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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一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已经开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条伟大复兴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追忆先烈浴血奋战的过往，追忆革命群众的无私奉献，追忆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的每个个体，他们都是坚持着正确的政治道路，把党的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坚持正确方向，指明前进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答了许多前人所未解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学谋划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道路决定命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走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瞩目成绩和巨大进步，综合国力稳步增长，为世界经济政治文明也作出重要贡献。
理论深入人心，凝心聚力有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日益多样化。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如要把握好复杂多变形式下的理论宣传工作，就必须改进宣传报道，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不断提升传播力、影响力，把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识，把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人民群众的信仰，把党的奋斗目标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追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精神，使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科学的制度保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引领，全体人民将一起拼搏、一起前进，人民就是社会主义主人翁，人民有了前进方向、奋斗目标，这就是国家发展有了奠基石。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二
改革助开放，扬帆再起航——我看改革开放。
这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经贸大繁荣，人文大交流，信息大流通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但却是一个革旧迎新的世界，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动力。
在这个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时代，雄伟的东方之狮——中国正以昂扬之阔步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用似洪钟的巨吼，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金线出云天。
如果说一九七八年以前的中国是被浓云笼罩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就是一根穿云而出的金线，不仅为黑暗的时代带来了光明，也为迷茫的社会带来了奋斗的目标与希望。
改革，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由试点推至全国，由经济推至政治，由城市推至农村。改革，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由空谈到实践，由个人到集体，实现了质的飞跃。正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改革开放正是那场知时节的好雨，给久旱的中国大地带来甘霖。
沧浪震天地。
逐步踏上正轨的改革开放如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跑在中国的版图上——东南沿海有它引颈长鸣的雄姿，西北内陆有它风驰电掣的身影，东北雪原有它饮水嘻戏的掠影。所到之处，高楼拔地、万象更新，人们以高昂的精神面貌拥抱社会，面对生活，迎接挑战。
汹涌三峡，巍峨大坝傲立江面，为半个中国解决用电难;珠江三角，港珠澳大桥蛰龙般横卧南北，实现天堑变通途;璀璨上海，亚太经合会议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改革开放这朵巨浪在四十年间震天动地，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扬帆再启程。
从懵懂少年到成熟壮年，改革开放这位雄姿英发的巨人站在了新时代的起点。正是饱含无数家庭的泪珠汗水与欢声笑语，才让巨人的选择更加艰难。
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口号始终牢牢铭记在党和人民的心底。纵然前路未知，但勇闯敢拼的精神和激情从未曾减少半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的时代，更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包容、更奋进、更稳重的大国形象。
改革非一人之力能完成的，开放亦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十四亿人携起手来，守望相助，朝着既定目标共同努力。风正一帆悬，改革开放的巨轮必驶向成功彼岸。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三
考察人员作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见到国外的发展现状之后，既备感压力又干劲十足，成为最早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中的拓荒者。从中央层面来看，邓小平无疑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仅直接参与改革开放决策的具体过程，为改革开放指明方向，而且还几次前往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考察。在会见外国友人时，他多次公开强调中国正在努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积极为改革开放政策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出国考察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出国考察官员的观念。改革开放后曾分管中国对外开放工作10年之久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后来回忆，在1978年的西欧五国考察中，他和许多省、部、委领导人一样，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了实感。他们回国后，在中央作的几次报告，起到了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关键作用。他本人也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敲定了改革開放后中国的第一笔外国贷款，多次赴广东、福建调研，负责经济特区建设工作，是中央领导人中改革开放政策最早、最坚定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之一。
除中央领导人外，率先走出国门的人员中也有许多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后来他们成为各地各行各业力推改革的主力军。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全国回忆，当时广东省的经济面临种种困难，“这趟西欧之行让人大开思路，也大受震动，对冲破旧体制，发展广东经济带来有益的启示”。开放搞活成了王全国为广东发展提出的良策。凭借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及对广东实际条件的把握，王全国及习仲勋等人带领广东人民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杀出一条血路办特区”的改革佳话。同批出去的还有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回国后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的杨波，这次出访带给他的，“是那种开放的观念在轻工领域的充分实践。这种实践确立了其在轻工部三个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行业(家电、塑料和服装)从无到有的领导地位，而他本人凭借敢为天下先的无限勇气，从自己的穿着倡导着轻工部的开放之风”，践行着改革理念。改革开放初期，像王全国、杨波这样，将考察经验付诸实践的考察人员成为在全国各处推动改革开放的先锋。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出国考察，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聚集了重要的领导力资源。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四
2022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开启新阶段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也是我镇实现大提升大跨越的机遇期，做好这一时期的工作尤为重要。
主要预期目标是：财政收入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县水平。
为实现以上目标，将重点抓好以下五项工作：
一是紧抓产业品质提升，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着力提升现代农业发展层次。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全年粮食总产保持在11.4万吨左右。支持温氏、禾众生猪产业发展，巩固春意稻虾稻渔综合种养，开展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和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农业大托管，大力开发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积极推进红桥、八沟两村1.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探索建立群众参与的社会化管养新机制，确保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持久发挥效益。大力推广水稻机插秧、小麦机条播机开沟、平衡施肥及小麦氮肥后移、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积极推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管，培育发展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申报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水平。不断优化工业结构。引导现有10家规上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加快上禾生物燃料建设项目、新时代水产品加工项目和多村联建小微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拓胜生物质燃料、吉尼尔研发设计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建设以及家居用品生产等项目落地。在建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不断完善我镇产业结构。全年新增规模企业2家，规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0%以上。稳步打造第三产业。推动文化旅游发展，做好承接安丰塘游客老庙集周边环境治理及十字路乡村旅游规划推动工作，启动宝根园3a景区及研学基地扩建工作。争创全省旅游特色名镇；积极谋划电商产业，加大商贸企业扶持力度，力争全年新增线上商贸企业1-2家。全力攻坚重大项目。紧盯国家政策和投资导向，围绕乡村振兴、大别山革命老区、行蓄区安全建设、安丰塘旅游开发、引江济淮、瓦埠湖大桥连接线、民生工程、融入长三角一体公发展等方面搞好项目的谋划、争取和实施。积极争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盘活闲置、低效工业用地，让项目进得来、放得下、留得住，对在建的行蓄区安全建设、多村联建小微产业园、高标准农田、水毁工程修复、中心沟治理、城乡建设土地增减挂钩等项目要做好服务，加强监管，序时推进。加大“双招双引”力度。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的理念，充分利用我镇农业资源丰富，劳动力供应较为充沛的优势，盘活现有建设用地，引进一批农业产业化、加工制造、文化旅游等低污染、低耗能和劳动密集型项目。积极谋划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开工个数，推进亿元以上项目签约。营造全民创业氛围，坚持“为自己人办自己事”的理念，牢固树立“企业专心抓建设、政府一心搞服务”理念，继续实施重点企业帮扶制度，全面推行“保姆式”服务。对行动迟缓，态度不积极，甚至推诿扯皮、讨价还价，找借口不执行的坚决予以处置，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对影响、阻碍、破坏发展环境的人和事坚决处理到位。
二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继续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对照“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核心指标要求，以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残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户为重点，继续落实好“四个不摘”，做好防范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统筹用好乡村公益岗位，落实“雨露计划”，加大村级资产收益分配管理，为脱贫户和边缘户增加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衔接乡村振兴。以高标准农田为样板，以农业生产大托管为载体，引领和带动农业产业升级；充分发挥村级扶贫车间等项目带动作用，鼓励引导群众发展自身产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广泛促进就业；完善乡村规划布局，国土空间规划，利用“三调”成果，着力构建镇域空间格局。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开展创城活动为契机，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清四化一改”工程，深入开展农村“三大革命”，完成省级美丽乡村石塘中心村建设，加快推进集西、旗杆村民组重点自然村庄整治。
三是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建设生态宜居x。深入推进环保提升十大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秸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行全时段秸秆禁烧，确保全年零火点。全面加强水污染防治，深化河湖长制、林长制、田长㓡、环保监督长制，扎实做好中央、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加大瓦埠湖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保护，保证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加强土壤污染治理管控，持续开展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和散污乱企业治理。守住耕地红线，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加大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力度，完成草坪整治任务。健全完善养殖污染整治长效工作机制。全面落实节能减排工程，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四是精心实施民生工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注重医、教等工作。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常态化各项措施，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做好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城乡医疗救助等民生保障工作。稳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续保规模。健全社会救助机制，完善医疗、孤儿等各项社会救助制度。加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统筹推动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全面落实“双减“要求，提高教学教育质量。支持工会、妇联、共青团、民族宗教、关心下一代等工作，促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的专项检查整治，加强安全生产和安全监管，及时排查、整治和消除安全隐患。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纵深推进“平安”建设。广泛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双提升”及反电诈等工作，做好防电诈宣传，不断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深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平安x”。持续加强普法宣传，突出依法行政与依法治镇。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体制机制，严格落实“五位一体”包保责任，积极开展信访工作“三无”乡镇、村创建工作，抓好重点群体、重点领域、重大事项的政策法律宣传、诉求办理、矛盾化解、责任落实，确保年度无集体访、无越级访现象。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不断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体制机制，提高基层治理的工作水平。优化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针对疫情防控、自然灾害应对、重大活动信访维稳、恒大项目建设等重大事项，建立风险评估及监测预警，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五是树立履职尽责思想，建设人民满意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宪法权威和法律尊严。自觉将法治理念贯穿政府工作各个环节、各个领域，自觉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开展机关作风建设和效能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自觉接受人大、社会监督，打造阳光政府。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决纠正“四风”问题，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各位代表，奋斗铸就辉煌，实干谱写新篇！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班子要有新作为，让我们在县委、县政府和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凝聚全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谱写x镇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五
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石，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研读相关论文，深入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我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篇论文中，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叙述：改革开放的背景，改革开放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挑战，改革开放的启示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
首先，改革开放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面临了许多深刻的问题。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秩序动荡，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为社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中国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并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其次，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成就。通过引进外资、开放市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中国的经济快速崛起，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还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传承等方面。
然而，改革开放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经济增速放缓、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问题成为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发展的阻力。这些挑战提醒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需要寻找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只有解决了这些挑战，才能够确保改革开放取得更加可持续的成果。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其次，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开放的心态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再次，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这些启示将指导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不断前进。
最后，对于未来，我充满信心。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过了漫长的一段历程，但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未来，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同时，我也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推动全球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研读改革开放史论文，我对改革开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我相信，随着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六
今后五年，我们务必统一到中央、省、市、县决策部署上来，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届x中全会发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号召，做好省、市十一次党代会和县十五次党代会描绘的未来发展宏伟蓝图的参与者，全力以赴抓好贯彻落实。
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x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抢抓政策机遇，坚持“工业强镇、城乡建设、乡村振兴、党建引领”四轮驱动战略不动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着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镇、食品产业集聚镇、宜居宜业生态镇。实现人民生活殷实富裕，城乡环境显著美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交通网络较为完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脱贫成果日益巩固，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经济结构显著改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体制机制日益健全。依法行政扎实推进，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总体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第三产业短板不断完善。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深化农村各项改革，聚力“双招双引”，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加快重大项目建设。镇域环境取得新面貌。加强国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断优化。生活水平达到新标准。农村各项政策应享尽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推动高质量就业创业。城镇化程度得到新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健全，群众文娱幸福度、满意度不断提升。政府效能取得新进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基层民主法治更加健全，依法治镇明显提升。
预期目标是：财政收入增长2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3亿元以上，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5%以上，规模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引进到位资金增长12%以上。
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重点抓好以下五项工作：
一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社会经济更具活力。强化现代农业建设。夯实农业基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持续推进高标农田项目，加快发展特色养殖，推进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和水产健康养殖小区建设；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休闲渔业和乡村旅游，争创全省旅游特色名镇；全面完成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严防耕地“非粮化”“非农化”。提升工业招商水平。始终把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着力推进企业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产业链，做强支柱产业，支持精诚米业、世宏米业做大做强；加快推进传统企业改造提升，鼓励小型粮油加工企业升级改造，争创全省绿色食品产业集聚镇；落实双招双引的各项政策措施，坚持领导招商、专业招商相结合，吸引外出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力争民营经济再上新水平；大力优化发展环境，实施重点企业帮扶制度常态化，为企业提供更高效、便利、优质的服务，营造最优的投资发展环境。补齐第三产业短板。围绕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引导产业、资本、人口等要素向集镇集聚，促进商贸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积极做好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旅、农旅、电商等新兴产业。持续深入开展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活动，以点带面为农村经济提质增效。
二是坚持城乡统筹，乡村振兴更具实效。认真贯彻“四个不摘”要求，对全镇脱贫户和低收入户扎实做好防止返贫监测预警，采取多措并举，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行蓄洪区安全建设等重大项目为抓手，加快农民向集镇聚集；打造“一村一品”产业项目，壮大村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创业就业。
三是坚持生态文明建设，镇域环境更加适宜。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工作。加强秸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确保全年零火点；巩固饮用水源建设成果，保证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加强土壤污染治理管控，持续开展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和散污乱企业治理。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纵深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扎实开展创城活动，建立健全“清洁村庄”体制机制，实现常态化保洁。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水改厕工作。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全面提高接种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切实改进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用电、通行等实际问题，完善农村饮用水提升工程；继续抓好民生工程，落实好城乡低保、优抚优待、各类救助等群众关心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困难群众得到应有关怀；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补齐养老机构、体育场所等短板型公益性设施；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改进教育教学条件，支持镇卫生院迁移重建，加快村卫生室改造步伐，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争创省市级卫生乡镇，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数；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双提升”活动，坚持开门接访、带案下访，扎实开展“八五”普法，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工作，提升群众安全感。
五是坚持作风建设，政务服务不断完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加强追责问责力度，压紧压实“两个责任”，形成不敢腐的高压态势，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不断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体制机制，提高基层治理的工作水平。完善人人有责、层层负责、环环相扣、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实绩考核机制，高度统一思想，切实坚定信心，凝聚发展合力，不懈怠、不拆台、不折腾，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努力实现既定的目标任务。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七
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实施使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我在学习过程中深入了解了这一历史事件，并从中得出了一些重要的心得体会。本文将以五段式展开，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个人层面阐述我对改革开放的心得体会。
首先，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注重引进外资和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建立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持，并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随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推行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我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脱胎换骨，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和生活品质的大幅提升。
其次，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的实施使得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使得中国政治逐渐向更加开放、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加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也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我认为，改革开放为中国政治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文化的变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大大加强，这使得传统文化得到更多的传承和挖掘，同时也吸纳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作为一位年轻人，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年轻人更加关注时尚与流行，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从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多样化。
第四，改革开放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以“铁饭碗”为主导，缺乏创新和灵活性。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行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教育的改革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特长和潜力。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改革，中国培养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最后，改革开放对于个人而言，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我作为一个年轻人，通过改革开放，可以自由选择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和生活方式。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机会，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转变。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将继续探索和发展，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实现更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我们年轻一代而言，我们应当保持进取精神，将自己的力量与中国的发展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八
“自在”走向“自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我国对原有的“二元”城乡关系进行了全面认识。随着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城市产生并独立于乡村，二者是“根与流”的关系，不应该是矛盾的、分离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的、互助的关系。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国情，重工轻农、重城轻乡，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满足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不平等，造成城乡、工农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对于城乡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要求工农、城乡关系“返璞归真”，共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其间表明我国城乡关系由“自在”走向“自觉”。
（一）通过“城乡交流”来解决。
“三农”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是发展城乡关系的薄弱环节。在改革前城乡经济交换关系下，农民成了受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是最贫困的群体。1978年，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平均消费水平的比例为1：2．9。与城市相比，“三农”问题尤为突出。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首要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通过解决“三农问题”来加强“城乡交流”。在这个时期，“长期隔离的城乡商品、要素、人口流动开始松动，城乡联系不断增强，城乡集市贸易恢复发展，部分农产品价格和流通管制逐步放开。”五年的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到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再到推进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放活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城乡、工农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但仍然是局部地就“三农”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但只是停留在农村经济改革上，并未从城乡关系的制度层面、全局的角度来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逐步萎缩，使得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就业，极大地带动了大城市发展”。城市铺天盖地的进行改革，更多的农村生产要素流入城市和工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积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开始出现“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工农、城乡的关系出现了严重断层。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协调缺乏动力，无法对城乡关系的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注入活水源头。农村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之后，城市改革启动，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导致我国出现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面对这一形势，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明确指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并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任务。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4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一年都提到活跃农村经济，持续推动城乡改革，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来解决“三农”问题，不再孤立地解决，而是用联系的观点，并用全局的视野来兼顾城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纳入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任务之一”。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下，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完善支农惠农政策，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通过打造新型城乡关系来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驾护航。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突出强调了我国的“三个进入”，在统筹城乡关系的制度框架下，表明我国的城乡改革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了新的进展，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向着和谐的轨道运行，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国内著名学者俞思念认为，“十八大作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的新布局，把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放在新的高度上，是实现中国未来城乡关系科学发展的新突破”。2008年到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侧重于农村经济建设转向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及机制体制建设等方面，从促进农村的单项改革转向城乡的综合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所要表达的是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互联互通，实现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历年来对于“三农”的投入，也繁荣了我国农村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求必须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推进城市人口的非农化和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形成城乡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融合”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关系的严重不协调，党中央开始着手改善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进入新世纪，我国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并迈向全面小康的阶段。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认识从“隔离”走向“融合”，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理论的不断创新。
城乡破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工农业、城乡休养生息的双重任务，为此提出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发展思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工农、城乡经济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把经济重心从农村的农业生产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上来，直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制度、统派购制度使得城乡资源分离，1958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居民直接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更是直接导致了城乡分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追求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的重、轻、农比例严重失调，虽然有过调整，但仍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工农、城乡矛盾依然突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工农、城乡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小岗村“大包干”土地经营方式的成功典范，促进了全国广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这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以及作为农村工业的主要形式——社队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极大地放活了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繁荣了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从根本上缩小了工农、城乡差距。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繁荣农村经济的转折点。在农村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改革拉开帷幕，国企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放宽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下了企业的行政包袱，促进城市工业的大发展。“邓小平确立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支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强调工农、城乡要相互支持，城市要带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思想结束了建国后重城轻乡、工业农业不协调的错误思想，开启了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基点。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城乡资源的合法流动，极大地调动了工农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了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直接提出要“加强城乡改革，处理好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新时期的统筹城乡思想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世纪以来：
城乡融合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总体小康，但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站在这样的新阶段，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指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限制因素。城乡关系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大统筹之一，此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城乡关系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从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来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都普遍具有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倾向；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这一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也从侧面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五年的统筹城乡发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带动式发展。在党的十七大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写入党章，同时又强调要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一思想随着城乡关系的逐步改善而产生，是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新要求，“一体化”表现的是一种城乡的“融合式”发展，是城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的农村正发生新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凸显，要加强农村改革，到2020年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面对这一任务，“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概念到实践再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项影响长远的国家战略。”我国要塑造城乡关系的制度化框架，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关键之举。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实践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十八大上，***指出这是一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会议，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新的目标，要高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折射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更多强调的是要释放改革红利，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地普照每个人，而重点在农村、在贫困地区能享受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城乡资源公平问题。我们仍然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三农”上，继续加大城乡发展统筹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会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到“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从局部到全部、部分到整体的系统演化过程，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更是理论上的创新，从而带动实践的创新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桎梏，并指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解决这一难题则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句话，表明我们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决心与路径，因此我们要着力**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深化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进行突破，“‘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总体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除此外，还有一个新的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改为市场起决定作用，“决定”一词不仅可以活跃城市经济，而且可以活跃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与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无疑是锦上添花。
“彼岸”工农、城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要长期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策略。城乡发展一体化能够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中国梦”的实现起到了价值引导。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此岸”走向“彼岸”。
（一）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
“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制约着我国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所提到的那样就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三农”问题跳出“三农”问题的圈子，有了新的解决途径，就是从城乡一体的角度来统一解决，也就是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深度融合。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市扶持农村模式。由于“三农”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各个击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三大产业之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物质基础；工业作为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能够带动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我们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用工业的发展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只有处理好工农业的关系，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工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实现农业的规模集约生产，大大提高我国的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积累性贡献，其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而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拥有先进的生产要素，因而城市把先进的生产资料流入农村，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市与农村从根本上说是和谐共生的，我们经历了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阶段，并实现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已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并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只有保持城乡互惠、城乡一体，才能解决好农村问题，同时也促进城市的发展。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经济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户身份，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服务，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我们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工”，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群体，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乡，“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者与建设者，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的建立与健全，能够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成果。***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句话，表明了“三农”的重要性，突出强调了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下保障“三农”利益。
（二）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就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下提出的，这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也有助于城镇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理论创新表明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下，我国的城镇化实现了新的发展，进入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在统筹城乡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农村形态下农民的市民化，让更多的农民不用远离家乡外出务工，能够就近创业就业，实现城乡居民的融合。城乡之间没有隔离带，让城市融入农村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以人为本的指导下实现“人”的城镇化，是把全体人民纳入在内，不只是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农民，这种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更是追求生态财富的城镇化。2015年11月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下我们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由追求高速增长向更加注重中低速前进的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下，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城镇化，是突破传统的、协调城乡的、宜居生态的、国内国外的、城乡共享的新的城镇化。
（三）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国“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我党“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也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我们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小康社会的昨天是总体小康的实现，今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三对关系是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的。昨天是今天的铺垫，今天是明天的起点，明天又是昨天和今天的果实。我们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建成全面小康。***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句理清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道明了建成全面小康的“全面”二字。全面小康不只是城市居民得以享受的，更是农村农民得以享受的，是一种新的“城乡共享”小康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关键看我们能否坚持并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昨天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明天期望我们的行动指南。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了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式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全面小康在新时期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只有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才能**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连接城乡命运共同体，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才能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四）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首先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由于中国当时经济落后的国情而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侧重在经济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简称“四化”。后由于**而中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思想，把经济建设的重心重新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以“三步走”战略的形式量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物质文明走向物质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论断，并于党的十三大上首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把“和谐”加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表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由原来的“四化”变为现在的“新五化”。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表明我国的现代化是处在动态中需要根据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另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全面的建设目标，于本世纪中叶实现，形势刻不容缓。城乡发展一体化在这一目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像***所讲，“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而且容易出偏差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城乡建设是全局中的关键要素，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对现代化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中国梦”的价值指向。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指出这不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直接把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人民的梦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形成一个“家国梦”。这不是简单的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实践的行动指南，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的复兴梦。它的深刻内涵把每一个人融入进来，体现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伟大梦想，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身体力行，这样才能筑起“中国梦”的复兴之路。综上所述，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深层次来讲正是一种追求城乡发展公正、和谐的战略思想，谋求的是城乡居民共得共享，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更要平等地享受社会主义建设的福祉，追求社会的公正对待，城市和农村人口都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优越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攻坚区、深水区，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无法同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因此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公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创造条件。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九
作为出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春风里的“80”后一代，虽然无缘亲历改革开放初期的轰轰烈烈，虽然经历改革开放不过三十几年，但不可否认，我们一直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中，享受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福利。
我的父母出生在1960年后，改革开放前。那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粮、油、肉、糖、棉、布等日常食品、用品，都是凭票供应。我出生在1984年，改革开放后。三餐粮足，顿顿有肉。马路两边门脸里、小摊上商品琳琅满目。
父母那个年代，精神生活比较单一，大多数休闲时间只能看看书，逛逛公园。而现如今，各地旅游景点引人入胜，荧屏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各类文艺节目繁多，文化室、广场、棋牌室、公园应有尽有，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这一切的变化始于1978年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它掀起了席卷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那支撬动改革开放的哲学杠杆。这场讨论，成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不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凝聚了思想共识，而且确立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模式。
小岗破冰，深圳兴涛，海南弄潮，浦东逐浪，雄安杨波……40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华夏神州在“历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沧海桑田，即便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会想象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史诗般的进步”。40年飞跃万重山。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中国融入广阔世界，让世界发现新中国，即便是最固执的“西方中心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和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融为有机整体，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号巨轮坚定航向，闯险滩、战激流，彻底摆脱狭小水域的困境，开足马力、劈波斩浪，胜利驶入崭新而宽广的天地。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从1978年到201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60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00多元；基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分别覆盖13.5亿人、9亿多人；从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中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88.3%、45.7%；7亿多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数字，记录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到比较殷实、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从凭票证购买商品到通过电商买遍全球，从单调的文化生活到多姿多彩的影幕、荧屏、舞台，从自行车王国到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一串串事例、一幕幕场景，印证着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强国复兴迈向新阶段。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奋起直追，经济总量一路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跑、领跑，神舟奔月，天宫遨游，蛟龙入海，天眼探穹，北斗导引……大国重器竞相问世，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日益强大。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国和第二进口国，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确定性、主要的动力源，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社会主义展现新天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立足中国实际、结合时代特点，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创造性的提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推出了强有力的改革举措，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我们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夺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华民族勤劳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素有勤劳的美德，它代代相传，积淀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文明久盛不衰的巨大精神力量。***总书记曾强调，爱劳动这一美德是创造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改革开放40年，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传统美德，勤于创新，勇于开拓，用较短的时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2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34%。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40年物换星移，40年岁月如歌。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澎湃前行。
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打开一扇走向世界的大门，开启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新篇章。今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能够让我们认清历史方位，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充满神奇的百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
如何结合国情，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失误。我们党在取得探索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及影响全局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9月16日至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讲：“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造成的危难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创立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十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学生的留学状况和和留学意向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本项目研究前期，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江苏三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当代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留学意愿很高，大多来源于对于出国留学较高的价值判断、美好的憧憬、父母的愿景、盲目的从众心理以及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其意向也表现出盲目跟风、忧虑不安、过度依赖等问题.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按照年代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三个阶段，我国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伴随留学背景及留学现象的变化，也呈现出变迁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对文献法和访谈法两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来源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出国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期刊和报道等.深度访谈主要是应用于对于前两个阶段大学生留学意向的研究.研究选取了五位访谈对象，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一位是80年代出国留学、两位是90年代有过留学经历，一位21世纪的海外留学生，以及一位准备出国留学的在校大学生.访谈在征得被访者同意之后，全程录音.每次访谈之后，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此外，结合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21世纪当代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研究结果，整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中，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化脉络.
2.1第一阶段：
“初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工作逐渐恢复，在“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留学生在人数方面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自从一九七八年扩大派出留学人员以来，截止到1982年1月共派出留学人员七千多人.80年代初，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公费派出，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他们以外出留学和出国考察形式学习先进知识，增长见识，之后回国效力，但是这部分群体数量很少，分布也较为集中，多集中在沿海及发达城市的知名高校，专业分布也以理工科为主.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的占80%以上；学习和研究语言的占16%，学习社会科学的只占4%.随着对外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留学热潮.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5300名在读研究生中，至少65%已经向国外有关单位联系或报考toefl；1985年一至十月份，自费公派出国研究生141人，占1985年研究生录取总数的8%.但伴随着也萌生出出国留学优于国内学习、“出国是好样的”等观念.[2]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开始兴起，但人数很少，大众层面的留学还没有大范围普及，个人自费留学也处在“睁眼看世界”的阶段，多数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增长新阅历，以学习外国的语言等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留学还不流行，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人数都很少，我在工作期间突然就萌生了想去国外看看的想法，并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想增长一些见识，多一种经历，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顺利通过了复旦大学语言班的考核，成功申请了德国科隆大学，但是当时留学没有语言基础，在国外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顺便见识一下国外的基础设施水平.（受访者唐先生，80年代出国，德国科隆大学）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甚至当时社会上排外的心理还普遍存在，敢于大胆走出国门的人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此外，长期的隔阂下，国人根本不知国外整体是什么情况，更不了解国外教育情况.对他们而言，出国的意义远大于留学.
2.2第二阶段：
“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规划了“八五”期间和1991-2000十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国家人事部加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努力拓宽留学人员为国家服务的渠道.加之80年代出国留学精英的回归，民众对国外具体情况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许多错误、偏激的观念也逐渐被纠正.许多年轻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立志走出国门“师夷长技”，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外相对较好的学习科研条件、先进的教育设备及学术自由的学习氛围、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对自身专业宽松的择业范围都成为年轻人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出国留学人数进一步增长.自己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去学习国外的真东西，因为对机械制造这个行业来讲，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都无法为相关行业的科研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日本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机械制造行业享誉世界，那个年代的留学就是为了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家，为国家工业的振兴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自己是这样，身边很多人也是这样.（受访者钟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日本工业大学）90年代，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一些新兴行业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国内教育内容相对传统，水平相对滞后，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国外管理学术界则百家争鸣，先进的管理理论遍地开花.
另外90年代，海外的一些院校也开始放宽了对中国考学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加上想要改变自己的强烈主观愿望，便选择了商科在上业界排名首位的哈佛商学院去学习.（受访者钱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哈佛商学院）90年代，自费留学已经屡见不鲜，留学无论从规模还是区域范围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数的增加是最直观的的表现，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表现得日趋强烈.其次就表现在区域的扩展，留学人员的分布不再仅仅局限于沿海及发达城市，全国各个省、市，无论知名高校或是普通高校均有分布，专业也从以理工科为主变得更为多元化，金融、工商管理、会计、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均有涉及.随着留学活动、留学形式和留学人员群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的先锋.但同时，面对国外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国外月亮圆”的思想也渐渐萌发，“学成是否归国”成为了许多留学人员考虑的问题，国家面临大规模“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效力，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据统计，截止1996年回国留学人员(主体是公派)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30%.[4]留学生的回归问题也成为了90年代热议的焦点.针对这个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993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鼓励留学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留学政策的转变推动了留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普通大学生中间开始了新一轮“留学热”.
2.3第三阶段：
多元化2000年以后，国内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井喷式”爆发.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5]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要求大量高水平人才的迅速成长，然而国内教育水平尚不能满足国家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中国的教育能力与国际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教育体系也屡遭诟病，随着留学机制的成熟和留学中介的发展，加上英语的普及和教育全球化的推动，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改变着留学的年龄结构.留学是一种深造方式，因为向往国外高精尖的技术水平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各行各业显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国内外差距仍然很大，企业和高校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国内现状却是小企业众多，知名大企业很少；高校众多，能够出科研成果的很少.
许多人都选择国外高校，确实是有现实的需求存在，当然也有镀金的心理因素，毕竟国内外的差距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受访者冯先生，2003年出国，日本上智大学）目前就读于东南大学法学系的陈同学则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拥有了‘海归’光环在很多时候更能在同等水平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在工作单位和工资待遇方面也会比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好一些.如果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话，职场这条路可能会走的更加顺利.（受访者陈同学，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强烈的出国留学意向，其中自费留学成为了主力军.留学目的也从学习技术，报效国家变得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实现职业理想、获得成就认可、对国外环境和生活的向往、受外界环境和人员影响、家庭的期盼和父母的决定、为找好工作积累“资本”等都成为了许多年轻人选择国外留学的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化竞争，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商科也成为21世纪后留学的热门学科.因此，商科曾一度成为21世纪留学的热门专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迅猛发展，多数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归”在就业市场也备受热捧，导致国内留学一度火热.近年来留学人数日趋稳定，商科等热门专业也逐步降温，热度背后，我们也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也慢慢在寻求理性的回归，理性地选择和对待留学.
3.1意向的强烈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在留学意向上，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阶段的出国留学者表现出显著地变化和巨大的差异，似近代留学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是精英化的学习路线，选择出国深造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发展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具有留学意向，且意向也越发强烈.从每年增长的留学人数，从出国留学人员的区域和毕业学校的差异，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费方式出国留学等方面都能够看出国留学越来越平民化，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也越来越强烈.
3.2意向多样化。
意向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出国目的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是大胆的、超前的，更多是为了语言的学习和宏观了解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下中西方的差异.90年代以后，出国留学是为了“师夷长技”，学习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然而2000年以来，大学生纷纷都把留学看成一个更好的选择，去国外学习、交流、镀金，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国外的文化和生活，为了提升学术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和拓宽国际视野.留学目的变得多样化，不一而足.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选择方面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例如留学国家和专业的选择.之前发达国家名校和相关顶尖学科是他们的首选，而现在已逐渐打破名校和专业的壁垒.
3.3意向复杂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也从原先的较为单纯，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出国不再是精英的出路，平民化、大众化的出国留学走向，让留学者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留学信念，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也参杂了不少“杂质”.大学生的留学意向变得更为复杂，不少大学生因为盲目的从众心理出国；为了父母的意愿出国；因为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为了所谓的“光环”出国等问题也频频暴露出来.80年代的留学者处在“睁眼看世界”的觉醒阶段，90年代以后，中西方的明显差距，加上国家大格局下“走出去”战略的推动，许多外出留学生主动走出国外“师夷长技”.而在中国实力不可小觑的当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留学生不仅承担着个人的报复、国家建设的责任，且已然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使者.大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也呈现出属于各自阶段的特点和“标签”.梳理改革开放至今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学意向的内外部成因，以便针对问题，为政府留学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指导高校、留学机构、家庭等不同层面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
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十二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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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改革开放史论文（案例13篇）篇十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快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些成绩的取得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并引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和分工体系的深刻变化。如何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40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成就，明晰未来产业发展航向，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成就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人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对其历史进程和成就进行解读。如，黄群慧(2018)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把40年改革开放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1978-1993年)，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1994-2013年)，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2013年之后)。王岳平(2018)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产业结构“拨乱反正”阶段;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以消费升级驱动的轻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基本上步入了正常演变的轨道;三是21世纪头10年以投资主导的重化工化阶段;四是2013年以来以追求高质量为主要特征的高加工度化与服务化阶段。这里试图从驱动力的角度进行划分，重点分析不同时期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及阶段特征。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0年)，是一个以加快改革为动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2001-2012年)，是一个以扩大开放为标志释放开放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2013年以后)，是一个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释放创新红利的产业发展新时代。
1978年改革开放一声惊雷在安徽小岗村拉开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总基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土地改革、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逐步放开搞活、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并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鼓励“杀出一条血路”。到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确立。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培育的要求，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一阶段，长期以来束缚我国产业发展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得到极大扫除，全社会生产力和产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释放，除少数年份外，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快速跃升，从1978年367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超过10万亿元，跨越了两个数量级。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从1978年的第10名上升到第6位，提升了4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至2000年的16.4:50.2：33.8，呈现出快速工业化的特征。分行业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红利效应，农业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显著，从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倍，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也比较高，由1978年的27.7%上升到1984年的31.5%，期间，1982年达到最高点，占gdp的32.8%。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业占比才逐渐下降，2000年已降至16.4%，约为1982年的一半。工业占比稳中有升，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总体上矫正了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特点，形成了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驱动的纺织、缝纫、服装、食品等轻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50%，并一直在50%上下波动一直到2000年。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连锁经营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提升超过9个百分点。
从产业体系看，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涵盖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并保持快速增长，在轻工业领域拥有一批量大面广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突出，在重化工业领域，一批国有企业快速壮大，并加快“走出去”部分，做好了拥抱全球大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准备。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突出的大事件。事实上，在2000年中国就已将“走出去”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大市场分享全球化红利，中国制造的成本、性价比、门类齐全和规模化生产等优势才得到极大的发挥，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多种产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甚至以高科技产品为口径的全球出口排名中超过美国跃居第一并保持长期顺差，2005年就已超过2000亿美元，并加速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值得一提的是，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于2001年在多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日子正是11月11日，和现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在全中国范围内兴起并连续多年刷新成交记录的大型购物促销狂欢日“双11”正好是同一天，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0万亿元级的平台上继续快速增长，从2000年10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接近54万亿元，增长了4倍多。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实现新的跨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和重要引擎，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2000年继续提升了4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16.4:50.2:33.8优化至2012年的10.1:45.3:44.6，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明显，累计提高接近11个百分点，几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农业和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6.2和4.9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和吸纳就业的稳定器。这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重化工化特征，特别是居民消费升级进入新阶段，城镇居民需求由过去的以吃穿用为主转向汽车、住宅等耐用消费品为主，带来产业结构重化工业转型。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贸易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达到11%(刘伟和蔡志洲，2015)。利用外资额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2017年达到1310亿美元。
从产业体系看，得益于扩大开放的红利，中国经济的外向度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2010年以后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26.7%，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日本的总和。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在500多种工业品种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际刚，2015)。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产业体系的开放性和全球产业链的关联不断增强，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2013年至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全面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成为新发展理念之首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着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四个对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
这一时期，我国产业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发展看，虽然我国经济总量突破82万亿元大关，并不断缩小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约为美国的66%左右，但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0%以上的高速区间下降到6%—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2013—2017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8%、7.3%、6.9%、6.7%和6.9%。从产业结构看，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并成功地实现了“两级跳”，一是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增加值跃居首位;二是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2—201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gdp增速0.7个、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0.8个、工业增加值增速1.0个百分点。到2015年第4季度，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连续14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增速，连续15个季度超过gdp增速。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13年的9.3:44.0：46.7调整至2017年的7.9:40.5：51.6。服务业正在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新依托。
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大物移智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新能源革命成果不断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中国创新创业活力强劲，新产业、新动能不断涌现，并带动了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有利于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盛朝迅，2018)。根据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在128个经济体中名列第17位，成为第一个跻身全球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从创新投入看，我国研发经费支出继2010年超过德国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从创新产出看，我国发表sci论文数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受理数连续7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为25%，排名均高居全球首位。
主要经验启示。
40年来，我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变化，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遵循“改革—开放—创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之路，在世界产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好两个作用。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就，是政府和市场充分互动的结果，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中国式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税收、法规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护或者限制某些产业发展，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没。既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深化体制改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瓶颈制约，聚焦产权制度改革、商品和要素市场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四大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公平竞争、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效保护和激发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何立峰，2018)。
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开放合作是我国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我国开放遵循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开放路径，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渐次推进，最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不断扩大先进技术、理念、人才、经营管理和模式等“溢出效应”，并把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开放领域从制造业逐步向农业、服务业延伸，市场准入条件不断放宽，加快形成高水平深层次开放新态势。我国还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提高“引进来”质量的同时，加快推进“走出去”步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不断创新对外合作内容和方式，加大国际产能合作力度，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技术、服务输出转变，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向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随后，我国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在科技研发投入、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积极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和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未来方向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新动能规模较小，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任重道远，主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等问题仍然很突出。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条主线”、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快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一是坚持“一条主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加制度供给，加快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最大程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财税、金融、投融资、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抓好重点领域去产能，统筹做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各项工作，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发展，推动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深刻变革，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新增长点。
二是面向“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源。要坚持产业为民，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优势，牢牢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接全球高水平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提升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竞争力，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举办进口博览会，搭建与世界深化开放合作的新平台，不断增强全球技术和产业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完善走出去服务保障机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支持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三是加快“三大变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阶段变化，调整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从原来主要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数量指标转向考核全要素生产率、税收贡献、就业、利润等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要系统推进先进制造、垄断行业、流通等领域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数字信息、高端研发、商务服务等高生产率行业，以高生产率行业替代低生产率行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行业效率提升。要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激发土地、金融等要素活力，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要深入推动流通革命，加强智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互联网+流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品牌，打通流通“中阻梗”，切实提高流通效率。通过质量变革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形成“中国品牌”，获取更大的市场规模和附加值，推动我国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重大转变。通过效率变革强化设计和新产品研发，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营销网络，推动我国产业由单纯加工制造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动力变革着力将产业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创新驱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转变。
四是促进“四个协同”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要改革现有科技体系，真正释放科研人员活力，提高企业科研决策话语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金介用深度合作、军民融合、开放共享的创新体系，着力攻克一批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关乎未来发展的前沿技术。继续开放创新，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国际领先企业，获得知识与技术的溢出。要加快现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现代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发挥现代金融的资本媒介功能、跨期风险配置、财富管理、并购重组和高效支付服务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分散科技创新和创业风险，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厚植创新沃土，重点加强企业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中高端技能人才等“三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吸引和培育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协同。同时，通过重塑产学研合作机制，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和教育体制，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增强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