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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一
地方经济是靠支柱产业来带动和引领，也是地方发展主要税收来源和优秀人才聚集地，围绕地方经济支柱产业、塑造学校办学特色、建设精品专业是学校做强做大一个非常有效途径，是提高学校竞争力突破口。为了实现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对接、专业教学与企业岗位要求对接，学校应组织相关专业教师深入社会和企业调研，作为教学改革基础依据。首先要确定地方经济发展支柱产业，进而研究支撑这几大支柱产业相应专业群。这些调查包含了各类企业和用人机构对专业人才素质要求和岗位需求数量。据此，本文结合本校原有专业教学基础，对相关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和优化。以笔者所在玉林市机电工程学校为例，对这一作法进行说明。玉林市是世界最大日用陶瓷生产出口基地，世界牛仔裤之都，南方药材之都，中国最大内燃机生产基地，国家级建材生产出口基地和食品加工基地。玉林市机电工程学校一直以汽车运用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两个主要专业教学在当地颇有口碑。最近几年，学校又根据本市支柱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增设了汽车营销、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动漫设计、通讯设备维修等多个专业方向，这样专业配置，使学生知识结构更合理，以达到人才培养适销对路，实现供需两旺。同时，还强化原有拳头专业，不断更新和添置新教学设施设备，努力缩小中职学生技能与企业生产要求差距。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二
【提要】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延续2018年以来的走势逐季回落，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年经济增长6.1%。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还会继续显现，兼之年初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建议把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左右，物价控制在3.5%左右。中国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对外开放，加快国企、土地、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放管服。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尽管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经济总体运行基本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金融稳定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运行在调控目标之内，显示总体经济基本稳定。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符合6%-6.5%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明显高于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5.3%之间。全年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0.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9%，在3%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2019年8月份破7后基本稳定，到2019年底又回升在7以内。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及时处置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
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9%，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4，比上年缩小0.05。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6%。
（三）内需相对疲软。
2019年经济增长的6.1%中，消费拉动3.5个百分点，投资拉动1.9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投资从2018年7月份跌入低谷增长乏力，2019年5月份开始再次减缓，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基建投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设施投资近乎零增长。汽车、家电、家具、珠宝等耐用消费品增长明显减慢。出口下降叠加内需不足，进口增速下降较快，出现了衰退性贸易顺差，支撑了经济增长。
（四）物价走势出现分化。
由于需求相对不足，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7%左右，离82%左右的合意水平相差较大，工业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再度凸显。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0.3%，而上年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升3.5%。自2018年11月以来本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与2012年3月-2016年9月那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不同，那一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由产能过剩造成，社会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基本正常。经过了2016-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11月以来的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表现为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受猪瘟和环保影响，猪肉价格从2019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带动禽肉类价格上涨并推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为1.6%，消费品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困难和风险增多。这些困难和风险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此外，湖北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在2020年春节期间爆發，导致湖北武汉等多地封城，其他各省也关闭了部分公共场所，也会影响零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增长。数据显示，2003年3月份发生的“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我国经济下降约1-2个百分点，2003年全年下降0.3-0.5个百分点。
（一）企业经营困难。
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全年住宅销售额仍增长10.3%，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的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中国处于中低水平的60%的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40%的中高收入群体。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33%的高收入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60%的低收入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这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缓慢。
2018年7月以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支撑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财力不足。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存量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影响了基建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难作为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健康、环保、老旧社区改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需求巨大，也有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往往涉及拆迁、补偿和部分居民不能受益甚至受损等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需要不同层级政府周密规划、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精心工作。由于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官员考核、投融资等制度约束，地方官员对此类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不高，而往往热衷于修路、绿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缓慢。
（四）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
尽管中美达成阶段协议，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开放，改善企业预期，稳定中国经济，但由于关税的滞后影响，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将继续出现下跌局面。一些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现象也不时出现。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并从经贸领域向金融、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扩散。
（五）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多亿元，非税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财政基建支出增长乏力，一些融资平台和城投债会出现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也会频发，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企业经营困难、金融风险积累、政府官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小。
2020年将是考验中国驾驭经济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把更多精力聚焦到国企、土地、财税、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上，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積极性，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不断优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主要经济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通过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2020年，在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达到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人，另外，每年还有约200万左右农民工进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猪肉价格仍处于上升周期，要明确提出猪肉等禽肉价格上涨是供给冲擊造成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会引发物价工资联动，产生物价螺旋式上升。同时，应积极扩大禽肉进口，平抑物价;通过价格引导作用，扩大猪肉和鸡肉等替代品生产;在元旦、春节等关键节点加大储备肉投放，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经济发展具有韧性和潜力，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全年呈现前低后稳走势。
（一）2020年中国内需企稳。
从政策效应看，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按照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严格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投资者和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投资者和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和投资，财政政策是中性。按照凯恩斯理论，减税等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应增加投资和消费。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存在对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效果大于政府支出效果;经济收缩期间，政府投资不完全挤出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减税降费100元人民币，同时减少政府一般性支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3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3左右。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2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2左右。202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预计可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左右。
从投资看，2019年以来，制造业增值税减税会继续减轻企业的负担，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还有约4000亿元，会直接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趋于稳定，企业利润水平会相应稳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土地要素也有利于制造业投资落地。2020年，制造业投资仍会低位回升，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在5%左右。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额度会继续增加，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并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5g网络建设也会启动，基建投资会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6%左右。2017-2018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较高，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中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2年以来，中国库存增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以内，年度库存变动对经济变动的作用在0.2%左右。从2018年7月份开始，中国进入减库存周期，到2019年年底，库存进入低点，预计从2020年起开始进入缓慢增加库存阶段，预计拉动2020年经济增长0.2%左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消费稳定，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左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库存对经济呈现正拉动，内需总体稳定。
（二）中美经贸摩擦效应持续显现。
中国工业仍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工业品价格缺乏上升的基础。世界经济增速偏弱，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2019年工业品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几乎为零，预计2020年工业品价格低位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零左右。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低位徘徊，未来8-12月内，猪肉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加上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在2.2%左右，预计2020年全年cpi在3.5%左右。但剔除禽肉后的价格总水平不会超过2%，物价会对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不构成实施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掣肘。
（四）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应设定在6%左右。
综合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00万人。目前，中国经济潜在速度在6%偏上一点，经济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基本满足1500万人新增劳动力就业需求，也需要经济增长6%左右。建议2020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居民消费价格控制在3.5%左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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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伏瞻主编：《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三
学生专业技能是人才质量关键，也是chay学生进入职校学习原动力。中职学校应建立长效机制，定期轮流安排专业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建设高水平“双师型”队伍。教师深入到企业生产一线，能够增强教师实践操作能力、提高教师对专业实践课内容把握准确度，制定各专业课程能力目标纲要，大胆改革和创新专业课教学模式，逐步形成一批各具特色专业课教学模式。这样，既加快提高了教师队伍素质，也促进了职业教育改革与健康发展。近两年来，玉林市机电工程学校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该校采用“专家请进门———先进带后进”校本培训方式，重点推广和探索了一体化教学、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适合职业教育优秀教学方法。教师在培训中更新了教学理念，掌握了新教学手段。这些教学模式应用到一线教学工作中，效果显而易见，学生成了教学活动主体，主动性和求知欲得到了较大提高，改变了呆板课堂，将教学活动引入到工厂车间或模拟职业场所实情实境中，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让学生获得验证书本知识机会，切实感受亲手实践难易，也点燃了学生克服困难争当操作能手斗志。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四
我于xx年雁北商校财会毕业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曾任山西省阳高县政府办公室干事、县财委副主任、县外贸局长兼县外贸集团公司总经理。xx年调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市分公司后，历任办公室调研员、浑源县公司经理、市公司工会主任。经济专业出身，本人又热爱经济，1997年全国首次经济师专业考试踊跃参加，取得了金融经济职称，并被**市分公司聘任。由于具备了相应的业务技术水平，使其组织管理能力得到很好发挥，不仅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而且本人或所负责的单位也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或奖励。
二、从事经济工作的学习情况。
多年来，自己始终重视不断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特别是经济管理的学习。原初始学历是中专，靠自学以优异成绩先后获得山西财经学院商业经济大专文凭，山西大学行政管理本科毕业证。近年来，更是多次参加学习培训、理论研讨，其中省级以上部门组织的就有：xx年7月山西省经委企业干部任职资格培训班；xx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xx大精神培训班；xx年5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第18期县支公司经理培训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山西省公司省市县三级公司经理培训班；xx年4月山西省经济学年会；xx年5月中国金融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等，xx年6月山西省经济发展促进会理事会聘为理事。
三、在经济岗位上的理论成果。
多年来，自己边工作，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注意把学习思考所得结集出版，并有社科成果获奖。xx年编撰《人身保险投保指南》，促进了当地寿险业务；xx年结集《国寿保险实践的思考》13万字，赠送省内外同行参考，受到好评；xx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改革岁月建言集》30万字，新华书店发行。《山西财贸经济》撰稿人之一，《全国优秀经济论文选》等多部文集有文章收编。《人民日报》、《支部建设》等报刊发表过大量论文。其中《基层寿险公司面临的主要困惑及其对策》经中国改革实践与社会经济形势社科委员会审议鉴定，被评为xx年度中国改革实践与社会经济形势社科优秀成果。
四、在经济岗位上建言献策。
我把学到的经济知识不仅运用在自己的具体工作中，而且还就宏观经济工作、寿险公司行业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得到相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扬或肯定。1990年山西省人民政府群众建议征集部门授予重大建议奖并颁发奖金，1991年原雁北行署记一等功。近年来，我均就人寿保险发展向总公司提出自己的工作建议，副总经理苗复春回信予以鼓励。迎接wto挑战，国有寿险公司应树立全新的人才观等建言，总公司在内部刊物和网上发表；对xx年工作的建议，总公司摘要在《中国人寿》xx年第1期予以刊发。
此外，1997年我还情系下岗职工，编撰《下岗职工自谋职业七十二行》一书，自费印刷3000册无偿送给**市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市妇联、工会、浑源县妇联等单位分发部分下岗职工或做培训参考资料。不仅受到方方面面的称赞，而且不少读者、下岗职工来信来电求教商讨或表示致谢。
由于热心经济，关心宏观发展，从事基层经济管理，情系新兴的寿险事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且小有成就，山西日报、山西电视台、**日报、经济周报等多家新闻部门做过报道，其中山西晚报xx年1月19日以“谏议大夫小人物”、**晚报xx年11月18日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题整版作了介绍，均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五
中国的经济在经历长达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后，终于在2010年出现了滞缓，且经济增长放慢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止。到了2015年，gdp涨幅只有6.9%，跌破了7%的保底值。曾经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优越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将会永久持续告诉发展。然而，事实让我们认清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所取的突出成就，与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本质都是激发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使得生产力得以实现突飞猛进；而也正因为中国劳动力的廉价，才使得许多外国企业乐于到中国投资，在为自身谋取巨额利益的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了纺锤形。这种纺锤形结构意味着青壮年劳动力在全体国民所占的比重较高，可以为带来人口红利，促进国民积极的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从从纺锤形向倒金字塔形过渡，老年人所占的比重将超过人口老龄化的警戒线，即我国已经不存在人口红利了，曾经为国家带来人口红利的青壮年正悄悄地变为社会的负担。而且，我国的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的价格也在上升，因此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对外商的吸引力，外商逐渐将自己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但是已经大势所趋，无法挽回了。在理想模式中，一个国家理应在一个经济增长点显现出颓势时，就寻找到其他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可是中国长期以来靠人口和资源的优势进行高速经济增长，却忽视了寻找其他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性。
邓小平同志在很早就意识到了人才强国的重要性，于是大力支持发展国家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水平。但是在当代中国，普通大学生的就业似乎比职业技术工人要难上很多。因为大学生所学习的知识大多是用于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中国却是传统第二产业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而非简单的摩擦性失业。这导致的后果是使所需要的人才和所提供的人才不匹配，严重浪费了劳动力的利用价值和效率。长期以来，中国所赖以生存的传统第二产业面临着世界产能过剩、劳动力短缺及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影响，第三产业的进步速度仍然堪忧。
拉动经济增长有三辆马车，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出口。中国的投资和出口绝对不可小觑，尤其是出口，madeinchina的标语满世界随处可见；但是，消费能力有些差强人意。经济学上有句话叫做“今日的投资是明日的消费”，所以一个国民消费能力低下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上繁荣的。
限制了国民消费水平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贫富差距。中国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蛋糕分得并不公平，国家几乎70%的财富集中在30%人的手里。一个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举例说，无论一个富翁怎么富有，该吃三顿饭就不会吃五顿。可是穷人虽然有消费需求，却因为分得的蛋糕太小而得不到满足，他本来是要吃三顿饭的，但穷困逼迫他可能只吃两顿。
二、中国的住房观点和房价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住房问题完全是靠买房解决的，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人们甚至更愿意去租房子。然而，中国人的虚荣心作祟，认为一个人是否有房子甚至房子的大小都代表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对于男子而言，有无房子还和终身大事紧密相连。但是中国的房价却一点都不照顾中国人的实际需求，它用天价的标码使得房子对众多年轻人可望不可即；或者即使可以交得起首付，在他们的下半辈子中，都要用毕生的心血去偿还房贷，沦为房奴。有时，房贷甚至占到他们每月工资的50%以上。在这种条件下，何有消费能力可言。
三、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中国一直存在着货币超发，尽管官方没有声明，但我们纵观这些年来的变迁，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惊讶，某一种商品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涨价了那么多，然后感叹钱不值钱。其实中国的通货膨胀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甚至超过了银行存款的利率。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长期以来的储蓄势必要缩水，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
这两年经济不景气，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大学生更难找工作，国民时常对当前的经济态势呈现出深深的无力感。但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们需要在艰难的时刻继续探索，保持信心，寻找正确的出路。只有保持信心，才能够挽救危机，应对风险。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滞缓了，但是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上文已经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所以放缓了经济增长速度，才有利于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众所周知，跑步时如果要拐弯，势必要稍微减速的，也许这几年的经济滞缓只是改革所造成的正常现象，当改革完成后，中国经济会继续持续高速反战。
其次，当今中国政府在不断地鼓励大众创业，全民创新。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创新的头脑，在全民创新的风潮之下，必然会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中国的经济必然会回归到正常的方向。
最后，当前的税制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都在不断地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全面消灭贫困人口的目标，都为提高中国国民消费能力施加了推力。
中国的经济是在滞缓，可是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跌入谷底。民众在努力，企业家在努力，国家也在努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们得有信心看到中国的经济拜托危机，再次走向辉煌。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六
一般情况下，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都是由“资源—产—废品”的结构组成的，是一种单向循环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煤炭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会导致我国资源匮乏，并且同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很多专业人士开始了对煤炭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希望以此来实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下面本文就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相关的分析。
(一)保护国家能源安全。
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也必须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而煤炭作为最主要也是最宝贵的能源之一，其是否能够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对于我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持续性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资源的安全，能够有效地缓解我国面临的能源压力。
(二)构建节约型新社会。
近几年国家的政策明确表明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中，煤炭资源的利用率不是很高，这就代表着该产业中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的现象，这严重违反了我国社会建设的原则，因此，必须用新型的发展模式来取代原本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排放，从而降低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由此可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煤炭行业的应用，是响应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号召的重要体现。
(三)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对我国现有煤炭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不难发现，煤炭资源出现了枯竭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煤炭资源的开采数量将会增大，这样一来，现有资源的运用时间将会缩短，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资源可用的现象。因此，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我国煤炭产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同时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资源开采环节。
在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资源的开采环节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步，其为之后资源的利用等环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根据调查可以得知，目前我国的大型煤炭企业的资源回采率大约在50%左右，小型企业的回采率相对较低，一般不到20%，这样的数据就说明在煤炭资源的开采环节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煤炭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附近地区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对开采数量进行一定的控制，做好合理有序地开发，对煤炭的开采工作进行合理的规划，这样保证在资源的开采环节不会产生过于严重的浪费的问题，也能给之后的运用的环节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对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动力。
(二)废弃物排放环节。
在煤炭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是避免不了的，这个环节也是煤炭产业会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环节中，矿井瓦斯爆炸等灾害对矿工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对废弃物的排放完全不控制，其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健康的威胁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按照相关规定对废弃物排放环节进行严格的控制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企业在废弃物排放的环节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例如利用抽排瓦斯技术发电等等。煤矸石是煤炭生产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废弃物，其长时间的大量堆积会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破坏生态的平衡。因此，对煤矸石进行废物再利用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项举措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土地占用量，还能减少对周围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时为煤炭产业节约了一部分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近几年来，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是煤炭资源产业中常见的一种手段，具体就是根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在不同的产业之中进行物质资源的集成与共同利用，进行信息的共享，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共享资源、相互依存的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举措。这种工业生态园区在煤炭产业中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因为在煤炭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下游工业，其与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煤炭工厂周围，可以建设以煤炭生产为核心的区域产业。就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生态工业园区是符合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一种产业形式。煤炭企业如果脱离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范围，那么企业就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遇到更多的困难，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企业发展步伐的停滞。这样看来，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在其周边建设一个资源共享、零排放、高效益的生态工业园区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很难做到持续供应，如果煤炭企业仍旧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象。因此，实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要之举，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能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为煤炭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崔倩,魏晓平.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矿业,2009。
[4]左铁镛.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j].煤炭企业管理,2006。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七
目前，我国面临整体经济下行的形势，筹资问题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金融资源未能得到合理高效配置。加强筹资模式和风险控制的研究，有助于企业拓展筹资渠道，降低财务风险，直面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压力。
企业筹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获取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筹资渠道分为内部渠道和外部渠道，筹资方式包括银行借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商业信用、融资租赁、吸收直接投资等。一直以来，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企业筹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间接融资成为大多数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大小项目的建设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单一的渠道不仅使企业经营风险增大，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也给银行资金运转埋下风险隐患。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一些企业为解资金渴求，采取过度负债、过度融资来进行扩张，导致杠杆过大，财务成本过高，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可见，优化筹资模式已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三、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给企业带来的机遇。
当前，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为企业筹资提供了更多渠道与方式，网络金融正以一股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此举无疑拓宽了公司筹资渠道。民间借贷规范化之后，将成为企业筹资的又一种选择。同时，金融市场的产品创新受到了企业的欢迎，金融市场与企业实现了双向互动的新发展。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加速了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政策及时调整，国债融资市场日益健全，债券发行规模逐步扩大，产权交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企业面临众多的筹资选择，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金融市场的多元化也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市场的重要地位被重新定位，同业拆借市场交易环境日益规范，同时加大了抵押担保拆借比重，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使得企业筹资能力大幅度提高。
四、新的经济形势下不同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1、不同规模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首先，大型企业经营规模较大、生产能力较强，一般需要大量资金，且资金需求期限都较长，所以选择筹资模式时应当更多地考虑股票、债券等长期筹资方式，亦或借助其良好的社会影响、知名度和信誉度，通过信用借贷、银行保理等进行资金的筹集。其次，中小型企业生产规模小、资金借贷量少且常用于短期投入，应当首选流动性较强的短期借贷，例如银行借款、租赁筹资等，应尽量避免门槛高、标准高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另外，对于金融市场上一些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新金融产品，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以尽可能减少筹资成本，实现效率高、成本低的筹资目标。
2、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企业可以选择权益性筹资或债务性筹资，前者筹集的资金归属于企业的资本，后者筹集的资金归属于企业的负债，两种资金的比重就是资本结构。对于发展不稳定的公司，即处于“生命周期”中的初创期或上升期的公司，负债还款压力将是这类公司面临的现实问题，故在此时应当更多倾向选择权益性筹资，即内部筹资或发行股票等，把还款转化为分红形式，以缓解负债带来的巨大资金偿还压力。对于发展较稳定的公司，其资本结构就可以偏向于负债化，诸如借款、发行债券等，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实现其核心竞争力强、市场保有率高等愿景，以求在维护金融市场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3、不同风险承受力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
首先，保守型企业可以选择保守型筹资策略，即企业筹集的长期资金不仅要满足长期资产管理需要，还要满足部分短期资产的资金需求，这种选择能够有效降低筹资风险，避免了筹资短期资金所带来的巨大还款压力。不过，长期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将增加企业筹资成本。其次，稳定型企业可以选择将长期与短期筹资方式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一方面选择市场上较为成熟的筹资渠道，借以实现长期资产管理；另一方面将临时的、应急性的短期借款用于满足短期资产需求，这样既可以满足筹资需求，又能够避免长期资金闲置。另外，针对激进型企业，通常激进型筹资组合较为大胆，与保守型截然相反，企业筹集的短期资金既用于企业需要的短期资产，又用以满足一部分长期资产的需要。所以这种模式大大降低了资本成本，但同时所要承担的风险也将倍增。
五、结语。
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给企业选择筹资模式带来了更多选择，企业应当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经营实力，积极拓展筹资渠道，实现筹资渠道多元化，为设备改造、技术创新、投资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保障。企业要转变传统思维模式，从战略上认识筹资管理，以提高筹资决策的科学性和筹资方案的可行性，实现企业的超常规发展。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八
我国经济基本面已表现出质的变化，走上经济发展新型轨道。面对新时期的到来，也随之表现出诸多长久性、全面化改变。经济持续发展也有赖新动力的推动，人民群众、政府与企业也务必要有新的举动与理念。如果说稳增长是立足当前，调结构是处于发展过程中，那么促改革则是放远眼光，用长远眼光审视国家的发展变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紧抓长久发展改革的大旗，所以也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动力来源，要匹配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处于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我们会更加明确感悟我国规则制度、价值选取与行为特征新常态改变。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不再单单局限于客观方面，还呈现出一种战略性心态与思维，也就是结合主观意识对经济态势予以评估。我们也仅可以说这种新常态是动态性变化的，是会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革的。
当前我国部分企业纷纷转战外国办厂，这并非是因为家乡条件不够好，原因是综合成本飞涨，迫使其不得不迁往国外。虽然这仅是个别例子，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生产成本逐渐磊高这也是事实。企业日子越发不好过，以往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是依赖我国产品成本不高，但是现在却并非如此。一边企业不得不面临各种成本增长，另一边还要面对产能过剩的尴尬局面，而这对于我国相关行业持续发展与投入能力无疑是有害无利的[1]。纵观我国发展整体与国际经验，经济增长步入到转换阶段，最大特征便是速度下降，而效益上升;新常态下则是以经济结构促进再平衡，增长动力促进转换，明显表现出：
其一，在动力结构当中资源、人力粗放减缓，重视技术革新。
其二，在需求结构方面投资变少了，而消费率升高了，消费俨然变成需求增长新主体。
其三，在收入结构方面企业收入比例下滑，但居民收入比例却是升高的。
其四，在生产结构上制造业与农业占比减少，而服务业占比增加，同时服务业大有取代工业变成经济新增长点的趋势。通过这几方面不难看出新常态下先进科学生产力不断涌现，而比较落后的传统生产力会逐渐淡化，这不但会促使生成新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但同时也在让部分行业陷入窘境，需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我们务必要把握新常态所带来的机遇，把握在新常态下那些土地、劳动力与资本潜力未被充分开发，技术革新脚步大幅迈进，庞大的消费升级市场，四化融合与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能等机遇。要使这些潜能都得到充分挖掘，就应当全力重视与做好改革工作。此外，我们还应全面促进开放式经济水平的提高，培养新竞争实力，由理论与实践双方面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二、新常态下遇到的挑战。
首先，资本市场。在《经济评论》中罗琦立足资本市场层面对新常态带来挑战进行研究。本国资本市场当前还维持在虚拟和实体发展不均衡，低效益与粗放式管理的状态，花费高收入少情况并不少见。新常态背景下，应当对投资人回报制度予以不断完善，并对投资人加强保护，以推动安全投资及利率市场式发展。
其次，国际贸易。李卓教授站在该视角下对中国向外开启经济新常态加以分析。他指出，我国具有超过二十年对外开放历史，以往对外开放严重缺少完整性与广泛性，而新常态环境中，要保持以前有利的部分，立足内部，将比较优势充分体现出来，把重心放在内源研发与技术革新上面，要从内而外创新。要对新常态特质把握有度，认清主体、可用工具与发展目标。以往是政府主导赶超型对外开放式，新常态下，外贸可仍然沿袭以往，对外输出产能。应当全面深入国际贸易之中，确保扩张式外贸，加大外部资金引入，并结合国际金融模式变革，处在新常态前提下谋取新发展。
再次，货币政策。肖卫国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
二是传统货币政策对保就业、稳增长应对能力不强，如存款的基准利率与准备金减少效率不高等。他认为新常态模式下，应重点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二是建立起货币政策的操作体系，对市场主体进行改革，促使利率步入市场发展模式，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予以规范，进而打通实体和信贷资金甬道。
综上所述，逐渐完善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框架历经超过三十年高速发展，gdp竞赛与规模扩大，已经脱离物质稀缺及缺少活力僵局，取得明显成就，当然随之而来也有些不协调与不平衡现象，在经历与克服一段时间时候，正式步入存在结构调整、高速发展、公平分享及创新驱动等特质的新发展时期。这也是我国努力实现国富民强过程中需要持有高度耐心与不懈努力的时代。处于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发展也会更表现出战略思维平常心，即立足长远眼光，高瞻远瞩并不懈奋斗，以及为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富足生活。
参考文献：
[2]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3]王桅.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沈阳干部学刊，2015.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九
当前，南通正值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准确理解与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找准对工业经济的新认识、新定位、新举措尤为关键。
一、“新常态”在南通工业经济中的具体表现。
“十二五”以来，南通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主要指标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好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南通工业经济运行也呈现出换挡转型期的一些“新常态”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工业运行总体平稳但增速下降。从增加值看，，南通规模工业完成增加值2583.9亿元，是“十一五”末(1722亿元)的1.5倍，年均增长率达14.5%，高于全省平均3个百分点，占全省的比重从8.1%提升到8.8%;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1.3%，比“十一五”末(50.4%)提高0.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占比1.6个百分点。从产值看，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继苏州、无锡、南京之后，省内第四家跨进“万亿俱乐部”的城市，20达到11352亿元，是“十一五”末(7482亿元)的1.52倍。但同时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下降态势，年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的增幅(12.6%)相比“十一五”末(23.2%)回落了10.6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十一五”末的16%下降到2013年的12.6%，回落了3.4个百分点。
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转型趋缓。从主导产业看，2013年，南通纺织服装、轻工食品、化工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及装备、海工船舶等六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达到10010亿元，是“十一五”末(6739亿元)的1.49倍，年均增长率达14.2%。但六大主导产业增速总体呈逐年回落趋势，增幅从的24.1%回落至2013年的12.4%，与规模工业增长基本保持一致。通过产业占比分析，六大主导产业占规模工业比重亦呈逐年下降态势，占比从20的90.1%下降至2013年的88.2%。从新兴产业看，2013年，全市六大制造业新兴产业实现现价产值3404.2亿元，是“十一五”末(1615.8亿元)的2.1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8.1%，高于全市平均13.1个百分点。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30%，比“十一五”末(21.6%)提升8.4个百分点。新兴产业逐渐回归理性发展，增幅从年的31.4%逐渐回落至2013年的25%。
三是企业规模整体提升但发展受限。2013年，南通规模企业4964家，其中亿元企业2098家，比“十一五”末(1463家)增加635家，增幅达43.4%;10亿元以上工业企业173家，比“十一五”末(87家)增加86家，整整翻了一番。从工业百强企业看，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3550亿元，比“十一五”末(2291亿元)增长55%。但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融资难、用工短缺等问题有增无减，使得企业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具体来看，尽管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综合融资成本超过10%。受宏观调控转向影响，个别企业难以脱身，出现资金链、担保链、债务链断裂现象。
四是发展活力保持强劲但支撑不足。2013年，南通完成工业投入1856亿元，增长14.3%，总量继续保持全省前列，比“十一五”末(1530亿元)增加326亿元。其中，设备投资从“十一五”末的831亿元提升到2013年底的1269亿元，增长了1.53倍。但同时，由于国际、国内市场长时间低迷，实体经济投资意愿减弱，环境资源约束加强，项目招引难、项目源不足、项目建设周期拉长等制约工业有效投入的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213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65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型发展的后劲。
二、“新常态”下工业经济面临的形势研判。
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上述矛盾与问题，既是错综复杂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经济结构矛盾凸显和增长速度换挡的客观反映。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新兴经济体又遇到新的挑战，不同国家经济走势分化，全球复苏进程缓慢艰难，增长动力微弱不足，实现经济复苏、可持续、平衡增长任重道远。7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调低了0.3个百分点;9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别下调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预期，意味着世界经济复苏比预期艰难。在此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受各种生产成本上升、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出口面临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增长从持续高速降至中高速甚至中速已经成为发展的“新常态”。可以预见，伴随着工业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过去已经持续十年左右的工业高速增长周期将在“十二五”末期进入尾声。纵观“十三五”，工业经济发展主要面临4个方面的突出压力：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而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将出现下滑。同时，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投资，但收入水平、分配结构和消费环境等因素决定消费长期增长趋势的根本性因素并未发生变化。二是产能过剩的压力。根据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其中，钢材产能过剩40%，电解铝过剩58.4%，家电过剩30%，电视机过剩90%，纺织、服装产能过剩超过100%;绝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70%，有些行业利用率不到40%。三是区位吸引力下降的压力。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下降将使得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减少。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美日欧等工业强国纷纷通过促进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来巩固或进一步提升其已有的生产效率优势，促进制造业回溯。东南亚和部分南美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势开始显现，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增强。四是要素条件趋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4个“更加突出”：劳动人口供给下降问题更加突出。
通过分析经济形势，我们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当前经济运行持续健康、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稳中求进仍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经济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展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对稳增长持续发挥作用。从南通具体情况看，通过近年来的调结构、促转型，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都在发生积极变化，加之陆海统筹配套改革的深入，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整体经济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要积极主动适应增速换挡、经济转型这一“新常态”，努力在转型升级中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健康平稳发展。
三、适应“新常态”的主要举措。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南通工业经济适应“新常态”、落实“新举措”、推动“新发展”，重点在“挖掘潜力、增添动力、形成合力、激发活力、保持定力”上下功夫、求实效。
(一)挖掘潜力，巩固“稳”的基础。
坚持“能快则快、好中求快”的目标取向，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稳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确保工业经济在合理区间稳健运行，主要指标赶超序时。查漏补缺。逐月逐旬跟踪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密切关注减量因素，分析原因，及时应对，填补缺漏，稳住运行。放大存量。密切跟踪船舶、纺织、化工等行业走势，详实掌握应税销售200强企业以及年新增销售5000万元以上的增长点企业发展质态，加大推进和扶持力度。扩充增量。紧紧抓牢船舶海工、新材料、机械等超5亿元重大工业项目，完善重点项目挂钩服务制度，及时会办项目建设困难和问题，力促项目快竣工、早达产。
(二)增添动力，提升“投”的质态。
积极抢抓陆海统筹、长江经济带、沿海开发等发展机遇，努力化解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企业投资意愿减弱的矛盾和问题，一切以项目为核心，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增长的发展后劲。抓好项目储备。围绕培育新增长点，抓紧完善超亿元工业项目计划，合理确定工业投入导向指标，细化工作思路。突出工作重点。针对工业投资增长乏力问题，引导各地进一步明确规划定位，加快推进苏通科技园、滨海园区、南通高新区等载体建设，着力招引一批重大储备项目，加快推进一批在谈前期项目，不断增强工业投资动力。优化审批服务。加强跟踪检查，定期通报各地项目审批时效情况，督促各地精通业务，努力缩短磨合期。引导审批权限承接有力、业务较为熟练的先进地区总结经验做法，在面上进行宣传推广，通过典型引路，推动各地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各地承诺办理时限缩短。
(三)形成合力，加快“调”的步伐。
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创新智造和绿色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高端化发展。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发展“310工程”，推进六大主导产业和七大新兴产业做优、做高、做强，从“汗水型经济”走向“智慧型经济”，从“要素红利”转向“创新红利”，确保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占比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不断优化。推动信息化发展。抓住“智慧城市”建设机遇，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城市经济，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园和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促进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着力培育互联网领军企业，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力推进智慧融合应用。统筹把握，有序推进智慧交通、社区、卫生等民生应用项目，确保在建设中实现共享、共赢，“市民卡”项目争取年底前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服务化发展。积极向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积极推动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加速聚集。充分利用铁路、航运、空港等枢纽节点，构建集疏运体系，打造重点物流基地。推动绿色化发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经济、法律等手段，深入开展化工园区环保专项整治和第三轮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推动特色化发展。强化特色打造，把做强做大特色产业板块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特色产业基地、特色“区中园”和配套园、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充分发挥特色载体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不断壮大区域特色板块经济的规模。
(四)激发活力，创新“转”的举措。
围绕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用得起”的服务，努力构建“强市场、好政府”的新优势。加快服务转型。认真落实提升服务效能减轻企业负担意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在精政简权和服务转型的同时，更加注重搭建平台，建立服务“直通车”制度，力所能及为企业降低成本、减少行政收费，切实提升服务质态和水平。强化政策创新。在抓好现有政策及时兑现的同时，研究出台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产业扶持政策，注重定向发力、有的放矢，着力解决交叉重叠、使用分散，重分配、轻管理、轻绩效等问题。创新政策资金使用方式，逐步转向以补助奖励等无偿拨款为辅，创投、风投、贷款风险补偿等有偿使用为主的方式，切实发挥政策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强要素保供。用电上，优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进大用户直购电。总结推广重点用电企业电费预结算试点经验，力争更多企业得到实惠。资金上，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增加银行资金供给，挖掘企业有效需求;同时做好企业资金链风险的防控和化解工作，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保持定力，谋划“新”的工作。
20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坚持谋划明年和研究“十三五”并举，一手抓好指标平稳开局，一手搞好“十三五”谋篇布局。保持发展势头。当前，南通工业经济发展仍处于扩量提质阶段。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仍需要保持一定发展速度。充分认清形势，坚持工业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准确把握区域产业新特征，以稳中求进为基调，向改革创新要动力，正确处理增长与结构、增速与质态、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加快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并进、服务经济与绿色制造统筹发展，着力实施新主导产业培育、新特色载体打造、新增长点带动工程，精准发力，定向施策，不断推动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平稳开局。着手制订明年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在考核导向、任务分解、体系建设等方面紧跟新形势，适应“新常态”。及早摸排明年全市超亿元以上新开工、结转、以及达产达效的项目，梳理省、市级新增长点企业(项目)情况，为明年工业经济的发展添砝码、注活力。精心谋划明年的工作思路，力争在规模培育、项目建设、载体打造、要素保供、政策创新、融合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有所建树，引导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确保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科学谋划“十三五”。深入开展调研，围绕船舶海工、纺织服装等重点行业，围绕技术改造、大企业培育等重点工作，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产城融合等重点领域，理清思路、及早谋划，抓紧开展“十三五”规划相关编制工作，引导南通工业经济在“新常态”下提档升级、行稳致远。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经济结构从重生产轻消费的重工业基础建设，转向轻重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合理发展；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两步走目标，达到小康水平，社会消费不断升级；当前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变迁，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自此，中国拉开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特区建设和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由萌芽、建立直至日臻完善。
上按下手印，把小岗村生产队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秋天，“大包干”的小岗村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1970年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大包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开。
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全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改革，这实质是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经验扩展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财政收入的竞争，也为各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政策和制度空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由农村改革全面扩展到城市改革，掀开了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高潮，也推动了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
正是从那时起，在苏南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非农化发展，从华西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后来进一步成熟的为全国农村所效仿的“苏南模式”。而与苏南模式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以温州家庭作坊为主的个私民营经济——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的面貌迅速扩散至浙江全省并进一步为全国效仿学习。“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路数，就是依靠建设专业市场繁荣商业，并带动产业围绕专业市场集聚，各类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迅速成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把“小商品、大市场”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发展到极致的，当属浙江义乌。义乌依托发展市场流通，将小商品生产企业迅速集聚。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义乌围绕小商品城开发拓展了占地60多平方公里各类产业集群和块状生产基地，总共拥有织袜、装饰品、轻工拉链、化妆品、衬衫、文化用品、制笔和玩具等各类工业企业1000余家，形成了义乌产业结构上典型的“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青葱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激发个体积极性的成功发展模式，诸如福建的泉州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广东的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天津的静海大邱庄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性是都注重非农经济发展，发展中都注重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
在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以至“浙江现象”）和“苏南模式”，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最成功、最具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方成功地承接了全球范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参与了世界经济分工，为我国的地方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奠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
随后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殊途同归，成就了长三角成熟的江浙经济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提出了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苏南藉此机遇成功地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浙江轻工制造则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江浙民企开始“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不断升级，自身的城市化不断提升，城乡统筹亦不断改善。
与农村改革大致同步，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80年5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此为起点，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配合对外开放带来的机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原来的偏重工业转向重视轻工业的发展，这为沿海地区开始发展成为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基础。长三角的江浙乡镇企业、个私民营经济，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和来料加工，闽南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造，等等，其发展和兴盛都得益于沿海开放和国家重视轻工业的发展。
1984年5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确定以及在这些地区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包括轻工制造业的集中直接落地，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实质就是抛开所有制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和资金技术要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的先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陆省份要求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发展机遇的呼声高涨；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极大提高，内陆省区提出了希望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强烈意愿。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趋于缓和，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繁荣起来，促进了边境省份的经济发展，于是边境省份和中央政府都把发展边境贸易作为振兴边疆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沿边开放”与“沿江开放”的提出，加上沿海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开始了“三沿开放”，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
国完备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历了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攀升的经济结构提升过程。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约30%，到2007年下降到10.97%；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3年以后迅速上升，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18年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0.7%，第三产业52.2%；各自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8%和60.1%；显然，服务业和工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我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的排不进世界前10位，实现了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二位的历史性飞跃；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8年的64000多元，增长了近200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与服务业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为主体和动力，以农村人口非农转化与空间集聚为特征。农村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集聚中心——工业城镇。江苏的苏南和浙东北的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自下而上乡镇企业发展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道路。尽管这一地区农村乡镇集体工业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城市国有企业中的技术扩散，特别是当地农村历来有人在上海和杭州等周边大城市国营企业中做技术工人，这部分技术工人在退休以后回流苏南农村和浙东北农村，形成江浙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最早技术动力。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农村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动力，配合来自城市的技术扩散的支持，使得乡镇工业发展迅猛，直接带来苏南和浙北的农村工业集聚和农村城市化。
这一时期，珠三角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区域城市化更多得益于香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落地。而闽南三角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则是在农村一些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形成纺织、服装、玩具等的非农产业生产和集聚，推进当地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远在黑龙江的漠河因为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生产加工企业的落地，这一地区亦很快形成民营制造企业集群优势。
1978年到1992年的乡镇工业化，主要是轻工业产值连续上升，重工业投资有所压缩，资源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年我国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50%，反映了改革开放初侧重发展轻工业，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造成的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况。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0116.9亿元，反映了农村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强劲发展。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是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起步的，但基层的制度创造还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环境和导向上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中国政府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向纵深发展。政府需要放松对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控制，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政府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高城市对经济的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规范市场建设与管理，提供公共产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浙东北地区对乡镇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学习温州个私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结合的经验，政府在原来乡镇工业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引导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政府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地方区域接轨周边大市场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周边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浙东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豫东豫西、西北内陆、西南边陲，各地都陆续拉开了学习浙江市场建设经验的步伐，加快了本地市场建设。重点是扩建小商品市场、新建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地方区域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对接，促进区域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对接，使市场能够对区块特色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各地积极进行块状特色经济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积极促使特色区域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主导开发区建设，引领区域开放。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作为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全方位整体对外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力军。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各类开发区的建设基本都是按城市建设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现“六通一平”，有的甚至是“九通一平”，这些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建成以后基本都已成功地转变为城市化区域。同时，开发区的发展也带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其他高端要素的集聚，推动了餐饮、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批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
随着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开发区建设，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同时，开发区各有关涉外部门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得我国的投资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始，开发区在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开发区建设带来外向型经济崛起，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地方区域城市化的空间与视野。
这一时期，全国各类开发区数量增长惊人。这一方面说明各地开放型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开发区建设过多过热的发展乱象。原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10月开始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经半年多整顿，到2004年4月，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已有3000多个被撤销。在整顿的同时，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数十万件，收回土地面积5878.4公顷。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如此数量规模的发展，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本无法想象的。
大都市型的城市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型城市，其经济集聚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更加强大，产业的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比例适度均衡，产业竞争力强，重工业比重与服务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
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工业化主要集中于轻工制造业的集聚和规模扩张，既增加就业，又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偏重重工业、国防工业造成的轻重工业失衡，弥补轻工业发展的不足和解决轻工产品的短缺、匮乏，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国社会主义消费品生产已经由短缺转为供给过剩。那时的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可以是我国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途径。
而消化产能的另一个更主动路径是推动城市化更高水平的发展，建设大都市和都市圈，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更大规模投入与产出。目前，我国的大都市圈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武汉地区、长株潭地区等，这些大都市圈规划的主要考量是加强都市圈中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紧密协作，加强城市群、城市带的联动，以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前，全国在都市圈战略安排下，共规划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这其中有三个成熟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要稍稍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当然，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
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划，加上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规划，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梯度雁阵式安排，是我国都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些都市区、城市群、经济带的建设本身，对基础设施需求很大，对自身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亦有明确诉求，都直接推动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平衡我国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合理经济结构比重。
都市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大量农民由农村自然村落居住方式转而变为城市社区集中居住，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生活性消费升级，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发展。1993年以后，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我国再度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进入新世纪，“十五”“十一五”开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都进军工业化中后期，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园区和大型基础工业基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更高水准的工业化道路，打造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新中国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开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分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去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步勾画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新的奋斗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还是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都面临新的考验，有许多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病”需要解决。诸如如何**资源、环境的约束阻碍发展的矛盾，如何打破产业结构长期传统低级化的循环怪圈，如何实现区内、区际和国际的经济整合协调，等等，都是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要求的进一步科学和规范，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走进国人的生产、生活，体现了贯彻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中国开始走上了更加包容性增长的开放经济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乡镇工业集体经济、个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渐次走到发展的前台，使得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的商品、物资和服务日渐丰富，就业与民生收入同步增长，百姓消费也随之改善。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昔日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为标志的千元级商品，提升到住房、汽车、家电、电脑等大宗商品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消费级别。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大家电不断更新迭代，手机、电脑现在是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必备，电子可穿戴设备也正日益流行，信息消费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消费和机器人服务也开始走进寻常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变化正说明中国在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同时，消费也在不断升级。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个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抑或是经过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这些不同经济体的企业，都已按照公司制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实现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企业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创造了一个开放、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做强国企，还是壮大民企，亦或是做大外企，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得中国在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群农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就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大量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纺织、食品、服装、小五金、小塑料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轻工制造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大量吸纳了农村劳动就业人口。苏南乡镇企业、温州个私家庭作坊、珠三角来料加工等模式，迅速在沿海地域集聚规模扩张。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制造业，起初是解决国人的消费，而随着90年代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推行企业自营贸易，这些制造业企业集群迅速获取国际市场的贸易份额，形成长、珠三角轻工制造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长、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更加强化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号。
没有了温饱之忧，下一步就是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扩大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这样的消费升级，直接带来房地产业、家电设备制造业、家具行业、交通建设、通讯产业、建材等产业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旅游业的投资建设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既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也推进了城市化建设，给地方政府带来充足的财力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改善民生。房地产还带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经济带动效应非常巨大。
交通运输、通讯、旅游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关联产业增长效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光纤宽带网、移动通讯网络都居于世界领先行列，我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5g网络通讯技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消费满足感、幸福感。中国的高铁如今将城市串成线，形成同城生活，并以线带面，推进了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的联动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国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民对于文化的欣赏、体验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社会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媒体书刊、文艺作品、音像制品、文化馆藏、文化研究，是传统的文化产品消费对象；互联网、旅游娱乐、广告、会展，是新兴发展型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自媒体、微信朋友圈、游戏竞技等，是现代数字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这些文化产品和文化休闲消费增长，是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源动力。
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是现代都市人民生活娱乐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乐于观看欣赏体育赛事，乐于体验健康休闲娱乐活动，乐于参与运动健康休闲趣味活动，这些都是体育健康类消费需求，也是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的消费增长，带动了我国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大发展。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应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医疗、智慧办公的推行，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幸福。特别是我们的手机支付已经非常普及，这使得互联网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提供个人金融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享受信用消费，更好地支持保障创新、创业、投资和生活，激励全民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数字信息技术成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对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带动作用最强。现如今包括5g通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数字标识、生物识别、量子计算、再生能源、区块链技术等，都已进入成熟序列，正加速商业化进程。这些新经济的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升级，又在消费升级的促动下，支持了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迅猛成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调结构、补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健康、美丽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等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重申和强调的。2018年11月1日总书记在其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正名，为民营企业家鼓气。个体和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也必须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持续艰难探索，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与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制度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正确评估和预判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中美关系走向对立或交恶。我们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开拓其它国家经贸合作的市场和空间，最大限度减少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有了比较强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事业；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幅员和区域不平衡的现实，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自我调控回旋余地和发展的韧性。今天，我们有华为、海康威视、大疆无人机这类走在世界前列的实体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有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不输脸谱、推特、亚马逊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我们在高铁、特高压输变电、核能、航天、量子通讯等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与突破，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体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一家制造商在中国只需半小时电话时间就能完成配套生产，而在其他国家往往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我们不想要贸易战，但我们也完全不惧怕贸易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社会主义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理念，也包含了充分激励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思想实质。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用前进的、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学习领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十一
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史【四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经济结构从重生产轻消费的重工业基础建设，转向轻重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合理发展；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两步走目标，达到小康水平，社会消费不断升级；当前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变迁，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自此，中国拉开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特区建设和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由萌芽、建立直至日臻完善。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展开。谈到农村改革，就不能不说到小岗村“大包干”改革。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承诺书上按下手印，把小岗村生产队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秋天，“大包干”的小岗村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1970年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大包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开。
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全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改革，这实质是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经验扩展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财政收入的竞争，也为各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政策和制度空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由农村改革全面扩展到城市改革，掀开了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高潮，也推动了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
正是从那时起，在苏南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非农化发展，从华西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后来进一步成熟的为全国农村所效仿的“苏南模式”。而与苏南模式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以温州家庭作坊为主的个私民营经济——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的面貌迅速扩散至浙江全省并进一步为全国效仿学习。“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路数，就是依靠建设专业市场繁荣商业，并带动产业围绕专业市场集聚，各类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迅速成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把“小商品、大市场”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发展到极致的，当属浙江义乌。义乌依托发展市场流通，将小商品生产企业迅速集聚。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义乌围绕小商品城开发拓展了占地60多平方公里各类产业集群和块状生产基地，总共拥有织袜、装饰品、轻工拉链、化妆品、衬衫、文化用品、制笔和玩具等各类工业企业1000余家，形成了义乌产业结构上典型的“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青葱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激发个体积极性的成功发展模式，诸如福建的泉州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广东的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天津的静海大邱庄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性是都注重非农经济发展，发展中都注重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
在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以至“浙江现象”）和“苏南模式”，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最成功、最具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方成功地承接了全球范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参与了世界经济分工，为我国的地方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奠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
随后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殊途同归，成就了长三角成熟的江浙经济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提出了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苏南藉此机遇成功地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浙江轻工制造则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江浙民企开始“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不断升级，自身的城市化不断提升，城乡统筹亦不断改善。
与农村改革大致同步，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80年5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此为起点，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配合对外开放带来的机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原来的偏重工业转向重视轻工业的发展，这为沿海地区开始发展成为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基础。长三角的江浙乡镇企业、个私民营经济，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和来料加工，闽南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造，等等，其发展和兴盛都得益于沿海开放和国家重视轻工业的发展。
1984年5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确定以及在这些地区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包括轻工制造业的集中直接落地，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实质就是抛开所有制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和资金技术要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的先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陆省份要求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发展机遇的呼声高涨；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极大提高，内陆省区提出了希望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强烈意愿。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趋于缓和，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繁荣起来，促进了边境省份的经济发展，于是边境省份和中央政府都把发展边境贸易作为振兴边疆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沿边开放”与“沿江开放”的提出，加上沿海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开始了“三沿开放”，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
国完备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历了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攀升的经济结构提升过程。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约30%，到2007年下降到10.97%；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3年以后迅速上升，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18年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0.7%，第三产业52.2%；各自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8%和60.1%；显然，服务业和工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我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的排不进世界前10位，实现了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二位的历史性飞跃；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8年的64000多元，增长了近200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与服务业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为主体和动力，以农村人口非农转化与空间集聚为特征。农村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集聚中心——工业城镇。江苏的苏南和浙东北的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自下而上乡镇企业发展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道路。尽管这一地区农村乡镇集体工业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城市国有企业中的技术扩散，特别是当地农村历来有人在上海和杭州等周边大城市国营企业中做技术工人，这部分技术工人在退休以后回流苏南农村和浙东北农村，形成江浙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最早技术动力。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农村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动力，配合来自城市的技术扩散的支持，使得乡镇工业发展迅猛，直接带来苏南和浙北的农村工业集聚和农村城市化。
这一时期，珠三角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区域城市化更多得益于香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落地。而闽南三角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则是在农村一些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形成纺织、服装、玩具等的非农产业生产和集聚，推进当地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远在黑龙江的漠河因为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生产加工企业的落地，这一地区亦很快形成民营制造企业集群优势。
1978年到1992年的乡镇工业化，主要是轻工业产值连续上升，重工业投资有所压缩，资源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年我国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50%，反映了改革开放初侧重发展轻工业，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造成的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况。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0116.9亿元，反映了农村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强劲发展。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是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起步的，但基层的制度创造还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环境和导向上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中国政府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向纵深发展。政府需要放松对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控制，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政府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高城市对经济的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规范市场建设与管理，提供公共产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浙东北地区对乡镇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学习温州个私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结合的经验，政府在原来乡镇工业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引导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政府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地方区域接轨周边大市场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周边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浙东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豫东豫西、西北内陆、西南边陲，各地都陆续拉开了学习浙江市场建设经验的步伐，加快了本地市场建设。重点是扩建小商品市场、新建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地方区域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对接，促进区域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对接，使市场能够对区块特色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各地积极进行块状特色经济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积极促使特色区域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主导开发区建设，引领区域开放。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作为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全方位整体对外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力军。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各类开发区的建设基本都是按城市建设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现“六通一平”，有的甚至是“九通一平”，这些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建成以后基本都已成功地转变为城市化区域。同时，开发区的发展也带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其他高端要素的集聚，推动了餐饮、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批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
随着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开发区建设，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同时，开发区各有关涉外部门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得我国的投资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始，开发区在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开发区建设带来外向型经济崛起，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地方区域城市化的空间与视野。
这一时期，全国各类开发区数量增长惊人。这一方面说明各地开放型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开发区建设过多过热的发展乱象。原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10月开始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经半年多整顿，到2004年4月，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已有3000多个被撤销。在整顿的同时，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数十万件，收回土地面积5878.4公顷。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如此数量规模的发展，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本无法想象的。
大都市型的城市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型城市，其经济集聚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更加强大，产业的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比例适度均衡，产业竞争力强，重工业比重与服务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
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工业化主要集中于轻工制造业的集聚和规模扩张，既增加就业，又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偏重重工业、国防工业造成的轻重工业失衡，弥补轻工业发展的不足和解决轻工产品的短缺、匮乏，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国社会主义消费品生产已经由短缺转为供给过剩。那时的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可以是我国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途径。
而消化产能的另一个更主动路径是推动城市化更高水平的发展，建设大都市和都市圈，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更大规模投入与产出。目前，我国的大都市圈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武汉地区、长株潭地区等，这些大都市圈规划的主要考量是加强都市圈中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紧密协作，加强城市群、城市带的联动，以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前，全国在都市圈战略安排下，共规划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这其中有三个成熟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要稍稍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当然，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
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划，加上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规划，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梯度雁阵式安排，是我国都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些都市区、城市群、经济带的建设本身，对基础设施需求很大，对自身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亦有明确诉求，都直接推动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平衡我国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合理经济结构比重。
都市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大量农民由农村自然村落居住方式转而变为城市社区集中居住，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生活性消费升级，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发展。1993年以后，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我国再度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进入新世纪，“十五”“十一五”开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都进军工业化中后期，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园区和大型基础工业基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更高水准的工业化道路，打造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新中国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开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分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去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步勾画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新的奋斗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还是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都面临新的考验，有许多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病”需要解决。诸如如何破解资源、环境的约束阻碍发展的矛盾，如何打破产业结构长期传统低级化的循环怪圈，如何实现区内、区际和国际的经济整合协调，等等，都是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要求的进一步科学和规范，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走进国人的生产、生活，体现了贯彻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中国开始走上了更加包容性增长的开放经济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乡镇工业集体经济、个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渐次走到发展的前台，使得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的商品、物资和服务日渐丰富，就业与民生收入同步增长，百姓消费也随之改善。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昔日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为标志的千元级商品，提升到住房、汽车、家电、电脑等大宗商品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消费级别。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大家电不断更新迭代，手机、电脑现在是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必备，电子可穿戴设备也正日益流行，信息消费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消费和机器人服务也开始走进寻常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变化正说明中国在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同时，消费也在不断升级。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个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抑或是经过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这些不同经济体的企业，都已按照公司制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实现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企业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创造了一个开放、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做强国企，还是壮大民企，亦或是做大外企，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得中国在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群农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就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大量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纺织、食品、服装、小五金、小塑料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轻工制造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大量吸纳了农村劳动就业人口。苏南乡镇企业、温州个私家庭作坊、珠三角来料加工等模式，迅速在沿海地域集聚规模扩张。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制造业，起初是解决国人的消费，而随着90年代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推行企业自营贸易，这些制造业企业集群迅速获取国际市场的贸易份额，形成长、珠三角轻工制造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长、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更加强化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号。
没有了温饱之忧，下一步就是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扩大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这样的消费升级，直接带来房地产业、家电设备制造业、家具行业、交通建设、通讯产业、建材等产业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旅游业的投资建设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既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也推进了城市化建设，给地方政府带来充足的财力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改善民生。房地产还带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经济带动效应非常巨大。
交通运输、通讯、旅游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关联产业增长效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光纤宽带网、移动通讯网络都居于世界领先行列，我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5g网络通讯技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消费满足感、幸福感。中国的高铁如今将城市串成线，形成同城生活，并以线带面，推进了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的联动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国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民对于文化的欣赏、体验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社会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媒体书刊、文艺作品、音像制品、文化馆藏、文化研究，是传统的文化产品消费对象；互联网、旅游娱乐、广告、会展，是新兴发展型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自媒体、微信朋友圈、游戏竞技等，是现代数字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这些文化产品和文化休闲消费增长，是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源动力。
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是现代都市人民生活娱乐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乐于观看欣赏体育赛事，乐于体验健康休闲娱乐活动，乐于参与运动健康休闲趣味活动，这些都是体育健康类消费需求，也是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的消费增长，带动了我国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大发展。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应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医疗、智慧办公的推行，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幸福。特别是我们的手机支付已经非常普及，这使得互联网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提供个人金融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享受信用消费，更好地支持保障创新、创业、投资和生活，激励全民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数字信息技术成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对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带动作用最强。现如今包括5g通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数字标识、生物识别、量子计算、再生能源、区块链技术等，都已进入成熟序列，正加速商业化进程。这些新经济的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升级，又在消费升级的促动下，支持了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迅猛成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调结构、补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健康、美丽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等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重申和强调的。2018年11月1日总书记在其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正名，为民营企业家鼓气。个体和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也必须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持续艰难探索，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与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制度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正确评估和预判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中美关系走向对立或交恶。我们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开拓其它国家经贸合作的市场和空间，最大限度减少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有了比较强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事业；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幅员和区域不平衡的现实，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自我调控回旋余地和发展的韧性。今天，我们有华为、海康威视、大疆无人机这类走在世界前列的实体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有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不输脸谱、推特、亚马逊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我们在高铁、特高压输变电、核能、航天、量子通讯等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与突破，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体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一家制造商在中国只需半小时电话时间就能完成配套生产，而在其他国家往往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我们不想要贸易战，但我们也完全不惧怕贸易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社会主义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理念，也包含了充分激励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思想实质。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用前进的、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学习领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意味着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历时28年之久的军事较量终于决出胜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取胜这个现实，有些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人进得了城市，却管不了城市。他们打天下能得90分，而治理经济却要得0分。进入刚获解放的城市后，熟悉农村泥土和作战用的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看到它们混乱状况，的确有些发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制定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发展目标，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工业建设，加速了中国的初级工业化进程，巩固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多元经济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全球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客观上又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于是，我国进行了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虽然说建国后两次经济体制选择存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有一段非常精辟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经济体制选择：一是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市场经济，每一次选择都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建国以来两次经济体制选择的历史原因，也许会给人们一些新的启示。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何种经济体制并不是完全由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该国家的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历史条件决定的。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为了改变这种畸型的工业体系和贫穷落后的中国面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这就决定了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既要适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又要保证工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是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经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举全国之力，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加速初级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计划经济是经济落后国家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有效手段。建国初期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必须从加强重工业起步，才能加速初级工业化的进程。
再次，建国初期的经济基础为计划经济的实行提供了可能性。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特点，即封建官僚占整个社会工业的大头。二是数量不多的企业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三是建国初期计划经济选择也出于国家安全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考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建国后，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也逐渐减弱，并开始在某些方面和环节阻碍中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
其次，实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
再次，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认识上的重大转变，也为我国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铺平了道路。
正的评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那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过着贫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7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诸多重要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再到新时代提出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党总能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从推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总能发挥其他政治力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高储蓄率引致高资本形成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本。中国人历来具有储蓄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使投资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综合动力。我们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积极引进和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本，坚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本和技术缺口，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今后，应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我国经济发展就拥有源源不竭的动力。“一五”时期，“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样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忘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伟大创造。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习近平同志指出，“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凭着一股开拓创新的拼劲，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正是因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创造，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新中国诞生时，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80万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二）财政实力由弱变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建国初期，我国财政十分困难。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78年增加到1132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0亿元。进入新世纪后，财政收入实现连续跨越，2012年达到117254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达到183352亿元。1951—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13.6%，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相当紧张，1952年末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1978年末也仅为1.67亿美元，居世界第38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三）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影响力日益彰显。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外来封锁等影响，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较少。上世纪50年代，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一度开展交流。70年代，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交往明显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1980年4月和5月，我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2003年以来，我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建设自贸区，目前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得到1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以wto改革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展现了大国担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基础作用不断加强，工业主导地位迅速提升，服务业对经济社会的支撑效应日益突出，三次产业发展趋于均衡，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一）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基础单薄，“靠天吃饭”现象明显，粮食产量较低。上世纪60—70年代，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61223万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397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86342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机械化程度持续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其中谷物、肉类、花生、茶叶、水果等产量持续位居世界第一。回首7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2年的18万千瓦提高至2018年的10亿千瓦，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2018年的6810万公顷，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二）工业体系逐步完善，多项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建国之初我国工业部门十分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大量工业产品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我国工业化的大幕，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之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宝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进入腾飞期，2012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38.2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日益增强，并逐步向中高端迈进。2013—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7%和9.5%。目前，我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倍；钢材产量11.1亿吨，增长8503倍；水泥产量22.1亿吨，增长3344倍。电子信息产业应运而生，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到18.0亿台和3.1亿台。
（三）服务业蓬勃发展，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能力不断提高。建国初期直至上世纪70年代，生产资料行业优先发展，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195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195亿元，到1978年也只有90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随市场繁荣而日益兴旺，进入发展快车道。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69575亿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51.0倍，年均增长10.4%。其中，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9.0%、10.1%、10.3%和12.0%。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保障就业、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
（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依赖单一产业为主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占比较高，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薄弱。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0.5%、20.8%和28.7%。上世纪50—70年代，随着工业化建设推进，第二产业比重不断提升。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27.7%、47.7%和24.6%。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基础巩固加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协同发展。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2%、40.7%和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2%、36.1%和59.7%。
三、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基础产业。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十二
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至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的出现历经二十多年时间，国际众多经济学家将这段时间叫做大稳定时期。该时期也为难得一见经济增长高度乐观黄金阶段，除日本等为数不多国家，多种经济体经济飞速增长。该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国际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动力源泉，这种状态一直维系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虽说如此，到两千一零年以后，在诸多人眼中，金融危机迫使经济下滑也只为一个周期过度表现，各国家能够采取积极宏观调控手段，便可有效抵制下滑然后促使经济复苏再回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我国也意识到以前两位数增长到下滑，其实属于结构减速，当中存在很多新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就被叫做新常态，因而本文针对中国经济这种新常态加以研究，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十三
[摘要]当前形势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现出一些新势头，是对我国非公经济的发展方向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如何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把握非公经济的发展趋势，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矛盾问题对策。
一、制约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问题。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但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其增长速度是下降的。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当前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1、行政性垄断和政策制约现象的存在，仍妨碍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十一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明确了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政策是好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上令难下行”的情况，各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展开资源配置权的争夺，不仅妨碍了非公有制企业的正常进入和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且加剧了政策间的相互制约。
2、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严峻。我国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第一，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努力下，虽然短期资金融通难度降低，但长期权益性资本严重缺乏；第二，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大多数的金融机构主要面向大型企业，以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为金融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服务范围、服务品种和服务质量难以满足企业需要；第三，一些执法和审计部门在观念上依然存在着所有制差别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贷款难易程度和贷款出现坏账的法律追究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的确存在着对国企贷款出现坏账时不予追究、对私企贷款出现坏账时就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不公现象。在我国，98%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是中小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可用于抵押的不动产少、企业资信度低等问题制约，其贷款要求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认可。如何采取各种措施更好地解决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仅是“十一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而且还将会继续影响和制约“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3、企业过多重视横向兼并与重组，注重做大而忽视做强，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以来的经济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非公有制企业先追求做大、后重视做强的倾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多数得企业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借横向兼并与重组做大、做强的战略。调查结果表明，横向兼并与重组虽然有助于企业规避市场竞争风险，有助于企业规模的平面扩张、企业资本规模的简单广化，然而却无助于企业核心技术的实质性提升和企业资本的根本性深化。
二、现阶段推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对策。
1、转变观念，完善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打破行政垄断，消除政策之间相互制约。要努力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已颁布实施的有关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构建和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秩序。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完善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使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进一步排除企业进入壁垒，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切实保证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形成多种所有制公平参与、平等竞争的良性竞争格局。
2、针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围绕建立符合中小企业发展要求的融资机制这一中心，通过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和推进民间金融合法化进程，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有效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因此，要尽快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资信评估标准和评估机制，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优化财务制度，提升这类企业的融资能力。
3、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各类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机制体制创新，增强其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要引导家族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形成民主决策机制和现代企业治理结构。鼓励家族企业实行产权结构改造，重点是对引导家族企业积极建立有效吸纳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使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企业的生产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并且促进就业。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科学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人力资本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非公中小企业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能力。走出家族企业的发展“瓶颈”，发展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
4、采取措施大力转变企业发展模式，鼓励非公有制企业依靠纵向兼并和重组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企业纵向兼并和重组以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为基础。企业应该变更先做大后做强的观念，应该先做强再做大，企业纵向兼并和重组则可以实现首先做强然后再做大。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大力鼓励企业开展纵向兼并和重组，特别是鼓励大型的非公有制企业着力开展面向产业链上下游双向和价值链高端的兼并和重组。通过此种类型的兼并和重组推动企业产出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企业产业之间关联度较高、产业链较长、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发展与扩张路径。当然，在企业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探究企业规模扩张的适度边界，以避免企业借兼并与重组的机会谋求经济垄断形成新的超经济力量，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造成新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浪费。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年5月。
[2]刘迎秋赵三英余慧倩：《论进一步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j]。2010年5月第3期（总177期）。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十四
[摘要]中国经济在创造了增长奇迹之后的今天，如何创造出持续性的高速增长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文章认为，快速从过去的增长模式中实现中国特色的发展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切实可行的做法其实是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针对性的开发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这种极具排他性的产品的创造必将在全球化市场中独树一帜。这一增长策略将为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可能。
[关键词]经济增长;文化;市场。
1引言。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绝对优势为劳动力便宜且多，而且是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现代化发展导致所处的大环境下想象到得还要便宜得多且劳动力多得多。并且，中国地大物博，原材料充足。那么，在了解了本国的特色或者说绝对优势之后，为了激活资本，中国首先进行了资源限价，以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价格配合上劳动力，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成功地将本国的绝对优势放大到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不仅累积了充足的资本，更是因为在国际上的分工，获得了“中国制造”的地位统一及高度认可。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外的消费力普遍衰退，再加之“中国制造”的地位受到了更加新兴的别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冲击，中国因为之前非常明确的在国际上的近乎垄断的分工与合作的模式而实现了短短几十年就如此稳定且迅猛地gdp增速的局面开始不稳定了。回顾中国高速增长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在之前的快速增长过程中更大部分的承担了价值链的低端角色。增长的繁荣是低端技术，大量劳动力积累的繁荣。其增长效率和质量与增长速度在事实上形成巨大的反差。表现为，多年来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实现与发达国家一样快速的发展。而更多的甚至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在很多时候，总是对差距有一种聊以自慰的探讨。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目前的科技实力比之于三十年前缺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在飞机制造和高铁南车北车上更是大显身手。但是，整体来看，差距横向来看，就很容易发现，更多行业的创新发展都是围绕着低端进行。真正的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甚至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某种依赖。值得回味的是，依赖是单向的。中国对发达国家某些技术和产品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对方对于中国的依赖。这种增长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一直以来的增长依据设定为比较优势，那么我们甚至愿意说，这里的比较优势正逐步转移为了一种劣势。
于是，在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努力的实现新经济尝试。比如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诸多领域都在大力推进。这一举措在逻辑上是合理的，符合了历史的给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阻力非常大。因为在技术和劳动力上巨大层面的差异，还是在短时间极大的影响着这一策略的效果。而更重要的是，高新技术更新速度非常的快，如果在技术创新上缺乏速度保证，那么很容易一直跟随在别国的技术创新之后，形成一种路径锁定的依赖。这又会在未来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试图以此切入，探讨在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如何实现价值链的攀升。
2经济增长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经济增长？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结论。比如资本，技术，劳动力乃至于一国的政策和制度。但是，从经济增长本身来看，单纯意义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增长，或者我们最多称之为某次或某段时期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强调的是一种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的概念来看，一直都致力于经济实现长期而持续性的增长，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产品和服务能够被快速的消费掉。当然这个过程中，自然需要有效的投资的参与。因此，投资、生产和消费才能在事实上完成增长这个过程，而长期持续的投资、生产快速进行，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支持。
回顾中国过去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如此。各种资本和技术的进入，众多生产基地的出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最后在全球市场上大规模的分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过程。但是，这一模式的推进，在客观上需要如下三点支持：一是资本、技术的持续投入;二是足够大的生产规模;三是全球化开放性市场。这三点缺一不可。具体来看：
第一，资本和技术的持续投入。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来看，其资本和技术的匮乏是不证自明的。那么，如何吸引资本和技术的进入？那就是给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方更大的利益回馈。资本和技术是非常冷静的。它会耐心进行评估其机会成本。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区域和国家的壁垒不断被削弱，资本和技术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搜索更大回报的地区。中国准确的抓住了这一契机，准确的进行了设定，提供了低成本的可能。于是，资本和技术蜂擁而入。从全世界来看，很难看到一个国家能够在短时间里吸引到如此巨大的资本。
第二，足够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说到底就是物质规模和人力规模。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支持。足够大的生产规模，在中国的实现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在物质资源的储备上有着丰富的基础。所以大规模的开采和建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基于技术的外来特点，不需要太多自主研发，要的只是职业培训和技术推广。这又恰到好处的和中国储备的大量劳动力形成的对接。
第三，全球化开放性市场。市场的基本要素，包含两个，供给和需求。投资和生产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但是，最后需要市场的推进。足够大的生产规模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在客观上强化了产品的竞争力，于是，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于是，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市场中，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巨大的消费量为中国式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
其实，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投资、生产和消费三个阶段来看，中国似乎丧失了巨大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说去盲目地跟随这些国家的步伐，用累积下来的资本去投资甚至是寄希望于这些连风险都无法评估的概念上，还不如以现在传统所认为的为“退”的制造业，甚至还是偏向低端的，想办法转化成为“进”，而且还是稳定的，自主的“进”，将优势发挥到淋漓极致。
这一结论的得出，首先源自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过去的经济增长，在事实上忽视了国内的消费。但是，国内市场非常的巨大。因为，几乎任何一种产品，忽略了中国市场都很难实现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将产品的消费场所定位在了国外。那么，在贸易战的硝烟下，倍感压力。其实，可以极大的开发国内的市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投资和技术。大量资本技术的外逃，给中国的生产活动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是，这里包含了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在经过了如许多年的快速增长后，其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某一阶段的比较优势会慢慢得到加强也会慢慢退化，这其中包含一种优胜略汰的演化过程，我们无法设定。从今天来看，资本匮乏未必再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刻计划经济印记的国家来讲，集中各种资源办事是其一大优势。
第二，生产规模和合作。巨大的生产规模在其过去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累积了各种管理经验和技术。在事实上具备了巨型生产规模也不是单纯意义的资源积累，也是一种技术的学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发国内市场具有其基础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之前按照国际标准，定向于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是不是就是合适于本国的呢？不同的文化影响下，不同的区域对于产品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习惯。因此，客观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会有不同的产品需求和产品要求。
中国幅员辽阔，蕴藏了较大的文化差异和产品要求，盲目的提供统一的产品，其实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产品的生产技术上进行某种符合区域文化的调整，让产品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这一产品必将造成某一地区的垄断销售。
事实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更关注的是性价比。因此，不同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资源的不同，和产品认知，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层次。
4文化与产品开发。
英国人类学家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观。文化的要素主要包括：精神要素、语言和符号、规范体系、社会关系、物质产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幅员辽阔，也意味着文化上具有较大的不同。不同的文化碰撞结合就很容易针对本土的产品需求进行包装，也容易沉淀在特定的需求上，形成了一种产品，亦即文化产品或者创意产品。
文化产品中包含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方面的积累。而它更能在深层次上投射和满足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人们内心的渴望，诉求和期待，乃至于某种苦痛都可以通过有形产品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不单单是对于个体需求的满足。同时也能反映出某种社会关系。它不同于物质产品，它还是某个社会群体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持。
由于这一特点，形成的产品极具区域特色，那么很具有某种排他性。而演变出的文化产业则在特定的区域开展，这个区域拥有特定的市场空间和区域人口，会回应这一产业的发展。这一互动过程的相互影响下，消费者得到了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而文化产业也在文化创意的路径上得到了螺旋式的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在特定的环境下，有着其特定的发展空间，几乎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外来文化也对它很难构成威胁。文化产业将充分利用好区域提供的各种资源要素条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独树一帜。
尤其要提到的是，文化产业或者文化产品，是很难效仿和超越的。一国或地区，在文化产业不断的摸索过程中，会演化出其特定的产业路径和发展模式。文化产品的这一特点，非常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需要。因为这种植根于本土，符合本土人口需求的产品，在技术和创意上，具有某种唯一性。而对于中国的幅员辽阔，为产品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的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定的文化产品又可以极大的激发出某种文化力量，推进经济实现更快的发展。积极开发中国文化的意义，还在于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和特质内涵，深刻的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政策取向以及各种资源开发和生产要素组合的水平，从而也就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质量和速度。经济要取得持久发展，必须要有文化上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不单单是创造和推荐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新时代，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的底蕴、环境和特质，将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与水平。如果只重经济，忽视文化，发展就难以持久。
5结语与展望。
中国在2018年，经济增长经历着巨大的考验。这主要表现为，在过去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在积极的发展新兴经济和新兴产业。5g，人工智能等等都在国家发展的重要部署之中。对于一个经历了多年高速經济增长，如果增长乏力的国家，大力开发高新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中国也是在过去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培养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而在低端制造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贸然大力推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发展未必是符合当前实际的选择。相反，可以更具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形成了当前经济增长和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衔接。我们认为，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我们应该注重国内的产品消费。而面对全球化市场，看似产品越来越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而其实是对于消费者个性化消费追求的模糊化。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多年来积累的资本和技术，重新开发培养的巨大的生产规模，生产符合中国人自己需求的产品，调动国内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较大，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对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和革新。这是对于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一种尊重。而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勤劳而踏实的文化传承，这种力量得到有效的开发，又会促进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
当然，注重现有资源的利用，不等于固步自封。我们一样对于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有着较好的期待。所以，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在各个高新技术领域寻找一席之地。但是我们更建议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在重视中国市场乃至于全球化市场发展的方向上，进行努力和革新。当前来看，我们需要努力，还需要耐心。
参考文献：
[1]戴维.n.维尔：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十五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之路的构建，应该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沿着政府提出的发展思路，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制定出满足当前低碳经济发展需要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2.1做好宣传工作，培养全民低碳意识。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和个人对低碳经济还是不够理解，没有意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认为低碳经济和自己无关，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务之急就需要做好低碳经济的宣传工作，使低碳经济深入人心，从而养成全面低碳经济意识，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好的思想环境。做好宣传工作，不仅需要加强企业和个人对低碳经济的了解，还需要让企业及个人找到自身的定位，明确自身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责任于义务，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5］。具体如下：企业方面，一些高耗、高排企业要加速生产模式的转型，加快绿色经营模式的转变。把环保、低碳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制定好相应规章制度来约束下属部门、员工的行为。个人方面，要学习低碳经济理念，把低碳经济贯彻到自身生活中，如绿色出门等。还需要养成节俭意识，不浪费水、电等资源，不破坏环境、不乱砍滥伐，把低碳生活作为一种美德并在生活中积极落实。
目前，煤炭、石油仍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在这种能源结构下，很难快速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所以需要进行能源结构的优化。同时，大力发展新型能源，研发新能源来代替传统化石能源，从而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1）加强现代化能源建设，如核电、水电等。（2）政府方面应该加大扶持力度，投资我国各类新型能源研发建设，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3）推进生物技术方面的研发，推动生物燃料技术的发展。（4）做好传统化石能源开采规划，有节制、有条理的开采化石能源。
2.3加速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加速技术创新可促进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是制约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能源利用效率低会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量，造成化石资源的过度消耗，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所以，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能源消耗数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企业要强加对现代化生产设备的引进，这些现代化生产设备有着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6］。
（二）要加强技术方面的`创新，加强扶持力度。如煤炭、石油这些化石能源的利用技术，要从提高使用效率以及降低排放这两个方面出发。
（三）提高循环利用技术，如再生产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定的余热或工业废气、废水，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利用起来，就可以避免排放到自然界中，提高了经济效益及能源利用率。
2.4推进低碳农业发展。
农业属于第一产业，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对整体低碳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要推进低碳农业的发展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一）在过去农业生产活动中，对农药、化肥等化学药剂的使用过于依赖。而农药、化肥会对土地造成较大的污染，甚至导致土地退化，长久下来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所以，当前形势下，应该大力推进生物技术的推广，如生物农药、生物治虫技术等。
（二）加强农业生产中对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如水资源方面，可以采用现代自动化、数字化的灌溉技术，大大的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水资源浪费。
（三）减少不正当的农业废弃物处理活动，如燃烧秸秆，会排放大量的污染气体，要改善这一现象，除了颁布相应法律法规进行控制以外，还需要推广各类新型农业废弃物处理技术，如秸秆还田、秸秆发电等［7］。
（四）做好农业生产机械的升级，提高单位生产机械的作业效率，从而减少单位农田农业机械的使用数量和时间，降低机械对各类能源的使用，从而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
3总结。
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当前时代的主要旋律，我国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优化能源结构及产业结构的意义，降低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想要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就需要从意识、能源结构、低碳技术等多个方面出发。加快创新，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
参考文献：
［2］金涌,周禹成,胡山鹰等.低碳理念指导的煤化工产业发展探讨［j］.化工学报,2012,63(1):3-8.
［5］李春曦,王佳,叶学民等.我国新能源发展现状及前景［j］.电力科学与工程,2012,28(4):1-8.
最热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论文（案例16篇）篇十六
[提要]本文从有效需求角度分析经济减缓现象产生的原因，共涉及到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外国部门。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之后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的上升，必将逐渐丧失此领域的比较优势。如若不能在高新技术产业及时提高创新能力就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真空，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并阻碍经济发展。最后，本文从产品创新、消费信贷、社会保障以及资本结构优化等方面给出建议，以解决需求端带来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产业升级;需求不足;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10月29日
引言。
gni的中国人均数值在2010年达到4，26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跻身中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在2015年第一次跌破7%，2017年下降为6.9%。近几年的gdp增速都在6.7%～6.9%上下波动，经济增速由高速变为中高速。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意味着中国步入高等收入国家的时间是否面临着延后？因此研究经济放缓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具备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现在许多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文章都是从供给端等方面来考虑，很少从需求端来分析，所以本文研究由此角度展开。
（一）消费需求。
1、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的人口现在接近14亿。据不完全统计，超过4亿人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球排名第一。高收入群体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中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
由于高端消费品的生产通常需要更高的技术和更多的资本，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富人的偏好可能导致国内收入外流。一方面国内资金短缺，一些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另一方面需求量小的产业发展迅速，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国情。巨大的消费差距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大和升级，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2、收入预期不足。长期收入假说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即一个人期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得的平均收入，期间随着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房屋贷款、婚姻、教育，医疗等因素带来的沉重压力降低了消费者的欲望。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增加社会保障才能进一步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购买力。
3、消费信贷不完善。信用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方式，是指消费者消费所用金额是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得来的。这种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消费者能够根据永久收入安排消费。当前，中国缺乏信贷消费主要表现在：（1）信贷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国的信贷消费近年来有所增长，而中国的消费信贷立法仍然不完善;（2）个人信用体系尚未整体建立。中国的信用体系仍在建设中，无法跟踪每个人的信用信息，准确反映借款人的整体信用状况，这将约束信用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投资需求。就近两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普遍呈下降趋势。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较2018年下降了3%，由8%下降到5%。
从产业分布来看，中国三大产业民间投资增速均存在不同程度下滑，且产业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二产业由6%下降到2.5%，第一产业由2018年第一季度的26%下降到-2.23%。第三产业也由2018年年初的10.1%下降到现在的7.17%。可得知，这种全国性的私人投资增长率下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
（三）外贸需求。
1、外贸保护。关税等问题使得优质产品价格依然较高，中等收入人群转向海外购。中国的高价格是消费者转向低端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麦肯锡表示，中国消费了全球32%的奢侈品。事实上，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中，在中国销售的所谓奢侈品并不昂贵。进一步降低包括高端消费品在内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是推动消费增长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重点之一。
2、产品升级缓慢。优质产品稀缺。近年来，由于产品质量不佳，虽然国内商品价格非常低，很多人纷纷涌向海外购买产品。而且由于内部市场存在垄断问题，极高的进入门槛使得它们没有必要加强创新，只要坚持日常经营就可以获得高利润。电子科技等高端型技术产业也会因为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而消极营业，创新需求和能力低下。例如百度，每天烦恼的问题是如何增加更多的广告而非产品升级。
（一）主要结论。中国初期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型，所以中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若转型成功，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极强的活力。
中国众多的人口使得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时不得不考虑收入差距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实现绝大多数人均能够达到gni的中高收入标准，并非少数群体。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但整体经济依然具备充足动能。具体表现在我国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未来国内快速、持续的城镇化发展，能够积极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随着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不断提升，可以使内需进一步扩大，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所以，我国具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动能。
（二）政策建议。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产业大致分为四类，对发展周期不同的产业要实施不同的政策：第一类是核心技术落后于国际水平的产业，这类行业虽没有很大的竞争力，但拥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政府应出台政策积极支持对其核心技术的研究，确保有效供给。第二类产业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主导产业。这个行业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政府应帮助公司进行基础研究，可以通过充当卖方来支持这些产业，帮助其进入世界市场，提高品牌影响力。第三类产业是失去优势的衰退产业。政府可以一方面帮助一些公司通过员工培训和教育实现内部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僵尸”公司，应通过政府干预这些公司的破产清算，及时止损降低其负外部性。第四类是拥有新技术的快速增长型产业，如中国互联网产业，已基本可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这些行业需要国家的激励，可以通过创立孵化器来保护其生长，引入风险投资解决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出台政策增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大规模创新，使其健康无忧的发展。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合理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步。对于金融、it等新兴行业自然垄断效应极强的行业，其极高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应最大限度让市场决定市场，严格对信息披露程度的要求。激励多种所有制的均衡发展。（2）税收工具是规范收入再分配的核心工具。在公平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低收入人群税率，提高高收入人群税率，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收入分配结构。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资源税的征收政策改革，利用财产税的完善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应发挥暴力机构的作用，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3、完善消费信贷体系。（1）豐富消费信贷产品的品种和适用范围。根据我国国情和市场的现实需要，研究新产品，以充分满足社会各界对消费信贷的需求。目前，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乡镇。乡镇的消费能力下降与落后的消费体系有很大相关性，因此要加快脚步开拓乡镇市场。（2）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形成信用信息申请服务体系。基于应用服务系统，将信用信息应用到每个现实场景中。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利率风险。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必须做好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建立一个度量模型，对利率风险发生时的风险进行量化。
4、激发企业及个人投资积极性。面对民间投资边际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首先要稳定民间投资预期，通过大幅度降低融资成本、税收和供应成本的其他因素，提高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其次通过放宽过渡门槛和实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扩大私人投资的渠道。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强对私人资本权益的保护，确保有法可依。
5、提高对资本的投入，优化要素结构。（1）建立要素稟赋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要素稟赋结构。在要素稟赋结构中，增加资本的相对丰裕度。保持公开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各种因素的相对稀缺性反映在市场价格中。（2）加速新兴产业在各行业的渗透和融合。按照工业革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新技术成熟后，关键问题变成渗透和融合。首先，深化新兴产业对制造业的渗透，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各个生产环节的转型，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智能生产线。其次，加快互联网对服务业的融合。智慧旅游、智慧金融等概念己不陌生，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促进了服务业更具有普惠性。因此，改革需紧紧握住互联网和大数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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