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是一种信念和执着，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此外，要对自己在奋斗中的不足和缺点进行客观的评估和反省，提出改进和提高的具体措施和计划。接下来是一些成功企业家的奋斗故事，他们的经历和经验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樊锦诗事迹篇一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侵蚀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81岁的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白底衬衫，红色毛衣，黑色休闲裤;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樊锦诗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坚毅。
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从青春梦想和新时代下的价值观，到敦煌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不禁让人与“敦煌女儿”一起，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曾说，“我的命就在敦煌。”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为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在那里，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好提前结束实习。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
但终究她还是回来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敦煌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这是莫高窟的独特魅力使然，也是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
不能让莫高窟消失“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莫高窟15余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游客在这里用数字化手段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去窟区领略历史的风姿。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17年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全都消失了怎么办?”自1978年起，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樊锦诗的脑中盘旋。
尤其2000年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樊锦诗与同仁们不断探索，尝试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在与国内外机构的长期合作中，保护者研究清楚了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经过近20年的努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免费向全球开放。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偷不得懒，不能让莫高窟有半点闪失。”她说。
50余载敦煌生涯，让水乡女子樊锦诗有了西北人的爽利。她似水，相信水滴石穿。她更似沙，低调平凡，与莫高窟久久相伴。
樊锦诗事迹篇二
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从此，就扎根黄沙漫天的大西北，在敦煌的莫高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当同龄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却不得不面对两地分离的苦楚。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的彭金章，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同事道别时，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她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窗。
与此同时，范锦诗决定通过恋人彭金章的建议拍摄全面介绍敦煌的海报。工夫无心人，十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自创摩根数字展示中心，发表了010-3010和立体球幕010-3010两部电影。从那以后，模拟电影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观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游客的参观时间，还可以增加洞穴的装载量，一举两得。
樊锦诗事迹篇三
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25岁起，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一忙就是50余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守护敦煌的第三代传人。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和另外3名男同学同学，来到敦煌实习。当历史书中的敦煌，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被彻底震撼了。然而，与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生活的艰苦异常。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喝的是盐碱水，一天只吃两顿饭，十点一顿，下午四五点一顿。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房子天花板是纸糊的，会时不时“咚”地掉下一个老鼠。这一切，都考验着樊锦诗和同学们。
1963年，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而她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山盟海誓，各自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后，彭金章还是像在校园里那样，默默关心着樊锦诗，经常给她写信。
渐渐地，樊锦诗已经和敦煌融为一体，习惯了那里的安静与淳朴，习惯了那里的深邃与自然，她的深情早已扎根在这片大漠。最后，樊锦诗写信给丈夫倾诉自己的意愿，没想到丈夫只回了一句：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他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1986年，彭金章与樊锦诗，终于在黄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
樊锦诗事迹篇四
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从此，就扎根黄沙漫天的大西北，在敦煌的莫高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当同龄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却不得不面对两地分离的苦楚。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的.彭金章，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同事道别时，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许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来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樊锦诗事迹篇五
学习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一“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樊锦诗获得过很多荣誉。1963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至今仍在继续做着贡献。樊锦诗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作出重要贡献，是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
在宣讲中樊锦诗介绍了敦煌文化灿烂辉煌的成就，强调了敦煌保护的重要意义，她从“守一不移”“担当使命”“探索进取”“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四个方面讲述她与敦煌之间的“情缘”以及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的研究、保护、管理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她带领团队致力于莫高窟的科学保护，敦煌学的深化研究，在全国文博系统率先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制定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办法、建设数字敦煌档案。通过多方面努力创新性解决了莫高窟旅游开发与永久保护之间的矛盾，积极利用现代技术真正做到了让莫高窟走出去、火起来。樊锦诗强调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性，敦煌研究院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几代莫高人的付出。樊锦诗表示，敦煌研究院成立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莫高人传承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研究、保护、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成绩。“新时代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不忘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莫高窟的保护乃至全国文物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探索创新，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王吉德指出，“莫高精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精神财富，是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强劲持久的精神动力。要大力践行“莫高精神”，深入开展向樊锦诗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她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扎根一线、爱岗敬业、择一事终一生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敢于作为、使命在肩的担当勇气，改革奋进、矢志不移、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将“莫高精神”融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践，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传播者。
樊锦诗事迹篇六
樊锦诗：我1938年出生在北平，北平沦陷后父母带着全家南下到上海谋生。家里有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只有父亲在工作，还有爷爷奶奶，家庭负担比较重。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他觉得女孩子们也应该去上学，我这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成绩还不错，喜爱看书，尤其是小说，《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什么都看。小时候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以至于想学化学，也曾想当名医生，因为救死扶伤非常神圣。由于和姐姐是双生子，还是早产，我从小体质就弱，多病多灾。有人就说，我体质太弱，要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选择了学历史，觉得历史就是看书，不需要体力，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报考历史学系没想要选择考古，后来听说考古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游山玩水，当时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感觉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川大山，就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受父亲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文物都是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分专业，就不假思索的选择了考古。后来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辛苦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樊锦诗：上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我，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就一直留意与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出版的明信片、画片等等，我都格外关注。包括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敦煌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很向往那个地方，我把它想得特别美。
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对我而言敦煌是内心向往的地方，如果能趁着实习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我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来到敦煌实习。当中学课文里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我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精美绝伦，让人几乎可以忘记外面的世界。可是离开洞窟以后就不一样了，敦煌地区食物紧张，条件很艰苦，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咸水。敦煌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随时还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我本来体质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早晚温差大且十分干燥的气候。加上营养跟不上，水土不服，我几乎每天晚上失眠，上洞实习也走不动。实习指导老师宿白先生怕我出事，没到三个月就让我提前离开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着再回敦煌，后来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也都没有走了。一想到是国家培养了我，敦煌又是可以发挥自己本领的地方，还有对常书鸿等前辈的敬仰，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敦煌。在敦煌待了56年，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敦煌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贾正：从水土不服，到犹豫不决，再到扎根大漠，成为敦煌的女儿，最后视敦煌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半个多世纪您与敦煌一定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也就没有打算再去。但1963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敦煌。父亲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咐我转呈校领导和系领导。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困难，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我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因为那一年，国家正提倡学雷锋，我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我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系里也知道我体质很差，而且男朋友彭金章分配到武汉大学，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人才。系里答应过个三四年，再有毕业生分敦煌就把我换出来，这让我有了点儿希望。
开始了，学校承诺的三四年期限已无人问津，我也不再奢望，每天就是在洞窟里反复地观察，并开始做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1967年我和彭金章结婚了，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担心我体弱多病，怕分娩的时候出意外，力主我申请到武汉待产。况且我在敦煌一个亲人都没有，上海买的婴儿衣服用品，婆婆从河北老家带的红枣、小米、鸡蛋营养品等等所有生孩子的用品都在武汉，去武汉是最合乎常理的。可是就在临分娩前一个多月，我向单位请假，没有批准，还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孩子出生后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只能用我自己穿的“棉猴”裹着孩子。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老彭发了加急电报，收到电报后老彭立刻从武汉出发。他挑了一扁担的东西换了5次车，行程3000多公里，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周了。孩子还没有满月，老彭就因工作原因离开了敦煌。我每天上班就只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每天下班回宿舍，我就要听听，如果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就很放心，孩子肯定没事儿，要是不哭我就提心吊胆。由于敦煌的特殊环境，第二年我就把老大送到亲戚家寄养。197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依然没法带回敦煌。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樊锦诗事迹篇七
樊锦诗：我1938年出生在北平，北平沦陷后父母带着全家南下到上海谋生。家里有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只有父亲在工作，还有爷爷奶奶，家庭负担比较重。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他觉得女孩子们也应该去上学，我这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成绩还不错，喜爱看书，尤其是小说，《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什么都看。小时候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以至于想学化学，也曾想当名医生，因为救死扶伤非常神圣。由于和姐姐是双生子，还是早产，我从小体质就弱，多病多灾。有人就说，我体质太弱，要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选择了学历史，觉得历史就是看书，不需要体力，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报考历史学系没想要选择考古，后来听说考古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游山玩水，当时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感觉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川大山，就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受父亲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文物都是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分专业，就不假思索的选择了考古。后来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辛苦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樊锦诗：上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我，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就一直留意与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出版的明信片、画片等等，我都格外关注。包括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敦煌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很向往那个地方，我把它想得特别美。
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对我而言敦煌是内心向往的地方，如果能趁着实习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我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来到敦煌实习。当中学课文里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我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精美绝伦，让人几乎可以忘记外面的世界。可是离开洞窟以后就不一样了，敦煌地区食物紧张，条件很艰苦，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咸水。敦煌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随时还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我本来体质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早晚温差大且十分干燥的气候。加上营养跟不上，水土不服，我几乎每天晚上失眠，上洞实习也走不动。实习指导老师宿白先生怕我出事，没到三个月就让我提前离开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着再回敦煌，后来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也都没有走了。一想到是国家培养了我，敦煌又是可以发挥自己本领的地方，还有对常书鸿等前辈的敬仰，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敦煌。在敦煌待了56年，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敦煌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贾正：从水土不服，到犹豫不决，再到扎根大漠，成为敦煌的女儿，最后视敦煌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半个多世纪您与敦煌一定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也就没有打算再去。但1963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敦煌。父亲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咐我转呈校领导和系领导。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困难，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我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因为那一年，国家正提倡学雷锋，我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我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系里也知道我体质很差，而且男朋友彭金章分配到武汉大学，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人才。系里答应过个三四年，再有毕业生分敦煌就把我换出来，这让我有了点儿希望。
结果“____”开始了，学校承诺的三四年期限已无人问津，我也不再奢望，每天就是在洞窟里反复地观察，并开始做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1967年我和彭金章结婚了，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担心我体弱多病，怕分娩的时候出意外，力主我申请到武汉待产。况且我在敦煌一个亲人都没有，上海买的婴儿衣服用品，婆婆从河北老家带的红枣、小米、鸡蛋营养品等等所有生孩子的用品都在武汉，去武汉是最合乎常理的。可是就在临分娩前一个多月，我向单位请假，没有批准，还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孩子出生后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只能用我自己穿的“棉猴”裹着孩子。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老彭发了加急电报，收到电报后老彭立刻从武汉出发。他挑了一扁担的东西换了5次车，行程3000多公里，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周了。孩子还没有满月，老彭就因工作原因离开了敦煌。我每天上班就只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每天下班回宿舍，我就要听听，如果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就很放心，孩子肯定没事儿，要是不哭我就提心吊胆。由于敦煌的特殊环境，第二年我就把老大送到亲戚家寄养。197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依然没法带回敦煌。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那时候我一直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去工作，没想着待在敦煌。我先生在外地，孩子也在外地，我又是南方人，肯定要走的。1986年组织同意我走了，但我却犹豫了，感觉不能就这么走，应该给石窟留点儿什么，不甘心，不愿意走。感觉到哪儿也是工作，只要能发挥自己作用，在哪儿工作都是一样的。经我们夫妻二人商量，最后还是老彭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事业，把家安置到敦煌，解决了我们一家的两地分居问题。那时老彭已经快50岁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当他知道我不愿意离开敦煌，就主动做出让步，放弃了他亲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非常大的事业牺牲。后来我们就一起专心在莫高窟工作，老彭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从事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87个增加到735个。老彭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樊锦诗事迹篇八
樊锦诗同志敏锐地注意到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在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事业快速发展今天，她清楚地认识到，拥有人才，就意味着拥有竞争力。从八十年代以来，通过国外交流与合作，派人员前往日本、加拿大、印度等国进修;同时还通过在国内大专院校的学历教育和培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她提出与兰州大学联合，申请到了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的博士点;她倡导设立了敦煌研究院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设立专项经费，建立课题审报制度;筹集专门的出版经费，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适应新的形势，她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人才培养、使用的制度，大胆起用一批青年专家走上中层领导岗位，让他们挑起敦煌保护、研究的大梁。樊锦诗同志一方面以事业留人，一方面也十分重视提高专业人员的生活待遇。近年来在她的关注下，敦煌研究院陆续出台了一些提高专业人员待遇的政策。在敦煌这样自然条件差，工资待遇并不算高的单位，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却占全国同类单位前列，这与她吸引人才的措施密切相关。
樊锦诗同志极力倡导并积极推动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在国内外多次成功地筹办了敦煌艺术展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策划者之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在莫高窟成功地进行了大型现场直播节目《敦煌再发现》，引起轰动。此外，樊锦诗同志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一批反映敦煌历史文化的通俗读物、vcd光盘等，不仅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也为世界各地了解中国、了解甘肃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她的组织和协调下，敦煌研究院成功地承办了多次大型石窟保护、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世人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研究院在保护、研究、弘扬敦煌历史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赢得了海内外广泛赞誉。
作为石窟考古专家，她运用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数十篇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这些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在合作撰写的《莫高窟290窟佛传内容考释》论文中，运用图像学方法，考证了莫高窟290窟窟顶佛传故事题材和内容，纠正了以往对该壁画的错误定名;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而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务馆连续出版的大型图录《敦煌石窟全集·专题篇》，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她发表的《敦煌莫高窟的保存、维修和展望》、《敦煌莫高窟今后保护工作设想》、《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是她对如何科学地保护、管理敦煌石窟做出的理性思考，而《从莫高窟的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则是她试图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探讨敦煌石窟环境演化的新的学术尝试。
在樊锦诗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她本人先后担任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委员。荣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甘肃省优秀专家，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科技部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甘肃省三八红旗手，甘肃省巾帼十杰和20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荣获“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和“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两项荣誉称号。荣获甘肃省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
樊锦诗同志扎根大漠，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各种荣誉、鲜花和掌声，她不骄不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她又开始筹划敦煌研究院的未来，她主持制定了《敦煌研究院“十五”业务发展规划》，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国际惯例，草拟了《莫高窟总体规划》;她发起并组织起草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已由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实施，这是甘肃省第一部为保护一处文化遗址而做出的专项立法;她积极探索旅游人数的增加与石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并被评为十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目前该提案项目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