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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一
申请人：某某某，女，193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现住新乡市孟营新村。
被申请人：新乡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某某某，市长。
申请人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xx）豫法行终字第0018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判决，特向你院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要求被申请人对强行违法拆除申请人位于新乡市康乐巷21号234.75平方米的住房恢复原状或原地安置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
2、依法判令被申请人返还其强行拉走申请人的全部家庭财产。
3、判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误工费、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精神损失等费用共计146元。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了：“某某某被拆除的房屋面积为234.75平方米。申请人现在居住的房屋属他人名下的房产，新乡市人民政府十几年来对此问题没有澄清和解决，不能认定新乡市人民政府已对某某某进行了安置，新乡市人民政府应当对违法拆迁某某某234.75平方米房产全部予以赔偿。”
二、就目前为止，申请人房屋被违法拆迁后的土地仍未开发，具备恢复原状和原地安置的条件。原审判决在认定了被申请人违法拆迁应对申请人进行全部赔偿的情况下，没有支持该项请求，明显错误。
三、被申请人非法拆迁申请人房屋时，曾将申请人的'全部家庭财产强行拉走，至今未还。原审不支持该项请求，明显违背客观和法律。
四、因被申请人的错误申请执行造成了申请人某某某被错误的拘留十五天，给申请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伤害。因此，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给予精神赔偿。
五、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十几年来申请人几十次诉讼，上百次的上访，被申请人总是制造假的证据，千方百计的阻挠。其违法的行为给申请人的身心都造成的损害。致使申请人无法安居乐业。期间共花去差旅费、交通费、诉讼费、律师费等30万元。依法也应当由被申请人赔偿。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被申请人仅支付申请人166750.65元，违背客观和法律。因为，166750.65元在今天的新乡市连100平方米的住房都买不到，如何能作为234.75平方米的赔偿？故此，特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法院支持申请人的各项请求，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此致
申请人：某某某。
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二
被申请机关：xx市司法局，地址。
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下行初字第27号、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杭行终字第190号行政裁定，特申请xx市检察院依法监督，提出抗诉。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向xx市司法局投诉律师xx违法违纪行为，在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我的合法权益。要求xx市司法局调查处理xx，并依法赔偿损失。
xx市司法局接收投诉材料后，没有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履行法定职责。20xx年7月21日，申请人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处罚xx的决定。
本案通过立案审查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一、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1、被告《行政答辩状》上称：接到投诉后，我局律师管理处即开展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五联所得有关案件材料。但在被告所提供证据清单及相应证据上，并没有关于被告依法调取五联所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所提供“证据”违法。
被告所提供“证据”1、4、5、6、7、8都是从xx市律师协会中获取，系违法。申请人先向律师协会投诉，由于律师协会的不负责任失去了申请人的信任，继而向被告投诉xx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法律上所规定的委托律师协会调查行为，因为有利害关系，律师协会还应该予以回避。但是本案被告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是xx市律师协会的杰作。这些所谓“证据”，除了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外，可以确切地证明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3、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
申请人向被告提供了《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投诉xx了违法违纪行为。但在本案中，被告除了提供《非诉讼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并没有提供《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被告隐匿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依法对证据进行认定，法庭对事实的判断显然有了错误。
4、被投诉人人xx违法违纪事实清楚。
1）违法违规律师xx提供无法履行“非诉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事项，欺诈申请人交付律师代理费。
2）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没有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封存住院病历材料。
3）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缩减申请人受损害事实。
4）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不依法计算赔偿标的，故意损害申请人的合法利益（依法计算标的60多万，被缩减成5万多）。
5）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隐匿申请人提供的重要原始证据。
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第十二项规定：接受委托后，故意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属于《律师法》（原律师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律师法》以及本办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不作出事实认定。
被告xx市司法局《答辩状》与其所提供证据不符，所提供的大部分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居然不对证据作出认定。
原审法院裁定及庭审笔录证明原审法院没有对证据作出认定。
三、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作出认定。
被告即没有提供投诉后的登记证据，也没有依据《xx市律师、律师事务所投诉档案和不良行为档案管理办法》提供被投诉人xx投诉档案以及根据以上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所相应法律、程序规定应履行职责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被告没有提供对被投诉人xx依法受理立案调查并作出具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处理意见。原审法院应根据事实认定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已经通过立案合议庭审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不审查xx市司法局的违法行为，反而以“超过诉讼时效”剥夺申请人的合法诉权。
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就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法律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60日后就可以起诉的起算时间，但没有作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限制时效。
这项立法的用意就是维护公民的监督权、控告权、申请权、诉讼权等公民权利。
五、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
本案原告是投诉人，被投诉人xx.司法行政机关为监管机关，所行使职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是xx及律师事务所。被告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经法定程序向xx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取证，都跟xx及xx五联律师所相关。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才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说明原审法院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非常清楚。
此呈。
vv人民检察院。
申请日期：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三
一审被告：李某某，女。
申请人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申请抗诉。
申请贵院对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依法抗诉。
一、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一审被告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与一审被告为姐弟关系，xx年某月某日二人继承了本案诉争房屋，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在继承该房屋时，一审被告已经于xx年某月某日与孙某某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被告继承的房产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该房产的共有人有三人：申请人、一审被告和孙某某。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在未经另一共有人孙某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行为才有效。原审判决在未查明孙某某对申请人和一审被告的。行为是否追认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办理过户的时间为给付首付款时，属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一审被告做出的“余款过户、贷款后付清”的意思表示无效。本案诉争房屋有三个共有人，在没有其他两个共有人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他们追认的情况下，一审被告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是其他两个共有权人的意思表示，一审被告的该意思表示对其他两个共有人没有约束力。
其次，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过户的时间不明确，未明确约定买卖双方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于结清该房屋相关费用后，协助乙方办理该房相关的更名手续及房产证。”而该《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款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协助乙方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房屋买卖合同》对办理过户的时间的约定是矛盾的，约定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双方应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跟据合同条款无法确定过户时间，只能按交易习惯确定，而房屋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为付清全部房款后办理过户手续。
综上，该房屋的过户时间应为付清全部房款时，而不是给付首付款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有先履行抗辩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该房屋的过户时间为付清全部购房款时，在被申请人没有付清全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判决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办理过户手续，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如前所述，孙某某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其不参加诉讼，无法查明案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其为被告。但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把原本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有效，进而错误判决申请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特申请抗诉，望支付支持。
此致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四
申请人(原审被告)伍xx，男，197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务农，住遵义县永乐镇爱国村兴龙组。身份证号5221219700321725x。电话,15985276755。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杨xx，女，196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务农，住遵义县永乐镇永乐村闷塘组。身份证号52212119607244。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遵义县人民法院(20xx)遵县法民初第2190号民事判决，由于申请人未上诉，向遵义县检察院申请抗诉，遵义县检察院依法于20xx年1月29日向遵义县人民法院发出遵县检民(20xx)建字第01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遵义县人民法院于20xx年4月27日作出回复，决定对该案不进行再审。20xx年7月31日，遵义县检察院向申请人送达法院不再审的告知书，申请人对该告知内容不服，现依法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一、请求依法撤销遵义县人民法院(20xx)遵县法民初第2190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本案。
二、依法判决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诉讼主体不适格——申请人不应当是本案原审被告。申请人虽与伍光学为父子关系，但有爱国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早在1992年申请人就与其父伍光学分家另立门户生活，这一事实在遵义县人民法院(20xx)遵县法民初第2190号民事判决书中也得到法院确认。伍光学虽养有一条狗但其单独另据生活，未与申请人共同生活。申请人从未饲养过狗，不可能有申请人饲养的狗咬伤被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是否受伤，或者受伤的原因均与申请人无关，故申请人不应成为本案原审的被告。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综上所诉，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责任认定程序不合法，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为此，申请再审人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出前述申请，恳请贵院准许。
此致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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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五
原审法院名称及生效法律文书名称案由：
一审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宝民一（民）初字第6092号判决书。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511号判决书。
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再审申请（2009）沪高民一（民）申字第1538号裁定书。
申请再审事由：
申请人因原审判决，裁定的事实不清，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申请人有据推翻其认定事实。且原审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不按规定质证，辨论，抹煞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混淆复发鉴定与再次鉴定的概念区别，适用法律错误等。故申请人不服（2009）沪高民一（民）申字第1538号驳回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及一审、二审判决，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第（一）、（二）、（四）、（五）、（六）、（十）项规定的情形申请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裁定及判决，立案再审。
再审诉讼请求：
1、请求撤销沪高院裁定及一审、二审判决，立案再审，并将案由改回劳动合同纠纷案。
2、请求查明申请人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及被申请人二次违约及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及退工的事实，依法判令被申请人顺延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恢复劳动关系。
3、诉讼费，鉴定费等由被申请人承担。
再审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一）、申请人按“劳动合同纠纷案”起诉，一审也按劳动合同纠纷案由立案。二审擅自改为“确认劳动关系”案由审理，高院亦按此审查，但本案纠纷是对终止劳动合同是否合约，是否合法的争议，并非是在即成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状态下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因此申请人认为此案由应当改回“劳动合同纠纷”较为却当。
（二）、原审事实不清，所查事实，缺乏证据，且有证据证明遗漏重要事实。
（三）、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二、生效的判决认为申请人超过仲裁时效，属于运用法律错误。
《劳动法》第82条虽然规定了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但法律另有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
《劳动法》第72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规定：“企业逾期不缴，要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第259号令)第12条规定：“社会保险费不得减免”。第13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的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根据以上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如同国家税收，是具有强制性的，劳动者追索社会保险不应受时效的限制;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2001年以后不在其单位，又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2001年已经解除或终止了申请人的劳动关系，那么被申请人就应当为申请人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并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双方权利、义务明确，原审法院故意违背事实、片面理解法律，故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特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恳切希望贵院依法撤销原判，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xx年xx月xx日。
代书人：杨xx。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六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xxx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xxxxxx因与xxx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州中院）于7月18日作出的（）德中民一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向贵院申请再审。再审请求：1、撤销德州中院（2007）德中民一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再审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产生的一审、二审和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十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应当再审。德州中院作出的二审判决超出了上诉请求事项。二、《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应当再审。鉴定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鉴定结论未经质证，不应采纳。
注意：向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申请再审。
二00八年十月六日。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七
申请人：刘xx，女，1958年10月1日生，汉族，个体医师，住织xx，系xx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中被告王x坤之妻。电话：180xxxx5320。
被申请人（原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张xx，男，1959年2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xxx。
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房屋确权、房屋典当纠纷一案，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年）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不服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于20xx年12月18日向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xx年12月5日，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申请人刘x英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不服该判决，于20xx年3月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于20xx年3月30日作出了织检民行立字（20xx年）第1号《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至今未果。现依法向xx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请求事项如下：
一、请求xx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二、此后，请求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xx年）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年）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提审或指定再审该案，支持申请人的申诉请求。
综上所述，由于一、二审、再审判决不论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审判程序上均存在错误，且拒不纠正，申请人深感不公，于20xx年3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33条的有关规定，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出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决定立案审查，至今未果，故特请求贵院对本案予以抗诉。
此致
xx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刘xx。
20xx年x月xx日。
文档为doc格式。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八
被申请人：新乡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某某某，市长。
申请人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xx）豫法行终字第0018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判决，特向你院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要求被申请人对强行违法拆除申请人位于新乡市康乐巷21号234.75平方米的住房恢复原状或原地安置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
2、依法判令被申请人返还其强行拉走申请人的全部家庭财产。
3、判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误工费、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精神损失等费用共计1420156元。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了：“某某某被拆除的房屋面积为234.75平方米。申请人现在居住的房屋属他人名下的房产，新乡市人民政府十几年来对此问题没有澄清和解决，不能认定新乡市人民政府已对某某某进行了安置，新乡市人民政府应当对违法拆迁某某某234.75平方米房产全部予以赔偿。”
二、就目前为止，申请人房屋被违法拆迁后的土地仍未开发，具备恢复原状和原地安置的条件。原审判决在认定了被申请人违法拆迁应对申请人进行全部赔偿的情况下，没有支持该项请求，明显错误。
三、
被申请人非法拆迁申请人房屋时，曾将申请人的全部家庭财产强行拉走，至今未还。原审不支持该项请求，明显违背客观和法律。
四、因被申请人的错误申请执行造成了申请人某某某被错误的拘留十五天，给申请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伤害。因此，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给予精神赔偿。
五、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十几年来申请人几十次诉讼，上百次的上访，被申请人总是制造假的证据，千方百计的阻挠。其违法的行为给申请人的身心都造成的损害。致使申请人无法安居乐业。期间共花去差旅费、交通费、诉讼费、律师费等30万元。依法也应当由被申请人赔偿。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被申请人仅支付申请人166750.65元，违背客观和法律。因为，166750.65元在今天的新乡市连100平方米的住房都买不到，如何能作为234.75平方米的赔偿？故此，特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法院支持申请人的各项请求，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此致
申请人：某某某。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九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法定代表人___，该校校长。
申请事项。
敬请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促使人民法院撤销一、二审判决，再审改判申请人胜诉。
申请理由。
一、二审判决认为学校将空白教案本发放给教师的行为不能证明所有权已发生转移是要求当事人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证明，违反了法律规定。
申请人认为，学校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的行为足以表明教案本的所有权已经发生移转，申请人继受取得该教案本的所有权。
诚如原判所言，教案本是被申请人购买，其所有权属被申请人所有。但这只是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以前的状态。在被上诉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之后，教案本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而由申请人继受获得。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只是将其作为办公用品发放，发放的目的是为了申请人写教案，并无转移教案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
其二，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上交教案本的行为并非对教案本主张所有权，而仅是为了完成教学管理工作。
被申请人发放教案本后，从未主张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上交教案本，目的是为了检查教师准备教案的情况，因而其管理制度中才有诸如教师不上交教案，可以给予某种形式的处分的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处分是学校对教师的行政处分，而不是学校因教师侵害了学校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而要求教师承担的民事责任。因而，也可以说学校自发放教案本后并未主张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这正与前述被申请人对教案本所有权转移的默示行为相一致。
本案中，教案本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和性质：一是被申请人发给申请人的教案本，是空白教案本，属于种类物;二是申请人上交给被申请人的教案本，是写有教案的教案本，属于特定物。当申请人在空白教案本中写上了教案后，此物已非彼物，教案本已不再是种类物而是特定物。如果原判认为被申请人有主张其空白教案本(种类物)的权利，申请人也只需以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空白教案本(种类物)返还，因何原判却以申请人所拥有的写有教案的教案本(特定物)来满足被申请人的主张呢?这显然是错误理解了种类物和特定物的关系，导致了文不对题的判决结果。
需要特点指出的是，申请人请求返还的标的物是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申请人撰写教案虽然是完成工作任务，但并不能就此推论附着了教案的特定物的所有权与未附着教案的种类物在所有权关系上就没有改变。如果说学校还有权主张对作为空白教案本的种类物的所有权的话，也不应该通过占有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这一特定物的方式实现。实际上，民法中已经规定了当事人主张种类物的方法：用种类物代替，即用另外的空白教案本归还学校以实现学校对原发给申请人的空白教案本所有权的主张;无种类物代替时，折价赔偿，即如无另外的空白教案本，申请人可以对学校发给的空白教案折价归还以实现学校主张对空白教案本的所有权。因此，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无权要求被申请人归还附着教案的教案本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三、原判认定申请人不拥有教案的著作权不仅认定错误，而且系越权行为，应依法纠正。
本案是物权纠纷，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物权纠纷与著作权纠纷，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事纠纷。法院审理案件只能以确定的案件性质及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为审理的内容，而不应超越这种范围。本案是物权纠纷，原判却大谈著作权保护，且置《^v^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品包括文字作品”的明文规定于不顾，并曲解《^v^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和第四条，断言教案不属于“作品”范畴，意图为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寻找依据。但原判的这一理由与原判结果并无事实、法律及逻辑上的联系，观点错误且超出了审判职权范围。
从法院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来看，著作权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如果案件涉及著作权问题，也只有中级人民法院才有权在一审案件中对其作出评判。但本案一审法院却在物权纠纷案件中，大谈著作权问题，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级别管辖原则，属违法行为。二审判决虽然认为都教案属于“作品”，但对一审判决所确认的申请人不拥有教案著作权的判决理由不置一词的情况下，维持原判，亦属错误。因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原判认定的教案不属“作品”范畴，或者教师不拥有教案的著作权，将被固定，为申请人就教案著作权归属问题寻求法律救济，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一、二审判决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也是错误的，深望贵院主持公正，依法提起抗诉，要求法院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
案由：王某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某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某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请求撤销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浙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
2、请求对王某一案立案再审，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事实及理由：
一、王某一案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写道：“被告人王某在担任^v^某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帮助和解决某丝绸集团公司、某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借贷资金和某集团与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分别收受某丝绸集团公司总经理高某、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某贿赂的钱财，共计现金人民币155000元，美金2000元及价值人民币7150元的松下彩电1台。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的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及证人高某、严某、沈某、沈某某、胡某、张某、费某、蔡某的证言”。《判决书》第5页写道：“证人胡某、施某、吴某、缪某、钱某、鲍某的证言及某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县财政局、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某市分公司向某丝绸集团公司、某县某集团公司提供贷款的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书证，证实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上述证人打招呼，要求支持和亲自出面为某集团争取合资项目的事实。并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相互印证”。
而实际上，庭审过程中上述证人根本无一人到庭，其证言大部分未出示，且这些人中更有一些王某根本就不认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因此判决书中所说“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根本就不是事实。王某一案系因高某检举而起，而高某检举的内容在案件进行过程中曾多次发生变化，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出具的，实属无中生有。并且，证人胡某、钱某等人关于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其打招呼的证言也并非判决书所述，与证人作证的初衷完全不相符。现经律师重新调查取证，取得上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均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有力证据。现分述如下：
（一）证人高某于2006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我叫高某，男，1951年5月23日生，家住某省某县城关镇西门河下1号，现在某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年天气很热的时间纪委找到我，把我关到戴河口水库旁边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只给吃的，在第六天的上午我实在熬不住了，不得不按照纪委给我提供的材料出具证言，他们写什么我就说什么，感觉很对不起王某，但我也没办法，只能按纪委的材料说。现就王某受贿罪的有关事实重新作证如下：
1、我所有给王某的钱都不是为自己办事，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我发票。
2、1993年三、四月份某市人代会期间我没有给王某1000元美金。
3、1993年四、五月份我没有在王某某县人武部宿舍给他30000元钱。
4、1993年11月我在某县人武部给王某10000元，当时他给了我发票。
5、1994年春节前，我开车送王某回某市过年时没有在车上给他20000元钱。
6、1994年春节我去王某家拜年，没有给他10000元钱，只给他女儿一、二百元压岁钱。
7、1994年三、四月份王某去南京出差前我没有给过他钱。
8、1994年湖州人代会期间我没有在王某住处给过他钱。
9、1994年12月王某担任省工商局副局长后我没有在他办公室给过他钱，更没有让他帮忙办理某集团公司商标。
10、1994年12月我曾给王某送过一台松下电视机用，当时，王某还没有汽车，生活用品不齐备，我就替他买了电视机，他搬家时打电话通知我让我把电视机拿回去，我让他把电视机留在某市，等我有空来拿。
11、1996年王某从某市搬家到某市时，我没有在某大酒店门口给过他10000元钱。
12、1997年年初，我在杭州某大酒店给王某一些礼物，里面夹了1000元美金，后来王某发现后打电话让我把1000元美金拿回去，但是后来我没机会去拿了。
以上证言全部是真实的，我愿作证，承担证言虚假的法律后果。”高某的上述证言还有证人戴某的证言对有关问题予以辅证。
（二）证人戴某于2006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戴某，原某县县委办公室驾驶员，作证如下：
1、我在某县委办时，给王某书记开车，我送王某书记在1994年春节前一天（小年夜）下午去某市过年，我记得到某市以后我们到煤气站换煤气，因煤气站停了王某的煤气，与煤气站的一位同志发生争执，后来为煤气的事找到市政府办公室，煤气的事落实了，我回某县了。
2、我记得1993年5月初（五一节以后）的一天，王某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早晨早点到某市接他，他要到某市去会见一个外国人和他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我是早晨5点左右离开某县，开车到某市接王书记到某大厦吃早饭，吃过早饭后把外国人及王某的老师送到某县，后送回某市。第二天在某市陪外国人游玩。
3、王某在某县当委县委书记的两年里一直是我开车，那些年来某县的客人很多。从某县到外地去拜访的人也很多，特别是夏天，经常要上某地拜访客人，请客并赠送一些礼品。还有过年过节也经常要到各地拜访客人，有时也请他们吃饭，并赠送一些礼品。我记得平常赠送的礼品都是丝绸、毛笔、茶叶等。过年时还赠送香烟和酒等及补品。当时去拜访客人时，车后备箱经常放一些礼品和礼品袋（县政府制作的礼品袋）。我补充一件事，王某在某县当书记期间，都是我给他开车的，没有收礼品，也没有把礼品拿到某市家里，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印染厂开业送了一套罗蒙西服给王某，我拿到了车上他知道后一定要我退还给厂里，他没有收。”
（三）证人胡某原系某县工商银行行长，其于2006年11月1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关于王某在某县任县委书记期间要我行贷款同我本人联系的情况说明：根据本人回忆，王某要求工商银行贷款有来过一次电话（何年月记不清），要求县工行与县农行拼盘贷款解决邮电局程控电话项目的贷款，其他在他在任期间没有要求我为哪一个项目、哪一个企业贷过款（包括某集团公司）。关于某集团公司，本人回忆，有一次王某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行长在不在，我说在，他说到某集团公司去看一看，后我与工行副行长一起随王某去该企业，由厂长高某陪同，看了一下车间。已到中午十二点吃饭时候，我们工行3人与王某在一个小饭店里吃便饭，高某也在。饭费由我行支付。吃饭期间也没有谈企业贷款一事。饭后我回单位去。”
（四）证人钱某原系某县副县长，其于2006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钱某，原是某县副县长，与王某同事，现作证如下：
1、我和王某同去北京（大概是1994年左右），一是为组织同乡会，二是找有关部门想组织一点资金，支持某县经济建设。高某路上与我们一同去的，在北京各自办自己的事情。同乡会组织的很顺利，资金没有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王某与高某有什么经济往来。我们出去是为了工作，想给某县经济建设出点力。他这种行为是不可能的。
2、我同王某同去南京，为了投资方与某钢铁厂在钢材的营销上联营，解决某县经济的困难，双方达到很好意向。王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私利。
3、王某为解决某县重点企业的困难，需要协调资金，跟我通个气，要我搞调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都是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是否存在风险、而且银行是否有资金、操作是否有可能性、是否符合信贷政策这个原则办理的，王某不存在强硬办理的事情。某企业同样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理的。”
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均有证人高某、戴某、胡某、钱某的证言原件印证。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的关键证人高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前后存在重大矛盾，其中原因高某已在新的证人证言中予以说明，他是由于纪委办案人员采用非肉刑的刑讯逼供才违心检举王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述事实，因为纪委的办案人员也是用同样方式取得王某的口供的。至于证人胡某、钱某，在律师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则表示自始至终没有出具过证明王某犯罪的证言，他们说不能想象原审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是从何而来。
因此，鉴于王某一案取得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确有错误，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再审，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二、王某一案在纪委审查、侦查和起诉阶段，获取被告人口供程序严重违法。
（一）在纪委审查阶段，办案人员采取变相肉刑的方式逼取王某的口供。1997年5月9日下午，王某被某省纪委办案人员从某省委党校带走，秘密隔离审查。在纪委会议室，一名领导向其宣读了某省委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当时王某提出要求看省委的决定，但未让其看，并且这份决定自始至终未让王某见到。办案人员当时在询问王某的过程中，采取夜以继日的车轮战术，进行刑讯逼供和诱供。王某不承认他们所指控的问题，就加以训斥，更不准睡觉（从1997年5月9日下午至15日凌晨）。王某被身患的多种疾病折磨得痛苦万分（胆囊炎、胆结石、偏头痛交替发作），苦苦哀求要药，但因其不承认他们指控的问题而不给吃药。在经历了100多个小时的辩解之后，王某被迫违心地相继屈认了办案人员指控的全部问题。睡眠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有病要给予治疗这是最起码的人道，可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在那些日子里完全被剥夺了。看了1997年5月王某在经受刑讯逼供时的两份原始记录及物证；看了1997年6月王某在废旧报纸、杂志上所写的心声；看了王某在关押期间所写的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竹席背面所写的文字；听了王某1998年3月和4月他在庭审中的辩解和抗争以及1998年6月王某在判决书宣读完后当庭的呐喊及写在庭审记录上的心声，足以说明王某最初的口供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产物。后来王某的多份口供也系办案人员采用欺骗、威胁等非法的手段所逼取的。对这样采取违法方式所获得的口供，在法庭上翻供，是理所当然的，换了谁都会这样做。
（二）在侦查和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王某进行诱供、骗供，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由于办案人员对王某的辩解不信、不纳，因此王某针对纪委办案人员曾说的“高某对你的指控完全是有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和原始证人的，你的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在铁证如山面前你还不承认，你这是不老实，是狡辩、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省委也不会批准对你隔离审查。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你要否认，你必须要拿出否认这些事实的确凿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与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1997年8月1日王某特向某省人民检察院呈递了关于要求鉴定和要求对证、质证的书面材料。8月15日上午，王某对原被迫违心承认过的问题进行辩解，办案人员大为不满。下午，在王某进行辩解时，办案人员说：“你的问题是有多方面证据支持的，你要否认已承认过的问题，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你提出要鉴定，已经鉴定，证据确凿。你提出要对证、质证，我们到时会考虑的。在证据确凿面前你还要狡辩、抵赖、翻供，你这是不老实。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看你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某放弃了辩解，只期盼能依法当着“三原始”和高某及其证人面对面的对证、质证来澄清事实真相了。可这办案人员所谓的司法鉴定在法庭审理中，经王某多次要求出示，却一直都没有出示。
1997年11月12日上午，某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提审了王某，在听取了王某的辩解后，办案人员让其写书面材料。而后，某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取走了王某所写的辩解材料。此后，王某一案退查。可我们在查阅王某案卷中却没有看到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后所形成的材料。《^v^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三）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44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然而，查阅了王某一案的卷宗可知，起诉书中指控的王某犯罪事实不仅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且还存在着办案人员假造事实，并让检举人作伪证的事实。将未经调查核实和并非事实的东西写入起诉书，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
1998年3月26日法庭调查中，审判长依法让公诉人出示证据，公诉人没有举证，而是说：“王某一案卷宗很多，一时难以找到，是否可以庭审后再提交法庭。”审判长再次提出了举证的要求，公诉人不仅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却说：“王某，你的问题都是你自己主动交代的，你对自己交代的问题一直供认不讳。为什么要当庭翻供？”在王某当庭陈述当初口供形成的情况时，公诉人说：“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的办案无关。”然而，从我们查阅王某案卷可知，王某一案的案卷并不多，公诉人当庭举不出确实、充分的证据确是事实；检察机关查办王某一案是在纪检机关办案基础上进行的，公诉人所说的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无关之说这是在隐瞒事实真相。因此，某省纪委与某市检察院在王某一案的办案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存在诱供、骗供、非肉刑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上述办案人员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确实，根本不能作为证明王某有罪的证据使用。
三、王某一案法庭审理阶段，对案件证据质证、认证程序违法，所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
1998年3月26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王某向法庭提出：
1、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指控王某犯罪的全部证据；
3、请求传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到庭对证、质证，查清事实真相。
但事实上，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王某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中并未就每一起分别进行调查，对王某所否认的指控，没有进行相关举证。对于《刑事判决书》第4页所列的全部证人证言并没有遵循一事一证一质的法庭调查原则，经过当庭举证——当庭对证——当庭质证——当庭查证属实的法庭调查程序进行查证。证人证言中除高桂芳其中一笔与事实相符外，其他的高某的检举都没有佐证，更证实不了所谓王某收受贿赂的时间、地点、数额、原因等事实。并且，大部分证言没有当庭出示；证人一个也没有出庭；所谓的检举人行贿王某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对这些原始材料所作的“司法鉴定”一件也未当庭出示。开庭审理中，由于公诉人未能按审判长的要求出示证据，又无一证人到庭的情况下，审判长依法当庭作出了：“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的决定。
1998年4月13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某一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中，由于当庭宣读的检举人高某的最新供述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及反映出了他曾作过伪证，王某在当庭提出质疑的同时，请求法庭依法调查核实，查清事实真相。并请求法庭“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为维护法院所作决定的权威，为澄清事实，请求法庭维护3月26日所作的决定。”然法庭未准。且在王某作最后陈述过程中，审判长亦要求王某“鉴于时间关系，被告人可简单陈述，庭审后可写书面材料交给法院”。庭审结束后，王某根据审判长的要求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书面材料。在对王某一案的庭审过程中，法庭3月26日依法当庭所作出的这一决定而后未执行，不仅如此，在后来给王某看的庭审记录，并非是原始记录，而是重新誊写过的，有的内容与开庭的事实不符，隐去了当时开庭审理时的一些事实，修改了审判长当庭作出的决定的内容，将当庭宣布的“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改为了“将由本庭、公诉人、律师询问证人”。（1998年3月26日第一次庭审的记录和4月13日第二次庭审的记录都是于5月29日才交给王某看，且审判长是6月16日签的字）。
另外，根据法院对检举人高某的判决认定，高某所犯的是单位行贿罪。所有高某贿赂的钱都是企业支出的，大部分支出都是采用白条，在白条上签个字就做帐报销了。此外，高某自己也说，他所送的钱都是企业的。高某用企业的钱行贿，企业财务理当有帐册记载，钱的来源应有帐可查，情况应当很清楚。可在整个庭审中，虽王某一再要求，然有关钱的出处的证据，始终一份未出示。在给王某钱的出处都未查实的情况下就认定王某受贿的事实，与法不符。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11条：“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第42条：“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47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通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57条：“对未到庭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的相关规定，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没有经过当庭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因此，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王某一案中用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应当对王某一案进行立案再审。
四、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的上诉未加审理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违反法律规定。
1998年7月1日王某依法向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开庭审理；请求对指控王某犯罪的所有证据与《判决书》中所列的全部证人当庭进行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请求对王某口供的形成过程进行审查；请求对高某的历次供述的真实性及其曾作假证的情况进行审查。然上诉五个半月后得到的是：“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上诉理由不足，不予采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对王某一案上诉不开庭审理，与法不符。《^v^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案件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和议庭，开庭审理。和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王某一案的审理中，对于《解释》第６１条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根本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且大多问题没有查清，在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在此情况下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依法进一步查明上述事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未发挥二审法院的纠错功能，违背我国设立两审终审制的初衷。
（二）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判的情况，未加调查核实就判定“审判程序合法”，与法不符。
《^v^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撤消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某市人民法院在对王某一案的审理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事实上述已经证明，在此不再赘述。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一案未加认真审查就认定某市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是没有依据的。
五、将王某收受企业的钱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的行为判定为受贿，与法不符。
（一）王某在担任^v^某县委书记期间，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的确收用了企业的钱，这是事实，但是，这些钱王某都已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自己并未占为己有，王某所请（送）的对象事先都是与时任县长侯某商定的，且都是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的。王某当时为减少麻烦、避免矛盾、有利日常对外交往工作的开展所采取的做法确有错误，但这实不能与罪相提并论。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过程中，当事人给钱——王某收钱后公务开支——将发票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再给钱——王某再收钱、开支、交发票，这诸环节亦是前后继起的，且王某开支后的发票都已交由给王某钱的当事人。在担任某县委书记的三年里，为了县城搬迁、招商引资、搞活经济、扩大对外交往，争取和感谢省内外有关部门、客商对某县经济的支持，王某曾数十次到省内外开展公务活动，然这些活动中所开支的费用王某从未在县政府财务科报销过。（可查帐证实）王某收受企业的钱用于公务开支的行为终究只是错不是罪。将王某的这一行为认定为犯罪，实在是于法无据，难以理解。
（二）对于王某当初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开支情况，在审查中，王某曾多次口头或书面向组织上交代，并多次要求组织上对王某所说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王某当时被关押，能去核实的只能是办案人员（王某对自己这方面问题的交代最早是在1997年5月，王某所交代的是否属实，当时只要调查理应能够搞清）。况且在审查中，办案人员对王某所交代的这方面的情况，不仅详问细算，而且为去调查核实，曾多次让王某详细交代每次请客送礼的时间、地点、原由、人员、数额、物品等详情，以及每次交发票的具体情况。若调查中有证据表明王某所说非实，办案人员亦要对王某进行反复追问并加以训斥。1998年3月庭审中，法庭曾让王某陈述当时因公开支的情况，对王某的陈述法官亦无异议。但1998年6月，法院将王某的这一行为判定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认定为受贿，认为王某实际收受了行贿人的钱财后，受贿行为已经既遂，对赃款的处置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实在没有事实依据。
（三）王某不存在收受企业的贿赂、为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受贿罪。
根据《^v^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分为三类：一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索取或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而为其谋求不正当的利益的。王某在将企业的钱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所请（送）的对象事先都是与时任县长侯某商定的，都是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的。且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过程中，当事人给钱——王某收钱后公务开支——将发票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再给钱——王某再收钱、开支、交发票，这诸环节亦是前后继起的。在高某新近出具的证人证言中亦证实了他所有给王某的钱并不是为自己办事，而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发票的。关于某集团公司印染设备改造项目的款额，是在省政府的直接关心下，由银行根据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而解决的，与王某无关。指控王某帮助某集团公司解决资金一事，与事实不符。由于王某在上述行为中自己并未将企业的钱占为己有，没有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有索贿行为，更没有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收受回扣，因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受贿罪。
综上所述，王某没有受贿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原审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证据方面存在错误。依照法律的规定，特申请再审，请求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王某。
辩护律师：武绍智。
赵春雨。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一
第二条裁决，即改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7754元。
申请理由。
一、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劳动合同期满后终止劳动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不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只需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是发生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4年1月1日实施后，而且被申请人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不是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按照新法优先适用的原则，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优先适用《^v^劳动合同法》和《^v^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不存在依据（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的情形。
一审、二审依据在《^v^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七年就已经存在的（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判定被申请人单方解除申请人劳动关系的性质，等于用（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解释《^v^劳动合同法》，人为地扩大了主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极端不尊重^v^制定的《^v^劳动合同法》，因为（法释【2014】14号）是针对1994年^v^制定的《^v^劳动法》的司法解释。正是由于一审、二审的错误认定，导致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本来被申请人需支付申请人9个月平均工资的赔偿金变成个月平均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应该认为是新的劳动关系，跟2014年1月21日前双方签订了三份合同没有任何联系，双方不存在《^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情形下，被申请人不经过申请人的同意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显然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更不是依法终止劳动关系。要强调一点的是，被申请人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跟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4年1月21日前签订了三份合同没有任何联系，只要是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劳动者无过错而且不存在《^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情形，单位单方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关系都属于违法解除。
依据《^v^劳动合同法》，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被申请人提不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理由，不符合《^v^劳动合同法》规定可以解除的情形，故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
一审、二审依据（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判定被申请人单方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从效果来看显然是鼓励用人单位不跟员工签合同，鼓励用人单位用工短期化，这严重违背了《^v^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知书送到申请人家中，叫申请人签收，一式两份。申请人在两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都写明了于2014年8月17日收到通知书，通知书说明了2014年8月18起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说明何种原因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在申请人没有任何过错下被申请人2014年8月17日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并立即实施，这是被申请人单方违法解除申请人劳动关系的情形。根据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申请人的签字，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前30日书面告知申请人。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不顾以上法律事实，认为2014年7月17日被申请人书面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明目张胆偏袒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2014年7月17日收到被申请人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未提出异议，属于协商一致解除的情形。二审法院则强词夺理地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自2014年1月20日期满后至2014年8月18日解除劳动关系未满一年适用（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若满一年则适用《^v^劳动合同法》。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错误还表现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明明写明了是解除劳动关系，庭审中被申请人也没有说是终止申请人的劳动关系，一审法(请收藏好范文，请便下次访问)院和二审法院却偏偏依据（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认定是终止劳动关系，但在判决书里却又没有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而是仍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以此来强调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这说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有意免除被申请人的违法责任。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滥用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同一个法。
律事实出现了法院的判决跟南宁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一致。
即使按照一审、二审的认定，认为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由于证据表明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前30日书面告知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应该支付申请人一个月工资5306元的代通知金。但一审、二审并没有作出该项判决。这也是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偏袒被申请人的表现。
还有由于一审、二审的错误判决，根据《^v^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会造成在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是由于申请人不愿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假相，这明显对申请人不公平。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二
案由：王某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某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某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请求撤销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浙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
2、请求对王某一案立案再审，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
事实及理由：
一、王某一案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写道：“被告人王某在担任^v^某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帮助和解决某丝绸集团公司、某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借贷资金和某集团与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分别收受某丝绸集团公司总经理高某、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某贿赂的钱财，共计现金人民币155000元，美金2000元及价值人民币7150元的松下彩电1台。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的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及证人高某、严某、沈某、沈某某、胡某、张某、费某、蔡某的证言”。《判决书》第5页写道：“证人胡某、施某、吴某、缪某、钱某、鲍某的证言及某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县财政局、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某市分公司向某丝绸集团公司、某县某集团公司提供贷款的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书证，证实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上述证人打招呼，要求支持和亲自出面为某集团争取合资项目的事实。并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相互印证”。
而实际上，庭审过程中上述证人根本无一人到庭，其证言大部分未出示，且这些人中更有一些王某根本就不认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因此判决书中所说“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根本就不是事实。王某一案系因高某检举而起，而高某检举的内容在案件进行过程中曾多次发生变化，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出具的，实属无中生有。并且，证人胡某、钱某等人关于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其打招呼的证言也并非判决书所述，与证人作证的初衷完全不相符。现经律师重新调查取证，取得上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均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有力证据。现分述如下：
（一）证人高某于2006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我叫高某，男，1951年5月23日生，家住某省某县城关镇西门河下1号，现在某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年天气很热的时间纪委找到我，把我关到戴河口水库旁边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只给吃的，在第六天的上午我实在熬不住了，不得不按照纪委给我提供的材料出具证言，他们写什么我就说什么，感觉很对不起王某，但我也没办法，只能按纪委的材料说。现就王某受贿罪的有关事实重新作证如下：
1、我所有给王某的钱都不是为自己办事，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我发票。
2、1993年三、四月份某市人代会期间我没有给王某1000元美金。3、1993年四、五月份我没有在王某某县人武部宿舍给他30000元钱。4、1993年11月我在某县人武部给王某10000元，当时他给了我发票。5、1994年春节前，我开车送王某回某市过年时没有在车上给他20000元钱。6、1994年春节我去王某家拜年，没有给他10000元钱，只给他女儿一、二百元压岁钱。
7、1994年三、四月份王某去南京出差前我没有给过他钱。8、1994年湖州人代会期间我没有在王某住处给过他钱。
9、1994年12月王某担任省工商局副局长后我没有在他办公室给过他钱，更没有让他帮忙办理某集团公司商标。
10、1994年12月我曾给王某送过一台松下电视机用，当时，王某还没有汽车，生活用品不齐备，我就替他买了电视机，他搬家时打电话通知我让我把电视机拿回去，我让他把电视机留在某市，等我有空来拿。
11、1996年王某从某市搬家到某市时，我没有在某大酒店门口给过他10000元钱。12、1997年年初，我在杭州某大酒店给王某一些礼物，里面夹了1000元美金，后来王某发现后打电话让我把1000元美金拿回去，但是后来我没机会去拿了。
以上证言全部是真实的，我愿作证，承担证言虚假的法律后果。”
高某的上述证言还有证人戴某的证言对有关问题予以辅证。
（二）证人戴某于2006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戴某，原某县县委办公室驾驶员，作证如下：
1、我在某县委办时，给王某书记开车，我送王某书记在1994年春节前一天（小年夜）下午去某市过年，我记得到某市以后我们到煤气站换煤气，因煤气站停了王某的煤气，与煤气站的一位同志发生争执，后来为煤气的事找到市政府办公室，煤气的事落实了，我回某县了。
2、我记得1993年5月初（五一节以后）的一天，王某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早晨早点到某市接他，他要到某市去会见一个外国人和他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我是早晨5点左右离开某县，开车到某市接王书记到某大厦吃早饭，吃过早饭后把外国人及王某的老师送到某县，后送回某市。第二天在某市陪外国人游玩。
开业送了一套罗蒙西服给王某，我拿到了车上他知道后一定要我退还给厂里，他没有收。”
（三）证人胡某原系某县工商银行行长，其于2006年11月1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关于王某在某县任县委书记期间要我行贷款同我本人联系的情况说明：根据本人回忆，王某要求工商银行贷款有来过一次电话（何年月记不清），要求县工行与县农行拼盘贷款解决邮电局程控电话项目的贷款，其他在他在任期间没有要求我为哪一个项目、哪一个企业贷过款（包括某集团公司）。关于某集团公司，本人回忆，有一次王某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行长在不在，我说在，他说到某集团公司去看一看，后我与工行副行长一起随王某去该企业，由厂长高某陪同，看了一下车间。已到中午十二点吃饭时候，我们工行3人与王某在一个小饭店里吃便饭，高某也在。饭费由我行支付。吃饭期间也没有谈企业贷款一事。饭后我回单位去。”
（四）证人钱某原系某县副县长，其于2006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钱某，原是某县副县长，与王某同事，现作证如下：
1、我和王某同去北京（大概是1994年左右），一是为组织同乡会，二是找有关部门想组织一点资金，支持某县经济建设。高某路上与我们一同去的，在北京各自办自己的事情。同乡会组织的很顺利，资金没有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王某与高某有什么经济往来。我们出去是为了工作，想给某县经济建设出点力。他这种行为是不可能的。
2、我同王某同去南京，为了投资方与某钢铁厂在钢材的营销上联营，解决某县经济的困难，双方达到很好意向。王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私利。
3、王某为解决某县重点企业的困难，需要协调资金，跟我通个气，要我搞调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都是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是否存在风险、而且银行是否有资金、操作是否有可能性、是否符合信贷政策这个原则办理的，王某不存在强硬办理的事情。某企业同样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理的。”
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均有证人高某、戴某、胡某、钱某的证言原件印证。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的关键证人高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前后存在重大矛盾，其中原因高某已在新的证人证言中予以说明，他是由于纪委办案人员采用非肉刑的刑讯逼供才违心检举王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述事实，因为纪委的办案人员也是用同样方式取得王某的口供的。至于证人胡某、钱某，在律师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则表示自始至终没有出具过证明王某犯罪的证言，他们说不能想象原审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是从何而来。
因此，鉴于王某一案取得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确有错误，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再审，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二、王某一案在纪委审查、侦查和起诉阶段，获取被告人口供程序严重违法。
（一）在纪委审查阶段，办案人员采取变相肉刑的方式逼取王某的口供。
1997年5月9日下午，王某被某省纪委办案人员从某省委党校带走，秘密隔离审查。在纪委会议室，一名领导向其宣读了某省委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当时王某提出要求看省委的决定，但未让其看，并且这份决定自始至终未让王某见到。办案人员当时在询问王某的过程中，采取夜以继日的车轮战术，进行刑讯逼供和诱供。王某不承认他们所指控的问题，就加以训斥，更不准睡觉（从1997年5月9日下午至15日凌晨）。王某被身患的多种疾病折磨得痛苦万分（胆囊炎、胆结石、偏头痛交替发作），苦苦哀求要药，但因其不承认他们指控的问题而不给吃药。在经历了100多个小时的辩解之后，王某被迫违心地相继屈认了办案人员指控的全部问题。睡眠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有病要给予治疗这是最起码的人道，可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在那些日子里完全被剥夺了。看了1997年5月王某在经受刑讯逼供时的两份原始记录及物证；看了1997年6月王某在废旧报纸、杂志上所写的心声；看了王某在关押期间所写的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竹席背面所写的文字；听了王某1998年3月和4月他在庭审中的辩解和抗争以及1998年6月王某在判决书宣读完后当庭的呐喊及写在庭审记录上的心声，足以说明王某最初的口供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产物。后来王某的多份口供也系办案人员采用欺骗、威胁等非法的手段所逼取的。对这样采取违法方式所获得的口供，在法庭上翻供，是理所当然的，换了谁都会这样做。
（二）在侦查和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王某进行诱供、骗供，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由于办案人员对王某的辩解不信、不纳，因此王某针对纪委办案人员曾说的“高某对你的指控完全是有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和原始证人的，你的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在铁证如山面前你还不承认，你这是不老实，是狡辩、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省委也不会批准对你隔离审查。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你要否认，你必须要拿出否认这些事实的确凿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与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1997年8月1日王某特向某省人民检察院呈递了关于要求鉴定和要求对证、质证的书面材料。8月15日上午，王某对原被迫违心承认过的问题进行辩解，办案人员大为不满。下午，在王某进行辩解时，办案人员说：“你的问题是有多方面证据支持的，你要否认已承认过的问题，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你提出要鉴定，已经鉴定，证据确凿。你提出要对证、质证，我们到时会考虑的。在证据确凿面前你还要狡辩、抵赖、翻供，你这是不老实。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看你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某放弃了辩解，只期盼能依法当着“三原始”和高某及其证人面对面的对证、质证来澄清事实真相了。可这办案人员所谓的司法鉴定在法庭审理中，经王某多次要求出示，却一直都没有出示。
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然而，查阅了王某一案的卷宗可知，起诉书中指控的王某犯罪事实不仅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且还存在着办案人员假造事实，并让检举人作伪证的事实。将未经调查核实和并非事实的东西写入起诉书，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
1998年3月26日法庭调查中，审判长依法让公诉人出示证据，公诉人没有举证，而是说：“王某一案卷宗很多，一时难以找到，是否可以庭审后再提交法庭。”审判长再次提出了举证的要求，公诉人不仅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却说：“王某，你的问题都是你自己主动交代的，你对自己交代的问题一直供认不讳。为什么要当庭翻供？”在王某当庭陈述当初口供形成的情况时，公诉人说：“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的办案无关。”然而，从我们查阅王某案卷可知，王某一案的案卷并不多，公诉人当庭举不出确实、充分的证据确是事实；检察机关查办王某一案是在纪检机关办案基础上进行的，公诉人所说的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无关之说这是在隐瞒事实真相。因此，某省纪委与某市检察院在王某一案的办案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存在诱供、骗供、非肉刑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v^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上述办案人员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确实，根本不能作为证明王某有罪的证据使用。
三、王某一案法庭审理阶段，对案件证据质证、认证程序违法，所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
1998年3月26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王某向法庭提出：1、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指控王某犯罪的全部证据；2、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检举人高某给王某钱所具有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检察机关对这些原始书证所作的“司法鉴定”；3、请求传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到庭对证、质证，查清事实真相。
但事实上，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王某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中并未就每一起分别进行调查，对王某所否认的指控，没有进行相关举证。对于《刑事判决书》第4页所列的全部证人证言并没有遵循一事一证一质的法庭调查原则，经过当庭举证——当庭对证——当庭质证——当庭查证属实的法庭调查程序进行查证。证人证言中除高桂芳其中一笔与事实相符外，其他的高某的检举都没有佐证，更证实不了所谓王某收受贿赂的时间、地点、数额、原因等事实。并且，大部分证言没有当庭出示；证人一个也没有出庭；所谓的检举人行贿王某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对这些原始材料所作的“司法鉴定”一件也未当庭出示。开庭审理中，由于公诉人未能按审判长的要求出示证据，又无一证人到庭的情况下，审判长依法当庭作出了：“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的决定。
再审代理人：迟夙生女黑龙江省夙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亚童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xxxx（系申请人之子）。
申请人因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作出的(2010)渝一中法刑终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现依刑诉法203条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撤销重庆市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2、对该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3、如不予立案，或受理后驳回申请，望法定期限内出具相关手续。
事实与理由：
序言。
2009年12月12日晚，重庆公安在北京将申请人秘密抓捕，并连夜押往重庆，制造了一场荒诞离奇，令人瞠目结舌的司法闹剧。重庆相关人员蔑视法律尊严，践踏司法程序，肆无忌惮地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给中国的司法带来了严重伤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6月11日，申请人刑满出狱，开始践行当年“藏头诗”中立下的誓言——“础去间决神诉”。
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但，“依法治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一个律师的崇高信仰，也是驱使着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向前、再向前的终极理想。
李庄事件不仅仅浪费了纳税人的巨额钱财，而且摧残了中国的法治文明。原判的黑幕，纵使再用一万个谎言去描，也描不圆；再用一万个假话去撑，也撑不住。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且有违法治、人伦底线的徇私枉法闹剧，到了该谢幕的时候了！
今天，不去揭露、戳穿黑幕，怎能对得起神圣的法律，对得起人性的良知，对得起所有关注该事件的民众！
下面，从十个方面分述再审理由：
第一部分一季一审一、以“速度”掩盖一审真相。
自2009年12月12日至30日开庭，仅18天，“李庄案”就完成了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创造了中国法制史上的新纪录。被海内外称为“重庆速度”的背后，掩护着一个漏洞百出、手段拙劣的诉讼过程。
第一，“李庄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是否够“罪”，应以龚是否受到刑讯逼供为要件。而在龚案尚未开庭，一切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一审提前判定申请人有罪，无异于宣告了龚案中没有刑讯逼供情节。前案之车，必然导致后案之辙，对申请人的有罪判决，使得龚案在开庭前页已盖棺定论。换言之，也只有使申请人“被有罪”，才能搞定龚案。这正是“李庄案”公诉人，同时兼任“龚案”公诉人的诡异所在，此荒唐做法，赤裸裸地显现出了制造“李庄案”的真正动机。
针对上述枉法现象，律师界、法学界发出了呐喊。2011年8月、12月，^v^连续两次对刑诉法草案进行审议，专门对此罪名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既，先审本案（龚刚模案）再审衍生案（李庄案）。其立法目的，就是将该罪的诉讼逻辑加以法制化。以杜绝今后类似重庆式的司法程序混乱。
第二，申请人被控“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除主体要件外，其余要件均不具备。首先，伪证在哪儿？哪个证人受到“妨害”？又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此，控方自始至终支支吾吾不能举证。正如申请人当庭陈辞：你们哪怕找出烟头大小的一片证据，判我100年，我也认！”
第三，检法两院2009年12月4日联合对龚刚模查体，龚刚模自述左肩痛，双手感麻木，法医鉴定龚刚模手腕部色素沉着留有疤痕，一审法院不但未查明成因，亦未将司法鉴定依法送达申请人，这不仅协助隐瞒了刑讯逼供的黑幕，还无端的剥夺了申请人的异议权。
事实上，在申请人介入龚案之前的2009年夏天，龚刚模因刑讯逼供，就已经不能正常行走，（详见申请人再审提交录像）。
第五，龚案侦查半年之久，形成109本卷宗，2200套证据，而龚案中每位辩护人看到、拿到的，甚至不足全部案卷的1%。为什么绝大部分资料对辩护人保密，有哪些怕见阳光的东西（对申请人有利）？强大的司法，看似无情剥夺的是律师的阅卷权和辩护权，实际撕毁的是法律的底线。
第六、第七、第八……诸如开庭传票的送达时间迟延、审讯笔录没有两名侦查员签字、所有勘验鉴定报告均未送达申请人、会见受阻、被监视监听等程序瑕疵，不再一一列举。
以上这些，都被一个“快”字所遮掩。
二、全部用“言词”堆砌的证据链。
现代刑法体系，一切犯罪均以证据证明为定罪根据，是证明之罪原则，试看公诉人指控证据。
其一，委托协议、律师证、身份证、律师费发票、委托书、律师所函、机票……这些证据，除证明辩护人身份之外，与指控犯罪无任何关系。
其二，八名证人书面证言。
其三，申请人供述辩解。除“藏头诗”外，没有任何“供认价值”。
对申请人定罪的所有依据，都赖于八份书面证言。“证言指罪”须经法庭公开质证，这是常识，亦是铁律，因它关乎一个人罪与非罪，甚至生与死。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质证的唯一方法就是证人出庭，然而，警方为将申请人定罪，竟然将全部证人抓捕，关进看守所迫其出证，并阻挠出庭。这不仅严重违背了刑诉法基本原则和立法本意，甚至是犯罪。也是本案证据体系的一大污点，为世人诟病。
刑诉法97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到证人所在单位或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通知证人到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除此之外，没有一条法律授权：抓捕证人取证。
马晓军律师夫妇，最近同时对重庆市公安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完全揭开了证人“不愿出庭”的冰山一角（详见公诸于世的行政起诉状），这也是申请人再审过程中新的证据。
三、“为判而审”的庭审过程。
李庄案一审持续了16小时，司法程序乌龙百出，世人瞩目，其审判的单一目的非常明确：为治罪而开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刑诉法30条第1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而李庄案一审中，审判长未经批准，当庭擅自驳回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申请，已经令人瞠目。之后，又未经公诉方检察长批准，（江北检察长也无权决定上级检察院的全国十佳公诉人回避）屁股不离坐位，当庭驳回了对公诉人提出的回避申请，更是令人咋舌。全然无视回避制度的明确规定。再一次引起法律界的猛烈抨击。无怪乎申请人当庭斥责：你们哪怕是去一趟卫生间，装装样子，回来再驳回也行啊。
第二，庭审前，公诉人未依法“提前5日”将证据提交法庭，搞当庭突袭式举证，宣读了多份辩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证人证言，申请人多次要求查验质证，竟遭公诉人躲躲闪闪的无端拒绝。使得一审质证程序有名无实。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没有进行质证、怕见阳光的东西，仍然被一审判决作为判决根据。
第三，为充分揭露指控虚假，辩方多次申请调取江北看守所申请人三次会见时的监控录像，甚至，还提供了当年为看守所安装录音录像监控的生产厂家招投标证明，但合议庭视而不见，以不能调取为由，放任控方拒绝提供视听资料。无奈，辩方又向法庭申请调取曾用来向北京举报申请人使用，用以“固定证据”的专案组偷拍录像，亦遭非法拒绝。
第四，大量矛盾证据，充斥着整个控方证据体系：
1、如刑讯逼供是申请人编造，为何申请人再三要求，对龚刚模双手腕部“色素沉着”的伤痕进行成因鉴定，难道是自揭谎言？一名外地律师，一次会见就能“编造”出完全吻合龚案中的审讯者姓名、刑讯时间、地点、方式、看伤医生姓名等详细信息，这可能吗？用这些指控，明显荒唐，认定这些指控，则彻底丧失了可信度和公信力。2、龚刚模案开庭时，几十名被告人对遭刑讯逼供的事实，异口同声进行了描述，这些与申请人素未谋面的人，是谁“教唆”的呢！
3、申请人执业多年，明知审判阶段，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此证言与吴家友、龚刚模完全相反且有违常理，事实上，申请人自始至终也未与龚刚华所称的员工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他们之间所谓的证据链，根本没有申请人这一环。
4、控方提供的四位警察证言显示：“被告都是白天受审，夜间睡觉……一般都是六、七个小时”。但从申请人及龚刚模供述中可明显看出，很多笔录都在连续审讯数十个小时以上完成，期间，不让睡眠，限制吃、喝，申请人亲身体验了连续几十个小时，被固定在一把专用椅上受审，岂是几个警察可以自证推翻的？通过再审，看看有多少笔录形成的时间是在半夜、凌晨，看看有多少笔录是在连续审讯几十个小时以上完成，相信，这些龌龊，定将曝光于世。
5、申请人依据《律师法》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警方的据理力争，成了被追究犯罪的把柄。三次会见，三次阻挠、三次监视、三次争吵，谁之过错？龚案34名被告人，几十名律师，哪一名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会见过被告人？哪一名律师在不受监视的状态下会见过自己的当事人？哪怕只有一名！
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如果申诉人正在服刑，还应当写明判刑情况和服刑的处所。如果申诉人是未成年人，应在其项后写明法定代理人的姓名、性别、职业、工作单位以及与申诉人的关系等。
申诉人因**一案，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刑事判决（或裁定）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应写明具体的请求事项，即请求人民法院如何处理该案。申请人的具体的请求事项应当根据具体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提出。如量刑过重或适用法律不当，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对民事诉讼部分提出申诉，申诉人应就民事责任部分提出请求，并根据具体情况写明赔偿责任及其具体数额。
事实与理由：应简要写明基本的案情事实和审判结果，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点分析和阐述判决或裁定的错误，包括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以及程序错误等，阐述申诉请求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人民法院。
申诉人：代书人：
年月日附：1、原审判决书（或裁定书）复印件*份；2、证据材料*份。
行政申诉状申诉人：申诉人为公民的，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住址；申诉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写明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申诉人是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写明其法定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申诉人的关系。委托律师的，应写明其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
申诉人因**一案，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行政判决（或裁定或调解）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简明扼要地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依法变更或撤销原裁判。
事实与理由：首先陈述案件事实，并以相关确凿的证据加以证实。在此基础上，可从以下方面阐述生效裁判的错误。通过提供新的证据，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事实基础，揭示原裁判所存在的证据矛盾或证据不足、原判决或裁定适用法律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判决、裁定。归纳原裁判所存在的错误，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提出申请再审的具体请求。
**人民法院。
申诉人：代书人：
年月日附：1、原审判决书（或裁定书等）复印件*份；2、证据名称、份数，证人姓名、住址。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三
申请人：xxx，男，197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xxx，现住xxx。
申请人因不服xxx人民法院（2014）xx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重罪轻判，适用刑法明显不当。
被告人xxx蓄意伤害申请人，手段极其凶残、性质及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依法应予严惩。犯罪嫌疑人xx违法摆摊，我为了县城形象和城市环境，全力制止。不想xx胆大包天，在逢场的上午于东升街当众持刀行凶。xx刺中人体极为重要的头部后，又刺中腹部等要害部位。罪恶滔天，经鉴定为九级伤残系重伤，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由此可见犯罪嫌疑人之穷凶恶极，对于这样的犯罪分子，不严惩不足以体现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严惩不足以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不严惩也无法抚慰申请人所遭受的不幸。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缓刑错误。
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被告人xxx残忍地将申请人刺成重伤，应当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予以判处刑罚。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本案被告人虽然有自首情节，但是xxx刺中人体极为重要的头部后，又刺中腹部等要害部位。致我失血过多，差点命丧他手，由此可见犯罪嫌疑人之穷凶恶极，罪恶滔天，我认为最多只能从轻处罚。根据刑法第62条的规定，从轻处罚是在被告人所犯之罪应当适用的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较轻的刑罚。从轻处罚的基础也是被告人所犯罪行应当适用的法定刑。从轻处罚要比没有该从轻处罚情节判处适当轻一些的刑罚，但是不能把从轻处罚一律判处法定最低刑。结合本案案情我认为不应该判处该法定刑内的最低刑，即刑期应该大于3年。
三、被告不积极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依法应予严惩。
xxx在行凶后未积极主动赔偿任何费用，甚至在我强烈要求赔偿时，xxx竟以无钱为由推脱，全无赔偿诚意和悔罪表现。被告人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分文赔偿。被告人向法院递交的2万元人民币，不过是猫哭老鼠，愚弄法律!根本不是对申请人支付的赔偿金，而是惺惺作态、假意认罪，装出一幅愿意赔偿的样子，意图达到“花钱买刑”的真实目的。
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身及精神损害。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抗诉。
此致
xxxx检察院。
xxx2014年3月26日申请人：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a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
第一、“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构成非法经营罪。
本案仅从民事诉讼角度看，民事诉讼中“职业放贷人”的标准必然低于刑事犯罪中的标准，结合各地人民法院认定职业放贷人的标准看：
天津市：2020年2月1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发布的《天津法院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指南（试行）》对“职业放贷行为的审查”中规定：同一原告或者关联原告在两年内向全市法院提起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或者出借人在两年内向社会不特定人出借资金3次以上的，一般可以认定出借人的放贷行为具有营业性。
江苏省：2019年5月1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建议各基层人民法院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其中指出：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首先要进行关联案件查询，同一出借人及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关系人作为原告一年内在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起诉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的，该出借人应当纳入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
河南省：
2019年7月3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职业放贷人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对“职业放贷人”的审查工作出规定，其中提出：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在从事与发放贷款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应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五
检察院民事抗诉申请书民事抗诉申请书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
申请人现有确切证据证明原判决是在认定事实上确有错误，特请求贵院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再审决定。
请求抗诉事项:请求撤销人民法院出具（20xx）苏05民申xxxx号民事裁定书,对本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重审。请求事实和理由：
裁定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法院没有理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对合同约定未做认定，这是导致判决错误的主要原因。
一审法院及中院对于《买卖合同》，《设备价款支付协议》所约定之付款事项未做认定直接进行判决有失公允。
《设备价款支付协议》约定二：针对合同项下标的物的总价款的履行，约定如下：1）甲方应于和乙方情定的租赁合同及丙强顶的买卖合同前，先代乙方垫付买卖标的物的部分买卖价款220000元给丙方，作为租赁合同的保证金，并以此款项作为冲抵第一期租金的部分款，丙方并于此确认三方于本协议签订时已收取甲方签署应代乙方垫付的部分买卖价款。
鉴于法人作为独立的法律商事交易主体，其意思表示通过盖章实现，而协议已由三方盖章，作为独立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真实有效。且申请人亦在中院审查过程中予以答辩陈述，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直接作出判决裁定无法体现商事法律主体自身独立地位，有超出法律进行判决行为。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六
申请人：刘xx，女，1958年10月1日生，汉族，个体医师，住织xx，系ss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中被告王x坤之妻。电话：180xxxx5320。
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房屋确权、房屋典当纠纷一案，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不服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于20xx年12月18日向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xx年12月5日，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申请人刘x英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不服该判决，于20xx年3月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于20xx年3月30日作出了织检民行立字（20xx）第1号《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至今未果。现依法向贵x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请求事项如下：
一、请求贵x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二、此后，请求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xx）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提审或指定再审该案，支持申请人的申诉请求。
事实和理由：
综上所述，由于一、二审、再审判决不论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审判程序上均存在错误，且拒不纠正，申请人深感不公，于20xx年3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33条的有关规定，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出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决定立案审查，至今未果，故特请求贵院对本案予以抗诉。
此致
贵x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刘xx。
20xx年x月x日。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七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仇某某，女，汉族，19xx年x月xx日出生，湖北省某某市某某乡某某村人，身份证号码(略)。
委托代理人：张某某，男，汉族，19xx年x月xx日出生，系申请人丈夫，地址同上，身份证号码(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某某市中心人民医院。
地址：广东省某某市某某区某某北路xx号法定代表人：陈某某。
请求事项：申请人不服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判决完全错误，特请求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仇某某原系某某市某某区某某国康堂保洁员，2007年9月22日因视物重影模糊及头痛前往被申请人处就诊，被申请人医师诊断为“鞍区占位：垂体瘤？”，遂于9月23日将申请人收入住院治疗。10月9日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术后第6天（10月15日）申请人出现左侧肢体乏力、说话含糊、精神差，经诊断为血栓性脑梗塞。11月2日申请人因无力支付医疗费而被迫出院。2008年4月28日申请人又因颅脑手术后继发性癫痫在被申请人处住院治疗，后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而次日再度被迫出院。现申请人左侧肢体完全偏瘫，长期卧床需要专人护理。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侵害了申请人知情选择权，没有采取最大限度加强脑保护、减少对脑组织牵拉、减少功能缺失的“微创肿瘤切除术”而是采取风险较大的“开颅手术切除术”。此外，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手术中麻醉不到位导致申请人身心严重受创。而且，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手术后没有进行有效护理和相应注意义务，加上疏忽了申请人存在高血压、糖尿病，从而没有采取措施来有效预防脑梗塞。
2008年5月16日申请人将被申请人起诉至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要求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2009年4月1日因某某市医学会与广东省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申请人被迫撤诉。2009年6月30日被申请人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同意对申请人的丈夫张某某补偿68000元，并约定“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及任何方式对对方有任何主张，该医疗争议经双方签字后宣告终结，双方永不追诉”。2010年申请人以医疗过错为由向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重新起诉，要求被申请人承担医疗过错责任。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错鉴定，2011年8月18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做出法大（2011）医鉴第x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申请人存在医疗过错，与申请人不良后果之间的参与度为b级（理论系数为10%），申请人肢体偏瘫构成二级伤残，癫痫发作伤残四级，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大部分护理依赖程度。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总损失元。2012年1月5日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做出（2010）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一次性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元。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不服，上诉至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5月25日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原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012年9月28日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做出（2012）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依旧支持申请人向申请人一次性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元。此前，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将申请人仇某某、申请人的丈夫张某某诉至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丈夫签署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两被告承担所谓违约金444240元，被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做出（2011）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不服（2012）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被申请人对（2011）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做出（2012）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支持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丈夫张某某签署的《协议书》有效，做出（2012）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2）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
申请人不服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粤高法民一申字第xxx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申请人丈夫与被申请人签署放弃诉讼权利的人道主义救助《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焦点是申请人仇某某的丈夫张某某越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申请人的丈夫张某某是否可以与被申请人约定剥夺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丈夫张某某事先没有得到申请人明确授权，事后也没有得到申请人明确追认，显然对申请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张某某与被申请人私下里签署的人道主义救助《协议书》只要没有得到申请人的确认，就对申请人没有任何约束力。我国夫妻人格独立，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显然仅仅出于夫妻身份就认为构成便见代理，是对夫妻地位平等的否定，更是对表见代理权的滥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这说明夫妻之间构成便见代理仅限于所处理的标的物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实施表见代理行为仅限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本案中张某某是处理申请人的医疗损害赔偿款，该赔偿款具有直接的人身属性，显然只有申请人本人才可以做出处理，或者明确授权他人处理。而且，本赔偿款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属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表见代理认定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2、申请人丈夫张某某无权与被申请人通过《协议书》方式剥夺申请人诉讼权利。
诉讼权利，是指民事主体向人民法院起诉和应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益的权利。诉权不能任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否则程序的安定性和严肃性将得不到保障。因此，这种约定放弃诉讼和仲裁权利的条款是无效的。诉权以宪法上的起诉权为直接依据，内含着起诉权公法性请求权的属性。作为公法请求权的起诉权是不可转让、不能抛弃的，即使当事人之间签订了抛弃起诉权的协议，当事人的起诉权也不丧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可知，当事人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而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即使是诉讼时效的诉讼权利都不可以由当事人擅自约定，显然比起诉讼时效更加重要的诉讼权利更加不得擅自约定。本案中申请人的丈夫张某某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擅自与被申请人通过《协议书》的形式剥夺宪法赋予申请人的诉讼权利，显然是一种无效行为，它直接损害了申请人的法定诉讼利益。
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基本公平。二审法院以所谓“表见代理”为由将申请人丈夫张某某与被申请人签署的《协议书》强行认定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要求申请人放弃诉权，显然是对夫妻平等关系的错误理解与对表见代理权的滥用。根据《^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申请某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此致某某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二o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八
（[2014]高检民发第4号2014年8月14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
为统一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案件的受理条件和抗诉标准，保证办案质量，现提出以下意见，请你们在办理提请我院抗诉的案件时参照执行。
一、对下列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应不予受理：
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案件；
2.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
3.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申诉案件；
4.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和眉头关系的案件；
6.申诉人对人民检察院所作的终止审查和不抗诉决定不服，再次提出申诉的案件。二、对下列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不宜提请抗诉：
1.申诉人在诉讼中未尽举证责任导致败诉的案件；
2.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的案件；
3.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案件；
5.原审人民法院虽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正确裁判的案件；
6.对原裁判中属于人民法院自由裁量的内容提出申诉的案件；
7.涉案标的额及社会影响不大的案件；
8.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案件。
三、省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与审判卷宗或其复印件、检察卷宗一并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
《提请抗诉报告书》应当载明：案件来源、当事人基本情况、基本案情、诉讼过程、当事人申诉理由、提请抗诉理由及法律根据。
提请抗诉的检察卷宗不分正副卷，卷内的材料，按照下列顺序排列：
2.申诉书；
3.原审判决、裁定书；
4.证据材料；
5.受理案件登记审查表；
6.立案审批表；
7.立案决定书；
8.立案通知书；
9.听取当事人陈述笔录；
10.转办函、交办函、催办函或者移送案卷函；
11.调(借)阅案卷函；
12.补充调查通知书；
13.调查笔录；
14.传票；
15.阅卷笔录；
16.审查终结报告；
17.讨论案件记录；
18.送达回证。
本意见仅供当前省级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提请抗诉案件时参考。各地在指导下级院工作时，应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相应的分类指导意见。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日期：2014年08月14日实施日期：2014年08月14日(中央法规)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十九
申请人不服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6月2日作出的（2015）邵中刑监字第4号驳回申请通知书，现依刑诉法242条之规定，向省高法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撤销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邵中刑监字第4号驳回申请通知书。
2、对结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事实和理由：
一、驳回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明知证据明显存在矛盾且真实性存在问题仍向法庭提交”。属证据不确定、不充分。
申请人受命办理公诉岳齐兵杀人案时依法调取两份材料，一份是公安机关抓捕岳齐兵的经过，由公安承办人书写，另一份是申请人依法向证人鲁赛芳调查取证在调查取证过程中，申请人本这客观公正的立场，没有对证人作任何的诱导和暗示，无论是对岳齐兵有利或不利的陈述，申请人都实事求是的记录，调查取证后，按照法律程序将调查笔录给证人阅读，并经其签字认可，当时调查取证的地点在邵阳市检察院公诉科办公室，并有同科室的同事李辉在场，这两份证据的证明点，是鲁赛芳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岳齐兵躲逃后的躲藏地点，公安人员根据鲁赛芳提供岳齐兵躲藏的具体地点，将其抓获。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可能判处极刑的案子，作为公诉人有责任把案子的具体情况调查核实清楚，这是法律赋予申诉人的义务，最后这些证据是否被采信被认定是属于审判机关的事。
2、证人鲁赛芳给岳齐兵打电话的证言，是不确实，不充分，不能采信的。其理由是鲁赛芳打电话的时间没有查证，电话内容无法查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是一孤证，且存在矛盾，二、岳齐兵多次交代没有提起鲁赛芳给他打国电话，鲁赛芳的证言不能视为“自动投案情形”、因此申请人在岳案的审查报告、起诉书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在亲友协助下，公安人员将岳抓捕，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见审查报告、起诉书、法庭笔录）。故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明知证据”明显存在矛盾且真实性存在问题仍向法庭提交，实属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二、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没有适当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致使没有投案自首情形的被告人岳齐兵得到从轻处罚。实属认定事实有错误。
1、作为岳齐兵一案的公诉人，对岳齐兵案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伤害罪，引用《刑法》第232条，第263条，第234条，岳被公安人员抓获，不构成投案自首，请法庭依法惩处。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庭审理却认定岳齐兵犯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引用《刑法》第234条，第263条有投案自首情节，判处岳齐兵无期徒刑，是法庭审判人员改变了起诉书的定性和事实情节。（见起诉书、判决书）。
2、在该案的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着申诉人做为公诉人的答辩意见是：“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从后果看，应定故意杀人，关于岳齐兵是否投案自首问题，从其未婚妻的谈话笔录看中能说是在其亲友协助下，将其抓获，而投案自首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所以申请人意见只能客观、公正的认定为在亲友的协助下，公安将岳齐兵抓获，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并且始终坚持岳齐兵杀人、抢劫、伤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法庭依法严惩。”这份庭审笔录，客观、公正地反映了申请人作为公诉人在岳齐兵一案中所代表的立场。（见庭审笔录）。
3、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岳齐兵一按的再审和省高法的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情节，通用的法律和公诉，机关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情节和通用的法律是完全一致的。
三、“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构成徇私枉法罪，属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徇私枉法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有罪的人儿故意包庇，使他不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出枉法裁判的行为，而申请人作为岳齐兵一案的公诉人，依法对岳齐兵进行了追诉而法院也对岳齐兵做出了有罪判决，故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徇私和枉法罪的构成要件，而“驳回申请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构成徇私枉法罪，原适用法律错误。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德权2015年6月18日。
附：起诉岳齐兵一案材料一册。
检察院再审抗诉申请书（专业20篇）篇二十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是的，没错！再看《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发现有本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细心的小伙伴已经明白了，其实问题是有一些小陷阱的。裁定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程序事项进行处理后使用的文书，不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因此，没有既判力，一般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例外是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由于其效果涉及当事人的基本诉权，故有必要特别保护。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v^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本文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四百一十四条将人民检察院可以抗诉的裁定限定为的裁定。可见，裁定原则上是不应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的裁定的主要功能是终结审査程序，对当事人的实体民事权利不产生既判力和执行力，并无特殊保护的必要，故不能适用再审程序，人民检察院也就没有对其提出抗诉的空间。
如果原生效裁判确实存在应当再审的情形，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对提起监察建议或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