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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一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该书再版时的那段话：“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通览全书，可以感受的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二
很早便听说了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中国农村的主要特征，涵盖了人文环境、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等内容。为何要讨论中国的基层社会呢？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初次出版于1948年，正处在我国从乡土社会转向现代化都市社会的过程中，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并进行对比和解读。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许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但上一辈或上几辈定在农村生活过，因此乡土社会是我国的基层社会。正如书中所说，“因为只有直接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简单来说就是乡土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小，村子里的人祖辈都生活在一处，彼此间很熟悉，甚至是亲戚。就连我这个生在城里的孩子，每次回老家见到任何一个人总能发现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亲戚关系。先辈的经验以及礼俗也得以通过语言流传下来，并不需要依附于文字。由此可见，乡土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文字在乡下的非必要性，我们若是因为多识得几个字而沾沾自喜，那便是肤浅了。
其实一直以来有个问题困扰着我，为何我们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差如此之大？不敢说我从《乡土中国》中找到了确切答案，但确是汲取了一些想法。我们的乡土社会是依赖于农耕的，所以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祖辈的礼仪文化通过一代代的言传身教得以延续。因为周围都是熟悉的人甚至亲戚，所以“面子”就显得很重要，也由此衍生出了礼俗。例如向别人借了钱，不仅要及时归还，还要再多送对方些东西以示感谢，否则便是失了礼数。这些礼俗也好，亦或是道德准则也好，可以说都是模糊的共识。并不需要法律的要求，每个人自出生就会从长辈那里了解到这些共识。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格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文化差异。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三
我初次听到费孝通这个名字是在大一的《文化学概论》课堂上，记得老师说费孝通写的作品有几本是相当出名的，比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是我们社工专业学生都应该好好看读一下的课外书。于是，抱着对费孝通先生无比崇拜的敬意，我借来他写作的《乡土中国》一书，准备仔细阅读一下。
费孝通先生在书本的开头，就为我们讲解什么是乡土本色。从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费孝通先生的见解是：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平时，一般听到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时，我们作为乡下来的人总是会感觉城里人在藐视嘲笑乡下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经费孝通先生一说，这“土”字用得好啊，我们乡下人离不开泥土，说我们“很土”或“土气”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乡下人和城里人本身就所处的地方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之间有些城里人认识知道的东西我们乡下人却一点都不懂，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不，在乡下不是有很多东西城里人也不认识知道吗？呵呵，大家在此扯平了，平等一致。
在“文字下乡”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一开始就说“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但往下，费孝通先生就举例说明这并不是乡下人就“愚”了，只是他们对对城里的新事物感到新奇，所以“在马路上听到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不是，西躲也不是”；而城里人在乡下也有“愚”的地方，比如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也是相当滑稽可笑的。说到这，我认为从中有个礼貌的问题得讲。当乡下人不知道如何躲闪背后连续响喇叭的汽车时，“司机探出半个脑袋大骂‘笨蛋’”，而当城里人来乡下的人中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时，费孝通先生的乡下朋友却没有唾他/她一口“笨蛋”，而是微微一笑。从中可以看出，乡下人在礼貌方面比城里人好多了，至少他们懂得在嘲笑或责备城里人时能用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不像城里人那样锋芒毕露，容易直接伤人。接下来，费孝通先生就文字的功能和文字下乡的重要性作了详细说明。在此，我还得说上一句，我很赞同费孝通先生“识字不识字并非愚的标准”这种观点。“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指城里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费孝通先生这是机会和环境的问题，城里孩子大多数课余时间都是用来学习，一般不能随便穿鞋袜下足；而乡下的孩子则不同，他们放学后可以在田野里随便跑来跑去抓蚱蜢。所以在抓蚱蜢时，城里孩子远远比不上乡下孩子，这也不足为奇了。文字的功能是传情达意，费孝通先生却指出“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要在适合的环境下文字才能充分行使它传情达意的功能，所以“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心得体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文字下乡相当重要。
在“再论文字下乡”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接着说明文字在时间阻隔的情况下有说明不同，对于这一篇章，我理解得不是很好，我在此也多说不了。模模糊糊只知道在这个篇章所讲的文字下乡跟文化、词、语言、记忆等有关联，我说不清。
在“差序格局”这一篇章里面，我初看到这一题目时，感到很迷惑不解，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呢？得仔细在下文找找才行。但是，我往下看来好久，都找不到“差序格局”的详细解释。“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呵呵，在这可有话说了，其实不止乡下人私，城里人也私啊，甚至有些可能比乡下人更私。这不，在文人笔里是中国威尼斯是苏州，作者却认为“天下没有比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在接下来是内容中，费孝通先生讨论了私和公家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爸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我们的社会可以或说很大也很小了，概念很模糊。而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没有详细概念。我是一名见识浅薄的学生，在这里也概括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就在此打住算了。
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说到，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点，西洋社会里“个人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而在中国，社会结构是从己向外推构成的，个人对别人的看法要由他和别人关系如何，比如别人贪污时他会大骂那人的行为是怎么怎么的恶劣如何如何的不检举，但当自己的父亲甚至自己去贪污时却认为这是“能干”的表现。孔子所提出的“仁”，意思相当复杂，但有侧重于“克己复礼为仁”。不同的道德观念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同的形式。
在“家族”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先由“家庭”说起，他认为家庭的大小“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接着，他说到了“家族”，啊认为“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数量上、在大小上。”还有，他说到，“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但我们家庭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妇成了配轴。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
在“男女有别”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男女有别产生于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感情定向”一词是费孝通先生用来指一个人发展感情的方向。“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理解。”他还认为“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规定了男女的结合。”因此，乡土社会是男女有别的，也是稳定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不一定就文明、慈善、也可能很残酷。比如在印度丈夫死后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在缅甸有些地方完成成年礼要杀几个人回来等等。乡土社会安于重迁的特点，决定了传统经验是相当有用的。礼治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很大的特点。
在“无讼”的这一篇章里，我很迷惑，费孝通先生为什么要以这个题目为名。我读完全篇，倒是老看到费孝通先生在说乡间不同时期的诉讼形式，由乡里诉讼到打官司，无疑是在讲以前的诉讼形式和现在打官司有何不同嘛，怎么可以说“无讼”呢？我真是不解了。以前乡里的诉讼用道德即可解决问题，审判结果都符合乡里规矩，但现在有些人凭借着对法律的了解却在官司法庭上玩起了把戏，确实可悲啊。我希望我国的法律越来越完善。
在“无为政治“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是静止的，“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动得慢而已。”然后他说到正是社会的变动，或快或慢，在不同的社会变动中，如果社会的变动速度变得快，长老权力也随着缩小。不同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互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就要采用不同的工具、方式和手段。在环境变动的过程中，“文化英雄”随之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引领国家更好的进步，而这些领导们使用的就是“时势权力”。这些能使用“时势权力”的“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的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否则，该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是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注释式的变动方式就可以引起实名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该篇章所要讲的实名的分离了。
在“从欲望到需要”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费孝通先生说：“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句话很经典，在此我想表达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到此，我已经把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乡土中国》大概的看了一遍，并从每个篇章中摘抄了一些费孝通先生的原话，加上我的个人观点和想法。通观全书，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这从他在“后记“里说自己写作这本《乡土中国》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可以看出。还有，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清晰明了。也作为农村孩子的我，读起他的书来感觉相当亲切，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他没有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四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五
这是一本深入中国农村的一本著作，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内容只就农村而言。虽然如此，但中国上千年来的压迫封建思想并非短短几十年就能从我们的血液中消失的。即使在今日的城市，也依旧有着乡土的特性。因而从农村着手描述，更能反应出原汁原味的中国。
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社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这种乡土独有的气息蕴含着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乡村独有的气息。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和乡土中国情绪，恐怕是难抒发出来的。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乡土中国》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大家小书，获益匪浅。同时，这本书对我来说也难以“有感”，更多的是获取知识，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引导进入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心，找寻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是怎样一种文化传统。
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公”与“私”的界限问题，解决了一些曾有的困惑。度娘解释的词条其实并不明晰，只有读过完整的论述才能真正了解它在说什么。这种富有弹性的伸缩关系网络，可以跟随境况来判断公私，夺定取舍，看来有趣，实际也是如此。费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果说西方是“个人主义”，文化传统里有平等与宪法的观念，那么我们则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想来有时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双重标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主义作祟。
与父母长辈的观念之争也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说法。过去的家族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复杂的功能，不仅生育一则，大家族是荣辱与共兴衰并在的。因此在教化之中，孝就是“无违”，在长老的经验下循规蹈矩延绵香火。文化与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是这样：“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因此在如今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之中很多东西留存着，很多坍塌了，也有很多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分裂地挣扎着。所以也不能太贪心，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做个自我批评，不能一边向往着西方的自由，一边眷恋着传统的关怀。
一本值得一读又读的书。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六
它更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平淡无趣。这本书充满了富有浪漫亦或哲理意味的句子。“从个人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个逆旅，寄寓于此的这一阵子，久暂相差不远，但是这个逆旅却是有着比任何客栈、饭店更杂复和更严格的规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它们激起我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同时引发了我更深刻的思考。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七
在开始的几章中，经常会发生前几段要读好几遍才跟得上文章思路的现象。但随着不断地深入，我渐渐地找到了方法：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需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些地方往往会提出概念或作出结论；抓住关键词，圈画下来，排列在一起，就如同有了一张阅读的“线路图”；画思维导图，可以帮助梳理文章脉络。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提取、归纳信息的能力，让我理清文章思路，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差序格局》中提到了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大的圈子就是我们的人际圈。作者形象地用石子投入湖面荡起的涟漪来形容，它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亲疏关系的远近会对它产生影响；作者还指出圈子的大小是依势而定的，真可谓是一语破的。
《血缘和地缘》主要围绕着“人情”展开。在这个充满人情的社会中，真正的商业是无法进行的，文中的例子：只有到十里之外的街市，人们才能自然地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才会认真的讲价、买卖。这是土地上该有的规则，人们一代代的遵守着。
读书的过程如登山。前面是数不尽的台阶，但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顶峰之处再首来时路，我们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是无法比拟的，那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八
我认为乡土文化是中国的根之所在，随着工业、大机械化的进程，和时代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之后让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城市如同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出现，中国迈向了现代化。城市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代表，而农村似乎被遗忘在了某个角落，然而不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和农村，和自己的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乡土文化。我认为保住农村，也是保住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根基，是非常有必要的。
追求稳定是乡土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每一代人在此繁衍，生生不息。而年长的人拥有更多资源和生产经验。所以需要树立长辈的威信。而在家庭内部，年轻的后辈还需要供养前辈。所以劳动力是很重要的。而耕织方式，医术、艺术这些经验是传统，也是文化，依靠这种方式来传承，在这块地域是一脉相承而行之有效的。而“礼”、道德的约束，也是因此需要深入人心的，而不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框架，“异端”是会被稳定的团体唾弃的。并且乡土社会需要抑制情感，因为情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很大的，而乡土社会的根本是追求稳定，维持基本秩序，所以需要明确的分工，和同性之间资源的传承。
而似乎在追求稳定的乡土文化中，看似和谐也有着非常隐晦的蛮横。这可能并不指的是所谓“落后的封建思想”，地主土豪等阶级压迫。而是在礼仪外衣的包裹下，论“实力”占据话语权。中国的乡土文化和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乡土文化的家庭定义是可以伸缩的，团体的界限也是不清晰的，而家庭成员的多少也代表着家庭实力的大小。中国的乡土文化的差序格局中，团体格局植根而产生与于农耕的中国，其中乡绅、族老，大家族的实力和威信是很高的，其中多德高望重的老人，因其后辈多，并且拥有众多的土地，因此其在这个地域的话语权是很大的，所以能左右乡村的秩序，如发生案情，意外，战争等，那么乡绅的责任也是比较大的，不仅其代表了家族与这个团体之间利益，其实也捍卫的是其在乡村中占有的大部分利益。
这种现象在灾荒、疾病流行的变乱时期更为明显。作为农耕为主的社会，人无法进行生产，消耗资源，因此可能会出现争夺的情况。而人丁较少的人家和地区，在农耕社会不仅代表了其生产能力较弱，也代表着其实力较弱，因此也无法养活更多的后代而维持氏族的而最弱的氏族，最终也可能会出现绝户的现象。因此留有后代，维护稳定的家业和生产也成为了乡土中国的重要观念。
而这种“实力主导话语权”的状态以乡村为起点，往下延伸，可以反应家庭之间的关系，如兄弟，夫妻，父子；进而兄为弟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往上延伸，需要忠君报国，可以反映国家，这种家天下政权形成的原因。
《乡土中国》中把关于权力的的论述分成几个部分，横暴、同意、长老等，我认为这些权力的产生也来自于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我认为这些权力也是这种“实力”关系的反映，塑造了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相对稳定的状态。
因此这种状态，最终能让中国形成稳定的格局和形态，这也因此产生了孝、悌、忠、信、多子多福这些观念与思想。如孔子的“仁”而言，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也讲求的是差序社会的一种秩序感。但落到具体实践上，还是需要孝、悌、忠、信这些观念与思想来匹配，而这些含义是可以具体解释的。自此古代中国的的社会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稳定局面，人们能够在自己的一方土地生活、代代相传，安土重迁。以邻里社群为纽带，能够在无促成了和谐稳定的局面。乡土社会中的很多观念是有利于社会延续和发展的。
中国的城市也是从农村而来，是作为政治和贸易的中心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和农村不一样，中国人所以中国的文化植根于农耕的乡土社会，而乡土文化和中国在漫长历史中衍生而来的儒家文化，佛道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捆绑。诸如三皇五帝，孔孟老庄等中国文化的塑造者，其功绩莫不是从乡土文化的影响中而来，在数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农村扮演着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当今社会的基本盘，而深受乡土文化影响的广大中国人，在近代以后也塑造了中国的历史格局，也左右了中国现代的发展为何选择这条道路，这甚至也影响了中国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多姿多彩的乡土习俗，也塑造和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家庭为单位的乡土中国，孕育了整个大统一中国的气象。
而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短短几十年，这种稳定可能正在被打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高速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少数农村变成大城市，随之带来变化是城乡之间割裂、乡土习俗的消亡，社会原子化、分工化。最终导致的是大量自然村的消亡和人口过度集中，这种变化有其历史进程所在，但是也有人为的不利因素，乡村稳定的根基被打破。中国已经有超过半数人口住在城市，城市化还在进行之中，未来的路会走到何方还是未知，但是保存乡土文化的传承，不要让乡村的气息凋零，青壮年流失，还留有“人气”，是非常重要的。
个人主要看法和观点：
1、我认为中国的乡土文化是中国的根之所在。而乡土文化的承载体，乡村和中国广大的腹地，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基本盘，也是当下中国基本盘。
2、乡土文化中如安居乐业、多子多福等很多价值观念是对社会延续和发展是有实际意义的。我们需要反思有些观念为什么会式微，并且重新塑造它们。
2、乡土文化对当今的现代中国人和城市居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九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读后感。《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而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是由单独的社会团体承担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间的感情维系，乡土中国的“家庭”则以家法和纪律维系。以纪律维系家庭，反过来又影响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别”的现象。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费孝通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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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把“无讼”这一篇的感受和“乡土本色”与“礼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单拿出来谈一谈。
费老在“无讼”里讲到：“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费老还谈到：“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在王连保先生的《我国乡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视角解读》一文中写到：“乡村的法律秩序存活和发展的外生变量是国家政权的干预程度。国家工作基本上通过村干部来执行,村干部享有国家赋予的强制的制度性权力，对于乡村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村干部生长于乡土社会中,他的任何违背乡村法律规则体系的行为,都可能遭到来自乡土社会和制度制约的双重压力,所以他们在执行国家工作中必须顾忌乡村的规则。其他执法机关也会面临同样境况,基层法官在审理农村纠纷案件时,往往不按法律程序办案,甚至有时有意规避法律条文,以达到平息纠纷为目的。”
文章还说，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然而,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国家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也往往退让妥协。这突出表现在民间规范、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不一致上,其实质可以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从文化的视角看,这种冲突其实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会宽容和理解现存的乡村法律秩序，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无讼”、“和谐”的观念,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视血缘关系的思想,不是必然与现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它们在维持农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农村法律秩序中有积极作用。
该如何树立司法的权威?在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之中，这真的很困难!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十一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所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冒充内行的城里小姐对着苞谷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于是乎，可以说，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费老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费老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从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写到：“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所称的时势权力。”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多少农村孩子由于没有财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去“见世面”的机遇。这导致他们终生都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我们不禁要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当今中国，知识还能带来权力吗?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愚与非愚，或许既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问题”。
费老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而当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费老文章里所提及的“变化”。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无形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当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改变，还不如这短短几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既让人新鲜又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我们前辈的社会经验已经无法让我们拿来去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上文提到的“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其实也正是这种急速变化的大潮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字下乡，更需要思想启蒙。文字下乡是前提，思想启蒙是目的。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热门“乡土性”和“乡土中国”（汇总12篇）篇十二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中国，一个发源于两河流域的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乡土文化。这种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渗入了每个人的毛孔，融于血脉中。即便在工业化大发展的今天，这种乡土气息仍处处可见。中国人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处世之道：办事爱讲关系;讲究安土重迁与落叶归根;对陌生人和对“自己人”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法律意识淡薄;男女有别……这些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东西已经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阻碍a作用，而我国广大的农村整体上依然处于贫穷落后阶段，这些都是有原因的。而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我们都能找到详细的答案。
为何我们的道德水平比欧美低?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经济和制度都没有什么大的缺陷，那么我们就把问题放到文化的角度去看。我们今天的很多思考方式和文化都是传承自我们农业时代的祖先，纵使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几十年的教育发展使我们的基础知识水平得到了较好的提升，但乡土社会的那一种习俗却在农民占人口总数一半的中华民族里口耳相传，每个新一代的孩子也在耳濡目染地学习着——克己中庸，长幼有序，天人合一等。
可是，乡土文化就一定是错误的吗?当然不，只是它与现代化不能很好地兼容罢了。例如，在乡下，流动性低和交通不便使几代人不出乡，而在缺少变化的土地上，人们就更看重习惯和情面。但在当下，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现代社会更看重创新和法律，这就使那些乡土人在面对着转型发展时“水土不服”，产生诸多矛盾。比如：我们过去的道德观念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讲究“克己”，对别人的标准随亲密度变化。现在我们学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都是讲求人人平等的，要求我们能“大义灭亲”，不偏不倚。这是显而易见的应当人人遵守的规矩，可直到现在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呢?这种难以动摇的社会观念，大概就是我们保留下来的乡土性的体现吧。
全书仅仅六万字，被分成十四章，每章所分析与讲述的事情都极有代表性。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只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穿插着鲜活的实例，对现象进行剖析。读完后，读者会有种醍醐灌顶之感，妙不可言。
费孝通虽然是在1947年出版的此书，但书中很多现象直至今天都发生着，他的观点也能依旧可以对今天的农村现状加以解读。可见其研究功底之深厚，以及我国乡土习性积累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