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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一
摘要：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摘要]近年来，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美国政府采取了削减预算赤字等措施来缓解国债剧增的压力。积重难返的美债问题给中国等债权国的资产安全带来隐忧;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同样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由于中美债务关系的非对称性，美国的行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美债问题还间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还将长期持续，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事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美国国债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瞩目。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资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同时美债问题对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议题产生了广泛的重要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产生及其严峻性。
1.美债问题的产生。
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内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常年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造成国债规模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低利率政策下美国过度的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助推着经济增长。此间选举政治导致福利支出有增无减、布什政府大幅减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战费高昂，加之次贷危机后政府急救规模浩大等因素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据美国白宫办公室统计，联邦政府财年尚有128亿美元财政盈余，次年即出现约158亿美元赤字，到财年赤字已达1413亿美元，其后略微下降为财年的约1230亿美元。[1]贸易赤字的长期化加剧了美债困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经济结构的制约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状况难以扭转，外资注入又助长借钱消费的膨胀。
据美国财政部公债局统计，美国国债约为5.8万亿美元，截止3月6日总额已累积至约15.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持有4.7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10.76万亿美元。[2]另据经合组织统计，相比，美国的gdp增加了约30%，同期美国国债总额却增加了118%。[3]一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状况，否则将导致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本息。虽然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较高的政府开支和较低的税收政策，通常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这一政策也导致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上升，进而制约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突发挑战的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财政危机。
2.美国政府减赤政策及其效果。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通过提升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上调国债上限、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遏制国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即使大力压缩军费开支恐怕也仍然不够。虽然美国政府力图通过削减自主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缓解、改善国债状况，但法定支出特别是医保支出的增加无法遏制。由于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未来数年符合医保条件的老年人数量会激增。国会预算局在20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医保支出占gdp不足5%，预计到2050年前后，这一开支将占gdp的12%左右。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医保支出的增速将继续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7](p82)如果不对医保政策采取结构性改革，降低支出的增速，将无法彻底解决美国面临的债务困局。所以，美国政府减赤计划的实际效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3.美债问题的严峻性。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美国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钞消费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铸币税特权;还可通过发行美元的方式偿债、付息或直接“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美国可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并转嫁危机代价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直接导致美债价值“缩水”。此外，2011年8月2日前夕美国国会两党的国债上限之争及其后标普公司调降美国主权信誉评级的举动，加剧了全球主要债权国和投资者对美债信用状况的担忧。
随着近年来美元逐渐贬值，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所持美元资产的收益状况和总体价值已接连遭受损失。据测算，中国在—年间持有美国国债的利息名义收入约为1563亿美元，但考虑美国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利息收入只为名义收入的一半左右。[8]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止年5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这一比例约占外国持有者份额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或美债出现信用危机，则中国国家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二
[摘要]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梦”的阐述，在中华大地引发强烈共鸣，而作为“中国梦”的直接参与者——当代大学生来说，则非常有必要对“中国梦”的内涵和深远意义做深入的了解，只有发于心，才能付诸实践。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如何将“中国梦”植入当代大学生内心的方式、方法进行研究。
[关键词]大学生中国梦思想道德方法。
梦想，即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有梦想才会有希望，有希望才会去努力，有努力才可能会实现。要让“中国梦”成为现实，“做”是最重要的，而在做之前首先要了解、要认知，要从内心发出力量。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直接参与者，一个学生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几代人，他们可以左右梦想实现的进程，所以必须让当代大学生深刻了解“中国梦”，让他们从当下发奋，让他们为实现“中国梦”去努力。而如何将“中国梦”植入到他们的内心，融入到他们的大学生活中，是本文主要探究的问题。
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现状。
(一)思想矛盾。
当代大学生在思想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关注国家时事和社会热点，对爱国行为能够产生共鸣，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较之过去有所增强；另一方面，他们对具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并不用心，甚至排斥它，大多数的学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少有人去用心研究这些理论存在的必要价值。举个例子，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都会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也都会按时上交思想汇报，毕业班最后会有将近18%的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不是很充分，他们的入党动机多样化、现实化。有调查显示：只有32.7%的学生是出于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而为了仕途发展和找工作的人却占到了62%和64.3%，还有5%左右的同学认为入党事不关己，同时，还有一些大学生的国家自豪感淡漠，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淡漠的表现。
(二)道德认知。
当代大学生道德认知与其行为基本不能达成一致。有调查显示：64%的学生赞同“人的价值体现为对社会的贡献”，51%的学生认为“高尚的人格体现了人的价值”，71%的学生认为“职业道德应高于个人利益”，90%的学生认为“应提倡节俭”，92%的学生表示“不会沉迷于网络游戏”。可见，当代大学生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高度认可，大学生对基本行为规范自我评价性也较强。例如在上学期期末的一次调查问卷的总结中：评价自己社会责任感强的为91%，学生自我评价诚信度好的和较好的占83%，这说明大学生在道德认知上认为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讲诚信。然而，从现实中大学生的日常行为所暴露的问题，足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存在疏离，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中纠结。
(三)功利主义。
由于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改变，从单纯的求学生活转变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功利生活。从前的学生争当学生干部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增长才干，同时还能为同学们服务，可现在有为数不少的同学是为了期末的加分，为了求职自荐书上漂亮的头衔而争当干部，甚至有的学生干部拉选票、搞小帮派，社会上的不良风气都蔓延到了大学校园内。这些功利主义慢慢腐蚀着大学生的思想，让他们错认为金钱可以代替努力，关系可以代替进取，让他们忘记了对求学的初衷，忘记了父母殷切的期望，忘记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本分。曾经有一名学生，她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困难学生，可在大三的评选中没选上，她居然满腹委屈地找到我要求重新选举，我问她理由，她说她认为班级同学不公平，不了解她的情况，我问她：那前两年是谁选的你？她无语了。人要懂得感恩，懂得知足，尤其是经济困难的学生，国家给你资助，帮助你完成学业，如果被功利蒙蔽了心灵，那就会迷失在功利场里找不到出口，何谈实现“中国梦”。
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方式。
(一)自我认知。
被动地接受永远没有主动地学习效果好。当“中国梦”被大众热议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校园内有相当多的学生并不知道何为“中国梦”，他们甚至从未听说过：还有的同学只是在网页的标题处看到过“中国梦”这三个字，但对于具体内容一点也不清楚；只有凤毛麟角的部分同学关注过习关于“中国梦”的阐述，而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考公务员才关注的政治时事。多么可怜的事实啊，如此美丽的“中国梦”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居然是漠不关心的。也许他们也有自己的美好梦想，就比如考试不挂科，能考上研究生，能找到好工作，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等等。可俗话说的好：有国才有家，我们自己的小幸福是建立在国家大的幸福之上的，我们自己的梦想同样是建立在中国梦想的基础之上的。曾几何时，战火纷飞的中国，民不聊生，何来幸福？曾经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眼至今仍历历在目，试问那样的年代里何来幸福？国家强大，她的子民才会被尊重；国家富裕，她的子民才能舒服的生活。“中国梦”这是强国之梦，富民之梦，美丽之梦，只有深深地植入心里，才能甘愿为之付出努力，才能付诸于实践之中。
当代大学生，他们有着与时俱进的思维模式，更有快捷的网络信息供他们了解世界，而且他们的年龄已经完全具备自我认知的能力。因此，让他们用自己熟悉并能接受的方法去了解“中国梦”，比如网络、书籍、熄灯之后同学间的聊天。如果由老师出面单纯以说教的方式强迫他们去学习，不容易产生共鸣，反而会因为他们内心的叛逆而起反作用，就像学思政课一样，只应付皮毛，而不知其内里，只有入了心，才能有行动，才能去改变。
(二)师长辅助。
作为师长，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给予提点，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督促他们自觉地了解中国的政治时事，增加他们的自信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首要问题，教育者本身就是道德行为的示范者，教育者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信任程度，高校教师更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要用自身的高尚道德素质和人格魅力引导大学生。
其次，我们应采取多样化的措施来帮助大学生增长对“中国梦”的认知，充分利用第二课堂活动让他们了解“中国梦”不仅是国家之梦、民族之梦，同时也是百姓之梦、个人之梦。同志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因此，只有把国家理想与个人梦想相互衔接起来，中国的发展才能迸发巨大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三)网络宣传。
网络宣传是最容易被学生们接受的方式，虽然网络对大学生思想道德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可以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出力。大学生群体使用网络较多，我们要善于利用网络资源为教育服务，一方面积极利用网络覆盖信息广、传播信息快的特点，加强在网络上宣传积极、先进的知识和思想，鼓励和组织学生们在网络上自行查找关于“中国梦”的内容，让他们自发地去学习“中国梦”的知识，引发对“中国梦”的思考；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信息管理力度，利用技术手段，对网上低俗信息进行过滤，净化网络环境。总之，要主动占领网络阵地，加强网络宣传力度，让网络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鼓励学生们通过写微博的方式自由发表自己对“中国梦”的理解，在回帖与转发过程中把“中国梦”植入到内心。
三、结语。
“中国梦”是全中国人民的梦，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梦。作为当代大学生，他们是“中国梦”实现的直接参与者，只有把“中国梦”植入他们的内心，只有让每个人引起共鸣，这个梦才会实现。教育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枯燥的，只有找到适合的方法，才能打开心灵上禁锢的门锁，才能支配行动。只有这样，中国的未来才更有希望，中国的梦想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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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三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同志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同志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四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生产社会化进程得以提升，使得经济发展突破国家地缘的范畴，逐步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经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对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产生了或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认为既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事实，任何国家只能适应这一趋势，而不可以回避这一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应过多地讨论是利大于弊还弊大于利，而应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质，探讨积极的对策，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正如吴易风老先生在一个研讨会上所讲，经济全球化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主要取决于我们对本国融入全球化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有没有趋利避害的切实措施。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重要手段的国内分工必然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形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发展又促使各国、各地区发生日益广泛的经济联系，使得跨国进行商品流通成为普遍现象。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则是指一国放弃比较成本较大的产品生产，而专门从事比较成本较小的.产品生产。比较成本学说有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因为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有别，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成本高低不一，各国为了扬长避短，增进本国和世界国民福利，都要尽力按比较成本原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使用本国相对密集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然后互通有无。过去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商品跨国界交换，即国际贸易。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当今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企业跨越国界组织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成为现实可能，促使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其实质是各国追求国际生产的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追求国际分工和比较利益的最佳效果，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而作为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则是跨国公司。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也有力地说明了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信息、营销战略等垄断优势，再加上其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选择最佳投资地点，使公司生产和销售活动建立在全球战略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使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得跨国兼并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大浪潮。于是一个自然的结论便是：真正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竞争，应当采取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进行跨国经营。从经济全球化来说，一个国家没有企业的跨国经营，便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对策之一便是企业的跨国经营。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与问题。
[1][2][3][4]。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五
“习特会”指引中美关系未来“一带一路”合作可期。
适用话题：一带一路、社会时事、安全关系、中美关系、人文关系。
“习特会”有何重大意义。
此次“习特会”是美国新政府就任以来的首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也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两国元首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找准定位，而且能够向世界传递出积极信号。
习近平与特朗普此前曾两次通话，就中美各自核心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半个月前访华期间，也明确表示美方愿与中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关系……系列互动使得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再次得到了确认，也为此次“习特会”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在此基础上，双方领导人保持密切接触，通过坦率的对话和沟通，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管控分歧有莫大好处。有学者指出，两国元首的会晤对中美关系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表示，此次会晤最大的意义在于，习近平与特朗普对新时期两国关系大方向和战略原则进行“顶层设计”，为两个大国在国家利益方面找到融汇之处，为双边关系确立明确航线。
此外，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在特朗普的私人庄园举行，双方领导人可以在更加放松的状态中深入了解彼此，有助于解决复杂的外交问题。美国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也表示，这次会晤将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建立私人关系提供一个机会。
“习特会”将谈哪些话题。
除了此次会谈的重要意义，外界更加关心“海湖庄园会”会触及哪些话题，谈出什么样的成果，并对国际局势产生何种实际影响。
可以预见，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关系将是“习特会”的重点话题之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肯尼思·加斯特曾表示，特朗普对于“贸易不平衡问题”十分关切，他会与习近平以“坦率”而“有效”的方式进行对话，探讨处理公平竞争、贸易壁垒、市场准入等问题。
实践证明，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市场选择已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3月31日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能够妥善处理好经贸摩擦，不断做大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这一表态已清晰表达了中方对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立场和决心。
中美曾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框架下密切协调，中国为斡旋朝美接触、推进六方会谈倾注过全力，也为制定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做出了贡献。而随着朝核问题形势的变化，中美需要重新界定彼此角色。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中方愿做一名“扳道工”，把半岛核问题扳回到谈判解决的轨道。
此外，中美关系的内容还包括安全关系、人文交流等。在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两国在反恐、气候变化等领域也有十分广阔的合作空间。有学者指出，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合作对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意义。
总之，作为元首级别的会谈对于创造对话机会、建立合作框架十分重要，具有其他层面的交往不能取代的地位。而对于具体的问题，将会由两国相关职能部门、既有渠道和机制发挥各自的作用。
“一带一路”，中美合作可期。
“一带一路”是当前世界热议的话题，很大的可能性将会被此次会谈提及。“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且并不局限于沿线国家。版权属于中国，收益为各国共享。毫无疑问，美国企业也可参与到“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并从中受益。
不可否认，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仍然抱有疑虑，担心中国这一倡议提出的背后会有更多的目的。但实际上，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惠及多国，而且是包容性的多边合作，已经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支持，美国也应该正视这一事实。
特朗普在上台后的百日施政计划中提出美国能源与基建法案，利用税收减免来鼓励公私合营与吸引私有资金的投资，并在未来十年内对基础设施项目投入一万亿美元资金，项目预期将达到收支平衡。在这方面，中国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预计，美国对“一带一路”持开放态度。特朗普不一定会对“一带一路”表态，但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参与“一带一路”。
在国际社会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两国唯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艰。
正如习近平主席曾说过的，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六
摘要：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由于大学生主体的政治观处于成长期的不稳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极端倾向，而当前形势政策教育有其自身的突出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形势政策教育的重大现实意义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忽视。因此，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主要从四方面论述了对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教育，大学生，加强，必要性，重要性。
感慨之余，我们不禁反思自身。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急迫地为自己充电，以追上时代的快船，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当代的大学生们更不愿脱离火热的社会生活而封闭在温凉的校园里，不愿逃避时代的烈阳暴雨而紧缩在安静的学校里。他们需要了解社会，了解时代，了解世界，需要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他们时刻关注着形势政策的变化，他们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关联。五十年弹指一挥间，祖国发生沧桑巨变，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作为信息时代的主导，他们肩负着前所未有的责任，他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着，他们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着。没有硝烟，没有战场，但不会没有牺牲，不会没有输赢。青年一代的大学生肩负着创造未来的历史重担，只有关心国际国内的形势，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的素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长为支撑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强林的顶梁柱，成长为敢为天下先、勇于盛世弄潮的骄子。
形势政策教育是对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的性质分析和理论阐述，帮助人们了解国内外时事形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以搞好形势政策教育是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加强对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则是这种舆论引导的题中之义和极其关键的一环。
一、从大学生的思想特点看加强其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决定了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势在必行。关心政治是当代大学生思想的主流。但大学生主体的政治观尚处于不稳定的阶段。在参与意识增强的同时，容易出现两种倾向，即偏激化倾向和淡漠化倾向。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强烈要求祖国富强，将自己的命运、前途和时代、社会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真心实意地希望祖国稳定，但往往急于求成，容易产生偏激情绪；另一方面富有创造和革新精神，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接受信息和新事物快，但思想较敏感，缺乏社会经验，是非观念及鉴别能力差，也容易导致偏激情绪的出现。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由于大学生生活的圈子相对安静、相对简单，也使得他们很有可能萌发一种等待呵护、等待关注的心态，从而导致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不去主动关心政治，不去主动关心形势，不去主动接受形势政策教育，产生一种淡漠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是政治观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只有加强形势政策教育，才能让他们认识到，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取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靠自身的奋斗，靠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努力，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决非一蹴而就。必须使大学生的政治观建立在客观、现实、理性的层面上，有机地构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内容，进而确立形势政策教育在大学生政治观中的重要地位。形势政策教育正是要向大学生讲述国家面临的形势和党与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新时期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二、从形势政策教育的特点看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任何事物既具有共性，也有其个性。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法律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形势政策教育作为其中一种，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有共性的一面，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1、内容推陈出新。
国内外形势瞬息变幻，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风云起伏，新的政策相继出台，使得形势政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时常更新，与时俱进，与史俱进，与事俱进，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时代性，并带有一定的及时性。
2、密切联系实际。
形势政策教育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外大事，讨论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无疑必须紧扣实际，重要的是还必须密切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联系的时事与政策是具体的，但教育的着力点是通过具体事件和时事的分析，掌握正确的分析形势、理解政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这种具体的量的积累使大学生达到抽象的质的变化，从而使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突发的、复杂的、重大的形势都能坚定正确的立场，支持正确的政策方针。
3、稳定性与变动性。
无论是国内外形势，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它们既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具有不断变化的一面。不变的是其性质、根本目的和规律性，变的是具体的操作方式、手段和内容。形势政策教育必须反映和体现出其内容的这种双重特点，即：既要具有一定的计划性、系统性，又要具有鲜活的时代性、紧扣时代的脉搏，体现出其敏感性和灵活性。
形势政策教育的这些特点，既暗含了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也对现阶段形势政策教育提出了方法论要求，尤其是对人格塑造正在进行中的大学生来讲，更加突显其紧迫性。一旦我们忽视了这些特点及其内敛的方法论要求，就会导致大学生与时政脱钩，扼杀青年大学生的热情和信心，甚至会导致根本性的方向错误，其后果不能也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忽视。
三、从当前形势政策教育存在的问题看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形势政策教育是一个鲜活的东西，既需要“鲜活”的人来操作，又需要“鲜活”的思想来指导，还需要“鲜活”的方法来保障。然而，当前的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尚存在许多不“鲜活”的地方，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研究存在滞后性。这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没有按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内在规律对其实施过程作一个远景规划和预测；另一方面是对突发时事的反应不够快速、敏捷和准确，从而导致大学生在新形势下并未得到应有的教育，而在“形势”已成“旧势”时又被迫接受不再“鲜活”的教导。
二是对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前沿问题的把握和突破不够。这个问题的产生与上一个问题的产生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不怕大学生了解真相，应该对前沿问题进行大胆地剖析，公正地摆明，客观地对待，鼓励大学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然后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来规范，让青年大学生自己做出我们期待的正确的选择，应该对大学生的是非感、国家感、民族感给予一定的信任。
三是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有一部分教育者惯用的形势政策教育方式就是大学生们联合起来，像“布道”一样进行填鸭式的说教，教育者唾沫横飞，而被教育者则仿佛被托入思想的空中楼阁，其效果可想而知。
四是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方式、方法有待提高。
形势在发展，政策在变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大学生也随时代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成长特点。旧的方式、方法已经与之脱节，明显滞后，亟需改进和提高，建立更为科学的一套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方法体系。
四、从对现实的意义看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性。
重视形势、政策的宣传教育，是我党的优良传统。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有专门工作小组在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大学生中间宣传党的政策并领导学生运动，12月9日，北平(北京)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它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1988年胡启立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青年一代尤其是大学生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始终保持旺盛的爱国主义热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功立业。青年一代要把改革作为自己的事业，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为深化、加快改革出力献策，要把自己同时事联系起来，把自己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1998年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向青年学生提出“四个统一”，即“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理论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社会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新人观的思想。一代代领导人的丰功伟绩，见证了形势政策教育对现实具有重大意义。
立足于知识经济的今天，当代社会正面临两大层次的转型：一是中国正经历着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转变的特征之一是由封闭到开放，反映在学生思想上便是由单纯、守旧转为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二是当代青年学生正经历着能力转型，即随着素质教育逐渐深入人心，大学生从追求书面考核的高分数转向提高综合能力。当今的形势昭示人们，历史的车轮已跨入新的世纪，其特征是呈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形势变化很快，每天都有重要事情发生，身处改革开放浪潮的青年学生，要跟上形势，就必须认清形势，研究形势，因而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渐凸显。
首先，有利于面向现代化，展望祖国美好前景；坚定信念，提高政治鉴别力。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教育学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正确分析当今国内外时事现状和发展态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渗透在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具体政策的理解之中。明确历史责任，紧跟时代步伐，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
其次，有利于面向世界，洞察发展态势；开扩视野，明确奋斗目标。当今世界是一个高速发展道路充满竞争的世界，纵览世界格局发展趋势和国际风云变幻，认识我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了解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把握我国的国情民意，从而明确自己的成才方向与奋斗目标。
再次，有利于面向未来，强化新世纪意识；审时度势，适应世界潮流。二十一世纪，信息作为支柱产业空前发展。新世纪的青年学生肩负着时代重任和历史重任，要在二十一世纪有所作为，就须对稍纵即逝的信息识得准，抓得住，为我所用。因此，需要走向社会，认识国情，了解世界，洞察未来，端正成才起飞的航向。
充分认识到了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鼓舞爱国热情，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机激励爱国斗志。同时让大学生掌握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培养他们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学会判断形势变化带来的利弊得失，善于捕捉因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事态中，能够当机立断，随机应变，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断提高分析问题的决策和应变能力。
处在纷繁变幻的信息时代，担当未来社会的开拓者，当代大学生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春意盎然的花季正是他们茁壮成长的契机，微风拂面的温暖，为片片绿叶带来了勃勃生机。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生是时代的主导，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样一批思想睿智、精力充沛的群体。因为他们的存在，单调的社会多了几分绚丽；因为他们的勤恳，平淡的社会添了更多繁华；因为他们的激情，东方巨龙再次腾飞，盘旋世界的上空。这个春天已经来临，让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风吹生这象牙塔里的新叶！
参考文献：
[1]王桂霞李培苍：《浅论形势政策教育》，选自《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7]李金池：《思想政治工作文集》，法律出版社，1991年5月版。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七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下）。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
[1][2][3][4]。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八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是我国就业问题中带有战略性的核心问题。然而大学生“毕业就失业”，早已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当前我国一系列就业问题中一道特殊的难题。其实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就业素质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高校希望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同样,企业也希望吸纳高素质人才。本调研通过研究大学生就业素质,并对其调查,了解大学生应具备何种素质来应对就业和企业又看重大学生的哪些素质,从而为大学生和企业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不难发现,大学生的就业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校的高度重视。如何正确分析其原因，拿出科学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大家共同思考以及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未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基本趋势。
1、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多，将继续呈刚性增长的趋势。多年来，各地大学采取了扩招的措施，这使得在一个时期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猛增，并将继续呈增长态势。在80年代初，每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仅为几万人;90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为31.2万人;xx年，这个数字将变为八、九百万人。未来几年，虽然增幅会趋缓，但大学生毕业数量仍处于上升通道。
2、大学毕业后工作难找，面临“毕业就将失业”的问题。据数据记载，截止到xx年5月底，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是：49.81%已签约和已有意向;27.25%没有找到工作;15.02%不想马上就业。即目前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比例大体在50%左右。今后，以我们高邮为例，需要的人才将偏向高学历、高技能、有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
3、就业理念亟待转变，未来社会需求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人才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未来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实际上并不是减少，而是更加需要，关键是要转变就业观念，实现多渠道、分层次、全方位的就业。我们现在还只是大学在校生，求职、就业对我们来说，迟早将会面临。在3年后，我们该何去何从，未来的路在哪里?这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和作出回答的。我想，在增加自身含金量的同时，今后要进一步转变就业观念，要有一颗平常心。
二、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1、大学毕业生与社会所需人员产生“脱轨”现象。当前，市场需要的大多是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而大学校园培养的大学生刚毕业，基本没有工作经验，毕业生不符合企业的这种需要。
2、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的期望值往往过高。在大学毕业后，一般来说，大学生对自己的期望值较高，认为自己上了大学、有了文凭，就应该有个体面的工作。其实这种想法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些毕业生不愿参加或从事比较普通的工作，一心想要找到高薪的工作。但是高薪工作往往要求很高，暂时还没有那个能力。
3、一些学校的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尚不够到位。学校对学生进行的就业指导、学生挫折教育以及技能培训等，都还未达到相应的要求。
4、其他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因素。一是专业问题。有的专业设置不合理，或热门过热，如目前法学毕业生六成难就业;二是能力问题。社会单位最看重学生的实际能力、适应能力，市场需要的又是新型复合型人才，而现实却无法提供这类人才，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三是区域问题。东部地区就业好于西部。
三、企业对大学生的要求。
面对现在的社会,面对大学生越来越普遍的现象,面对下岗工人的事实。企业对我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特别的挑剔。优中选优，而相对的那些不为所知的个人素质也进入了选择之列。
1、部分企业最看重毕业生扎实的专业知识。
从下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企业最需要大学生所具有的能力是扎实的专业知识，其次是外语水平、组织协调能力，分别占35.56%和34.66%，由此可见，在大学校园里，最主要的还是学习这一块，这也同时解决了大学生到底应以学习为主还是以工作为主的困惑。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也日趋细致，所有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一直是呈上升的趋势。在招聘中企业也越发的重视员工的专业技能，因而在缺乏一个统一的客观的专业技能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企业选择了首先了解毕业生的专业知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这样的趋势：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也在日益向“专业化复合型”转变，在要求员工具有出色的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求员工具备较高的心理素质、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等。
2、大多企业认为大学生综合能力最重要。
大多数企业很是看重应聘者的社会实践能力，相对于成绩与学历，社会应该更看重员工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也会是当今学生注重培养的能力。
3、企业对毕业生的思想道德的要求比较高。
现阶段企业对毕业生的思想道德的要求是比较高的(61.90%的企业将思想道德列为对毕业生的特别要求)，这主要是由于企业为了应对目前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缺乏诚信的表现以及逃避人力资源风险而采用的措施。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企业的用人标准也日趋务实，在招聘中学历、学校名气等因素所占比重都日趋合理，企业的评价标准更加合理。
但是，还存在不少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因素，比如，家庭背景、性别等，企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免造成就业歧视，影响企业形象。
4、超七成学生不明企业的人才要求。
在被问及“你是否尝试了解目标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时，有20%的学生认为“没有，感觉没必要”，50.8%的学生表示“尝试过，但仍然一知半解”。显然，超过70%的学生并不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尽管在当今社会，人们一直强调就业的双向选择，但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市场决定了大学生相对企业处于弱势的局面，企业的择才标准往往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参考标准。在此情势下，学生需要科学地对市场做分析，需要关注那些未来希望从事的行业、职位的信息，甚至对目标企业的运行状况、企业文化也要知根知底，这样才有助于找准自己的职业发展机会。一个合格的商人起码要知道顾客要的是什么，然后来判断自己能否提供。如果连目标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定位都不清楚，对企业性质、企业文化等信息的了解程度更加少得可怜，求职自然会四处碰壁。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九
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英的口头语。精英们提出，技术创新和市场自由化带来的跨境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流动激增大大提高了全球国家的关联程度，以致于任何国家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设立全球机构，制定全球规则和全球协议。
这样的说法今天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质疑它就像对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提出质疑。但适用于气候变化或流行疾病等真正全球问题的规律并不一定适用于多数经济问题。与我们经常听到的不同，世界经济并不属于全球公域。在经济问题上，全球治理所能带来的好处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损失。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是因为地球仅有单一的气候体系。在哪里排放温室气体都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国家限制碳排放对国内的好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恰恰相反，明智的经济政策―包括开放―首先是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承担经济政策不善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如此。单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内情况而非国际局势。如果经济开放受民众欢迎，主要因为上述政策符合国家自身利益使然―而不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外界。能为全球经济稳定添砖加瓦的开放和其他明智政策并不取决于全球精神，而是取决于自身利益。
有时，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才能成就国内经济优势。这就是所谓以邻为壑政策的案例。石油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资源供应商为哄抬价格而限制国际市场资源供应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国的收益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
“最佳关税”背后也存在类似的机制，即大国通过限制进口达到操纵贸易条件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限制或禁止运用上述政策的全球规则理由显然非常充分。
但困扰决策者的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和金融问题并不属于此类。这方面的例子有欧洲农业补贴、对转基因生物禁令、美国滥用反倾销规则或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险自担”政策。由此产生的经济代价主要由国内民众承担，即使此类政策可能同时对别国民众产生不利的影响。
举例来说，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农业补贴十分低效，高价格高税收或二者兼备导致欧洲农民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部署不是为了从其他国家那里占取好处，而是因为分配、管理或与公共健康相关的其他矛盾的国内目标主宰了整个经济动机。
加剧经济周期和造成金融动荡的糟糕的银行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超越一国边界的经济溢出效应可能无法忽视。但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未能尽职尽责地完成监管工作，原因并不是因为别国经济受损而美国经济受益―美国本身就是受害最重的经济体之一。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失策或许是发达民主国家政府未能解决不平等日益扩大的问题。其根源同样来源于国内政治―具体而言，是金融和商业精英控制决策过程以及他们胡编乱造的有关再分配政策的限制。
可以肯定，全球避税天堂就是以邻为壑政策的例子。但只要他们愿意，美国和欧盟等大国原本有能力采取更多限制避税―和竞相减免企业税的措施。
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全球合作的缺失并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因此不能通过国际机构制定规则来加以解决，更何况破坏国内政策的那些既得利益能够轻易影响所谓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往往只是保护既得利益全球计划的代名词，也正因如此，它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协调国内经济政策。
因此，关于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专注于改善民主制度的国内运作问题，而不预判政策将产生何种对外影响。这是一种侧重于强化民主国家而非全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
我认为，应当制定旨在提高国内决策质量的全球规则和程序要求。与透明度、广泛代表性、问责制和在国内诉讼中使用科学或经济证据等相关的那些全球纪律，只要不限制最终结果的，都是上述规定的实例。
全球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纪律。比方说，世贸组织的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议(sps协议)明确要求在进口商品涉及健康问题时须出示科学的证据。这种类型的程序性规则可以很大程度上更好地扩大应用，以改进国内的决策程序。
此外我们还可以要求受进口关税不利影响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国内诉讼来改进反倾销规则。我们可以借助包含静态和动态效率的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来改进补贴规则。
只有通过改进民主决策进程，才能解决那些由于国内审议失败所带来的问题。全球治理在此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起作用的前提是它促进国内决策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否则，全球治理目标会体现出一种对技术官僚方案的渴望，而这样的方案只会践踏并削弱公众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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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十
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重要阵地，是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丰富“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方法，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以党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高校培养目标为依据，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的草本任务是通过适时地进行形势政策、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草本知识的教育，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及时了解和正确对待国内外重大时事，使大学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有较强的分析和适应能力。
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对于学生深入理解和把握基本理沦，对于掌握形势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形势是变化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形势的发展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如当代世界格局、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国内改革开放的总趋势等，在一段时间乃至更长时期都是相对稳定的，把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中相对稳定、具有一定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内容进行归纳，可以构成基本形势的框架。
热点问题是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有时形势（尤其是国际形势）受偶然性囚素影明而发生突然性的较大变化，由这种变化引发的、产生一定程度影响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热点问题这一部分内容业然也遵循形势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和总的变化规律，但由于时问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及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因而在一段时期内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很多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例如神舟六号飞天成功。这都是值得我们高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取得积极进展。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如旱灾害，森林退化，空气污染，党的十六大五中全会提出，“十一五”时期必须统一规划，实施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想要取得大的发展就要了解国际局势，当前国际处在深度复杂的变化之中，总来说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我国又是wto的成员国，给我国经济发展和我们大学生就业提供了难得机会，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大学生要抓住机会。但是我国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如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在的孩子还没有上学念书，有的人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有的人均收入还不过百元，还没有摆脱贫困，这就需要我们大学生努力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要不断努力创新，实现现代化建设。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形势，但这并不表明我国大学生绝对过剩，数据统计说明，美国和日本接受高等教育和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比重为25%和23%，而我国仅为5%，显然我国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大学生就业困难其实原因有二。
其一我国高校毕业生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新提供的比较理想的岗位的增速，从而导致大学生就业竞争加剧，获取同样岗位难度与过去相比明显增大，例如有个高校辅导员岗位竟然有1000多个大学生去竞争。
第二，一些大学生择业时“高不成，低不就”，陷入选择性的怪圈子。所以要从根本改变大学生选择性失业问题，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更好地符合国际形势趋势，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十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对外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是经济大国，资源小国，对海外资源的依赖性和依赖程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加上国际局势动荡，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需要分散原料，燃料的供应，就近取材来满足其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
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仍十分有限，它既无法同美，俄那种政治影响力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相比，也无法与英法相比，因此，它力图在最有前途的亚太地区扩大政治影响，亚太地区既是日本的主要资源供应地，又是日本重要的商品市场。日本企图从政治上“担负起稳定亚太地区的使命”。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日本加强了亚太外交，积极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施加影响。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积极参与，尤其在经济上大大增加对亚太“热点”地区的投资。加强经济合作。
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注入了新活力，中日官方和民间的互访增多，中日经济贸易迅速增长，经济合作的加强。文化的交流等都促进了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显著发展，总体来看，主流是好的，正常的，发展是顺利的，都给双方带来了好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摩擦，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
政治上，主要上是日本如何对待过去的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这是中日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经济上，大多是业务问题：一是两国由于体制的不同，在契约的观念，市场开放程度，交涉权限等方面产生的差异，二是随着歼击机往来的扩大，引起的贸易不平衡。三是在技术合作方面，日本企业严密控制先进技术的出口和转让，采取卖产品不卖设备，卖设备不卖技术的做法，这不能满足中国在技术引进方面的要求。
1.史教科书事件。
日本为了替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开脱罪责，近些年来，频频发生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十二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2]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十三
摘要：“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定义，但都很难全面地反映“南海问题”应有的内涵。只有从“原发性”和“诱发性”两个因素深入分析南海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才能很好地破解“南海问题”，这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南海问题”;“原发性”;“诱发性”
随着南海局势的不断升温，“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南海问题”的成因也已达成某些共识，比如利益说、主权说、地区话语权争夺说等。但是，关于“南海问题”却没有形成一个明白的、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本文力图在厘清“南海问题”的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对“南海问题”深层原因做出分析。
所谓“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周边国家围绕中国南海海域的领土、资源、海域划界、海上航行等方面的利益进行争夺而产生的问题(“原发性”)，以及由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带着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介入这一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诱发性”)，而“南海问题”是这两类问题的“和”。“南海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在现有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南海问题”的第一层面(“原发性”层面)，即围绕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海域划界、资源争夺等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主要从“南海问题”的第二层面进行研究(“诱发性”层面)，即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介入南海战略层面进行研究。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国际关系主要是指大国关系，“南海问题”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大国之间的问题。而笔者认为，“南海问题”不仅关乎大国因素，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南海周边国家因素，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要想真正厘清“南海问题”的成因，就必须全面的把握“南海问题”，分别从“南海问题”的两个不同层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索。
“原发性”的“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地理位置、资源情况、周边国家的性质及结构而必然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具有原发的特点，并不是人为的诱导。“诱发性”的“南海问题”是相对于“原发性”而言的，它不是原发的，是部分国家为其某种目的，而对“原发性”的问题进行诱导性的安排，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从这两个层次入手，本文将“南海问题”的成因分为“原发性”成因和“诱发性”成因。
(一)南海问题的“原发性”成因。
“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发性”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于南海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中国。
1.南海周边国家的原因。
南海周边国家导致“南海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逐利，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自私的，也是逐利的。南海“有利可图”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让南海产生“问题”。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多种矿物质。据探测，南海海域储藏油气量230—300亿吨，占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资源总量的1/3，是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其中，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储藏量约200亿吨。据科学家估计，南海海底的可燃冰储量相当于中国石油总量的一半。巨大的物质利益驱使部分国家铤而走险，将国际正义和道义抛在一边，“先下手为强”，纷纷掠夺南海资源，并与外国石油公司勾结，在南海开采石油。近三十年来，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国家与西方二百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合作，钻探油井约1380口，年产石油量达5000万吨，相当于大庆油田最大的年开采量。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领土主权争端，而笔者不这样认为，笔者认为领土主权争端只是南海周边国家为了逐利而采取的手段，因为没有主权就没有资源开采权，没有主权，就没有海域划界权。在侵占中国领土方面，越南在1975年4月解放西贡，并占领原西贡政权侵占的中国南沙6个岛屿，同年5月，越南刊登全国地图，把南沙群岛改名为“长沙群岛”，划入其版图。从1975年至1998年，23年的时间里，越南共侵占我国南沙岛礁29个。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期间，采取军事行动，先后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78年开始，在我国南沙群岛南端的一些岛礁上树立“主权碑”，并把南沙2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新版地图。
2.中国方面的原因。
南海自古以来就中国的，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主权的理由充分、证据确凿。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南海成为列国争夺的焦点呢？分析下来中国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具有传统的大陆性。中国强大的时候，要么闭关锁国，高傲自大，要么是在南海进行宣威，并不想走出南海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殖民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对海洋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的陆地国家。二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起伏。尤其海上力量的起伏也是导致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中日甲午海战过后，中国海上力量开始一蹶不振，其他殖民国家开始纷纷乘隙而入，导致中国南海许多岛礁被他国占领，比如现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就一部分属于越南从西贡政权继承的。而今天中国发展了，变得强大了，肯定不能让这种耻辱继续下去。清华大学阎学通先生对日本将钓鱼岛问题国有化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强盗霸占民宅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害怕房主强大后来追讨房屋，干脆先向房主索要房产证。这一比喻也基本适用于南海问题。如果中国从强大开始就不再衰弱，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同样，如果中国从衰落开始就一直衰落，不再强大，南海各国也不用这么耗费心机，因此，可以说南海问题成因中，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否占有很大的比重。
“南海问题”产生的“诱发性”主要来自于域外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和印度。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战略围堵，另一个方面是逐利。
1.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成因的因素。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战略牵制主要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了保障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不可能将此等殊荣拱手相让，肯定会对中国百般阻挡，四面挖坑，处处埋雷。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南海就是一个绝佳的场所，让南海产生“问题”，就成为美国诡计的诞生地。因此，“南海问题”变得如此这般复杂，可以说很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诱导和牵引。在南海，美国一个方面是发展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将菲律宾打造成南海地区的“雷区”和其围堵中国的前哨阵地，美国预计在菲律宾部署4000～45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帮菲律宾升级更新现代武器系统，于2010年3月，美国赠送6艘配置重机枪的美军舰艇给菲律宾海军，2010年，美国将菲律宾正式纳入其“全球合作伙伴计划”，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和军备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军事互访、武器销售、军事培训、后勤支援等方面的合作。美国在南海逐利主要体现在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上。南海早就被称为“亚洲地中海”，处于菲律宾苏比克湾和越南金兰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海上交通要道，是东亚通往中东、南亚、欧洲、非洲、必经的国际航道。通过南沙海域的船舶总吨数相当于世界船舶总吨数的一半，占世界石油运输量的一半，其通航量是巴拿马运河的3倍、苏伊士运河的2倍。当今世界，有95%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海上通道安全也就等于大国的生命线安全。目前，中国有39条航线通向国外，其中21条经过南沙群岛海域，全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经过南沙群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确保该通道畅通或者控制该通道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
2.日本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在域外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日本积极展开穿梭外交，挑拨越南、菲律宾等国，插手南沙争端，达到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的目的，在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东南亚地区话语权。同时，日本诱导“南海问题”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也有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取主动的战略考虑。
3.印度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印度搅局南海和诱导“南海问题”的战略目的主要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极大地消耗中国的力量，为其在中印边境谈判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等方面争取主动权。印度逐利方面主要是近年来，印度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从南海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益驱动就成印度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裂变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南海问题”从其“原发性”的角度看本身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其成因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南海周边国家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进而对中国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中国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导致的“南海问题”。从其“诱发性”的角度出发，南海问题就变得相对复杂，而其成因也是相互交织。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战略目的驱动，也有这些国家为谋求物质利益的利益驱动。看清楚“南海问题”的成因，针对“南海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的绊脚石，是美国等体系大国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同时，有效合理地破解“南海问题”对于培养中国的领导能力、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都大有帮助，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剑锋。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及我国面临的挑战[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3).
[2]越南、菲律宾等国抢采南海油气资源[j].国土资源，2012，(7).
[3]金永明。论南海问题法律争议与解决步骤[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1).
[4]娄亚萍。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j].云南社会科学，2012，(4).
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十四
大学毕业生是社会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其就业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激烈的职场竞争所形成的就业难已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共识。如何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成为胜手呢？首先要破除旧的就业观念，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就业观念。只有这样，才能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在求职竞争中成为强者。下面我从五个方面谈一下大学生怎样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一、从“精英”向“大众”的转变。
随着90年代中后期全国高校扩招规模的逐年加大，全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居于高位，20**年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以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推进，大学生就业模式必然由精英教育阶段所形成的毕业生就业模式向大众化教育阶段所形成的毕业生就业模式转变。
在精英教育阶段，由于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受教育者的地位必然增高，被称为“天之骄子”，就业实行“统包统分”的就业模式。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上大学不再需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生也不再被称为“天之骄子”，大学生就是普通老百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同老百姓找工作一样，“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是当前就业的主要形式。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需要大学生，既有大学生毕业去当工人，也有大学生毕业去做个体经营，只要是大学生通过诚实劳动来为社会创造价值，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现在社会所倡导的。劳动者的素质普遍提高了，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
二、从“城市”向“基层”的转变。
当前，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艰苦行业以及广大农村还存在人才匮乏的状况。一些县市是能提供比城市好的多的工作和待遇，但很多大学生还是不愿意去，认为委屈了自己。实际上，基层的天地广阔，蕴藏着无数的机会，大学生完全可以把到基层就业视为创业的起步、成材的开始，通过了界国情民意，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大学生应该将就业的姿态放低，将人生的目标抬高，在城市就业已趋于饱和的情况下，选择到基层就业是理性的、现实的。从20**年开始，我们学校相继开展了服务西部、农村资教、选拔选调生等工作，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既拓宽了就业渠道，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对毕业生就业观也是一种引导和教育。在服务西部计划和农村资教行动中，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得到了社会、单位的一致好评，我校也涌现了像梁华山、吴天亮等一批优秀的到基层服务的毕业生，他们在基层中展现了自身的价值和能力，为自己、为母校争的了荣誉！
三、从“公有”单位向“非公有”单位转变。
在传统的职业观念影响下，人们都希望能够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大企业谋职、发展，而不愿意到集体企业或民营企业求职发展。但是，政府机关、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型三资企业由于多种原因（如体制原因、产业结构原因、亏损等），吸纳大学毕业生的能力是有限的，很难大量接受大学毕业生就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个体企业单位大量增加，随之带来的是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前大学生担心民营企业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低，个人没有发展前途；怀疑民营企业管理不规范，福利待遇没保障；还害怕民营企业工作不稳定，办公环境差。而现在的民营企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发展非常迅速，人才市场薪资调查表明，民营企业的收入水平甚至已和三资企业不相上下，民企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手段为人才创造了比在其他单位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民企工作也不用担心四金交纳等个人保障问题。
四、从“专业对口”向“通用人才”的转变。
很多大学生就业时特别强调要专业对口，认为大学花费了几年时间所学的杂混业是自己生存之本，如果离开了自己所学的专业而选择其他行业，那就白白浪费了大学的时间，专业情节依然影响着求职的心理，实际上大多数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标准是：注重应聘者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至于专业是否完全对口，并不过分计较，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在校期间所学专业知识与现实需要难以吻合，求职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则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毕业生，应看重行业的发展前景，并及时调整自己的择业方向，勇于进入与自己相近或相关的职业。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体制转轨时期，随着结构的调整，必然也会使某些行业迅速发展，如第三产业的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就业人数将会明显增加。由于我们的教育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必然会使某些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学习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大学生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会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快更好地融入与适应。
五、从“打工”向“创业”的转变。
打工是一种被动的就业行为，而自主创业是给自己“打工”，是一种主动的就业行为。新一代大学生精力旺盛，有着强烈的挑战自我，实现自我的激情，并且无负担，没有太多牵挂，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基础扎实、具有创新意识、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强，善于接受新知识。
从现阶段的就业形势看，国家宏观政策激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广大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创业——这包含机遇与挑战的字眼，已经成为无数大学生心中的梦想。中国也已经诞生了一大批大学生创业者，而且其中不乏许多非常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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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形势政策论文（热门15篇）篇十五
为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深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同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保产量、护耕地、建高标准农田、推广油料作物复合种植模式，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是今年农业生产的重要工作任务。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各地都在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纷纷下拨支农资金，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农事，备战春耕不误农时。
如西南主产区四川省安排2亿元支持建设30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区，当地农民正在利用春播尝试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江西投入2亿元新建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100个；湖北下拨4.75亿元农机购置补贴，并出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2条措施；吉林发布推介120个农业主导品种，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保持100%，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3200万亩。
对于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五点建议。首先，要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无论是粮食主产区、主销区还是产销平衡区，都要保证一定数量的粮食播种面积。其次，加大投入力度，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让粮食主产区根基更扎实、基础更牢固。第三，积极应对各种重大灾害，“虫口夺粮”“灾害保粮”，尽可能在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减少粮食损失。第四，保水保粮，通过水资源高效利用满足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水，在旱作农业上下功夫。第五，健全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体系，根据资源承载力进行调控，对于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特别大的地区，适当调整结构，如水资源短缺地区减少耗水作物种植。适当增加大豆播种面积，提高产量，逐步实现大豆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国家对农业越来越重视，2022年稳定粮食种植面积难度不大，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党政同责，把地方政府的责任和积极性落实好。同时，要继续通过保护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完全成本保险等措施来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
在调结构方面，李国祥建议，要保持稳中求进，通过多渠道挖潜力，采取技术性措施来适当扩大大豆的种植面积。比如，在玉米地或一些撂荒地、盐碱地里种大豆，至少让大豆种植面积恢复到去年之前的水平。而主粮种植面积要确保不能减少，其他农作物种植面积也不能过度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