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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一
摘要：随着社会的转型，高知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高知女性“结构性过剩”的失婚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原因外，本文还从社会认知理论分析了高知女性对爱情、自我、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从认知倾向的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择偶梯度理论及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不利地位。
关键词：社会认识；认识交换；择偶补偿原则。
一、社会转型高知女性地位的提高与“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一）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
本文所谓的高知女性是指拥有较高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处于中、高级白领阶层的职业女性或仍处在为获得更高学历（硕士、博士）而继续接受教育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其中部分人可能错过了最佳婚恋时机，按照社会的一般看法，她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大龄女”。也就是，学历、知识、能力越高的女性，她们的结婚时间会越晚，择偶对象的范围会随着学历知识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变小，高质量的结婚机会会随之降低。此现象的发生，是中国30年来社会转型加速期间发生的，在社会转型期间某一方面会迅速发展而另一些方面会相对滞后，在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中，则表现为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应的传统女性文化观念相对滞后，也就是说，是高知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传统“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二）“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造成的“结构性剩余”
中国社会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形成了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婚姻模式。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高性别比的国家。近十几年来，性别比又大幅度上升，从而导致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了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引发了诸如色情泛滥、买卖婚姻、拐买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传统的择偶模式使得未婚男性强大的求偶压力难以传递到高知女性身上。男性在择偶时大都希望选择那些在学历、政治、经济地位上比自己低的女性，而高知女性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这就使得部分高知女性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虽然存在着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但男性失婚人口绝大部分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下层，在婚恋中与处于上层的高知女性之间无法沟通。毫无疑问，这种“结构性剩余”状况加大了高知女性在婚恋中获得成功的难度。
（三）在社会婚配模式下的择偶梯度观念。
所谓“择偶梯度”，是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以便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获得家庭的掌控权，而女性则更多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高于自己，也就是“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以便寻找依靠，排除内心的不安全感。这里所说的男高女低的差异包括很多方面，如年龄、外貌、相对年龄、社会地位、个人综合能力等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配模式是“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内”，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来看，男性在婚恋中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女性在人们眼中就要凭借自己的外貌、年龄、持家能力、品德等来换取男性在社会上的成就、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就是依附于男性，在婚恋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样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方式同样就是遵循了“择偶梯度”理论，这种中国的传统婚配模式至今仍主导着中国青年的择偶观。
二、高知女性的社会自我认识偏差。
（一）对爱情的认识偏差。
社会认知是指包括感知、判断、推理和评价在内的社会心理活动，其过程是社会知觉、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
认知偏差也就是在认知过程中出现的知觉、印象及判断与认知客体的不一致。社会认知过程中的社会知觉是关于他人和自我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和特征的整体性知觉，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社会印象并进一步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有依据的归因。社会印象则是人们通过与认知对象的接触和知觉，在头脑中形成并留在记忆里的认知对象的形象。
在社会知觉和社会印象的基础上，对认知客体的评价和推论就是社会判断。高知女性本身的高知因素可能会成为其理解爱情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高知女性往往对爱情持理想主义态度，这与世俗的婚姻观念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鸿沟。她们眼中的美好爱情要有双方志向上的统一、精神上的默契、价值观念的一致，还要有高品位、有内涵、有情调的生活。简言之，在她们看来，情感的交融和心理的相容才是真爱。这种爱情观必然导致她们对完美男性和完美婚姻的追求。她们虽知完美男性难以追求，但是由于这种完美情结的存在，她们会对爱情呈一种固执的追求状况，而不肯向世俗婚姻低头。这种完美主义导致她们选择婚姻时过于挑剔，并且会用各种理由来掩盖这种有偏差的爱情观念。
（二）对自我认识的偏差。
对自我的认知可以借助于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所说的“镜中我”来实现，具体说，“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认识是他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费孝通把这种自我认知过程叫做“我看人看我”。自我通过“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维持和不断完善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使认知主体清醒而又完整地看到自己、理解自己。人们认为高知女性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处于金字塔的最顶层，无论从知识还是能力来说，她们都不承认自己比男性弱，从心理上来说她们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她们认为自己的高智慧高能力能够与她们相配的也是男性高层精英分子。这也是社会择偶梯度理论在高知女性中的一个反映。处于金字塔顶尖的高知女性，追求更加完美的男性精英，而在男性的金字塔层次里没有与高知女性相对应的层次；另一方面，处于男性金字塔顶层的男性精英，在择偶梯度理论的社会大观下，往往会选择比自己弱一点的女性为结婚对象，他们更看重女性的是女性的年龄、外貌等先天因素，而非女性后天努力得到的智力、能力因素。于是在这种观念下，有俗话说“女大专生是赵敏，女本科生是黄蓉，女研究生是李莫愁，女博士是灭绝师太”。高知女性对自我的过高认识，无疑增加了她们在择偶中的困难。
（三）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
“男才女貌”的择偶标准观在中国人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女性看重的是男性的智力、才能，而男性看重的却是女性的年龄、外貌。所以现在在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的是“学的好不如嫁的好”，表面上看可以认为是社会上盛行的功利主义在作祟，但我们认真研究可以看见的是那些本科女性为什么能够“不学而嫁的好”呢？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她的年龄、外貌条件与高知女性相比会优一些。也就是年龄外貌条件能够补偿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智力、能力不足的因素，而反过来智力能力条件并不能补偿女性的年龄外貌不足的因素。而男性恰恰相反：年龄外貌因素不能补偿他们的才能不足，而才能能够补偿他们的年龄外貌不足。在这种择偶补偿原则下，男性择偶的首要标准当然会是年龄、外貌条件了，尤其是对处于金字塔顶尖的男性精英来说更是会在寻找“次而优”的非高知女性。这种择偶补偿标准使得女性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很多高知女性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自己的高素质条件，能够使自己在择偶过程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当然，我们得承认这是择偶观念滞后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奇怪现象”，并非高知女性本身的错。
三、婚姻市场中社会交换的男女认识。
在婚姻市场中，婚姻实质是双方的'一场交换。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认为互动者是根据一项关系所能够带来的报酬与代价之比率来评价其吸引力的，当报酬超过代价时，该项关系便被评价为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交换双方一旦发生初次的接触以后，二者之间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便主要依赖于个体所体验到的或期望体验到的报酬水平。
个体在互动中具有高度的行为选择性，他们追求能够产生最大满意的结果，一旦达不到目标，他们便会放弃眼前的关系而另作选择。这里我们从这一理论出发来考察高知女性的婚姻交换。
（一）高知女性婚姻交换的报酬与代价不对等。
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报酬与代价这一对概念比较重要，因为对两人互动中相互作用分析的行为结果是以这两个概念来表示的。报酬与代价是两人互动中独立或联合行为的结果，同时还是双方价值观和情感的反映，而并非仅仅是经济的或物质的收入或付出。这里强调的是，双方在婚姻交换过程中的双方价值观与情感的报酬与代价。
在高知女性的择偶过程中，她们已经潜在的付出了高代价，她们在学业事业上的投入成为她们婚姻交换过程中不得不重视的代价，这种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年龄与青春，因而是高昂的。因而她们价值观上期望的报酬也是较高的，所以潜在要求自己的择偶对象是高标准，这种高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要求男性对象的经济基础较好，而且要求他们的精神价值与情感能够与自己追求的高精神境界相匹应，这就造就了高知女性在婚姻代价与报酬中的不平衡。而相对应的，男性精英在报酬与代价之间就不存在这种不平衡，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当成婚姻的一种基础，所以他们在自己才智上的投资的代价可以从婚姻的报酬中得到，他们有空间选择自己的理想的女性。所以这种代价与报酬的不对等使得女性在婚姻交换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二）交换中的外源性因素———交换互补不成功。
外源性决定因素指并非直接来源于社会互动，而是来自互动以外的影响报酬与代价的因素，包括互动者的个体需要与能力，互动前已存在的态度或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互动的情境等。因此在交换中，双方的互补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外源性因素。当互动双方能够以各自的低代价相互提供报酬时，交换关系便容易形成。因此，互补便成为影响行为结果的重要因素，即在互补关系中，每一方能够为对方表现出某种对方本人不能表现的行为。这样，每一方能够提供给对方所需要而对方本人又难以实现的资源。在互动中，拥有某种资源的人便有机会对依赖于他们的人实施垄断，而依赖于他们的人又能够从有优势的人那里获得依赖性满足。关于这种互补原则，我们在分析高知女性择偶过程中可以看见择偶补偿的缺陷所造成的高知女性择偶的互补不成功。具体分析可以见上文的在对“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中对择偶补偿原则的分析。
因而，在市场转型中高知女性失婚现象具有必然性，这其中有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原因，也有高知女性高于现实的认识偏差，也有在婚姻交换中男女认识倾向的社会交换中的矛盾。充分研究这些认识倾向上的原因，有利于改变社会对高知女性的认识偏差。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二
豪华跑车、富家公子、浙大毕业生、飙车撞死人，诸多吸引眼球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引发了社会对杭州飙车案广泛而热烈的关注。
而当地交警部门最初的草率鉴定，最终让这种关注演变成了一场网络风暴。日前，受害者家属接受了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肇事者因交通肇事罪被批捕。
一起交通事故何以演变成一桩公共事件，社会各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显然，这件案子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能够如此轻易地撩动大众的敏感神经，其背后的因素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安全或是富二代的教育问题。
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飙车案激起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关注，暴露出了普通公众对自身安全的焦灼感。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焦灼感背后所体现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群体心理和情绪，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人所警示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杭州飙车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标本意义。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
虽然这部分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财富伦理、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但很明显，其中一些人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高。他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炫耀性消费常常让身背几十万住房贷款的工薪阶层目瞪口呆，再加上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是那么阳光透明，其先富之路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灰色地带，这使得一般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平感。
而这其中，豪车无疑是先富阶层的一个标签，每一次引发的事故几乎都成为一时的焦点。此次杭州飙车案，媒体对双方“开跑车的富家公子”和“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名校毕业生”不同身份有意无意的强调，无疑放大了人们这种阶层分野的意识和情绪。
本来，法律是无论贫富都要遵守的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但飙车案发生后，杭州警方并没有立即将肇事者逮捕，在最初事故认定时在措辞上的不确定，引起了公众对权钱交易的遐想和对司法机构公信力的怀疑。
这其中，肇事者的一个朋友打了四十分钟电话试图摆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一些有钱有势者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遇到麻烦时调动关系将其“摆平”，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并不是多么陌生的社会现象。
但每一次“摆平”，都在侵蚀司法这一最后权利屏障的公信力。其实，以上的种种，并不是一个胡斌所能够负担的了的。
凭心而论，公众和媒体对这起案件的反应多少有些过度，但这种过度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权利救济途径的缺乏，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都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和契机。
飙车案不过是一个放大器和导火索。而网民表达中所闪现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令人不安。
如果富人阶层和草根阶层除了相互鄙视和谩骂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么，这将为我们这个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说到底，我们需要将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冲突纳入法治的轨道。
不论是开宝马还是挤公交，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被侵害时，能够得到司法的有效庇护，应该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而这其中，公正司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三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都存在着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总规模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中西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的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及收入水平，大量自发的流入东部地区，生产要素在各地之间流动，改变了生产要素占有水平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地区性的劳动力流动在客观上加剧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但同时也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是造成地区之间的工资收入增长呈收敛趋势的主要原因。
二、利用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
1.优化产业结构。
劳动力归根结底是趋向于流动到收入较高、发展较快的部门或地区，所以，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核心，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劳动力流动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强调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劳动力、注重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加强对流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
大量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的水平低下，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为劳动力流动提供支持，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体系，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新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劳动者具有自主保护自我合法权益的`意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及其专业的职业技能水平，发挥社区在劳动力教育和培训中的作用，共同服务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社会保障制度是培育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条件，政府应加快失业、养老、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用工合法性，保障劳动力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和良好的供应体系，探索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管理和分配，建立形成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安抚和社会互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流动劳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保证劳动力平等地进入市场，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劳动力资源获得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四
论文摘要：道德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占有主导地位。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中国的道德教育带来较大冲击。对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准备不足、学校教育滞后、家庭教育单一、社会道德教育偏弱等是导致中国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呼吁全社会重视德育教育，努力营造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分析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而且参加讨论的人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人们把种种不道德或归于市场经济，或归于社会环境，或归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或归于学校教育不得力，或归于个人自我修养差，等等，众说纷纭，观点不一[1]。笔者认为，导致中国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人们对突如其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繁荣”的局面，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接受，而不是主动“拿来”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始终在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运动与建设相生，整顿与生产相伴。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解放了的人民更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忠诚，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大潮之中。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极其单纯，大家并不认为经济收入少、加班加点、商品供应匮乏不对，相反，在做好分内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分外工作，可以说，为了工作人们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近乎疯狂。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有一道铜墙铁壁似的防线，以传统的和时代的道德观自觉地抵制着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在中国人面前展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中国人耳目一新。面对突然的变化、豁然的局面、繁杂的环境、飞速发展的经济和反差极大的生活，人们来不及思考，对某些社会现象没有时间去做本质上的分析，而是以自己工作、学习、感觉上的需求，简单而武断地否定过去的体制和传统的道德观，并迅速地从一种单纯的思想进入另一种单纯的思想，而且带着这样的思想又一次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之中。这一时期的思想领域，旧的东西被丢掉，而新的东西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于一种迷茫的状况，加之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人们也就自然放松自我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一次，中国人民打了一场思想上的无准备之仗，结果也付出惨重的道德代价。
2学校德育教育滞后是导致“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1978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教育界吹来一股浓浓的芳香，10年中人们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如火山岩浆迸发而出，校园沸腾了，又安静了。教师学生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攻克高考这座堡垒。学校的中心工作也非常明确，就是教学，说透了，实际上就是应对高考，就是提高升学率。“升学率”“就业率”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对各级学校评估的标准，在这一标准的导向下，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更明确。因此，多年来，学校教育过于注重教育的功利性，而忽略教育的育人功能，更多地在关注学校的升学率和学生就业率，教学成绩成了学校唯一的追求，甚至主宰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当然学校教育也在始终如一地不断地完善着理论、追求着实效，在对学生进行着道德教育，但这些尽乎理想的理论，似乎触及不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有时也难以解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面对如此纷繁的社会大环境和繁重的教学、课业负担的重压，真可谓杯水车薪，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和无奈[2-3]。其实，在应试教育之下大谈德育教育，也只是空谈，因为学校无暇也无力更多地顾及德育教育，德育起着点缀或应付检查的作用。
3家庭德育教育的单一对孩子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社会德育包含的范围极广，如今，媒体导向、通讯手段、现身教育、现实生活状况等都对学生的道德观念、道德品德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体宣传是社会教育的一种极重要的手段，一个学生从他懂事的时候起，接受广播、电视、杂志、唱片的影响和教育要多于学校，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要比教师和家长的说服教育更具实力，更有说服作用。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歌星、影星、运动明星，每个学生心中都有自己的崇拜偶像，或者是某颗“星”的粉丝，但对其他知名人士却知之甚少。诚然，每一次的宣传活动都有很好的主题，但这些主题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被形式所掩盖，从而使得学生更多地关注宣传的形式，而忽略内容。如今在青少年中间出现的“崇拜危机”与媒体宣传不无关系。其实，在社会教育方面从未放松过，如1981年由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因救落入粪池的老农而英勇献身的事迹引发的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大讨论、“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倡导、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英模的演讲、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评选等，然而，学生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实生活中不变的事实，给学生带来的是“事实胜于雄辩”的影响和教育。其他如电脑、手机的影响、长辈和朋友的现身教育、金钱的诱惑等，这些“事实”现象使学生对道德教育失去足够的信任[4]。
5经济发展对德育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
经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与此同时，许多社会现象在学生思想中形成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也直接影响着学生道德观的形成。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展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社会表象上看，在学生的眼里，看到更多的是人们头脑中利益多了，理想少了；见利忘义的人多了，见义勇为的人少了；骗子多了，老实人少了；奸商多了，标兵少了；假的多了，真的少了；索取的多了，奉献的少了；贪官多了，公仆少了。而且，一些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面对如此缤纷的社会现象，那些理想的、理论的、书本的德育很难改变学生眼中的信息，这种大于任何一种教育作用的“事实”教育，对学生良好道德观念的形成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既不必做危言耸听式的假设，也无需做杞人忧天般的推理，但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一个没有良好道德修养和道德规范的民族，不可能有一个繁荣、强大、兴旺发达的美好前程。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道德荣辱的礼仪之邦。如果把中国每一时期的教育作一个比较，不难看出，无论是哪一个历史时期，德育教育都占着主导地位。其实，孩子就像一张没有被涂抹的白纸，开始需要社会、家庭、学校为他们打好底色，涂好和谐的色调，为其将来挥毫泼墨奠定基础。因此，希望全社会对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勇于面对现实，找出不足，承认错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因为这关乎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强盛。
参考文献。
[1]李萍。中国道德调查[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
[2]丁丁。陶行知教育思想12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3]苗相甫，杨浩文。道德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张世杰。道德与人生[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五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地从土地上游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发达地区流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流动形式。按照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有来自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关系和信息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户籍制度、文化障碍和农民工自身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城市地区之后也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的边缘化，无法实现身份认同，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趋势。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城市地区，导致在城乡及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劳动力从较不发达地区转移到较发达地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当地城市，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城乡二元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二元结构不仅仅只在经济层面体现出来，更应当体现在社会层面（庄士成、王莉，）。因而，不能仅从经济层面去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多层面关注，才是理解经济发展应有的态度。
二、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社会行动是韦伯社会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中，经济社会行为不同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经济行为。经济社会行为不单单是受到物质利益和理性驱动，行为的其他方面也是韦伯关注的重点。根据韦伯的说法，有四种主要的社会行动：传统的，感情的，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在经济行动中，没有使用暴力并且经济目的是主要导向。在经济取向的行动中，或者目标是经济的但使用了暴力，或者目标不是经济的但经济方面的因素被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学既研究经济行动也研究经济取向的行动，而经济学传统只研究了前者（胡雅梅、韩克庆，）。相比于市场分析和文化分析，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同时包容了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且承认历史的影响。
在刘易斯的二元论述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将出现从农业部门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为何要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对经济收入的预期和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经济差别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因素值得探讨。1、社会经济因素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早已有之，仅仅用经济学的推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移的`原因。在传统上，我国以家庭伦理为中心，注重家庭及家族的延续，家族财产是延续家族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在迁入城市地区之后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业收入低，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还需要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家庭更好的生活条件，许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了农民工的一员。2、社会关系因素人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网络关系的影响。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过程中也受到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首先，面对众多的城市，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城市往往是熟人介绍，因而在一个城市之中往往会形成同乡聚集的情形。如果个人能够通过他的关系网络得到帮助，那他将某地作为选择的意向动机就会更加强烈。其次，对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言，城市的陌生感使得他们需要同伴的结伴来减轻这种不熟悉和不安。3、信息因素社会关系是农民工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来源。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村劳动力带来大量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是政府和媒体无法提供的，并且也更加可靠。一个农村劳动力首先流向城市，有关打工的信息接着会传到农村的其余人那里，并促发他们进城打工的心理。而其他人会通过已外出者来增加经验并且获得帮助，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要向外流动的可能性。在信息的有效性方面，亲友、老乡所提供的信息也更为可靠。
四、农民工为何难以融入城市。
虽然我国目前已有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这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户籍制度障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的流动而制定了户籍制度，户籍规定了人的身份，也由此规定了与身份相关的权利和待遇，即使发生了人口的转移，户籍却未随之改变。由于受到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不能像当地居民那样平等地享有本地的各项权利与待遇。与此相对应地，农民工没有户籍身份的认同，便会疏远这个城市，从心理上产生排斥。2、文化障碍市民和农民工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了二者的文化分化。对城市居民来说，社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化的结果就是现代性和城市性的获得。这种匮乏恰恰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也是歧视产生的重要前提（卢国显，）。3、主观障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困境也有其主观原因。首先，农民工经济资本普遍短缺，经济收入较低，在物质生活上与城市居民相差较远，住房、生活质量都受到限制；其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大多是由老乡结成的小圈子，社会参与的障碍较大；再次，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城市之中的农民工普遍具有较低的文化水平，所从事的工作也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
五、总结。
经济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它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等。因此在分析农民工流动问题时，运用经济社会学的思想，要从经济、文化、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3]卢国显.农民工: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六
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农村劳动力外出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增长。中国农业资源严重不足，相对于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人们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较小，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因此，中国农民从农业经营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上。
（二）缓解贫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统计局年城乡住户调查资料表明，迁移与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三）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60%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一）增大就业压力，影响收入分配。
工资收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下岗失业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现有大约1.6～1.7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了谋生而向城市流动。而劳动力供给数量庞大，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又相对有限，使得我国城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同时随着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维持生计，城镇失业人员必然要与外来劳动力争夺有限的低端劳动岗位，从而造成这类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就业状况的变化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使得劳动力市场分化，工资差距加大。
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福利体制的存在，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社会保障状况差。一般来说，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着与城镇职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们占据了许多非熟练工种：建筑工人和维修工、餐馆服务员和办公楼的保洁员、家庭里的保姆等，并且平均来说，挣得低得多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化和巨大的工资差距，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而且使整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村流动人口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其受到现行政策与社会制度的歧视，难以获得同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源，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容易激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三、对策建议。
（一）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政府发挥职能，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两极分化。
将城市公共福利和安全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确保政府公共行为和政策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相一致。同时，利用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在有效调节高收入的同时为低收入者创造发展的机会和平台。比如充分发挥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允许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等进入税前扣除项目，对退休金的一定比例给予免税等。
（三）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导致城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失去工作，从而丧失了收入来源，陷入贫困，这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还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有必要建立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目标的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统筹层次。同时，在现有保障水平的前提下逐步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畴；逐步提高低收入人口的保障水平并实施综合保障管理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逐步按照国际惯例实施劳动标准。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七
近年来，一些典型的“高考移民”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对于“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不同学者做出了不同解释。但分析后发现，绝大部分文献把“高考移民”现象产生原因直接归结为目前高考录取制度，具体来讲是各省域存在的高考分数和录取率的差异。然而笔者看来，固然高考录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考移民”现象，但仅仅着眼于高考录取制度改革不免过于狭隘。因此，从社会学角度审视“高考移民”现象，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一、冲突——“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根源。
“高考移民”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特殊现象，它本来是指教育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部分考生利用各地高考分数及录取率的差别，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转学、户口迁移等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以此来增加高考录取或者到名牌大学就读机会的现象。但随着高考政策的更加严格，很多不和谐的“移民现象”也浮出水面，“高考移民”的界定扩展开来，比如民族造假，就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篡改民族身份来改变考生户籍信息，获得高考加分或降低分数线的目的。笔者认为，从“高考移民”运转过程与最终目的而言，“民族造假”同属于新形式的“高考移民”现象。因此，现在“高考移民”现象不应再单纯指户口迁移(地域转移)，而篡改户籍信息(信息造假)也应包括之内。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目前各省高考原有的平衡状态，破坏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格局，但对“高考移民”现象不应该也不可以简单地做出是非判断，而应理性对待。
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为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从表面上看，“高考移民”现象只反映了“分数线不公平”这个表面的事实。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是不同教育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换句话说是不同的群体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正如上文所述，“高考移民”现象就是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改变考生户籍和学籍以获得利益，此利益就是选择更优的入学机会，尽管有些是违反了国家招生政策，却反映的是以非正常手段表现的正当诉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总是要趋利避害。为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很自然的也会趋易避难。能够通过较小的代价上个较好的大学，是自然的一种选择”。不难看出的是，“高考移民”本质表现的正是这种“自然选择”所造成的“高考移民”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而一个现象持续发展的源头，正是价值冲突和利益资源相互争夺的过程。由此，“高考移民”问题更应以一个社会问题对待。
二、冲突的背后——“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高考移民”现象背后关键的力量是社会冲突的不断演化，当我们寻求对产生这些冲突的解释时，会含蓄地借助于马克思描绘的这样一幅图景：当社会中充斥着在稀缺资源分配上的冲突，充斥着有价值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就会使目标与利益在冲突中极端化。因此，在笔者看来，“高考移民”现象是一个集合了社会观念、利益及价值冲突于一身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观念冲突：理想与现实。
高考制度的初衷是要为全国各地区考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总体看来，高考也确实成为我国现阶段一项公平选拔人才的制度，成为一项对一个学生十二年学习所做的最权威的评价。但教育具有促使社会分层的功能，这项功能不断引导着家长给予高考更多的关注与投入。因此，相对于中国考生及家长而言，高考有着连锁性的社会回报：优质高等教育——重点大学文凭——较好的就业机会，并且这种连锁反应已经在社会化过程中反复得到强化。
其强化结果是促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在围着高考这根指挥棒转，使我们的教育活动误入围绕高考进行的怪圈。而对于公平而言，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实现教育实质公平即宪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不现实的，国家只能提供一些补偿性的教育政策，例如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弱势地区降低分数线等，通过相对公平向实质公平转化，最终实现宪法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但照顾弱势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群体是有时效性与地域性的，正如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的，“社会结构的个体差异使得个体达成目标的合法性机会存在着一定的分化，同时社会并没有在结构上为每个人提供合法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这样就会使人产生挫折和紧张，在没有合法的手段时就会用非社会赞同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非社会赞同的手段”就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激化。于是，在理想的公平与现实的利益驱使下，越来越多的考生们在家长和亲友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加入了“高考移民”的行列。
(二)利益冲突：受益者与受害者。
“高考移民”总是趋利的，利益的落差越大，行动的势能越大。由于地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各地教育资源与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高考不但实行地域指标制度即分省区定额录取的模式，而且录取分数线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马克思认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固有利益冲突。当社会群体意识到他们在资源再分配中的利益并寻求减少不平等性时，他们将对系统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然，“高考移民”群体质疑的不是合法性，而是对公平性的质问。他们认为就读名牌大学的机会不是某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而是付出努力去争取的，但相同的付出获得不同的回报，这就是难以接受的。从“移民地”角度看，“高考移民”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地考生的“利益”，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反过来讲，当地考生所谓的利益，其实就是“我们的指标会被‘移民’占去”。
那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种衍生出利益感的地域“指标”分配是否公平?不难看出，高考制度衍生出了两方面的利益纷争。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认为录取线差异造成了教育不公平，他们的权益因户口所在地较高的录取线而受到损害;另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移入地区，大多是经济较为落后、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地区，当地考生认为，他们教育资源匮乏而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就理应在高考录取时享受“照顾”，而“高考移民”群体的涌入损害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益。这样来讲，就不能认定谁是纯粹的受益者，谁是纯粹的受害者了。
(三)价值冲突：权力与责任。
公民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受到了限制，户籍制度本质上是公民拥有的一种市民权利，是一种基于身份的权利，但是现在的户籍与一个人的入学、求职、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根源来看，这就为户籍附着了高考的利益，地方考生正是通过“购买”这一权利，取得了附着于其上的本地考生才能享受的招生指标权利。所以，“高考移民”群体不管法律是否允许，就产生了权利的交易行为。因此，户籍制度可以说是导致“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间接原因。从这一角度看，“高考移民”现象应该被视为违法行为，它违反了政府的户籍管理制度，破坏了国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
但是，也应看到现实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有相当一部分“高考移民”是按照合法渠道办理迁户手续，而且也得到了一些政府人员的认可;另外，因为出于接收外地较好生源可以提升当地学校的升学率与知名度、收取借读费、出售房产等考虑，一些外地“移民考生”的请求也得到了接收地学校和有关部门的默许，这样显然的政策漏洞和学校的意愿所产生的责任不应该由“高考移民”来承担。由此可见，“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凸现了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冲突。对“高考移民”现象背后进行深层次的追问，则在于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力与公民正确选择教育的责任两者之间的矛盾。但教育权是最大的公平权，在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上，政府责无旁贷。
三、化解冲突——防治“高考移民”现象的对策。
对冲突的分析过后，已经清晰可见“高考移民”问题不仅是教育界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只有化解“自然选择”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才可有效防治。
(一)转变观念：淡化高考。
在观念上很多考生与家长陷入“高考定终身”、“高考指挥棒”的怪圈，要真正化解观念上的冲突，必须要从淡化高考入手。现在我国高考改革已是必然趋势，但如何改革，能否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都是高考改革所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建立一种以国家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和选拔录取相结合的招考制度，比如在高考前后增加申请及面试环节，大学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爱好特长等申请材料，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再分专业进行面试，既保证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同时也保障学校录取学生的质量。
但无论如何改革，总的方向是不变的，那就是招生制度公平且透明化，评价和测量方法值得信赖且有效。同时，要强化终身教育思想，使得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在现代社会，知识更新期明显缩短，产业结构调整频繁，转岗、再就业的机率增大，接受再教育已成为必然，虽然各层各类教育逐渐分化清晰，但教育的作用却统一在终身教育思想中。传统教育的终点成为终身教育的起点，高考也不再是教育的唯一起点。因此，过去那种单一的“高考定终生”的人才选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经济的需求，它必将被日益多元化的选拔方式所取代。而且育人、育才也不仅是在普通高校里进行，在高职院校、中职院校中同样可以。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远程教育、电大、夜大等，来达到获取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目的。所以，在强化终身教育观的同时，也要使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使考生与家长认识到成才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二)均衡利益：教育公平。
只有使每个受教育者拥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获取相等公共教育资源份额的权利，才能体现科学公正的教育资源分配。一方面省域招生要统一标准，达到形式上的公平;另一方面基于“起点平等”才能“公平竞争”的考虑，继续实行补偿原则，缩小教育资源差距。只有在保证受教育者可以享受到基本教育权利的情况下，人才选拔才能体现公平。
其次，继续扩招也会对缓解“高考移民”现象做出贡献。当学历不再成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只是通过高考体现，高考这根指挥棒也就不灵的时候，“高考移民”也就失去了意义。
再次，在高校扩招的同时，大学要实行宽进严出，这样就会使大学生普遍质量差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也会相对地给予其他省区那些勤奋好学的贫困学生以入学机会。最后要大力提倡高校自主招生，笔者也同意在自主招生上加大力度，但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在招生方式上多元化，过程上透明化，尤其是要统一起点，也就是起点平等下自主招生，否则自主招生也容易成为新的教育腐败的滋生地。
同时，政府也应提高高校录取自主权，实行“按比例投档”和“高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办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选拔真正优秀的学生进入高校深造，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
(三)明确价值：有法可依。
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高考移民”现象中篡改户口信息、迁移户口等从某一侧面也反映出了弱势省区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有关法律的漏洞，为“高考移民”群体提供了“合法”的权利交易。因此，治理“高考移民”首先必须构建一套完善的高考法规条例。中央可以在《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的基础上制定有关高考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条例作为高考基本法;由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人大或政府还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有关高考的具体法规。招生考试的管理部门要担负起考试法规的宣传、执行、监督工作，以法治考。
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为高考而设立的法规，对高考违规现象的处罚主要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各种临时性行政文件，这种以政策代替法律的传统造成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限缺乏法律界定与依据，致使高考的公正与权威不能得到具体法律的保障。其次，各省域政府也应对“高考移民”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并努力形成省、市、区三级审查机制，其重点对象是外来移民高考子女，对其户籍严格审查。同时，由地方制定符合本区域“高考移民”具体可行的防治法规，从根源上缓解“高考移民”现象的存在。
四、结束语。
总之，任何社会群体都应该清晰地认识到“高考移民”现象存在的社会性，正确认识到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激化是导致“高考移民”现象蔓延的原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及防治“高考移民”现象的产生。这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八
摘要：公平是相对于不公平存在的。对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情况，不能指望强势群体主动来改变，而这正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在市场有限介入教育领域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调节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教育政策的角色和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关键词：教育公平；社会排斥；公平教育资源。
1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的逻辑关系。
1.1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和目标指向。
我国的教育政策一定要使大多数受教育者受益。在义务教育阶段，要维持它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维护教育机会的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要实现有限的教育公平，将市场机制有限的引入进来，自主确定收费标准，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质量，提高教育的效率。同时辅以弱势补偿制度来保证教育公平。
1.2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判断原则。
1.2.1确保社会成员公平地获得基本的教育资源。
在当今知识社会里，不论出身、地位和财富，必须要接受基本的教育，才能保证一个人真正的融入社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因此，能否保证每名社会成语享有基本的教育资源是判断教育政策是否公平的标准。
1.2.2要保持基本教育和非基本教育的合理差距。
教育公平必须以差别为前提，教育公平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消除差别，但不能全盘抹杀差别。因为现实中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相对于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基本教育，却不能无差别的接受非基本教育。在非基本教育当中，应当适当的收取学费。
1.2.3教育资源的补偿原则。
在上述不均等的分配了非基本教育资源后，我们还要根据教育公平的原则，给非基本教育资源中，获利较少的社会成员适当的补偿，因为无论如何，非基本教育资源也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适当通过优惠或减免的手段，给弱势群体适当的补偿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对那些天赋聪慧、出身幸运、辛勤努力的人是不公正的。更好的方法是对他们的上一代，通过征收遗产税或是个人所得税的手段来转移非基本教育资源。
1.3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逻辑。
第一，要建立教育资源的调节机制。逐步缩小城乡教育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教育差距，进而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就、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
第二，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来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教育政策要显现教育公平的目标，就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
第三，教育政策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要形成一种机制，在公平和效率的目标权衡中，始终把公平放到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上，教育公平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反思现阶段教育领域中的效率主义倾向，需要相关的教育政策来调节和保障。
2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的问题。
2.1制度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的教育不公平。
制度排斥是结构性排斥的主要表现，是因为政策的制定或失误造成的，无论什么原因，这种排斥受到了政策、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在中国，弱势群体受到制度排斥的显现十分突出。最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了。与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密切相关的就是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两个具体制度了，即教育财政投入制度和升学制度。
2.2经济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经济排斥主要指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正是由于经济排斥，造成了进城的农民工经济状况不好，影响到了流动儿童的教育，造成了流动儿童的“上不起学”的状况。经济排斥究其原因还是来源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城市人因为有城市户口，可以找到待遇好、医疗好、有各种保险和保障的国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而进城农民工由于是农村户口，只能成为临时工、合同工等，小部分人成为雇主，大部分人的收入比较低，应得的社会保障无从谈起或比较差。严重影响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他们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或者虽然能到公办学校，却要负担高额的学杂费和借读费等。更有甚者，部分流动儿童过早辍学。
2.3文化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文化排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偏离了社会认可的主流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lifeorientation)和价值观而受到的排斥。第二个是少部分人由于坚持自身的文化权利而被主流社会所隔离。中国的文化排斥也和户籍制度相关，是因为偏见造成的，需要沟通和了解。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进城的农民工和孩子受到的文化排斥。其次，是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最后，是教师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
3问题和建议。
3.1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儿童期是人的社会化的出发点，同龄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媒介，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流入地儿童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两者之间不能组成同龄群体，因此，流动儿童就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不懂得遵守规则和团结互助，可能对城市世界产生恐慌，导致叛逆等行为方式的出现。
根据u曲线假设，迁移者对迁移地的适应时间呈现u曲线形状。在第一阶段，迁移者对迁移地表现出新奇和兴奋。在第二阶段，开始表现出对未知的地区和人的陌生和压力。第三阶段，如果很好地和迁移地区融合，就进入了第三阶段。但是由于我国的呈现二元结构，迁移地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延缓了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
3.2建议。
消除制度性障碍。必须铲除户籍制度对流动儿童的不利影响。在我国，正是户籍制度形成了一道屏障，限制了流动儿童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力。改变人们的观念，城乡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特权阶层，消除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因为流动儿童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还要建立专门组织和机构，来维护流动儿童的权益。
4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公平问题。
新贫困家庭的界定是依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标准，城市的贫困人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人员。第二类是：失业后，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第三类是：在职人员领取工资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后两类就是城市新贫家庭。前一类是传统的城市贫困家庭。我们的研究聚焦在后两类家庭中子女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还有经济状况对这些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
良好的教育对贫困家庭的子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将帮助他们认识客观环境和自身，将为他们的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如果没有受到教育或者足够好的教育，将有可能导致贫困，而贫困家庭会逐渐被社会边缘化，反过来又成为子女受教育的障碍。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分为内外两个循环，内循环表示，因为贫困使子女教育受到影响，以及因为贫困受到社会排斥，成为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的障碍。外循环表示，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子女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同样受到社会排斥，处于贫困状态不能自拔。
4.1入学机会的排斥。
入学机会的排斥直接影响到被排斥着接受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谓入学机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二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在教育资源有限而教育成本不断升高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选择了念职业高中或者直接选择就业。
4.2学习条件的排斥。
兴趣。
4.2.1学校的学习条件。
非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孩子就读的学校的质量普遍低于其他的家庭。
4.2.2家庭的学习条件。
和其他孩子相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明显缺乏教学辅导书和课外书籍，不利于孩子们的学习。对青春期孩子们来说，学习条件差，不仅仅是物质上缺乏的问题，在主观上会造成孩子们的自卑心理。
参考文献：
[1]杨东平。试论促进教育公平的教育公共政策[j].人民教育，2005，7.
[2]叶忠。试论教育制度公平[j].教育与经济，2003(2).
[3]朱金花。教育公平：政策的视角[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4]谢维和。拓展和谐社会建设中教育发展的空间[n].中国教育报，2005-5-17(3).
[5]冯帮。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基于社会排斥的分析视角[j].江西教育科学，2007(9)：97.
[6]任云霞，张柏梅。社会排斥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研究[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5：16.
[7]陈瑾。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与社会排斥[j].山东社会科学，2006(9)：136.
[8]姚本先，刘世清。社会转型弱势群体子女教育机会均等探讨[j].中国科技论坛，2003，7.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九
摘要：当前，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办社会问题，贷款利率上升，利润空间下降，电力企业经营难度加大，企业收益率下降的状况令人忧心。电力在现代社会，作为高度集成的一种技术性的基础能源，是公共产品之一，因此电力市场在弹性需求方面，不同于其他很多产品。随着电力价格的变化，电力需求量也会随之有比较大的变动，但是不管电力价格有多么大的变动，供电水平却绝对不会受电力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居民对电力的需求量大致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关键词：电力；经济；运行。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十
当今四大傻人：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成无效的，看着手机傻笑的。
现今四大土：手机戴套，传呼戴铐，男人穿背心，女人戴胸罩。
四大惹不起：喝酒不吃菜，光膀扎领带，乳房露在外，骑自行车80迈。
新人生四大喜事：聊天遇知己，逛街遇网友，手机单收费，情人你高兴。
人生四大悲：久旱逢甘雨，一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提名时，重名。
四大腻歪：请客没人到，bb机没人叫，媳妇不让闹，要闹还得戴上套。
四大虚：老板的肾，某官的稿，小姐的眼泪，统计局的表。
四大闲：大款的老婆，领导的钱，下岗职工，调研员。
四知：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楼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包厢才知道老婆老。
四讲：上午讲正气，中午讲义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
四大“不能说”：牛市被套，小蜜被泡，赃款被盗，伟哥失效。
四大祸根：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下山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男人四货：二十岁的男人是期货，三十岁的男人是抢手货，四十岁的男人是现货，五十岁的男人是跳楼货。
男人四怕：怕小姐有病，怕情人怀孕，怕群众写信，怕老婆自尽。
男人四花：一等男人家外有花，二等男人家外找花，三等男人四处乱抓，四等男人下班回家。
男人四“睡”：乞丐睡觉是地睡，和老婆睡觉是纳税，和情人睡觉是偷税，和小姨子睡觉是增值睡。
讽刺现实社会顺口溜。
【一】。
不伦不类像傻瓜，
日本看了笑哈哈。
还说俺是侵略者，
穿上军服你是啥?
【二】。
车内人员真不少，
既有老来又有小。
不是俺不学雷锋，
窗外风景独自好。
【三】。
人人都有老来日，
步履蹒跚行路迟。
还望儿女孝心至，
切记父母养育时。
【四】。
手拿勺子腰别刀，
又红又辣生意好。
大干快上真革命，
这家饭店有奇招。
【五】。
少男少女真大方，
表演接吻大街上。
父母老师若看到，
看你脸面往哪放?
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十一
做生意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怂恿别人放松警惕，而自己保持高度警惕的过程。
男人越没本事，越会指责女人现实;女人越没自信，对男人要求越多。
在时间的轨道上，人们想象有一条线，超脱了这条线，当前的痛苦便不复存在。
人有人的难，也有心的苦，别浪费自己的感情，别耽误别人的生命。
面对现实，逆境也会变为顺境，总有转机的机会。逃避现实，虽暂时偷安，但没有翻身之余地。
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晨醒来这个世界依然车水马龙。
人生于世，委屈在所难免，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
心，应该是一颗树，在缄默中伫立，既能接受阳光，也能包容风雨。
当三个人一起玩时，总有两人感情比较好，而另一个人就被忽略。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
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你的选择是不是和你的内心同在，并且不会让你与它之间撕裂拉扯甚至崩溃。
只有清楚知道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并勇敢拥抱自己的人生，那才是真正的美。
会花钱的女人就是好女人，节俭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让男人安于现状。
白璧易埋千古恨，黄金难买一身闲。人生究竟归何处，看破放下随万缘。
当你有了忍，有了自信，该接近你的人也许走了，想走近你的人也许会扰乱内心。
天下壮丽山河我与你共享，天下轰烈快事我与你共尝，只有苦难请让我一人独挡。
攀登山顶的脚力，生于“欲穷千里目”的壮心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志。
你别去打扰他，别一有什么都想和他分享，别满腔热血说完只剩下尴尬。
人活在世上，似乎总要一场大病后，才懂得知足，大难过后的从容和通透都是赏赐。
当你心中有期待，那便是失望的开始，所以放下期待，无声欢喜。
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使你烦恼，愿望得到满足时又使你感到另一种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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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分析社会现象的论文（模板12篇）篇十二
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特征之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先进国家来看，7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首先成为人口零增长国家，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从1994年开始也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也成为了世界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我国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的征兆。
一、中日社会老龄化现状。
步行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老年人的身影。日本已成为了老龄化现象非常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超过20%，也就是说，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5月29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平成版老龄化社会白皮书》，至10月为止，日本的总人口达到了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大约174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3.6%，而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为28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1%。老龄化比率比去年增长了1%，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白皮书中也同时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日本后期高龄者将会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比率甚至可能上升到40.5%。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非常高，除1960和1961年外，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因为长期持续的高出生率，儿童人口的比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减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年龄人口类型是年轻型。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1975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人口出生率剧减到23.01%以下。儿童的比重明显下降，成年人口的比重则大幅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9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也快速发展，导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上升，平均寿命达到了70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34%。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向老年型转变，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抚养比率。从我国情况来看，199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到20，抚养的老年人口变为15.6人，预计到2025年，会变为29.46人，2050年，甚至会达到48.49人。而同样的在日本，到2025年，每2.4个劳动人口将要抚养一位老年人。而且，看护老人也将成为一个问题，例如，谁来抚养老人。从日本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8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孩子接近60岁，孙子接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同时老去，该由谁来看护老人呢。也就是说，看护者自己也将面临老年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老年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劳动人口就会减少，养老负担也会日益加重，如此下去一定会引起生产资金的减少，因此，极可能会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老年人还在工作的话，年轻人的就职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会变的越来越严重。
第三，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也会增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化，各方面的费用也会上升，给各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今后如何养老，如何解决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
第四，人口老龄化会逐渐改变现有的产业构造。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儿童的不断下降，年龄构造上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需求构造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老年人口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就必须提供老年用品。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接受新商品、新服务的能力较低，就会给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开拓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晓其原因。通常与老龄化一起出现的词语还有少子化。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老龄化才变的越来越明显。不难理解死亡率的下滑是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少子化是为什么呢。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都深受其影响。男女平等的观念、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等都给予女性认识理解社会的机会。但是，世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为了获得跟男性同样的成绩，就要必须付出几倍的努力，如果生孩子、休产假的话，就很可能与外界隔离，还有可能连原来的工作位置也不在了。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开始增多，另外孩子的抚养费用越来越高。因此，首先要完善改革社会部保障体系。调和各方面矛盾，为了不给现在的年轻人增加多余的负担，也为了现在的老年人和将来的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更应当加快改革。
其次，必须从政策方面来考虑。在了解其原因和影响之深远的基础之上，找到有用的方法。这正是身为政府应该做的事，应该将民众意识往积极正确的方向引导。同时，在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上呼吁正视老龄化问题，听取民众意见，唤起民众的积极性。增加国库投入，延迟老年人退休，导入继续雇佣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日渐浮出水面，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中日两国虽然在人口、政策、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是各国应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政府与民众、企业一起协力合作来谋求其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