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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一
伴随互联网发展，非法删帖、发帖中伤、泄露隐私等利用信息网络侵权行为频发，个人信息保护迫在眉睫。20xx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首次划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明确利用自媒体等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认定，以及如何对网络水军进行规制。《规定》已于20xx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自20xx年10月10日起施行。
互联网行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推动了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影响了社会生产方式。个人信息安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最高院首次将个人信息保护范围进行划定，并认定个人信息侵权范围，不仅有助于法院认定网络侵权案件中的定性问题，也从法律上保障了网络个人信息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审理利用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发布会中公布了八起关于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典型案例，其中某一起案例就是关于如何认定网络个人信息权益侵权范围的案例。这起案例即“徐大雯与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民事纠纷案”。
20xx年10月18日，著名导演谢晋因病逝世于酒店中。谢晋的逝世本是一件值得哀伤和悲痛的事情。当时被称为网络水军“头目”、人称“宋大嘴”的宋祖德联合刘信达利用“博客”等相关自媒体，以谢晋的去世原因进行虚假编造，形成莫须有的故事进行传播，来博取社会公众的眼球与视角，并达到侮辱谢晋之目的。因此，谢晋遗孀徐大雯作为谢晋之妻对前者提起侵权诉讼。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依法判决宋祖德、刘信达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徐大雯精神损失20万元等。两被告虽提起上诉，最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姚辉关于这个案件的相关事实与案件意义，作出了相关介绍。
他认为自媒体进行传播应与传统媒体表达方式一样，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同时，他认为两被告利用自媒体传播方式，利用编造的个人基本信息等内容进行传播，也是侵害了网络个人信息安全。法院判决较高的精神损失费，体现了侵权责任的理念与精神。这起典型案例从侧面反映出网络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界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法规的适用等方面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此次《规定》第十二条指出，“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条法条在《规定》中显得特别重要，从基本概念上认定了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范围。今后，我国司法实践中如果出现此类法律纠纷问题，法院将以此为依据，作出公正的判决。
法治国家建设离不开社会的稳定，网络个人信息安全与维护社会秩序有重要的联系。因此，引用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关于治理国家过程中如何认识秩序的一段话加以诠释。“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他认为个性化的追求应在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才让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社会才能稳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保护网络个人信息也将促进社会稳定，为合理有序的社会秩序提供活力之源。
我国宪法与相关法律法规都明文规定保护合法个人权益。个人合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随着时代进步，个人信息也将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需要。或许，我国将来的法律规定将个人信息作为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刚刚落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全面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也属于公民的合法权益行列。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网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作出了如此详细的法律规定，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公平公正的法治理念。我国法律规范不断完善，将为网络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制度与法律上的保护。因此，寄望于《规定》为我国今后法治之路，起到重要作用。
今天网络发展与更新的速度已不再是人类可预测的，个人信息是否能随之得到保障，我们都很难给出结论。众所周知，美国“棱镜门”事件后，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似乎对个人的信息产生了共同的认识。信息战作用或许在将来的战场中愈发重要，或许未来的世界局势格局皆因信息而起。
如今，个人隐私及个人信息等问题不再是道德问题，更多引发了法律问题。这也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困扰，也严重影响社会的秩序，破坏社会的和谐。我们更要努力做好自救工作，更应利用法律，通过法律的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二
论文摘要《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情节严重”标准模糊和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也需要从前述的三个方面着手。
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社会交往的符号，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是相伴而生的。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许多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业由于监管失利导致很多信息被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给公民个人及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这种危害已经超过了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而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刑法依据。但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适用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本文以此作为写作目标，展开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将个人信息定位为“个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认识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据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社会属性，但公民个人信息权又属于公民基本权利，并与人格利益密不可分，因而公民个人信息同时具有法律属性。而正是基于此，公民个人信息权与公民隐私权密不可分，公民隐私是个人信息中的隐秘信息，因而不被外人所知，公民个人信息成为他人识别公民的重要标志。同时，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价值特征，因而能够为掌握个人信息的人带来经济利益，而价值特征成为不法分子揭露、出卖公民信息的诱因。可识别性和价值特征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被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生活状态下的公民个人信息，另一个是法律权利状态下的公民个人信息，第一个层次强调公民个人信息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即强调公民个人信息的社会属性；第二个层次强调公民个人信息在法律上的地位，即强调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因此，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
刑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刑罚是严重损害公民权益的强制方法，”利用刑法保护公民信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从现实层面来讲，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隐患突出。某些行业基于管理或者业务需要掌握着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但受利益驱动，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会将自己掌握的个人信息出卖给他人。如此一来，公民个人信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便显得不安全。其次，从立法层面上讲，公民个人信息立法应严厉化。利用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紧迫性，故意揭露、窃取或者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恶，这种恶已经超出了民法或者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因而，借助刑法这一严厉的调整方法能够压制行为人心中的恶，同时风险社会也要求刑事立法具有前瞻性。最后，从公民权利保护角度处罚，借助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迎合了公民权保障的需要。公民个人信息权是公民权的组成部分，而权利的行使一方面需要恪守法律的现有规定，另一方面权利的行使不以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因此，通过刑事手段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一方面规范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惩治。
（一）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
由于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本罪的罪名进行明确的解释，导致了基层司法部门在适用本罪时产生了两种方式：一是将本罪笼统地界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是将本罪拆分为两个罪名，即窃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显然，后一种方式将本罪拆分为两个罪名，即本罪成为一个选择性的罪名，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后很有可能按照数罪进行处罚。笔者认为，后一种界定方式不能涵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部犯罪行为。本罪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将本罪增设在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之后会对本罪适用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例如，邮政工作人员私拆信件也会对公民个人信息造成侵犯，将本罪增设在《刑法》第253条之后有重复立法之嫌。
（二）“情节严重”标准模糊。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使用了“情节严重”这一罪量要素，而“情节严重”本身具有模糊性，加之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重”进行说明，便造成了“情节严重”适用困难。我国有多项罪名使用了“情节严重”，而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进行补充。例如《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严重情节进行了量化，只要泄露三项以上的国家秘密即构成“情节严重。”相比较而言，我国至今还没有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情节严重”进行说明。而在这类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情节严重”进行判定，例如从公民个人信息本身的特殊性质判断是否构成“情节严重”，一般而言，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尽管凭借司法经验对“情节严重”进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情节严重”的适用困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验判断因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而缺乏统一性，从而产生高昂的判断成本。
（三）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
（一）罪名设立的明确化。
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能够包容所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因而没有必要将本罪拆分两个罪名。同时，为了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罪名设置上更加明确化和独立化，有必要将本罪从第253条中独立出来，单成一条罪名。同时，本罪明确化和独立化的前提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明确化和独立化。在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前，还没有一部生效的法律文件将公民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公民权利加以规定。立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漠视”是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刑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立法的一项创举，但是必须将公民个人信息权独立化作为今后其他领域立法的重要议题。
（二）增强“情节严重”的适用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危害结果影响的周期是十分漫长的，公民个人信息在被侵犯后，原来的信息主体随即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状态，其生活的环境随时都有可能被侵扰。从这一角度出发，应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抽象危险犯进行设置，而不作为实害犯加以规定。尽管这样做提高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门槛，但是危险状态却可以成为认定本罪犯罪情节的考量因素，对于危险状态的判断完全可以凭借正常人的社会经验。因此，可以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更为便捷。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仿照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做法，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进一步细化。
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附属刑法立法建设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首先，需要建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双轨制立法模式，刑法不会顾及到行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因而需要各个行业严于律己，制定自己的行业自律标准。“所谓自律，就是作为社会组成的个体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把个体的所作所为主动地纳入诚实守信的道德范畴。”而只有通过刑事立法和行业立法这种双轨制的立法模式，才能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其次，需要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从本质上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是行业管理活动中的越轨行为。由于行政机关在处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因而应充分发挥行政处罚的积极作用，使得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顺畅衔接。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三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两个新罪名，该两罪名的出台，引起社会的关注。刑法新设该两罪名，体现了国家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视，也说明国家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
“信息”(inform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information”，《辞海》将其定义为“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消息和信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定义尚未作出，相关学理定义也未能达成统一的标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个人信息应当具备特定性特征和可区分性质。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个人信息是指个人姓名、住址、出生口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人事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刑法保护主要体现在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以及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这四个罪名的犯罪主体，可以在不同的犯罪场合下，获取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将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或者以其他方式用于犯罪，从而导致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因此，通过设定该等四个罪名，可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一）非法提供行为是否包括非法散布行为的认定。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行为仅表现为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这两种情形。但是现实情况绝非如此，不法分子往往将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网络、传单、短信、邮件等方式予以非法散布出去，从而导致公民的信息泄露，又被其他不法分子予以利用，给公民及其家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造成巨大损失，也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非法散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危害性己不言而喻，既然非法散布的危害性如此之大，但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客观行为并没有包含非法散布行为，那么笔者要问非法提供行为是否己经包含了非法散布的情况。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法提供的含义中并不包含有非法散布的意思，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就非法提供作进一步的立法解释，从立法之初来看，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都是经过了严格的遣词造句，法律用词的含义是明确、唯一的，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因此，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法律职业人不能随意进行解释，即不能扩大化解释，也不能限制化解释，否则，会造成法律的不稳定性，有违刑法设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出现类推使用的现象，不利于刑法的稳定性。对此观点，笔者认为不妥，从提供和散布的对象上分析，虽然被提供的对象是明确的、固定的，被散布的对象是不明确的、不固定的，但是本质上都是由信息的持有者向未持有者传递信息，从而使得未持有者也获得了该信息:从提供和散布的危害性上分析，两者都具有社会危害性，提供所造成的危害性更为具体和快捷，而且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概率往往比较大，散布所造成的危害性则不为那么具体和快捷，散布出去不一定会造成社会危害性，往往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因此，笔者认为其实提供一词含有散布一词的含义，无非提供的对象是明确，而散布的对象是不明确，不能因为散布的对象不明确而否认散布也有提供的含义，因此不法分子将公民个人信息予以散布也应当认定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
（二）非法使用获取的个人信息行为性质的认定。
法律之所以规定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的不法行为入罪化，其原因在于公民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后将用于刑事犯罪，诸如诈骗、盗窃、敲诈勒索等，给公民个人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将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故此，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笔者在此要问国家机关或者金融、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仅仅只是非法使用该信息，不存在出售和非法提供的情形时，能否构成犯罪？当然，前述人员将在履行职务时获取的他人个人信息用于其他犯罪情形，固然构成其他犯罪，笔者在此要问的是，这些工作人员使用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但是没有构成其他犯罪时，该行为能否构成犯罪？笔者认为，该行为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该社会危险性甚至可能会超过出售和非法提供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非法使用获取的个人信息纳入法律所禁止行为，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该漏洞，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
针对个人信息实施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多，世界各国对此十分重视，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并惩治该类犯罪现象，我国对此也不例外，在刑法中新设罪名，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四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终端、数字地球、智慧城市等信息体的普及和建设，个人通过智能手机及其他智能移动设备就能完成购物支付、资金转账、交水电费用等，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全球数据量出现爆炸式增长。个人在社交网站上的每天共享的内容超过50亿，并且在其他医疗卫生、金融、电商等各行业也有大量数据在不断产生。2012年全球信息总量已经达到2.7zb，而到2015年这一数值预计会达到8zb。
大数据以其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的高效性极大的推动了网络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学术界，图灵奖获得者jimgray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即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2011年《science》也推出类似的数据处理专刊。在我国，2012年中国通信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等重要学术组织先后成立了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为我国大数据应用和发展提供学术咨询。
大数据以其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的高效性极大的推动了网络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但目前大数据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安全与隐私问题是人们公认的关键问题之一。单纯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对用户信息的使用，实现用户隐私保护是极其困难的事。当前很多组织都认识到大数据的安全问题，并积极行动起来，如何保护好社会网络的个人信息安全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1大数据的定义。
目前，对于大数据尚无统一解释，普遍的观点认为，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从信息安全的角度看，大数据是指规模和格式前所未有的大量数据，它是从企业的各个部分搜集而来，它们相互关联，技术人员可以据此进行高速分析。
1.2大数据的特点。
大数据的常见特点包括：数据量大(volume)、类型多样(variety)、运算高效(velocity)、产生价值(value)。
1.2.1数据量大(volume)。
大数据时代，各种传感器、移动设备、智能终端和网络社会等无时无刻不在产生数据，数量级别已经突破tb，发展至pb乃至zb，统计数据量呈千倍级别上升。据估计，2012年全球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2.7zb，2015年将超过8zb。
1.2.2类型多样(variety)。
目前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量的急剧增长，而且还包含数据类型的多样化发展。以往数据大都以二维结构呈现，目前随着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视频、音频、图片、邮件、html、rfid、gps和传感器等产生的非结构化数据，每年都以60%速度增长。预计，非结构化数据将占数据总量的80%以上。
1.2.3运算高效(velocity)。
基于云计算的hadoop大数据框架，利用集群的威力高速运算和存储，实现了一个分布式运行系统，以流的形式提供高传输率来访问数据，适应了大数据的应用程序。而且，数据挖掘、语义引擎、可视化分析等技术的发展，可从海量的数据中深度解析，提取出所需的信息，是大数据时代对数据管理提出的基本要求。
1.2.4产生价值(value)。
价值是大数据的终极目的。特别是激烈竞争的商业领域，数据正成为企业的新型资本，企业都在追求数据最大价值化，在数据量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通过挖掘数据有用信息，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对于企业至关重要。同时，大数据价值也存在密度低的特点，需要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最终形成用户价值。
社会网络的不断发展将每个人都曝光在这种没有个人隐私的环境下，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人信息被各种网络团体进行恶意泄露和传播。个人信息处于非常危险的环境中，比如各种网络论坛里对个人进行“人肉”，个人的各种信息都被迫公开，给当事人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当前大数据时代下的社会网络发展迅速，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通过互联网能够有效及时的获取各样各种的信息，并且能够做到远距离的及时交流。通过网络能够获得一些自信和满足感，但是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性非常的低，个人信息极易被不法分子获取用到不正当的途径上去。
大数据时代下的社会网络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网络中的信息呈现出非常多样化的形态，各种信息数据以各种形态存在于网络上，例如视频形式、声音形式、图片形式、文字形式进行信息传播与交流。网络的方便快捷加快了社会的进步，各种社交平台的出现，利用网络进行购物并支付货款等牵涉到个人的真实有效信息，这些个人信息被互联网企业通过大数据进行整理与保存，某些不法分子会利用一些技术手段窃取用户的个人信息用于商业行为，这些个人隐私对于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好多人会收到各种莫名其妙的推销电话，这就是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一个直观现象。
2.1大数据中的个人隐私泄露。
个人在网络社会进行各种活动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确保自己各种网站私人账户的安全，确保个人隐私不会被第三方企业或个人所获取。大数据时代下的现代网络促进了时代的进步，各种网站的出现将公民更多的投入到网络社会中，现代社会的个人离不开网络社会，通过各种账号能够实现用户多种多样的需求。用户在申请个人账号时往往都是通过自己的手机号或者邮箱账号作为账户名进行关联，这种数据之间的关联虽然非常对用户来说非常方便快捷，但是其风险是较高的，一个账号被盗可能会引起其他账户信息的泄露，账户安全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显得更加严峻。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用户的个人隐私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当今社交网络的非常火爆，用户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与外界进行沟通与交流。用户通过分享自己的位置、发布照片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其他用户进行深度交流。这些信息都会被这些社交软件进行数据化处理，形成各种数据存储在云平台里。虽然在社交网络中分享自己的心情和照片能够增加自己的愉悦感，但对于某些较为隐私的信息还是不想被他人获取并发布到网络世界中。当前情况下，一些大数据公司在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过程中，并没有根据用户的具体隐私进行正确的分类，对于某些用户的个人隐私进行整理并当成商品售卖给其他企业或个人，严重影响了用户的隐私，给用户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困扰。因此，作为处理大数据的互联网企业不能以任何名义去泄露用户的个人隐私，要充分保证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性。积极采取各种技术手段有效的保护好用户的个人信息，保证用户在网络社会当中的合法权益。
跟传统环境作比较用户个人信息控制权弱化程度太高。互联网社会的飞速发展，信息在这个世界的传播速度超越先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互联网社会的公民对于个人信息的控制程度达到了最低的限度，个人隐私非常容易被暴露到网络社会当中。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数据的处理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公民个人的所有信息被整理成数据的形式存在于互联网当中，数据公司通过对个人数据的合理分析能够迅速的定位到个人，个人对于信息的控制权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3.1数据匿名保护。
大数据的匿名更为复杂，大数据中多元数据之间的集成融合以及相关性分析是的上述那些针对小数据的被动式保护方法失效，与主动式隐私管理框架相比，传统匿名技术存在缺陷是被动式地防止隐私泄露，结合单一数据集上的攻击假设来制定相应的匿名化策略。然而，大数据的大规模性、多样性是的传统匿名花技术顾此失彼。
对于大数据中的结构化数据而言，数据发布匿名保护是实现其隐私保护的核心关键技术与基本手段，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阶段。在大数据场景中，数据发布匿名保护问题较之更为复杂：攻击者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数据，而不仅仅是同一发布源。对网络用户中的匿名技术以及对于大数据网络下的数据分析技术和相关的预测技术对于网络的营销业务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相关的企业还要进一步对匿名技术进行研究，保证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以及数据之间的应用安全。
3.2加强数据的监管。
海量数据的汇集加大了隐私信息暴露的可能性，对大数据的无序使用也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在监管层面，明确重点领域数据库范围，制定完善的数据库管理和安全操作制度，加大对重点领数据库的日常监管。在企业层面，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制定设备尤其是移动设备的安全使用规程，规范大数据的使用流程和使用权限。
3.3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
在我国现阶段个人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与大数据技术同步跟进还是新生事物，行业内部仍在不断地摸索中努力前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挑战，比如法律法规相对不够健全，相关的用户信息不能进行安全的保护等等。《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最高国家标准于2013年2月1日开始实施，这项标准主要是在整个大数据的环境下对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性以及合理利用性进行相应的标准规定，这就进一步保证了在对用户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规范性。所以，在目前我国大数据的背景下，如果想要进一步对个人信息的安全进行保护，就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建立和完善。
3.4安全体系建设。
在目前我国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网络，要对网络行业的相关规范标准以及相关的公约进行相应的建立，要想保证我国的社会网络行业在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下能够进一步提升，在市场上能够占有一定的地位，就要对相关的建立相应的安全体系，并且对用户的信息安全进行进一步的保障，保证用户能够对网络行业产生一定的信任，并且能够在目前大数据的环境下能够获取一定的收益。
3.5提高个人安全意识。
提高个人的安全意识是社会网络用户在大数据时代主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有力措施。如学习信息安全基本保护措施，加强对信息安全知识的拓展，不仅能够帮助用户对相关的网络病毒特征进行了解，还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信息安全保护意识，进而保护其他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还要对用户的信息进行及时的备份，提高用户的信息安全保护的意识。
对于网站以及相关的网络应用要进行相应的控制，保持其合理性的应用，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要对各个方面进行考虑，不要将个人信息过多的放入到网络中去，对于分享的照片以及地理位置等等个人信息要进行相应的控制，还要对陌生人进行相应的访问权限设置，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要能够把控住，保证自己信息的安全性。
在访问网站时，会产生很多注册的信息，在注册的过程中要保证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被透露。用户还要进行定期的个人信息安全教育，根据相关数据表明，用户信息在进行相关的安全教育之后，对于其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也就有所提升。在目前大数据的背景下，相关的用户要对网络中相关的隐私安全保护公约进行更多的了解，主动地进行自身信息安全的保护。
综上所述，目前在我国大数据的网络环境下，我国的网络技术一直在发展，用户对于相关信息的获得以及使用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随着科技信息的不断发展，个人信息的安全也就产生了一定的问题，而大数据面临的安全挑战却不容忽视。当前对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相关研究还不充分，只有通过技术手段与相关政策法规等相结合，加强对目前大数据的安全管理，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性，才能更好地解决大数据环境下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五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六
从人类社会产生之初，我们便开始了信息的收集与记录，而在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之后，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数据的采集已经变得轻而易举，甚至当我们拒绝信息数据的采集时，在这样一个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将寸步难行。淘宝和亚马逊为我们提供购物便利，也监视着我们的购物习惯；百度和谷歌让我们了解世界，也记录着我们所有隐秘的疑惑；微博和微信让我们与朋友分享，也储存着我们生活的点滴。或许有人觉得这些所有碎片化的信息并不具备任何的指向性，与“个人信息”这一概念相差甚远。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概念就是信息的挖掘与分析，诸多碎片化的数据在经由大数据的技术处理之后便可以轻松的定位关于你我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信息”暴露无遗。而这些信息始终掌握在政府、非政府以及各个商业组织的数据库中。对于数据是否被整合、分析、利用，我们根本无从知晓，对于个人信息是否被出卖、盗用、篡改，我们也根本无法防范，因而也就根本无法谈及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了。而随着“携程漏洞”“12306信息泄漏”等事件的爆出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个人信息和隐私所受到的巨大威胁，而这样一种威胁也必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和我们整个对“大数据”技术的依赖而越来越难以控制。
大数据时代，是指数据正在爆发增长，一个数据产生重大价值、数据驱动创新的时代。不论企业还是个人，都在这一数据爆发的时代而受益匪浅。企业借助数据存储、统计、分析等为自身创造更多利益；个人因大数据而享受到更加方便、快捷、个性化的服务。然而，大数据在带来机遇和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采集者是以经营为目而对我们的数据进行采集的，因而无论信息所有人知情与否，在信息被采集之后它时刻都处于“被过度挖掘”的风险之中。而且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的价值日渐凸显，“大数据”本身也成为了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和主要载体之一。不法分子一方面可以大量盗取“大数据”进行贩卖，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大数据”资源的分析、处理甚至是篡改从而进一步的威胁特定的团体和个人的信息安全。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非法获取、泄露和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网上诈骗、网络谣言、垃圾信息等现象层出不穷，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有些甚至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保护好个人信息对个人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维护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的日趋严重，我国也加快了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的立法和修法进程，无论是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还是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都在不断的增强和完善我国刑法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刑修七”的增加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还是“刑修九”的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由特殊主体修改为一般主体，对特殊主体实施本罪的从重处罚，都没能对“大数据”时代下“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以及非法使用、散布和篡改“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做出规范。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不明。
我国现行的刑法当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是以第253条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来规制的，但是在本罪当中对于犯罪客体“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却并没有做出比较明确的定义。从253条的非法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当中规定的本罪“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一主体来看，本罪的“公民个人信息”所指代的应当是包括“姓名、年龄、住址、电话号码、身高体重、民族”在内的直接和公民身份相联系的信息。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如果仅仅将类核心信息作为公民个人信息而进行刑法保护的话，其范围和内容都会显得极其狭小。
在大数据时代，虽然笔者认为在本质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并无太大的转变，其所包含的必然是涉及公民核心信息的内容集合。但是在大数据的技术环境之下，或许许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数据单独来看并不会触及到个人信息的核心，但是一旦经过大数据技术的挖掘，这类信息就有可能直接成为涉及个人核心信息的关键所在，甚至直接分析成为关乎个人的因素数据，最近一项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在大数据的技术条件之下，只需要知道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和邮编，从公开的数据库中便可识别出该人87%的身份。
因此笔者认为，现有刑法狭隘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形势的转变。如果我们依旧沿用此类定义，难免就会出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不周的空白地带，最终造成个人信息泄露、隐私受到侵犯的现实危险。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使用、散布和篡改行为归置的缺失。
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体系当中，目前我国仅仅规定了出售与非法提供两种典型的行为模式。在大数据时代的现实形势之下笔者认为仅者两种行为的归置依旧显得过于单一了，许多实际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都没有纳入到刑法的规制体系之内。
首先，“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使用行为。虽然从概念上来说，我国刑法原本所规定的出售和非法提供也属于非法使用行为，但是这两种行为在模式上来讲是需要一个明确的信息接收对象的。在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当中依旧存在许多并不具备特定信息接收对象的行为，比如非法冒用行为就是典型的无受众的个人信息非法使用行为。当行为人知悉他人个人信息后，再利用这些信息冒用他人身份进行诈骗活动的话，其危害与成功率都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加强对于其他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制力度。
其次，就是非法散布个人信息的行为。所谓散布就是指仅仅以传播为目的公民个个人信息的披露，这种行为不需要特定的需求主体，因为其目的就在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公开。而一旦“公民个人信息”遭到非法散布尽管行为人在着当中可能不会得到切实的利益，但是对于受害人而言，其种种包含隐私利益与个人信息的信息数据的大范围传播，势必会造成其隐私权与生活安宁的极大破坏。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非法散布的行为的刑法规制缺失也是我国现今刑信息安全行为规制体系的一大缺陷。
最后，非法篡改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篡改公民个人星系，也就是利用删除、修改、增加等手段对公民个人信息内容进行改变的行为。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数据运用的范围的扩大，信息数据的准确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如果一开始我们所采集的数据就是错误的那么最终所导出来的结果也必将是错误的，这就是大数据时代数据准确性的意义之所在。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个人信息是属于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其所体现的是公民的人格利益，其天然的享有保证真实与不被歪曲的权利。所以笔者认为，对于非法篡改“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的。
（一）司法解释路径。
笔者认为，在司法解释这一路径之上，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这一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还是局限于法条的框架去解释和定义“公民个人信息”的话，那么在大数据无限可能的技术分析条件之下我们就将不可避免的面对这样一个矛盾即:要么范围过窄保护不周，要么范围过大无所不包。所以笔者认为在面对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以实质解释论的理论为出发点，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而不能仅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当某种行为并不处于刑法用语的核心含义之内，但具有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时，应当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刑法用语作扩大解释。”落脚与“公民个人信息”的实际法益，将那些实质上会对“公民个人信息”法益造成损害的信息数据扩解释到“公民个人信息”当中来。
（二）立法规范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是大数据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专门出台一部完善合理切合当今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实际形势的信息保护法案势在必行，但是立法的完善毕竟是一个漫长过程，这当中所涉及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司法解释的手段始终都仅是法律漏洞的补充手段，虽然可以解决一时之需但是毕竟还是属于治标不治本的补充手段，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相关的刑事立法才能最终尘埃落定。因此笔者认为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立法路径上我们暂时可以将现有刑法的第253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修改为“侵犯公民信息数据罪”具体条文可以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使用、散布和篡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以此为思路尽快的完善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最终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合乎我国实际国情的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体系。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七
个人信息的跨境转移使得个人信息被泄露、破坏、滥用的风险大大增加。这不仅在微观层面上会给信息主体造成影响，在宏观层面上还会涉及国家安全及贸易壁垒等问题。为了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上，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许多国家（地区）的立法都就境内机构向境外第三方转移个人信息的问题做出了规定，但在不同的政策导向和法律文化下，其具体模式及公权力介入的程度不尽相同。诸如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等国的法律并未就信息跨境转移制定特殊的规则，而是统一适用向第三方转移个人信息的规定。而欧盟1998年10月25日起生效的《关于对个人数据处理中的个体保护及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以下简称欧盟《指令》）关注的重点则包括防止因第三国的保护不足而导致的数据滥用。在此框架下，欧盟各国的法律都也专门针对个人信息跨境转移进行了具体规定。拉美、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与之类似的做法。2010年澳大利亚对其1988年隐私法进行了修改，其中app8以及s16c建立起向境外转移个人信息的法律框架。香港1996年《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33条也规定了将个人信息转移至香港以外地方应满足的条件，但该条款至今尚未生效。
鉴于上述问题，国际各方开始尝试设计新的制度作为补充，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跨境流动之间的平衡。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在于借助公司自己的隐私规则实现跨境信息保护，以公司自律为基础，辅以行政或司法手段保障其实施效果。与法律这种自上而下普遍适用及强制约束的规则不同，公司隐私规则制度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进路，具有更多的自愿性与自主性，可以更好地在保障信息主体权利的同时照顾到不同商业机构自身的需求和特点。目前国际上采用公司隐私规则制度主要包括安全港框架(safeharborframework)、欧盟约束性公司规则(bcr，bindingcorporaterules)和apec跨境隐私规则(cbpr，cross-borderprivacyrules)。
（一）公司隐私规则的适用范围。
安全港框架和bcr都是欧盟数据保护指令下的制度，前者是解决从欧盟向美国企业转移个人信息的问题，其参加者是作为信息接收者的美国企业；后者则针对位于欧盟的公司向位于非欧盟的关联机构转移个人信息，其参加者是跨国公司。由于美国在个人信息保护上的立场与欧盟存在较大差异，缺乏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难以通过欧盟委员会的充分性审查。
（二）公司隐私规则的审查认证。
只有建立起一定的审查制度，才能确保企业自愿采用的公司隐私规则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在安全港框架下，美国商务部负责审查申请加入公司的提交的隐私保护政策是否包含其制定的安全港隐私原则。受到欧盟委员会的敦促，美国商务部近年来加强了审查工作，2013年有12%的公司未获批准进入安全港名单，较2010年增加了一倍。打算采用bcr的跨国公司也需要事先向个人信息输出国的数据保护机关提交申请。有鉴于这些公司往往在多个欧盟国家设有机构，29条工作组专门设计出一套协调程序，以减轻申请的负担。公司只需向某一成员国的数据保护机关，即领导协调机关(leadingcoordinatorauthority)，提交一份申请即可。该领导协调机关将会把申请转交给其他公司机构所在的成员国的数据保护机关，由其根据本国的法律决定是否批准申请。
（三）公司隐私规则的监督。
通过公司自身的个人信息隐私规则保障跨境信息的安全需要有配套的监督以及救济机制。应有制度来确保这些公司能够履行承诺，有效自律，而对于未能充分自律的机构也必须有一定的惩罚机制。因违规而遭受损害的信息主体应享有充分有效的救济。在安全港框架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有权对违反隐私原则的公司处以罚款，甚至以商业欺诈为由对其提起诉讼。如果在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后，违反行为仍得不到纠正，违反的机构将丧失“安全港”成员的资格。另一方面，欧盟各国的数据保护机关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针对个案中止个人信息向美国转移，例如美国政府部门已经认定美国公司违反了安全港原则，或有证据表明美国公司很可能违反了安全港原则，或有关信息的转移很可能给信息主体造成巨大风险等。
（一）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
对于位于法律严格限制个人信息向境外转移的国家/地区的企业而言，公司隐私规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提供了方便，避免了通过逐一征得客户同意或对每一次转移都采用合同方式带来的复杂及高成本。企业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和制度的要求，结合自身的情况，灵活制定隐私规则，从而令其个人信息跨境转移活动合法化。通过加入隐私规则体系，公司甚至可以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尚未就此进行立法的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还可以在整个集团内部采用统一的隐私规则，降低跨国经营的行政管理成本。对于企业而言，与取得iso、sa8000等认证一样，加入公司隐私规则体系也可以被视为获得隐私认证，表明该企业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较为重视，并达到了一定标准，从而消除客户的疑虑，提升企业美誉度。
（二）为信息主体提供较为便利的救济。
在获得信息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境内的信息控制者可以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境外。在个人信息权被侵犯的情况下，信息主体往往要通过境外的相关法律寻求救济。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即便有法可依，跨境诉讼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信息主体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而上述三种公司隐私规则体系则较为明确地规定了信息主体可以直接诉诸的多样化争端解决机制。首先，这三种公司隐私规则制度都要求公司隐私规则本身应包含投诉处理机制，受到侵害信息主体可以直接据此通过内部程序解决争议。
（三）适用范围依然有限。
尽管公司隐私规则对企业和信息主体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其适用范围依然有限，目前只能作为通过其他方式合法化个人信息跨境转移的补充。安全港框架和bcr体系属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组成部分，促进了欧盟向其他国家/地区的个人信息流动。但前者仅适用于信息接受者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交通运输部辖下企业的情况，而后者则只解决跨国公司内部的个人信息跨境转移问题。apec成员众多，其cbpr影响力似乎应较大，但事实并非如此。
诚然，公司隐私规则制度作为正在兴起的制度，在实践中尚未真正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地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跨境流动。但国际各方已经开始做出努力推动其影响力，并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加拿大正准备提起加入bbpr体系的申请，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在考虑加入。欧盟和apec亦都认识到其公司隐私规则制度间缺乏互通性带来的问题。欧盟29条工作组于2014年2月发布文件，对bcr和cbpr的27项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比较。尽管两种制度间的互认尚未实现，但该文件无疑给需要进行双重认证的公司提供了可行的指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申请负担。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八
从基本概念进行分析的话，首先，个人信息的主体是公民，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通过法律规定我们可以了解到，个人信息的主体并不仅限于居住在国内的中国公民，还包括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在这些人的个人信息权受到不法分子侵害时，一律享有我国刑法的保护。其次，关于个人信息的解读，各学派一直存在着争议，无论哪种观点，都没办法准确涵盖个人信息的全部。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直接或间接的识别本人的特定资料所反映出的内容。如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肖像、身份证号码、职业、教育状况、联系方式、家庭背景等等和本人人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还包括着隐私范畴内的如既往病史、财产收入等信息。与此同时，对于个人信息的定义，还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在日后的立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其法律属性一直颇具争议，成为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就目前来说，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所有权学客体说，他们认为个人信息具有实际利用价值，所有者对其具有支配权，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出售，从而为信息的所有者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具备财产属性，因此被列入所有权范畴；二是以隐私权客体说，认为个人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个人隐私包含个人信息，在这方面美国是最早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范畴进行立法的国家，比如《隐私权法》和《联邦电子通讯隐私权法案》中对个人信息都有详尽的保护措施；三是人格权客体说，将个人信息划分到人格权中，认为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就是维护公民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体现的是公民个人的人格利益，因此应该受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严格保护。
（三）公民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公民的个人信息涉及内容较广，和很多专有名词的概念都有着相似之处，通过分析，笔者主要将目光集中在个人隐私上面。个人隐私指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比如我国在《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未经公民许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以及“私拆他人信件，偷看他人日记，刺探他人私人文件内容，以及将他们公开”等行为，都属于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由此可见，个人隐私大多是公民不希望被外人所知的、敏感的信息，而个人信息不仅包括禁止他人干涉的敏感信息，还包括可以向大众公开的信息。因此，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是两个相互交叉，又在外延方面相互区别的名词概念。就对公民的立法保护工作来说，个人信息的保护比个人隐私的保护更加全面。
（一）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受侵害的具体表现。
当今社会，互联网的使用，让人们的生活被手机、电脑等各种电子产品包绕，在这种大环境下，人们在从事购物、交友、出行、入住宾馆等各种社会活动时，很多情况下都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告知与商家，进行登记，这就造成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可能和隐患。对于商家而言，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商机，那么利用信息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就应运而生了。一些机构疏于管理再加上一些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致使我国公民信息泄露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量兜售车主房主信息、大学毕业生应聘人员信息、商务人士信息、患者信息、电信用户信息的现象在社会上层出不穷，一些商家将自己搜集到的客户信息进行出售，甚至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信息倒卖”产业。商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推销，违法犯罪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诈骗，甚至通过“人肉搜索”对当事人进行名誉侵害，通过某些编程窃取网银密码盗取用户存款等等，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应当给予严厉的打击和制裁。
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是构建我国法律框架的四个关键部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该由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个人尊严不容侵犯，任何侵犯公民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虽然没有出现“个人信息”的字眼，但个人尊严与个人信息紧密相关，从此种意义上来讲，宪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了原则性的保护；其次是民法，对与公民的个人信息有关的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和荣誉权做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任何人如果侵害公民的这四项权益，都将受到民法的制裁；另外，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近些年才开始施行，有《居民身份证法》、《物业管理法》、《电信条例》等等；直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才首次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定罪入刑，填充了我国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空白。
刑法作为法律的最底线，只有在其他法律都无效的前提下，才会实行刑事处罚，给予犯罪分子最沉重的打击。在我国现有阶段，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的制定还不到位，虽然宪法、民法以及行政法都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有所涉及，但通过施行效果可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中的法律条文尽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触及到根本，仅仅提供了一些原则性的间接性的保护；民法虽然明确提出了对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以及名誉权的保护，但公民的个人信息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过于零散的法律规定，削弱了民法的可操作性，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行政法对于破坏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实施主体限制范围相对狭小，主要针对行政机关人员，而且处罚力度较小，不能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因此，加强刑事立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要解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事立法问题，首先要明确个人信息的基本概念和犯罪主体范围。现阶段，我国在这方面的刑事法律还不够完善，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虽然指出犯罪对象是公民的个人信息，但同宪法、民法、行政法一样，没有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做出具体的解释，不管是公开信息还是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在量刑规定中没有针对不同的犯罪情节做出清晰的界定，以至于不法分子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同时，在条文规定中使用“等”字，也让犯罪主体模糊化。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给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打击，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以及犯罪主体的范围，是当前完善刑法的重中之重。
（二）根据犯罪的行为和情节细致刑罚。
《刑法修正案(七)》中，第七条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根据刑法规定，区别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是情节是否严重。而根据我国的立法情况来看，当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对情节是否严重划分出明确的界定范围。因此，在裁判过程中，对于“罪与非罪”就存在争论，司法机关必须根据案情酌情评判情节的轻重，给司法机关的案件处理带来不小的难度。如果出台的法律能够将犯罪行为细致量化，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压力将会大大减小，比如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公民个人信息被出售的份额，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所得利益对刑事处罚的幅度进行划分，份额由小到大对应犯罪情节由轻到重，相应的刑罚也会逐渐增加，尤其是给当事人带来重大人身或财产损失时，犯罪行为更不可姑息。如此一来，犯罪主体都能够得到与之犯罪情节相对应的惩罚，不会出现钻法律漏洞的现象，实现司法的公平性。
（三）构建立法司法执法部门工作一体化机制。
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过程中，必须要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要求。因此，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讲，立法机关要深入社会调查，根据实际情况构建法律条文，尤其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刑法的完善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次从执法层面而言，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侵害的犯罪分子，绝不姑息养奸，让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网；从司法层面来说，法院及检察院在裁定犯罪结果的过程中，要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给受害者一个满意的答复。同时，立法、执法、司法机构要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才能有效打击此类犯罪。
（四）借鉴学习国外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经验。
在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中，不仅要完善刑法，宪法、民法、行政法都要同时完善，只有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才能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坚实的堡垒。将来随着立法的逐步完善和条件的逐步成熟，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从立法模式上，笔者比较倾向于以德国为代表的统一交叉立法模式，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案，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整体归类，同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避免了法律零散化带来的不便。
综上所述，刑法作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它的完善对于公民个人权益的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刑法涉及到的“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要切实做好法律宣传，对核心的工作人员做好监督工作。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公民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宣传教育，只有提高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行为的产生。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九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率迅速提升，社会信息传播渠道逐步拓展，加强社会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就成为新时期社会信息传输与保护的主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正随着社会法治结构而逐步优化，但由于受到社会法治管理体系阶段性特征影响，我国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依旧着一些弊端，由此，突破这些问题，就成为新时期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加强的首要条件。
（一）法律刑法管理制度不全面。
当前，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工作的法律界定上，以过于宽泛的法律管理范围，对刑法管理工作进行指导，从而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较大信息保护范围的空缺。如，我国刑法中对于泄露他人信息的犯罪判定，均已“违反国家规定”、“违反相关法律規定”等大框架，为刑法管理的限制。同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刑法管理人员又缺乏结合实际情况，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处罚的相关制度进行定位。这样，上层法治管理体系内容的缺失，以及下层实践中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层面的不全面，将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脱节的问题出现[1]。
（二）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局限。
我国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管理范围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我国当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上，将管理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拓展，国外在华人员，也会在国内发生泄露个人信息的问题，而从我国刑法管理的相关条例来说，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主体是我国公民，不包括来华国外人员，当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中出现此类问题时，司法人员将无法给予其相应的问题判断。
同时，我国刑法中关于保护主体的形式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与上节中提到的管理范围宽泛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判定，以“情节严重”作为主要标准，但社会个人信息的泄露带来的问题，是不能完全依照信息泄露的表层情况来进行判断的，它也需要对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长远问题做出判断，由此，也会出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原则，无法合理运用的问题。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逐步优化，结合当前法律制度管理中的不足，实现公民权力的调整优化。
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应从现代结构分析视角入手，进一步细化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例如：将《刑法修正案（十）》中，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的管理范围具体化，将“国家规定”、“区域性规定”等较大范围的信息保护规定，都转变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造成公民个人信息侵犯等内容[2]。
同时，对于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公民信息泄露的区域，也应实行针对性的管理制度。如，商场、医院、网吧等社会公共场所，应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第三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这样以国家《刑法修正案（十）》为基础的，社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内容的补充，将逐步形成上层明确性保护，下层具体化实施的法治管理体系，自然也就达到当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有效性保护的目的。
（二）延伸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
延伸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是发挥公民个人信息管理体系的必要性条件。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体范围的拓展，应将刑法保护中的“公民”一词进行替换。依据我国刑法制度对于“公民”的定义，将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界定在其内，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刑法的权利，为社会中以个人信息泄露获取利益犯罪行为预留了生长的空间。将“公民”一词更换为“自然人”，将确保刑法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刑法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来华外籍人员，从而也就达到了对国内大众个人信息全方面保护的目的了。假定某留学生通过校园网络，向他人泄露在校生的个人信息，并构建起专业的“人肉搜索”信息销售渠道。则依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十）》的内容，司法管理部门，就可以依据其行为进行刑法审判，这是我国现代刑法管理中，对于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实践体现。
同时，我党在《刑法修正案（十）》中，也拓展了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犯罪主体的管理范围，通过列举了：国家机关、金融、电信、教育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刑法管理范围扩充的代表。以社会中存在信息泄露的所有主体，取代部分性信息管理主体的方式，也是现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体范围拓展的体现。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也要从进一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层面进行界定。我们必须看到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社会问题，与传统法律管理制度之间的异同，由此，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界定，不能单单从刑事案件的表层来判断，而应结合其产生的附加影响层面进行定论。
例如：公民个人信息的的刑法保护制度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影响判断，应从公民自身的影响、社会信息体系的影响、甚至是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情节严重程度的判断，这样，才能够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与判断过程中，公民主体信息判断原则的正确定位。
我们实行公民个人信息综合性判断，是依据现代公民的信息传输社会化的发展趋向为主体，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内容的逐步性完善。其内在趋向性的变化，将为现代法律实践工作的有序性开展，提供制度管理依据，从而成为引导国家信息传输体系完善的保障性条件。
首先，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应用，作为未来个人信息泄露案件审理中的条件，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提供依据。即社会第三方人员，在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对策情况下，随意应用他人信息，也可以作为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一方面，信息主体有权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
其次，对于社会公民自主进行网络信息公布的行为，需要公民自己承担信息保护的义务，网络信息提供者不具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这一点是从公民自身信息保护的义务层面出发进行分析。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思考，是建立法制化国家的理论引导，为我国社会法制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借鉴。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法制化引导，通过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延伸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认定，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优化。因此，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探究，将为我国社会信息的制度完善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十
从基本概念进行分析的话，首先，个人信息的主体是公民，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通过法律规定我们可以了解到，个人信息的主体并不仅限于居住在国内的中国公民，还包括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在这些人的个人信息权受到不法分子侵害时，一律享有我国刑法的保护。其次，关于个人信息的解读，各学派一直存在着争议，无论哪种观点，都没办法准确涵盖个人信息的全部。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直接或间接的识别本人的特定资料所反映出的内容。如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肖像、身份证号码、职业、教育状况、联系方式、家庭背景等等和本人人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还包括着隐私范畴内的如既往病史、财产收入等信息。与此同时，对于个人信息的定义，还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在日后的立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其法律属性一直颇具争议，成为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就目前来说，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所有权学客体说，他们认为个人信息具有实际利用价值，所有者对其具有支配权，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出售，从而为信息的所有者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具备财产属性，因此被列入所有权范畴；二是以隐私权客体说，认为个人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个人隐私包含个人信息，在这方面美国是最早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范畴进行立法的国家，比如《隐私权法》和《联邦电子通讯隐私权法案》中对个人信息都有详尽的保护措施；三是人格权客体说，将个人信息划分到人格权中，认为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就是维护公民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体现的是公民个人的人格利益，因此应该受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严格保护。
(三)公民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公民的个人信息涉及内容较广，和很多专有名词的概念都有着相似之处，通过分析，笔者主要将目光集中在个人隐私上面。个人隐私指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比如我国在《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未经公民许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以及“私拆他人信件，偷看他人日记，刺探他人私人文件内容，以及将他们公开”等行为，都属于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由此可见，个人隐私大多是公民不希望被外人所知的、敏感的信息，而个人信息不仅包括禁止他人干涉的敏感信息，还包括可以向大众公开的信息。因此，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是两个相互交叉，又在外延方面相互区别的名词概念。就对公民的立法保护工作来说，个人信息的保护比个人隐私的保护更加全面。
(一)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受侵害的具体表现。
当今社会，互联网的使用，让人们的生活被手机、电脑等各种电子产品包绕，在这种大环境下，人们在从事购物、交友、出行、入住宾馆等各种社会活动时，很多情况下都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告知与商家，进行登记，这就造成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可能和隐患。对于商家而言，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商机，那么利用信息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就应运而生了。一些机构疏于管理再加上一些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致使我国公民信息泄露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量兜售车主房主信息、大学毕业生应聘人员信息、商务人士信息、患者信息、电信用户信息的现象在社会上层出不穷，一些商家将自己搜集到的客户信息进行出售，甚至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信息倒卖”产业。商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推销，违法犯罪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诈骗，甚至通过“人肉搜索”对当事人进行名誉侵害，通过某些编程窃取网银密码盗取用户存款等等，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应当给予严厉的打击和制裁。
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是构建我国法律框架的四个关键部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该由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个人尊严不容侵犯，任何侵犯公民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虽然没有出现“个人信息”的字眼，但个人尊严与个人信息紧密相关，从此种意义上来讲，宪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了原则性的保护；其次是民法，对与公民的个人信息有关的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和荣誉权做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任何人如果侵害公民的这四项权益，都将受到民法的制裁；另外，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近些年才开始施行，有《居民身份证法》、《物业管理法》、《电信条例》等等；直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才首次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定罪入刑，填充了我国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空白。
刑法作为法律的最底线，只有在其他法律都无效的前提下，才会实行刑事处罚，给予犯罪分子最沉重的打击。在我国现有阶段，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的制定还不到位，虽然宪法、民法以及行政法都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有所涉及，但通过施行效果可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中的法律条文尽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触及到根本，仅仅提供了一些原则性的间接性的保护；民法虽然明确提出了对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以及名誉权的保护，但公民的个人信息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过于零散的法律规定，削弱了民法的可操作性，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行政法对于破坏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实施主体限制范围相对狭小，主要针对行政机关人员，而且处罚力度较小，不能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因此，加强刑事立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要解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事立法问题，首先要明确个人信息的基本概念和犯罪主体范围。现阶段，我国在这方面的刑事法律还不够完善，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虽然指出犯罪对象是公民的个人信息，但同宪法、民法、行政法一样，没有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做出具体的解释，不管是公开信息还是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在量刑规定中没有针对不同的犯罪情节做出清晰的界定，以至于不法分子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同时，在条文规定中使用“等”字，也让犯罪主体模糊化。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给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打击，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以及犯罪主体的范围，是当前完善刑法的重中之重。
(二)根据犯罪的行为和情节细致刑罚。
《刑法修正案(七)》中，第七条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根据刑法规定，区别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是情节是否严重。而根据我国的立法情况来看，当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对情节是否严重划分出明确的界定范围。因此，在裁判过程中，对于“罪与非罪”就存在争论，司法机关必须根据案情酌情评判情节的轻重，给司法机关的案件处理带来不小的难度。如果出台的法律能够将犯罪行为细致量化，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压力将会大大减小，比如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公民个人信息被出售的份额，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所得利益对刑事处罚的幅度进行划分，份额由小到大对应犯罪情节由轻到重，相应的刑罚也会逐渐增加，尤其是给当事人带来重大人身或财产损失时，犯罪行为更不可姑息。如此一来，犯罪主体都能够得到与之犯罪情节相对应的惩罚，不会出现钻法律漏洞的现象，实现司法的公平性。
(三)构建立法司法执法部门工作一体化机制。
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过程中，必须要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要求。因此，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讲，立法机关要深入社会调查，根据实际情况构建法律条文，尤其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刑法的完善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次从执法层面而言，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侵害的犯罪分子，绝不姑息养奸，让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网；从司法层面来说，法院及检察院在裁定犯罪结果的过程中，要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给受害者一个满意的答复。同时，立法、执法、司法机构要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才能有效打击此类犯罪。
(四)借鉴学习国外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经验。
在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中，不仅要完善刑法，宪法、民法、行政法都要同时完善，只有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才能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坚实的堡垒。将来随着立法的逐步完善和条件的逐步成熟，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从立法模式上，笔者比较倾向于以德国为代表的统一交叉立法模式，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案，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整体归类，同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避免了法律零散化带来的不便。
综上所述，刑法作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它的完善对于公民个人权益的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刑法涉及到的“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要切实做好法律宣传，对核心的工作人员做好监督工作。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公民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宣传教育，只有提高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行为的产生。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十一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使得网络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互联网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个人信息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背景下，为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本文主要探究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通过刑法对公民行为进行有效约束，进而达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
就目前而言，我国刑法中对公民个人信息还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从理论上来看，公民的个人信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更新，并包括公民的社会信息和识别信息以及财产信息等等信息内容，并具有一定的专属性和广泛性以及价值性，因此，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就目前而言，公民个人信息泄漏的现象愈发严重，不仅严重影响了公民的个人利益，还在一定程度内破坏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引发各种犯罪行为的现象。因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公民自身，公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强，很容易会将个人信息透漏。还有一部分就是目前非法收集和出售个人信息的渠道很多，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个人信息的保护增加了一些困难。例如，某软件的营销手段，“扫一扫注册软件给奖品”，张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并进行注册，打开微信注册软件不仅需要电话号码还需要银行卡卡号等个人信息。之后没多久，张先生的银行卡就被盗刷了，给张先生的个人财产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案例还存在很多，因此，公民要强化自身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1]。
(二)通过网络媒体泄露个人信息。
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媒体也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在为人们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个人信息带来很大的隐患。由于网络媒体巨大的关注量，很容易导致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并且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利用网络媒体来曝光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也在逐渐增加，对公民的个人利益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三)侵害行为隐秘。
由于现代网络科技的不断进步，提高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手段和水平，降低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犯罪成本，并具有很强的隐秘性与技术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公民毫不知情中泄漏的，侵害过程很难留下证据，甚至都没有侵害现场，这就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
从个人对信息的主观态度方面来看，信息有隐私和商业秘密以及个人信息之分，个人信息在特定的范围内可以利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获取，但未经当事人的许可不可以向他人透漏或者是广泛的进行传播。就本质上看，个人信息的含义和延伸相对于商业秘密和隐私来说更具广泛性和独特性。因此，我国刑法要完善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和含义，个人信息可以界定为个人信息主体所有的与自身有关的或不愿被特定人群以外的人知悉的、且该信息一旦被他人泄露会对公民个人的利益产生损害的信息或数据[2]。
在使用刑法来保护个人信息的过程中，窃取或者是利用非法手段来获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要追究窃取者的刑事责任，而这个严重标准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面对数量较大的个人信息侵犯案件，司法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没有具体的书面文件来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和标准，这给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带来给大的困难。因此，在犯罪程度的严重程度方面，要给予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3]。例如，第一，看获取信息数量和次数，获取公民信息的数量较大或者是进行多次获取，这样则视为严重情节。第二，看获利情况。若是通过获取公民信息来获利，并且获利金额很大就要视为严重情节，要根据数额的大小和当事人利益损害程度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看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用于的犯罪活动，根据犯罪活动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定。第四，看当事人的个人利益的损害情况。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给当事人带来较大的利益损害，则视为严重情节，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
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是防止公民信息泄漏的重要途径，其中要大力监管合法持有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和机构，若监管不到位很容易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切入点，进而严重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形成大范围的严重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要实行责任制，明确责任划分和责任人，定期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工作的检查，对泄漏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
(四)维护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在公民个人信息的侵权案件中，案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为了保证每个案件的相对平衡性，司法机关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民个人信息泄漏所造成的损失法律上不能进行衡量，因此，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要考虑当事人的态度，并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利，使得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案件的审判，从有效保证案件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为公民个人信息提供重要的刑法保护。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信息化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背景下，为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十二
信息网络越来越多的受到各方面的威胁，各种攻击手法层出不穷，外部攻击、内部资源滥用、木马和病毒等，使网络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本文在此基础上，指出校园网信息安全存在的风险，探讨提高校园网信息安全水平的对策。
随着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深入，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对信息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大量的数据资源，成为学校成熟的业务展示和应用平台，信息化安全是业务应用发展需要关注的核心和重点在未来的教育信息化规划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随着网络应用的不断发展，高校业务应用和网络系统日益复杂，信息网络受到越来越多的各方面威胁，各种攻击手法层出不穷，外部攻击、内部资源滥用、木马和病毒等不安全因素越来越显著。
1.1网络层风险分析。
网络层风险主要是指来自互联网的各种攻击、探测、网络病毒威胁。例如端口探测扫描、ddos攻击等。
1.2系统层风险分析。
系统层包括各类服务器、办公电脑、移动终端等操作系统层面的安全风险。系统层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系统本身存在的漏洞，另一方面来自对管理员对系统的配置和管理。
1.3数据风险分析。
数据库系统平台是应用系统的核心，数据是学校应用系统的基石。学校系统的网络与互联网教育网互通，数据风险主要包括：数据存储风险，保存在数据库及文件服务器中的数据可能受到泄漏攻击；数据通信风险，处于通信状态的数据，由于在网络中传输，存在信息泄漏或窃取的风险。
远程管理可通过明文传输协议telnet，ftp，smtp，pop3，这样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内部窃听数据，通过简单的软件还原数据包，从而获得机密资料以及管理员口令，威胁所有服务器安全。
1.4应用风险分析。
大多数学校的主要应用系统为门户网站与校园应用系统。
针对这一web系统面临的风险主要有：网页篡改、利用漏洞对服务器内应用系统攻击、非法侵入、弱认证方式等。
1.5安全管理风险分析。
目前大多数学校安全管理人员较少、管理较为分散。
基于上述现状，一旦整个信息网爆发病毒或被黑客攻击，则安全管理员将无法从众多的安全设备中快速定位故障，不能及时处理，可能将导致多个重要业务系统瘫痪，严重影响相关的教学和生活。
安全管理问题具体表现为：未实现以业务系统为核心的安全管理自动化处理流程；对业务系统风险未进行统一和实时管理；缺乏完整的安全管理方案，安全管理人员少，工作量大；缺少安全监控能力，无法探测和掌握来自外部或者内部的针对主机、web系统、数据库等的可疑行为。
2.1网络层安全。
在安全模型中，网络层中进行的各类传输活动的安全都应得到关注。网络层主要考虑如下方面的内容：网络结构与网段划分、网络访问控制、安全审计、边界完整性检查、网络入侵防范、恶意代码防范、网络设备防护。
信息系统网络层加强安全的对策：
(1)部署下一代防火墙，优化配置控制策略实现外部网络与内部网络的安全隔离。
(2)部署入侵防御系统全面监测网络和系统资源，及时发现并实施有效的阻断网络内部违规操作和黑客攻击行为。
(3)部署堡垒机系统对管理员日常维护进行权限管理和日志审计。
(4)部署网络防毒设备，用以发现网络中的各种恶意程序，同时弥补单机杀毒产品病毒库的不足。
2.2系统层安全。
系统层主要考虑如下方面的内容：系统保护、用户管理、访问控制、密码管理、安全审计、入侵防范、系统日志、资源控制。
信息系统系统层加强安全的对策：
(1)办公设备和服务器补丁需要及时更新，应配置漏洞扫描系统及时进行漏洞检查。
(2)缺乏主机系统层面的审计手段，但可以使用网络层面部署的堡垒主机进行操作审计。
(3)无法对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安全策略配置做到统一标准，如果采取人工配置，不仅对人员能力要求高，而且费时费力，效率很低，应采用漏洞扫描系统的安全配置核查功能来进行检查。
(4)对终端和服务器支持安装防病毒软件的，需要安装防病毒软件系统，应部署网络防病毒软件系统，且与防毒墙使用的是不同的病毒库。
2.3应用层安全。
应用层是对于现有业务系统应通过技术、管理、培训等多种手段对应用系统代码、安全功能、数据、开发、外包、测试、部署等方面所涉及的安全问题进行预防性和发现性安全防护。
主要的方法有：功能验证、性能测试、渗透性测试、编码安全培训、制度流程约束等。
其中有关制度流程约束的部分可参考管理和运维体系中的相关制度和流程。
信息系统应用层加强安全的对策：
(1)在应用开发之初进行相关审计模块的开发。
(2)部署web应用防火墙系统来进行安全防护，加强sql注入、xss攻击、端口扫描和应用层ddos等攻击手段的防范措施。
2.4数据层安全。
数据层主要考虑如下方面的内容：数据可用性、完整性和保密性，确保数据不会修改、丢失和泄漏。
信息系统数据层加强安全的对策：
(1)对数据库的操作行为进行审计，可以使用部署的数据库安全审计系统来实现。
(2)对数据库的操作用户进行身份鉴别和限制，可以使用堡垒主机来实现。
(3)数据的备份和恢复措施需加强，应建设本地存储和本地容灾备份系统。
2.5管理层安全。
除了采用技术手段控制信息安全威胁外，安全管理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所谓“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就是这个道理。
健全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是各种技术防护措施得以有效实施、网络系统安全运行的保证，技术防护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可以相互补充，共同构建全面、有效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管理层主要考虑如下方面的内容：安全组织结构、安全管理制度、系统建设管理、系统运维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培训。
校园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需要考虑以上各个层面的安全需求，同时还需要参考国际国内成熟的信息安全体系进行实际建设，才能保障校园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十三
网络时代的个人信息，主要是指存储于个人计算机、手机或网络上一切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数字信息，主要包括姓名、年龄、性别、生日、身份证号码等个人基本资料，手机号码、固定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qq和msn号码等个人联系方式，网银账号、游戏账号、网上股票交易账号、支付宝账号等个人财务账号，网页浏览记录、网上交易记录、论坛和聊天室发言记录等个人网络习惯，个人不愿被公开浏览、复制、传递的照片、录像、各类文档等个人文件数据。
个人信息泄露一般是指不愿意让外界知道的个人信息被外界知晓。个人信息一旦泄漏，轻则导致被骚扰、个人隐私被曝光，严重的会导个人经济利益损失，甚至威胁到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
1.个人信息泄露导致个人备受骚扰。个人信息泄露后，可能会不时接到广告短信和电话。比如经常收到某些商场打折广告，购房者经常收到房屋中介、装修公司的推销短信，购车者经常会接到推销保险的电话等等。
2.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经济损失。当前，网上炒股、电子银行和网络购物已经越来越流行，个人电子账户增多。而网上交易具有多种安全风险，如果不注意容易导致个人电子账户等信息泄露，可能会引起经济损失。
3.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涉及到个人家庭、住址与收入等敏感信息的泄露，有可能导致损害个人安全的犯罪事件。有些小偷获得了他人的信息后，先拨打电话，确定家中是否有人，然后再进行盗窃。个人信息的泄露也沦为一些不法分子打击报复、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甚至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严重犯罪作案的工具。
4.个人信息的泄露甚或威胁到国家安全。许多人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对于军人或者国家重要部门公务人员来说，一旦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情报机构获得，有可能从这些看似保密程度不高的信息中提取出重要的情报。据有关军情报专家说“一张士兵的工作照片，有可能从中看出一些绝密设备或军事设施的内部情况”。
个人信息泄漏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与制度不够完善。现阶段《宪法》和其他法律尚未明确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范围及其追究方式，导致个人信息经常被人倒卖或泄露而无法追究责任，进而出现很多为获利而盗取个人信息的机构和产业。
2.某些单位信息安全管理理念滞后。某些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部门，如电信公司、网站、银行、保险公司、房屋中介、某些政府部门、教育部门、房地产公司等，信息安全意识淡薄，管理技术措施不力，信息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个人信息有意或无意被泄露。
3.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不强。个人缺乏信息和隐私权的保密意识，在网络环境下也容易泄漏个人信息。比如随意接受“问卷调查”，填写个人信息，遨游互联网时不经意发布个人信息，未采取安全措施登录挂马网站，个人计算机中病毒等等。
近几年，各种信息秘密泄露事件比比皆是。人民网曾经开展了一次有关个人信息泄露的调查，结果显示，9o%的网友曾遭遇个人信息被泄露；有94%的网友认为，当前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非常严重。笔者认为，个人信息的泄露途径主要分为主动泄露和被动窃取两种。
1.主动泄露。主动泄露是指个人为实现某种目的而主动将个人信息提供给商家、公司或他人。比如消费者在就医、求职、买车、买房、买保险、办理各种会员卡或银行卡时填写的个人信息，参加“调查问卷”或抽奖活动，填写联系方式、收入情况、信用卡情况等内容，登录网站注册会员填写的个人信息等等。个人主动将有关信息泄露给商家，而商对个人信息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在使用过程当中把个人信息泄露出去。
2.被动窃取。被动窃取是指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采取各种手段收集盗卖。比如通过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搜索个人信息，汇集成册，出售给需要购买的人，通过建立挂马网站、发送垃圾电子邮件或者电话查询等方式，以各种“诱饵”，诱使受害人透露个人信息，通过病毒、木马和黑客攻击个人电脑或者网络服务器盗取个人电子账号、密码等等。
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应当从完善法规和管理制度、提高个人意识和采取技术措施三方面着力。
1.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与制度。首先，国家应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创建良好的法律环境。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文件明确规定了公民个人信息受国家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窃取个人信息。该文件一旦正式出台，必将很大程度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其次，国家和地方相关管理机构应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和地方相关管理机构应制定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与实施方法，促进各行各业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合法利用、合理利用。再次，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行政机关、法人和组织应建立起相应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2.提高个人信息安全素养。个人在其信息保护上是第一责任人，要提高个人信息安全素养，养成良好的个人信息管理习惯，控制好个人信息的使用范围。首先，对互联网利用较多的人，需要加强对个人电脑的安全防护，安装并升级杀毒软件与防火墙。为重要的个人信息加密，计算机设置windows和屏幕保护密码，在互联网浏览网页和注册账户时，不要泄露个人敏感信息。当遇到一些必须输入个人信息才能登录的网址时，输入的个人数据必须限于最小的范围，并且，妥善保管自己的口令、帐号密码，并不时修改。其次，谨慎注意网站是否有针对个人数据保护的声明和措施，对那些可以匿名登录的网站要坚决匿名登录，不访问安全性不明的网站，不轻易加入各类社交网络，与来历不明的人共享信息。最后，尽量不要在qq空间、个人网站、论坛等上传发布个人重要信息。
3.采用技术手段。对掌握大量个人信息的企业而言，堵住人为漏洞需要完善制度，而堵住技术本身的漏洞，最好使用技术。要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推广，不断完善信息系统安全设备诸如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防病毒系统、认证系统等的性能，强化应用数据的存取和审计功能，确保系统中的用户个人信息得到更加稳妥的安全技术防护。对于在互联网上遨游的个人而言，可以使用技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比如对个人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即使这些数据不小心被盗，也将是看不懂而无用的。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十四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率迅速提升，社会信息传播渠道逐步拓展，加强社会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就成为新时期社会信息传输与保护的主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正随着社会法治结构而逐步优化，但由于受到社会法治管理体系阶段性特征影响，我国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依旧着一些弊端，由此，突破这些问题，就成为新时期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加强的首要条件。
（一）法律刑法管理制度不全面。
当前，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工作的法律界定上，以过于宽泛的法律管理范围，对刑法管理工作进行指导，从而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较大信息保护范围的空缺。如，我国刑法中对于泄露他人信息的犯罪判定，均已“违反国家规定”、“违反相关法律規定”等大框架，为刑法管理的限制。同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刑法管理人员又缺乏结合实际情况，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处罚的相关制度进行定位。这样，上层法治管理体系内容的缺失，以及下层实践中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层面的不全面，将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脱节的问题出现[1]。
（二）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局限。
我国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管理范围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我国当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上，将管理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拓展，国外在华人员，也会在国内发生泄露个人信息的问题，而从我国刑法管理的相关条例来说，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主体是我国公民，不包括来华国外人员，当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中出现此类问题时，司法人员将无法给予其相应的问题判断。
同时，我国刑法中关于保护主体的形式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与上节中提到的管理范围宽泛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判定，以“情节严重”作为主要标准，但社会个人信息的泄露带来的问题，是不能完全依照信息泄露的表层情况来进行判断的，它也需要对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长远问题做出判断，由此，也会出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原则，无法合理运用的问题。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逐步优化，结合当前法律制度管理中的不足，实现公民权力的调整优化。
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应从现代结构分析视角入手，进一步细化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例如：将《刑法修正案（十）》中，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的管理范围具体化，将“国家规定”、“区域性规定”等较大范围的信息保护规定，都转变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造成公民个人信息侵犯等内容[2]。
同时，对于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公民信息泄露的区域，也应实行针对性的管理制度。如，商场、医院、网吧等社会公共场所，应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第三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这样以国家《刑法修正案（十）》为基础的，社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内容的补充，将逐步形成上层明确性保护，下层具体化实施的法治管理体系，自然也就达到当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有效性保护的目的。
（二）延伸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体范围的拓展，应将刑法保护中的“公民”一词进行替换。依据我国刑法制度对于“公民”的定义，将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界定在其内，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刑法的权利，为社会中以个人信息泄露获取利益犯罪行为预留了生长的空间。将“公民”一词更换为“自然人”，将确保刑法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刑法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来华外籍人员，从而也就达到了对国内大众个人信息全方面保护的目的了。假定某留学生通过校园网络，向他人泄露在校生的个人信息，并构建起专业的“人肉搜索”信息销售渠道。则依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十）》的内容，司法管理部门，就可以依据其行为进行刑法审判，这是我国现代刑法管理中，对于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实践体现。
同时，我党在《刑法修正案（十）》中，也拓展了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犯罪主体的管理范围，通过列举了：国家机关、金融、电信、教育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刑法管理范围扩充的代表。以社会中存在信息泄露的所有主体，取代部分性信息管理主体的方式，也是现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体范围拓展的体现。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也要从进一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层面进行界定。我们必须看到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社会问题，与传统法律管理制度之间的异同，由此，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界定，不能单单从刑事案件的表层来判断，而应结合其产生的附加影响层面进行定论。
例如：公民个人信息的的刑法保护制度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影响判断，应从公民自身的影响、社会信息体系的影响、甚至是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情节严重程度的判断，这样，才能够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与判断过程中，公民主体信息判断原则的正确定位。
我们实行公民个人信息综合性判断，是依据现代公民的信息传输社会化的发展趋向为主体，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内容的逐步性完善。其内在趋向性的变化，将为现代法律实践工作的有序性开展，提供制度管理依据，从而成为引导国家信息传输体系完善的保障性条件。
首先，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应用，作为未来个人信息泄露案件审理中的条件，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提供依据。即社会第三方人员，在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对策情况下，随意应用他人信息，也可以作为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一方面，信息主体有权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
其次，对于社会公民自主进行网络信息公布的行为，需要公民自己承担信息保护的义务，网络信息提供者不具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这一点是从公民自身信息保护的义务层面出发进行分析。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思考，是建立法制化国家的理论引导，为我国社会法制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借鉴。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法制化引导，通过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延伸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认定，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优化。因此，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探究，将为我国社会信息的制度完善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最新个人信息保护的论文（汇总18篇）篇十五
造成公民个人信息司法概念模糊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法律体系只能怪对“公民”这一概念没有明晰的定义，导致在法律体系的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制约，进而影响到公民个人信息法律概念的确定和扩展。同时在司法层面上对个人信息也存在界定和范畴的模糊和不明确问题，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于统一认识，失去了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准确定义和全面保护的可能性。
3.2“违反国家规定”的司法定义不准确。
3.3“情节严重”的司法界定不清晰。
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和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发展的过程中，在如何定义和甄别“情节严重”这一方面也存在诸多的纷争和问题。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法律体系上的漏洞进行不法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行为，有的犯罪分子在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数量上较大，而造成的危害却不足；而有些犯罪分子在數量上不足，但是在单位时间内形成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还有些犯罪分子在短时间内通过少数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而获得大量不法利益，导致严重后果。这些实际问题的表现如何实现准确的司法界定，如何做到准确打击都成为公民个人信息司法公正的重要难题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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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刑法的司法实践中要根据刑法条文和其他法律条款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明确的司法定义和司法解释，在刑法中在界定个人信息的概念和范围，要考虑到公民个人信息是否具有被刑法保护的价值，判断公民个人信息是否具有识别功能并区分其保密性和半公开性的本质特征。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的法律概念的判断和甄别来做好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在司法中与公民个人紧密相关的内容有很多，能够识别公民个人特征并涉及一定的个人隐私的信息可以列入到公民个人信息之中，纳入到刑法保护和调整的范围之内，通过刑法实践使公民个人信息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得到全面保护。
4.2清晰“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和概念。
针对我国司法制度和体系在公民个人信息方面不健全的特点，在刑法实践中要正确理解“违反国家规定”的意义，对“违反国家规定”做出正确的表述，形成规范的法律语言来描述“违反国家规定”的概念和定义，解决刑法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中的难题，扩大刑法的自由裁量空间，从严从中解决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和犯罪。在刑法司法中应该以相关法律和具体法条作为基础，结合国务院和信息产业部门颁发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严格定义“违反国家规定”的范围、程度和定义，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和不断的刑法实践来反复充实“违反国家规定”的概念，使整个社会和司法过程能够准确把握“违反国家规定”的要件，做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4.3明确“情节严重”的标准和定义。
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法实践中对“情节严重”必须做好数量、性质的分析和考量，这既是保障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前提，同时也是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必要条件。一是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侵犯要予以考虑，对于超出一定数量的侵犯行为必须列入刑法打击范围；二是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次数也要明确频率的控制，通过频率来界定侵犯的恶劣程度和情节严重性，做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更为准确的识别。三是要控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涉案的金额和造成的损害，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后果来定义侵犯和犯罪的程度和情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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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被非法利用的事件频繁发生，不但严重打扰日常生活，甚至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犯罪，社会危害极大，我国学界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研究较晚，刑事立法上对这类犯罪的规制尚未形成完备体系，还存在很多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具有了极大的经济价值，随之出现了很多非法收集、窃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严重地损害公民利益，个人信息安全成为了热点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利用刑法来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现阶段我国刑事立法还没有明确规定，通过对国内外著作的梳理，学术界对此有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有关的全部信息，诸如血型、就医记录、工作、电话号码等信息;第二种观点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公民不愿为他人所知的，由自己决定是否公开，向谁公开的信息;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或经推测可识别出信息个体，且与社会生活无关的，不被他人了解的信息。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这一定义比较恰当地限定了公民个人信息应涵盖的范围，道出了个人信息的实质特征:能够直接或推测出信息所有人，仅涉及个人，与社会生活无关。第一种观点对个人信息的边界没有适当限缩，这必然不合理的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第二种观点则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混为一谈，过度缩小了个人信息的范围，这又将部分犯罪排除在刑法之外，使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当今社会信息就是财富。在金钱的驱使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增加，极大破坏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强化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迫在眉睫。破坏公民信息安全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利益，轻则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诸如推销电话、垃圾短信的骚扰，重则为犯罪分子实施侵犯人身财产的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是许多恶性犯罪的上游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也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刑法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法益，打击犯罪，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正与此相符合;对个人信息相关法律的完善，也促进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加快了法治化的进程。
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学界开始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刑法修正案(七)》中设置了两个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来惩治破坏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但却将犯罪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金融、电信等特定领域的工作人员，而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掌握个人信息的行业并不限于此。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将本罪犯罪主体扩大为包含单位在内的一般主体。但仍有不足:。
(一)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
刑法的语言要求十分严谨，但现阶段，我国刑法没有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明确概念界定，还停留在学理上的讨论和一些行政法规中的零散分布，缺乏统一的标准，有违法律的严肃性。因此，立法者应尽快依据立法意图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此外，对于那些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应由民事或行政法律制裁，所以，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确定，应该既以民法、行政法的相关定义为基础，又与之存在差异，保障各部门法的分工合作。
(二)立法罪名存在缺陷。
我国刑法对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设置的罪名存在不足:首先，法条中“情节严重”的规定模糊，导致法律适用混乱;其次，对于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不全面，忽略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最后，在罪过形式上仅规定了故意，但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因重大过失而产生的犯罪，且同样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应当尽快完善立法。其一，量化构罪标准;其二，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包含到现有罪名的行为方式之中，或者增设如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新罪;最后，将罪过形态更改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
(三)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
现阶段关于公民信息安全的立法比较零散，各部门法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链条;此外，我国至今尚未颁布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性法律。对此，应完善民事赔偿、行政制裁措施，形成与刑事制裁相衔接的法律体系，同时，要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尽快出台专门性的法律，明确规定各方责任与义务和相应的协调合作机制。
四、结语。
鉴于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形式并不乐观，立法、司法上的一系列举措已刻不容缓，加强立法建设，强化各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使多种措施相辅相成，改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现状。
［参考文献］。
［3］刘文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研究［d］．吉林大学法学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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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产生了超大规模数据。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预测和指导，但是也面临着严重的信息安全威胁。由此，从技术角度去研究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提出了数据匿名保护、数据水印保护、数据溯源保护和个人信息日常防护措施，旨在强化开发人员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
大数据为社会的发展、商业的预测、科学的进步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是数据服务的基础，大数据中关于个人信息的数据越来越多，不仅包含了个人的基础信息还包含了各种关联性的信息，从大数据环境中分析搜索资料，已经成为个人信息窃取的主要渠道。2018年3月全球第一大社交网络facebook泄密事件轰动了全球，导致股价暴跌、信任危机。透过此次事件可以明确未来网络的可持续发展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刻不容缓。
1.1大数据定义。
大数据是由海量的线性关联数据和非线性数据所构成，大数据具有类型多、数据规模大、数据处理快、数据价值大、价值密度低等特点。从大数据的数据来源来看，主要包括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处理的数据、互联网活动产生的数据、移动互联网活动产生的数据和其他数据采集设备采集到的数据。大数据具有无结构化的特点，它既包括了文本类数据还包括图片、音频、视频等复杂的数据，所体现出的特征包括体量大、多样性、传输快和具有高价值。目前，大数据的应用已经在科研领域、商业领域等被广泛的应用，根据权威机构（cart-ner）预测，到2020年75%以上的企业都会通过大数据进行市场决策，大数据应用必将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个人信息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含了个人形象的基础信息如：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还包括住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财产信息、活动区域、兴趣爱好、社会关系等。个人信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同时也有相对的独立性。通常一个人的信息可以关联其家庭、同事、亲朋等多方面的信息，信息安全不再局限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而是面向更加复杂的信息环境进行保护。在大数据环境下，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一种被用来窃取买卖的“商品”，为此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进行保护，还需要法律、法规进行维护，以确保个人信息得到安全保护，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在大数据环境下，通过个人用户进行网络活动所产生的线性和非线性的数据可以清晰地分析出用户的年龄、职业、行为规律、兴趣爱好等，尤其是随着电子商务和移动网络应用的普及，个人用户的住址、联系方式、银行账号等信息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网络爬虫等方式获取。这无疑加大了个人信息安全管理的压力，用户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时有发生，莫名的广告推销电话、诈骗电话以及银行存款被窃取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甚至近期出现的“滴滴打车空姐遇害一事”也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滴滴公司过度社交化，泄露顾客长相性格偏好等信息，造成司机方进行用户画像，选择犯罪对象。目前，大数据已经成为了个人安全信息攻击的“高级载体”，并且在大数据环境下无法开展apt实时检测，同时大数据的价值密度非常低，无法对其进行集中检测，这就给病毒、木马创造了生存的环境，给个人信息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与传统数据存储结构不同，大数据采用分布式网络存储，利用资源池进行数据应用。客户端对数据的应用通过不同节点进行访问，所以要保证数据访问的安全性就要对各个节点的通信信息进行认证，工作量非常的庞大，所以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进行全面的控制。大数据没有内部和外部数据库的划分，所以用户的隐私数据可以放在资源池中被任何用户访问，这为hacker提供了便利的信息获取渠道，并且能够通过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挖掘出更加隐私的数据，拓宽了个人信息窃取的渠道，给个人信息安全造成极大的隐患。
随着网络社交服务应用的普及，来自社交网络产生的数据是个人信息大数据来源的主要渠道，社交网络中包含了大量的个人信息数据，并且这些数据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匿名技术可以对个人信息标识和属性匿名，还可以对个人信息之间的关系数据进行匿名。匿名技术能够将个人信息数据之间的关联进行隐藏，产生数据可用的匿名数据集。在个人信息大数据收集阶段，数据的采集者是被数据的产生者在信任的基础上进行获取和维护，数据的使用者通过数据采集者提供的使用环境进行应用，但是使用者不确定是否具有攻击性，所以需要数据的采集者能够对数据集进行匿名化处理再发布给符合隐私保护要求的用户使用。匿名化原则包括：消除敏感属性映射关系（k-匿名）、避免同质性攻击（l-多样性）和敏感属性值分布不超过阈值t（t-相近性）。匿名化的主要方法有泛化法、聚类法、数据扰乱法和隐匿法。
水印技术是一种能够将个人信息进行隐藏嵌入到数据载体中的技术。在文档、图像、声音、视频等数据载体中，在不影响原始数据使用的前提下，通过数字水印技术进行数据安全保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鲁棒性、防篡改性和安全性。基础的数字水印方案是由水印生成、嵌入和提取所构成。数字水印技术通过对载体进行分析，并选择适合的位置和算法嵌入到载体中，生成数据水印。在数字水印提取时，检测数据中是否存在水印信息，提取时采用密钥进行识别，密钥是水印信息的一部分，只有知道密钥密码的人才能够获取水印，读取信息。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方面，数字水印技术具有保证相关个人信息内容的唯一性、确定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保证个人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识别个人信息来源等功能。在实际应用操作中数字水印可分为鲁棒水印和脆弱水印两种，鲁棒水印可以作为个人信息数据的起源认证，它具有很好的强健性，不受各种编辑器处理的影响。脆弱水印对个人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保护，它非常的敏感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数据是否被篡改，多用于个人信息可信任性的证明。
大数据的采集、挖掘与计算的过程具有痕迹的可追溯性，由此通过数据溯源技术可以大数据中的数据来源进行确定。数据溯源记录了工作流从产生到输出的完整过程，数据溯源信息中包含了信息的who、when、where、how、which、what和why7个部分。溯源与元数据之间具有一种信息的关联关系，它能描述对象的属性，同时数据属性也包含数据溯源信息。目前数据溯源的方法主要包括基于标准的数据溯源、基于查询反演的数据溯源、基于存储定位的数据溯源、双向指针追踪数据溯源、查询语言追踪的数据溯源和基于图论思想的数据溯源等。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中，根据个人信息数据利用的流程和涉及到的发布者、收集者、应用者、监督者等主体构建数据溯源模型，考虑大数据存在的异构分布特征引入时间、数据利用过程和数据异构分布特征构建三维模型，并将溯源信息保存在不同的数据库中形成异构数据库，再通过数据库接口或者数据转换工具形成统一的数据库，可实现数据的追踪、信息可靠性的评估和数据使用过程的重现。
（1）调整分享功能，如腾讯qq空间与微信朋友圈等。
（2）更换手机号时要改变所绑定的银行卡，社交软件、购物软件等相关信息。
（3）不要使用山寨手机，不从非法渠道下载软件，不要越狱手机。
（4）不使用wifi共享软件，少蹭网。
（5）区分重要账户和非重要账户，设置不同密码，尽量用邮箱注册账号。
（6）警惕微信测试等网络调查，玩游戏测试等程序。
（7）警惕电话推销、网络推销，谨慎向外界透漏个人信息。
大数据环境下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制约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此研究和提升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对于保证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应用的可靠性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提出了匿名技术、水印技术、数据溯源保护和个人信息日常防护措施等内容，能够较好地从技术层面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保护，但是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方面还需要计算机安全系统、数据库安全系统、防火墙等多方面技术的结合，并建立数据保护的预警系统，全范围的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促进网络环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