对科技的、经济的、社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全面地分析。
五、关于体制问题。
所谓体制(或制度)，不仅包括组织机构，也包括各类规范(norms)与在特定体制下所形成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在国外有制度经济学派)。它存在惯性。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研究，国土愈大，人口愈多，某一特定体制存在的时间愈久，则存在的惯性也大，改革的难度也愈大。中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及“休克疗法”在国外改革中所产生的很多副作用，都属于对体制影响及国情估计上的差异。福特基金会华安德先生在开幕式的发言中亦曾强调了体制问题。会议中所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滞后、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国企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等等改革与发展，也都是属于这类问题。江总书记在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中，认为需要1的时间。有些人认为这一时间过长了，但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估计。
举一个细小的例子，足以说明体制的影响。
日本名古屋郊区一个类似中国乡镇企业的小厂，从中国武汉机床厂买了一台龙门刨床。因为从中国买这类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唯一缺点是缺乏计算机控制。但这点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他们自己组织力量安装了一台计算机就行了。这样一件小事情，在日本的小企业都可做到，但在中国却由于积累的体制因素，变得行不通。教育的过份专业化，管理人员的经营思想与知识，激励机制与企业的制度考核等等都是造成行不通的机制因素。公司治理结构在国外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成熟经验，但在中国却屡屡出现不具公司治理结构的各类翻牌公司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体制的影响。
六、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
近10年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一个主要经济现象。这一经济现象的形成，有其历史的长过程。信息与运输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扩展市场，是促进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主要技术与经济动力。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之一，是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在关贸总协定(gatt)基础上，于1995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成员国的增加，在总体上为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中国与美国在1999年11月，业已签署了关于中国参加wto的协议。中国即将可能进入wto。我们必需抓住机遇，通过参加wto，加速引进技术、管理与资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并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例如缺乏与进口商品竞争力的企业职工，有可能面临更多下岗的威协。而银行与金融系统，将极易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1997年7月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业已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我们要深入理解1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积极而审慎地参加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对各个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广泛国际市场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多极化(在国际的研究文献中，通称为区域化，中国所用“多极化”词汇的涵义与区域化或有所不同，但也都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上业已形成多极的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南亚经济合作等等。由于地缘关系，区域间的贸易量往往占有重要比重，具有更大的相互间影响。会议中也有提出“加强区域性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应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这一建议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在区域中如能作某些政策上的协调，例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等，对于抵御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应是较为可行的途径，也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极大的潜力，但也存在若干国内外的制约因素。我们只有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学习与实践的思想，才能克服各种困难，使中国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实现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实现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伟大发展战略目标。
*本报告原是作者在1月15日－16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经改写而成。其中除综合会议讨论中较统一的意见外，也包括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