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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际关系事例篇一
摘要：本文在回顾已有的团队有效性和团队学习研究的基础上，了团队学习模型中有关的人际相关因素，包括团队构成、初始认知中的社会性认知、团队互动、共享心智，以及团队学习结构的反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际关系的团队学习模型。
关键词：团队学习人际关系共享心智
一、引言
团队学习的研究和实践已成为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在团队的经典定义中，团队并不是独立的个体的简单加总，而是包含独特的人际价值观的共同体，这里既包含正式的组织化的团队结构，又包含非正式的人际化的团队结构。很多研究发现，团队的学习行为能够提升团队绩效，而人际环境及团队成员个体对人际环境的认知，以及团队领导者的权威结构能影响团队学习行为和团队的绩效[1]。本文着重研究团队学习中的人际关系机制，建立团队学习中的人际关系机制，为大学生团队学习培养提供理论原则和指导依据。
二、团队学习中的人际关系机制
在团队有效性的理论模型中应用最广泛的是输入―过程―输出模型。输入主要指团队的初始状态，包括团队构成和团队成员对团队任务和其他成员了解程度的认知。过程主要指团队的互动过程，目前流行的共享心智模型将传统的互动过程称为外显行为，而将共享心智发展称为内隐行为。输出一般指团队的有效性，一般将团队学习视为团队绩效的中间变量。尽管输入―过程―输出模型的理论框架已经比较完善，但是很少有研究完整地证明整个理论框架。本文主要基于人际关系视角，从团队构成、团队初始认知、团队互动过程、团队共享心智这几个方面，总结团队学习的影响因素和人际关系机制。
（一）团队构成
团队构成的因素包括团队的规模、异质性和组建方式等方面。团队规模一般不能太大，团队规模越大，共享心智水平越低[2]。而团队成员的异质性既表现在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教育背景等人口统计特征上，又表现在价值观、态度、信念等深层特征上。知识经验的多样性会扩大团队的信息来源，引发更多创造性思维，但也会对团队成员在团队互动过程中的表现产生消极影响。许多大学生只有在可以自由选择同伴且学习任务适合于合作时才喜欢团队学习，而学生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在学习兴趣、习惯和个人利益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有学者建议团队规模保持在3至4人更为有效[3]。
（二）团队初始认知
团队初始认知的因素可以分为任务性认知、操作性认知和社会性认知[4]。任务性认知是团队成员对任务内容的理解;操作性认知是对团队运作的规则和学习模式的理解;社会性认知则是团队成员对彼此的生活背景和个性的理解。任务性认知和操作性认知不一致，会导致团队成员对团队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产生分歧，增加团队冲突和协作成本，降低团队的学习能力。由于大学生团队的共同目标往往比较模糊，团队成员之间的人际情感是团队存在的第一原则，因此在建立大学生团队时首先应当考虑以学生的人际关系为基础进行组队。
（三）团队互动过程
团队互动过程主要指团队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外显性行为，主要包括共享、协作、领导。共享是团队成员之间沟通交流信息、知识、技能和想法的过程[4]。沟通的质量，即共享的细节层次和团队成员的参与率决定了团队的互动绩效，进而影响团队学习的结果。协作是团队成员之间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互相支持和帮助。大学生团队的密集互动往往是人际为导向的，如果见面频率太低交流较少，团队就会形同虚设;而密集的互动会在团队成员之间形成比较高的心理安全，团队冲突比较容易往建设性冲突发展，共享和协作会更顺畅。另外，领导的权威结构也是团队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大学生团队的研究表明，领导者的非正式化的权威和作用非常重要[5]，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组建的团队使得人际关系的核心人物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四）共享心智
共享心智是指团队成员之间共同的知识结构[6]。共享心智模型分为团队任务模型和团队互动模型，前者是团队成员关于团队任务相关的因素的共识，包括团队所使用的技术、设备和完成任务的流程、策略等的共识;后者是团队成员关于团队互动的共识，包括互动模式、渠道和队友的技能等。团队共享心智水平越高，互动沟通越有效，团队学习的绩效越高。当团队无法实现充分互动时，如任务复杂、而时间压力大，或者成员相聚机会少，共享心智水平高可以使团队成员无需外部沟通就能对团队所处情景做出一致反应和协作，从而顺利完成团队任务[6]。
（五）团队学习结果的'反馈
团队学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团队不断完成任务，团队成员会加深对团队任务本身和完成任务的策略和流程的理解，并且会对团队分工、沟通和协作产生更一致的理解。因此，团队学习结果的反馈能对团队外显性互动和内隐性共享心智产生积极的影响，巩固团队发展的成果[4，6]。除了对团队进行群体性奖励，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共享、支持和协作，以及对团队的信心;团队考核也要考虑个人贡献，采用团队和个体奖励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优等生对团队的贡献，并使“差生”在团队学习中获得更多益处。
三、基于人际因素的团队学习模型
图1团队学习模型中人际关系作用机制图
本文在对团队学习内涵中包含的人际关系及团队学习模型中包含的主要人际因素进行梳理的基础，构建团队学习中的人际关系作用机制框架，为大学生团队学习能力的培养提供理论原则和实践路径的指导依据。如图1所示，在团队学习模型的人际关系作用机制中人际关系是团队发展的中介变量。团队的初始状态包括团队构成和初始认知，通过人际关系因素，作用到团队的学习过程（包括团队互动和共享心智），进而影响到团队的学习结果。团队的学习结果反馈到团队中，又影响到团队的互动模式和共享心智，并催生更成熟和稳定的人际关系模式，进而形成新的良性循环。
四、结语
在回顾已有的团队有效性和团队学习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团队学习模型中有关的人际相关的因素，包括团队构成中的团队规模、成员构成和组建方式，初始认知中的社会性认知，团队互动中的共享、协作和领导，共享心智中的团队互动共享心智，以及团队学习结构的反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际关系的团队学习模型。
参考文献：
大学生人际关系事例篇二
中学为学生身心发展的黄金时段，学校应该积极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使其有效的处理生活、学习以及交际活动中的多样化问题。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个体应用的认知方法与行为方式是检测中学生适应能力高低的有效指标。本文以中学生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为论点，辨识出有效型应对方式，最大限度的提升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一、应对方式的研究
（一）理论模型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应对理论研究为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lazarus与folkman共同提出的场合模式（contextualmodel），其是现阶段众多研究者善于应用的一个概念模式[1]。该模式最大的特征体，把应对看作个体用来解决多样化问题的系列性、带有变动特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lazarus与folkman提出了以下两个论点：一是应对行为的产出过程体现出繁杂性特征，应对方法的有效性大多数与个体能否对情势改变的正确评估环节上，问题指向影响应对方式的产出效率，否则个体将会在主观情绪的影响下应付各种难题与困局；二是多样化应对方式在不同的场景中应用价值上体现的差异性，一个应对方式在某一场景中体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在其他条件下可能是一无是处的，若个体对其盲目应用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二）影响因素
1。性别与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是否在性别上存在差异性，关于这一问题黄希庭等人经过大量的研究与分析工作发现，面对来自生活与学习上的压力，中学生应用宣泄、幻想与忍受三种应对方式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与男生相比较，女生在应用宣泄与忍受这两种应对方式次数更多；与女生相比较，男生喜欢以幻想的模式去应对与排解来自生活与学习上的压力。其他类似研究结论也与上述结果体现出相似性特征。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证实个体在初中时期，女生更善于应用和情绪相关的或消极的应对方式，参与上述研究工作的`人员还发现，从对保护心理健康的功能层面上解析，男女生在主动式、积极型应对压力上体现的差异并不明显，换句话说男女选用的应对方式的功能上没有明显的差别。
造成男女生应对方式存在差异性的原因是多样化，普遍认为的是人格差异，多数人主观的认为，从始至今女性成功范例较少，这也是其应对困局主动性差、积极性低的外在原因，此时其自信心不足，也没有控制欲望；从某种角度上分析，应对方式的确定与情景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女性生活情景被允许主动应对情况较少；社会期望多数指向男性，这也是男性产生主动式应对模式的驱动力。
2。年级与应对方式
个体的惯性思维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应用的应对方式将会愈发完善化、实用价值更大[2]。肖计划等人的研究证实，个体伴随年龄的增长，成熟型、有效型应对方式的使用量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中。而就我国的教育实际情况而言，高中阶段面临的压力比初中阶段面临的压力大得多，学业负担更重，竞争更激烈。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对暂时缓解压力比较有效，使用就比较多。所以，高中生更迫切地需要关怀。
二、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应对方式的选择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3]。问题处理是一种主动型积极的应对方式，其在维护与强化心理健康水平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应用价值。而寻求帮助和逃避应对方式均为中间型应对方式，其有助于缓解中学生的心理压力，在特殊情况下逃避也是一种上策；宣泄、忍受以及幻想为被动式应对方式，其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经过进一步验证，发现在问题处理维度上，心理健康的中学生与轻、中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得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在求助维度、逃避维度上，中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两项得分显著大于轻度心理健康问题及心理健康的学生；在宣泄、幻想以及忍受维度上，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学生的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中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得分最高，心理健康的学生最低，轻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处于中间层次。
三、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思考
（一）对研究的思考
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刚刚起步，还有诸多缺陷尚未弥补，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分类标准缺乏统一性，各类分类方法出发点存在差异性，最终使混乱局面频出；二是应对方式测量工具一致性缺乏，截至今日我国尚未出现与scl—90量表类似的、信度与效度均优良、被公认的测量工具。
通过本次研究，证实中学生在面对困难之时通常采用的应随方式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寻，问题处理占首位，其次为忍受、逃避、宣泄、幻想与寻求帮助[3]。上述结论与黄希庭研究成果相一致，代表着中学生伴随年龄的增长与生活阅历的丰满，认知水平愈发完善，善于应用理智的方法解析与处理问题。
（二）对进行应对方式辅导的思考
抑郁情绪与焦躁情绪在青少年群体中是极为普遍的，尤其是在中国应试体制长期作用下，初中生群体的升学压力以及来自社会环境的竞争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那么，在这样的情景中，中学生能管控与调整的只有自我的应对方式。
四、结束语
在中学时期，学生的各项能力塑造的潜力是极大的，这也是其应对方式发展与强化的重要时段，问题处理这一应对方式的高频率应用，证明中学生已经具备一定抗压能力这一结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者应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引导学生正确选择应对方式，应对多样化情景，最终维护自身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易娟，宋丽娟，冯淑丹。汶川县中学生震后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4，02：225—227。
[2]吴瑞，李建桥，刘琴，王宏。留守中学生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卫生研究，2014，04：586—590。
[3]张军勐，晏丽娟，苏雪飞。高职院校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03：46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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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际关系事例篇三
［摘要］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推动了移动社交网络的发展，移动社交网络深受高校学生的喜爱，它拓宽了大学生社交的渠道，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同时也给高校学生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适应网络新时代，积极参与学生的移动社交活动，在移动社交网络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关键词］移动社交网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移动、社交和位置服务的融合与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网络成为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新生事物。今天，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进行信息资源的获取和推送，智能移动设备也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之一。伴随着这种极为便利的信息获取，曾经在网络中极为流行的社交网络也正飞速发展成移动社交网络。大学生是当下移动社交网络最大的使用群体之一，移动社交网络带来的全新的人际关系模式给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一、移动社交网络的特点
移动社交网络（mobilesocialnetwork）是通过移动终端设备的位置信息而产生社交活动的一种社交网络，即人们逐渐将线下生活的更完整的信息流转移到线上进行低成本管理，从而发展为成规模的虚拟社交。它通过移动终端更紧密地结合了现实生活的各种元素，形成虚拟社会与真实社会的更深层的交织，同时具有真实性、平等性、开放性、移动性等特征。
（一）真实性
互联网兴起的早期，人们在网上沟通交流主要通过bbs、电子邮件、聊天工具、论坛等，用户的注册资格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除非主动透露，在网络上一般用户根本无法得知与之交流的对方的真实身份。这种虚拟性也导致了诸多网络伦理问题。而社交网络的兴起源自“熟人社交”，一般都要求使用者以真实信息注册，实名制成为社交网络与传统网络交往最大的不同。它同时也使传统网络交往的虚拟性发生改变，大大提高了网络交往的可信度，降低了网络交往的风险和成本，也因而广受高校青年学生的欢迎。
（二）平等性
社交网络是一个用户平等参与的空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交往的共享。如微信朋友圈，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通过信息反馈、展示自我、朋友评价等功能，每个人既能清晰地了解自我、展示自我，也能更好地了解朋友。社交网络的富有创意的表达方式与参与方式，如与朋友分享自我生活中的快乐、感悟等，受到朋友圈中的朋友们的肯定和鼓励，从而增强自信，有助于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交网络的这种平等特性赋予了每个参与者平等的话语权，有助于追求自我、渴望平等的当代大学生民主素质的培养与提升。
（三）开放性
相比较于现实中的社交关系，移动社交网络通过大数据具有了更便捷的社交关系延展能力从而具有了广泛的开放性，如qq和微信的“朋友圈”，很多人都借助这些移动端的app找到了失去联系的老朋友、老同学，而且因注册信息中包含的手机号码而通过手机这种最直接的方式联系上了对方。移动社交网络还表现在社交关系的拓展上，这些移动app大多具有“认识朋友的`朋友”这种功能，大大提高了社交活动的效率，有效地扩展了社交的范围。
（四）移动性
由于移动终端的便携性，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终端进入网络上的社交圈，突如其来的想法、感悟、见闻都可以成为社交圈中讨论的内容，因此他在社交圈中的发言也带有极强的时间感。同样，移动终端的便携性也使其发言有极强的位置感，旅游中的美景、路边的美食、路上遇到的突发事件等都可以方便迅捷地在朋友圈分享。这种移动性给社交活动带来了极强的鲜活性和效率，从而有效地缩短了和朋友间的距离。这种建立在移动网络上的无视时间和位置的自我展示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利于朋友圈中的朋友更深入地了解，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移动社交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分析
（一）拓宽大学生的交际渠道，满足大学生人际交往需求
当代大学生是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90后、00后”，他们对新事物和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强，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也有很强的社交需求。良好的社会交往活动不但可以让大学生积累人脉，而且可以让他们在交往中感情需要得到满足。调查显示，通过朋友圈的日志发表、照片上传、发表评论等功能，很多大学生认为自己的社交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并且在网络社交中也更好地克服了内心的孤独感。与很多人认为沉迷于虚拟世界的社交网络中会严重影响现实中的社交的观点不同，最新的调查与研究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绝大多数在社交网络中交往活跃的青年大学生在现实中的社会交往并没有减少。
（二）真实与虚拟的重合，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自我认知
所谓自我认知，即自我意识，指大学生对自我的看法和态度。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除了在至亲至爱的人面前，人们通常会更多地隐藏真实的自我；而在社交网络中，虽然人际关系是现实的延伸，但由于它采取了一种在线的虚拟方式，使得人们更容易在这种融合了真实与虚拟的社交活动中展示真实的自我。同时，网络社交更多的是真实的情感交流，动机相对单纯，与现实社会中的社交活动相比功利的色彩淡化许多，如此更有利于大学生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评价，也因此有助于自我意识的积极发展。
（三）对关注度的过度追求导致理性思考能力下降
信息收集与分享是大学生在移动社交中最经常使用的功能，然而对信息的真实性与价值他们并不太关注，更为关注的是信息的受关注度。在热衷于上传、转发各种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时，大学生们经常缺乏对信息的理性思考，而是把信息的价值建立在可能受关注的程度上，并不关注信息的来源、真实性、完整性等因素，在不经理性思考的前提下频繁地转发、评价这些缺乏内在价值的信息。长此以往，大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将严重下降。
（四）习惯于网络社交带来现实社交障碍
移动网络社交因其即时性方便性以及对现实社交情景的模拟而大受大学生欢迎，大学们也因此习惯了在移动社交中传达自我的生活状态。然而，对现实的模拟再完善也还只是模拟，网络社交无法真正还原现实社交的多元性与复杂性。长期沉溺于网络社交，即使交往对象是现实中的朋友，也可能因为仅仅通过文字进行沟通而与现实中真实的对方渐行渐远。同时，长期习惯于使用网络社交圈特有的网络语言也使得大学生们反而不习惯了现实生活语言，很多大学生表示，长期的网络社交使得他们在现实交往中经常出现语言表达失灵的现象。同时，在好友圈中，相对固定的交往对象以及相对集中的谈论话题构成了具有封闭性的小群体，大学生长期沉浸于这种小群体的“亚文化”中，将使自己与社会主流文化脱节，不利于大学生学习与吸收广博的人类文化知识。
三、依托移动社交网络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移动社交虽然可以拓宽大学生的社交渠道，提高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但同时也将影响大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与现实社交能力，所以，应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对大学生的这种新交往方式进行有效的引导。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其僵硬的灌输模式很容易引起大学生的逆反心理，而网络传媒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可以让思想政治工作更有效率和说服性，因此，依托移动社交网络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一）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社交观念
大学生沉浸于移动社交网络导致的理性思维能力下降以及现实社交障碍等问题，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一种健康的移动网络社交观念。移动网络社交观念是大学生对于移动网络社交的功能、特点、价值的判断，是他们移动社交生活的价值指引，健康的网络社交观念可以更好地引领大学生们的网络社交生活。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积极引导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网络社交观念。
（二）关注大学生心理需求，把握大学生心理动态
大学生的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多样化的内心需求，而移动互联网的便利也使得大学生们乐意在移动社交网络上分享他们的心理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通过移动社交网络实时关注大学生们的心理需求，尊重、理解他们的各种个性化的内心需求，从而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高校思政工作者可以借助移动社交网络，加入学生在移动网络上的社交圈子，以朋友的身份和他们在社交网络中沟通，及时发现他们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社交圈子加以引导，如此，才能防患于未然。
（三）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有意义的话题讨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移动社交网络使大学生容易陷入小圈子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使得大学生的日常思维与社交趋于封闭性，同时小圈子中流行的话题经常因对于社会热点不加辨析地关注而流于庸俗、无聊。因此，高校思政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应引导大学生在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中挖掘与大学生的生活、思想相关的方面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讨论。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在移动社交圈子中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鼓励大学生发起有意义有价值的话题并展开积极讨论，注意交流的方式方法，避免教育过度引起学生反感，应平等、坦诚地与学生在社交网络中进行交流，鼓励学生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四）建设校内网络社交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高校应该积极主动地建设校内网络社交思想教育阵地，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崭新、健康的移动社交环境。如全国教育系统的知名文化品牌易班，它是以高校师生为主要使用对象的网络虚拟社区，融合了论坛、社交、博客、微博等并支持web、手机客户端等多种访问形式。易班以院系、班级、支部为单位的网络社交圈，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高校可以依托移动易班等社交网络，将移动网络社交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融合，既可以起到服务学生的作用，又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五）参与学生的社交游戏，引导学生合理处理娱乐与学习的关系
移动社交游戏可以转移大学生现实中的生活学习压力，增强好友间的情感互动，但是很多移动社交游戏的规则与现实生活的伦理准则却不相符甚至冲突。当下流行的众多移动社交游戏对玩家的吸引力都建立在游戏分数的攀比上，如腾讯旗下的多款微信游戏，都使得玩家沉迷于分数的不断相互攀比而无法释手。曾经在applestore和googleplay上下载量都曾达到第一名的游戏“flappybird”，就因为成功激起了玩家不断挑战自我与他人的分数的欲望而使年轻人无法自拔，游戏的作者愤而把游戏下架。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应积极介入，在社交游戏的互动中进行温和而不动声色的教育，既可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又能够于无形中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娱乐与学习的关系。
（六）提高高校思政工作者的素质，打造新时期的网络社交思政队伍
为了更好地了解高校学生的思想动态，更有成效地与他们进行交流，高校应着眼于移动社交网络，提高思政工作者的素质，打造新时期的网络社交思政队伍。首先，思政工作者要继续加强理论学习，掌握与学生沟通的新的技巧。其次，要提高思政工作者运用移动社交网络的能力，使他们可以平等地与学生进行亲切的沟通与交流。最后，高校可以考虑将移动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定时定岗在移动社交圈子与学生进行交流。
［参考文献］
大学生人际关系事例篇四
摘要：本文采用测量工具《自尊量表(ses)》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176名师范类本科生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大学生自尊水平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相关。大学生在社会支持利用度上存在性别差异性，但在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自尊水平上不存在性别差异及文理科差异。
关键词：自尊；社会支持；师范类大学生
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自尊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别人的赞同、外表、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的经济状况等。本研究从社会支持角度探讨师范类大学生的自尊。
从国内外有关自尊和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取样范围多仅限制在某个城市内，如彭欣、马绍斌等人以经济发达地区的某综合性院校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社会支持与自尊的关系；梁书生、王璐对鞍山某大学学生社会支持与自尊水平关系的研究。然而自尊和社会支持都会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所以，针对既往研究中的不足，本研究从吉林省3所师范大学抽取被试，探讨在不同性别及学科性质下大学生自尊状况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一、样本选取概况
选取吉林省3所师范大学中历史、中文、地理科学、数学、小学教育五个专业的'本科生176人，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取有效问卷165份(男：72，女：93；文科：65，理科：100)。
erg于1965年编制的自尊量表，用于评定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是肖水源等人于1993年设计编制的，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文根据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量表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修订。将第3题中的“邻居”改为“朋友”，第4题中的“同事”改为“同学”；第5题中的“夫妻”改为“恋人”；第6题和第7题中的“配偶”改为“恋人”。以班级和寝室为单位集体施测被试，当场收回问卷。所得数据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师范类大学生的自尊状况分析
根据对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师范类大学生自尊得分比较，结果显示，男生的自尊平均分略高于女生的自尊平均分，但是男女大学生在自尊水平上未表现出统计学差异；并且在自尊水平上也不存在学科(文理科)差异。
三、师范类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状况分析
根据对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师范类大学生社会支持得分比较，结果显示：在支持利用度上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对支持的利用度高于男生；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不存在学科(文理)差异。
四、师范类大学生的自尊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根据对师范类大学生自尊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情况调查显示：自尊与社会支持中的利用度无显著正相关，但自尊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总分上有非常显著正相关。为了进一步了解自尊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笔者通过对数据的分析，选取29分作为划分自尊的高低标准，以大于29分为高自尊组，以小于或等于2g为低自尊组。以自尊高低分组为自变量，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4所示结果：在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存在显著的自尊等级差异；主观支持、社会支持总分不存在自尊等级差异。根据对自尊高低分组被试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上得分的比较显示：低自尊与社会支持及其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都相关；而高自尊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无显著相关，但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有非常显著正相关。这可能与高低自尊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差异显著有关。如下图：
五、关于自尊研究结果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自尊与性别上，虽然男生的自尊平均分略高于女生的自尊平均分，但是男女大学生在自尊水平上未表现出统计学差异。这与钱铭怡，陈仲庚、李虹、王建平的研究结果均一致。
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不存在显著年级差异，这与李虹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与肖惠敏等人的研究不一致，他认为在大学阶段自尊水平高年级(三、四年级)的学生高于低年级的学生(一、二年级)。在自尊水平上也不存在学科(文理科)差异。彭欣、马绍斌等人的研究结果支持本结论。
六、关于社会支持研究结果的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不存在性别差异，但男女大学生在支持利用度上存在差异，女生对支持的利用度高于男生。这与丁锦红、崔小梅、黄万琪等人研究结果一致。
在学科(文理)方面，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不存在差异。这和崔小梅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认为文理科在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不存在专业差异，但在主观支持度上存在差异。
七、关于师范类大学生自尊与社会支持的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尊与社会支持中的利用度无显著正相关，但自尊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总分上有非常显著正相关。这更进一步地说明大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自尊的水平就越高，社会支持对大学生自尊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在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存在显著的自尊等级差异；主观支持、社会支持总分不存在自尊等级差异。低自尊与社会支持及其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都相关：而高自尊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无显著相关，但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有非常显著正相关。这个研究结果与彭欣等的研究发现有差别，另外他们的研究还显示，自尊与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没有显著相关。
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师范大学特有的教学特点及校园文化氛围等客观现实条件都可能成为影响差异产生的原因，关于这方面还需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大学生人际关系事例篇五
一、引言
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历来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普遍体验着不同程度的社交焦虑。吕峰、朱孔香的研究显示大学生焦虑状态检出率为38.52%;社交焦虑受到性别、年级、文理科、生源地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彭纯子、燕良轼等人的研究发现男生与女生的社交焦虑水平差异不显著;理科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文科学生;大一、大二、大三学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都明显高于大四学生。彭纯子等人的研究发现男生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女生。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情绪，城镇大学生更为突出，城乡大学生在社交焦虑方面没有区别。
归因方式指个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习惯上倾向于做出怎样的解释。海德认为，人们对过去成功或失败主要归结于情境的原因和个性倾向的原因。情境归因是把个人行为的根本原因归为外部力量，如环境条件、社会舆论、企业的设备、工作任务、天气的变化等;个人倾向归因是把个人行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的自身特点，如能力、兴趣、性格、努力程度等。已有研究发现，社交焦虑者总是害怕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在社会交往中他们往往关注寻找社交情境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威胁性的信号，并对这些信号进行消极地归因。如他们趋向于将别人皱眉头、打哈欠等中性的信号进行消极的认知，即认为这是他人对自己的讲话方式或谈论主题感到厌倦、烦躁的表现，并进一步进行自我归因，认为自己缺乏吸引力是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虽然探索大学生社交焦虑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是一些研究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并且已有对社交焦虑产生机制的研究多关注性格、社交技能、自尊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关于个体认知因素尤其是归因倾向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的研究比较少，归因的方式不同将直接导致积极、消极认知方式的出现，而个体的消极认知与社交焦虑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拟考察大学生归因倾向对社交焦虑产生的影响。
二、方法
(一)被试
随机选取山东师范大学459名学生，其中男生212人，女生247人，平均年龄22.5岁(sd=1.372);其中文科214人、理科245人;301人来自农村，157人来自城镇。
(二)材料与工具
使用交往焦虑量表(ias)测试被试的社交焦虑水平，共15项，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本研究中ias克隆巴赫=0.811(分半信度系数)，信度良好。
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ipc)共24项，六点计分(-3=很不同意，3=很同意)，含内控性(i)、有势力的他人(p)、机遇(c)3个分量表。本研究ipc克隆巴赫=0.745，信度较高。
(三)程序
对462名大学生进行小团体统一施测。共发放问卷462份，有效问卷459份，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三、结果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为分析大学生社交焦虑的一般特点，进行性别、学生来源、文理科等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主效应显著f=4.09，p0.05，=0.05;女大学生(m=45.67，sd=8.61)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男生(m=44.27，sd=9.19)。来源的主效应显著f=4.33，p0.05，=0.05;农村大学生的社交焦虑(m=45.63，sd=8.92)显著高于城市的大学生(m=43.88，sd=8.78)。性别、来源与文理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为分析内控性、机遇与有势力他人与社交焦虑的关系，进行简单相关分析。
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在控制了性别、来源、文理科的影响之后，探查内控性、机遇与有势力他人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内控性、机遇与有势力他人对社交焦虑的预测系数r2为0.138，即内控性、机遇与有势力他人可以解释社交焦虑13.8%的变异。在进一步控制了内控性、机遇与有势力他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后(调整后的预测系数为0.134)仍然可以解释社交焦虑13.4%的变异。
四、讨论
研究发现，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体验到更多、更严重的社交焦虑情绪，这一特点不因年级和文理科的影响而改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男生的社交技巧更多些，交际范围更广，男生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在人际交际过程中更主动;已有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女生的交际圈子更小，人际互动的情感卷入程度更深，对外的排他性更强;相比较而言，男生的交际圈子更广，人际互动的情感卷入程度更浅，群体对外的排他性更低，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生社交焦虑水平相对更高的现象。此外研究发现农村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城市的大学生，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由于农村大学生来到城市生活环境有所变化，原来生活环境中交际圈相对稳定、狭小，封闭，生活环境的变化和交际圈的扩大要求更多的社交技巧，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挑战。
相关分析显示，内控性与机遇(有势力他人)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如果个体认为生活主要由自己控制则机遇(有势力他人)对自己的影响较小;机遇与有势力他人高正相关表明大学生认为有势力他人往往与机遇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有势力他人帮助个体时，则机遇较多。
回归分析显示，内控性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即大学生内控性得分越高，其社交焦虑越低;那些认为生活更多地受自己控制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体验到更少的社交焦虑;而与之相反，那些认为生活自己无法控制，有势力他人或者像机遇、运气这类不确定因素更能够影响事情成败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体验到更高水平的社交焦虑。这与已有研究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