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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一
体育锻炼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身健体，娱乐身心的手段。目前虽然政府和社区对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对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宣传及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社区居民文化素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一)现状分析。
目前，社区体育文化虽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被列入到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上，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文化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要求，政府对部分居民小区体育文化建设也进行了投入。但是，大部分社区体育文化建设还面临着“五个不到位”。
1.对社区体育文化认识和宣传不到位。
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在其运作的过程中，由于认识和宣传上的不足，制约了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已有的成果也难以巩固，这必然影响社区体育文化网络向成熟健康方向发展。虽然社区体育已经被纳入了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纳入时间相对较短，加之各级政府领导、社区干部甚至居民对此事的认识和宣传还不到位。因而，在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中往往不重视甚至忽略了社区体育的发展。甚至部分人认为社区体育只是为体育而体育，无非是组织居民跳跳蹦蹦，与社区文化建设无关。因此,社区体育的发展必须首先建立在人们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只有思想认识提高了，行动和措施才会到位。
2.社区体育设施薄弱，经费保障不到位。
在城市建设中，规划部门虽然把社区公益性场所用地列入规划中，但是由于经费落实不到位，公益性活动设施难以落实，规划也往往是纸上谈兵。经费保障是社区居民委员会正常运转和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没有经费就难以组织居民开展活动，也难以协助基层政府从事管理服务工作。目前，社区基础设施薄弱，经费保障不到位，社区体育建设难以开展，这直接影响居民的正常体育锻炼活动。
3.社区体育文化组织管理不到位。
目前，社区体育管理人员极为缺乏，街道与社区两级均没有体育专业的专职工作人员。社区体育工作没人抓，没人管、更没人去监督和考核，只能简单搞点文体活动。其次，社区体育工作缺乏规范和完善的制度。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由群众组织承担,活动组织形式也比较简单,没有形成网络化的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系。
4.社区体育设施发展不平衡，落实不到位。
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区和一些新开发的小区体育设施较为齐全，体育活动开展得较好，活动质量较高，能充分发挥它的体育功能。而部分老居民小区体育设施则比较落后，配套性差，居民只能借助马路边的广场、开放公园空地和学校运动场进行锻炼。据有关资料显示:社区环境好、居民收入普遍高的社区,相对体育场地及设施就比较健全,但这种情况仅占保定市社区的9.8%。由此看出保定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明显不高,发展也极不平衡。尽管保定市有单项体育运动协会28家,体育俱乐部23家,体育指导站30个,但是70%以上的体育馆或俱乐部只为本系统服务,不对社区居民开放。因此，大多数社区居民很难满足锻炼场地的需求。
5.社区体育指导员队伍薄弱,人员配置不到位。
目前保定市社区体育的指导员和志愿者结构、整体素质与社区体育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志愿者人员主要是由街道办和居委会的人员兼职,大多没有接受过体育指导员的专门培训,更没有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不能很好地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体育项目和进行体育活动指导。大多数社区的健身活动志愿者人数不足且年龄偏高,文化水平较低,缺乏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二）对居民文化素质的现状分析。
社区居民人员情况比较复杂，有外来打工人员、学生、家庭妇女、离退休人员、下岗及无业游民等，居民的文化水平层次不齐，受教育程度也不同，只有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才能促进文明城市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1.社区居民缺乏思想道德素质。
由于社区居民的人员的资历、职业来源等均比较复杂，文化层次不一，从整体情况看文明素质较差，缺乏整体观念。有些居民道德素质不高，自我约束意识缺乏，自律观念薄弱，不注意邻里团结，不懂得爱护公物等。更严重的是有些居民语言粗俗，举止不雅，不读书看报，不关心国家大事，不注重政治学习，放松自己的行为，影响社区对外的整体形象。
2.社区居民缺乏科学文化素质。
部分社区居民思想保守、观念陈旧，不接受新鲜事物。对于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体育知识知道得很少，有些居民在空闲时间沉迷于打麻将、、上网玩儿游戏，不愿参与社区活动。有些年轻居民下岗失业，不是积极想办法自救自立，而是坐等政府救济。这样不仅降低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也给社会和政府增加了压力和负担。
3.社区居民身体素质有待提高。
身体健康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整体健康水平却下降了。因为一些居民不讲合理膳食、不戒烟、不限酒、高盐、高糖，大鱼、大肉，而且多吃少动，缺乏室外锻炼，也不知道如何加强锻炼，这导致一些居民患上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疾病，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二、加强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对策。
加强社区体育文化建设，首先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多方筹措资金，要从人员、政策、制度上给予支持和帮助，这样才能搞好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健全制度。
对社区体育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认识问题。各级政府领导、社区干部甚至居民都要认识到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作为政府部门和管理者更要提高认识和责任感，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同时，要强化领导，使社区体育工作走上规范化、科学化和合理化的轨道。搞好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居民的身体素质,有利于提高社区人员的团结意识,有利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加强社区居民对体育文化建设的全面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吸引更多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提高社区居民的道德素质和健康水平。
（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多方筹集资金。
首先，要多方筹措社区体育建设经费，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因为社区体育事业大多带有公益性质，较难得到回报，所以应采取多方筹集方式进行。虽然政府已将社区建设纳入财政预算,但是对社区的体育建设资金投入依然较少，对于整个社区的体育文化建设和居民体育活动远远不够。为此，当前可采取驻社区的单位援助一点，慈善机构募捐一点，群众集资一点，企业单位赞助一点的办法,缓解社区体育建设的资金紧缺问题。
（三）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居民文化素质。
加强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是提高居民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社区要结合居民不同年龄、文化层次及兴趣爱好的现状和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对他们进行培训，让社区居民思想观念不断更新，文化知识和素质不断增强，参与活动和锻炼身体的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要经常组织体育专业人员对居民进行培训、指导和讲解，让他们了解体育的内容、发展和作用，进一步掌握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加强和改进居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和道德觉悟，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的邻里团结。要真正搞好社区体育文化建设，还必须做到有政府领导重视，有经费保障和政策的支持，有科学的管理和完善的制度，使活动计划有人管、体育知识有人教、邻里困难有人帮，只有这样才能使居民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满意，也有利于加强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四）借助学校师资指导社区体育活动。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导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一支新型体育工作队伍，其主要职能是组织、指导群众科学开展健身运动。鉴于目前社区缺乏体育指导员的现状，借助学校体育师资参与社区体育指导工作很有必要。因为学校体育教师都是经过体育专业的学习后才进入工作岗位。他们已经具备了体育知识与技能，能熟练地运用科学方法来指导体育锻炼。此外，鼓励学校体育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去社区兼职，充分发挥学校体育教师的指导和管理能力，开展文体活动及体育知识讲座，加强对社区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体育文化知识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居民自愿参加体育锻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区体育专门人才紧缺的问题。
（五）借助学校资源促进社区体育发展。
体育场地设施是社区居民开展体育活动必需的物质条件，是体育活动经常开展的重要保证。社区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共同参与,在目前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不足的情况下，可借助学校的某些资源为社区服务。比如那些损耗比较小的场地和器材,可以利用闲置的时间向居民开放。这样不仅使学校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社区体育设施不足的现状。另外，社区还可以与学校一起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体育表演或竞赛活动，这对社区来说，不仅会吸引社区不同成员的积极参与，还会增强居民对本社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进而更加自愿地参与社区体育文化活动。这也体现了学校对社区的帮助和贡献，符合校、区共建的精神。
综上所述，要加强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文化素质，首先，各级领导和广大居民要从思想上提高对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认识；其次，要加强领导、健全制度，充实专业管理人员，使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和活动的开展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和经常化。三是加大对社区体育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强社区体育的场地设施及其它硬件建设；四是可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灵活方法，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借助学校或社会资源，搞好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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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二
尽管环境保护的口号是现代人提出来的，但是环境问题古已有之。事实上，如何生存乃至如何更好地生存，是地球上所有民族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同的态度、意识或价值观念使得人们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在19世纪，西方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之后，在以人类的发展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的作用下，环境与资源的持续恶化与枯竭，迫使各国不得不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加以反思。我国在50的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中，由于对自然的认识有着深厚的伦理基础，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及朴素的环境保护思想和实践，不仅使传统的生态环境在整体上得以维持，而且也与当今凸显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我国传统的环境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环保法律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不变的追求。无论是帝王、先哲还是普通的社会民众，都从未将自身与自然根本对立起来。内涵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不仅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价值理想，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历代生态保护法律与实践的基本方向。
（一）“天人合一”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
“天人合一”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是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表现为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先民基于原始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直观、朴素的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的观念。这种朴素的自然观经先秦思想家的系统论证，成为了完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系。夏商统治者以天命神权观念控制人们的行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西周时期，人们认为天命不但是变化的，而且其变化在于人类行为的善恶，其归属也受人的行为性质的影响，并赋予了天命以伦理特性。周武王时期，便有了天命和民意相统一的认识：“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尽管这种“天民合一”论还不能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但它成为了后来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直接历史渊源。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在天人关系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首先将人道与天道统一起来，“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与万物是一个本体，如果能做到“仁民而爱物”，就可以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相处。《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进一步说明自然与人既是统一的，又是有区别的，人能够协助天地化育万物，并且应该做到“致中和”，从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传》将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在肯定人的价值的同时，认为“大人”应该“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才能达到天人和谐。苟子则认为天人有分相，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制天命而用之”。道家的生态思想基础源于老子对”道”的阐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进一步阐释“道”的本论思想，认为天地万物出于道，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要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要自适其适，无为不为，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这样才能达到“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和谐境地。《吕氏春秋》在总结先秦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在天人关系上提出“法天地”和“因性任物”的主张。如果说在其他方面诸子百家的观点可能不同，但在人与天的关系方面则是大同小异，所追求的共同目标都是天人之间的一种协调、和谐，其中心内容是追求“天人和谐”的理想状态。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思考，以现代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这种思考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类选择一种合适的发展模式是重要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源泉。其中，儒家的天人关系思想体系，经过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刘锡铭的“天人交相胜”，北宋张载的“民胞物与”命题，程朱理学的“理”本论思想等的深化，发展为完善的.“天人合一”论，成为了符合统治阶级伦理要求的主流思想。
（二）中国传统生态法律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的“时禁”思想。
由于中国传统礼法关系的特殊性，“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之生态伦理观，也是历代生态保护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基础。其中，由“天人合一”衍生发展出来的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违时禁的“月令”、“时令”思想和措施，作为古代人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经验总结，一直是传统社会政治管理、日常生产生活的基础。月令、时令的核心是顺天时而动，尊重自然规律，追求“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的天地人相统一的社会理想，其鲜明具体的“时禁”内容，体现了朴素的生态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思想。它们不仅成为传统社会生态保护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以不同形式贯穿在国家立法、皇帝诏令和众多的民间法之中，进而构成中国传统环境(本网网)法律的主脉。如，睡虎地秦简《秦律·田律》，规定了春天保护动植物的“时禁”内容：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提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纲罟，到七月才解除禁令。
唐宋时期，许多与生态资源保护相关的法令出自月令内容，各代帝王均将月令作为重要政令，以诏令的形式贯彻月令的“时禁”思想。如，《唐律疏议》中第430条，对于失火及非时烧田野罪的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唐六典》中关于水资源的“时禁”规定：“……隧仲春乃命通沟渎，立堤防，孟冬而毕，若秋夏霖潦泛溢冲坏者，则不待时而修葺，凡用水自下始。”要求仲春、孟冬时节对水资源要实施通衢、修堤防等措施。
封建社会后期，因人口增长、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明清政府虽迫于人口压力，多次推行“弛禁”政策，但在风调雨顺年间，也都不忘规定应按照月令“时禁”，“不违农时”，保护动植物生长，维护生活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如，《大清律例》卷三十九载：“凡不修河防及修而失时者，提调官吏各笞五十；……若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时者，笞三十。”雍正二年，清世宗下令：“仍严禁非时之斧斤”，即严禁在树木生长期砍伐之。
总之，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思想，“天人合一”的内涵在历史演变中虽然经历了不断论证和丰富的过程，但其主脉与中心未变。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既尊重人的利益、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自然的利益和价值，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共生与和谐发展。尤其是其“时禁”内容所包含的生态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的朴素思想，至今看来仍具有积极意义。
二、传统社会生态道德教化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从传统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和生态法律的实施关系上看，道德教化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现代社会而言，传统生态道德教化为我们构建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律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一）传统生态伦理道德教化培养了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
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和开明君主，不仅大力倡导“天人和德”、“民胞物与”、“节用爱物”等思想，宣扬“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伦理道德原则，而且还将这些生态伦理道德思想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如古代流传的诸如“网开三面”、“面革断罟”等劝导人们保护自然的传说和“三驱礼”的狩猎传统，东汉以后在儒道两教影响下盛行的“不杀生”、“放生”等习俗，以及在有识之士中倡导的“饮食起居、黜奢崇俭”等行为规范等。这些传说和典故，强化了占主流地位的生态道德观，至少在统治阶级内部起到了示范作用。为了以道德教化开启民智，《淮南子》详尽地阐述了自然界万物相生相长的客观规律，充溢着朴素的唯物观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如教育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依照一定的农事节令进行生产活动，才能“喻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而侵于金石，禽兽硕大，毫毛润泽，羽翼奋也”。一方面规劝人们的生产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界及自身的规律，否则就会事与愿违，因为“各用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另一方面提出统治者必须爱护民力，切不可随意大兴土木，“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伐木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为保持资源可持续利用，《吕氏春秋·义尝》教导人们不要进行毁灭性开发使用：“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坟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种种事例说明，一些以宣扬礼义和道德教化为目的的传统经典文献，强化了统治者的生态意识，对当时及后世的生态保护法律和资源利用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生态道德习俗为民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基本依据。
如果说，上述事例还只是古代帝王和上层有识人士的生态道德观念和教化，尚不足以说明古代生态道德教化的全貌及整体作用，那么，盛行于各民族中间的不同民俗，则可充分说明生态道德教化在保护传统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方面的突出作用。由于农业生活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古代各民族对自然生存环境的依赖性都很强。在他们的观念中，基本上都有“敬天”、“崇天”的意识，以至对周围的动物、植物、山水、火等形成强烈的崇拜、敬畏之感，而这种观念则具体构成了各民族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生活地区，以采集渔猎、以畜牧或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完全或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和民族延续，因而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思想无不贯穿在他们的行为之中。即便是处于以森林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中，并以刀耕火种为生产方式的民族，他们在与森林的长期相处过程中，也会通过不断认识森林与生态系统、自然生态与农业生态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生态的伦理义务，把这种认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从而合理地调整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所以，作为民间道德规范重要表现形式的各类民间风俗，基本上都与山林保护、动物保护等有着直接关系。如，藏族各部落以佛教“十善法”为基础的民间习俗中规定：“要相信因果报应，杜绝杀生；严禁猎取禽兽，保护草场水源；禁止乱挖药材，乱伐树木。”西双版纳的傣族祖代流传下来的傣文抄本《布双郎》中，有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的训条，“不要砍菩提树”，“不要改动田埂”，“不要砍龙树”等。瑶族传统社会中调整村寨群众行为规范的各种“石牌”，其“料令”的条款基本上都有封山育林，禁止乱砍、乱猎、乱捕及保护水利设施等方面的内容，并有相应的奖罚条款。鄂伦春人对于狩猎有很多规矩，如不打正在交配中的野兽，以便动物繁衍后代，对于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的鸿雁、鸳鸯也不能捕猎。在秋季鹿交尾期，打公鹿群时会放走一只公鹿，以利于种群的繁衍。侗族的“款约”，通过各户户主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集体议定有关生产、生活及社会风俗、道德等有关事项，在此基础上形成规则，其内容多涉及封山育林、保护林木、保护水源和水利设施及禁渔禁猎等，并有相应的惩处条款。
历史证明，中国传统社会无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民间层面上，都将道德教化作为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无论是统治者宣扬的生态道德标准，还是各民族自身形成的民族生态道德规范，都为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平衡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虽然与传统农业社会在形式、程度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加强环境危机教育、提高人们的环境道德素质、培养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是环境保护的关键性举措，也是环境法律有效发挥作用、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律良性互动的保障。
三、传统生态保护二元互动模式的现代价值。
我国传统社会有关生态资源保护的法律形式不仅有国家法律、帝王诏令、地方禁令，还有各种各样存在于族规族训、乡规民约中的民间生态规约，因而表现为多样化的结构和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互动的模式。
（一）国家生态法与民间生态保护规约的基本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环境保护”一词，也缺乏专门的生态保护法律。其生态资源保护内容，在国家法层面上，一般涵盖于各代律典和帝王诏令之中。如最早的“禹之禁”是关于夏季休渔、春季禁伐的规定；《秦律》之“田律”、西汉《二年律令》之“田律”，规定对生物的保护以及对禁苑的规定；《唐律疏议》以及《唐六典》对水资源的保护规定等。各代君主发布大量诏令，涉及保护鸟兽鱼虫，禁（限）猎、禁屠、放生、林木保护和植树、水资源保护、维护城市卫生等方面。如，《汉书·宣帝纪》记载元康三年六月宣帝下诏日：“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敦煌悬泉发现的西汉末年汉平帝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一部较为完备的环境保护法规。诏书主体部分是月令50条，其中关于生态保护的就有16条，内容相当全面，主要是四季的不同禁忌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唐代及后世史料记载了众多生态保护诏令，唐玄宗多次发布春季禁止弋猎采捕的诏令，如天宝元年（742年）正月的《改元天宝赦》诏日：“禁伤靡卵．以遂生成，自今已援每年春，天下宜禁弋猎采捕。”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诏“禁春夏捕鱼射鸟”。元世祖至元年间三次严禁捕猎怀孕的野兽，并禁春三月、秋七月捕猎。清雍正二年，世宗下令“仍严禁非时之斧斤”，即严禁在树木生长期砍伐树木。诸如此类的诏令，与各代律典中的生态保护条款，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最基本的法律形式。
另外，也大量存在地方性生态环境禁令及民间的环境规约。如西藏藏族封山禁令规定：“禁止狩猎，如发现随便狩猎者，没收猎物、枪支，然后鞭打，或罚款。”大理白族洱源石岩头村村民立的“乡规碑”，把护林条款列为乡规首条：“保护松林：首列此条，以林为村之风。”蒙古族习惯还规定，“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白昼入水，或者在河中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充分反映了蒙古牧民对水的珍惜和爱护。西双版纳的傣族为规范水资源管理，保护水资源，早在公元1778年的《议事庭长修水利令》即明文规定：“大家应该一起疏通渠道，使水能顺畅地流进大家的田里，使水能顺畅无阻。”对于无故不参加修筑沟渠者，要处以各种处罚，即使是贵族的子女也不例外。
（二）传统生态法律的互动作用。
对于乡土社会而言，家庭、家族、村落、社会、国家可谓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家法族规对应于家庭、家族，乡规民约对应于村落小社会，国法对应于国家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作用始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国家法宏观调控民间法，引导民间法符合“礼”的要求；而民间法则在国家法作用和影响不及之处，对社会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传统生态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中，国家的法律和民间的生态规约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和补充的状态下发挥着良性互动作用。
民间生态保护规约是通过宗教祭祀、岁时节庆、人生礼俗等民间习俗活动而产生的，并经口口相传、耳濡目染而广泛流传，在不断重复的仪式和行为中沉淀下来，从而成为不成文的道德约束，并逐步积淀为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特征的信念、伦理和公德观念，进而整合和活化为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规和处罚手段，表现为对其社会成员的压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最终固定化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般规约。由于其内容符合传统伦常礼教，从而得到官方默许和认可而具有强制约束力。也(本网网)就是说，此类乡规民约既有民间的自治性，同时也为官方所关注以至操控。近年来，在我国各地自然保护区陆续发现了各个时期的“禁伐碑刻”，其中一些是由地方官府根据民间传统习俗刻立，这是具有强制性作用的碑刻。而大量标有“奉官（道、府、县）示禁（谕）”、“奉官给示”字样的，性质上则属于民间环境规约，由一定区域内的社会共同体刻立。它们虽表现为民间形式，但也要经官府批准后方可立碑，因而同样具有约束力。可见，历代官方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民间规约的这一特殊影响力来为国家法律的实施营造宽松的环境，通过民间规约去调整国家法律难以规范的群众性行为。由于民间习俗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且深入人心，有关自然资源生态保护方面的民间规约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是官方的任何禁令都无法替代的。民间环保习俗的广泛效力，以及“奉官给示”、“奉官（道、府、县）示禁（谕）”等界碑的保存，充分反映了在生态资源保护方面政府和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互补关系。这种自生自发的民间秩序与直接来自国家的法律秩序共同构成了传统环境法律的主干成分，在“礼”的调控下相互依赖和影响，成为了’长期维持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二元法律结构。
我国当今的环保事业，是全体国民共同的事业，其主体具有多元性，其环保措施、方式也具有多样性，环保法律也应包容效力不一的各种渊源。尽管现代环境问题与传统农业时期的环境问题的形式、规模有所不同，但承袭和发扬传统环境法律文化中的合理因素，重视环境调控的多种途径和有效模式的相互作用，特别是重视民间环境保护规约等的独特作用将是提高环保绩效、培养全民自觉环保意识的重点。尤其是在仍然具有一定分散性和封闭性的广大农村，国家对乡土社会的调控还有一定的距离和难度，以民间习俗为主要成分的民间法还起着国家法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在各地的环保实践中，应充分发挥《封山育林公约》、《休渔护渔公约》、《水资源保护公约》等民间规约的作用，配合国家环境资源法律的贯彻实施，可使古老的民间规约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为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合理利用服务。应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在尊重民间生态保护习俗的同时，对其进行积极的引导，使民间规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既符合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又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成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重要法律渊源。进一步而言，通过多种环境资源法律的良性互动，在实践中促进法律发挥最大的效用。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三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常州213001）。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的公法化特点，传统公法文化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必须完成对传统公法文化的现代改造。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在新世纪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它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必将对我国法制迈向现代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的道路上，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阻碍有很多，其中，中国公法文化传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阻碍力量。
公法文化是与私法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区分来源于对法进行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将法分类为公、私两部分是罗马法学家的创造和贡献。《法学阶梯》开卷即揭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1）与公法、私法定义划分相对应，一般认为，所谓公法文化是指公法相对发达，以公法精神为灵魂，法体系、法实施、法运行中贯穿着公法精神的法律文化。它具体表现为：以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公法为主要法律规范，公法规范形式化程度高，公法优先，私法是实现公法目的的手段。公法化总体精神呈现出权力至上、秩序第一、等级特权和义务本位的精神。私法文化则是私法相对发达，以私法精神为灵魂，法体系、法实施、法运行中贯穿着私法精神的法律文化。具体表现为：以民法、商法等私法规范为主要法律规范，私法形式化程度高、私法优先，公法只是实现私法的目的的手段。私法文化总体精神表现为法律至上、正义第一、自由平等和权利本位的精神。法律文化学者张中秋先生在此基础上对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从性质上进行了进一步明确的区分，指出：“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性）的法律体系。”（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结构为基础，体现了专制皇权主义和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要求，呈现出浓厚的公法文化的特点：
1．在法律结构上，公法与私法不分。
中国古代历朝法典编纂的一大特色就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其中刑事性规范远远多于民事性规范。对此，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作出卓有见地的论断，“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3）因此，在古代中国，“法律一经产生，它就既不是被用来巩固传统的宗教价值，也不是被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相反，其首要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即强化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4）。
传统公法与私法不分表明了“中国古代法典是公权性的，刑事性的”，（5）表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刑、法、律三字相通。《尔雅・释诂》：“刑，法也”，“律，法也”。《说文》“法，刑也”。《唐律疏议・名例》：“法，亦律也”。在中国古代法典中，“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6）对于今天看来纯属私法调整范围的借贷、婚姻、家庭、买卖、保管等民事法律方面一律刑法化，以刑事手段加以调整，亦即学者所谓的这些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往往只限于规定因触犯习惯准则而受刑事制裁的有关条款。”（7）。
2．立法与司法方面，皇权至上，行政与司法不分。
首先，在立法上，皇权至上，法自君出。自从秦始皇建立起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君主集权思想，成为现实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掌握着一切大权，言出即法，法自君出，即所谓的“命为制，令为昭”，当成文法与皇帝意志发生冲突时要以皇帝个人意志为准。
其次，在司法方面，封建君主控制着司法大权，生杀由己，是最高的司法者，封建君主以下，“只有在较高的行政机构中才设有专司法律的官员。在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域县里，政府的法律与民众发生最直接的联系。县长的司法职能只是其若干行政职能的一种。虽然他们通常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但却必须同时兼任侦探、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等数种职务。”（8）古代中国历朝行政及司法机构与职能不分，没有正式的法院，执行法律的人不是训练有素的法官，而是儒家化的兼职官僚，因而没有把法律活动与日常行政管理区别开来，法律活动没有形成职业化。
3、在法律的功用方面，奉行法律工具主义。
受泛道德主义的影响，古代是中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过分强调法的刑罚功能，忽视法的防患功能，而将法的防患功能让位于伦理道德，道德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成为调整社会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罚是工具，而道德教化是目的，即所谓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法与道的功能上，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9）因此，基于这种认识，在古代中国，“法律最初一产生，即有人认为它是道德论丧的产物，因而对其充满了敌意。”（10）在这种“德主刑辅”的模式下，“真正与法律有关系的，只是那些道德上或典礼仪式中的不当行为，或者，是那些在中国人看来对整个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用的犯罪行为”，“制定行为规范的目的在于防止上述行为的发生”，（11）这样，法律仅仅成了统治者手中“驭民”推行礼教的工具而已。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虽然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今天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古代社会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制度已被彻底的废除，与西方相似的法律制度今天已在中国大地上基本建立。但是，正如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的那样：“立法者可以大笔一挥，取消某种制度，但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同宗教信仰相连的习惯和看法。”（12）事实上，作为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已经作为民族心理层面因素而存在的公法文化传统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成了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支不可轻视的阻碍力量。
首先，在公法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私法极不发达，没有形成独立的民商法律体系，亦没有蕴育出市场经济所需求的权利观念，在整个古代中国，“真正自由的权利从未存在。”（13）受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政府重视以刑事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忽略了对法制的建设，尤其是对民商法律制度的建设，直到今天我国尚未制订出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而现有的大量民商单行法律、法规仍处于十分杂乱、不成体系的状态。
其次，在传统法律泛刑事主义及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法与刑同义，而刑又与残酷、野蛮同义。按照《慎子》的解释，所谓刑即“斩人肢体、凿人肌肤”。所以民众谈法色变，“对人民来说，法仅仅是恐怖的对象，与权利、利益的保障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对这种上面强加的法，人民本能的躲避”（14），根本谈不上对法的依赖和信仰。受其影响，直到今天，中国的民众在对法的态度上仍表现出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民众普遍的畏法、畏惧上法庭打官司，但这种畏法仅仅出于畏惧刑罚而畏法，却并非出于内心的对法的自然需求、信仰或习惯。另一方面，对于非采取刑事制裁手段的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律民众却普遍丝毫不放在眼里，甚至大肆予以侮慢，根本没有民事违法的概念。对于这一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讲诚信任意违约、侵权行为即是例证。
再次，由于传统立法、司法模式的影响，一方面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权力崇拜的人格，另一方面还形成了行政、司法职能不分，人治主义的传统。直到今天，现实中司法机关设置及管理模式均严重行政化，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法律运作中，以言代法、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法外行事、行政干预司法之事时有发生。在权力面前，法律地位卑微，其威信荡然无存。此外，由于传统公法文化中司法组织的欠缺和在法律工具主义的支配下，“自然导致对于过程的忽略和对结果的重视”，（15）现实中，受其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仍然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其目标是实现我国法制的现代化，具体而言即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以取代过去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法律制度，其本质是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变。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我国公法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改造。为实现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笔者认为，应当从制度和观念两方面着手解决。
1．法律制度方面建设。
首先，应大力完善立法，尤其是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民商法律体系，使人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为实现建立和完善民商法律体系的`目标，当前必须大力进行法律移植的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法制基础是私法即民商法律体系，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急切地呼唤完善的民商法律体系，但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公法文化传统却不能为之提供有效的资源，而当前市场经济改革已到了攻坚战的关键时刻，适时的移植西方的民商法律制度可以“成为推进这个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催化剂”。（16）正如学者论述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地说，我们继受的主要是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7）。
其次，政府及政府官员本身应带头守法，应树立责任政府、有限政府的观念。因为在现代社会，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如果人们总是从经验中得到连政府及其官员都不遵守法律的经验将从根本上摧毁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但是，如果仅从“性善论”的幻想出发，想仅凭人民公仆的自觉性去自觉守法的任何想法已被证明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已被历史证实为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因此，必须对权力予以制衡，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订出权力制衡、对权力监督的更合理的机制。
再次，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增强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彻底排除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对司法人员而言，应去除“重实体，轻程序”的陈腐司法观念，树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
2．观念方面建设。
改革开放至今，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突出的表现就是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我国的法律体系。但是，从这些法律法规的实际运行来看，情况却并非乐观，事实上，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18）而由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一群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会诚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说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因此，除了法律制度建设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目标，更主要的是必须大力进行观念方面的建设。
对于观念方面的建设，笔者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对人民进行启蒙，强化人们的私法观念，大力张扬人权、平等、自由、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人民主权、法律至上等现代法治观念，去除人民身上的盲从、软弱和奴性，确立法律的权威，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在观念建设中，核心的内容是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法治。”（20）而伯尔曼则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21）。
五、结语。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化改造既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又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因此，当前必须大力进行公法文化的改造工作。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国公法文化传统历经千百年而逐渐形成，是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对其进行的现代化改造必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正确的做法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指导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坐标循序渐进地进行。
注释：
（2）张中秋：《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识》，见8月21日《光明日报》。
（3）[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3期。
（5）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第111页。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令》。
（13）[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第155页。
（1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16页。
（16）[加]布鲁斯・坎格尔：《时间与传统》三联1991年，第247页。
（18）梁治平等著：《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1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20）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1页、第199页。
（21）[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1991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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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四
笔者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是一所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在该校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实践中，笔者发现民族地区院校开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传统方式的有力补充。
民族地区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在建设的过程中可以依托当地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找准自身的发展方向。民族民间文化可以成为民族地区学院的优势学科，高校需对如何将优势学科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何最大化地为地区经济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如何改变外界的猎奇心态把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真谛发扬光大进行思考。一方面学校需立足于地方，为地区培养急需并适合的人才；另一方面可凝练办学特色，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因此它并不只是停留在消极被动地传递已有的民族文化成果这一层次上，还担当着发现、传播和创造少数民族文化，并将之整合成为既与主流文化相一致又适合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形态的重任。总的看来，民族地区高校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民族地區高校的教育提高了学生的道德素养与个人品格，让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学习并且了解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逐步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感情投入与少数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高校文化传承的主要对象是成年人，在这一时期他们已具有自身的完全思维能力。对他们加以引导，激发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后，他们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去了解其感兴趣的东西从而主动地去继承、宣传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地区院校还需从不同民族视角出发，体现出各种文化的特色，让学生能够从不同民族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以此扩展学生对社会的性质、发展和复杂性的理解，将少数民族的不同观点、不同参考标准和内容整合到课程中，对学生进行跨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还可以学到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现代化社会中的知识与技能，这样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创新能力，更加促进学生形成自我和民族认同感，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保存和继承的前提。
其次，为了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得到实现，民族地区院校还需把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纳入教学过程中。多元化教育必然要求学校教育内容的多元化，即教育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主体民族的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样使得学生不仅要学习主体文化，而且要学习本民族文化和他民族文化。凯里学院在科研、学生活动等方面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促进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因此，我们有必要在高校正常的教学、活动当中增加有关地区民族文化的项目，既要保证地区民族文化得到良好的传播，又要确保活动开展的趣味性、有效性、针对性，以此来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可以主动、自愿地学习，传承与发扬这些特有的民族文化。在这方面，凯里学院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担任教学，有相对应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计划，从而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再是随机、任意的传承，而是沿着科学的、系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凯里学院还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研究，系统化地了解被研究民族的内涵，形成文字资料。还可利用其条件对民族文化中实体性的表现进行保存和收藏，这些都对保护和传承该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凯里学院采用理性和批判的态度，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各层次学校的教育内容中，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实现传播和传承，真正实现多元文化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理念。
最后，民族地区院校还可积极开展民族特色活动，师生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少数民族音乐舞蹈领域，保存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开展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创作与研究，从很多原生态歌舞中汲取营养，将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推向复兴高潮。这些活动让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一样和睦地相处，相互帮助和理解。凯里学院作为文化机构负起发掘、整理和保存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凯里学院设立的民族博物馆、民族艺术团等起到了很好的民族文化保存、传播的作用，为各个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凯里学院还应积极加强学校教育与家庭、社区教育的合作，进而充分发挥家庭和社区在促进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营造适合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校外环境。学校通过民间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者走进校园，传授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知识和技能等方式，让他们积极参与和支持学校传承民族文化。从获得的成绩和开展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高校作为家庭社会传承的补充有着其独有的特点。同时，凯里学院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加以辅助进行传播和宣传，例如，开通了互联网学习交流的平台等。
总之，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可以担当起传承和整合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帮助学生继承和发扬当地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最终实现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欣.少数民族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分析：以苗族地区生育文化为例[j].前沿，（6）.
[2]刘桃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思路[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31（1）.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五
刘海鸥（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刘海鸥，女，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后，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外国法律史。
摘要：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内涵丰富，“天人合一”是传统的生态保护法律和实践的思想基础；生态道德教化在民众传统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及生态法律的有效实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值得今人借鉴。而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互动模式为现代环境保护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奠定了历史基础。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六
个人相片。
姓名：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1981年5月24日。
证件号码：
婚姻状况：
已婚。
身高：
165cm。
体重：
68kg。
户籍：
四川内江。
现所在地：
四川资阳。
毕业学校：
石家庄陆军学院。
学历：
专科。
专业名称：
法律学。
毕业年份：
工作年限：
五年以上。
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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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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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类别：
职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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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不需要提供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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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随时到岗。
技能专长。
语言能力：
教育培训。
教育经历：
时间。
所在学校。
学历。
培训经历：
时间。
培训机构。
证书。
工作经历。
所在公司：
资阳钢管厂。
时间范围：
公司性质：
国有企业。
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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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职位：
技工-技工。
工作描述：
担任厂区设备维修保养。
离职原因：
其他信息。
自我评价：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发展方向：
其他要求：
联系方式。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七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教学水平，同时也为高职院校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学生在高职院校毕业后能否适应未来工作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设置密切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高职院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研究与探讨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满足中央和国家的要求，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并且，作为高职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是极为必要的，需要严格根据教育部要求，实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把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大学生的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有效地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道德修养。
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与目前学生思想发展的特征相一致。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可以很好地调节人们的行为。
职业道德与法律是高职院校学生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因此，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课程发展的层次性。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讲解由浅入深首先由一般的道德准则引入，进而延伸到学生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准则。法律方面从基本法律知识，进而联系到职业地位和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法律。教学过程的发展是渐进的，它与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特点一致。
二是课程的发展把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按照高职院校的要求，将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既能使高职学生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又能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校需要能够结合相关制度，制定良好的道德与法律规范，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制约。
在教学评价这一方面，学校通常可以采取计分制，有计划地在教学的课程与成果方面进行评分，这也是一种检查手段。
通过有效的评价体系，能够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实现教学反馈的良好效果。
与此同时，学校也应该合理对待这些问题，如果学校或教师在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学生能够通过一些渠道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有利于学校和教师做出更好的调整，这不但对学校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学生的教学也极为有利。
并且，学校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培训制度，通过对教师的培训，提升教师的知识水平高度，让教师能够一方面教学，一方面学习，及时更新教师的知识系统，这不仅对教学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也可以提升学生自身观察和解决事情的能力。
课堂上，引导学生们进行诗歌朗诵、绘画体操、课内游戏、语言描绘、角色扮演以及音乐欣赏等活动，营造各种情境，这就是情境教学法。
通过各种生动形象的情景创设，学生再也不觉得课堂枯燥，学习兴趣提高了，情感体验也进一步加深了，从而对教材内容也有更全面的掌握，教学目标最终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实现。
同时，教师在一些职业道德以及法律课上也可以设定情景，立足于教学内容，学生通过模拟表演或者模仿展示的方式，自觉消化知识。
与直接灌输的填鸭式教学相比，在情境中让学生明白这么做的目的，学会如何正确选择，并及时改正调整自身学习方法，从而更好地学习探究理论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案例教学法关键就在于案例，这种教学法从学生们的讨论中汇集各种各样的思路深入分析，运用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案例，需要提高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才能引导他们从案例中获得启发。
我们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的相关教学中时常会使用一些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通常都具有真实和贴近生活的特点，学生很容易就会产生情感共鸣。
就比如“礼多人不怪”、“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青少年误入歧”等俗语都有一一对应的真实案例。
当我们在课堂上剖析本校发生的打架事件，学生感同身受，就会了解不良行为有什么错误，加深理解进而讨论预防杜绝的措施方法，最后从心里主动遵守道德法律。
青少年如何加强自身防范是当今社会另一个热门的问题，女大学生失踪案时有发生，教师通过汇总这些真实案件，可以让学生切身体会案例。
当发生不法侵害时，使学生学会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避免身心伤害。
所以，除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践上，案例教学也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探究式教学的主要步骤是学生要学会主动探索，从中获得方法，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寻找事件的起因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潜在的规律，在自己的脑海形成具体化的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必须是主动的，不能是强迫的，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
所以，问题的形成在职业道德以及法律教学中起着指引学生合作探索的作用。
青少年犯罪原因以及预防措施；个人品德在人生发展阶段有什么重要意义；如何保护环境；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的时代内涵是什么。
这些具有针对性、现实性以及广泛性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更进一步的思考探究的。
表现探究结果时，可以通过感想论文或实践活动等形式，有利于学生们们正确的道德与法律观念的形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教学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学体制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因此职业院校应当加强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建设，为我国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打下基础。
[1]许郁兰.有效提升《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实效性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2016(08).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八
法律要调整的现实社会的内容却是具体的、多样的、易变的，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由此产生的一些新生事物、进而形成的社会关系都是以前所不曾出现的，这就必然造成法律相对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和僵化性。正如萨维尼所说：“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法律本身就具有不可避免的时间上的滞后性。
2017年广州发生的“许霆案”震动全国，许霆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在银行atm提款机上多次取款共计175000元后携款潜逃。广州中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二审作出终审裁定：依法裁定驳回许霆的上诉，维持原判。但是基于舆论压力，量刑上改判许霆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173826元。由于我国没有完全适用本案的法律，无法准确判定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导致一审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二审最后改判为获刑5年和追缴非法所得;两判差距甚远。缘其根本，是法律规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原因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不断进步，将有更多无法预料的案件是法律规定所不涉及的，这是法律自身局限性在现实社会面前的必然结果。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和最佳手段。法律主要调整的是人的行为，不同于习惯、道德等社会规范主要从人的心理和思想上产生约束力和影响力。这根本在于法是由国家制定的，具有国家强制性，而习惯与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社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靠社会舆论和品质修养来实现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法律手段只能调整一部分社会关系，其他部分仍然需要道德、教育、政策、纪律等手段并用。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九
尊敬的xx公司领导：
您好!衷心的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翻阅我的这份材料，并祝愿贵单位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我是北京人文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20xx届毕业生，自从进入大学之后，高考后的轻松、获知被录取的喜悦随风而逝，因为一切要从新开始，重新努力拼搏，为下一个挑战的.胜利积蓄力量。大学四年让我在思想、知识、心理、生长都迅速的成熟起来。人文大学浓厚的学习氛围，在这厚重的学习氛围中，我成为了一名综合型人才。时光流逝，我怀着我的梦想离开母校，踏上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征程。
我会以“严”字当头，在学习上勤奋严谨，对课堂知识不懂就问，力求深刻理解。在掌握了本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不忘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对课外知识也有比较广泛的涉猎。我还很重视英语的学习，不断努力扩大词汇量，英语交（本文由（）大学生个人简历网提供）际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为了全面提升个人素质，我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这些经历使我认识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也学到了很多社交方面的知识，增加了阅历，相信这对我今后投身社会将起重要作用。
现在，我以满腔的热情，准备投身到现实社会这个大熔炉中，虽然存在很多艰难困苦，但我坚信，大学生活给我的精神财富能够使我战胜它们。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贵公司能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我会好好珍惜它，并全力以赴，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为贵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
此致
敬礼!
相关内容：法学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法学专业毕业生自荐信，财务专业毕业生自荐书。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十
通过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给我以最深感触的，除了教师要学习一般的职业道德外，还要学习与我们教师这个职业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
记得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江泽民同志在新的世纪，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是马克思主义政权学说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它既需要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完善的行政执法、司法、监督体系，又需要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逐步提高。我们作为新教师，知法是重要的权利义务，学法是重要的必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师德内容，用法是重要的基本功架，护法是重要的基本职责。
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然而作为人民教师的我们，在这支队伍当中对教师法的认识可以说是盲人摸象的。以前，我国的教师长期处于无法可依可依的境地，因而许多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殴打教师、拖欠教师工资、无故开除教师等。然而许多教师不懂教师法，所以即使有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也不懂利用这些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故有法等于无法。教师作为一支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教师法更是一门必修的科目。
此外，我们还明白到我们一直以来所谈及的权利，其实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权，一类是私权。后者是一种可放弃的权利，而前者则不可放弃。或者换句话说公权是一种同时夹带着义务。合理行使公权和私权也是我们当教师的一种重要的素质。
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被西方国家批评为“人治”的国家。现在国家政论既然下决心要从原来的“人治”改革为“法治”，于是每一个公民自然而然肩负起知法、学法，守法、用法和护法的重责。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十一
3.考虑全篇总的安排：从几个方面，以什么顺序来论述总论点，这是论文结构的骨架;。
5.依次考虑各个段的安排，把准备使用的材料按顺序编码，以便写作时使用;。
6.全面检查，作必要的增删。
在编写毕业论文提纲时还要注意：
第一，编写毕业论文提纲有两种方法：一是标题式写法。
即用简要的文字写成标题，把这部分的内容概括出来。
这种写法简明扼要，一目了然，但只有作者自己明白。
毕业论文提纲一般不能采用这种方法编写.二是句子式写法。
即以一个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形式把该部分内容概括出来。
这种写法具体而明确，别人看了也能明了，但费时费力。
毕业论文的提纲编写要交与指导教师阅读，所以，要求采用这种编写方法。
第二，提纲写好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不可疏忽，这就是提纲的推敲和修改，这种推敲和修改要把握如下几点。
一是推敲题目是否恰当，是否合适;二是推敲提纲的结构。
先围绕所要阐述的中心论点或者说明的主要议题，检查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是否合乎道理;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
然后再进行客观总体布局的检查，再对每一层次中的论述秩序进行“微调”。
第三，毕业论文写作一般要求提纲拟到以下层次。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十二
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与抑制防范机制未能相互照应，存在着一定程序的脱节。
因此法律谈判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显著的新颖性和高效性。
一、法律谈判的基础。
(一)法律谈判的概念。
法律谈判是律师凭借其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代理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对纠纷的解决方案进行沟通和妥协，是由律师代理当事人参加，运用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对法庭诉讼的各种可能后果进行全面评价后，借助律师的技能(如法律研究技能、案情研究技能、证据挖掘技能、答辩技能、代理技能等等)和谈判技巧实施的庭外博弈。
(二)法律谈判涉及的主体。
法律谈判一般涉及四方主体：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
律师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律师与对方当事人和对方律师之间，即使在相同的法律与职业规范约束之下，对纠纷的性质、纠纷解决方案的预期及其相互认可程度不可能完全一致。
(三)法律谈判的前提。
法律谈判的前提是建立在当事人之间基于谈判愿望所形成的“互赖关系”，即当事人通过确立希望达到的目的与要求，并结合对方的目的与要求以共同实现目标的相互依赖关系。
正是当事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信赖关系为法律谈判的开始、进行乃至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法律谈判的原则。
(一)法律谈判的结果。
解决纠纷的法律谈判有两种结果，一是达成谈判协议;二是谈判限入僵局，但达成协议是当事人的共同愿望或期待。
显然，只有认真并准确地把握法律谈判的过程，才能达成当事人彼此满意的协议。
谈判的最后阶段也是目标预期即将实现的时候。
谈判双方或多方从要达到的目标与利益实际出发，本着实事求是与互谅互让的态度，在沟通中了解，在竞争中协作，最终才能达成双方或多方满意的协议。
这种结果是博弈的结果，是双赢的结果，更是和谐的结果。
(二)法律谈判的主要原则。
坚持平等互利，主动追求互动，力争把自己的利益要求与对方一起放入一个共同的愿景之中加以修正、变通、权衡，是达成纠纷解决合意的最佳或现实路径。
平等原则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对等的内在要求，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的协商一致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互利原则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目标利益对等的内在要求，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的协商对话才不至于损害双方或第三人的利益。
但是，平等互利并不意味着双方在利益上的收获是均等，而是承认其在合理基础上的不等。
无论是平等原则，还是互利原则，其实现过程均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文明对话进行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理性的对话是形成合意的基础。
因此，要真正实现法律谈判的平等互利原则，就必须确立互信与包容、竞争与协作、和谐与共享的谈判观念，在协商对话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追求双赢。
三、法律谈判的优势。
第一，法律谈判是纠纷各方可以通过“妥协”解决纠纷。
和诉讼、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不同，法律谈判基于感情和理性的对话模式，在法律范围内主动地实现互动，各方不断从各自最初的立场和要求向对方靠近，通过妥协，以平等、和平及尽量友好的方式解决纠纷。
这种非对抗的方式解决矛盾，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商业关系和人际关系。
第二，“妥协”并不是法律谈判的惟一结果。
在对话的过程中，各方会对自己原有的要求做出一些修改或变通，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创造出解决的方案，这体现了一种不计前嫌、共谋出路的精神。
这种纠纷解决的态度就在于保持社会平衡。
这种对故有关系的巩固和对外来关系的发展的纠纷解决途径，符合了我国当前对于求和谐、促发展的要求。
第三，法律谈判对法律的反作用促进了其应用力度的扩大。
法律谈判对法律规范及其边界的影响和作用，在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甚至可以反过来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许多规范或原则都是在此消彼长的谈判中逐步形成的。
纠纷当事人追求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合理的结果的目标，扩大了对法律谈判的应用需求。
通过法律谈判避免和减少可议纠纷进入司法领域，缓解诉讼压力。
四、法律谈判的注意事项。
法律谈判的最大危害或禁忌莫过于代理律师过于相信自己的知识资源与技能水平，往往是仓促上阵打无准备之仗。
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代理律师必须认真做好谈判前的相关工作。
首先，要知己。
代理律师接受委托后，应细致疏理案件材料，倾听委托人的陈述与要求，并作好记录，然后分清案件的性质，如民事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轻微刑事纠纷、征地补偿或房屋拆迁纠纷、各类事故纠纷、涉外商务纠纷等等。
其次，要知彼。
律师接受委托后，还必须搜集与了解对方当事人的相关信息及对方代理律师的基本情况，如对方的经营、习俗、信仰、诚信、资信、财务等因素，若是涉外商务纠纷，还必须弄清楚对方的法律制度、政治宗教状况、文化背景等。
同时还应仔细了解对方当事人的有效活动范围，即是否有权处理谈判事项，谈判利益是否合法，对所要争取的目标与利益是否存在第三方利益等等。
再次，要明确谈判目标。
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律师必须与当事人商量通过法律谈判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
通常情况下，谈判目标的设定包括三个层面：理想目标、折衷目标、基本目标。
理想目标就是对目标实现的最好预期，也是律师最大限度的工作目标，这种目标是谈判实践中很少达到的;折衷目标是比较满意的一种目标预期，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了，法律谈判也就成功了;基本目标是在谈判情势不利或对方处于明显弱势的情况下的一种目标预期，法律谈判必须要有这种保底式的目标预期，因为在谈判过程中随时会出现种种难以预计的不利因素。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遇到对方综合情况明显处于弱势情况下的两种预期：一是如果不及时达成协议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是体现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少受惠者”原则，这一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与提倡的。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和谐社会建设，建立一套系统的、有效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十分必要也是必然的。
我国现已初步形成了以诉讼为主，兼容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地消弭了绝大多数社会纠纷，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与法治现代化的背景下，国际商务、劳动争议、人身侵权等纠纷日益凸现，建立并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法律谈判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其价值理念及运用效果在我国当前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同时，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也起到了协调与互补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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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谈判的研究【2】。
法律谈判在欧美国家，它是指由律师代理当事人参加，运用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对各种可能后果进行全面评估后，借助律师技能和谈判技巧实施的庭外利益博弈。
当法律谈判被被翻译并介绍入中国时，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思考。
一、法律谈判在我国的本土化。
(一)谈判与为什么要谈判。
按照一般认识，谈判是人们为了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满足各自需要，通过协商而达到意见一致行为和过程。
谈判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存在于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各个方面。
最热法律文化论文范文（13篇）篇十三
同时不断产生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纠纷，这些新型的社会关系本应当属于法律的调整范围，但是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司法机关在裁判相关纠纷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可以借鉴，这时候就产生了法律漏洞。
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是既有限又相对广泛的，立法者立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法律能否得到有效的适用。如果立法者的立法水平较低，制定出的法律规范适用性较差或者对于应当适用法律进行调整的社会关系未能及时制定相关法律规范，那么就会使得法律的适用出现问题，同时法律的公信力也会降低。
为了能够制定出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法律规范，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往往采取较为抽象的法律规定，而不会予以详细阐述，由此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而法律条文过于抽象和笼统，会导致适用过程中大量的问题。如不同的主体根据其价值观念对抽象性的法律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在法律适用方面产生诸多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