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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一
摘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35年来，在改革开放引领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到多方面的既得利益，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开放。
关键词：改革开放;考验;决心。
改革开放考验是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与进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截止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成就，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1)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已由过去的比较单一向多元复杂转变。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地方社会治安不容乐观，中等收入陷阱亟待规避，社会不良心理和倾向令人担忧……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
(2)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出现了深刻的调整。人们的社会心理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预期较低向对改革发展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明显增强转变，就业、教育等问题成为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关注的焦点，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难度加大。如何在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而且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基础的稳固。
(3)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趋增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同时，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新思想和与此不相适应的各种思想观念并存;一些“非主流”的思想意识阻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步伐;西方国家鼓吹的“民主化”、“自由化”仍有市场。因此，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成为解决问题的难点和焦点。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到多方面的既得利益，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开放。党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党的结束不久，就来到广东，接连视察了深圳、珠海、广州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重温改革开放之路，***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宣示了我们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1]报告文件起草组：《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
[2]顾亚奇：《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信出版社，2008.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二
摘要：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我国改革开放34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当年的那场实践标准思想解放大讨论是分不开的。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只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有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期，时代进步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
关键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
三十五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不断解放思想紧密相联，息息相关。
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的进程雄辩地证明：旗帜、制度和道路决定大国兴衰。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描绘了了一幅大国崛起的历史画卷。
1、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至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上升到51.93万亿元，平均年增长9.8%，2012年是1978年的142.5倍。
2、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1978年到2012年之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家财政收入1978年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132亿元，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17210亿元，2012年是1978年的103.5倍。进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8667.6亿美元，2012年是1978年的187.3倍，超过美国(38628.5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12年底余额达到了3.31万亿美元，2012年是1978年的19820倍。
3、改革开放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35年来，我国迅速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使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了2012年的10%。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为2.5亿，2012年减少到1.28亿，贫困人口比原来减少了49%。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9元人民币，而到了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38354元，是1978年的101倍。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9平方米，如今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30平方米。1978年私人轿车等于零，如今，私人轿车达到了5308万辆，大约有1.7亿多人拥有机动车驾驶证。197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8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人口预期寿命数据，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我们不难看出，解放思想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创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就不可能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就不可能创造出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推进，都是解放思想为其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中逐步明晰、发展前进的。
思想解放好比是改革开放的“总阀门”。打开这个“总阀门”，思想创造的源泉才会喷薄奔涌，改革开放才具有了原动力，各项事业才会在无限的空间中涌动起来，各项工作也才注入了生命力与创造力。
1、从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轨，激发了亿万群众的创造活力，打开了财富涌流的火山闸门。改革开放三十四年来，民营经济一枝独秀，一路凯歌，提供了越来越不能忽视的就业岗位和社会财富，为国营经济发展和正在进行的转调起到了良好的互动作用，毫无疑问，市场的发育是思想解放的硕果。
2、放眼未来，农村改革发展仍然是中华民族复兴巨轮的“压舱石”。纵向来看，伴随着三十五年改革开放进程，体制创新推动着农村的面貌有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使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和激情。但是，勿庸讳言，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这个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农民群体，要想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尚需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发智慧，再造辉煌。
3、有效参与国际分工，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基于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准确理解，我们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难得机遇，搭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末班快车，创造了令世人嫉妒的“黄色”奇迹。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大解放，今天的局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4、渐进式改革的路子，让我们划过了激流，走出了险滩，民族复兴之船扬帆起航。北方邻居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至今让这个民族没有缓过劲来，改革之痛不可谓不深。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睿智，使我们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先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开始，然后深入存量改革，从而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着陆”。渐进式改革的智慧选择，同样需要打破陈规、条条、框框束缚的思想创新。
三十五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个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思想解放的深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展，改革开放的需求又给思想解放提供了新的空间，思想解放在改革开放的最新成果中得到了认可与激励，改革开放在新的思想解放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民富国强、民族振兴。无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认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也会化作海市蜃楼。
实践是变化无穷且不断发展的，这就决定了解放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应时而变方能适应新的局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证明：实践的大发展无不伴随着思想的大解放，思想的大解放又每每促成了实践的大发展，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新任务，要想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续恢弘乐章，我们必须强化五种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
1、要破“旧”，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旧”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拘泥于旧思维、旧模式、旧方法，用过去的眼光看待新形势，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因此，只有破除过去那种对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固有认识，破除那种根深蒂固的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破除对外国经验和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新观念、新意识、新方法、新途径，也才会懂得改革开放没有违背社会主义，恰恰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须的。
2、要破“满”，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满”即固步自封，小成即满。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小农意识、封建传统的典型表现，是改革开放的大敌。因此，必须从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自然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自觉地把自己放到全国范围内、世界范围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真正做到居安思危、戒骄戒躁、思想上永不自满、永不僵化，发展上永不懈怠、永不停滞、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增创率先优势。
3、破“浮”，进一步强化实干意识。“浮”即工作漂浮，不抓落实。表现为思想浮躁，工作漂浮，不深入群众，精力不集中，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浮”是做好工作的大敌。必须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实干意识。各级干部要转变作风，想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产生活的第一线，把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确保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4、破“难”，进一步强化进取意识。“难”即畏难发愁，思想困惑。面对困难和问题，有的同志精神不振，意志消沉，畏首畏尾，怨天尤人。必须破除这种思想情绪，全力提升开拓创新的思想，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强化竞争意识、机遇意识，正视困难，增强信心;分析困难，寻求办法;克服困难，迎难而上，在不断拼搏中开创新局面。
5、破“小”，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小”就是思想狭隘、目光短浅。表现为小农经济、小农耕作方式，小家意识，引伸而来的就是“小而全”，小富即安，小进即止等。其实质是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存留和影响，其最大特征是封闭，追求自成体系，自成王国。比如有的单位和个人本位主义严重，没有全局观念，为了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不惜影响和损害大局利益;有的封闭排外，对外来投资者不讲诚信，对承诺不兑现;有的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必须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强化全局意识、服务意识、开放意识和包容意识，强化政府和部门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百花争艳，万物勃发”的大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观念。充分利用他方资金、资源和人才，大胆地“借鸡生蛋”、“借风行船”，利用开放带来的一切机遇，促进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总之，我们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新理念，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维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破除那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我们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确立优化发展的新思路，从传统的、过时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中跳出来，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加快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由经济增长向社会发展转型，走出一条优化发展的路子;我们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在当前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瓶颈压力的情况下，各级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自觉克服发展上的“短视”、“弱视”，克服工作中的急功近利，敢于冲破“gdp”的束缚，敢于舍得数量、舍得速度、舍得名次、敢于抛弃一时的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敢于承担一些压力和误解，敢于做一些惠及长远、惠及民生、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实事，努力追求经济社会更持久、更长远、更健康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魏恩政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7)。
【2】郑必坚等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
【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6)。
【4】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与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12)。
【5】中国国情与科学发展观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
【6】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10)。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9)。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三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了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本文试图从这一决策出台的国内背景对其进行解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建国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通过拨乱反正凝聚了民心，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如何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要求和做法。
关键词：改革开放决策国内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道是“饮水思源”，我们必须要铭记有功于这一决策的伟人，也需要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去深入地了解这一决策出台的国内背景，才能更好的理解、继续贯彻这一英明决策。
邓小平同志一生中经历“三起三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政坛的传奇人物。他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卓越的治国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对中国的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对我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总结，真正承担得起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角色。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既是这一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指导了这一伟大的实践。
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八大以来对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的探索，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如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错误的趋向――主要是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及其实践，也为党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开类似错误提供了难得的教训。实际上，改革开放的许多理论、观点、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总结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甚至是直接发展而来的。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实事求是是指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科学态度、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而且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精髓、出发点和根本点。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而要想在实际工作中能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成就，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选择适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真正的发展。
“左”倾错误为了确保自己能大行其道，对反对抵制甚至是不合作的人都要打击，粗暴压制，这极大地损害了党群关系、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使民心不稳、社会无序、政局混乱，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国内环境不稳，使得全国人民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国家建设。而通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正常国内秩序，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宁的国内环境，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总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符合当时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既是当时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从改革开放的国内背景可知，这一伟大决策的来之不易。在当前改革开放进入到关键时期的重要时刻，我们更需要时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一切从国情出发，紧扣时代脉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为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实践中发展和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并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地形式向人民群众宣讲，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真正地理解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的国内背景。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四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经之路，对中国社会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25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已经形成，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比喻为一个人，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就像是一个人的发展社会化。发展社会化是指个体在经历了生命早期阶段的基本社会化之后，为了适应社会文化和生活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而继续进行的社会化。19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迅速增长，美欧各国之间在各方面交流频繁，在它们的带动之下，市场经济流行，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1978年，经历了“”的中国几乎与世界的发展脱轨，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毫无生气的学术国家的界已经赶不上世界的发展潮流，中国需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世界，因为在当时，与世界严重脱轨的中国，只有与世界各国展开广泛的互动，才能实现发展社会化。在社会学上，所谓社会互动，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语言、表情、身体姿势和其他象征性符号，彼此表达意向，沟通感情，共同行动的过程。当然，在这里的社会互动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的。社会互动是社会化，也是发展社会化的必要，中国对内改革，就使自己有与外界交流的有效符号，对外开放，便使自己有了与世界互动的机会。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文化是相对落后相对闭塞的。“”的十年浩劫，不仅为学术界的发展加上了沉重的枷锁，而且对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造成了永难弥补的巨大损失。社会学所讲的文化要素主要包括物质与精神、语言与符号、行为规范与文化模式、社会关系和组织等。当时的中国在物质与精神方面表现的尤为令人心痛。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为满足人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而创造或加工改造过的产品，都属于物质文化。其中尤以生产工具最为重要。改革开放年之前，中国不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活用具都十分匮乏。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哲学、科学、宗教、艺术、道德等各种思想观念，,以及人们后天学习得到的各种知识技能，其中尤以价值观念为最重要。“”使得人们思想僵化陈旧，也使得学术界万马齐喑。历史上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当时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文化主要有创造性、传递性、共享性、象征性与普同性等特性。实行改革开放，正是顺应了文化传递性、共享性以及普同性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时期全方位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交流首先是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产品等物质文化开始的，随之而来的是人员、教育、思想、文化、体育乃至军事方面的交流。这次交流是全民交流，双向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吸引外资并对外投资，引进设备和技术，出口产品。大量的外资、先进技术、设备被引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业逐步增多，中国产品畅销世界各地。第二，人员交流并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由于中国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刮玻璃现代企业的经验，所以采取了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学习和传授西方的管理经验。包括互派留学生、进修生和访问学者以及各种专业考察团，此外，还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劳动力交流。随着物质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的进行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思想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如社会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社会不平等是指社会成员个人和群体在社会中所居的社会地位不同，并由此产生的人们从社会中所取得的报酬不同。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们在社会中之所以会有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而不仅仅是有个人的各种素质决定的。社会不平等反映了社会成员所获报酬的不均等，而这些报酬本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多样性，因此，社会不平等是多元的。在改革开放的工程中，人们的职业差异、经济的地区差异日益显著，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再加上性别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社会不平等。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所谓社会流动，是指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在其社会地位上的变动，即他们从已有的地位向新的地位转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严格的户口制度、劳动力计划安排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的作用，我国的社会流动曾经受到较为严重的限制。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僵化死板的社会分层，为各个个体和群体提供了平等的就业、创业的机会，增加了社会流动。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状况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首先，对个人来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去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只有在由较多正常社会流动机会的社会中，人们的这种愿望才可能正常实现，个人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很好的发挥。对一个社会来说，社会流动能够有效的缩小各阶层之间的距离，并因此并因此缓和因社会分层而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其次，社会流动有助于社会选拔人才。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才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分布。再次，社会流动是评价一个社会分层体系良性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最后，改革开放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一下三个方面。首先，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学术界不再沉默，国家又恢复了高考，培养了一大批在创新素质和能力的优秀知识分子，这些都对社会学的发展极为有利。其次，改革开放刺激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通过人员交流和思想交流，原产于西方的社会学在中国得到很大的发展。第三，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需要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解决方法。社会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是社会学得以存在的生命线，是社会学得以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社会学得以存在的原因。
总之，改革开放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毋须讳言，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高，人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充分尊重。对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要靠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任何走回头路的做法，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参考文献:。
[1]彭华民，《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五
今年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亲历者，回忆往事百感交集，许多相关事件恍如昨日，浮现眼前。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人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前后数十年的变迁。我们可以客观公正分析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国家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变化，从中领悟出一些值得后辈们深思的问题，供他(她)们健康成长过程中不走或少走“弯路”参考。当然，为了话题具有针对性和客观理性，我选择“高等教育”作为讨论话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点四十年来我国大学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认识。
我们学校前身的北京地质学院由于受到*****的重创(**中首都“五大学生领袖”所在高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年被迫从北京迁址武汉，1987年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目前在武汉和北京两地独立办学。改革开放前，学校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上的其它七所国家重点大学一起成为我国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著名“首都八大学院”(农机、林业、石油、矿业、地质、钢铁、航空和医学)。她们培养了大量国家经济建设栋梁之才，为我国基础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我留校任教已经8年。因此，我经历的改革开放主要体现在大学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职能与状态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有鲜明的“改革开放”烙印，容我娓娓道来。
先说大学教育。在我的记忆里，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职能主要属于“传授知识”，这一基本特质至今没有根本性改变。我留校第二年的1971年，学校在湖北丹江校办地质队招收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学生来源的知识基础从小学(其中有的年龄相当于我的长辈)到1966届高中毕业生(比我晚一届)。我们这些“老五届”(指**中毕业的1966至1970届)，尤其是我们1970届留校任教的“新工人”(按照清华大学对1969和1970届留校教师的称谓，区别产业工人)没有经过完整的大学本科学习。由于处在**中，有的老教师还没有完全“解放”，恢复教师身份，只好让我们在课堂上“滥竽充数”给这些“工农兵学员”上课，可以想象这样的大学教学质量怎么可能得到保证。
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的显著标志是恢复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高考，众多莘莘学子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国家开始派遣大学中的学术骨干前往欧美大学访问学习，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理念和思想;另一方面海外留学人员逐渐回国充实大学教师队伍，使得我们的大学教育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大的变化，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高等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大学管理。同时，我们这些“先天不足”留校任教的大学老师乘改革开放春风，勤奋刻苦学习，严格要求，努力提升教学水平。例如我在担任助教期间，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多轮跟班完整听完所有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教学水平，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包括博士生导师)，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
当年有一件与改革开放相关的事件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我们晋升讲师时，除了其它常规条件(多数条件依然属于论资排辈)学校首次要求统一考试英语，并作为晋升职称的必要条件，显示了一点高等教育向“欧美国家”学习势头。由于我们原先的第一外语是俄语，英语属于“自学”，大家英语水平普遍较低。然而改革开放使我较早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通过自学英语打下了一定基础。我在这次职称晋升英语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教研室8位申请者中只有我及格，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改革开放使得大学学习英语蔚然成风，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有力保证。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国际化高等教育理念使我意识到，大学本科专业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书本知识，还需要传授“基础知识、前沿知识和应用技能知识”，同时还要向学生传达治学理念，为他们成为一个“通才”奠定基础。至今多位学生回忆当年我的教学风格时如数家珍：留学澳洲和英国的中山大学tyt教授(国家青年千人)记得我当年强调同学们要注意阅读高山教授(后来当选中科院院士)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的代表性著作：“中国东部大陆地壳地球化学组成”;美国休斯顿大学助理教授sjj博士(当年我担任他们的学术班主任和主讲“地磁学”课程)说，他至今记得一次班会，我问同学们谁上过美国两大地球物理(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和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seg)网站。留学日本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wd教授说，他对我上课时“强调同学们要有思想”印象深刻。还有一位拥有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万人计划三顶帽子的南方科技大学教授lq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对我科学研究的热情和风格记忆犹新，我们之间始终保持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
科学研究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最大。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高等院校主要以本科教学为主。研究生学位教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据说我国18位首批博士学位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彰显其神圣与庄严。**前，我国部分大学只有一些规模小的研究生学历教育。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基本没有科研项目支撑，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在我的记忆里，改革开放前学校图书馆基本上没有及时更新的图书文献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由于国家穷，不能直接订购国际原版图书和期刊，只有在西安、广州等地设置了几家国际图书和期刊文献影印机构，每份杂志只需购买少量原版，然后影印后向全国大学和科研单位发行。显然，这属于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当然，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经费由对方支付。此后促成我1994年首次出国前往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交流，并顺访德国基尔大学，全面开启了我的国际合作科研和交流历程。
改革开放20**年后，国家成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大盛事。这是科学管理向欧美先进国家学习成立的国家级第一个面向全国“童叟无欺，老少咸宜”的科研投资机构。为此，我及时组织申请并前后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一项为青年基金项目(高山负责)，另一项为我负责的面上项目，彰显了国家基金项目评审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记得我获批面上基金项目的当年全校获批的面上项目只有8项，青年基金只有5项(其中现任校长和一位副校长各一项)。此后，全面开启了我的基础科学研究之旅。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六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完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将更加多的注意力加在精神文明的富足之上。在这种历史条件的催促下，我国的艺术设计渐渐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有了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艺术设计思想的解放、艺术设计理论的丰富、艺术设计理论领域的扩大、艺术设计的创新精神不断树立上。这一切的活跃表现使得我国艺术设计空前繁荣，学科的规模和规格不断提高，学生人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艺术生的水平也在不断的上升，为我国的设计事业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1]。同西方相比，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历史非常短暂，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使得西方的艺术设计很难融入到中国，而中国的艺术设计理论也很难得到西方艺术设计中的地位。因此，我国可以发展的潜力非常的大，艺术设计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着我们去探寻。总结艺术设计的过程、理论特征及其观念的认识，完善我国艺术设计体系特征，为理论研究和应用领域提供新的道路和方向正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新的设计理想的实现首先在于对现实的反思，只有反思才能痛定思痛，调整寻求的目标”[2]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显成绩,技术与科技的创新发展使得艺术设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方方面面都已经和艺术设计融为一体，艺术设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无知的需求，为了一目的时刻的服务人民大众。人民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舒适和便利了，但量的丰富不代表制得丰富[3]，技术是不断的提高。可是人们一味的寻求技术的提高，而忽视了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人性而不是技术。个性能被这样慢慢的埋没，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艺术内涵不断的发展和传承。艺术是我们永远执着的追求，寻求艺术精神在现在设计上的体现是我们的目标。通过艺术设计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设计出现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平庸之作，对于西方艺术语言的复制和模仿不断的出现，导致这种“重复”对我国的设计发展毫无意义。多数人打着“全球化”的口号对西方设计进行模仿，把自身拥有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优势抛开脑后，生硬的设计一些国际化的东西。艺术需要站在自己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上出发，发掘自身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立于特别之处寻找个性。在全球化的大流之下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设计者们创造源泉在自身的时代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接受和转化设计源泉的能力。全球化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交流资源信息，在结合世界文化同时融入自身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个性因素，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这就是对的发展。21世纪的主流是绿色设计。绿色设计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全球出现的大规模污染影响已经让人类心存胆怯，对于绿色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结合的一个设计问题，让这些因素和谐结合在一起，让人考虑绿色环保的问题同时贯彻绿色体系，在生产、包装、材料和设计上都考虑到绿色环保。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因为在一起生产发展的同时消耗和破坏了很多赖以身存的资源，要为设计的责任和作用考虑。摆脱掉无限制的消耗，走绿色设计体系。这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考虑，而是从设计的根源人的角度，不局限在设计形象和功能上，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改变，改变人们之前错误的消费观念。以绿色保护环境为目标，传递正能量。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新时代的需要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贯彻这一历史革命使命，更加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本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艺术设计当中去，以独特的民族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把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东西变成一种特色，一直是我们的理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际竞争中磨灭掉自己的特征是不明智的，是短见的。从文化上看特色和个性是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点，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重心和文化特色会存在很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还需要一个理性的思维和胸怀，把自身的个性较好审视，将本土和世界的东西相互结合，将达到新的提高和转变。
我国的艺术设计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我们去摸索，我们之前从未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在坚持民族性、地方性和个性的同时遵循全球化的大时代发展趋势，把独特的文化内涵资源和全球化共享资源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设计体系。与此同时计算机对于艺术设计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艺术设计的发展于计算机的技术息息相关，艺术设计必须吸收其他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发展自己，从而更好的达到服务人民大众的宗旨。数字图像技术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和设计技术上的革新，引发了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的改变，灵活运用电脑技术才能为艺术设计带来显著的设计效果，才能完成赋予艺术设计的使命。电脑对于艺术设计的'工具有非常的快捷和便利，给设计者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使设计者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制作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同时电脑效果带来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科学效果，为艺术设计的创新思路提供了非常卓越的好处，这一场对于艺术设计的革命，技术与艺术的辉煌合作成果。但是就当下来说，在我们对于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窃喜的时候，弊端也渐渐的显现出来了。由于电脑给于艺术设计带来的便利使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广泛性和群众性，大多人认为掌握了电脑技术就可以完成艺术设计了的错误观点。技术只是辅助设计者作图的工具。有些人过于看重利益的效果，而追求商业上的效果，艺术设计变得越来越生硬、缺乏美感或者是单调面目雷同，这就是缺乏艺术修养和艺术语言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运用成熟的电脑技术帮助我们完成艺术设计，灵活运用艺术设计中应该拥有的视觉艺术美感和视觉艺术语言来传达设计表达的东西。电脑只是一个手段和工具，视觉艺术语言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艺术真谛而非电脑技术。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修养的高度，从基本的手稿就开始不断完善自己，不能从设计的开始就完全依赖电脑，笔杆才是我们设计的灵魂，我们永远是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电脑操作者。现代艺术设计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国的艺术设计道路才经历了很多的时间考验，全面总结中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现状和趋势还需要大量的参考来继续思考。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还是一个年轻的产业。21世纪应该怎么走，在世界浪潮中走出中国风是我们年轻一代艺术设计者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携手共进，跟进时代的步伐，顺应社会需要的脚步，为中国艺术设计走向世界而共同努力[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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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李莉.新工艺文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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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天明，薛立克.浅谈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现状和趋势[j].美术大观，2007.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七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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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八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学生的留学状况和和留学意向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本项目研究前期，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江苏三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当代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留学意愿很高，大多来源于对于出国留学较高的价值判断、美好的憧憬、父母的愿景、盲目的从众心理以及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其意向也表现出盲目跟风、忧虑不安、过度依赖等问题.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按照年代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三个阶段，我国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伴随留学背景及留学现象的变化，也呈现出变迁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对文献法和访谈法两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来源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出国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期刊和报道等.深度访谈主要是应用于对于前两个阶段大学生留学意向的研究.研究选取了五位访谈对象，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一位是80年代出国留学、两位是90年代有过留学经历，一位21世纪的海外留学生，以及一位准备出国留学的在校大学生.访谈在征得被访者同意之后，全程录音.每次访谈之后，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此外，结合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21世纪当代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研究结果，整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中，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化脉络.
2.1第一阶段：
“初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工作逐渐恢复，在“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留学生在人数方面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自从一九七八年扩大派出留学人员以来，截止到1982年1月共派出留学人员七千多人.80年代初，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公费派出，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他们以外出留学和出国考察形式学习先进知识，增长见识，之后回国效力，但是这部分群体数量很少，分布也较为集中，多集中在沿海及发达城市的知名高校，专业分布也以理工科为主.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的占80%以上；学习和研究语言的占16%，学习社会科学的只占4%.随着对外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留学热潮.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5300名在读研究生中，至少65%已经向国外有关单位联系或报考toefl；1985年一至十月份，自费公派出国研究生141人，占1985年研究生录取总数的8%.但伴随着也萌生出出国留学优于国内学习、“出国是好样的”等观念.[2]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开始兴起，但人数很少，大众层面的留学还没有大范围普及，个人自费留学也处在“睁眼看世界”的阶段，多数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增长新阅历，以学习外国的语言等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留学还不流行，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人数都很少，我在工作期间突然就萌生了想去国外看看的想法，并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想增长一些见识，多一种经历，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顺利通过了复旦大学语言班的考核，成功申请了德国科隆大学，但是当时留学没有语言基础，在国外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顺便见识一下国外的基础设施水平.（受访者唐先生，80年代出国，德国科隆大学）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甚至当时社会上排外的心理还普遍存在，敢于大胆走出国门的人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此外，长期的隔阂下，国人根本不知国外整体是什么情况，更不了解国外教育情况.对他们而言，出国的意义远大于留学.
2.2第二阶段：
“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规划了“八五”期间和1991-2000十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国家人事部加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努力拓宽留学人员为国家服务的渠道.加之80年代出国留学精英的回归，民众对国外具体情况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许多错误、偏激的观念也逐渐被纠正.许多年轻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立志走出国门“师夷长技”，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外相对较好的学习科研条件、先进的教育设备及学术自由的学习氛围、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对自身专业宽松的择业范围都成为年轻人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出国留学人数进一步增长.自己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去学习国外的真东西，因为对机械制造这个行业来讲，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都无法为相关行业的科研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日本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机械制造行业享誉世界，那个年代的留学就是为了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家，为国家工业的振兴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自己是这样，身边很多人也是这样.（受访者钟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日本工业大学）90年代，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一些新兴行业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国内教育内容相对传统，水平相对滞后，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国外管理学术界则百家争鸣，先进的管理理论遍地开花.
另外90年代，海外的一些院校也开始放宽了对中国考学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加上想要改变自己的强烈主观愿望，便选择了商科在上业界排名首位的哈佛商学院去学习.（受访者钱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哈佛商学院）90年代，自费留学已经屡见不鲜，留学无论从规模还是区域范围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数的增加是最直观的的表现，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表现得日趋强烈.其次就表现在区域的扩展，留学人员的分布不再仅仅局限于沿海及发达城市，全国各个省、市，无论知名高校或是普通高校均有分布，专业也从以理工科为主变得更为多元化，金融、工商管理、会计、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均有涉及.随着留学活动、留学形式和留学人员群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的先锋.但同时，面对国外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国外月亮圆”的思想也渐渐萌发，“学成是否归国”成为了许多留学人员考虑的问题，国家面临大规模“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效力，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据统计，截止1996年回国留学人员(主体是公派)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30%.[4]留学生的回归问题也成为了90年代热议的焦点.针对这个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993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鼓励留学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留学政策的转变推动了留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普通大学生中间开始了新一轮“留学热”.
2.3第三阶段：
多元化2000年以后，国内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井喷式”爆发.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5]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要求大量高水平人才的迅速成长，然而国内教育水平尚不能满足国家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中国的教育能力与国际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教育体系也屡遭诟病，随着留学机制的成熟和留学中介的发展，加上英语的普及和教育全球化的推动，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改变着留学的年龄结构.留学是一种深造方式，因为向往国外高精尖的技术水平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各行各业显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国内外差距仍然很大，企业和高校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国内现状却是小企业众多，知名大企业很少；高校众多，能够出科研成果的很少.
许多人都选择国外高校，确实是有现实的需求存在，当然也有镀金的心理因素，毕竟国内外的差距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受访者冯先生，2003年出国，日本上智大学）目前就读于东南大学法学系的陈同学则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拥有了‘海归’光环在很多时候更能在同等水平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在工作单位和工资待遇方面也会比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好一些.如果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话，职场这条路可能会走的更加顺利.（受访者陈同学，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强烈的出国留学意向，其中自费留学成为了主力军.留学目的也从学习技术，报效国家变得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实现职业理想、获得成就认可、对国外环境和生活的向往、受外界环境和人员影响、家庭的期盼和父母的决定、为找好工作积累“资本”等都成为了许多年轻人选择国外留学的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化竞争，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商科也成为21世纪后留学的热门学科.因此，商科曾一度成为21世纪留学的热门专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迅猛发展，多数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归”在就业市场也备受热捧，导致国内留学一度火热.近年来留学人数日趋稳定，商科等热门专业也逐步降温，热度背后，我们也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也慢慢在寻求理性的回归，理性地选择和对待留学.
3.1意向的强烈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在留学意向上，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阶段的出国留学者表现出显著地变化和巨大的差异，似近代留学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是精英化的学习路线，选择出国深造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发展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具有留学意向，且意向也越发强烈.从每年增长的留学人数，从出国留学人员的区域和毕业学校的差异，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费方式出国留学等方面都能够看出国留学越来越平民化，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也越来越强烈.
3.2意向多样化。
意向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出国目的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是大胆的、超前的，更多是为了语言的学习和宏观了解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下中西方的差异.90年代以后，出国留学是为了“师夷长技”，学习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然而2000年以来，大学生纷纷都把留学看成一个更好的选择，去国外学习、交流、镀金，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国外的文化和生活，为了提升学术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和拓宽国际视野.留学目的变得多样化，不一而足.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选择方面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例如留学国家和专业的选择.之前发达国家名校和相关顶尖学科是他们的首选，而现在已逐渐打破名校和专业的壁垒.
3.3意向复杂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也从原先的较为单纯，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出国不再是精英的出路，平民化、大众化的出国留学走向，让留学者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留学信念，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也参杂了不少“杂质”.大学生的留学意向变得更为复杂，不少大学生因为盲目的从众心理出国；为了父母的意愿出国；因为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为了所谓的“光环”出国等问题也频频暴露出来.80年代的留学者处在“睁眼看世界”的觉醒阶段，90年代以后，中西方的明显差距，加上国家大格局下“走出去”战略的推动，许多外出留学生主动走出国外“师夷长技”.而在中国实力不可小觑的当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留学生不仅承担着个人的报复、国家建设的责任，且已然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使者.大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也呈现出属于各自阶段的特点和“标签”.梳理改革开放至今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学意向的内外部成因，以便针对问题，为政府留学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指导高校、留学机构、家庭等不同层面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九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拓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它的成功开拓和不断发展，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壮丽画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推动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改革开放也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合作、开放融通、改革创新的本质特征和强大活力。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现在进行回顾，仍然感到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这个风险值得去冒。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被吞掉，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开放大门打开后被腐蚀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会不会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根本颠覆?这些担心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我们战胜了这些疑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今天更值得去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这些风险，成功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之所以是正确的抉择，就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探索。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一是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被动开放，其结果必定是亡党亡国的全盘西化;另一条路是固守现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潮流抛弃，最终如毛泽东所说，被“开除球籍”。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始终跟踪世界潮流，回应时代主题，追寻历史节拍，有着坚定正确的大方向;二是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尤其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改革开放;三是实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渐进式改革，把“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建立大胆试、大胆闯和及时总结评价的试验方式及纠错机制等。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十
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千年繁华、世界闻名之路。以下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毛概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时间不留人，转眼之间，改革开放39年在繁华富强中度过。这39年来，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热闹非常，马路上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民的生活奔小康，国家的人才数不清;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繁荣惊叹世界;护卫和平永不打战，旅游景点游客拥挤……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千年繁华、世界闻名之路!
回想从前的农村，孩子们除了课本，其它什么书也没有。不仅如此。人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以前中国穷，人们更是穷困潦倒。再加上赚了钱还要交税，只靠那剩下一点钱养家糊口。农村处境最不好，本来收入就最少，还要上缴农业税。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各家各户的农民们每天要起早贪黑地工作才能挣到一口饭吃;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农村家家户户，全都穷得不像样!单说农村还不行，就是城市里也没几家能过好日子的。
改革开放的时候，母亲是8岁的年龄。回顾以前的生活，母亲很有感触。而我的感触是以前的生活无非就是两个字：穷苦。母亲给我说的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列举出件事，更能让人悟到以前的穷苦。
“我小时侯，很久才来一次卖糖吃的糖贩子。我那时唯一的零食就是地里的番薯，所以糖贩子一来，我很多时候都要买来吃。家里当然不舍得给我那么多钱买糖吃，常常都没得吃或只有一颗吃。有一次，糖贩子来了，我向爷爷要钱买糖，爷爷没给我钱，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有那么多钱。那时我还幼小，不懂得太多事，爷爷便拿一张纸给我，糊弄我，我还以为是钱呢，拿着纸兴冲冲地去买糖吃。结果糖贩子说这不是钱，糖就又没吃成了。”
我听了，暗暗想，再穷，不会连糖也买不起!再想想现在，有的孩子每天都要吃糖，还不是一颗，要吃一大包。还有些孩子，每天都要吃一大堆的零食，何止一包糖啊!想想，之所以有这天壤之别，是因为——想必大家都明白，那是传奇千古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无限的幸福!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这是中国的顶梁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是邓小平爷爷的心血，这是中国的心血!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如今已过去30年了，以前的日子，我们渐渐忘了。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吧：
“从前的年代，我们不奢求温饱，无论谁都不是最担心温饱问题，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是担心学业问题啊!不是交不起学费——(这时我插嘴问了一句，我看那些书什么的都是写交不起学费的啊。糖买不起，学费怎么就教得起了?)哦，你说学费啊!你猜，多少钱?(我歪着头，起码几十块吧)要真那么贵，就真的交不起了。只要2块。我们姐妹和我一个哥哥一共大约就是一个月的钱吧!2块钱可是我2个月的零花钱啊!也算不上零花钱，我们还没那么富给孩子零花钱用。学校一般都很远，所以我们就住在学校。去的时候，要背一袋子米和咸菜去学校吃。若在学校吃呢，要7分钱一顿饭。这些都不用说了，学校也穷啊!学校没钱造那么多屋子，就只盖了一间弱不禁风的小屋子，好象是毛草屋吧!几个年级的学生全挤在里面，冬天还行，其它季节就不行了，教室里拥挤又闷热。没钱聘请高学历的老师，普通老师也聘请不了，只有一个老师教我们。老师这里教完教那里，环境不好，教室非常吵闹，那声音震天响!也就是因为师资不好，环境不好，当时村子里还没几个能读上高中，起码初中也不多。农村文化低，现在高多了。”
很难想象，以前的学生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他们没钱买书，没钱吃肉，没钱买糖……而现在呢，我们满柜子的书，几个菜盘的肉，一大包的糖……不仅城市变得这样好，农村也是如此。现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先说交通。以前人们大多都走路，城市里才有摩托车啊，自行车啊等等。走路是个艰苦的活动，腿会瘫软，脚会酸痛。城市里那些骑摩托车自行车的，速度也没有多快，也累，特别是自行车。所以，以前如果要“跋山涉水”，起码也得好几个钟头。可是现在不同了。先谈农村，有了以前没有的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三轮车。有些富一些的农家，竟也有了汽车。而城市里更不用说了，处处是车。汽车、自行车、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这些都是私家车，看一下公家车：客车，火车，巴士……还有水里的船，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地铁……特别是地铁，是近几年才有的。
除了车的方面，别忘了更重要的是路。城市里的路没什么太大变化，主要是农村的路。农村以前的路，根本称不上是路。路是自然形成的，坑坑洼洼全是石头和粘粘的泥巴。如今已修了水泥路，也渐渐有一些板砖路了。
第二个是饱。在说之前，不妨先看看如今中国人的身材。只要你长期注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似乎人人都在减肥。这不就说明当今社会的中国人都在日渐长肥吗?为什么会长肥?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饱的问题。是啊，现在的社会，即使是一个打工妹，也免不了要肥的。她们都是吃快餐什么的，可是你想得到吗，以前连快餐都吃不起。以前，他们很少吃白米饭，而现在我们每餐都要吃。以前的人总是瘦瘦的，是因为他们总是吃不饱。他们的主食只是自家种的一些菜和番薯。以前想找个胖子都难，而现在想找个骨瘦如柴的人都难。
第三个是温。冬天从没有热的时候，向来都是冷飕飕的。从前，买不起鞋子，脚钻心得冷。而床上用来御寒的也只有一张不厚不棉薄薄的被子。实在冷得不行，只能再加一层被子。不管多么冷，顶多有两层薄薄的被子。而衣服也是一样，当时哪来的钱买衣服呀，所以到了冬天，就是再冷，身上顶多两件衣服。房子也漏风。
转眼看看现在。我们再也不怕冷了。我们有厚厚的棉裤，有温暖的毛衣，有长长的外套，棉制的袜子，漂亮的围巾，密不透风的房子;到了床上我们有毛毯，羽绒被，棉被……我们穿好几层衣服，再也不用担心今年会冷了。
最后一个是“资”。“资”的意思就是钱。钱是人们存活的资本，没有钱，等于要过苦日子。而人们得到钱的途径只有工作。干工作，才有工资。有工资，才有钱。我们来谈谈工资的问题。
以前人们无论如何去辛苦劳作，工资始终就是几十块，最多也不超600。再比比现在，一个清洁工一个月起码七八百的工资。以前的话，恐怕只有几十。几十和七百谁都愿意干七百的。中间搁了600多块，再改革开放前的社会，600就差不多是个富翁了。不说七百的工作，很多人自己创业，一个月便是以万为单位的收入。还有的是在家创业，方式各种各样，收入逐渐日益增多。中国的经济由这样的趋势逐渐发展，到了20xx年，早已繁荣得惊叹世界。
记得有一次看改革开放的范文，看到邓小平爷爷南巡，搜查经济状况，竟查到渔民村(以前未建设的深圳)的平均收入竟然比他这个还要高!邓小平爷爷心里比蜜还要甜，改革开放还没多久，就见效了，效果还很显着!
改革开放，为中国立下了大功。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要感谢邓小平爷爷，是他，让我们中国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闹革命，和平一片，幸福一片!
改革开放，一定会让中国的日子更加美好!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十一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围绕改革开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认真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重要论述，对于确保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把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早在2012年12月31日，***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并提出5点意见：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到海南等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时，***总书记总结了“五个充分证明”，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是改革的主体等。2018年10月，***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并强调，总结好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40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而且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动力。这些重要经验总结，主要围绕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改革开放方法论、党的领导、人民首创精神等展开，构成了指导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严密逻辑体系。
坚持正确方向和道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在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代中国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改革开放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推进的，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在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关键时候、重要场合要敢于亮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仅是过去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基本遵循。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和力量源泉。***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我们应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断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智慧力量。
坚持科学有效的方法。
科学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
***总书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的论述，不仅涉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而且涉及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不仅注重改革实践中的大胆试验、大胆突破，而且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仅坚持以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开放，而且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开放;不仅包括创办经济特区，而且包括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强调处理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关系，而且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此外，诸如“打铁还需自身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功成不必在我”“钉钉子的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等一系列既形象生动又铿锵有力的措辞，也构成了***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论述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他一贯强调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证明了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开放方方面面。为此，要着力提高党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自觉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着力提高谋大局的能力和定力，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提高定政策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十二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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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十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能够让我们认清历史方位，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充满神奇的百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
如何结合国情，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失误。我们党在取得探索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及影响全局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9月16日至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讲：“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造成的危难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创立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最热改革开放的论文（案例14篇）篇十四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主要法宝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与解放思想紧密相伴的，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我们党首先在思想领域内获得巨大解放，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扫除了思想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开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枷锁，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全党思想获得了巨大解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党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摆脱了前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对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又一次巨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正确认识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解决了姓“社”与姓“资”的迷雾，再一次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掀起了解放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摆脱了制度崇拜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还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新的突破口。特别是以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掀起了新一轮以党自身为对象的解放思想的新高潮。其解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三个解放出来”，摆脱了传统的党建模式崇拜和原则束缚，为新的社会条件下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胡锦涛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认为这是我们“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号召全党要坚持解放思想、永不僵化、永不停止；党的十八大也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把“继续解放思想”提高到关系改革开放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再次强调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向前推进，党的思想解放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已成为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新常态。我们要继续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法宝，把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突破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解放思想。
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改革开放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正因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快速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们党强调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经历了由广大农村的率先突破向着城市改革拓展，由几个特区试点向着沿海沿江和内地铺开以致全面展开，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引人注目地放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还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一项重要标准。党的十四大做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又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推进了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后来又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推进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这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上可知，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就是坚持以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的过程，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所坚持和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党纠正过去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的错误认识，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物质利益，提出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提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跨世纪之交，党在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要让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要坚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要牢固树立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只要真诚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党的十八大也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人民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体现了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的过程。
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党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不断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成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课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全党要认真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怎样才能叫善于领导”的问题；提出要按照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坚持不懈抓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出党要解决关于包括党的根本任务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精神文明论、义本质论和基本路线等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纪之交变化了的新情况，提出党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总览全局的能力；提出了如何才能真正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这一时代课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要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号召全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在新的赶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解决了新世纪伟大实践中怎样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的过程，也表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巨大成绩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战略课题的最好解答。
社会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扩大，人民的各项民主政治权益越来越得到切实的保障。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证明，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提出和阐述了创造文明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思想。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党的十三大更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要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要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提出要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也进一步向前推进，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党的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作了高度概括，提出民主要更加健全，确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推进。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的本质要求，要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做到扩大人民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真正理解“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真正实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回顾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党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机制，使基层民主的深度与广度得到切实发展，并使党坚定不移地走向政治文明，这也是改革开放赋予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