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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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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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一

加快发展农村客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贸易日益繁荣，城乡交往进一步扩大，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农村客运的发展更为迫切。分析农村客运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解决农村客运发展的思路，对于促进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五峰农村客车得到了较快发展，全县8个乡镇100已通客车，104个行政村已有64个村通了客运，通达率达61.5，客运车辆116辆，1090座位，农村客运线路18条，日发32班次。农村客运的迅速发展，方便了广大农民的出行，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促进了城镇化进程，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农村客运市场受道路状况、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整体上具有客源分散，客流不稳定、效益不高的特点，市场自发力量难以使其健康、持续发展。当前农村客运普遍存在服务质量不高、从业人员素质低、安全形势严峻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四是经营主体弱小散乱。农村客运多为个体运输户单人单车经营，尽管部分农村客运实行公司化运营，但多数车辆采取挂靠承包给个人的方式，使公司徒具形式，不符合公司“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要求，实际上仍然是个体的分散经营。

六是车辆技术状况低，安全性差。由于农民乘车对安全意识及舒适性要求低，加之农村客运收益率低，农村客运车辆多为干线淘汰的老旧车、小面包车以及农用车，在山区道路上行驶，安全形势严峻；六是农村公路数量少、等级低。行政村的能车率年年上升，但真正能通班车的路不多，有的路只能行驶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达不到公路等级，没有安全保障，不具有通车条件。

（一）创新管理机制，促进市场发展。

为使农村客运健康发展，要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按照“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多方参与、互相合作”的原则，积极推动农村客运服务质量、安全状况、经济效益的改善。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客运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机制。一方面通过严把市场准入关、车辆技术关、从业资格关，促进市场有序竞争，另一方面加快从业人员和经营者质量信誉考核制度的改革步伐，改变过去“重准入轻退出”的管理弊端，克服市场失灵，实现优胜劣汰，提高管理效能；二是优化管理程序。简化农村客运业务办理流程，推行农村客运优先办理开业、优先安排客运线路、优先办理相关营运手续、优先办理营运证牌的四优先制度。农村客运统一线路牌、统一喷涂农村客运标志，增强农村客运的可识别性，提高管理的便捷性；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增强农村客运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农村客运发展不平衡，应根据线路的不同竞争状态、收益水平，划分线路类别，将农村线路划分为发展线、饱和线、延伸线、空白线及热线冷线给予不同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向农村客运发展，向农村冷线发展。同时，实行动态的激励和约束，对服务质量好，安全水平高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给予适当奖励，对于服务质量差，安全管理落后的经营者取消其优惠；四是对一些偏僻支线可采取不定线路、不定班次、不定站点，不定票价等灵活经营方式。

（二）改善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增进经济效益。

经营者是农村客运市场的主体，其构成结构和运营方式直接关系着市场竞争、服务质量、安全保障及经济效益的优劣。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客运经营模式，一是形成合理的组织形式和主体结构。个体、公司等组织形式各有其优缺点，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实践证明，公司所具有的管理规范、规模效益的特点已使其成为市场的主导经营组织形式。当前农村客运服务质量不高、安全状况较差、经济效益较低与公司组织的不发达息息相关。在推进公司化进程中，要注意市场化的引导，不能搞强制，要注意个体运输方式有其存在价值，其存量要通过规范的市场竞争及市场退出机制来决定。个体。

分散经营可以通过托管方式实现社会化有组织的经营；要注意公司应具有“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基本内核，挂靠承包经营的公司徒具形式，实质上仍然是个体的分散经营，要积极构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现代企业制度。二是确立合理的运行方式。当前运行方式主要有班线运行和短途出租运行，班线运行是指站点间距较大，严格进站经营，适宜于较长线路，解决农民的长距出行需求；短途出租运行是指不定线路，不定时间，灵活性强，适宜于较短线路，解决农民短途出行需求，农村客运整体上具有运距短的特点，短途出租是其主要发展方向；三是确立合理的经营方式。垄断经营适宜于客流量小，不宜开展竞争的片区及线路，有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客流量较大的片区和线路，适宜开展竞争，通过适度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增进效益。

（三）加快站点建设，完善基础设施。

乡镇客运站点建设是农村公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路站运一体化的重要环节，在客运站点选择与建设上，应与当地农村集市相结合，形成以站带线、干支相接，长短配套，辐射城乡的农村客运服务网络。一是加快农村客运站点建设。通过加大农村公路建设投入，加快农村公路网建设，加大农村客运站点建设投入，完善农村客运基础设施，为农村客运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牢固树立“路、站、运一体化”思想，将农村客运站点设施与农村公路建设统一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实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二是重视乡镇客运站点建设，推动路站运一体化建设。抓好农村公路与乡镇客运站点的同步建设，为实现“路站运一体化”创造条件。建设一批方便群众、有利管理的客运站点。逐步形成县乡有客运站，乡有候车亭，组有招呼站的农村客运网络，使之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农村客运有型市场。

（四）创新安全管理模式，提高安全效益。

安全是农村客运发展的生命线，是一项系统且细致的。当前客运市场安全存在重企业驾驶员安全教育，轻车主的安全教育及乘客安全意识的培养；重证件的审验和静态管理，轻过程控制和动态监管；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重各自为政，轻相互配合的弊端。为保证农村客运安全取得实效，一是要加强经营者和农民的安全教育和安全宣传，进一步增强经营者和农民的安全意识、法律意识和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二是采取有效措施，杜绝证龄代替驾龄，事故记录不全，安全行车里程难以考核的现象；加强驾驶员速度估计、复杂反应判断、处置判断、注意力的培训和考核；加强对车辆维修管理及例保检查；完善技术，加大投入，强化运输过程的动态监管；三是将安全贯穿于运输管理的全过程，通过从业人员和经营者质量信誉考核，使安全直正成为从业人员和经营者的生命线；四是要与各有关部门形成各司其职，信息共享，密切配合的机制，以确保安全科学化。

发展农村客运，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程，运管部门要与社会各界一道，为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二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development,20april,1998.）。

westviewpress,.）。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

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版，第2～10页。）。

asianstudie,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三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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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四

加快发展农村客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贸易日益繁荣，城乡交往进一步扩大，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农村客运的发展更为迫切。分析农村客运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解决农村客运发展的思路，对于促进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五峰农村客车得到了较快发展，全县8个乡镇100已通客车，104个行政村已有64个村通了客运，通达率达61.5，客运车辆116辆，1090座位，农村客运线路18条，日发32班次。农村客运的迅速发展，方便了广大农民的出行，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促进了城镇化进程，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农村客运市场受道路状况、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整体上具有客源分散，客流不稳定、效益不高的特点，市场自发力量难以使其健康、持续发展。当前农村客运普遍存在服务质量不高、从业人员素质低、安全形势严峻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四是经营主体弱小散乱。农村客运多为个体运输户单人单车经营，尽管部分农村客运实行公司化运营，但多数车辆采取挂靠承包给个人的方式，使公司徒具形式，不符合公司“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要求，实际上仍然是个体的分散经营。

六是车辆技术状况低，安全性差。由于农民乘车对安全意识及舒适性要求低，加之农村客运收益率低，农村客运车辆多为干线淘汰的`老旧车、小面包车以及农用车，在山区道路上行驶，安全形势严峻；六是农村公路数量少、等级低。行政村的能车率年年上升，但真正能通班车的路不多，有的路只能行驶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达不到公路等级，没有安全保障，不具有通车条件。

（一）创新管理机制，促进市场发展。

为使农村客运健康发展，要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按照“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多方参与、互相合作”的原则，积极推动农村客运服务质量、安全状况、经济效益的改善。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客运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机制。一方面通过严把市场准入关、车辆技术关、从业资格关，促进市场有序竞争，另一方面加快从业人员和经营者质量信誉考核制度的改革步伐，改变过去“重准入轻退出”的管理弊端，克服市场失灵，实现优胜劣汰，提高管理效能；二是优化管理程序。简化农村客运业务办理流程，推行农村客运优先办理开业、优先安排客运线路、优先办理相关营运手续、优先办理营运证牌的四优先制度。农村客运统一线路牌、统一喷涂农村客运标志，增强农村客运的可识别性，提高管理的便捷性；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增强农村客运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农村客运发展不平衡，应根据线路的不同竞争状态、收益水平，划分线路类别，将农村线路划分为发展线、饱和线、延伸线、空白线及热线冷线给予不同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向农村客运发展，向农村冷线发展。同时，实行动态的激励和约束，对服务质量好，安全水平高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给予适当奖励，对于服务质量差，安全管理落后的经营者取消其优惠；四是对一些偏僻支线可采取不定线路、不定班次、不定站点，不定票价等灵活经营方式。

（二）改善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增进经济效益。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五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本文欲对其作一番比较。

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五种模式，即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这五种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形成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模式形成的时间的不同。

从五种模式的形成时间看，苏南模式的形成时间最早，苏南模式的雏形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从1953年-1978年，苏南农村工业就有了一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到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民在缺乏国家投资、没有城市辐射、集体经济薄弱的条件下，以农村家庭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一举打破了“政府本位”的经济格局，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以个私经济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珠江模式的形成得益于国家的开放政策，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及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很快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模式”（简称为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则是在80年代中期以电子一条街出现为特征的，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就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随着四通公司、联想公司等公司的相继成立，中关村已经形成了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群体。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以中关村模式”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这五种模式中，三城模式的形成可谓最晚，三城模式是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和兴城模式的总称，是我国90年代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革改制的典型模式，三城模式中最早出现的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特征的诸城模式也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到来的1992年至1994年中形成的，而以私营独资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海城模式和以私营合伙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兴城模式则相继形成于1993-间和-间。

2、民营经济形成基础的不同。

乡镇企业能首先在苏南地区异军突起，从而形成“苏南模式”，是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苏南农村紧靠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因为距市场中心较近，运输成本较低，产业和产品选择范围较大。这为苏南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而温州的区位条件是远逊于苏南地区。位于浙江东南山区的温州地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中心，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较高；人多地少，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温州农村的社队工业也有所发展，但它最终不能走上苏南那样以发展农村集体工业为主的道路。但温州有从事家庭手工业历史传统，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处于生活的压力而形成了走南闯北寻找生机的习俗，使得温州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走上了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的道路。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温州乡镇企业在发展非农产业中，选择了较早放开并实行市场调节的日用小商品为主导产业，小商品的产值大约占了乡镇企业产值的七成左右，从而形成别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会条件与苏南和温州又不同。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境内铁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区有华侨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这些独特的优势，为吸收外来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乡镇企业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企业来看，港澳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在引进外资构成中，港澳资本占绝大部分，小部分是华侨和国际资本。珠江三角洲了解国外信息，引进各种技术设备等也主要通过港澳地区。通过大量的经济往来，联办企业等为三角洲地区的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引进新技术设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苏南、温州和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都是脱胎于农村乡镇企业，走的是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它们的差异在于工业化的方式不同。而中关村模式则是依靠中国科研的最高殿堂――中科院及著名高等学府的雄厚的研究力量，以中关村的核心――电子一条街为例，全长不过几公里的一条街，沿途却聚集着30多所大学、80多所研究院所，荟萃着45000多名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其智力密集度之高可想而知。80年代初，中关村的一批科技人员通过“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方式，以经营贸易和计算机应用开发与集成服务起步，带动研究与开发，实现了技术、管理和市场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到1987年，中关村具有法人资格的民营科技企业148家，其中从业人员3800多名，工业产值2.2亿元，营业额超过9亿元。

作为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民营化改制的三城模式，产生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90年代正是中国深化改革时期，一方面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企业机制不活、效益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在所必然，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对其改制改革，不仅仅是国有中小企业的自身问题，而且为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试验、创造条件。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战略，使得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根据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指示，各地对国有小企业的改革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20几种形式，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三城模式。

3、企业制度特征的不同。

苏南模式是典型的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模式，苏南的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源自农村社区范围内的集体投入，其所有制的基础属性便是以农村社区政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当时的中小企业相当部分是村办企业，因此，与城镇集体企业不同的是，苏南很多镇村两级党政组织及其代理人，既是乡镇企业的行政领导，又是集体资产的代表，其结果往往导致出现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

而温州的民营企业是从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私人独资企业是主要的制度形式，不仅个体企业、私营企业是独资企业，很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也是私人或家庭独资的，另外一部分企业则为私人共同出资的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产权清晰、机制灵活。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企业是通过对外开放而获得迅速发展的，因此，“珠三角”的乡镇企业的外向度很高，从最初的“三来一补”企业到大规。

模利用港澳资本建立“三资”企业，使得乡镇企业在引进外部资本的同时，也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因此，80年代的“珠三角”乡镇企业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要比苏南乡镇企业和温州个私企业规范得多。到了8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的许多乡镇企业已通过内外开放，大量吸收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以组建企业集团的方式，走规模经济的道路。而温州民营企业大规模的集团化直到90年代中期才掀起高潮。

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往往挂靠在某些政府机构的名下（俗称“红帽子”），或以官办的面孔出现，但无论是靠商业贷款，还是由上级单位提供创办启动资金，经营若干年后，企业的产权已面目全非，无法搞清资产的归属，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智力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几个人在一起就能举办一个公司，往往凭一时之激情办的公司，由于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制度的制约，企业创业时尚能志同道合，但稍有起色便分家，甚至于公堂相见。

三城模式是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的典型模式，因而所形成的民营企业具有鲜明的改制企业的特征，即企业制度仍然带有原有的企业制度的`烙印，换句话说，三城模式的民营企业的民营化是不彻底的。虽然表面上看，企业的产权已经清晰到了个人（如诸城大部分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为全员持股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海城则出售给了个人，兴城出售给少数几个人），但是企业制度并不完善。

4、政府作用的不同。

从这五种模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来看，都与地方政府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密切程度来看，温州模式是最弱的，这是因为：温州的经济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温州的民营企业都是由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温州模式不但不能得到首肯，政府开始基本以“无为”管理的方式对待这一经济形态，政府早期的“无为”管理主要是既缺乏扶植能力、又无市场经济经验导致，而后来的“无为”则是温州市政府自觉形成的无为状态，尽量少干预经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发展，进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了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风险。

苏南模式发展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因此，经济学家把苏南模式看成是“政府推动”的模式。虽然政府的干预使得苏南乡镇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买方市场的出现）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珠三角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也是由乡镇政府参与或支持创办的，但也苏南的乡镇企业不同的是，珠三角的乡镇政府在乡镇企业起步后，就开始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利润承包责任制”等，尽量弱化对乡镇企业的直接干预，而将主要的财力用于发展交通、能源、通讯、教育等基础产业上，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因此，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和作用来看，苏南模式是“强政府”，而温州模式是“弱政府”，珠江模式则介于两者之间。

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虽然大部分都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与国家及地方政府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科技园区中均设有管委会，且管委会中行政部门林立，使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趋向于准行政区域式的管理。但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基本上是自发的，在经营机制上仍然是比较灵活的，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很大的干预。

三城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从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到股份合作制、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民营企业制度形式的转变，时间之短（每个城市都只有2-3年时间）、改制面之广（几乎90%以上的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及部分乡镇集体企业），没有政府的强制型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企业改制以后，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产生干预和影响。从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最强的是三城模式，苏南模式次之，其余依次是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最弱的则是温州模式。

1、自我终结的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作为有中国特色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苏南模式的局限性，实质上就是集体经济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不明、政企不分、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随着社会大背景的改变，苏南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实践证明，苏南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到90年代中后期，苏南地区已“痛失全国领先地位”。从19开始，苏南各地相继二次进行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的改革工作，改制的核心是产权的集中化，将所有制权集中于经营者个人或少数经营层，最终彻底地明晰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来，这样就从而意味着苏南模式自然而然走到了“终结”。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崛起以及港澳的回归，珠江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一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外资比重偏高，在出口结构上，一般贸易出口额比重偏低，而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偏高，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原材料，为外方加工成产品，再出口到海外，而广东的民营中小企业从中赚取较少的加工费。虽然加工贸易对于珠江三角洲经济贡献突出，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企业资本多元化的今天，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正是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的品牌，而实实在在地扩大了出口额，与珠三角民营企业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外向程度很高，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影响不能低估。三是大量的在加工制造末端的民营企业拥挤在一个狭小的行业中，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进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

3、寻求变革的中关村模式。

在经济过热的1992-1993年两年外，企业“死亡率”和“出生率”都维持较低水平。换言之，中关村大多数企业处于既“长”不大也“死”不了的维持状态。1994年我国《公司法》颁布时，中关村已有4229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

4、困惑中探索的三城模式。

“三城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改制后的企业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时间吸引了全国众多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学习推广。但不久，由于“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诸城模式――企业资产以基本均等的方式卖给企业的所有职工，但导致了“小锅饭”，在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以后，职工失去了企业改制初期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现象开始出现；海城模式――企业资产整个卖给个别经营者，企业制度改变了，但职工的观念没有及时转变，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时，经营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的财富骤然膨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使企业职工大为不满，原来作为国有集体职工的那种优越感使得他们对企业经营者产生了抵触情绪，劳资对立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兴城模式――企业资产卖给了少数几个经营者实行合伙经营，但由于合伙企业的局限性，企业规模往往难以做大。为了解决改革前未曾料到的矛盾，三城最后都放弃了自己的模式，向其他模式转变：诸城向海城转轨，想把分散在职工手中的资本集中给个别经营者，以期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推动企业的成长壮大；海城向兴城转轨，为了克服单个资本的种种弊端，在职工还没有购股热情的情况下，把“兴城模式”作为过渡选择；兴城向诸城转轨，因为职工意识到造成自己与经营者财富悬殊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没有股权，要求拥有股份的愿望强烈。这就是被理论界称为“三城模式转磨之迷”。

5、走出温州的温州模式。

温州的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股份合作制经济，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长期困扰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姓资姓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温州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正名，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的轨道。在产权制度上，单元化的资本结构开始走向多元化；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始大量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并形成了上百个以专业化分工为主线的民营企业集团；在企业的经营模式上，逐渐摆脱传统的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小商品发展模式，走上了品牌化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主体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普通提高了素质，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这些新特征，被理论界称之为“新温州模式”。事实上，“新温州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对温州模式的否定，而是对温州模式的发展趋势的展望。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民营经济的各种发展模式相继陷入困境或出现裂变的同时，温州经济强大的活力依旧，温州模式已再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新温州模式”，都表明了在这个远离大都市的沿海中等城市，确确实实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不仅如此，温州模式还出于不断的扩展之中。温州模式已出于一种发射的状态，从温州向浙南地区，向浙江全省以及全国扩散。“温台模式”、“浙江模式”都是从温州模式中演绎出来的。

三、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变化的启示。

1、产权制度创新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从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模式来看，凡是产权明晰的，如温州模式，发展就充满活力；而产权结构存在着不清晰或不完全清晰的，如苏南模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困惑而停滞不前，甚至于出现衰落，最终到了“终结”的地步；同样，中关村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长不大，也是产权制度的制约所致。因此，发展民营经济，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民营经济，这个问题模糊有的话，就容易搞出些似是而非的类型来。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已逐渐受到动摇，这使得很多人感到了疑惑，说发展民营经济有问题，但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确实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国民经济就发展得好，老百姓生活就富裕，国有集体企业下岗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当前，理论界对“民营经济”一种比较普遍的理解，认为“民营经济”是相对于“官营经济”而言的，按照这个理解，民营经济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在内，这样，似乎提“发展民营经济”就不会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相抵触了。可惜的是，从各地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来看，凡是产权不清晰的所谓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最终都陷入了困境，无论是乡镇集体企业、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是承包、租赁等国有民营的经营方式，以及以人力资本为主的民营科技企业，虽然在创立或改制后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其产权不清，归属不明，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因此，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发展民营经济，必须首先要解决产权制度问题，对于改制的民营企业，其产权必须明晰到个人，以充分发挥个人对其财产看护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国家或集体可以在发展潜力良好的民营企业中适当参股（但不控股），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大力培植民间经济的基础是实施民营化的根本保证。

和发展，不仅使温州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使得温州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得以顺利进行，近几年，温州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相当顺利，得益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当前，民营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投向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参与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出资进行兼并、收购，将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民营化的进程。

3、民营企业应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经济已经过去，遍地是机会、到处是商机，依靠胆子大就能获取暴利的民营企业最好的资本积累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竞争开始加剧，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微利时期。在这个阶段，民营企业不再是简单地有了资金和设备，有了场地和人员，就能在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表现为企业综合素质的竞争。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民营企业还将面临着与国际大公司大集团的国际化竞争。从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来看，民营企业的发展战略上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即大量的企业拥挤在一个狭小的行业中，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进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珠江模式面临的发展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此，民营企业必须摆脱产业发展路径依赖的局限性，及时从传统的产业领域转移出来，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继续留在传统领域的企业，也必须改变原来的以加工为主的经营模式，加大研究开发投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努力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从根本上改变低层次的竞争格局。这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

从温州的民营企业发展来看，同样存在着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从知识化和全球化的程度看，温州远不如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温州的优势在于体制创新。但由于温州的民营企业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其技术化程度的要求要低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因此，在这些行业中，温州产品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竞争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温州模式”也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民营企业开始向规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经营迈进，逐渐使企业摆脱原来的家庭作坊式的低、小、散状态，“新温州模式”的提出，正是这种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描绘，它是温州民营企业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一个过程。从温州模式到“新温州模式”，表明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除了要做好制度的文章外，还要重视企业内在的素质，也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企业的素质提高了，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的要求。

作者：谢健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六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不仅展现了党中央对农村经济问题与社会建设的重视，还精准掌握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特征与情况，是国家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最新目标与要求。中国作为茶叶之乡与茶叶消费大国，饮茶历史十分悠久，使得茶产业成为支撑农村建立良好社会经济体系，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产业之一。本文将立足于我国农村茶产业发展现状，结合张士康编著的《中国茶产业优化发展路径》，探析推动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路径，让乡村振兴战略得以贯彻落实，加快新农村建设。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茶产业优化发展路径》，以茶产业为立足点，归纳、概括了中国茶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必需战略要素，从创新思维对茶产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优化路径，是一本内容详实、理论专业的教辅书籍。本书先是对中国茶产业发展历史有深入且全面的回顾，辅助读者对中国茶产业发展有基本认知，为下一步阅读奠定理论基础;之后再剖析中国茶产业发展现状，使人们清楚中国茶产业当下发展进程与所存问题，为人们制定优化策略提供正确方向;最后，作者从独特视角对中国茶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并从中国传统茶产业发展模式与现代茶产业模式两方面着手，提出对应创新优化方案，对提升农村茶产业发展水平、建立现代化茶产业模式起理论指导作用。

鉴于此，此书对提高农村茶产业现代化建设水平，使茶产业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得以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强烈启示意义。实行乡村振兴战略首要需求在于坚守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建设与发展，即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与否、兴旺程度，可体现乡村振兴战略是否在新农村建设中得到贯彻与落实。茶产业作为推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产业，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新农村建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现目前，随着中国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宣传推广，以及茶叶所蕴含保健功能逐渐被社会大众认可，我国茶叶生产需求量日益增长，带动国家茶产业经济向着更高阶段发展;再加上我国有丰富种茶经验、自然条件俱佳的种植优势，所以，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我国茶产业种植与加工水平均呈现稳定、上升的发展趋势，且初步形成良好品牌建设规模。但就目前中国茶产业发展情形来看，我国农村茶产业仍存不足:首先，农村茶产业欠缺总体规划，发展目标、功能划分及格局分布模糊不清;其次，加工工艺、设备落后，宣传力度低，市场营销理念陈旧，使农村茶产业尚未拥有成熟产业链，市场竞争力较低;最后，茶叶交易市场欠缺专业、规模化管理，茶农与企业直接对接效率不高，严重影响农村茶产业现代化建设。针对上述内容，创新农村茶产业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人们应更新产业发展理念，利用科学手段优化发展路径，积极填补农村茶产业当下发展中的不足。

作者申报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qn015)时，主要以“贵州省茶产业差异化发展路径”为研究主题，对其深入研究农村茶产业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发展，有重要推进作用。因此，人们可将作者所获研究成果看作优化农村茶产业发展路径的基石，从下述要点创新农村茶产业发展:第一，找准发展定位，明确规划产业发展方向。优化农村茶产业发展前，有关部门需对农村发展定位有正确认知，明确农村茶产业未来发展目标与整体布局，促进茶农、企业及政府思想的统一;之后再从茶叶种植、生产加工、产品贸易等方面进行产业功能划分，打破行政区域限制，以地域自然条件、社会发展水平为主要考核因素，因地制宜地合理构建原料种植、加工生产、集中销售等基地，实现标准化、区域化的产业管理模式。第二，升级加工工艺、生产设备，更新营销理念。现代科技是促使农村茶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重要助力，人们不仅应着重保护农村种植系统中的优异茶树资源，加快培育其他茶树新品;还可与企业、政府合力研究茶业加工工艺的升级、创新方案，在资金允许情况下，引入先进设备，加强茶业加工质量。

此外，企业与政府应加大农村茶文化宣传力度、更新市场营销理念，增加茶农种植信心同时，改革传统营销模式，丰富茶叶销售渠道。第三，规范市场管理，建立健全专业产业链条。成熟的产业链是将茶产业各部门有效连为一体，凝聚合力加快茶产业现代化建设的必需要素。农村茶产业若要走好创新发展之路，须在遵循前述内容外，建立规范化交易市场，如将茶叶产品交易集中于某一地域，减少中间商环节，提升茶农实际所得经济利益，降低企业购买原料的成本，让农村茶产业在不断延伸发展中完善其产业链条，使农村茶产业得到兴旺发展，满足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言而总之，茶是中国传统农业体系中的主要经济作物，其产业化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是否得到有效实施来说，具有深远影响，有关部门与企业必须积极帮助农村建立专业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茶产业结构，增强农村茶产业市场竞争实力，助力乡村振兴，让农村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该书问题认识到位，结构层次分明，叙述循序渐进，可为人们研析农村茶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值得相关研究人员阅读。

作者:张雪单位:贵州商学院管理学院。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七

宜昌市夷陵区地处鄂西山区与江汉平原过渡地带，山区面积占四分之三，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解决农民坐方便车、坐安全车、坐经济车、坐舒心车，纳入了地方人民政府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笔者根据区情，提出一些想法，与同仁共同探讨。

一、客运市场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提出新农村的建设，它的意义和作用非常明显。其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荣的任务是在农村，城市中除了下岗工人和低收入群体以外，绝大多数居民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下一步全面小康能不能实现？关键就看农村。其二，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无论城镇化怎么发展，农村始终会有上亿的农村人口在那里生活。怎么让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怎么把农村家园建设好，让他们也能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要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速度，就得加快农村的发展，加强农村建设。

农村公路作为农村地区的基础性、公益性设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保障，发展农村客运则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二、我区的客运现状。

（一）通达状况，我区现有12个乡镇（街办），222个行政村（居委会），3400多平方公里，51.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占80％。现有公路通车里程3688公里，班车营运线路58条，营运里程2250公里。这58条线路中有10条的终点为乡镇政府所在地，有46条线路终点到村，贯穿了157个村（居委会），占行政村总数的71％。还有65个行政村未有通客车，主要集中在西北山区。

（二）运力状况，现有客运公司12家，客车378台，其中从事农村客运的客运车辆310台,5846座.日发班次758个，日发送客运量4万人次。

（三）站场建设状况，现有二级客运站2个（夷陵客运站和太平溪港水陆客运站各一个），乡镇五级客运站现有2个（雾渡河、黄花），在建的2个（下堡坪、分乡），拟建的1个（邓村）。现有招呼站5个，拟建75个。现有候车棚27个，拟建50个。原有2个五级客运站（鸦雀岭、土门）因为种种原因闲置。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线路开不通。乡村公路等级较低、通车里程短、断头路多、维护不够、通车数量少，有将近一半行政村未通等级公路，无法投放客运车辆，当地村民无车可乘，步行肩挑，出行困难。原因很直接，就是资金不足。但随着农村公路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未来五年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二）经营者开不起。一是经营者投入大、效益低。农村客源分散，客运量呈周期性变化，农民以自然村庄散居，又受季节影响，实载率低。加上高额的税费、油料和修理费用，使经营难于维系。曾有牛坪的杨柳池、梅子垭、下坪太阳山等数条线路开班以后又停下来。二是有的乡村线路开班以后，双排小货车、“面的”、摩托车等充斥其间，原本少得可怜的一点儿客源被低票价的非法营运车辆所截走。雾渡河至樟村坪线路上就有100多台“小面的`”和“皮卡”以假亲戚、货主的名誉等方式进行非法载客营运，长期以往，已开通的客运班车就自然而然地开不下去了。

（三）农民坐不起。乡村客运线路里程短、路况差、票价相对高。山区农民收入少，往往为节省五毛一块钱而改乘摩托车或者其它廉价的“黑车”，甚至绕“山间小道”步行赶集。

（四）乘客不敢坐。一是从事乡村的客运线路大多道路等级低、弯多路急，行驶不安全；二是从事乡村线路的车辆大多技术状况差，有的车辆尽管通过了车辆技术检测，但长期行驶“山间小道”，维修保养跟不上，车况令人担忧；三是部分驾驶员驾驶技术和经验不足，随时可能出现事故。四是司乘人员服务质量较低，坑客、宰客、甩客现象时有发生，很多乘客不敢坐。

（五）村民出行难。一是客运站场设施薄弱，候车条件差。全区等级客运站数量少，大多数乡镇无等级站，只有简易停车场，行政村基本没有停车场，沿线居民点也没有候车棚，村民只好在路边候车，见到什么车就坐什么车，顾不了安全不安全。二是现有的客运班车，不适应村民随时出行和携带农副产品的需要。

（六）黑车打不死。乡村客运线路上的“黑车”大部分属于当地村民自用的农用运输车和摩托车，他们利用农闲时节非法载客，有生意的时候就捞一把，没有生意或遇有执法检查的时候就在家“休整”，灵活机动、随叫随走。即使被查扣，他们也会串通乘客（乡里乡亲的）百般抵赖，造成取证难，执行难，受到处罚后，他们又会变本加厉。

四、几点思考。

（一）加强农村客运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村村通。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农村——中国的主体，所以要想得到真正的发展，改善农村的经济结构是发展的必要前提，为此，今年暑假我进行社会实践，了解农村的发展情况。我做了以下社会实践调查：

二、调查地点：南阳镇。

三、调查时间：2019-7-01到2019-7-24。

四、调查步骤：总体观察——实地考察——调查问卷——整理总结。

五、调查内容：关于环境、人文、经济的发展情况。

经实地考察，我得知：早在改革开放前，南阳地处山沟，没有绝对的地理优势，人们的生活十分贫穷，基本只能满足三餐而没有剩余的费用。人们的衣着也十分单调，并且款式单一，基本谈不上好看。

由于生活贫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生产水平较低，当时只求饱，根本顾不上营养。有时甚至要吃树根。居住条件也不理想，一般都是多户一家四合院，住房相对较紧张。房子都由土木建造而成，安全系数低，不美观。出行基本都是步行，要到县城看病，极其不便。

然而今非昔比，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在物质条件满足的同时精神文化也不断上攀。现今人们告别了单调时代，穿上了丰富多彩的衣服，赶上了时尚的潮流。在食用方面，人们注重的是营养，各餐均衡搭配，基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更有双湖二级公路的建设，打通了与外界交流的动脉，迅速带动南阳经济的发展。不少企业都选择在南阳投资建设，工厂多了，人们不再失业，做到有劳有得。如今，在南阳的建筑面积不断扩大，一片新气象，不再是以前的老房子。高高的砖瓦房拔地而起，既美观又安全。

在物质得到满足的同时，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每年春节都会举行一系列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活动。还开了书店，在业余时间人们都会去看看书。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开通，使人们获得信息的速度加快，同时也满足了精神需求，无论是在学习、娱乐、做生意都改不少，过上了快节奏的生活。当地人基本都装上了电脑，跨上了信息时代。

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环境质量下降。产生的垃圾处理不当、污水未经处理排到河流中、大量的森林被砍伐。为此，我希望政府做一些努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带头先行，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以身作则。在享受生活的同时还要保护我们居住的环境，从而不断提高生活的质量。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九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十

第一条为保障乘客、经营者、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共汽车客运管理，维护公共汽车客运市场秩序，促进公共汽车客运事业健康发展，根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公共汽车客运规划、建设、经营、乘坐、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工作。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公共汽车客运管理。

公安、价格、市政、工商、财政、规划、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公共汽车客运属具有公益性的服务行业，实行优先发展方针，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积极扶持、统筹规划、有序竞争和安全便民原则。

本市通过优化配置公共资源、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支持公共汽车客运事业发展。

第五条公共汽车客运企业(以下简称公交企业)应当按照公平竞争、安全营运、规范服务和便利乘客原则，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承担公益服务义务。

对承担公益服务义务的公交企业，由财政部门会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公益性支出进行核实认定后由政府给予合理补偿。

第六条根据合理成本和微利原则，形成公共汽车客运合理的价格机制。

财政部门会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公共汽车客运财务监控机制，掌握公共汽车客运经营成本和利润，合理确定公共汽车客运财政补贴政策和价格形成机制。

第七条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扩大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范围。

第八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加强对公交企业安全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建立公交企业安全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对公交企业进行年度安全服务质量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本市支持公共汽车客运智能化建设，推广使用环保节能型公共汽车。

第二章规划。

第十条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和市民出行需要编制。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包括企业数量、站场、运行区域、线网布局等内容。

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应当与道路、铁路、航空、水路、城市轨道运输等规划相协调，实现公共汽车客运与其他运输方式有效衔接。

第十一条主城区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主城区各区人民政府和市发展改革、规划、建设、市政、公安等部门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主城区外各区县(自治县)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由当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规划、建设、市政、公安等部门编制，报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的调整、修订按照上述制定程序执行。

第十二条公共汽车客运年度计划应当根据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编制，应当包括年度新增车辆数量、新增和调整线路、运力配置等内容。

主城区公共汽车客运年度计划，由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征求主城区各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意见后编制，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主城区外各区县(自治县)公共汽车客运年度计划，由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编制，报当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公共汽车客运年度计划的调整、修订按照上述制定程序执行。

第十三条编制、修订、调整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或者年度计划，应当广泛征求公众意见，采纳公众合理建议。

第三章特许经营。

第十四条申请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经营权(以下简称线路经营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注册的客运企业法人;。

(三)有符合规定的客运驾驶员;。

(四)有可行的经营方案和安全管理措施;。

(五)安全服务质量考核合格;。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公共汽车客运市场发展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提高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条件。

第十五条申请线路经营权需要提供下列材料：

(一)依法注册的客运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资产证明;。

(三)线路经营方案和安全管理措施;。

(四)拟聘用的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列表;。

(五)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经办人员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第十六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采取冷、热线路搭配机制，通过拍卖、公开招标等公开方式确定线路经营权，合理配置公交线路资源。

因特殊情况不具备法定拍卖、公开招标条件的，经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通过邀请招标或者协议方式确定线路经营权。

第十七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发出中标通知书或者出具确认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取得线路经营权的企业发放线路经营权证。

主城区线路经营权证由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放;主城区外线路经营证权证由当地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放。

第十八条线路经营权证包括经营期限、站点、路线、日总班次、班次间隔、首班车和末班车时间、车辆数、车型等内容。

第十九条申请公共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应当向注册地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经营权证;。

(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资产证明;。

(三)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定的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列表;。

(五)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经办人员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第二十条公交企业取得线路经营权证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许可的内容办理车辆入籍手续;车籍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向其投入的车辆发放营运证。

公交企业应当在取得车辆营运证后30日内投入批准的车辆数营运。

第二十一条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经营权期限为4―8年。

线路经营权期限届满60日前，公交企业可以向原许可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延期，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延期的决定;不同意的，收回线路经营权，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城区公交企业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主城区外各区县(自治县)公交企业向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一)暂停或者终止线路经营的;。

(二)变更经营线路的;。

(三)变更、设置站点的;。

(四)变更车辆数量或者类型的;。

(五)变更经营服务时间的。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公交企业终止线路经营，应当提前30日向原许可机构提出申请，未经原许可机构同意，不得终止经营。

主城区公交线路需要变更线路、站点及设置站点的，公交企业应当取得线路或者站点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同意。

更新车辆的，公交企业应当向车籍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营运手续。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征求公交企业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意见后，可以对线路路线、站点等进行调整：

(一)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或者年度计划调整的;。

(二)道路状况影响营运安全的;。

(三)交通变化或者线路优化确需调整的;。

(四)线路客流量发生重大变化的;。

(五)因不可抗力致使线路无法正常营运的;。

(六)其他确需调整的情况。

第二十四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将公共汽车客运线路新增、调整，站点变更等情况向社会公告。

公交企业应当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公告，在线路各站点进行公示。

第二十五条公交企业合并或者分立后，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经书面申请，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变更线路经营权证。

第二十六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公共汽车客运规划调整、道路通行条件变化、公共汽车客运发展等情况，在征求公交企业意见后，置换公交企业线路经营权。

公交企业申请线路经营权置换的，应当经原许可机构同意。

第二十七条公交企业设立分公司的，向分公司注册地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发放公共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许可证(副本)。

第二十八条公交企业需要终止经营的，应当提前90日向原许可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原许可机构同意终止的，收回线路经营权，办理注销手续;原许可机构不同意的，公交企业不得终止经营。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指定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企业临时接管公交企业线路：

(一)公交企业终止经营或者终止线路经营，且尚未确定新的公交企业的;。

(二)公交企业服务质量低劣或者存在安全隐患且整改不合格的;。

(三)公交企业不再具备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

第三十条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站场经营，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站场经过有关部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二)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有符合国家行业标准要求的设备、设施;。

(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车辆发车前例检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危险品查堵制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第三十一条申请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站场经营，需要提供下列材料：

(一)工程、消防、规划验收合格证明;。

(二)拟招聘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和专业证书及其复印件;。

(三)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四)负责人的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第三十二条申请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站场经营，向站场所在地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书面提出。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颁发公共汽车客运站场经营许可证;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三条公共汽车客运站场经营者(以下简称公交站场经营者)需要终止经营的，应当提前90日向原许可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原许可机构同意终止的，办理注销手续;原许可机构不同意终止的，不得终止经营。

第四章经营管理。

第三十四条公交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二)执行国家和本市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规范和标准;。

(三)按照规定设置统一的营运标识和安全警示标识;。

(四)执行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票价，使用统一印制的票证;。

(六)广告设置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七)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求报送相关统计数据;。

(八)对驾乘人员实施安全服务质量考核;。

(九)不得对驾乘人员实行经营效益考核。

第三十五条公交企业应当履行下列客运安全工作职责：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二)制定本单位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保证本单位安全资金投入，确保公交客运符合规定的安全营运条件;。

(四)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客运工作，及时消除客运安全事故隐患;。

(五)实施从业人员安全客运教育、培训和管理;。

(六)根据政府公共汽车客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企业的应急救援机制。

第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交企业应当服从政府统一调度，组织公共汽车进行疏运：

(一)抢险救灾;。

(二)主要客运集散点运力严重不足;。

(三)重大社会活动;。

(四)其他各种突发事件。

政府对承担突发事件应急疏运义务的公交企业按成本予以补偿。

第三十七条线路经营权不得转让、质押，不得交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线路经营权证不得出借、出租。

禁止下列将线路经营权交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的情形：

(一)车辆实际由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管理的;。

(二)车辆未纳入企业统一管理、调度的;。

(三)车辆营运收益归属其他单位、个人或者不由企业直接支配的;。

(四)向驾乘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收取购车款、承包费等资金的;。

(五)法律责任实际由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承担的;。

(六)其他变相将线路经营权交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的。

第三十八条公交企业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规定配备一定数量的机动车辆，并办理相关营运手续。

第三十九条公交企业开行包车不得影响正常公共汽车客运。

第四十条公交企业应当依法与公交从业人员建立劳动用工关系，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四十一条公共汽车客运调度员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严格执行行车作业计划调度车辆，确保行车间隔合理;。

(二)现场调度车辆，如实记录行车情况和数据;。

(三)阻止存在安全隐患、车辆技术检测不合格以及车厢服务设施不合格的公共客运车辆投入经营。

第四十二条公共汽车客运驾驶员和乘务员在营运服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仪容整洁、礼貌待客，使用普通话和文明用语;。

(三)报清停靠站名称;。

(四)保持车容车貌整洁，维护乘车秩序;。

(五)不得随意上下客、滞站揽客、中途甩客、拒载和倒客;。

(六)行驶高速公路时按车辆实际座位数载客;。

(七)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事故中途停驶时，组织乘客乘坐同线其他车辆;。

(八)为老、弱、病、残、孕和携带婴幼儿的乘客提供必要的帮助;。

(九)空调车厢内温度高于28℃时，应当开启车辆空调设施;。

(十)遵守公共汽车客运规范的其他要求。

第四十三条身高1.2米以下(含1.2米)的儿童、残疾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年满七十周岁的老年人和盲人按照国家和政府有关规定免费乘车。

政府对承担前款规定义务的公共汽车客运企业予以合理补偿。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经营车辆上未按规定标明营运收费标准的;。

(二)出具不符合规定的车票或者无票经营的;。

(三)使用电子乘车卡但是电子读卡机无法使用的。

第四十五条乘客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危害驾驶员、乘务员人身安全或者影响车辆正常运行;。

(二)不得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以及易污染、有碍乘客安全或者健康物品乘车;。

(三)不得损坏车辆设施;。

(四)不得伪造、涂改、转借票证或者使用过期票证;。

(五)不得将优惠卡、免费卡转借、转让他人使用。

对违反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乘客，驾售人员可以不提供乘坐服务。

第四十六条公共汽车每年接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验，审验结果载入营运证。未经审验或审验不合格的，不得继续经营。

第四十七条公共汽车技术状况应当符合国家、行业制定的相关技术标准。

公交企业应当建立规范的车辆技术档案。

第四十八条公共汽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在规定位置标明票价、线路站点名称和经营起止时间;。

(二)在规定位置设置营运标识和安全警示标识;。

(三)在规定位置张贴统一制作的中高级车标识、乘坐规则和乘客投诉电话号码;。

(四)设置供老、弱、病、残、孕乘客专用座位;。

(五)无人售票车辆上有符合规定的投币箱、电子读卡机、电子报站设备等服务设施，投币箱旁备有车票凭证。

公共汽车标识、设施特别是安全设施应当保持完好和正确使用。

第五章设施管理。

第四十九条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和站场用地以划拨方式取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建设用地或者违法改变用地使用性质。

第五十条规划、新建、改建城市道路应当按照城乡总体规划、公交站场布点规划和公共汽车客运专项规划设置公共汽车客运专用站场、快速公交专用车道、公交港湾和优先通行信号系统。

第五十一条居住区、交通枢纽、大型公共设施等建设项目应当同步规划建设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

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建设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及标准。

第五十二条公共客运线路站点设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市区一般按照300―500米距离设置;。

(二)同一站点的上、下行站点距离不得超过50米;。

(三)站名一致。

始发站和终点站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调度亭、站牌、候车亭、座椅、停车位、洗车场、简易维护保养场地等设施。

第五十三条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的修建、使用、管理遵守下列规定：

(一)符合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的修建、维护标准;。

(二)不得改变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的使用性质和功能;。

(四)公共汽车客运主站名应为地名、路名、街道名或者历史文化景点名;副站名可为重要机关、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名称。

第五十四条公交站场经营者履行下列义务：

(一)禁止无证经营的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

(二)公平对待使用站场的公交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公共汽车进站经营;。

(三)维持站场良好秩序，提供安全、优质服务;。

(四)保持站场清洁、卫生;。

(五)不得改变站场用途和功能;。

(六)按价格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站务费;。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管理服务职责。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具体负责公共汽车客运监督管理工作，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可将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委托给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行使。

第五十六条对公共汽车客运服务不满意的，可以向公交企业、公交站场经营者、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投诉。

投诉人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协助公交企业、公交站场经营者、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查明事实。

公交企业和公交站场经营者受理投诉，应当自受理之日起7日内答复投诉人。投诉人对经营者的答复有异议的，可以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投诉。

被投诉人接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交通行政执法机构的投诉处理通知后，应当在3日内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受理投诉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回复投诉人。

被投诉人接到投诉处理通知后，3日内未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公交企业和公交站场经营者对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八条公交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撤回线路经营权：

(一)未按线路经营权证及车辆投放的要求投入营运的;。

(二)未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擅自停运的;。

(三)转让、质押线路经营权或者将线路经营权交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的;。

(四)出借、出租线路经营权证的。

第五十九条公交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线路经营权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撤回线路经营权，自撤回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请线路经营权。

第六十条公交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撤回公共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许可，并指定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企业临时接管：

(一)未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

(二)不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抢险、救灾或者其他紧急运输任务的;。

(三)安全服务质量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

第六十一条公交企业因管理不善造成重特大人员伤亡或者严重财产损失等交通安全责任事故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撤回公共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许可，并指定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企业临时接管。

第六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责令停止经营，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从事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的;。

(二)未取得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经营权从事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经营的;。

(四)未取得公共汽车客运站场经营许可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站场经营的。

第六十三条非公共汽车使用公共汽车营运标识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公交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变更营运线路、路号、站点、班次、营运时间、车型及车辆数的;。

(二)提供不真实的公共汽车客运电子乘车卡数据的;。

(三)不按规定从事包车经营的;。

(四)公共汽车未按规定审验或审验不合格的;。

(五)行驶高速公路未按车辆实际座位数载客的;。

(六)使用无公共汽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参与公共汽车客运经营的;。

(七)聘用不符合规定的驾驶员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的;。

(八)不按规定执行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票价，不使用统一印制的票证的。

第六十五条公交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设置经营车辆的服务设施、安全设施、营运标识或者安全标识的;。

(二)随意上下客、滞站揽客、中途甩客、拒载和倒客的;。

(三)客运车辆广告设置不符合要求的;。

(四)公共汽车客运车辆卫生状况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五)不按规定承担有关免费、优惠乘车义务的。

第六十六条驾驶员和乘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予以警告，处100元以下罚款：

(一)未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从业资格证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

第六十七条公交站场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一)允许无证经营的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公共汽车进站经营的。

第六十八条公交站场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改变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的使用性质和功能的;。

(二)擅自变更站名、站牌的;。

(三)擅自以未经批准的名称命名营运站点的。

第六十九条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交通行政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侵犯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人身、财产权利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的。

第七章附则。

第七十条本办法所称公共汽车客运，是指公交企业利用10座以上的客运车辆，在规定的公共汽车客运线路上，按照批准的线路、路号、站点、班次、时间、价格营运，为公众提供乘用服务的运输活动。

本办法所称公共汽车客运服务设施，是指为公共汽车客运服务的停车场、站务用房、候车亭、站台、站牌等设施。

本办法所称公共汽车客运站场，是指供乘客上下车的，为公共汽车客运服务的枢纽站场及其配套设施。

本办法所称公共汽车客运站点，是指供乘客上下车的，为公共汽车客运服务的首末站、途中站。

本办法所称主城区，是指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含北部新区)。

本办法所称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包括区县(自治县)有执法权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第七十一条在符合条件的特定区域，公共汽车客运可实行区域特许经营。区域特许经营管理规定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七十二条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根据公共汽车客运的发展需要实行分类管理，制定公共汽车客运分类管理的具体办法。

第七十三条本办法自9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于12月1日发布的《重庆市主城区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特许经营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99号)同时废止。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十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

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的吉尼系数为0.365。）。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年统计数据。）。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中国和越南政府在转型经济的过渡时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发挥了主导作用。两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之下，由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实施和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强制性与诱导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两国都在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机制的改革，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十二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一直发展相对平稳。农村经济在多年的发展中其成果表现如下：

（一）经济主体趋向多元化。

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户手里，一些农户开始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农户开始以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并具有独立财产权和经营权；对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和产品主要由集体控制并拥有，企业的经营计划和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由集体来决定，国家对其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弱；此外，农村还出现了很多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它们为了实现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对行使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权有很高的要求。

（二）农村经济成份与产业结构逐渐转向多元和复合经济体制在不断的改革下，农村经济原有的自给经济逐渐转变为商品经济，农村经济原有的单一经济形式已逐渐转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单一的经济结构也变成了一体化经营的复合经济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三）农村经济关系开始走向市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特点逐渐消失，农村里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逐步市场化，完全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价值规律来自由调节，由市场去优化配置农业各种资源。

（一）农产品质量跟不上。

目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的过剩。我国农产品产量增长趋势过快，但是由于农业科技发展滞后，人均资源匮乏，导致产品质量没有跟上，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大量产品处于积压状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的质量提高迫在眉睫，但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资存在着严重不足，导致农业技术进步受阻，从而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农业对生产的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投资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是受到资金的限制，另一方面投资动力相对缺乏、缺乏优越的投资“技术”，投资引诱也严重不足。过度安逸的农村生活使得农民缺乏生存和竞争的压力，从而导致其抗风险能力不高，因此农民通过投资来进行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的动力相对缺乏。主要是由于农业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过长，规模较大、风险较高，而且盈利水平还相对较低，缺乏对市场资本吸引力，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去农村投资。

目前在我国，还存在着相当大比例的薄弱村集体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这些不足严重阻碍了高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农村基础设施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使党支部缺乏履行领导职能，缺少为群众提供多种服务的能力，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得不到更好地服务，因此他们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就很难得到有效的发挥，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定因素，从而导致农村经济不能持续、稳定、全面发展。

政府要采取硬性财政预算政策，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充足并准确到位；政府还要使农村信贷管理机制不断得到完善，加大农村信贷投入的力度，要确定好支农资金的比例和额度，并疏通供应渠道，确保资金及时到位，这样才能保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启动。另外加大对农村商贸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入，对农产品价格改革不断深化，使得农产品价格进一步提高，使国家能更合理地安排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此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要想使农业产量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就必须紧跟市场经济的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首先要使农业生产多元化，将各种农业资源进行整合并运用到农业发展中去，使各种农产品的产出得以增加。还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各种农产品，同时还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持续发展；产业化有利于农业科技的不断推广与应用，这种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因此，这种产业化必然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使农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得到很大的提高。

四、结论。

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基础地位，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农业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农产品质量跟不上，农业生产性投入不足，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的有效引导相对缺乏，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经济投入力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全面持续的发展。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十三

摘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在国内起步较早,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壮大,但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发展的困境。有鉴于此,拟从学理的角度去探究其面对的困境和解决办法。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作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好地满足了农民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需要，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组织化的平台，并取得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规模效益。不仅如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专业化经营也大大加快了农业内部的分工、分业。组织起来的农民以专业合作的形式展开农业市场化经营，不但可以获得社会分工、协作的生产力，而且通过扩展规模、突破地域限制而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的区域化布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生产力，从组织、制度和结构的层面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载体。它改变了单家独户进入市场势单力薄的地位，使个体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微观层面上结合起来，以较高的组织化程度、理顺的组织结构和适度的规模进入市场。农业合作组织还可以为成员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并能享受国家某些减免税待遇，有利于农业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深入发展。

(一).思想困境。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民自己,另一个是政府工作人员。作为农民,由于本身的知识学历比较低,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多,以为加入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就等于踏上了致富的“动车”,可以迅速实现“小康”,乃至“大富”,对合作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潜在风险估计不足,一旦遇到发展中的问题,极容易产生“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不良后果。同时,传统的分散经营使得农民的“私有性”较为严重,在平时的生产经营中,很难产生强大的“合力”。加之有的合作经济组织的章程不严密,对入社退社无明确的要求,使得很多地方合作组织发展,有利则红红火火,无利则冷冷清清,这也严重制约着一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很多人也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认识不够,缺乏远见,认为是农民自己的集体组织,只管建立,不负责发展,甚至任其自生自灭,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少,促进其发展的措施就更少。同时管理也显得很松散且无规律:工商、民政、科协、农委、政府等都在管,一旦遇到问题又都相互推诿、扯皮,致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二）人才困境。

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学生,自认为跳了“龙门”,即使遇到现在就业难的现状,很多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宁愿降低工资和各项待遇,也要留在大、中城市,实在在大、中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也只是回到县城去找工作,真正从农村来到农村去的学生少之又少。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毕业生都不愿回到农村,那来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更是不愿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工作。那些没考上大学的农村高中生是目前农村中的“高学历”者,且这一批人年富力强,正值工作的黄金年龄,但这一批人大多在外打工。现在农村中常年“驻扎”的人,除了“4050”人员,基本上就是留守未成年人。所以那为数不多的“懂理论、会操作、留得住、用得上、养得起”的青壮年就是目前农村中的“能人”。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而人才的严重缺失,使得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后劲显得不足。

（三）制度困境。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大多不够完善,各项制度的制定有待完善,缺少具体明确的要求。有的合作组织在工商部门注册、有的在民政部门注册、有的则根本没注册,使得各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既不方便开展活动,又不便承担法律责任;政府部门的行政介入也使得合作经济组织不能按自己的方式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府的附属部门;加之农村地理位置不便,县域内的各金融网点分布不够科学、合理,“支农”金融服务体系容易发生“断裂”,以至形成“真空”,而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扶持资金有限、民间借贷资金代价过高,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壮大。

（四）法律困境。

虽然在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法》就已实施,但税务、金融等方面相关配套的优惠政策迟迟未出台,即使最后出台了,各项优惠措施也得不到切实的落实。《合作社法》也仅仅是从大的方面,对合作经济组织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定性和解读,很多具体的细节和相关的问题还有待深入地研究和解决。因为法律困境的存在,合作经济组织不适用于相关经营领域的准入法律规定,无法进入农村相关经营领域受益,经济实体难以形成。

（一）提高认识,更新观念。

农民自己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身先士卒,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各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要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对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潜在问题和风险进入深入思考,并做好相应准备。政府部门应提高认识,加大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力度,通过培植典型,总结推广经验,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解决合作经济组织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为合作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服务,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二）积极培养和引进人才。

在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发展中,观念是条件,利益是根本,制度是关键,但无一例外的是最终都要落实到人。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三者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农民自身潜能的开发和挖掘:而这正是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对农民进行培训,使其中的一些“能人”和相对突出者得到集中培训,从而在合作经济组织中脱颖而出,为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强大的领导核心。同时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待遇积极引进人才,大量引进技术型人才,为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强大的技术核心,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输入新鲜的“血液”。同时积极鼓励高职院校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鼓励更多的优秀毕业生到农村去工作,树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就业理念,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实行公司化模式,完善各项制度机制。

首先,完善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各项规章、章程,推进民主化管理模式。各组织在保证一人一票的基础上,按交易额或者对组织的贡献大小行使表决权,但对表决权实行最高限制。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各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部分人操纵组织,妨碍组织发展的民主性。其次，按照公司制的要求,明晰产权,坚持分权制衡原则,同时完善分配机制,使各成员在实际生活中明显体会到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带来的各项好处,从而提高各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作为政府部门,应大力培育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采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小额信贷的方式,下大力气解决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资金难问题,彻底修复“支农”金融服务体系的“断裂”之处,消除“真空”,加快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四）加快立法进程,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德国早在1898年就颁布了合作社法;美国1922年颁布了《卡帕·沃尔斯太德法》,后又制定了《合作社销售法》;日本也先后颁布实施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渔业组合重建整备法》、《农协助成法》,各国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件为合作经济组织保驾护航。虽然我国在2007年也已经颁布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法》,但各部门、各地区还要完善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真正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法律条件,促使其快速发展。我国的法律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管爱国《符纯华现代世界合作社经济》.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2]慕永太《合作社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3]郭翔宇《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前沿问题研究》决策导刊,2005,(5).[4]赵治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实证研究综述》河南农业科学,2007,(11).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十四

[摘要]本文通过对湖北省27个主要地区131家农户进行调查访谈，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基本情况做了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湖北省的地域经济特点，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存在的障碍进行分析。针对分析结果，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湖北是农业大省和国家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至今仍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三农”问题是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村金融又是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突出难题之一,积极探索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有效办法,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但湖北省作为中西部的结合地带，同浙江等沿海地带相比民间金融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都要逊色很多，民间金融对湖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本文通过对湖北省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湖北省民间金融的优劣和劣势进行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村特点，湖北地域特色提出相关建议。旨在能探求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的途径，为湖北农村发展提供更有利的金融支持。

《2007年湖北省金融运行报告》显示，2006年湖北省民间融资活跃，融资额度逐渐扩大，主要方式仍为直接借贷，借贷利率总体上扬;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民间借贷样本监测中，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规模呈加快增长趋势，借贷利率明显高于正规金融贷款利率，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二者利差略呈扩大趋势，而农户民间借贷规模基本稳定，借贷利率水平差异较大。

目前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呈现多样化，既有民间借贷、合会、私人钱庄和典当行等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民间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互助储金会等。

本文对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交流访谈为辅，以户(家庭)为调查单位走访了湖北省武汉、荆州、黄石、仙桃等27个主要地区。发放调查问卷131份，筛选确认回收的有效问卷103份。

在接受调查的103户农户中，绝大部分以务农和外出打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共占调查总人数的79.4%。其余农户主要以做生意或以固定职业如教师为生。调查显示，在103个样本中只有14户有过向民间金融组织借贷的经历，仅占13.6%。当问及“当您缺乏资金时，您一般会向谁借款?”时，77.67%的农户选择“亲戚朋友”，24.27%选择“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选择“民间金融组织”的只有1.9%。

在湖北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农户需要资金时除了向亲戚朋友借贷以外大多会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尽量避免向民间金融组织如私人钱庄、合会等。究其原因，对于民间金融组织农户最大的顾虑是“不受法律保护”和“利率过高”，其中，“不受法律保护”一项占占38%，“利率过高”一项占37%，“资金来源不安全”占22%。

湖北省民间金融组织较少，不仅不具规模效应而且规范性较差。问卷对民间金融的服务种类、借贷利率、借贷过程中是否需要抵押做了调查。

民间金融的服务种类一般涉及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结算、信托、金融租赁、融资担保等。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的服务种类主要以发放贷款为主，所占比例为41%。其他的服务主要有吸收存款和金融租赁，各占17%和13%，结算也占有10%的份额。如图3所示。

民间借贷的利率向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由于样本中实际发生民间借贷的农户较少，所调查的利率为农户所了解的当地的民间借贷利率。结果如表1所示。利率区间主要集中在银行贷款基准率的1-4倍之间。

对于民间借贷中是否需要抵押品或担保，对有过民间借贷经历或接触过民间借贷的农户进行调查显示，54.8%的交易没有抵押或担保。

调查显示，74.5%的农户认为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点作用，认为“作用重大”和“没有作用”的比例相当，均为6%左右，认为“有负面作用”的占12.2%。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湖北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较小，规范性较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作用不是很显著。在所调查的农户中很多人在当地都没见过私人钱庄和典当行等民间金融机构，更谈不上把民间金融作为融资渠道之一。

在2007年末，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省有179家民营企业挤入其中，而湖北省仅有12家，在2008年末，浙江省有174家民营经济挤身于民营企业500强，而湖北省仅有12家。从注册资金上来看，2001年，湖北省私营企业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户有850户，而浙江省私营企业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户有2050家。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2002年1月进行的调查显示,按2001年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0亿元计算,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约为170亿元,企业以业主个人名义借入的民间借贷约为125亿元。可见，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对民间金融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民营经济的发展缓慢势必会导致民间金融资金需求的减少，对民间金融的需求市场的影响很大。这也是湖北民间金融总体规模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十五

豫北地区农村音乐教育存在着学校和家长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不够、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音乐教师缺乏和教学不规范等问题.解决的对策一是切实提高各级领导、教师、及学生家长对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二是改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教学条件;三是强化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作者：张晴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河南安阳,455000刊名：新西部(下半月)英文刊名：newwest年，卷(期)：2009“”(12)分类号：g63关键词：豫北地区农村音乐教育发展

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十六

豫北地区农村音乐教育存在着学校和家长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不够、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音乐教师缺乏和教学不规范等问题.解决的对策一是切实提高各级领导、教师、及学生家长对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二是改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教学条件;三是强化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作者：张晴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河南安阳,455000刊名：新西部(下半月)英文刊名：newwest年，卷(期)：2009“”(12)分类号：g63关键词：豫北地区农村音乐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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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与教育政策的研究（精选17篇）篇十七

[摘要]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体经济是村组区域内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经济形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能够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加快农村工业化、现代化步伐。延边如何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和地理环境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得更好、更快，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本文针对这一形势，将发展壮大延边地区农村集体经济作为行文主线，通过对发展现状对比剖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案，为延边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从延边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对延边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发展困境、问题原因、发展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延边地区的许多村级组织都处于“空壳”或负债状态，公共事务缺少投资，公益事业兴办不起来，基层村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每况愈下，有的村屯甚至连村干部的工资奖金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的经费都无法解决。以延边地区的汪清县为例，2012年，汪清县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为420.55万元，村均2.1万元，其中没有集体收益的村达到100个，占到总数的50%。农村集体经济收入非常低已经是延边地区的普遍现象，严重制约了延边地区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延边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二）增收渠道单一，发展缺乏后劲。

延边地区农村集体经济一般都是小规模经营，承包费、租金等成为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延边地区地处偏远的东北山区，属于相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相较发达地区落后很多，农村集体经济生存和发展愈发艰难，难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经过对汪清县2012年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结构进行调查和对比，当年汪清县村级集体总收入中，出让山地、征地补偿等一次性收入250.47万元，占比59%；土地承包、门市租金等经营性收入104.03万元，占比25%；粮食直补、退耕还林等其他收入66.05万元，占比16%。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了延边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还是主要依靠耕地、林地、果园、房屋、鱼塘、门市等集体资产和资源对外出租或发包，这些收入虽然风险小、来源相对稳定，但是却缺乏后劲。

（三）主导产业规模太小，农业产业化经济结构比例非常不合理。

延边地区许多村屯仍然依靠种植业、养殖业等传统农业来维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则主要依靠商业、服务业和门店出租或村集体土地、果园、林地发包等，收入来源结构不合理，收入少。主导产业普遍规模太小，有的村屯甚至都不知道该以什么产业为主导产业来发展，更不用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下游产品匮乏，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少，产业化程度普通不高，农民和村集体没有合适的产业作为基础，农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就无法保证。

（一）不良债务多。

延边地区村级集体负债现象十分普遍且非常严重。这其中，有村集体办公司、办企业亏损所造成的欠债，也有为了发展义务教育、村屯环境整治等公益事业到处举债。这些债务长期积累，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从汪清县村级集体负债情况看，截止到2012年底，汪清县有负债的村194个，占总数的97%。其中，负债10万元以下的136个，负债10-20万元的26个，负债20-50万元的22个，负债50万元以上的10个。这些债务中，有许多都已经成为陈账或死账，根本无法追回，村级债务化解起来非常困难，依靠自身实力根本无法化解。

（二）政策扶持不够。

延边地区还没有出台关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面的综合性文件。没有总体规划去指导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不会发展，存在问题非常多，导致关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的许多统计数据也模糊不清，难以制定切实可行、有针对性的政策文件。现在，农民群众非常需要政府出台关于土地使用、启动资金、资金扶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各县（市）、各乡（镇）基本上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抓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农村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上，扶贫工作也着重在扶持农户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则缺乏有效扶持。

（三）资产管理差。

延边地区集体资产经营管理非常不好。在延边地区，个别村组办公司或办企业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本地的实际情况，对公司或企业投资的项目不进行论证把关，盲目四处借贷办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投资效益越来越差，最后导致投资失败，欠下大量债务和贷款，根本无力偿还，给村级集体组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一些村集体在企业改制中对集体资产不评估或低评估，造成集体资产流失；还有的村非生产性开支数额较大，胡乱花钱现象严重，甚至贪污、挪用、侵占集体财产，造成集体资产流失。

（一）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探索缺乏，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较肤浅。

延边地区的各县（市）和各乡（镇）在选拔任用村干部上，更加注重村干部带头致富的能力和作用，忽视了村干部带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本事，没有意识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同时，对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发展缺乏深层次的探索，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决策不科学、缺乏创业观念、不重视市场经济规律、产品科技含量低、市场附加值低、竞争力弱等现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这些问题毫无办法。

延边地区多数村屯都没有预留机动地或预留的机动地非常少，使得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同时，分得土地的农民又不愿意把自家的口粮田留给村集体用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从延边实际来看，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大部分没有统一经营的龙头企业，集体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出租集体资产、资源来获取一定的租金、承包金，不能将集体资产、资源转化为资本。无集体经济收入的村组织完全依赖上级转移支付来维持村级组织运转，完全变为“三靠”模式，即村级运转靠“补”、公益事业靠“捐”、基础设施建设靠“要”。随着林权改革等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村级集体财产不断减少，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无米之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农村公益性支出逐年增加，尽管上级在不断提高相关补助额度，但是需要村集体负担的费用明显逐年增多，如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新农村配套设施建设等等，都需要村集体承担一部分费用。另外，一些非生产性支出如报刊费、招待费等也占据相当比例，造成农村集体经济负担过重。

（一）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

将村级领导班子配备到最好、最强、最优，提高能力素质，成为壮大集体经济的关键。结合素质升级，加强教育培训，是提高村级干部队伍素质的必要手段。村干部班子要充分认识发展集体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既敢于解剖困难和查找问题，也要积极利用当地优势，制定有效的方案和任期目标，同时能够坚持不懈将其解决。不仅如此，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和激励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对发展村内的集体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不仅要公开表彰进行精神鼓励，还要给予实际的物质奖励。

（二）积极寻找化解农村债务的方法。

一是要清收化债。由村委会对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核对，逐项逐户清收债务。对有偿还能力的农户，实行财产抵押或以欠转贷，变无息为有息，利率由村民大会决定；对一时无力偿还的农户，制定还款计划，分期进行偿还；对确实无偿还能力的贫困户，通过规范程序，进行缓收、减收、免收；对极少数有能力但不愿偿还的农户，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二是要减息化债。理顺陈旧贷款利息，制止利息转本金形成新的债务。三是要剥离化债。按照“谁举债谁偿还”“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重新核定债务承担主体，剥离不该由村委会承担的债务。

（三）探索实行多种发展模式。

一是依靠本村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外部情况、村班子政治觉悟和思想进步程度等情况，从基础工作出发，积极挖掘形式的多样性，反对一刀切，利用本村优势，找到适合的发展方向，本着靠水吃水靠山吃山的原则，成立服务组织，开发信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二是要积极建设农村网络信息平台，将村内有效信息及外部的先进经验及时录入，为村民的种植养殖产业寻求同领域汇总相对技术成熟、运营良好的企业，聘请相关人员进行授课、手把手教学，并积极促进这些企业与本村合作社合作，争取创建收益联合体。三是根据本村资源优势寻找发展道路。农村集体资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土地，只有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集体土地，才能做到借地生财，进一步确保农村集体经济有长期收入。四是加快农村的农民合作社和企业的建设，将村内闲置土地和一些小型且亏损的集体企业及时转让和出售给村民经营，一些破产的集体企业闲置下的设备和工作厂房等出售租赁给私营企业，增加村集体收入，盘活集体资产。五是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寻求政策扶持。在向上争取政策扶持时，可以考虑土地、林业相关优惠政策、种植业无偿补助、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等相关领域，利用县（市）开展的结对帮扶、走访活动以及目前大力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为载体，开展工程项目的整体规划和预计收入以及参股村民做出整体规划，确保审批成功。

（四）制定出台扶持政策。

政府的扶持一方面可以从宏观上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打破条块分割，在计划审批、工商登记、征占土地、资金投入、物资供应、产品销售、税费征收等方面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给予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援助。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要明确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减轻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农村集体经济所承受的负担，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农村集体经济专项发展资金，选取一批农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但具有特色产业项目、发展产业潜力较大、短期见效快、示范辐射力强的村作为试点村进行扶持。同时，通过政策倾斜和包联扶持，鼓励和引导各村以创办企业、招商引资等形式组建经济实体，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

五、结语。

延边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延边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影响着延边地区新农村的建设和改革大局，是体现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理念。从大局来看，城乡一体化进程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在有序推进，在以城镇带动乡村、以工业反哺农业的大趋势下，延边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会得到各县（市）和工业部门在政策、资金、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帮助和扶持，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特别是延边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稳步上升的良好趋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