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音乐的演讲稿篇一
我站在阳台上，打开音响，里面传来了优美的音乐，我细心地倾听着，生怕漏掉每一个浪费这短暂和美妙的瞬间。
它，开始缓慢、忧郁，使得天上的月亮和星星都沉静下来，不再闪烁了，也不再窃窃私语了，一切都那么安静。天空是静静的，夜是静静的，一切都那么安静。
它像一枝小花，散发着清香，使我的心随着花香飘向远方……
突然，它像叮咚的小溪，倾泻着，倾泻着，使我的心也跳动起来，星星在跳舞，月亮在微笑，天地在歌唱，顿时，一切都活跃起来，像在开一个party!
啊，音乐!你是多么伟大，你能够使衰伤的情绪一扫而光，你能使狂欢的人们啜泣。
在美的音乐里，有美的真谛，美的色彩，而它本身便是美丽的结晶!在美的音乐里，有你有光辉灿烂的理想之国，仿佛生活和命运都迸发了绚丽夺目，迷人的光彩，令你如痴，令你如醉!
人的生活里不可能没有音乐，音乐是人类的一半，它伴随你成长，一个沉浸在音乐里的人，哪怕他平时最粗暴，此时此刻，也会显得那么温柔、可爱。
我喜欢莫扎特的音乐，他的音乐左右逢源，行云流水;我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它使我深沉、忧郁、翩翩潇洒;我喜欢贝多芬的音乐，严谨、雍容、博大、丰赡，是他音乐的特点;我喜欢肖邦的音乐，他的作品如春潮、如月华、如鲜花灿烂、如水银泻地。他们的作品给我一种神圣，一种清明，一种灵魂淋浴的通畅爽洁，一种对于人生价值包括人和的一切困扰和痛苦的代价的理解和肯定。
什么是音乐?音乐是人类的爱和智慧升华，是人类对理想的憧憬和呼唤，它能抒发人的感情，帮助人们解除痛苦，为成功者欢呼……它，使人的心变得舒畅!
我想，只有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才会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灿烂。
在音乐的王国里，我仿佛已不复存在，整个身躯，整个思想都溶化进这音乐的旋律中，真想不到这尘世上还存在着一个我!
音乐的演讲稿篇二
艺术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艺术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艺术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所以说，艺术教育不仅仅是传统认为的艺术技法的教育，而且是一个开发智慧的复杂系统工程。从艺术教育的四大关键要素――美学、艺术设计、艺术欣赏、艺术批评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要想提高青少年的艺术素养，除了掌握技法外，还必须熟悉艺术发展的历史，要具有欣赏艺术的趣味和评价艺术的洞察力。当然，音乐艺术审美教育既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又与德育、智育、体育及其他美育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种审美理论的主旨，就是论述和证明如何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尤其是通过学校教育去开发年轻人的艺术感觉。针对当代社会中人的前所未有的多元信仰，有必要改进和复活其判断力。由于信仰的多元化不仅造成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种种困惑、自相矛盾和冲突，而且造成了现代人的判断力和意志的日益麻痹。要想重新确定哪些是代表一个文化的、理想的优秀作品，就需要重新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对人类迄今获得的艺术成就重新张扬，给人们提供一种足以激发人的创造性行动的灵感和对人类成就的自豪感。
人们对艺术作品常会有一些偏激的想法，认为艺术作品无论如何都是为一定观念服务的，而不是独立的。这就将艺术降低为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了，将艺术看作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功能性网络，而忽视了人们对艺术的那种特有的和典型的兴趣――审美兴趣。
众所周知，审美教育具有独特的性质，这种特殊性反过来又将会影响着一个社会文化的种类和性质。所以我们认为，要做到重新激起人们对艺术成就的记忆，恢复人们对艺术的特有审美价值的信念，唤醒人们的判断力，有必要对当今的审美教育观点和思想进行梳理调整，使之走上健康完整的轨道。
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成就！艺术教育本身就是要把青少年引领到“人文领域”，使之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因为艺术不仅与教育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洞察，艺术与理解，艺术与风俗、风气，艺术与哲学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求真；人文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音乐艺术是人文知识领域中的一朵绚丽奇葩。同人文文化有关的思维主要是开放的思维，艺术能给人以想象力，艺术可以开拓人的`想象力，它有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追求：人生的追求，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音乐、艺术教育恰恰就符合这一点。作为一个人，必须有物质生活，同时还必须有精神生活。一个健康的生活应包括：一是物质生活主要应合乎生理健康，二是精神生活主要应合乎心理健康。而健康的心理主要取决于人文，心理健康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心理健康的本质就是脑健康，脑健康是一切健康的前提。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苦。”而音乐艺术感觉、音乐艺术教育正是教人求善、给人愉悦、使人身心健康向上的。
在整个西方历史中，艺术作品往往是由一小部分人创造的，同时也是被这一小部分人欣赏并为他们服务的，但也总是为社会大众接受、赞同和参与的。当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艺术的必要性，能认识到艺术能使他们的信仰更坚定，告诉他们生活中有哪些是永恒的、哪些是关于人的命运和结局的大事，这样艺术和社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健康的和生机勃勃的关系。正是由于艺术的那些栩栩如生的感人形象把无形的精神世界展示无遗，才使艺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换言之，艺术只有对大众产生了吸引力，成为一种对人类最有效的社会力量，超越了艺术品的物质感受和物质价值时，艺术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当今社会曾有过一些的物质至上主义，也并没有消除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所不同的是人们与过去时代相比失去了不可缺少的健康信仰，以至不能对一些规劝性形象进行的表达做出反应。这就势必大大削弱了社会人文精神，挫败了人们对种种能够回答人们内心深层需要的东西的追求和热情。
审美教育理论必须强调艺术的人文功能，人必须具备这种区别能力，必须强调培养人对高贵的审美性质的欣赏能力，这对人的生活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因为艺术品应该包括艺术所拥有的那种取悦我们和感动我们、扩大我们的本领和给我们知识与智慧的功能。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们的艺术欣赏能力，以使人们在欣赏艺术品时，获得艺术品所能提供的珍贵经验。学会如何去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同时着眼于人的基本素质的提高。
审美教育即是我们通常说的美育，或叫做美感教育。美育是实践性的美学。（转第73页）（接第75页）美育从广义上讲是通过艺术和现实的多种途径来进行审美活动。而学校的审美教育是狭义的美育，但同时也是实施美育的重点对象。因为在校青少年和儿童正处于身心发育成长阶段，他们最容易接受美的教育和熏陶，有利于良好审美观的早日形成，从而能以高尚的审美理想，健康的审美情趣去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同时学校本身就有音乐、美术等美育内容的学科，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审美活动。由于音乐和其他艺术不同，它不是思想的痕迹，而是意志本身的痕迹，所以，音乐的作用比其他艺术的作用都要大而且深刻。音乐是一门极富感情表达和感情力量的艺术，人们通过有目的地参与音乐教育活动，就能激发出人类心灵深处的感情火花。可见，没有音乐教育的参与，美育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音乐教育只有和美育相结合，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教育价值；而美育也必须和音乐教育相结合，才能全面实现它的教育功能。
美育和音乐教育同属于意识形态，同属上层建筑，它们都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它们都以人为服务对象，都承受着教育科学原理的指导，都必须通过人的心理活动来完成，都需要经过联想、想象、兴趣、意志、情感、记忆等心理过程，都以形象思维为感受的基本前提。通过这些心理活动过程就可以使学生的审美能力通过不断积累得到升华提高，使睿智的审美批评成为发掘艺术作品的意味的典型方式。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理解力，便可使他们更好地把握艺术的意义，更充分地意识艺术潜在的意味，学会欣赏艺术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以达到丰富学生的视野，使他们的审美能力更强，生活更有价值，精神追求得到更大的满足。这样，就可以使青少年学会欣赏艺术和理解艺术，最终将会变成艺术的热爱者。
当我们的学生一旦熟悉和进入那些高质量的艺术品中，而且掌握了欣赏其审美价值的技能，就不会对音乐、艺术无动于衷，觉得它们可有可无了。音乐、艺术是一种能激起很高级的审美经验的人造物，这种经验是一种愉悦的、丰富的和见识深刻的经验。可以设想，当一个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有机会、有能力欣赏人类迄今创造出来的和思考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品，这个社会定会出现一种极为祥和、宽容、进取、健康的新气象。
可见，音乐教育与美育的结合，不仅必要，而且很有可能。这种结合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交缘重叠，而是实质性的功能上的强化。从美育的角度来讲，通过音乐教育这一重要分支的实践使之达到存在价值的全面体现，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通过审美因素的体现和吸收，将是一种寻根求源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而不至于对待美育教育停留在只追求直接的效果而不求间接的效果；只知技法的传授和学习而不知精神修养，使青少年学会赏识自然和艺术之美，学会应用其美以改进生活的方式，感化其美以陶冶高尚的精神。我们要引导青少年按照美的标准，正确对待和处理自己的思想道德行为和衣着仪表，自觉抵制不健康的审美观，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跨世纪的一代新人。
参考文献：
[1]廖家骅。音乐审美教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8。
[2]卓菲娅・丽莎著，于润洋译。论音乐的特殊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0。
[3]腾守尧。艺术感觉与美育[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
[4]俞玉滋，张援。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5。
音乐的演讲稿篇三
也许有的人是因为歌星的外貌而崇拜他，也许有的人是因为富翁的财富而纠缠他，也许有的人是因为作家的作品而仰慕他，也许有的人是因为伟人的精神而敬佩他，但我却不是如此，我是因为音乐而喜爱周杰伦。
因为周杰伦，我嘴里不时蹦出“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等诸多耳熟能详的歌词;因为周杰伦，我眼中不时闪过他在“星晴”下陶醉的样子;因为周杰伦，我心灵不时陶醉在“发如雪”那凄美的境界里。
也许周杰伦吐字含糊不清，但是他却依然我行我素，与众不同;也许周杰伦的音乐个性十足，但它美丽动人，使人陶醉于其中;也许周杰伦的音乐节奏强烈，但它宛转悠扬，让人心潮涌起。
也许是因为周杰伦而使我喜欢音乐，也许是因为音乐而使我崇拜周杰伦，我觉得他们之间一定是有联系，就像土壤与花儿一样。
也许音乐会使我陶醉其中，但不至于无法自拔，也许音乐会使我无法自拔，但不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也许音乐会使我三月不知肉味，但不至于荒废学业。
也许周杰伦会使我喜爱音乐，但不至于盲目崇拜;也许周杰伦会使我盲目崇拜，但不至于与沉醉其中;也许周杰伦会使我沉醉其中，但不至于为他荒废人生。
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简单快乐，而周杰伦的音乐正好顺应了这个时代的潮流。
虽然我有自己的偶像，但我不会与他穿同样的衣服、鞋子，不会吃他代言的方便面，剪他一样的发型，更不会卖弄知识，故弄玄虚，但我喜欢音乐，喜欢周杰伦给我带来的简单快乐。
音乐的演讲稿篇四
摘要：本文从音乐创作中创新的角度出发，以“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的西方作曲家贝多芬、中国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谭盾为例，试述作曲家的创新对于音乐发展的影响、与音乐艺术边界的关系，以及面对音乐艺术边界的不断扩张与作曲家独具特色的创新理念，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关键词：贝多芬；谭盾；创新；艺术边界；审美
音乐在发展的漫漫长河之中，不断地融合了许多的元素，音乐的艺术边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扩张着。贝多芬的作品具有超前性与创新性，他扩张了音乐的艺术边界，使其从理性、客观的古典主义时期过渡到感性、富于诗意的浪漫主义时期，他赋予了音乐更高的情感价值；与此相反，20世纪的现代音乐，以“标新”为目标，以布列兹和韦伯恩为代表的作曲家，推崇将音乐的情感降到最低。谭盾作为中国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其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其充满个性的作品与大胆创新的创作观念，在充满多元色彩的当今社会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他颠覆了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观念，甚至引发人们对于“什么是音乐”的讨论。
一、音乐的发展与创新
音乐的发展从古至今，一直在经历着不断地演变。关于人类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在没有语言交流的情况下，是通过声音的强弱、高低来彼此交流、互相表达感情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人类劳动力的发展，人们渐渐地学会了用呼喊的方式来互相传递着信息，这也是音乐最原始的雏形；当人们在庆祝着彼此间丰收的劳动成果时，常常以敲打石器或木器来表达自己的愉悦之情，这便成为了乐器最原始的雏形。音乐的表达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与变迁，也在不断地演变着，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有着极其丰富多彩的音乐表现形式，与各具风格特色的乐器。音乐经历的每一个时期都反映了其背后所包含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特征。在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化的背景下，作曲家在作品的创作上也在不断地摸索、创新，推动着音乐边界的不断发展与扩张。例如作为维也纳古典音乐三杰之一的莫扎特，早年的作品具有典雅的风格；而后期的创作交织着抒情和戏剧性的因素，反映了他对于摆脱对贵族的依赖而自谋生路的种种体验。20世纪的音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无疑是发展最快的，其音乐的风格特征以“新”为主要特点，作曲家不断地追求创新的元素，使得音乐在创作的观念、手段以及风格等各个方面产生变化，颠覆了作曲家的作曲观念，也颠覆了听者对于音乐审美观念，音乐的创新由原来的循序渐式进变成了跳跃式，人们在20世纪多元选择的音乐环境下，也面临着惊喜与恐惧的双重考验，音乐的艺术边界在哪里也成了人们思考的问题。
二、创新——音乐艺术边界的扩张
贝多芬与谭盾这两位作曲家都是在创作上赋予了音乐新的元素，对音乐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从而推动着音乐的发展。
（一）贝多芬的独创性
古典时期的音乐强调客观与严谨的风格，人的情感被理性支配，在音乐的创作中不占主导地位。在审美上，人们追求作品的规整以及形式主义的美丽，在作品内容上，多以宗教和道德层面的内容为主，音乐的艺术手法十分简练。作曲家在音乐的表现中虽能够浮想联翩，但始终要遵循着严密的逻辑、规整的结构，这也是古典音乐时期最为突出的特点。贝多芬的创作使古典音乐的思想感情和其风格得到了更加完美的体现，并且将欧洲古典主义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使古典主义音乐风格逐步向浪漫主义风格演变，开始在创作手法上突破古典主义时期音乐的传统。引子的运用，呈示部的不反复，连接部、展开部和结束部的充分独立性，以及尾声的运用，开辟了浪漫主义乐派个性解放的新局面，并对19世纪西方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作为西方历史上的一位多产的艺术家，贝多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音乐作品极其富有个人独创性，并且对创作技法有所创新，在音乐表现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是有新的开拓。他的创作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与社会时代思潮的影响，作品洋溢着高尚的进步思想和极度的革命热情，并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敢于抗争的英雄主义，这种精神在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命运交响曲》等作品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国内外史学家和音乐评论者们把贝多芬的作品和创作风格大概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8以前），中期（约1802-18）和晚期（约1815年-1827年）。贝多芬的第59号拉兹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属于贝多芬较成熟的中期作品，已富有强烈的个人独创性特征，意大利小提琴家拉蒂卡地曾对该作品评价道：“在贝多芬的这首作品里，根本就没有音乐，在我练习时，万万没有想到他对音乐一点也没有考虑。”由此说明贝多芬的这种独创性，在刚开始并不能够被以古典主义为审美核心的人们所接受，即使是处于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奏家也不能够马上的理解，而对于这样一件事实，贝多芬回答道：“不是的，这首乐曲就不是为您写的，是为以后的时代所写的。”贝多芬的独创性在于他在音乐中超前的审美观念、独具创新的创作理念，这种观念打破了以理性、客观为主体的古典主义音乐风格，为浪漫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看，他改变了人们的音乐审美方式，更加注重对于自身内心以及情感的表达，不再拘泥于千篇 一律的形式，对于作曲结构以及调式调性都有了一个更加全面、开放的、全新的认识，拓展了音乐的艺术边界。
（二）谭盾的独创性
20世纪的音乐常常被称为“新音乐”或“现代音乐”，具有追求个性的突出、非调性等风格。20世纪初，一批极具创新精神的作曲家，在以往传统的音乐之上做出了根本性的突破，他们将音乐最核心的根基“调性”，以及音乐的节奏、织体、音色等各个元素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打破了人们以往熟悉的传统音乐模式，这种“根本性突破”，改变了以往各时期更替时常见的“渐变”模式。[1]当调性音乐被瓦解后，作曲家们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力求创作出与他人不同的作品，于是“新”便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题，由此产生了多元的20世纪音乐景观。谭盾是中国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其创作的理念独树一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其充满个性的作品与大胆创新的创作观念，在充满多元色彩的当今社会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约翰凯奇对谭盾的作品十分欣赏，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谭盾音乐中是那些我们置身于其中而久所未闻的自然之声。在全球一体化、东西方将连成一体的背景下，谭盾的音乐正是我们所必须的。”[2]日本作曲家武满彻也十分欣赏谭盾作品中独特的音乐创新观念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其作品具有超前的审美，音乐内容的深度与独特的个性早已超越了他所属的一代。在反对者的眼中，认为谭盾的现代主义音乐与传统音乐的创作模式相差太大，在取消了传统音乐中的调性、旋律、节奏等基本元素之后，听众无法获得音乐欣赏上的愉悦感，自然的声音又如何能够成为音乐呢？谭盾的音乐创作深受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影响，他将“无声音乐”和“一切声音都是音乐”作为自己的创作理念，在反对者的耳中认为这不应该算作“音乐”，听不到传统音乐中的旋律、调式等元素，充其量只能算作观念艺术。[3]而现代作曲家在创作时往往是特意将这些音乐元素排斥掉，因此，以传统观念为引导的反对者对于现代作品的欣赏，便会产生不适应、不喜欢的感受。这两种音乐观念的交流与碰撞，其原因在于以现代派为创作理念的作曲家如谭盾，推动了音乐的艺术边界在不断地扩张，但这种超前的创新理念，颠覆了人们对于音乐传统的审美观念，甚至引发人们对于“什么是音乐”的讨论，“谭卞之争”就是谭盾与卞祖善两位作曲家之间因音乐创作的观念不同，所导致的观念上的交流与碰撞。究竟如何来看待谭盾的音乐作品，笔者认为，这也许需要和贝多芬一样的时代经历进行验证，况且20世纪的音乐还是在一种跳跃式的前进方式下进行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谭盾作为中国的现代音乐作曲家，为本国做出的卓越贡献。其早期的一些作品如弦乐四重奏《风雅颂》是在传统音乐的模式中进行的创作，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其创作的风格与方式才开始有所转变，一方面，谭盾吸收学习了西方现代音乐作曲家如约翰凯奇的思想，将“音乐”赋予不同的定义，运用自然界与生活中的一切声音进行创作，目的在于打动人；另一方面，谭盾在吸收借鉴西方思想的同时，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素材，使音乐成为一种具有中国风味的独特色彩，在谭盾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化在走向世界，中国的音乐在走向世界，这充分体现了谭盾对于本国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他的大胆创新，也是在音乐发展中的不断摸索，不断地扩展着音乐的边界。
三、对音乐创新与发展的思考
正是由于作曲家们的探索、创新精神，才推动了音乐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扩张了音乐的艺术边界，造就了当今的多元音乐文化时代。贝多芬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是一位为人类进步、为被压迫民族自由而斗争的伟大战士，他是一位用音乐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世界和平而呐喊的伟大先驱，他的音乐中深刻而富有英雄性、戏剧性和哲理性的思想，也具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印记。随着世界的多极化发展，社会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的不断兴起，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被强调，梅利亚姆曾说过：“音乐是人的产物，它有自己的结构，但是它的结构不能脱离产生它的人类行为而独立存在。”[4]她在其著作《音乐人类学》中也曾提出“在文化中研究音乐”的思想，由此可见音乐、文化、人三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整体，我们应将音乐置身于文化的环境中去观察、思考，音乐若离开了文化的层面，其本身就会缺少相应的文化底蕴，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活力。贝多芬开辟了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他的音乐之所以能够被人们逐渐接受，并改变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笔者认为，这与他作品中强调“以人为主体，注重情感的表达”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音乐、文化、人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贝多芬的音乐在当时那个年代，不被人们理解与接受，但他的音乐对后世的音乐作曲家以及音乐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以音乐的小众与大众来评判音乐的好坏，小众的音乐不一定就不好，关键是在于音乐中能否有不断出新的、标准化的与技术性的实质内容。美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曾断言20世纪的音乐：“这是一个自由的深渊，一种面对多元选择的恐惧。”在20世纪的音乐中，由于人们突然面临着多重的选择，在这种多元选择的局面中，人们难免首先会感到惊喜与自由，但是当我们进入局面之中，试图选择却又感到无从选择的时候，便产生了恐惧的心情，这种无所依托的结果，是由于我们面对的东西与脑中的东西无任何关联所产生的。谭盾作为中国20世纪音乐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是自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作曲的一百年来最有个性、最勇敢、最大胆创新，也是最有国际影响的一位。[5]但如今也面临着争议性，从音乐的美学角度来看，一部分人认为其音乐作品是美的，一部分人觉得这并不是音乐，认为他不好听、或者听不懂。在笔者看来，谭盾的音乐是站在现代音乐的理念基础上进行的创作，现代音乐作为当今争议性较大的一个流派，其划时代的意义也许需要经历更久远的时间才能够被大众甚至所有人理解或接受，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现代音乐推动了音乐的整体发展，使其具有了更加多元化的意义，也将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谭盾的作品是中西方元素的相互结合，在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思想的同时，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给人带来了独特的听觉与视觉享受，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了中国独特的作曲手法，将“人、文化、音乐”三者紧密联系起来，我们不得不承认，谭盾的音乐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价值。
四、结语
各个国家都有他独特的音乐，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当代社会，我们追求的是每一种文化的平等，而不是单一地、狭隘地以某一国家音乐的眼光作为唯一衡量标准，高于其他一切民族音乐的思想观念。同样，在不同的音乐流派中，我们也要以多元的眼光、不同的审美来看待各个时期的音乐，学会理解与尊重不同的音乐风格，如同当我们面对没有旋律又不在调性上的20世纪的音乐时，我们需要扩张自身的感性范围，调整感性模式，看到调性与旋律之外的内容；如在约翰凯奇的音乐中，我们发现原来音乐不一定都由乐音构成，也不一定都有着具体的音；在谭盾的《道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道家思想的传播，向往道法自然的真谛，反对束缚的思想感情。梁茂春教授曾说：在音乐创作中，创新是永恒的，无限风光在创新。作为音乐的欣赏者，也要具有发展的眼光和观念，才能面对永远变化、发展着的音乐新作。笔者认为，我们要有一颗欣赏作曲家创新的心，才能更好地享受、体验音乐带来的美。
[参考文献]
[4][英]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5]何农.陈其钢谈谭盾和现代音乐[j].人民音乐,.12.
音乐的演讲稿篇五
汉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整个文化环境为艺术及艺术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汉武帝独尊儒术，在文化上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造就了文化世家。王充《论衡》中说：“文人之休，国之符也。望丰屋，知名家;睹乔木，知旧都。鸿文在国，圣世之验。”其中包含着对文学、文化以及文化家族的充分肯定。这样的文化家族，常常有成员身居高位，所谓“四世三公”在朝野具有很大的影响。整个家族坚持以经学传家，以习经守礼维持门户。东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召集亲属弟子，“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经学在汉代是非常实用的学问，士人精通经术，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通经习礼，提高了士族阶层的文化素养，提高了文化家族成员的文化水平。
曹魏虽然取代了汉室，但却非常认同前朝的文化成就。汉魏之际，并没有形成文化上的断层。就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仍是两汉文化的一个非常自然而恰当的延续与发展。特别是汉代的文化家族给六朝的世家大族做出了榜样。
六朝的士族非常重视自身的文化修养，尤其重视通过文化来提高家族门第的名声与地位。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学术文化的发展，六朝士人与汉人相比，很自然地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汉代士人多数专注于经学，后人所谓的文化、哲理学术、琴棋书画，大多还处于初级阶段，而魏晋以后，士人留意的文化不仅范围普遍扩展，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两汉经学虽是经学的昌明时期，建安时期的动荡影响了体制化范围内的经学研究，但魏晋士人从未放弃过传统的经学，《十三经注疏》中魏晋人注解有六种之多，可见其经学的成就。魏晋士人又增添了对玄理的喜好，热衷于三五个朋友聚会，谈论抽象玄奥的问题，即所谓清谈、玄谈。他们热衷于在理智上挑战复杂的问题，讨论人的才能与禀性、胆略与识见的关系，讨论诸如命运、吉凶、音乐甚至还有梦的本质问题。这时期还出现了诸如《缀术》这样的高难度的数学著作，这本著作到了唐代，仍是数学研习者的高级教程。史籍编撰大大超过了前代，出现了各种博学繁富的注释。诗文以及书法、绘画创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汉人的质木相比，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灵动、神韵，充满了才情、个性，他们对文学、对修辞、对文章的藻饰有着不可思议的热情和喜好。他们对书法、绘画等艺术具有一种突出的直觉与审美情趣，他们的艺术成就，甚至包括他们的轶事始终是中国历史上文人雅士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也是艺术的自觉时代。当时的士人不仅醉心于著述，从事艺术创作，而且视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对文学艺术创作给予了极高的地位。班固《汉书》中设有《儒林传》，到了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中新增了《文苑传》，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学之士的独特地位。萧统《文选序》尽管不是抽象的理论阐述，但对于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收录于《文选》，什么样的文字不再收录，有着明确的观念：与“日月俱悬”的儒家经典，虽然是社会基本“准式”，但不必再选入文学作品集了；诸子著作“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收入也不切题；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等一类的传记、历史著作，“亦所不取”，但史籍中的“赞论”、“序述”，却因能够“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而入选。其中虽然没有明确定义文学是什么，但通过把什么不属于文学范畴的作品排除掉的方法，已经清楚透露出萧统“文学是什么”的观念。这一观念与现代对文学的界定已经相当接近。
六朝士人富有敏锐的洞察力，长于哲理思维，他们不仅有《文赋》、《文心雕龙》、《诗品》这样非常全面探讨文学特性及创作过程的作品，而且还有宗炳、谢赫等人对于书画艺术进行深刻反思的著作。谢赫提出的“六法”其中涉及的概念在他之前已经陆续出现，其谓“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似乎“六法”一词，前已有人提出。但无疑是在谢赫的著作中，绘画艺术的几个核心概论，才从一个庞杂的认识背景中提取出来了。谢赫不仅明确提到六法，而且还将“气韵生动”放在首位，此后“气韵生动”就成了中国书画艺术中的最高境界，影响相当巨大。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文学艺术认识的水平以及理论表达大大超越前代。
音乐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不仅出现了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这样的重要音乐著作，而且音乐较之前代更普遍地介入士人的生活当中。汉代像司马相如这样通琴艺的士人还比较少，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善音律的诗人、画家多了起来。阮籍、嵇康、阮咸、何承天、戴颗等不仅钻研学术，擅长诗文，而且精通音乐。音乐作为士大夫家庭中的娱乐也更加常见。
阮籍的《乐论》推崇雅乐,拒斥淫声，总体上还是着眼于礼乐能够移风易俗的功用，立论基本没有越出《礼记?乐记》之范围。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将论述的重点从音乐的起源及其社会功能转移到音乐本身上来了，专门讨论音乐是什么，即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音乐本身仅仅是一系列复杂的声音组合。冯友兰说：“就这个意义说，它是中国美学史上讲音乐的第一篇文章。（2)《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重要的音乐理论文章，它不仅讨论音乐的一般问题，专门研究音乐与人的哀乐感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认识论上也体现出重要的价值，它确立了我们如何客观地来看音乐是什么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实际上可以拓展到其他认识对象上。嵇康确立了一个范式（但这个范式提出得太早，当时人们远远不能理解），即客观认识在于我们把自觉不自觉附加于认识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剔除出去之后，来看那个对象究竟是什么。此文无疑也是思想史研究无法忽略的文献。
更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是“人的觉醒时代”当然，这个“人”的概念并不是我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概念，事实上它更多地只能是指当时的士人、贵族。六朝是士族时代，大体而言，当时的士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能够摆脱物质生活需求的限制，不用再去直接从事物质生产以满足自身生存需求，而有更多的闲暇从事文学艺术活动。他们通常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皇权以及社会礼俗对其羁姅、约束较少，个体精神以及个性发展都相对比较自由。他们讲究音声、容貌，推崇才识、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对充满个性的人大加赞美的人。
这种赞美并不纯粹来自于传统，来自于道德，有时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人本身的欣赏。那种独立的人格、自若的神情、敏捷机智的对答、毫不掩饰的个性、孤芳自赏的迷恋，还包括艺术家的痴癫，都是他们大加赏誉的对象。六朝之后，痴癫对于艺术家而言，成为一个褒义与肯定的状态，与魏晋士人的独特见解密切相关。这些名士，不仅倾心从事艺术创作活动，而且还毫无拘束地表现出艺术家常有的率直、天真、恢谐以及勇于超越世俗观念等个性。诸如王羲之、顾恺之等人的佚事，都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看起来这些佚事与艺术理论无涉，但却常常可以折射出艺术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用、人们对艺术的看法以及艺术家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等等内容。事实上，把这些佚事记录下来本身就包含了人们对艺术以及艺术家的看法，只不过，这些看法、观念是记录者从未明言的。所以，艺术理论研究包括了对这些历史史实的研究，透过当时具体的活动、事件概括出那个时代的艺术的观念、艺术的理论。当然，在六朝士族的身上，不难找很少再有这样的贵族旁若无人地去追求自己的精神爱好，无所顾忌地热爱文学与艺术。而这一切却是发生在充满战乱动荡、皇室如走马灯一样地变换的年代。或正因此，皇权才未能对才情卓异的士人形成巨大的压抑、压迫的力量。精英阶层在这种动荡的间隙竟然创造了历史上颇值得回味的文化，而这一点也正值得回味。
进入隋唐之后，国家繁荣，文化艺术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巨大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唐代的繁荣昌盛不仅表现在国力强盛、疆域开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等领域中。除了儒学、经学、佛学、道学、史学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有目共睹的文学方面的成就之外，唐代在艺术理论方面也有非常丰硕的成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成就很大，成果很多，这在某种意义上，激发了唐人对艺术进行总结的激情。
首先，是编制书画作品的名录。将各种书画作品汇集一处，当然是收藏保存前代艺术品的最好的方式。唐太宗组织人力，全面搜罗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但以帝王之力筹措此事，非常人所能办到。相对能够办到的是对作品进行著录，汇集书画信息。
以编制目录的方式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的艺术作品进行摸底调查，这是唐人总结前代艺术成果的重要方式。这种方法在图书领域已经非常成熟，刘向父子《七略》、晋荀勖《中经新薄》、南朝宋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所谓刘略荀簿王志阮录）皆是唐之前著名的图书目录。唐人把这种方法运用在书画领域当中。张彦远出身名门，闻见颇广，收藏亦富，撰《历代名画记》。其卷一曰：“如宋朝谢希逸、陈朝顾野王之流，当时能画，评品不载。详之近古，遗脱至多，盖是世上未见其踪，又述作之人不广求耳。呜呼！自古忠孝义烈，湮没不称者曷胜记哉，况书画耶！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自史皇至今大唐会昌元年，凡三百七十馀人，编次无差，铨量颇定。该著作广泛收集自上古到唐会昌期间的画家，共录入三百七十多人，可谓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总结。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收录唐代以来画家一百二十四人。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取魏晋以来前贤遗迹所存，及品格高下，列为先后。起于高贵乡公，终于大唐贞观十三年。秘府及佛寺并私家所蓄，其二百九十八卷，屋壁四十七所”，撰成此录，搜罗亦相当丰富。所以，唐世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四海晏清，书画爱好者、研究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所有留存下来的书画艺术全部网罗，细加研讨。
其次，是对书画艺术总结性的研究。中国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不断的反思、思考和总结。魏晋士人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对艺术作品的创作、欣赏、收藏、品鉴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唐人吸收这些经验，更加丰富完善，使整个艺术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前人有所讨论的主题、细节在唐人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孙过庭的《书谱》、张怀權的《书断》、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是中国书画艺术理论非常重要的著作。大唐所处的时代为艺术理论的总结性工作提供了历史条件。
随着艺术的发展，对于艺术作品的认识、鉴别自然受到关注。人们看一幅作品，如何评价它，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都是艺术理论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长期的欣赏、鉴别实践使中国书画艺术逐渐建立了一种评品的传统。其实这种评品方法由来已久。中国东汉时期就有评品人物的风气，史载许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卷六八本传)。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选拔官员，实施九品中正制，人分九品，作为官员选拔的依据。当时士人亦重评品人物，人物的品性、才能、风度、识见等皆在评论品鉴的范围之内，评论所说的话，称之为“题目”“目”。当时一些名士赖此品题，声名鹊起，也有为时议所非，而身败名裂的人。评品成为当时人物、文学作品、艺术品声名升降的关键。
评品的方法在文学领域中有广泛的运用。南朝梁钟嵘撰《诗品》，诗分上、中、下三品，一品之中又分三等。有的学者以为，他开创了以品论诗的先例，并对后来的书画欣赏和批评有很深的影响，但实际上，钟嵘的《诗品》是受到了当时《书品》、《画评》的影响。在他之前，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中就已经是以六品“等差画家之优劣”了。与钟嵘同时的庾肩吾撰《书品》，亦是评骘之作，此书载汉代至齐梁间能真草者一百二十八人，分为三品，每品再分上中下，共为九品，每品各系以论。品第等级与《诗品》相同。评品作品优劣的方法延续到唐代，如李嗣真的《书后品》、《画品》，张怀權的《书断》，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等都是为画家区分等第的品鉴之作。
评品是艺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它促进了对艺术本身的深入思考，因为评品总是涉及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画家与画家之间的比较，一件作品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达到艺术的崇高境界，艺术家是因为什么样的技能、才情、素养和胸襟为其创作奠定了基础。一幅作品比另一幅“好”，好在什么地方，需要明确地加以理论上的说明。比较之初，评论者只是设立上、中、下之类的等级，然后归属作者作品的档次。谢赫的《古画品录》中设有六品，就是分为第一品、第二品，依次类推。后来的评论，鉴别的标准更加明确，人们意识到，评定与所设计的标准有关，标准不同，评品的结果很可能两样。评论者概括了神、妙、能三种境界，张怀權撰《书断》三卷，区别书豕为神品、妙品、能品二等。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同样是以神品、妙品、能品评定作品，又提出来“逸品”的概念。其序曰：“以张怀權《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李嗣真《书后品》也设有“逸品”一格，居于上品之上，成为书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从秦代到唐朝，选录八十一位书家，分为十等，其逸品仅五人。又撰《画品》，“登逸品数者四人”。曰：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当复绝于终古，无复继作。”唐末宋初的黄休复撰《益州名画录》，取从唐乾元初至宋乾德年间的名画，设逸品、神品、妙品、能品，题品诸家之作，仍然延续评品的传统。总之，通过不断地鉴别、讨论，对于艺术作品的认识水平提高了。
不过，艺术评品的方法存在着困难。一则并没有能够通行于各个时代的评判标准。一般地说，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地位和价值给予公允、准确的评定，有利于艺术的发展，有利于艺术传统的形成，也有利于知识界以及公众的认知。像文学史中大多数杰作一样，艺术作品在漫长的艺术史上获得了自身相应的地位和评价，时间越长，这些评价越是趋于客观中肯，并保持稳定，这是艺术传统的组成部分。当然，评品在某些方面会受到时代、知识、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获得其他人或者其他时代的认同。如钟嵘虽然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把他列在中品，把曹操列在下品，后来的诗论者颇不以为然。谢赫《古画品录》把顾恺之列在第三品中，并谓“迹不逮意，声过其实”，也让后来的画论家深为不满。南朝陈姚最《续画品》就以为谢赫“所品高下，多失其实，故但叙时代，不分品目”。所以，艺术史上始终存在着挑战固有排序的倾向。正是因为存在着排序与挑战排序两种力量，人们对艺术史上作品的认识才会保持新的可能性。
二则艺术的评判很难像长度、重量、体积这些概念那样能够量化、明确。逸品是指什么，神品是指什么，逸品为什么在神品之上，这些问题存在着争论，据此而作出的评定归类也就无法避免分岐。宋代邓椿《画继》概括其中的争论，曰“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景玄）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黄休复作《益州名画记》，乃以逸为先，而以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至徽宗皇帝专赏法度，乃以神、逸、妙、能为次。”逸品究竟应该处于什么层次上，论者有不同的见解。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在艺术理论史上，不难看到，对前代艺术的评论一直都保持着，但硬性归入上中下之类等级的著作在宋代以后就比较少了。从艺术理论的发展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时代，它有很多开创性的成果，并且在不少艺术领域当中都达到很高的境界。隋唐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特点，它一方面总结了古代艺术经验，促进了当代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实践与理论方面的积累为后代的艺术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