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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论文篇一
这是更加高效的农业生产，种子包衣、精量播种，破土而出的冬小麦苗齐苗壮，全国冬小麦面积稳定在3.35亿亩以上；这是更加完善的农业生产基础，冬修水利，高标准农田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这是更加顺畅的流通储备体系，遍布全国的标准仓房总库容达7亿吨，确保正在集中上市的秋粮颗粒归仓。
回望今年的粮食生产，丰收来之不易。
各粮食产区克服了罕见秋汛导致的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地发生的新冠疫情、南方严重高温干旱等重重困难。夏粮、早稻实现增产，多个秋粮主产区玉米、大豆单产提高明显，全年粮食产量将继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
今年，中央首次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各地区各部门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以超常超强的力度促进粮食生产。
今年，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205亿元，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先后下拨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400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
今年，我国已实现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13个粮食主产省份826个产粮大县的全覆盖，农民种粮更有保障。
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是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8300万亩，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到今年底，全国将累计建成10亿亩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保障粮食产能1万亿斤以上。我国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
希望的田野上，新的丰收正在孕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既是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更高要求，也是对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战略部署。
粮食安全的论文篇二
粮食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大问题。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充分了解粮草的重要性，不用说每次出兵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单讲一个大事件——官渡之战。曹操一把火烧了袁绍的乌巢粮仓，袁军很快军心不稳一败涂地，最终逃回河北乃至最终被一网打尽，都是一个“粮”字。
民以食为天，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自然需要世界上最多的粮食。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永远都不能忽视和削弱，十几亿人的吃饭大事，便是天大的事。
有人说，干嘛担心粮食？我们可以进口嘛。我们每年都要大量进口大豆，有数据显示，每年大豆需求4500万吨，其中3000万吨依赖于国际市场，大豆对外依存度更是超过80%。我国2018年粮食产量已经突破13000亿斤，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但是我国农业结构的发展却不平衡，国内大批量生产的粮食都是小麦、水稻等高产量粮食，种类比较单一。这就导致了小麦、水稻生产过剩，而大豆，玉米等其他粮食却不够吃的现象。一旦因为某些原因粮食进口停止，依然会受到相当的影响。
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和生产秩序极不稳定，粮食安全问题一度引发担忧。在其他国家疫情尚未平稳控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抓紧粮食生产，把饭碗牢牢抓在手里。
保粮食生产，首先要保证农业生产最重要的要素——土地。早在2013年，我国就确定了“确保粮食安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明确做出了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禁止占用耕地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保护耕地的规定。因为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
保粮食生产，还要留住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解决种粮不赚钱的问题，实现土地规模化是解决种粮比较效益低的有效途经。通过组建土地银行、农业期货公司，保护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并维持其较高的收益。同时，要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化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
保粮食生产，需要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一方面培育推广一批高产、优质、抗逆、适应机械化生产的突破性新品种。另一方面，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等服务组织，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作用，为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服务。
保粮食生产，还需要一些配套政策。比如加强农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重点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要以财政投入为主，并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大力鸡舍高标准农田，提高土地生产率和水资源利用率。
粮食安全的论文篇三
_指出，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基础上，完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正处于高水平保障与高水平开放并存的时期。一方面，国内粮食安全保障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处于高水平，国际粮食市场成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来源。从国外进口粮食对保障国内粮食供需体系平衡、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以及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粮食贸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加上目前的世界卫生环境复杂，也加大了粮食供给的风险。由此，妥善处理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粮食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是新时代提升中国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应对粮食安全新挑战的基本方法。
一、高水平粮食安全与高水平农业开放并存
1.粮食安全保障处于历史最好阶段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对粮食安全问题极为重视。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使得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利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为世界贡献了1/4的粮食产量，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就生产端而言，70多年来，中国粮食总产量稳步上升，国内生产供应能力不断提高。1949年粮食产量为11318.4万吨，到20_年已经增长至66384.3万吨，年均增幅达到2.6%。1990年前，国内粮食产量实现了惊人的“十二连增”，连续多年粮食产量稳定在6.5亿吨水平。随着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也实现了大幅度提升，20_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4.2千克，成为历史上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最好时期。就消费端而言，中国实现了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获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食物消费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数据显示，1961-20_年，中国人均食物消费量呈稳定的增长态势，其中，主粮消费量增加了1.5倍，果蔬、肉蛋奶、水产品等消费量均增长了5倍以上，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最新粮食安全指数排名榜可以看到，在12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粮食安全指数排名第30位，且在食物总体供应、食物获得性、质量安全等重要指标上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农业对外开放处于高水平阶段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与中国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粮食市场有直接的关系。自20_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对外开放度较高，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较低和贸易自由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通过大幅度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使得平均关税税率仅有15.1%，是全球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的1/4，成为世界农产品进口关税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之一。同时，通过不断完善配额管理制度，适时扩大粮棉油及化肥等农资产品的配额量，特别是主粮配额量大，且在配额内关税降至1%，使得主粮进口量大大增加。在出口补贴方面，中国已不对任何农产品出口实施补贴。在国内支持方面，严格按照wto的要求，将特定农产品、非特定农产品“黄箱”补贴约束在特定农产品年度生产总值及农业年度生产总值的8.5%水平之内，这一“微量允许”的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通用的10%的标准，并自主放弃了多边体制为发展中经济体定制的“发展箱”权利。按照wto规则的要求，中国还放宽民营企业出口限制，不断降低国有企业农产品出口比重，提高了民营企业农产品出口比重，使得涉农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农业对外贸易投资的主力军。另外，中国通过不断调整和修订国内农业政策法律体系，逐渐推动农业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通过履行入世承诺以及不断加大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接轨力度，为中国农业构筑了一个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商务部数据显示，20_年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额为279亿美元，到20_年增长至2300.7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13%。其中进口额从20_年的118.5亿美元增加到20_年的1509.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5%；出口额从20_年的160.5亿美元增加到20_年的79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随着农业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已经完全嵌入到全球农产品市场。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成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显然，在国内环境资源约束不断加剧的情况，通过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能够为国内粮食供给体系平衡提供支撑。从主粮进口的数据看，从1996年起大豆就成为净进口主粮，到20_年进口量已经达到8851万吨，成为中国进口量最大的主粮品种。小麦、玉米、稻谷也分别于20_年、20_年、20_年成为净进口主粮品种。商务部数据显示，从20_年加入wto到20_年末，中国粮食净进口量从959.2万吨飙升到12782.3万吨，年均增幅超过17%，是世界上粮食进口增速最快的国家，粮食净进口量已经占到了国内粮食总产量的20%。
二、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1.“非必需”的大量进口破坏了国内粮食平衡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对农产品进口调节上并无足够的关税控制空间，也难以运用多元化的关税调控形式。同时，进口许可、数量限制等措施也几乎派不上用场，使得控制农产品进口的手段较为有限，传统的边境保护难以发挥作用。正是如此，随着国内农产品价格倒挂问题的加重，国内外粮食价差很快就突破了关税的防护作用，粮食进口的动力日渐增强，超过国内正常供需缺口之外的非必需进口大量增加。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20_-20_年间，每年的粮食供需缺口约为5000万吨左右，但实际上每年粮食净进口量均超过了8000万吨，部分年份甚至超过了1亿吨，这4年间累计的“非必需”进口量超过了1.5亿吨。从20_年至今，在中国进口粮食中有50%的量是超过了正常供需缺口的“非必需”进口。
“非必需”进口量的增加，对国内粮食市场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冲击了原有的粮食供需平衡体系。一方面，“非必需”进口的激增增加了库存压力，也影响了国内粮食自给率。随着进口量的增加，中国的玉米、小麦、稻谷、大豆等主粮品种自给率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如果不将大豆算在内，中国三大主粮的自给率依然能够维持在97%~98%的水平。因每年大豆进口量较多，将大豆计算在内，粮食自给率下降趋势极为明显，20_年约为90%，到20_年下降到83.9%，到20_年勉强维持在86%的水平。另一方面，大量的“非必需”进口冲击了国内粮价，进口粮食价格的“天花板”效应比较明显，不仅导致了农民卖粮难，而且也加大了政府收储压力并加重了公共财政负担。另外，国际市场的低价粮持续进入国内市场，也对国内粮食市场竞争带来了倒逼压力，从而促使粮价的下降。从长远角度考虑，主粮市场被大量的低价进口同类产品挤占甚至是替代，对国内粮食生产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要求国内粮食生产支持及补贴政策必须做出适当改革。
2.国际规则限制了国内农业政策的调整空间
与欧盟、日韩等经济体相比，中国对农产品进口缺乏高关税保护体系。为了应对国际市场低价粮进口带来的冲击与压力，主要运用国内支持政策来进行调控。但是，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国内农业支持政策面临着国际规则约束的压力不断加大，20_年之后陆续实施的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使得中国主要粮食品种的“黄箱”支持总量一再增长，日渐逼近或突破8.5%的底线。中国国内支持政策的运用受到了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关注，面临着较大的争讼压力。20_年9月，美国以中国政府对玉米、小麦、稻谷三大主粮提供的国内支持超过了微量允许的水平为由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诉讼。20_年2月，专家组报告裁决驳回了美国对玉米补贴的诉讼要求，但依然裁定中国政府对小麦、籼稻、粳稻的国内支持超过了“微量允许”的水平，后上诉机构维持了这一裁决。可见，中国粮食补贴及相应的支持政策，面临“黄箱”规则的约束日渐凸显。总体看，当前中国农业领域遭遇的争端诉讼率在上升，涉及到的农产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按照wto的统计，20_-20_年，中国作为被诉一方的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件有4起，明显超过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农业领域的被诉量。这些案件被诉的事由均属于中国国内支持政策范畴，包括价格支持、配额管理、贸易措施、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等；涉案的产品范围包括主粮、油料、糖类等。显然，中国现行的农业政策体系正遭到美国、加拿大、巴西等世界主要农业出口国的全面审视，因此改革和完善现有农业政策体系特别是粮食支持政策，使之能够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还能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国际贸易争端，这是中国应当重视的问题。
3.国际粮食市场的复杂性加剧了外部粮源的输入性风险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仅会带来巨大的进口压力和国内市场竞争压力，还面临着诸多的国际规则约束，限制了国内支持政策的发挥空间。除了这些压力之外，国际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外部粮源利用的输入性风险，需要谨慎面对这一风险。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类自然灾害频发的大背景下，输入性风险带来的压力会持续增加。一方面，全球粮食生产及出口依然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非市场因素对国际粮食市场及全球粮食贸易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给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除了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格局之变等常规影响因素之外，原油价格波动、生物质能源的发展、金融资本的操控等因素对全球粮食市场供给及价格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加剧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这同样给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自20_年以来，由于世界卫生环境的复杂性，一些主要粮食出口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粮食出口，造成了国际粮价的异常波动，使得区域范围内的粮食流通链和供应链中断。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全球粮食生产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甚至还会升级。不确定性、价格波动性等问题甚至会成为未来国际粮食市场的常态特征，中国必须要尽早应对，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将这些影响降至最小。
4.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面临阻力
中国作为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为了更好地应对粮食安全的新挑战及新风险，应当化被动为主动。一方面，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和化解来自于国际市场的进口压力及价格波动风险，另一方面还应主动作为，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增强在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各类风险和压力遏制在萌芽状态。就当前而言，中国应该主动作为，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提升应对全球粮食市场风险的能力，特别是要提高粮食供给能力以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为全球粮食贸易创造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外部环境。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既符合中国应对进口风险及稳定外部粮源的实际需求，也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但是，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有一定的阻力。一方面，发达国家经常以中国对粮食贸易实施保护、国内外市场衔接不够等为由来阻止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当中国增加粮食进口并加大对外农业投资时，又面临着“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等无端指责。
三、应对粮食安全新挑战的思维转型及政策着力点
1.树立新的应对思维
(1)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主要因素是价格，进口与缺口之间不能划等号
在传统的供需平衡思维模式下，国内供需平衡几乎不考虑价格因素。如果国内生产的粮食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即便是价格较高而国际市场上价格相对较低，但因为内外部市场的隔绝，也难以进口(少部分以调剂为目的的进口除外)。随着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调控对国内外市场连接影响力的发挥还离不开价格这个“市场之手”的衔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完全取决于国内外粮价走势，政府对贸易的调控力下降，国内外市场的连接也不再是国内粮食缺口所要求的平衡，而是由内外市场的价差驱动进口。当国际市场作为中国粮食供给的来源市场并成为影响国内粮食供求关系平衡的重要因素之后，只有国内外粮价差距足够大，粮食进口的动力就会继续存在，国内外市场的衔接度也会进一步增强，进口也将成为易事。而对进口与否、进口多少的争论，进口量并不是单方取舍的思维模式，也不是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应有思维。
(2)产量高并不意味着竞争力强，增产并不必然提升自给率
在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粮食贸易的决定因素是国内外粮价的差距。长期以来，中国对粮食生产的关注点是产量，而不是粮食作为产品的竞争力，因为这两个目标并不能完全统一。农产品属于同质性较高的产品，竞争力的高低是由价格决定的，也就是由生产成本高低决定的。按照边际递减理论，如果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产出的不断增加，可变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下降，因而使得产出边际成本上升，最终使得价格上涨而竞争力下降。如果将技术进步的因素考虑在内，过于追求产量的最大化，生产成本也不一定会下降。在农业开放水平低的情况下，国内产量的增加可以有效调节供需缺口，从而能够遏制进口。在高水平开放的情况下，国内粮食产量增加也可以调节供需缺口，但无法阻挡国内外价差引发的粮食进口。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国内粮食产量增加是以成本增加为代价，国内外价差会进一步拉大，反而会导致进口量进一步增加，从而降低了粮食自给率。
(3)粮食安全并不是绝对的自给自足
保障粮食安全并不必然要求粮食的自给自足，在高水平开放的情况下，加强国际粮食合作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路径之一。不过，对于中国这一人口大国，保持较高水平的自给自足率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将绝对的自给自足认为是粮食安全，那么就会对粮食安全保障路径产生误解。真正的粮食安全应当是稳定的、持久的高消费水平，而不是维持较低的进口水平。事实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民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像人口大国印度就维持了较高水平的自给率，每年能够向国外出口大量的粮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粮食安全处于较高水平。由此而言，在中国农业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要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建立稳定粮源引进渠道。20_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保障粮食安全要立足国内、适当进口，确立了新的国家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并重新厘定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与边界，从过去要求全面自给自足到保障重点粮食品种安全的转变，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并将国际粮食市场作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在中国农业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必须立足于全球来构筑国内的粮食安全保障观，建立开放型、持久性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转变粮食安全保障的思路，建立生产、需求、进口三元平衡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一方面，在明确国内资源禀赋、农业支持政策及国际规则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系统考量生产、供给、进口的关系并建立三者协同的调控机制体制，确保国内粮食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国内外市场、国内供需平衡与进口之间的协调和衔接。另一方面，要关注国际市场供给趋势、风险变化及贸易政策变化，主动参与全球粮食治理体系，积极应对粮食安全所面临的新挑战。
2.政策着力点
(1)农业竞争力提升
“非必需”进口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粮食竞争力有待提高。一方面，现有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难以与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农业领域展开竞争。中国户均耕地面积只有0.5公顷，户均规模只有美国的1/350，美国大规模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方式不适用于中国。即便是到2050年中国农业人口减少至3亿~4亿人，户均耕地规模也只有1公顷左右。另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农业竞争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不仅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同样也带动了其他要素成本的上涨，使得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中国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成本日益接近日本、韩国、瑞士等国家的水平，与美、澳、加等主要农业出口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考虑到中国劳动力价格、土地资源要素等价格上涨的趋势难以逆转，成本驱动的价格倒挂将会成为常态。如此，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竞争力，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竞争力，才能够减少“非必需”进口。在传统边境保护水平有限，且国内支持政策受到多边规则约束日渐增强的情况下，提升中国粮食产业的竞争力是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2)国内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国际规则
随着粮食国内外市场融合度的加深，国内农业政策设计必须要充分考虑国际规则的要求，忽略国际规则的农业政策设计空间日渐狭窄，国际规则对国内农业政策的约束力不断加强。由此，中国今后国内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仅是国内问题，还需要充分反映国际规则的要求及中国的承诺。中国在农业政策制定或农业法律规范修改过程中，相关内容和条款的设计要与国际规则接轨，使之能够符合国内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还要避免陷入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之中。另外，中国作为全球农产品进口大国，不仅要求保证国内政策及立法与国际规则接轨，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重塑，以更主动的姿态和作为，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争取更多的空间。当前，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及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粮食能源化和金融化的复杂形势，以及部分农业贸易规则依然存在大量的模糊地带，中国应在充分研究现有规则基础上利用好规则，并力争通过区域、双边贸易协定设计出新规则，为以后的国际规则谈判创造出更有利于中国的空间。
(3)粮源进口多元化和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在高水平开放的情况下，打造稳定、多元化的进口来源渠道是满足国内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同时还应该做好风险防范及管控。客观而言，中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进口来源地过于集中，对相关出口国的依赖度较高，这些国家的供给能力或经济政治风险对中国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了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稳定。由此，在未来的粮食贸易体系及政策安排上，应该推进多元化的进口战略，构建多层次、多区域、多品类的分散式进口体系。另外，在全球气候变化日渐显著的情况下，粮食供需关系会呈现出更多的跨区域属性，各国的共同治理是应对粮食安全保障的基本要求。特别自20_年以来，粮食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粮食安全治理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通过合理调整世界的粮食资源，回应各国的实际需求，寻找各国共同的利益交叉点，惟其如此才能够确保治理体系稳定而持续。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在农业扩大开放的情况下，粮食进口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也对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就国内而言，一方面，“非必需”的大量进口，使得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升粮食竞争力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而也使得国内粮食安全思维和政策必须及时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多边规则对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约束性越来越大，限制了国内政策的调整空间，造成了较大的改革压力。就国际角度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受到国际贸易环境、气候变化、贸易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市场波动性、不确定性等成为未来国际市场的基本特征，中国以后利用外部粮源的风险也将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亟待思维转型和政策转型，推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食供给体系及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农业政策体系的建立，从而不断提升中国粮食安全治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开放性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2.政策建议
(1)推进从产量到竞争力的粮食安全导向转变
当前中国粮食安全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日渐密切，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都是非传统风险，亟待粮食安全导向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要适当弱化对高产量、高自给率的追求，将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竞争力作为粮食安全新目标。一方面，通过成本与价格对照，对抬升中国粮食生产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引起关注，通过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降低相应成本，从而变相提升粮食竞争力。比如可以通过加速推动流转，扩大经营规模来降低劳动力成本；通过生物育种、土地种植效率提升等技术开发及应用推广，以提升资源利用率；扩大政府部门对粮食生产的投入等。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所属气候带丰富，在此基础上通过推进差异化的生产格局及错位竞争来弥补成本竞争劣势，在提升品质的基础上注重品牌效应，走质优价优的路线；也可以推进中国产业融合来提升农业的整体竞争力等等。
(2)推进农业政策体系从国内分轨到内外对接的设计转型
在综合考量国际规则的适用性、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性及多边贸易规则改革趋向等因素的基础上，在合理范围内继续优化和完善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提升中国粮食生产的竞争力。具体而言：第一，认真研究wto《农业协定》中的模糊空间，在wto规则允许的空间内创新中国农业补贴方式。第二，加强对多边、区域农业贸易、援助、管理等多种规则的研究，提升运用规则的意识和能力。第三，积极推动并参与新一轮农业贸易多边谈判，推动wto农业规则的重塑。一方面，针对现有的wto农业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在后续谈判的时候要加以关注，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另一方面，重点关注与中国粮食贸易相关的国内支持、出口限制、粮食援助等规则改革，并提出这些规则改革的具体主张，将农业贸易政策调整与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进行对接。
(3)通过构建主动风险管控模式来提升外部市场的利用能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局势，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预警及管控机制，提升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把控力，采取多种措施化解和分散来自于国际市场的进口风险或其他输入风险。具体而言：第一，放宽部分国家的粮食准入限制，继续拓宽粮食进口来源渠道，打造多元化、高效化、稳定性的国际粮源供应体系。第二，利用好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加强对“非必需”进口的调控。鉴于当前中国可用于调控“非必需”进口的手段不多，由此在未来的多边、区域、双边贸易谈判中确保现有的关税、配额管理、国内支持政策空间不再被压缩。同时，加大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力度，充分利用好反倾销、反补贴及特别保障措施等手段，为粮食进口调控留下空间。第三，建立并完善农产品进口检测与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对大宗商品市场的监测、研判及预警，及时了解大宗商品市场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贸易损害补偿办法，从而帮助农户和农业企业提升粮食生产的竞争力及应对风险的能力。
(4)通过营造外部环境来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在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合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来保障粮食安全已不可逆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加强粮食输入性风险的防控，还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的合作，通过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来实现参与的主动权。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深度结合，推进农业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联动。“引进来”就是充分利用好国际贸易及国外的资本与技术来弥补国内粮食供需缺口；“走出去”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对国际市场及国外农业资源的控制，从而减少输入性风险。当前，要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支持中国涉农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完善产业链布局，特别是要扩大对土地等上游资源的投资，实现全产业链控制。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为构建持续稳定的全球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还应该努力推动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和治理机制的重构。同时，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及投资框架，深入推动多边农业贸易规则谈判和涉农国际机构改革，强化各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协同一致，稳定国际粮食供给体系。
粮食安全的论文篇四
粮食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向全球敲响警钟，首次提出了“粮食安全”问题，自此它引起了群众的积极响应。怎样确保粮食安全，这也成了人类面临的一大问题。
概念：
粮食安全，顾名思义就是能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包括：
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
2、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
3、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安全现状
国际社会的粮食安全
第一，粮食供给处于紧平衡。从20_年的情况分析，美国农业部的报告认为，20_年世界谷物产量可达到22.16亿吨，而在需求量可能达到21.76亿吨的情况下，供大于需只有4000万吨。
第二，粮食价格滞留于高位。借助于需求增加和大宗资源价格上升的力量，国际市场粮价最近几年一路扶摇直上。
第三，饥饿人口有增无减。据联合国公布的最新数据，20_年全球每天忍受饥饿的人数将达到10.2亿人，扭转了过去40年中饥饿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而且这一数字今年将继续增加。
中国的粮食安全
在中国，耕地仅占世界10%，人口却占世界的22%，十几亿人的粮食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因此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是政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是实现粮食安全的总目标。
影响因素
在影响粮食安全的各种因素中，人口因素应当是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因素
并不只表现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导致对粮食供给的压力，还表现在生产要素、结构变动等多个方面：
第一， 粮食需求的膨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依照全球150个国家的人口指数预测，预计到2025年将增至91亿，粮食需求随之将增加50%。
第二， 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恶化。
第三， 粮食分配与消费的严重不均。
第四， 消费结构升级加剧了粮食供给压力。
解决方案
提高全球性耕地的资本投入
营造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
创建协调性与联动性的国际机制
(1)联合国可建立一个全球性粮库，履行“世界粮食银行”职能，并制定“特别借粮权”，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应对粮食危机。
(2)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获得撤销相关国家粮食贸易限制性规定的职权，(3)经合组织负责制定全球性的生物燃料指南和保障措施。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负责评估相关国家应对粮食安全危机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国际市场粮食产品及期货的分析和监督。
目前世界粮食危机日趋严重,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既要有近忧，也要有远虑，带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健全国家和粮食储备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严格限制粮食的工业化等方面下大力气,全社会共同努力，为粮食安全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粮食安全的论文篇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农业科技进步作为增加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根本途径，科技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的作用日益加强。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开展联合攻关和试验示范，推进农业技术进村入户，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建立起超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米等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基本实现主要粮食作物良种全覆盖。
绿色、高效是粮食生产技术发展的方向。我国大面积推广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绿色防控等节本高效技术。目前，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农药、化肥利用率分别是39.8%和39.2%。
从传统的“镐锄镰犁”到智能化的“金戈铁马”，粮食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加大对农机制造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改造投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链，对农民购置农机具给予补助，有力推动了农业机械化进程。
为了激发创新热情，“十三五”时期，国家从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引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希望的田野处处涌动金色的希望。